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即是不同

当人们在调查一种像维基百科、Ushahidi或者“大笑猫”这样的新兴文化产物时，要回答“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这样的问题出人意料地简单。

我们总能抽出时间来做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吸引着我们，而这些时间是从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得来的。在19世纪末为谋求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进行的抗议活动中，有一句很受欢迎的工人口号是这样说的：“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事！”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 对无组织时间显见而具体的利用已经成为了工业化廉价商品的一部分。 然而在过去50年中，我们却把这来之不易的时间的大部分都花在了一项简单的活动上，这种行为普遍到连我们自己都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空闲时间始终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消费它们。

“人们哪儿来的时间”，问这样问题的人通常并不是在寻求答案。这个问题很浮夸，说明问问题的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行为很愚蠢。

答案显而易见：他们至少在做一些事情。你看过《盖里甘的岛》中的这样一个情节吗？人们就快离开那个岛的时候盖里甘陷入了混乱，于是他们没走成。这个情节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看过很多遍。每次看到这个时长为半小时的情节时，我都没有在分享照片、上传视频或者在一个邮件列表上对话。

对此我曾经有一个不变的借口——那些事情中没有一件是我小时候就能做的，那时候我能做的就是每年花数千小时在《盖里甘的岛》、《帕特里奇一家》（ The Patridge Family ） 和《霹雳娇娃》（ Charlie's Angels ） 上。不管你认为蹲在地下室里扮精灵有多可怜，我都可以以自身经验来告诉你：蹲在地下室里纠结金杰（Ginger）和玛丽·安（Mary Ann） 谁更可爱更糟糕。

戴夫·希基（David Hickey），一位反传统的艺术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在1997年写了一篇《和打酱油者搞浪漫》（ Romancing the Looky-Loos ）的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听众。这篇文章的标题来自于他父亲，身为音乐家的父亲把一群仅仅去消费的特殊听众叫做“打酱油的人”（looky-loos） 。要做一个打酱油的人首先得去参加一场活动，尤其是现场活动，但他们和你在电视上盲目地收看这个活动的效果一样：

而参与者却不一样。 参与是一种行为，它让你觉得自己的出席很重要，让你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东西时觉得自己的回应也是活动的一部分。 希基引用了音乐家韦纶·詹宁斯（Waylon Jennings）在讨论为懂得参与的听众演奏是怎样一种感觉时说的一段话：

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即使在活动结束后，参与行为还能进行得如火如荼——对整个社团的人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

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这种单一事件就是消费。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更多吗？”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曾经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由三种不同的活动组成： 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 我们总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电视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一种。

电视是不平衡的，如果我拥有一个电视台，而你拥有一台电视机，那么我可以跟你说话，但你却无法跟我说话。相反，电话却是平衡的。如果你购买了消费手段，那么你也自动获得了创造手段。当你购买电话时，没有人会问你只用来收听还是也会用来打电话这样的问题，参与行为固有地存在于电话中。对于电脑来说也一样，当你买了一台可以消费数字内容的机器时，你同时也购买了一台可以创造内容的机器。此外，你还能和你的朋友分享这些素材，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消费、创造和分享的事物。这些并不是它的附加特性，而是基本要素中的一部分。

日积月累的迹象表明，如果你为人们提供了创造和分享的机会，那么他们有时会和你辩论，即使他们此前从没有过那样的举动，即使他们对此并不像专业人士那样精通。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将停止盲目地看电视，它仅仅说明了消费已经不是我们利用媒介的唯一方式。 对于我们每年消耗的一万亿小时的空闲时间来说，任何转变——不管多么微小，都可能是很大一部分时间。

将我们的关注点拓展到包括创造和分享在内，并不需要通过个人行为的大幅度转变来使结果发生巨大变化。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的后果。

规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盈余需要能够被累积起来。对于像Ushahidi这样的工作， 人们必须同心协力贡献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创造认知盈余，而不仅仅是完成一系列微不足道而又彼此分离的个人行为。 累积规模一部分和受教育人群如何利用空闲时间有关，另一部分则取决于累积行为本身，和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单一的分享型媒介空间内彼此互联有关。2010年，全球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一起的人口即将超过20亿，手机用户更是早已突破了30亿。因为全世界大概有45亿成年人（全球人口约30%的年龄在15岁以下），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对大多数居民来说，作为全球范围内互动组织的一部分已经变得再正常不过。

规模能区分大小盈余作用之间的不同。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原理是在30年前。那时父母为了给我过16岁生日，送我去纽约城找我的堂兄。我的反应和你们眼中被扔进那种环境的中西部孩子很像，我心中充满了对高楼、人群和喧闹的敬畏。但是除了那些大事以外，我还注意到了一件小事——切片比萨，它改变了我对于可能性的观念。

在我16岁时，那个启发了我的切片比萨，它所蕴涵的意义是： 当群体足够大时，不可预知的可以变得可预知。 如今任何一天你都不必知道谁会来买比萨，只需要确定一定会有人来买就行。一旦对于需求的确定开始远离个人顾客，而向集体顾客回流，那么崭新的行为种类便成为可能。如果我16岁那年有更多的流动资金，那我也会在观察雇出租车和等公交车两种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同样的原理。 更普遍的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是它可能发生的次数和频率的或然率。 在我长大的地方，顾客在下午3点购买一小片切片比萨的可能性太低，因此我们不会冒险提前做好一整张比萨。而在34号大街和第六大道的拐角处，你就可以做上一整张比萨来等待生意上门。 任何人类活动，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在人群中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增加。规模较大的盈余和小盈余就是不同。

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说过：“多即不同。”（More is different.） 当你把某样东西累积了很多时，它就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而我们新的媒介工具正在以一种空前的规模累积我们创造和分享的个人能力。想想下面这个问题，其答案在近年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你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能遇到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这种概率很小，小到让人难以察觉，并且从个人角度来推断的话，总体概率似乎也很小。

我们认识新的媒介工具所带来的文化变革非常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惯于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看待事物，而这是错误的路径。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仅仅和事件目击者人数以及他们中带着相机的比例有关。第一个数字会根据事件不同展开上下浮动，而第二个数字——带着相机的人，从2000年的数百万人上升到如今的超过十亿人。照相机现在已经被植入了手机中，因而提升了随时会携带相机的人数。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新情况产生的作用：

规模上的变化意味着曾经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曾经不太可能的事情变成了肯定。我们曾经依靠专业的摄影记者来记录那些事件，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彼此的基础设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分享或许比较冷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陌生人随机决定分享的内容来了解世界，但即使这样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泰坦的海妖》（ The Sirens of Titans ）中借主角之口说出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用处。”我们融合认知盈余的方式会让这种命运不太可能马上到来。

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媒介”这个词代表着什么。

如果我们仅仅使用媒介来指代这些商业形式和素材，这个词汇就会变成一个时代错误，而妨碍当今发生的事情。 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r4gVTyxiqzG5FqP6mDuaGh7GjnfRAc+YwIXRM7aC9KsF/VkNd72xzc9Tr0yvsQ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