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见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

原本只能在单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话）间进行的选择，如今扩展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的双向媒体操作。

旧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大多数形式的交流，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以某种形式可为任何人所用。

早

在2003年，美国多个牛肉源被发现带有疯牛病菌（学名“牛海绵状脑病”），其后韩国便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除少数的特殊情况外，这项禁令一直持续了5年。一直以来韩国就是美国的第三大牛肉出口市场，因此这项禁令成为了两国政府间的敏感问题。最终，在2008年4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重新开放韩国对美国的牛肉市场问题进行了磋商，并以此作为两国更为广泛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试行。表面上看来，这项自由贸易协议结束了此前的禁令，但那是在韩国民众参与进来之前。

当年5月，美国牛肉重返韩国市场的消息一经披露，韩国民众就在贯穿首尔市中心的绿化带——清溪川公园举行了公开抗议。抗议以烛光守夜的形式开始，大量民众聚集在公园过夜。此次抗议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是持续时间长：抗议并没有逐渐趋于平息，反而持续了数个星期；其二是抗议的涉及面广：尽管示威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但随后人数增加到了数千人，最终达到上万人。截至6月初，此次抗议已成为韩国自1987年争取恢复民主选举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大量民众对清溪川公园的长时间占据破坏了大片绿地。

然而，最不同寻常的却是参与抗议的民众本身，这里所指的不是民众的数量，而是他们的构成。此前韩国的抗议游行大多是由政党或工会组织的。但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中，一半以上的参与者（包括初期的组织者）都是青少年，特别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儿。

这些女孩一直都存在——毕竟，她们是韩国的公民，只是此前她们没有被大批地动员起来。民主国家既培养也依赖公民的知足常乐。当一个国家的公民足够满意而不出现在街上游行的时候，这样的民主国家是正常运行的；而一旦公民上街示威，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由此看来，小女孩儿们的参与着实是个问题：是什么令这些年幼到连选举权都没有的小姑娘接连数周，夜以继日地出现在公园里抗议呢？

韩国政府曾试图指责一些政治外围团体和试图挑衅的组织蓄意破坏韩美之间的关系，然而此次抗议游行的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久，很快便令政府之前的解释显得空洞无力。这些孩子是怎么变得如此激进的？南加州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家伊藤瑞子（Mimi Ito），一位致力于研究青少年行为和通信技术之间的交叉关系的学者，引用一名13岁烛光女孩的话解释了小姑娘参加抗议的动机，她说：“是因为东方神起（Dong Bang Shin Ki，DBSK）我才来这儿的。”

当韩国市场重新向美国牛肉打开大门时，拥有近百万用户的乐队粉丝网站“仙后座”（Cassiopeia）的公告版面上发布了禁令被取消的消息，很多抗议者便是率先由此得知此事的。

“是因为东方神起我才来这儿的”和“是东方神起让我来这儿的”并不是一回事。东方神起从未真正建议任何公共甚至政治活动。但他们的网站或多或少向这些小女孩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讨论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平台。她们开始焦虑，事实上是接二连三的为围绕着重新开放韩国市场可能造成的健康和政治问题而感到焦虑。女孩儿们对李明博政府辱没国家尊严、危害民众健康的妥协行为惊恐万分，心怀愤懑，于是她们聚集在一起，决定要对此采取些行动。

东方神起的网站为成百上千的韩国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提供了一个理由。在这个平台上，发生在校园或咖啡店里的原本稍纵即逝的对话获得了两种此前只有专业的媒体制作人才能拥有的特质：可及性和永久性。可及性的意思是一个人写的东西可以被一群人读懂，而永久性是指给出的作品一直存在。当人们接触了网络之后，可及性和永久性都会增加，而韩国是世界上人与人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首尔居民利用电脑和移动电话上网的质量、速度和范围的平均水平均好于伦敦、巴黎和纽约居民。

诸如 Pop Seoul 和K-Popped 这样的八卦娱乐媒体报道东方神起的时候，从未曾询问过读者对政府食品进口政策的看法。同前面提到的两个八卦网站一样，东方神起的公告板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但与八卦网站不同的是，这些公告板也不是完全无关政治的。它们由其参与者塑造，具有参与者所赋予的特征。主流韩国媒体报道牛肉禁令的解除，一小部分专业媒体制作者将此消息传达给一大批彼此不太搭界的业余媒体用户（这是20世纪广播媒介和印刷媒介的常态）。与之不同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东方神起的粉丝在“仙后座”上发布消息，不管是金俊秀剪了新发型还是韩国政府的进口政策有变，都会像韩国报纸上的文章一样被广泛公开地传播开来，远比电视上的消息更加唾手可得——因为网络上的东西总比电视上的东西更容易被分享。此外，这些零星而业余的媒体用户不是沉默的消费者，而是喧闹的制造者，他们本身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各种消息做出反应和转载。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事件中，联合起来的韩国民众们一个比一个激进，既使是13岁的孩子也不例外。

韩国对美国牛肉的政策究竟应当如何，很多人对此其实不甚了了。但是李明博总统对协议做出的改变令韩国民众感到不安，他们本期望政府在更改决议时可以顾及自己的利益，然而政府却没有这么做。当因年幼而没有选举权的孩子们出现在街道上反对政府政策时，这一举动着实撼动了政府——此前政府习惯于享受缺乏公众监督的高度的行事自由。在这次围绕食品安全（当然，随着抗议的进行，教育政策和居民身份问题也被一并提了出来）这样的街头巷尾热点问题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中，李明博政府的声望大打折扣。2008年2月李明博是以接近75%的支持率进入内阁的，然而，仅在5月一个月，其支持率便骤然跌至不到20%。

6月10日是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国主义政府结束，重新恢复民主制的纪念日。在临近2008年6月10日时，针对疯牛病的示威活动呈现出一种全面的反政府抗议的趋势。无奈之下，李明博总统在电视上为没有充分征询民众意见就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的禁令而向全体国民道歉。至此，抗议活动结束了。他不得不迫使所有内阁成员辞职，重新议定从美国进口牛肉的限制协议，从整体上向国民解释攸关自由贸易协议的究竟是什么。他对民众说道：“此前我以为，在我任期满一年之前我若不对政策做出些挑战就不能称之为胜任，因此，当选总统后，我有些操之过急。”

李明博总统的一系列举措起作用了。虽然仍有人对李明博和李氏政府及其某些政策不满意，但听到总统承认自己未直接向公众征求意见是错误的，看见总统向采用极端手段镇压抗议的内阁直接开火，民众的不满情绪大大缓解。尽管耗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李明博仍旧取得了部分胜利，而公园里的抗议者同样也赢得了一些东西。民众渴望在重要问题上有话语权，如果正常渠道无法实现，那么像东方神起的公告板这样的地方总能提供给大家他们想要的协调行动。

首尔的普通居民使用了一种对“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既不鼓励沉默也不禁止发声的交流媒体，这个说法是我纽约大学的同事杰·罗森（Jay Rosen）最喜欢用的。我们习惯了依赖媒体将信息传达给我们：电视里的人告诉我们，由于恐惧疯牛病，韩国政府禁止美国牛肉进口，同样也是电视里的人告诉我们，牛肉禁令解除了。

然而，在韩国此次抗议期间，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来源，而同时开始成为协调的核心力量。参加广场上抗议的孩子们使用东方神起公告板，也使用Daum、Naver、Cyworld和其他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聊天室进行对话。他们还通过手机发送图像和文字信息，不仅为了传播信息和发表言论，也为了依靠这些信息和言论采取行动——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就因为这样做，这些孩子们改变了韩国政府的运行环境。

对网络的传统看法大多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信息空间，是历史的一种偶然。追溯到当初网民数量还很少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认识的大部分人还都不在这少数的网民中。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都在退化。我们的社会化媒体工具不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选项，而是它的一部分，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已经日益成为现实世界中应对突发事件的协调工具时，就像在清溪川公园里所显示的那样。

这种与日俱增的公众参与所带来的的长期影响将会怎样，现在还不十分清楚。韩国总统的任期是五年一届，所以李明博再也不用面对选民。另外，韩国政府强势推行上网实名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规定只适用于月访问者超过10万人次的网站，这无疑给该规定增添了政治意味。）政府试图将百姓带回到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的状态。就这样，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竞争开始成为一场军备竞赛，但这场竞赛的参与者是崭新的阶层。当十几岁的小姑娘们无须专业的组织和组织者发起，就能帮忙组织一场令政府焦躁异常的抗议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正如伊藤瑞子所形容的：

关注数字媒体的人通常会担心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会没落，但是在首尔，世界上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最为发达的地方，数字媒体的影响却恰恰相反。数字工具对于协调人类交往和现实世界活动至关重要。认为媒体是相对隔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领域的传统观念，将不再适用于类似于针对疯牛病抗议的情况，事实上，也不适用于人们利用社会化媒体安排现实活动的多种方式。 不仅社会化媒体在崭新的族群——也就是我们的手中有了新的一面，当沟通工具掌握在新的族群手中时，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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