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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有些读者可能会有些疑问，对此我要进行一些说明。我将技术定义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除了技术，还有许多可以被定义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但完全不像是技术的事情，比如商业组织、司法系统、货币系统或者合同，它们都可以被称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在这个定义下，它们也都是技术。进一步讲，它们的次生部分，例如组织或部门的分支，也是带有目的的手段，因此它们也具备了技术的性质。但是，总是感觉它们缺少某些“技术的本性”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接纳它们为技术，那么我的关于技术的定义就失效了，但是如果我们接纳它们为技术，我们则需要分析如何划定界限：马勒交响乐是技术吗？它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吗？比如说，它提供了一种感觉体验，而且它也有实现目的的组件。马勒是工程师吗？他的第二乐章（请原谅我这种双关用法）是为着某个目的而对现象进行的“合奏”吗？
我本来想通过把技术限定在设备和方法手段上来将这个问题回避掉，但是我现在不打算这样做。如果我们能习惯于把所有的手段，如货币体系、合同、交响乐、法律条文以及物理性的设施和方法，都看作是技术的话，那么与我已讨论的装置和原理相比，技术的逻辑就会适用于更加宽广的范畴，讨论范围也会因此扩大。
所以让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某些技术不太像标准的技术。货币是以交换为目的的手段，因此符合技术的定义要求（我这里谈论的是货币体系，而不是我们携带的硬币或者纸币）。它依据的原理是所有稀缺资源都可以作为交换的中介——黄金或者政府发放的纸币都可以，实在不行，香烟或者尼龙也行。货币系统利用了这样一种现象：只要我们相信其他人会相信一种交换媒介是有价值的，而且这种信任会在未来持续下去，我们就会相信这个系统。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现象不是物理性的，而是行为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钱”满足了技术的定义，但却不太像技术，因为它不是基于一个物理现象。同样的理由可以解释我上面列出的那些不像技术的技术，也就是说，它们基于的现象是属于行为性的或制度性的，而非物理性的。
我们说雷达、发电机更像技术，是因为它们基于的是物理现象，而合同、立法系统等之所以不太像技术，则是因为它们基于的是那些非物理的现象——组织性现象或行为性现象，或者甚至是逻辑或数学的现象（例如，算法）。可以说， 判别标准技术的标志就是看它是否是建立在物理现象之上的。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这些基于非物理现象的技术呢？为了本书的论述，我们当然可以承认它们都是技术，而且我们的确准备这样做。但同时我们也会承认，在日常生活中，它们确实通常不被看作是技术。马勒的一部交响乐只是一次审美体验而已，而一个软件公司也就只是一个组织。但是即使我们选择这样看待它们，我们也应该在心中牢记它们也是“技术”。马勒是在我们头脑中对现象进行了深思熟虑的“编程”：他在我们的耳蜗神经核、脑干、小脑、听觉皮层建立反射。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马勒确实是一位工程师。
我们换一种说法，看看能否更简单明了地表达这个意思。如果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本书一直讨论的是某类系统：我称之为目的性系统（purposed systems）。目的性系统是所有“实现目的的手段”的总体，既包括基于物理现象的技术，也包括基于非物理现象的技术。我们倾向于将某些手段，例如雷达、激光、核磁共振，称为传统技术，而将另一些手段，例如交响乐和组织，称为目的性系统。即便它们符合技术的特质，它们也更容易被理解为技术的“亲戚”。我们约定，大部分的讨论会针对狭义的物理技术，但是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将范围扩展到非物理性的目的性系统。
目的性系统，是所有“实现目的的手段”的总体，既包括基于物理现象的技术，也包括基于非物理现象的技术。
上面的讨论貌似有点离题，但实际上它帮助我们确立了讨论的范围。我们认为，乐器、货币、法条、制度以及组织等，即使不依赖于物理现象，它们也确实都是手段或目的性系统，因此都应该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只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我之前提出的技术的逻辑对它们也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