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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岁末，国家图书基金会（National Book Foundation）都会在其颁奖晚宴上颁发美国文学卓越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的奖章。2008年，该奖项授予了1976年出版的《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的作者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
。虽说金斯顿因为这部30年前的旧作而得到承认是桩喜事，但她在演讲中讲述的一段发生在2008年的故事，却令在座的出版商都不寒而栗。
金斯顿说，2008年初，巴拉克·奥巴马到她家乡夏威夷的时候，她写了一篇颂扬他的社论。不幸的是，她投稿的所有报社都拒绝发表。而此时，她很高兴地意识到此次的拒绝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打击她。因为，现在她可以登陆Open.Salon.com，一个文学交流网站。正如她所说，“我所要做的就是打字，然后点击一个标明‘发表’的按钮。是的，有这么个按钮。瞧！我的文章发表了。”
是的，有这么一个按钮。发表文章曾经是我们需要获得许可后才能做的事，我们要征得出版商的准许。而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如此了。出版商仍旧在选材、编辑以及市场运作领域发挥着作用（例如，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协助改进这本书），但是他们不再限定着个人和公共作品的界限。从金斯顿关于遭拒的欣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长久存在但隐藏得很深的真相。
以往，即便是“已经出版过作品的作者”，也无法单凭自己的能力出版作品。想想列出来的这一组概念：公众的注意（publicity）、宣传（publicize）、出版（publish）、出版物（publication）、宣传者（publicist）、出版商（publisher）。
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使事物公众化的过程中，此前该过程极其困难、复杂并且开销极大，然而现在这些都已不成问题。
不得不说，金斯顿写的社论并不精彩。内容单调乏味，曲意逢迎，更谈不上有分析见地。政治话语并没有因为这一篇社论的出现得到任何丰富。但发表自主权的增加，通常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在古登堡之前，几乎每部书都是出类拔萃的杰作。在古登堡之后，人们所拥有的只是看过就丢的色情小说、乏味的游记和关于富绅的圣徒传记般的记述，这些对除了历史学家外的现代人来说毫无意义。媒体的最大张力一向莫过于，自由和品质构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目标，也有人一直坚决主张，以牺牲出版物的质量为代价换取发表自由度的增长是得不偿失。
早在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就发现：“书太多便成灾。根本没有限制狂热写作的措施；每个人都必将成为作家；有些人为了名利而变得名声大噪，另一些人则是为了一己私利。”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1845年评论道：“这个时代最大的祸害就是每一门学问都有太多的书。阻碍我们获得准确信息的最大障碍就是摆在读者面前乱七八糟的书，而我们必须从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这些论断相当正确。出版自由度的增加确实降低了出版物的平均水平——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马丁·路德和爱伦·坡都依赖印刷机，他们很容易获得出版机会，但他们却希望出版机制不要增加出版的整体数量：对我来说便宜得多，而对你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然而，经济学却不是这样解释的。普通人出版图书越容易，出版图书的质量也就越一般，但参与公共讨论的自由度的增加多少会产生一些弥补价值。
第一个好处就是实验的形式得到了拓展。尽管活字印刷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印刷品的平均质量，但同样刺激了小说、报纸和科学期刊的出现。报刊令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Ninety-five Theses ）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 ）得以广泛传播，变化的文本形式影响着今天我们所知的欧洲的崛起。某一领域的成本降低意味着可以开展更多的实验，交流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可以开展更多关于思维和表达的实验。
这种实验的能力同时也扩大了创作者的数量并使其多样化。1991年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e）
在她的《美丽神话》（
The Beauty Myth
）一书中对女性杂志在女人一生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既庆幸又难过。她说，这些杂志为理所当然的女性观点提供了场所，但视角往往被广告人歪曲了：“广告商都是在蛮荒西部看似彬彬有礼的审查官。他们模糊了编辑自由和市场需求的界限……一本妇女杂志的赢利并不是来自其定价，因此其内容不能偏离广告内容太远。”在另一方面，在《美丽神话》出版近20年后的今天，作家梅利莎·麦克尤恩（Melissa McEwan）在她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700字的有关日常女人厌恶症的有趣随笔：
有很多关于女人的笑话……是对我感兴趣的男人为了撩惹我在我面前讲的，仿佛在滑稽地提醒我二等公民的身份。当讲这些笑话的人将他们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知道他们会让我沮丧、厌烦、受伤害的基础上时，我不打算理会这些欺侮我的伎俩。我要是笑了，他们会自我感觉良好；我不笑，他们依然会自我感觉很好。总之怎么都是他们赢我输。
这篇题为“我们令人遗憾地达成可怕的交易”（ The Terrible Bargain We Have Regretfully Struck ）的文章吸引了几百人参与评论，更引起了上万读者的阅读，评论的大意都是“感谢你说出了我一直在想的东西”。这篇文章之所以会被全社会所知道，就是因为麦克尤恩点击了标明“发表”的按钮。其博客恰恰提供了沃尔夫想象的那种写作空间，在这里女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聊天，不必担心男人的监视抑或广告商的审查。这里的作品不是写给任何个人的，也没有特意以政治意图激怒他人——但要害也正是在这里。沃尔夫所说的杂志读者和博客读者可能会有同样的反应，但杂志无法以激怒其他读者、特别是广告商为代价来取悦于这些读者，杂志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但麦克尤恩愿意（也有能力）为了说出一些她想说的话而冒险得罪一些人。
沃尔夫所说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女性杂志，但绝不可能只针对女性杂志。麦克尤恩所用的自我发表的模式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人们一天中会对各种各样的议题谈论上百万次，这些议题涵盖无数的兴趣社区。社区成员可以像这样大声公开地彼此交流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即使在缺乏质量过滤的前提下，这种转变也十分有价值。诚然，这种价值的产生正是因为无法提前进行质量过滤：对质量的定义越来越多，比主流写作（以及音乐、电影等）尚能得到广泛的统一认识的时期多得多，每个团体的定义都不一样。
资源匮乏要比丰富更容易解决，因为当某样东西越来越稀少的时候，我们会简单地想到它比从前更珍贵，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小变化。而丰富则不同： 它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像浪费一切廉价的东西一样去处理此前珍贵的东西，仿佛它们便宜得能被拿去做实验似的。 因为丰富改变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平衡状态，它能令在匮乏中成长的我们迷失方向。当某项资源稀少时，控制该资源的人会觉得资源本身很珍贵，而不会停下来考虑该资源的价值中有多少是由于资源稀缺造成的。
美国长途电话费降低后的很多年里，我年长的亲属们仍旧会在打电话时声明这是“长途”电话。这种电话先前的时候很特别，因为它们很贵。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便宜的长途电话与此前觉得长途电话本身昂贵的认识是无关的。
同样地，当出版（使某事公开的过程）从困难变得轻松，习惯了旧有体系的人通常会认为业余出版者出版的东西不好，仿佛出版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尽管它从来不是。当人们十分在意出版的成本和成果的时候，出版显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出错太多就会面临失业。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了，风险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一项曾经被视作很有价值的活动被证明其价值只是一时的偶然，如同经济学的变化所显示的那样。
美国小说家哈维·史威多斯（Harvey Swados）对简装书的看法是，“美国公众读书习惯的革命，究竟是意味着我们将被淹没在一大堆不断降低大众品味的垃圾中，还是意味着我们如今可以轻松获得越来越多的便宜的经典书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都非常重要的问题。”
史威多斯对此的观察发生在1951年，当时简装本的图书已经流行20年之久。奇怪的是，当时他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951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公众无须在如洪流般的垃圾和广泛可求的文学经典中做出选择，而是两者都可以拥有（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两者都拥有”不仅是对史威多斯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每当传播过剩时的答案，这种过剩从印刷机发明就开始了。印刷最早是为了使《圣经》和托勒密（Ptolemy）作品的传播价格更低廉，但所有这些旧有的文化一点也满足不了科技的进步空间或者读者的期冀。即便是在今天，如果没有对新鲜事物的不断尝试，我们就不会有“不断增加的经典清单”。如果世上存在某种简单的公式，可以让人写出连续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都能得到赞誉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再需要不断尝试了。但事实是没有这样的简单公式，因此我们的尝试仍须继续。
在不断尝试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自由不断增加，随之增加的还有劣质的材料，虽然尝试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广受赞誉的东西。这正是15世纪印刷界的实际情况，也是当今社会化媒体的现实写照。和此前的“匮乏”相比，“过剩”带来的是平均水平的下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尝试终究会带来回报，多样化的发展扩大了新的可能，其中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好的作品。有了印刷机，出版业越来越重要，因为文盲减少了，文化和科学写作造福社会，尽管随之也出现了一大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