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现在已经为技术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结构，即它们是由零部件组成的组件系统或模块。其中一部分形成了核心集合，其他部分行使支持功能，它们自己可能还有子集合和次级零部件。当然完全没有任何法则规定技术的组分一定要被聚集成集合或功能性的集团。例如，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一种完全由单一元器件放置在一起组合而成的技术，然而除了在极端情况下，几乎是没有那样的技术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技术应该是从集成件或者单个零部件中被组织结构起来的呢？
将技术的构件模块化可以更好地预防不可预知的变动，同时还简化了设计过程。但只有当模块被反复使用且使用的次数足够多时，才值得付出代价将技术分割为功能单元。
几年前，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讲了一个关于两个制表匠的经典寓言故事。假设每只表都集成了1 000个零件。一个名叫坦帕斯的钟表匠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安装，但是，如果他的工作被打断了，或者丢下一只没完成的手表，他就必须从头开始。相反，另一个名叫赫拉的钟表匠则是将10个模块组装在一起，最后组成手表。每个模块又由10个子模块组成，每个子模块再由10个零件组成。如果他暂停工作或者被打断工作，他只是损失了一小部分工作成果。西蒙的重点是：将零件集成化可以更好地预防不可预知的变动，且更容易修复。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加以扩展，模块将允许技术的组成部分分别进步：可以对每个部分分别加以关注和改进，对工作性能分别进行试验和分析——每个“集成”可以“悄悄地”被探察或者更换而不必解体余下的技术整体。而且这样做还可以允许通过技术的重新配置来适应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组装可以根据需要被来回变换。
将技术进行功能性分组（functional groupings）还简化了设计过程。如果设计者要面对数以万计的零件，那么他们将被淹没在细琐零件的汪洋之中。但是如果能够将技术分割成不同的建构模块（例如，计算机的计算程序、记忆系统、电源系统），设计者就比较容易加以记忆并分别给予关注，从而也较容易看清这些大一些的零件如何能够互相匹配、共同服务于整体。将技术分割成组或模块，有点像认知心理学中的“组块”（chunking）概念。
我们用它来将复杂的事物（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分解成更高阶的部分或组块（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的爆发、苏联的入侵、太平洋战争等），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理解和运用它们了。
将技术分割为功能单元需要付出一些代价，至少要有一些精神上的努力。只有当模块被反复使用，且反复使用的次数足够多时，才值得付出代价将技术进行分割。这和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类似：斯密指出，只有在生产的数量足够大的情况下，才值得将工厂的工作划分成专业工作。
我们可以说，模块化（modularity）之于技术经济（technological economy），就如同劳动分工之于制造业经济一样。一项技术被应用得越多，分成的模块就增加，经济也因之而发展。或者可以用斯密的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技术的分块随着市场的扩展而增加。
随着功能单元被更多地应用，其被组织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一个模块或集成开始成为一种单个零件组成的典型的松散集团，可以联合执行一些功能。后来，这个集团固化成一种特殊的结构单元。例如，DNA扩增（DNA amplification，一个将小的DNA样本复制成亿万样本的过程）在最初只是一种实验室技术的松散的组合，目前它已经内嵌于一种专用结构机体内部了。这里有一条通用的规则：
一开始的一系列松散地串在一起的零件如果被用得足够多，就会“凝固”成独立的单元。技术模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成标准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