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电影《黑衣人》里尸检的生动场面吗?脸突然裂开,露出内部的大脑构造,右边有一个外星人长相的超级小人在拉动杠杆使之工作。这就“我”(I),“自我”(self),知觉的中心,人人都认为我们拥有的“控制台”。好莱坞把它表现得很完美,我们都相信它,哪怕我们理解这并非它的运作方式。事实上,我们懂得,我们的大脑是自动化的,它们是高度复杂的并行分布式系统,似乎没有统一的最高指挥者,就像是没有统一指挥者的互联网那样。基本上,我们有点像是从工厂里一出来就安装就绪、随时可用的产品。
以袋鼠为例。过去的9 500年,生活在澳大利亚袋鼠岛上的小袋鼠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一般。这么多年来,它们的生活环境里一直不存在天敌。它们甚至见都没见过天敌。那么,为什么你把肉食动物,比如老虎、狐狸,或者现在濒临灭绝但过去是它们天敌的毛绒玩具拿给它们看,它们会停止觅食,露出一副警觉的样子呢?为什么给它们看不是天敌的动物模型,它们却浑然无所谓呢?按照它们自身的经验,它们压根儿就不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自己需要留神警惕的动物。
和袋鼠一样,我们内置着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种针对不同行为和选择的预设偏好。我不知道袋鼠的脑袋会怎么想,但我们人类认为,我们自己做出所有的选择,采取自觉和有意识的行动。我们都觉得自己是统一而连贯的超级心智机器,潜在的大脑结构必定反映了我们所拥有的这种超级强大的感觉。但它并不是这样。大脑拥有数百万的局部处理器来做出重要的决定。它是一套高度专业化的系统,关键的网络分布在大脑的整个组织当中。大脑里没有最高指挥员。你当然不是大脑的最高指挥员。如果你曾失眠过,想必知道:不管你怎样对着大脑喊叫“停下,去睡觉”,它也从来不听你的。
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才积累了眼下所掌握的关于人类大脑组织的知识。这也是一条坎坷之路。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人们对这些知识始终感到不安。大脑怎么能以这么多种方式局部处理事情,同时仍然在表面上维持综合的整体性运作呢?这个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第一条线索来自解剖学,有关人类大脑的现代解剖学知识来自17世纪的英国医生托马斯 · 威利斯(Thomas Willis),威利斯氏动脉环(大脑底部的血管结构)就因他得名。他最先描述了胼胝体的纵向纤维和其他若干结构。100多年后的1796年,奥地利医生弗朗茨 · 约瑟夫 · 高尔(Franz Joseph Gall)得出一个想法:大脑的不同部位产生不同的心智功能,带来了人的天赋、特点和性情。他甚至认为,道德和智力是天生的。虽然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但它们建立在没有科学依据的错误前提之上。他的前提是,大脑是由不同器官构成,每一种器官负责一种心智过程,产生特定的特征或才能。如果特定的才能高度发达,它对应的器官就会扩大,只要按压头骨表面就能感觉到。根据这个思路,他提出,可以通过检查头骨来诊断人的特殊能力和性格。这后来就成了颅相学。
高尔还有另一个很好的想法:他搬到了巴黎。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他惹恼了拿破仑 · 波拿巴,因为他未能从未来皇帝的头骨上找出某些皇帝本人确定自己具备的高贵特点。显然,高尔不是投机的政客。等他向巴黎科学研究院提出申请时,拿破仑吩咐科学院为他的猜想找些科学证据来,于是,科学院叫生理学家马里–让–皮埃尔 · 弗卢朗(Marie-Jean-Pierre Flourens)去看看能不能找出些具体的发现来支持这一理论。
当时弗卢朗可以采用3种查询方法:(1)用手术破坏动物大脑的特定部位,观察其结果;(2)用电脉冲刺激动物大脑的部位,看看会发生些什么;(3)对神经病患者加以临床研究,并在其死后进行剖验。弗卢朗迅速接受了大脑的特定位置处理特定流程的概念(皮层功能定位),并选择了对这个想法进行调查的方案。他通过研究兔子和鸽子的大脑,第一个指出:大脑的某些部位负责某些功能:他切除大脑半球,感知、运动能力和判断都没有了;没有了小脑,动物变得不协调,失去了平衡;如果切掉脑干,正如你所知,动物就死掉了。
然而,他找不出负责诸如记忆或认知能力等高级能力的区域——我们将在下一章读到心理学家卡尔 · 拉什利的遭遇,他观察研究老鼠的大脑,结果亦然。弗卢朗得出结论:这些功能更广泛地分散在整个大脑。通过研究头骨判断性格和智力通不过严谨的科学检验,是骗子的把戏。遗憾的是,高尔的良好设想(也即大脑功能局部定位)也和糟糕的设想一起被扔了出去。他的另一个好主意——移居巴黎则得到了普遍接受。
然而,没过多少年,和高尔的设想相关的证据开始从临床研究中一点一滴地冒出来。1836年,另一位法国人,蒙彼利埃的神经学家马克 · 达克斯(Marc Dax)向科学院提交了一份有关3名患者的报告,3人都患有言语障碍症,尸检时发现他们的大脑左半球存在类似的病变。不过,这一来自地方省份的报告,在巴黎并未引起太大关注。直到近30年后,才有人注意到这一观察结果:言语可能只会因为一个脑半球的病变而受到妨碍。
1861年,巴黎的著名医生保罗 · 布罗卡(Paul Broca),公布了他昵称为“谭”(Tan)的患者的尸检报告。谭患有失语症,之所以叫做“谭”,因为他只能吐出这一个词来。布罗卡发现,谭左大脑半球的额下回有梅毒性病变。布罗卡进而研究了另外几名失语症患者,所有人的病变都出现在同一区域。这一区域,后来称为“言语中枢”,也叫做“布罗卡区”。同一时期,德国医生卡尔 · 韦尼克(Carl Wernicke)发现颞叶一个区域存在病变的患者,可以听到也能很好地发出声音,但无法理解声音的意义。于是,研究人员竞相开始在大脑中寻找具体能力所对应的部位。
英国神经学家休林斯 · 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证实了布罗卡的发现,但他对这个故事也有另外一份功劳。他的妻子患有全身性癫痫发作(generali-zed seizure),他得以非常仔细地对其加以观察。他注意到,发作总是从她身体的特定部位开始,并进而系统性地以同一模式扩展到全身。杰克逊认为,这意味着大脑的特定部位控制着身体不同部分的运动动作。他提出理论:运动活动源自大脑皮层,也局部定位在大脑皮层。他还使用了几年前德国医生兼物理学家赫尔曼 · 冯 · 赫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发明的光学检测仪。这台仪器可以让医生窥探到眼睛后面的部位。杰克逊认为,研究眼睛对神经学家很重要,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探讨。根据这些早期的临床观测,以及越来越多的尸检结果,人们逐渐意识到:高尔提出的大脑功能定位假设很可能方向是正确的。
局部定位并非长期以来人们对大脑功能的唯一设想。虚构的文学作品,从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到简 · 奥斯汀的《爱玛》,都暗示很多事情是在大脑的无意识部门上演的。尽管人人都说是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揭开了无意识处理的冰山一角,但他并非这个想法的原创者,而只是宣传推广的人。很多人,尤其是哲学家亚瑟 · 叔本华——弗洛伊德的许多想法都是从他那儿汲取灵感—— 一直在强调无意识的重要性,后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弗朗西斯 · 高尔顿(Francis Galton)也是如此。
高尔顿有好多头衔。他是人类学家、热带探险家(西南非洲)、地理学家、社会学家、遗传学家、统计学家、发明家、气象学家,也是心理测定学之父(心理测定学是衡量智力、知识和人格特质等的工具和技术的新兴学科)。在《大脑》(
Brain
)杂志上,他画了一幅有关思想的画,认为大脑就像是一栋房子建在“排水、供气和水管的复杂系统之上……而这一套复杂的系统,通常我们看不见它们的存在,只要它们运作正常,我们就从不为它们困扰”。在这篇论文的结论中,他写道:“这些实验给人留下的最强烈印象大概是,思想在一种半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了多种工作,它们提供的正当理由令得我们相信,精神运作还存在更深的层面,它完完全全地淹没在意识层之下,许多心理现象都要靠它们来解释,要不然,就根本无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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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和弗洛伊德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理论以实实在在的发现和统计方法为基础。他将相关性、标准差、均值回归等统计概念引入了研究人员的工具库,还最早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高尔顿对遗传也有兴趣(不足为奇——他的表兄是查尔斯 · 达尔文)。高尔顿第一个使用了“先天禀性还是后天培养”的说法,并通过双胞胎研究来梳理不同因素的影响。高尔顿不光创造了许多个“第一”,还设计了用于指纹识别的分类系统,计算了两个人拥有相同指纹的概率。
故此,到20世纪初,大脑局部功能定位和无意识过程的设想已经逐渐成形,只不过,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在20世纪初,学界普遍接受的是行为主义和大脑等位性理论,这些设想并不受重视。然而,大脑等位性理论一直承受着来自临床的严峻挑战。挑战最初拉开序幕,是达克斯观察到,大脑特定部位的病变跟不同的人身上产生特定结果存在相关性。大脑等位性理论永远无法解释神经学上的这一现象(以及其他许多看似神秘的现象)。然而,等科学家们认识到大脑是分布化的专门网络,一部分此类的临床奥秘就迎刃而解了。早在现代脑成像和脑电图技术出现之前,对病变患者认知缺失的研究就提供了一种相当于逆向工程式的反推,为大脑如何启动认知状态带来了洞见。
靠着许多临床患者慷慨大度地参与研究,神经学家们受益良多。用X射线和早期扫描设备研究临床患者,揭示了特定部位病变导致的各种反常行为。比如,患者脑叶的一个特定区域出现病变,会造成二重性记忆错误(redupli-cative paramnesia)这种古怪的症状。它是一种妄想式的信念,认为一个地方遭到复制,或是同时存在于多个位置,要不就是给移动到了不同的位置。
我有一个病人,本人正在纽约医院我的诊室里接受检查,却坚信我们在缅因州自由港她家里。我先是问她:“那么,我们在哪儿呢?”她说:“我在缅因州的自由港。我知道你不相信。波斯纳医生今天早晨告诉我,我是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治疗医院,等住院医生来查房时,记得跟他们这么说。嗯,好吧,但我知道,我明明在缅因州自由港主大街上我自己的房子里!”我问:“好吧,既然你是在自由港的家里,门外面怎么会有电梯呢?”她平静地回答:“医生,你知道为了安装它我花了多少钱么?”
我们顺着大脑前方探索,外侧额叶的一处病变能造成有序行为的混乱,让人无法计划或进行多重任务。位于眼窝右上方的眶额病变(orbital frontal lesion),可能会中断给予反馈、监督认知状态的情绪通路,兴许跟判断正误的能力缺失相关。抑制行为的能力会减退,造成更冲动、更强迫、更好斗甚至暴力的行为,以及高层次的认知功能障碍。左颞叶韦尼克氏区出现病变,会产生韦尼克失语症,患者可能无法理解书面或口头语言。尽管他能够流利地以自然语言的节奏说话,但说的全都是毫无意义的胡话。故此,从临床医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脑的特定部位参与特定的认知活动。
如今人们认识到,局部定位的大脑功能比高尔当时设想的要更加明确。有些患者在颞叶存在病变,他们辨识动物的能力非常糟糕,但对人造物体却能无碍辨识,也有些患者的症状恰好反过来。 2 某个部位的病变让你无法区分小狗和獾,另一个部位的病变则让你连烤面包机都认不出来。还有些大脑出现病变的人,无法识别水果。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阿方索 · 卡拉马扎(Alfon-so Caramazza)和珍妮弗 · 谢尔顿(Jennifer Shelton)声称,大脑对于有生命物体和无生命物体有特定的知识系统(模块),它们有着不同的神经机制。这些特定领域的知识系统并不是知识本身,它的目的是让你注意到环境的特定方面,从而提高你的生存概率。
举例来说 ,对于像蛇和老虎这一类的肉食动物,大脑里可能有着不同的探测器。 3 一组稳定的视觉线索可能会在大脑里进行编码,让你注意到生物运动的某些方面,如蛇的滑行,老虎的利齿、向前的眼睛、肢体大小和形状,大脑靠这些方面的线索来进行识别。 4 你不见得天生就有跟老虎相关的知识,但当你看见一头有着眼睛冲着前方、牙齿锋利的大号动物向你步步逼近,你的肾上腺素会自动射出;看到草丛里有东西在哧溜哧溜地运动,你也会躲开它的方向。这一类的知识,你天生就有。
当然,这种针对肉食动物的专门领域,并不仅限于人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的理查德 · 克拉斯(Richard Cross)和同事们研究了一些松鼠,它们从小生活在隔离的条件下,从没见过蛇。第一次给它们看蛇时,它们会竭力避免,但对其他新颖东西却没有这种行为:松鼠对蛇有着天生的戒心。事实上,这些研究人员计算出,要花10 000年没有蛇的生活,这种“见了蛇就躲开”的模板才会从物种中消失。 5 袋鼠岛上的袋鼠可套用此一解释。它们是对毛绒天敌玩具所表现出的视觉线索做出反应,而不是针对其行为或气味。因此,高度专业化的识别模块并不需要事前经验或相关社会背景就能发挥作用。这些机制是天生的,内置的;有一些机制是我们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有些动物具备我们人类没有的机制;有些机制则是人类所独有的。
从1961年开始,人们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来研究大脑的运作:有些患者大脑的左右半球通过手术分裂开来,也即所谓的裂脑患者。20世纪50年代后期,加州理工学院的罗杰 · 斯佩里实验室开始研究分裂猴子和猫胼胝体的影响 6 ,并设计新的方法来检验这些影响。他们发现,如果是胼胝体完整的动物,向它们的一个半球教授任务,该技能会传输给另一个半球,但要是胼胝体断开,就无法传输。大 脑分开,认知和学习也就分开了。研究人员发现了很大的影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怎样才能发现人类身上的类似影响呢?
出于如下几个原因,学界普遍持怀疑态度。尽管19世纪末有许多神经系统案例报告描述了胼胝体局部病变造成的具体障碍,可这些发现受了拉什利大脑皮层等位原理的蒙蔽,遭到了人们的忽视,被扫到了地毯下面,多年来无人搭理。此外怀疑论者们还有更明显的证据:天生没有胼胝体的孩子并未表现出不良影响。(后来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发育出了代偿途径。)最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世纪40年代在罗切斯特大学为治疗癫痫而切断了胼胝体的26例患者,接受了才华横溢的年轻神经学家安德鲁 · 阿克莱提斯(Andrew Akelaitis)的检验,并未发现神经或心理上的影响。 7 患者们术后感觉良好,自己报告说并无异样。卡尔 · 拉什利利用了这些调查结果,来推进自己的大脑皮层整体行动和等位性理论,称大脑里的分立回路并不重要——它们只是皮层团块而已。他认为,胼胝体的功能仅仅是把两个半球维持在一起而已。
在达特茅斯学院读大三到大四之间的那个夏天,我到加州理工学院罗杰 · 斯佩里实验室打暑期工,因为我对本书最后一章要谈到的神经再生研究感兴趣。可实验室那年的关注重点是胼胝体,我的整个夏天都用来努力麻醉兔子的半个大脑了。我认定,这就是我人生的基础研究。我很想知道,做了胼胝体手术之后,人会是怎么样的。由于实验室发现,胼胝体切断后,猫、猴子和黑猩猩的大脑功能都有了极大的改变,我相信,它对人类肯定也有些影响。
大四那年的春假,我想到要对阿克莱提斯检查过的患者再做一下测试,并设计了一套不同的检测方法。我把达特茅斯学院希区柯克基金会给我的第一笔拨款(200美元)拿来当租车和住宿费,一路开车去了罗切斯特大学。可等我正想开始的时候,测试取消了,我两手空空如也,失望之极。不过,我的好奇心有增无减,我下定决心,等下一个夏天,我要以研究生身份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充满活力的氛围。
我的研究生课程要开始时,新的机会来了。洛杉矶怀特纪念医院的神经外科驻院医生约瑟夫 · 伯根(Joseph Bogen)和他主治医师菲利普 · 沃格尔(Philip Vogel)有一个病人,伯根严格审阅了他的病历之后,认为对裂脑手术对他会有好处,患者同意了。此前的10年,这名病人,一个富有魅力的强壮男士WJ,每周癫痫病发作两次,每一次发作后,他都得用一整天才能恢复元气。显然,这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愿意冒险接受手术。因为我在达特茅斯设计过测试程序,我分配到的任务就是在手术前和手术后测试WJ。 8 他的手术非常成功。他自我感觉毫无异样,而且癫痫发作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这叫他十分兴奋。而我在WJ大脑功能上的发现,也令我十分兴奋。这名患者以及自此以后其他患者身上表现出的结果,更是令我着迷。
切断胼胝体的手术,是要等其他所有治疗癫痫的手段都用尽之后才能进行的。1940年,纽约罗切斯特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威廉 · 冯 · 瓦格南(William Van Wagenen)观察到,自己的一位重度癫痫病人胼胝体长了肿瘤,癫痫却大有好转。受此观察启发,他首次进行了此种手术。 9 当时的看法是,两侧大脑之间的连接体切断之后,导致癫痫的电脉冲就无法从大脑的一侧蔓延到另一侧,故此也就避免了全身抽搐。然而,把大脑分成两半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人们对手术可能导致的副作用感到莫大的恐惧。头颅里有两个大脑,会造成人格的分裂吗?事实上,治疗非常成功。患者的癫痫发作平均下降了60%至70%,有些还彻底停止了发作,而且他们全都感觉很棒:没有人格分裂,没有意识分裂。 10 他们似乎完全正常。这很棒,但令人费解。
将两个半脑彻底分开的手术,是要把连接两半球的两条纤维通路切断:也即前连合和胼胝体。但这并不是说,两个半球之间的所有联系都切断了。左右半脑仍然接入共同的脑干,维持在相似的唤起水平上,所以,两侧大脑可以同时入睡,同时醒来。 11 皮层下通路保持完整,两侧大脑从躯体与五官相连的神经接受到相同的感觉信息,从肌肉、关节、肌腱内的感知神经接收到相同的有关躯体空间位置的本体感觉信息。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两个半球都能发起眼睛的活动,大脑中似乎也只存在一套综合性空间注意系统,一套刺激选择程序,大脑裂开之后,它们似乎仍然保持统一。故此,注意力无法分配到两个空间不同的位置。 12 很遗憾,和现代大多数司机想象中不同,他们不能让右脑观察交通状况,同时让左脑阅读手机短信。后来,我们还了解到,向一个半球展现情绪刺激,另一个半球同样会受到判断上的影响。从达克斯和布罗卡的研究工作中,我们知道,人类的语言区域位于大脑左半球(不过,少数左撇子例外)。
WJ在手术前接受测试时,不管物体是放在他视野当中,还是放在他的左右两手,他都能说出那是什么。他能理解任何指令,并用任意一只手执行它,也就是说,他是正常的。手术结束后他再接受测试时,他感觉良好,和罗切斯特的所有患者一样,除了不再癫痫发作,他并未注意到自己发生了任何变化。我设计了一种和阿克莱提斯所用不同的测试程序,利用了人类视觉系统的解剖构造。
人类双眼的视神经交汇在所谓的“视觉交叉”(optic chasm)部位。在这里,每一条神经都分成两半,内侧的半条穿过视觉交叉进入大脑的相对内侧,外侧的半条则停在原来的一侧。故此,双眼负责右视野的部位发送信息到左半脑,来自左视野的信息进入右半脑并在此处理。在动物实验中,如果左右半球断开,这类信息就无法从一个半球传到另一个半球。
只有大脑右侧 才能获得左视野传来的信息,反之亦然。由于视觉系统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我可以只把信息送到动物的一侧大脑。
WJ手术后接受第一次测试的日子到了。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事情的最初进展一如预料。我们预料,由于他的言语中心位于大脑左半球,依靠他的左半脑,他能说出物体的名字。因此,他可以很轻松地将展现给他大脑左半球的物体说出来。于是,我们在他的右视野闪现了一幅勺子的图画,然后问:“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他迅速回答:“一只勺子。”接着是初始临界测试:把这些物体从左视野展现给他的右半脑,事情会怎么样呢?阿克莱提斯的研究认为,胼胝体在跨左右半脑的信息集成过程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照此预测,WJ应该能够正常地描述物体。然而,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的动物实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把钱投进来的。我们朝他的左视野闪过一幅图片,我问:“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
如果你本身不曾从事科学研究,这么形容你大概会更好地理解我当时的紧张情绪:你把好几年的工资都押在了俄罗斯转盘的红色区域。转盘转动起来。你全身心地希望小球落在红色档位,随着轮盘速度放缓,你的期待越来越强烈,因为你把自己的生计还有时间都赌上去了。我希望我的实验设计能揭示某些未知的东西,随着向右半脑展示图片的时刻临近,我的期待越来越强烈。会发生什么呢?肾上腺素一波波地穿过我的身体,我的心跳动得就像是绿茵场上的足球。
虽然当时的发现现在已经老掉牙了,成了鸡尾酒会上闲谈的材料,可当WJ说出那句话来的时候,什么也无法形容我的欣喜和惊讶。他说:“不,我什么也没看到。”向他断开的右半脑展现物体,他不光无法用左半脑进行口头描述,而且还根本不知道那儿有个物体。我在本科生阶段设计的实验,在研究生时得以付诸实践,还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就算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那一刻,也 不见 得比此刻的我更兴奋了。
乍看起来,他似乎是看不到来自左视野的刺激。然而,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事实并非如此。我设计了另一个“把戏”来检验右半脑是否接收到了视觉信息。尽管左右两个半脑都能指导面部和上臂近端肌肉,但手的远端肌肉,是由两个半脑分别控制的。左半脑控制右手,而右半脑控制左手。 13 如果手在视线之外,那么左脑就不知道左手要干什么,反之亦然。我设计了一个实验,让WJ在给出口头回答(受左半脑控制)之前,可以用左手(受右半脑控制)使用莫尔斯电码键做出回复。我朝他右半脑打了一道闪光;闪光的时候,他用左手按下了键盘,但却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他的右半脑并不是看不见刺激,它能清楚地看到闪光,而且用莫尔斯电码键作了报告。WJ否认闪光的唯一原因,必然是因为左右半脑之间的信息传输完全中断了!
原来,任何提交给一个半脑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或本体感觉信息,都是由该半脑单独处理,无需另一半脑知晓。左半脑不知道右半脑在处理什么,反过来,右半脑也不知道左半脑在处理什么。我发现,裂脑患者的左半脑和语言中心无法接触输入到右半脑的信息。我们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机会:研究单个半脑的能力,又 不受病变造成的损害。
我们与其他患者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我们把各种物体放在患者左手可接触到的范围内,但不让他看见。我们将一种物体的图片闪现给患者的右半脑,让他用左手去触知物体,这时候,患者能够选中刚才图片上出现的物体。然而,我们问他,“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或是“你左手拿着什么?”患者会否认看到了图片,无法描述左手拿的东西。我们又换了实验的场景,朝患者的右半脑闪现一幅自行车的图片,问患者他是否看见了什么东西。他再一次做出了否定回答,可他的左手却画出一辆自行车。
事情很快变得明显起来:大脑右半球擅长视觉空间技能。受右半脑控制的左手,可以轻松地将若干彩色积木搭建起来,与闪现给右半脑的图片模式相吻合;而若是把图片闪现给左半脑,右手却总是无法解决这类问题。患者甚至要坐在自己的左手上,不让它冲动地冒出来解决问题。左手可以复制和绘制三维图像,但能轻松写信的右手,却连个立方体都画不出来。原来,右半脑专门用于解决识别颠倒面孔、集中注意力、做出感性区分的任务。大脑左侧偏重智力技能,它专攻语言、说话和智力行为。胼胝体切开后,患者的言语智商不会改变, 14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无变化。自由回忆能力和其他绩效指标上可能会有所欠缺,基本上不会给人的认知功能带来重大变化。较之手术前的状况,左半脑的性能保持不变,可断开的同样体积的右半脑却在认知能力上受到重大损害。很明显,右半脑有着独立的丰富精神生活,和左半脑全然不同。
从对神经学患者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知道,大脑有两条完全不同的神经通路来产生无意和有意的面部表情。占主导地位的大脑左半球能产生有意的面部表情。 15 有些患者右半脑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病变,破坏了大脑两半球之间的通信,碰上有人要他们微笑,他们就只能让脸的右侧做出回应,左侧无动于衷。(左半脑主要控制右侧的面部肌肉,右半脑控制左侧的面部肌肉。)然而,如果同一位患者听到一个笑话,产生下意识的微笑,他的两侧面部肌肉就响应正常了,因为这是另一条无需两个半球之间通信的通路。锥外系统受损(与动作协调相关的运动系统的一部分)的帕金森症患者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他们无法做出下意识表情,但可以主动控制自己的面部肌肉。
在裂脑实验中,我们预计,如果我们给患者的左半脑输入命令,那么脸的右侧会首先做出响应,事实正是如此。裂脑患者的左半脑看到了微笑或皱眉的命令,脸的右侧会先于左侧约180毫秒做出响应;左右脸存在反应时间差,是因为大脑的右半球必须通过皮层下通路获得身体反馈。
所有这些发现形成了一幅大脑内部分布着诸多专业分工的图景。但我们的研究似乎还带来了另一个结论:左右两个半脑都能够在另一半脑意识领域之外的地方处理信息,这暗示,通过手术可以诱导出双重意识的状态。
不是所有人都为这些研究结果感到兴奋。在洛克菲勒大学搭电梯时,乔治 · 米勒(George Miller)将我介绍给顶尖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 · 埃斯蒂斯(William Estes),并对埃斯蒂斯说,“你知道迈克尔吧?他就是那个研究人类裂脑现象的小伙子。”埃斯蒂斯回答说:“太棒了,现在我们有两套理解不了的系统了!”裂脑手术似乎带来了两个独立的意识半球,当时,我们认为这就是两套意识系统了:“左思”和“右想”。
1968年,罗杰 · 斯佩里写道:“该综合征的一个更普遍也更有趣的惊人特征似乎可以概括为:自觉意识的大部分领域似乎都明显翻倍。患者不再拥有正常统一的单一意识流,他们在许多方面的行为就好像是有两套独立的自觉意识流,一个半脑负责一套,每一半脑都与另一半脑的精神体验相分离。换言之,每个半脑似乎都有自己单独私属的感觉、感知、概念、行为冲动,与意志、认知和习得体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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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后,我对它更加入迷,甚至这样写道:“过去10年里,我们收集到证据显示,沿着大脑的中线部分,共同的正常意识会分解,令得裂脑意识形成两套思想(至少),‘左思’和‘右想’。它们以两套有着完整意识的实体而共存,就像连体的双胞胎,同时是两个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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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每一重意识是否有着自己的主角呢?也即,是否存在两个自我呢?那儿同样存在两重自由意志吗?大脑的两半球为什么没因哪一半负责产生冲突?有负责的一半吗?困在同一具身体内的两个自我,同一时间只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吗?是哪一半决定身体去哪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明显的统一感?意识和自我感觉真的处在大脑的同一个半球内吗?
意识是什么
它变成了一个理论上的噩梦!不仅如此,我们还为了“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词争执起来,我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此前没人费心查过字典。多年后,我决定查一查。我在1989年的《国际心理学大辞典》里找到了如下说法。意识的定义,由心理学家斯图尔特 · 萨瑟兰(Stuart Sutherland)撰写,它很有趣,甚至颇具启发性:
意识:
拥有感知、想法和感觉:认知(awareness)。只有从不理解意识意味着什么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定义这个词。意识是一种迷人但难以捉摸的现象;无法确定它是什么,它做什么,以及它为什么演进出来。迄今而至关于意识的文章,还没有哪一篇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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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话让我感到有点宽慰,因为我在“Medline”医学数据库上做过搜索,搜索出1 800篇相关文章,但萨瑟兰告诉我,它们全都不值一读。面对一个连专业人士都担心讨论、其他所有人却都自认为懂得的主题,你知道它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就像是要跟自己的孩子解释性是怎么回事差不多。 “意识”的棘手之处在于,它有一种神秘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和记忆、本能有些不同,尽管记忆和本能也是相当模糊的东西。我们在大脑里并没有找到记忆和本能的实在例子,但我们已经能够慢慢地消化、理解它们;所以,没有确切的定义就直接对意识下手,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又不是只有神经科学家要对付这种麻烦。最近,圣塔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目前掌握的基因概念,跟人们对基因的最初构想很不一样。
20世纪70年代我们陷入“裂脑患者存在两套意识系统”想法的时候,约翰 · 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Eccles)和唐纳德 · 麦凯(Donald MacKay)却不这么想。1979年,埃克尔斯在吉福德讲座上提出,大脑右半球只拥有一种有限度的自我意识,但不足以像左半球那样赋予人格。唐纳德 · 麦凯同样对当时的设想不满意,他在自己的吉福德讲座上评论说,“我想说的是,仅仅依靠将连接大脑半球的胼胝体分裂开来这种层次的有机系统切断方式,就创造出两个人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的担保……光从感觉上来讲,这也很叫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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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已经将精神系统一分为二的想法抛弃了,不过,它仍然常常以骇人听闻的形式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更精密的仪器和大脑扫描仪检验了更多的患者,收集了更多的数据,又凭借自身大脑的灵活性,找到更多的聪明人提出问题、设计实验。我们现在的设想是,人的大脑里存在多套系统,一些分布在左半脑,一些分布在右半脑。我们不再认为大脑完全分为两套意识系统,相反,我们认为它由多套动态精神系统构成。
大脑有许多不停竞争着的子系统
我们开始检测右半脑的认知能力时,这一理论出现了裂痕,我们意识到,两个半脑并非同等。我们逐渐了解,左半脑是那个能说话、理解语言的神童小子;右半脑不能说话,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也非常有限。于是,我们使用图片和右半脑可以理解的简单词汇,对它进行相当于小学一年级的概念测试。
比如,我们向右半脑闪过“平底锅”这个词,左手会指向一口平底锅。接下来,我们又闪过“水”这个词,左手又指向了水。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大脑右半球可以阅读文字,并将文字与图片关联起来。然而,让我们把两者一起闪现,左手却无法将它们融合成“锅里有水”的概念,而是指向了空锅的图片。大脑左半球很快解决了这个“水/锅”的任务。
事实证明,大脑右半球很不擅长做推论。我们尝试只用图片提出问题,比如向右脑闪过一幅火柴的图片,接着又闪过一幅木柴堆的图片,我们让右脑从6张图片中挑选出一幅来反映两者的因果关系。它无法选出柴火堆在燃烧的图片。即便使用更为视觉空间化的刺激,比如,我们展现一个U型物体,问哪一系列形状能将U变成一个正方形,右半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左半脑却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哪怕有些患者开始能让右半脑说话、并建立了相当大的词汇库之后,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右半脑就是不能举一反三。
这让我们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大脑两半球的意识体验是截然不同的。至少,有一半生活在一个可以举一反三的世界里,另一半则不是。右半脑过的是一板一眼的平实生活。右半脑更能够准确地识别出之前看到过的物体,否决新加入的物体。“是的,有塑料勺子、铅笔、橡皮擦,和苹果。”可左半脑看到跟先前显示物体相似的物体时,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大概是因为这些物体跟它所构建的样式相吻合。 20 “是的,全都有:勺子[尽管我们把银勺子换成了塑料勺子],铅笔[尽管这一把是自动铅笔,前一把是普通铅笔],橡皮[尽管这块是灰色的,前一块是粉红色的],还有苹果。”由于没有推演能力,右半脑的感受很有限。向右脑展示一盒糖果,那就是一盒糖果。左半脑可以从这份礼物中推断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研究结果逐渐告诉我们,大脑的左右半球术业有专攻,每个半球并非同等意识,也就是说,它们意识到的不是相同的东西,在执行任务的能力上也并不相同。这对大脑二分理论来说足够坏了,它还彻底搞臭了现有的意识统一性概念。回到开头的白板问题:这种意识体验从何处来?信息是先得到处理,接着通过某种让你我知晓主观体验的意识激活中心传输,还是另有不同的组织形式?指针指向了一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多重子系统的模块式组织。我们开始怀疑是否存在促成意识体验的单一机制,并转而走向另一个设想:意识体验是多个模块孕育的感受,每个模块都有专门的能力。因为我们在大脑的各个不同区域都找到了专门的能力,也因为我们看到意识体验和参与某一能力的皮层部位密切相关,我们逐渐明白:意识分布在大脑的每一个地方。这种想法和约翰 · 埃克尔斯完全相悖,他一直主张左半脑是意识所在的地方。
让我提出这一点的基本观察如下:就在患者接受裂脑手术之后,你问他:“你怎么样?”他答:“挺好。”接着你问,“你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吗?”他答:“没有啊。”怎么会这样呢?你必须记住,患者看着你的时候,他无法描述自己视野左半部的任何东西。大脑的左半球,也就是告诉你一切挺好的部分,看不见它的前面有什么,无法注意之。在不接受测试时,为补偿这一点,裂脑患者会无意识地移动脑袋,将视觉信息输入左右半脑。如果你从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手术中清醒过来,发现左视野什么也看不见了,你一定会抱怨:“啊,医生,我左边什么都看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可这些患者却从未发出类似评论。哪怕经过多年的频繁测试,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大脑里有什么东西变得跟从前不同了。他们的左脑毫不想念右脑,也不想念右脑的任何功能。
我们认识到,要对空间的特定部分有意识,处理该空间部分的皮层区域必须参与进去。如果它不能正常运作,那么对大脑,或者对当事人来说,这部分空间就不存在了。你是靠自己的左半脑来说话,我问你是否知晓左视野里的东西,这部分的信息由断开的右半脑处理,左半脑并不负责。故此,对左半脑而言,这部分区域根本不存在。它并不想念自己从未处理过的东西,正如你不会想念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某个人。
这开始让我们想到,也许意识真的是一种局部现象,它来自于左右空间特定感官时刻相关的局部进程。靠着这一设想,我们可以解释神经病患者身上一些从前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的行为。
为什么有些人,视野的一大部分区域突然失明,他们会发出抱怨,能意识到这点(“嘿,我左边什么也看不见了,怎么啦?”),而另一些人却什么也没说,没意识到自己突然丧失了视力呢?发出抱怨的患者,其病变来自视神经上的某处,它将视觉信息传输给视觉皮层(处理该信息的大脑部位)。如果视觉皮层的一个部位没有收到信息,他视野里就会出现盲点,叫他发出抱怨。然而,没有抱怨的人是在视觉联想皮层(该皮层部位与产生视觉体验的高级视觉信息处理阶段有关)本身出现了病变,而不是视神经有病变。病变产生了同样的盲点,但患者通常不会抱怨。其道理,和裂脑患者不抱怨一样。
为什么他们不抱怨呢?视觉皮层是大脑中再现、或组装来自视觉世界图像的部分。视野的每一部分都在视觉皮层有着对应部位。举例来说,假设大脑有一个部位通常会问:“视觉中心的左边发生了什么情况?”视神经出现病变的话,这一大脑区域能正常运作;它得不到来自神经的任何信息,它就会发牢骚:“出错啦!我得不到任何的输入了!”可是,要是这一块相关的视皮层出现病变,患者的大脑就没有了负责处理该视野部位的区域;对患者而言,该视野区域在意识上已经不存在了,自然也不会发牢骚了。对这些现象的合理结论是,现象意识,也即自己对某种知觉有意识的感觉,是由参与该活动的局部处理过程产生的。
我认为,大脑有着各种局部意识系统,它们结合起来,促成了意识。尽管你似乎有着统一的意识感受,但它们来自非常不同的系统。不管特定时刻你产生了怎样的概念,这都是一个突然冒出来成为主导的概念。你的大脑里是一个狗咬狗的世界,不同的系统彼此竞争,全都想要冒出头来,赢得意识认可的大奖。
举个例子,一位患者接受裂脑手术几年后,右半脑发展出了能说简单文字的本事。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场面,因为她说话时,旁观者有点难以判断是哪个半脑在说话。在一次采访中,她描述了自己看到不同视野里的屏幕上闪现物体图片的情形。“在这边[指着向右半脑闪现图片的左边屏幕],我看到了图片,我更清晰地看到了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在我的右边,我感觉对答案更有自信。”
从之前的测试中,我们知道,大脑右半球更擅长各种感知判断,故此,我们知道,她所说“看得更清晰”的陈述来自右半脑;而她“对答案更有自信”的陈述,则来自左半脑的说话中心。她把来自左右半脑的两个故事合在了一起,但对倾听者来说,这听起来像是来自统一系统的完全统一的陈述。可惜,从知识上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两个不同系统的信息,只是被我们正听她阐述的头脑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是怎么变得这么地“去中心化”,有了这么多重系统的呢?答案涉及我们前一章讨论的大个头大脑连接模式的变化。大脑体积变大,有了更多的神经元,扩大了网络规模,从比例上说,连接性降低了。每个神经元连接的神经元数量大致保持相同:神经元的总数增加,但神经元并没有连接到更多的神经元,这是出于若干实际和神经经济学上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如果每个神经元都跟除自己之外的所有神经元相连,我们的大脑会变成庞然大物。
有两位计算神经学家,马克 · 尼尔森(Mark Nelson)和詹姆斯 · 鲍尔(James Bower)算出,如果我们的大脑彻底连接,并呈圆球形,那么,它们的直径将达到20公里! 21 这可真的是“大”脑了。新陈代谢的成本也会高得无法承受,因为我们的大脑时刻都在喊叫:“喂我吃的!”目前,我们的大脑消耗了全身能量的20%。 22 设想一下,维持一个直径20公里的大脑,得耗去多大的能量!(至少,它能解决肥胖问题。)为了连接着大脑远方的神经元,需要长长的轴突,故此处理速度会减慢,难以实现同步活动。此外,这还需要增加树突的尺寸,以便增加突触的数量,这将改变神经元的电特性,因为树突的分支影响着它从其他神经元结合电输入的方式。不行,我们的神经元无法彼此全都相连;于是,我们的大脑采用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神经生物学家格奥尔格 · 斯崔德特(Georg Striedter)考虑了我们当前对哺乳动物比较解剖学和连接性上的知识,认为如下神经元布线“规则”适用于人类大个头大脑的演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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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规模增加,连接性减少:保持绝对连接性,而非比例连接性,大个头的大脑其实在互联互通上变得更为稀疏,但它们的戏法暗中藏着两个奥妙。
它们尽量缩短连接长度,用最短的连接维持局部接通。 24 故此,轴突来回穿梭占用的空间较少,维持线路需要的能源较少,信号传递的速度更快(因为它传输的距离短)。这为局部网络的划分和分工奠定了基础,形成处理模块的多个集群。然而,处理分开进行,大脑的不同部位仍然需要交换信息,所以……
不是所有连接都缩到最短,一些接通遥远位置的长连接保持了下来。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小世界结构”:大量又短又快的局部连接(高密度的局部连接性),加上少量沟通处理结果的远程连接(少量步骤即可连接任意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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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设计既实现了高度有效的局部处理(模块化),同时也带来了整体网络的迅速沟通。这一点是许多复杂系统(包括人类的社会关系)所共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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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脑的去中心化是拥有一个大个头大脑,以及神经经济学共同作用带来的结果:因为连接密度低,逼得大脑进行专业分工,创建局部回路,实现自动化。最终,我们有了数以千计的模块,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我们的有意识知觉仅仅是无意识处理这座庞大冰山上的一个小角。在知觉的水平面之下,是极为繁忙的无意识大脑在辛苦工作。我们不难想象,大脑要持续进行内务管理工作,才能维持自我平衡机制(比如心脏跳动、肺部的呼吸、体温)的正常运行。比较难于想象,但在过去50年里又反复发现的一点是,无数的无意识处理在流畅地推杆进洞。
首先,大脑中有我们已经谈过的各种自动视觉和其他感知处理。此外,我们的思维总是无意识地被正面或负面启动过程所偏转,并受分类识别过程所影响。在我们的社交世界,联结同盟过程、骗子检测过程、甚至道德判断过程(仅举几例)就都在我们意识机制层面下运转。凭借日益成熟的检测方法,能够确定的无意识处理过程在数量和多样性上都会翻倍。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的是,我们的大脑,还有所有这些处理过程,都是进化所造就的,目的是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增加我们的繁殖成功率。大脑的岗位职责就是要让它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多年的裂脑研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大脑不是一台通用的计算设备,而是一台有着无数串行接线的专门回路构成的设备,这些回路在大脑内并行分布运作,以便做出更好的决策。 27 有了这种网络,各种同时发生的无意识处理才得以进行 28 ,令得你能够做类似开车这样的事情。你脑袋里必须同时记住前进的路线,判断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你的速度、何时刹车、何时加速、何时踩离合换挡位,记得并遵守交通法规,而且,你还可以听着电台播放的鲍勃 · 迪伦,跟着他一起哼歌。所有这一切,全都同时发生!多么惊人!
不过,就我们目前的讨论而言,分层处理发生在模块当中,但模块之间却并不存在层级。(感官系统除外)所有的这些模块无需向部门头头汇报工作,它们是完全自由、自我组织的系统。这样的网络,跟主持过吉福德讲座的神经学家唐纳德 · 麦凯所设想的东西并不一样。他以为,意识机构来自一种中央监管活动:“意识体验的起源,不来自参与该过程的任何大脑原子核,而在于评估体系进行自我评估之时架设起来的正反馈链网(positive feedback chain-mesh)。”
然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我们感觉自己是如此的统一、尽在掌控?我们从不感觉大脑里有一群狗在狂吠。还有,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像是有别人控制了他们的行动或思维呢?如果你在鸡尾酒会上告诉没有心理学或神经学知识的朋友们有关无意识心理过程的事,他们会好奇,会怀疑,但这只是因为无意识心理过程对个人的亲身体验而言并不明显。它极度违背我们人类的直觉,我们始终有着身心统一的强烈感觉,认为“自己”控制着自己的行为。
就算是我们这些神经学家,也曾一度难于打消大脑中有个小人、有台中央处理器发号施令的念头,唐纳德 · 麦凯就提出,我们拥有一套监督系统掌控我们的意图和行为,根据环境加以调整。我们可能并不直接说“有个小人”这样的话,但我们会用类似“管理机能”、“自上而下处理”这样的委婉语。系统里分明没有首脑,怎么偏偏叫人感觉有呢?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样:我们的大脑是一套复杂系统。
所谓复杂系统,是由许多彼此交互的不同系统所构成,这些系统共同产生了大于单个系统之和的特性,并且与构成部件的特性并不等同。交通就是一个便于理解的典型例子。光看汽车零件,你无法预测交通模式。光看零件所组合成的高级模式——汽车,你也无法预测交通模式。交通模式来自所有车辆、司机、社会及法律、天气、道路、偶然出现的动物、时间、空间,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出现的因素的互动。
过去,有人认为,这种系统之所以复杂的原因是,有关它们的知识还不够多,一旦所有的变量都得到了确认和理解,就完全可以对其加以预测了。这是一种十足的决定论观点。然而,过去多年的实验数据和理论都在质疑这一结论。事实上,人们逐渐接受:复杂性本身根植于物理法则当中,我们将在第4章进一步讨论它们。研究复杂系统这件事也很复杂,它横跨了多个学科,需要各种专业人士的参与——物理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分子生物学家,以及人口生物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工程师。
复杂系统的例子从各种地方接连不断地冒出来:天气和气候、传染病的传播、生态系统、互联网以及人类的大脑。对追求充分理解行为的心理学而言这是个讽刺,因为复杂系统的典型现象就是“可能出现多种结果,故此有了选择、探索和适应的余地。” 29 人类大脑是一个复杂系统这一认识带来的延伸意义在于,它影响了对自由意志、神经学和法律、决定论的讨论,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对其中一部分内容加以展开。
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学家路易斯 · 阿玛拉尔(Luis Amaral)和化学工程师胡里奥 · 奥蒂诺(Julio Ottino)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我们当前讨论的感觉统一、尽在掌控的问题很有关系:“所有复杂系统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在没有应用任何外部组织原则的条件下,表现出了组织性。” 30 这也就是说,没有“首脑”,没有小人。
你只需要想想谷歌的广告拍卖,就能意识到什么样的系统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负责,实际上并没有。它靠算法来运行。广告拍卖有追求自利的三方参与者:广告客户——想要卖出产品,故此需要跟产品相关的广告;用户——需要相关的产品,故此想要看到相关的广告,以便节省时间;谷歌,想要满足广告客户和用户,以便获得更多的业务。用户每次查询谷歌,谷歌就为点击运行一次拍卖。
广告客户只在获得点击的时候付钱。整个过程如下:广告客户会提供一份关键字、广告和出标的清单,有人点击其广告时,广告客户会根据这份清单付费;然而,广告客户并不按自己的出标付钱,而是按比自己出价低的广告客户所出的标的付钱;这也就是说,广告客户所付的钱,是为维持排名位置必需的数额。谷歌的用户输入搜索查询,谷歌便汇编出一份匹配查询关键字的广告清单。谷歌希望显示给用户的广告有着较高的质量。质量按3个元素来判断。最重要的是点击率。故此,用户每次点击一个广告,都是在用“手”投票。第二个元素是相关性。谷歌会考核广告的关键字和内容是否匹配搜索查询。它只使用相关的广告,不让产品与用户查询不相关的广告客户投标,从而帮购物者节省时间。第三个元素是广告客户目标网页的质量,它应当相关性强、易于浏览、透明公开。广告排名由投标价乘以页面质量来决定。故此,页面设计漂亮,成了有着自私动机的每一方都能利用到的东西,也成了最具生产性的互动结果(这是谷歌的首席经济师说的)! 31 整套系统,看起来是有一个控制员在运行,实际上只靠算法来维持。
为什么我们感觉如此统一呢?我们发现左半脑有另外一个模块,吸收所有输入大脑的信息,并构建叙述。我们把它叫做解释模块,它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