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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士炉似乎很不起眼。它问世的时间是1893年，不上不下地卡在电灯泡和飞机这两项重大发明之间。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小家电如今已是居家必备品，普通人拿出不到一个小时的工资就能买到一台质量可靠的多士炉。
然而，当托马斯·思韦茨（Thomas Thwaites）着手研究“多士炉项目”时，却发现制造多士炉竟然是一项如此了不起的成就。思韦茨是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一位主修设计的研究生，他计划从零开始制造一台简单的多士炉，并将这个项目命名为“多士炉项目”。他先拆开一台便宜的多士炉，数了数其中的零件，发现一台小小的多士炉竟然有400多个大大小小的零件。即使最原始的机型也需要下面这些东西：铜，用来制造电插头的插片、电线和内部线路；铁，用来制造烤制主体和弹出面包片的弹簧；镍，用来制造发热元件；云母，一种有点像瓦片的矿石也必不可少——发热元件要缠绕在云母上；塑料，制作插头、电线绝缘体以及光滑机壳都少不了它。
明确任务内容后，他马上行动了起来。为了弄到铁矿石，思韦茨一路跋涉来到威尔士的一个旧铁矿，可这个铁矿现在已经成了一座博物馆。为了把找到的铁矿石熔炼成铁，他想尽办法：先采用15世纪的工艺，结果一无所获；再用吹风机和落叶吹扫器代替风箱，效果也没好到哪里去；最后的方法无异于作弊——他用两个微波炉炼出了硬币那么大的一点儿铁，其中一个微波炉还为此“光荣捐躯”，这种全新炼铁法可是他的新“专利”。
制造塑料也并非易事。思韦茨费尽口舌劝说英国石油公司（BP Amoco）用飞机把他送到近海石油钻井架上采集原油来制作塑料，结果没人搭理他。他又尝试用马铃薯淀粉制造塑料，却被霉菌和饥饿难耐的蜗牛搅了好事。无奈之下，他只好从附近的垃圾场里搜集了些塑料，融化后铸成了多士炉的外壳。后来，他干脆就这样一路投机取巧到底——用电解法从安格尔西岛（Anglesey）一座旧铜矿的脏水里提炼出了铜，简单融化了一些纪念币得到了镍，再用皇家艺术学院珠宝系的专业机器将其扯成电线。
这样的妥协实属无奈。“我意识到要真的完全从零开始，造一台多士炉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思韦茨坦言。尽管思韦茨为了制造这台小家电费尽心思，可他造出来的多士炉看起来更像一个多士炉造型的生日蛋糕，整个外壳油乎乎、软塌塌，像是蛋糕上化得一塌糊涂的糖霜。“接上一节电池，面包片就烤温了，”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不过，通上电后会怎么样就难说了。”后来，他还是鼓足勇气通上了电，两秒钟后，多士炉变成了烤面包片。
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有些东西的构造比多士炉简单得多，但制造这些东西也离不开全球供应链体系和许许多多人的共同努力，为之付出过劳动的人遍布世界各地，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辛苦操劳的成果最终将何去何从。
加拿大森林里的伐木工砍倒参天大树时，根本不知道自己砍倒的树木到底会做成窗框还是铅笔。在智利巨大的丘基卡马塔铜矿区（Chuquicamata），一辆体积和房子不相上下的黄色巨型卡车顺着爆破而成的坡道轰隆隆地前进，卡车司机根本没有心思考虑车上拉的铜矿石最终要做成多士炉线路还是子弹壳。
现代社会里产品的种类更是多得让人震惊。一家普通的沃尔玛超市里就有10万多种各不相同的商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研究复杂性的专家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指出：如果把不同大小、样式的鞋子、衬衫、袜子和不同品牌、口味、规格的果酱、酱汁以及数百万的各类折扣图书、DVD、付费下载音乐加起来，你会发现，纽约、伦敦这样的重要经济中心能提供100多亿种截然不同的商品。其中的很多产品在多士炉问世那个年代人们做梦都不敢想，而现在每月还有几百万种新产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我们沉浸在自己亲手创造的这个复杂社会里，不但没有眼花缭乱，反而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
我曾经为社会能如此完善而复杂深感庆幸，现在却不再那么肯定了。毫无疑问，复杂的经济体确实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些财富，但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如今确实有更多的人有机会享受高水平的物质生活；虽然不时会出现经济衰退，但社会财富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增长。不可忽视的是，创造这些财富的过程堪称奇迹，其中工作之艰巨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不过，“多士炉项目”值得我们深思。多士炉正是这个完善而复杂的世界的象征，除此之外，它还象征着横亘在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们面前的障碍。从环境恶化到恐怖主义、从调整银行系统到消除世界贫困，重大的政策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总是为之争辩不休，但答案却似乎遥不可及。即使是一些毫不起眼的商业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也往往和“多士炉项目”一样出人意料地复杂。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本书要研究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但是本书更深层的目标是，在一个连多士炉都复杂得让人费解的世界里，如何才能真正解决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
烤面包片并不难：不要把面包片烤糊，不要让用户触电，不要引起火灾。作为主角的面包片本身不具有主动性：它既不像投资银行家总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也不像伊拉克的恐怖组织和叛军，试图谋害你的生命、危害你的国家利益、摧毁你的信仰。多士炉只是针对古老问题的一种改进方式——罗马人就爱吃面包片，它和万维网或个人电脑截然不同，后者解决了我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问题。与改革孟加拉国、推动贫困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让工厂能轻松生产多士炉、让多士炉及其烤制的面包片能走进千家万户这些复杂的问题相比，烤面包片这个问题简单得让人哑然失笑。与环境恶化问题相比，它更是小巫见大巫——应对环境恶化问题需要付出比改造10亿台多士炉还多的努力。
如何与顽抗到底的叛军进行战斗，如何在人们还很难想象一些观念前先孕育这些重要的观念，如何重新构建经济体以使其能应对环境变化、推动贫困国家走向富裕，如何防范心怀不轨的投资银行家再次摧毁银行体系——这些才是本书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多变，它们所处的世界也同样复杂多变。我会证明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有趣的是，它们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这样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简直称得上是奇迹。这本书要探讨的就是奇迹为何会发生、它们何以如此重要以及我们能否创造更多的奇迹。
我们为过去的第1个100天里华盛顿的变化深感自豪，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一点在座的各位也很清楚。下面，我将简要地介绍本届政府的近期计划。在即将到来的100天里，我们将设计、建造一座图书馆并投入使用，献给之前的第1个100天……我相信，如果即将到来的100天一切顺利，我只需花72天就能完成计划，这样到第73天我就能歇口气了。
这是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2008年11月，奥巴马在民众排山倒海般的希望和期待中入主白宫。几个月过去了，奥巴马召开记者招待会对过去的100天进行总结，按照惯例，他在发言中开了几个轻松的玩笑。现在看来，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奥巴马当时的玩笑一针见血：人们总是对一个人抱有太多的期望。
这是因为人们迫切需要相信领袖拥有过人的能力。在面对复杂挑战时，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寻找一个领袖来应对挑战。不仅是奥巴马，每一任美国总统在当选前都承诺会让政坛气象焕然一新，但现实情况总是不容乐观，几乎每位总统随后的民意支持率都大幅下跌。原因不在于人们选总统时总是看走眼，而在于现代社会里人们过分夸大了领袖的能力。
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本能反应，可能是因为人类社会首先进化成了狩猎采集部落，面临的都是狩猎采集问题。虽然当时人类的大脑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社会却很落后：那时的社会上只有几百种而不是几百亿种产品。那种社会面临的挑战无论多么令人生畏，都相对简单，聪明、智慧、勇敢的领袖足以想出解决方法。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所面临的挑战相比，那些挑战更是微不足道。
无论原因是什么，人们这种依赖领袖解决问题的想法根深蒂固。当然，领袖也不必单枪匹马解决所有问题。卓越领袖的身边聚集着众多的专业顾问，他还会寻找对当前问题独具慧眼的资深专家，但是这种有深度的专家意见也未必能解决当今社会的复杂问题。
对于这个现象，最好的例子当属一项针对专家意见局限性的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始于1984年，主持研究的是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菲利普 · 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
泰特洛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一个专题委员会里最年轻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受托调查冷战期间苏联面对里根政府的强硬态度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里根政府是会把苏联的反应看作恃强凌弱者的恫吓，还是会给出有效的反击？泰特洛克尽最大可能寻找所有的相关专家，仔细征求他们的意见。事实让他大为震惊：这些最权威的冷战问题研究专家的看法竟然一次次地互相矛盾。我们早就对电视上受访者的意见相左习以为常，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不过，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人都是知名专家，而他们对最关键的现实问题的看法也不能达成基本一致的话，我们就该明白所谓的专家意见远不如我们期望的那么可靠。
泰特洛克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20年来，专家判断力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跟踪调查了300多位专家——他所说的专家是指专业从事政治、经济动向评论或咨询的人，这样的专家多得惊人，有政治学者、经济学家、律师、外交官，还有间谍、智囊团成员和记者。这些人多半拥有博士学位，几乎人人都有硕士学位。泰特洛克评估专家判断力质量的方式就是死盯到底：他让这些人作出明确的、可以量化的预测——私下回答他提出的27540个问题，然后他静观其变，看这些人的预言能否变成事实。实际上，这些预言很少能命中。专家们失败了，他们无法预测未来，这表明他们也没能完全把握异常复杂的当前局势。
但这并不是说专家意见一无是处。泰特洛克把专家们的回答和研究生对照组的回答进行了比较，专家们的表现更胜一筹。不过客观地讲，专家意见带来的收益极为有限。只要专家们对政治世界有大概的了解，特定领域的深厚专业知识似乎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预测俄罗斯问题时，俄罗斯问题专家并不比加拿大问题专家预测得更准确。
泰特洛克的多数研究记录都透露出贬低权威专家的味道。为什么不呢？泰特洛克最值得品味的发现就是，专家——花大量时间接受记者采访的那些人，名气越大就越担当不起专家这个头衔。路易斯 · 梅南（Louis Menand）在《纽约客》中写道，他很喜欢泰特洛克对装模作样的预测专家的看法，他发现“泰特洛克这本书有一个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他似乎很不情愿得出的那个结论：‘自己动脑思考’”。
泰特洛克不愿仓促得出结论还有一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还显示专家们确实比非专业人士做得更好。这些才智过人、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拥有独到的见解——只是这些见解也不过如此。问题不在于专家本身，而在于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任何人都没法看透它。
既然面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专家意见也于事无补，我们该如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呢？或许我们应该从我们看到的成功故事中寻找答案——从这些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发达国家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