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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路径依赖性:人口、经济、技术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学者的头脑,哈耶克把它分为两种,模糊型的和清晰型的。稍后,他补充了一个脚注,称在写《头脑的两种类型》这篇随笔时,他未听说过伯林对学者的划分——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和知道许多小事的狐狸。哈耶克自认是一只刺猬。阿瑟也是一只刺猬,多年来,他跨越许多学科追踪研究的唯一重要的课题,可称为“路径依赖性”。

阿瑟是1946年出生的,现在他被称为经济学家,而且在37岁时就成为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这些都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在阿瑟1994年出版的《收益递增与经济中的路径依赖性》一书开篇读到这样一则往事:阿瑟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时,发现了经济生活中存在强烈的收益递增性并写文章论述他的发现(我读研究生时也读他的这些文章)。那时他在斯坦福大学粮食研究所任职,可能还担任生物系主任,他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两位核心人物共进午餐(听上去是“求职午餐”),在他讲述了自己的“收益递增经济学”之后,一位经济学教授委婉地告诉他世界上没有收益递增这回事,另一位教授更坦率,这位教授可能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告诉阿瑟先生,即便有收益递增这回事,我们也不能承认它。这则故事,赫然写在阿瑟著作的开篇。于是这部作品立即入选我的个人藏书——今天,我更乐意收藏电子版。

阿瑟1999年接受“领导力对话”采访时也回忆了这段“痛苦如地狱”的经历,他的描述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前10年,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并担任了系主任,然后,他用10年时间试图发表一篇收益递增论文,却因此而离开了斯坦福大学。鼓舞他坚持探索的,是斯坦福大学校园最受爱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阿瑟说,阿罗帮助他获得了1987年古根海姆奖学金,并引荐他去圣塔菲研究所任职。又据阿瑟1999年回忆,因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MIT经济学家索罗特意提醒圣塔菲研究所的主持人柯文,说他正在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因为阿瑟是无名之辈。

阿罗始终为阿瑟的收益递增经济学大肆鼓吹,同样深受阿瑟这一思想影响的,是因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史学家诺思。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于港大书店翻阅诺思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运用阿瑟的收益递增观念于制度变迁的研究。我认为制度在各国,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从未中断悠久历史的国家,路径依赖的性质极其强烈。从那时起,阿瑟成为我关注的西方学术核心人物之一。阿瑟的往事永远提醒我,任何主流,包括经济学主流,都不可避免地压迫和排斥人类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为写这篇中译本序言,我检索了网上关于阿瑟的报道和文章,我发现,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完全消失了。这些往事未必是被斯坦福大学别有用心地花钱“遮蔽”了,很可能是因为网络社会的记忆原本就很短暂。

现在,我可以谈正题了。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y),在制度经济学获得诺贝尔奖的那段时期,大约是1985—1995年这十年,对我们这些热衷于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学者而言,真是一个最诱人的观念。例如,张五常在诺思得奖时对香港记者大呼“走宝”(即自家的宝贝被人家拿走了)。因为,据说,诺思当年曾在华盛顿西雅图校区听张五常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这相当于师从五常呀。好事的记者于是去问诺思怎样评论张五常的“走宝”慨叹。诺思哈哈大笑,他的评论是,五常言之有理,可是他并未坚持这项研究。读者懂得啦?五常教授20世纪70年代赴香港大学筹建经济系,1982年在芝加哥大学核心期刊《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企业的契约实质》(我评价为他毕生的登峰造极之作),此后,他的注意力转向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再也无暇他顾。

路径依赖性,阿瑟的论述,诺思的论述,以及多年前我的论述,可概括为这样一项平凡的陈述:人的行为依赖于他们过去的全部行为。注意,是“依赖”而不是“由此被决定”,也不是“完全不依赖”。阿瑟早年研究人口学问题,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的论文主要是人口学的。不过,他自幼最喜欢数学和工程学,在爱尔兰的少年时代,他偶然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他不过17岁——“年轻得有些荒唐”。后来,可能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我认为很可能是北美唯一一所最优秀的理论学院)时期,专注于收益递增现象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主持圣塔菲研究所的“复杂性”课题组,自此以后,他主要研究经济生活中的收益递增现象。

技术,阿瑟指出,不是科学的副产品,而是或许恰好相反,科学是技术的副产品。古希腊人很早就懂得这一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理论家的工作在于冥想,他们的模型是恒星系统,具有“永恒”这一基本性质。技艺是实践者的工作,是一种关于偶然性的艺术,探求永恒原理的哲学家,不愿为也。两千年之后,技术仍是卑贱的实践者的工作(例如米开朗琪罗的工作),却引发了近代科学。

阿瑟继续考证,技术总是由一些基本的功能模块组合而成的。最初的石器,打磨为两类,锋利的和有孔的,与手柄组合而成复合工具,例如“飞去来器”,例如“耜”与“耒”,例如“眼镜”。凡技术发明者,首重适用性和便利性,发明专利所谓“实用新型”。这两大性质要求使用新技术的人群将以往行为与新技术相合。如果你从微软视窗系统转入苹果系统,你会有很多这样的体会,多年之后,你试着适应微软系统,又有很多这样的体会。我们的身体(包括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可以记住我们的行为,并因记忆而有了行为的积累效应——贝克尔称为“人力资本”。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求学时,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告诉我,观察人们早餐时吃的是哪一国的食物,可准确判断这些人来自哪一族群。她说,早餐习惯是最难以改变的,因为胃口或口味是“永恒的”。

诺思有几篇论文阐述制度的收益递增效应。他指出,规模越大的政府总是追求更大规模,权力越大的人倾向于追求更大权力,成功的制度有复制自身的冲动,直到社会被锁死于早已僵化但曾经成功的制度陷阱之内。他还找到了不少消亡的人类社会,作为“锁死”效应的例证。诺思的警告格外触动我们这些中国学者,因为历史太悠久而且太难以割舍,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传统,但我们必须改造传统,否则中国就可能消亡。

于是,技术的本质,与制度的本质类似,因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而常将人类“锁入”既有的技术路径或制度路径。锁入,于是可能锁死。当社会被制度路径锁死时,社会消亡。当企业被技术路径锁死时,企业淘汰。现在,读者可以翻阅阿瑟的这部作品了。 uUE9XynCj/KqvQeCXtaZpKifEHuKQ2ikObp4rq42B6zrrbYfdavumZfVabKoH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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