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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在见证印刷革命的重归,所有的革命都是不同的（就好像是说所有的惊奇都是出人意料的）。如果社会的变化很容易被立即接受，那么它就称不上革命了。而今天， 革命集中在对业余爱好者融入生产者的震惊里，我们发表公共言论时不再需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许可。 社会化媒体没有引发韩国的烛光抗议，也没有培养PickupPal用户更多的环境意识。这些影响都是由意图改变公共交流方式的公民们造成的，他们发现自己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机会。
这种公开发表言论以及将我们的才能凝结在一起的能力，与我们之前习以为常的媒体的基础概念大不相同： 我们不是在消费媒体，而是在利用媒体。 因此，我们之前对媒体根深蒂固的概念现在正在慢慢剥离。
以电视为例，电视将移动的图像和声音进行编码，先通过无线电媒介，然后通过电缆传播，随后利用专门的解码设备再转化回图像和声音。用这种方式传递的内容的名称是什么？答案是电视节目。那呈现图像的设备又叫什么呢？答案是电视机。那制作播发内容、传递播放信号的这些人叫什么呢——他们工作的领域又叫什么呢？答案当然也是电视业。工作在电视领域的人们为您的电视机制作电视节目。
你可以从商店购买电视机在家里看，但是你买的电视机并不是你所看的电视节目，你看的电视内容也不是你买的那台机器。单这样说或许难以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用刻意去考虑电视究竟是什么，而我们就用“电视”这个词统称一个集合体的所有不同的部分：行业、内容和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们的认知有些模糊，但如果我们总想弄明白现实生活中每个系统的每个细节，我们会不堪重负。这样的集合体——既包括物体，也包括产业，还包括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并非独一无二地只在电视业存在。例如，收集并保护罕见的初版书的人，和那些购买充斥于市场的言情小说，废寝忘食地阅读，却在下一星期就把书扔到一边的人，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爱书之人。
这种集合体之所以很容易实现，是因为公共媒体的大环境长久以来一直很稳定。公共媒体最近的一次大变革还是电视的出现。在电视成为中坚力量的60年里，我们看见的变化其实很小——比如盒式录像带或者彩色电视机。有线电视是20世纪40年代末（电视开始普及）与90年代末（数字网络开始成为公众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之间媒体行业里出现的最重要的变化。
“媒体”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集合，同时指过程、产品和产出。媒体，正如我们说了几十年的那样，它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产业的产出，由一个特定的专业阶层经营，并且其中心在英语国家，即在伦敦、纽约和洛杉矶。 媒体这个词既指这些行业，也指它们所制作的作品，也包括那些作品对社会的影响。 只要媒体环境相对稳定，那么以这种方式来阐述“媒体”就是合理的。
尽管如此，有时我们还是不得不将一个体系中的每部分都分开来考虑，因为这些部分无法一起运作。如果你花5分钟提醒自己（如果你还没到30岁，那就用魔法召唤一下）20世纪的媒体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什么样的——由数个电视网络和一些主流的报刊杂志组成，而今天的媒体看上去既奇怪又新潮。当环境稳定到连把经由电缆而不是天线获得电视信号都能被当做剧变时，有一种媒体的出现会非常令人震惊，这种媒体能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无限制地完美复制由他人无偿提供的作品。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这种媒体将广播和对话模式完全混合在一起，使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捆绑在“媒体”这个词身上的诸多概念正在解体。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针对这个词汇的概念，一种能摈弃诸如“某种由专业人士创造的供业余人士消费的东西”这样内涵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 媒体是社会的连接组织（connective tissue）。
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朋友的生日聚会在何时何地举行；媒体就是你如何了解德黑兰在发生什么，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
的领导者是谁，中国的茶叶价格是多少；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同事给他的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你下个会议将在哪里开；媒体就是你是如何知道10米之外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有这些都可以被分为公共媒体（如一小组专业人士制作的视觉信息或印制的传播信息）和个人媒体（如普通人的信件或电话），而现在这两种模式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互联网是后古登堡经济时代的第一个公共媒体。你根本无须理会互联网的内在工作结构，只需体会它与此前500年间的媒体模式的不同之处就足够了。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数字化的（用数字表达），所以不会再存在类似于副本的情况。无论是一封电子情书还是一篇无聊的公司报告，每条数据与同一数据的其他版本都是完全一样的。
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没有人会说，“给我一个你电话号码的副本”。你的电话号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由于数字这个奇异的特质，旧有的区分专业和业余人士的副本制作工具的方式不复存在。过去印刷机为前者制作高质量的版本，复印机为我们复制其他的东西，而现在每个人都能利用媒体制作完全一样的版本，以至于旧有的鉴别方式根本无法分辨同样精准的原版和复制版。
另外，数码制作的方法是对称的。发射信号的电视台耗资巨大、配置复杂，而接收信号的电视机却相对十分简单。当有人买了一台电视机时，消费者的数量增加了一个，但创造者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当有人买了一台电脑或是一部移动电话时，消费者和制造者的数量都增加了一个。天才的分布仍然是不平衡的，但是简单的制造和分享的能力现在变得广为分布并连年扩大。
数字网络不断增加着所有媒体的流动性（fluidity）。 原本只能在单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话）间进行的选择，如今扩展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的双向媒体操作。 各个群体可以在像广播一样的媒体环境下交流对话。这项新的选择在原有的广播媒体和通信媒体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有的媒体可以相互转化。
一本书可以同时在一千个不同的场所引发公众的讨论；一封用于对话的电子邮件可以被参与者公布出来；一篇供公共消费的文章可以引发私下的争论，而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许日后也会公之于众。曾几何时，像收音机和电话这样的公共媒体和个人媒体使用截然不同的设备和网络，但现在我们正以从前从未企及的方式在个人媒体和公共媒体间不停地转换。
最后，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互联网造成的情形是，每个人都在付费，然后每个人都得以使用。互联网并非单由一家公司所有，并单独经营其整个体系，它只不过是一系列有关如何进行两点间数据传递的协议。任何遵从此类协议的人，无论是个体的手机使用者还是经营一家大公司的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的合格成员。网络基础设施并不归网络内容制作人所有，它属于任何一个付费使用网络的人，无论出于何种使用方式。 这种向后古登堡经济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见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它有着可互换的完美版本，彼此对话的能力，对称的产出和低廉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