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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常会碰到一些没办法解答的问题，它们可能就此盘踞于心，很久都无法释怀。我是17岁开始接受电子工程本科教育的，我很快就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我所学的东西的本质，即什么是技术真正的本质。尽管那时我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但我认为那只是因为我的数学还不错。教授们解释道：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技术是经济中关于机制和方法的研究；技术是工业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技术是工程实践。但是所有这些答案似乎都不能令我十分满意，没有哪个答案触及“技术的本性”（technology-ness）这个层次。因而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后来，到了研究生阶段，我转而开始着迷于经济是怎样发展并建构起来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明显，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从技术中产生的。毕竟，在某种意义上，经济不过是通过明智地组织技术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故而它也会随技术的进化而进化。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经济又是如何引发技术的？准确来讲，技术到底是什么呢？这样一来，我就又回到了老问题上。
其后的很多年，我都没有再过多地思考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研究收益递增理论时，我的注意力才被重新拉回到技术上。技术，是新的技术产品和生产工艺（例如，早期的汽车）通过被应用和被采用而获得改善，之后再获得进一步的应用和采用，在被采用的过程中形成正反馈或收益递增。收益递增向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有两种收益递增的产品（也可以指两项技术）相互竞争的话，领先的那个就有可能进一步领先，并因此主导市场。但是最终赢家却无法确定，这其中会有多种可能性。那么赢家是如何被选择的呢？在我的理论进路中，是允许这种随机事件发生的，它会被内在的、连续的正反馈所放大，可以随时间随机地选择结果。如果我们将其看成某种程度的随机过程，我们就可以分析收益递增的情况。这样一来，思路顿开。
为了寻找合适的例子，我从1981年开始关注具体技术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些考察对我的理论建构都很有帮助，但实际上吸引我的并不是那些直接与收益递增相关的技术，而是在技术呈现之初，那些看起来模模糊糊的状态。我意识到，新技术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我看到的技术的例子都是从先前已有的技术中被创造（被建构、被聚集、被集成）而来的。换句话说，技术是由其他的技术构成的，技术产生于其他技术的组合（combinations）
。这个观察结果看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一开始会让人觉得并不特别重要，但是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新技术是从已有技术中建构出来的，而且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话，那就意味着技术自己创造了自己！后来，我接触到了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和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的自创生系统理论（self-producing systems）。我知道，如果我直接采用“技术是自我创生的（autopoietic），或者自我创造的（self-creating）”这样的阐述，其实可以令读者印象更加深刻。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根本不知道瓦雷拉和马图拉纳。当时我能做的只是观察这个自我创生的对象的宇宙，惊讶于这种自创生的结果。
我逐渐意识到，“组合”可能是弄清楚技术的发明与进化的现实机制的关键所在，在此之前，这些想法还没有被技术思想家认真思考过。我在20世纪90年代对一些机制有了一些想法，并在1994年发表过关于结构深化的文章。与此同时，我也对其他理论有了一些模糊的理解。
20世纪90年代，我曾研究了一些其他议题，主要是关于经济中的复杂性和认知的议题。直到2000年，我才又开始回过头系统地思考技术以及技术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我慢慢悟出，除了“组合”之外，还有其他原理也在起作用。技术是由部件和零件（集成件和次级集成件）构成的，而集成件自身也是技术。所以技术有一个递归性的（recursive）结构。而且我认识到，每个技术都是建立在某个现象，以及从该现象挖掘出来的某种或几种效应之上的。因此从整体来看，技术是通过捕捉现象并对之加以应用来获得发展的。同时，我也认识到，经济并不太像我接受的教育所暗示的那样，是技术的集装箱，经济是从技术之中产生出来的。经济是从满足我们需要的生产性的方法、法规和组织性安排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经济是从捕捉现象及之后的技术组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为了深入思考，我一头钻进了斯坦福图书馆。一开始，我需要阅读的资料似乎非常多。但是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我又觉得可读的材料实在太少了。这很奇怪，因为关于技术的资料应该和经济、法律法规之类的资料同样庞大、复杂和有趣。我看到图书馆中有大量关于具体技术的文章、丰富的教科书，特别是关于那些流行的技术，如计算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读物。但是关于技术或技术创新的本质，以及其后续进化的相关文献却很少。这些资料里有工程师和法国哲学家关于技术的沉思，有关于技术的采用与扩散的研究，有关于社会如何影响技术以及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的理论，还有关于技术是如何被设计、如何发展的观察，但是当我想要追问得更深刻一些，想讨论技术背后的原理，以及建构技术并决定其方式与过程的通用逻辑的时候，却没能发现更进一步的论述。因此我假定，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技术的完整理论。
在这本书中，我将讨论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技术思考的文献，它们涵盖了来自哲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等一小撮思想家的相关论述。所有这些讨论都很有帮助，其中最有用的是历史学家们对一个个具体技术形成的细节以及细致的案例研究。
开始，我搞不懂为什么在所有这些思考技术的人里，历史学家在技术和创新的方法和本质方面表达最多，后来我明白了，世界上有更多东西是从技术、而不是战争和条约中涌现出来的，而历史学家当然关注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就会对技术是怎样形成的更感兴趣。
本书讨论的议题是，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这主要是在我的两场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一个是1988年在圣塔菲研究所“斯塔尼斯拉夫·马尔钦·乌拉姆（Stanislaw Marcin Ulam）纪念演讲”上关于“数字化与经济”的一个讲座；另一个是2000年在戈尔韦的爱尔兰国立大学的“凯恩斯论坛（Cairnes Lectures）”上关于“高科技与经济”的那场报告。本书内容大部分基于上述两个报告，但主要来自“凯恩斯论坛”的报告。
在撰写本书时，我不得不作一些决定。其中之一是，我决定用平实的语言来写这本书（或者我希望它是直白的）。从职业和实质来讲，我是理论家，所以我必须承认这么做会有些顾虑。为大众写作一本关于严肃理论的书在100多年前是很普通的事，但是今天这么做的话，人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不够严肃。当然，在我最熟悉的经济学和工程学领域里的人要表现得卓尔不群，那就要用专业、晦涩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理论。
当然，出于多种理由，要写一本“既严谨又能满足大众阅读需求”的书的想法最终还是胜出了。主要理由是：首先，单纯的诚实性需要。由于研究对象在此之前没有被详细地思考过，所以还不需要晦涩的专业术语的介入；其次，我认为技术太重要了，因此不能为专家所独有，而是需要普罗大众的共同参与；最后，很重要的是，我要激起公众广泛关注这样一个异常美丽的主题的兴趣，关注我所坚信的那个技术背后必定拥有的某种自然逻辑。
最早，我就发现在技术研究领域“用词”本身是个问题，技术中的许多词汇都被滥用了，比如，“技术”（technology）这个词本身，以及“创新”（innovation）、“技艺”（technique）。它们的内涵往往既相互重叠，又经常相互矛盾。仅“技术”一项就至少有半打的主要定义，而且相互之间多有含义上的冲突。另外几个词又常常引起人感性的联想，比如，“发明”常常会使人不禁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孤独的发明家独自与“或然性”作战的情景。这种情景会使人误会新技术是来自天才们紧蹙的眉间，而不是衍生于此前的技术。我开始意识到，许多技术思考的困难可能恰恰源自用词。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自己做的是有点类似于数学家的工作：首先需要准确界定术语，然后由此逻辑地导出结果和性质。结果将如读者所见，我需要不断地（而且必要地）关注词汇以及它们在技术中的应用，必要时还要引进几个新的术语。我希望能尽量避免这种情况，但是为了讨论需要，还是额外引入了几个术语。
另外，尽管我一直坚持认为在很窄的案例范围内进行论述可能会更方便，但我还是要从更大的范围内选定案例。一位优秀的出版人曾经建议我就用铅笔做例子，但是我认为既然对技术而言，存在着一个既适用于计算机算法，也适用于啤酒酿造，既适用于发电站，也适用于铅笔、掌上游戏机和DNA测序技术的通用逻辑，那么，案例就应该覆盖所有类型的技术。当然，为了使我的论述更加明晰且省去太多不必要的解释，我会选择读者较为熟悉的技术。
最后，我还要对这本书不想做的事说上两句。首先，它不是对未来社会和环境所作的技术承诺或者威胁，这些论题都很重要，但并不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内容；它不是关于具体技术，不是关于即将出炉的某个新技术，也不是关于某个工程过程的机械论的概述，那些都已经被广泛谈论过了；同时，它也不是关于人类创造技术的讨论。尽管在技术创造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人的参与，但是我的注意力将会集中在驱动这个过程的逻辑上，而不是放在卷入其中的人身上，我一开始就决定只讨论直接相关的主题。还有另外几个有价值的主题我只是一笔带过，比如：发明社会学、技术的采用和扩散、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理论、制度和学术团体的作用，还有技术史。所有这些理论都很重要，但是在这本书里都没有着重提及。
尽管本书一定会涉及关于技术的相关文献，但本书并未对其进行回顾。我常常想起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的探险
：他们每次都从最熟悉的地方开始探险之旅，迅速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偶然会回到以前曾被别人占领过的地方。我的这次探险也不例外。我们会遇到一些从前的旅人。在这个领域，海德格尔留下过足迹，而熊彼特的足迹到处都是。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该领域进行了研究，本书或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有所疏漏，在此向这些探险者一并致歉。
最后一个免责声明是，读者不要因为我写了一本关于技术的书，就认为我对技术情有独钟。脑瘤科医生可能会写关于癌症的书，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它发生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我对技术以及技术后果都持怀疑的态度。但我也必须承认，我对科学怀有激情并着迷于技术的魔力，而且我也得承认我热爱飞行器，也热爱老式无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