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地点与环境

压抑环境带来的伤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军离开香港时，留下了一座摇摇欲坠、面积约有6个足球场大的围城。难民进入了这一建筑，住在数以百计的临时窝棚里，直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才在这里修建了水管和高大的水泥公寓楼。人们将这个地区称为“九龙寨城”，它成了人口过剩的象征。寨城里的许多公寓比一张办公桌大不了多少，巷道仅有一米来宽，大部分地方都笼罩在永恒的黑暗当中。医生和牙医非法执业，三合会开设妓院、赌场和鸦片馆。到了1987年，九龙寨城这座迷你城里的居民数量攀升至33 000人，人口密度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摩纳哥的75倍。按照同样的密度，美国小小的特拉华州就足以容纳整个地球的人口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九龙寨城的人口暴涨后没多久，来自英国牛津一家医院的两名研究人员让一群年轻患者参与了一项争议性的实验，实验内容和人口过分拥挤有关。

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排查了医院的病房，找到了15名3~8岁的儿童，其中一些孩子患有自闭症或严重脑损伤，还有一些是健康的孩子。每天，孩子们聚在房间里“自由玩耍”，但研究人员有意识地将他们分成小群体。有时，研究人员会保证房间里同时玩耍的孩子不超过6名，这对房间的大小来说正合适；另一些时候，他们让十多个孩子同时在房间里玩耍。在孩子们玩耍的15分钟里，护士和研究人员会进行观察并记录其行为。和预料中一样，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很少跟其他伙伴互动，但房间里人数太多的时候，他们也会花更长时间待在房间的外围。如果房间里只有三四个玩伴，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平均只会在房间外围待3分钟，但如果房间里有十多个孩子，自闭症孩子待在外围的时间立刻会跃升到8分钟。

健康的孩子和脑损伤的孩子在人口过分稠密的房间里也不见得好多少。如果人数较少，他们会开心地玩上10分钟，但如果房间里人太多，他们就只在一起玩5~6分钟。同时，房间里人数少时，孩子们争抢玩具和打斗的时间很少超过30秒，可是如果房间里塞满了人，他们吵闹的时间会延长到4分钟。有两个孩子甚至因为撕咬玩伴而被看管起来。

在过分拥挤的房间里只待了几分钟，合群的孩子就开始对他人有了敌意，而焦虑的孩子则加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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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这家医院的研究颇具开创性，但它留下了大量未被解答的重要问题。他们的观察结果仅适用于这项研究的受试者（一小群受暂时或持续性心理创伤折磨的儿童）吗？还是说，这些结果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群体，比如身体机能完备的健康成年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大群心理学家和建筑师对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3所大学的8 000名大学生进行了两项实验。有的学生住在高密度的塔楼里，有些住在中等密度的公寓大楼里，还有些人住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宿舍里。研究人员使用两种微妙的技术来衡量学生是否与邻居建立了强大的社会纽带。他们在建筑里随意散发了一系列盖了邮戳、写有地址的信封，让人以为这些信件是在送到邮箱的路上遗失的。他们把这些信件丢弃在显眼的地方，学生们不可能错过它们。有的学生看到信件，就以为是舍友们遗失的，并友好地代为寄出，这是暗示社交亲密的一个小小姿态。研究人员于4小时后返回，他们发现在低密度的宿舍里，100%的信件都被寄了出去；在中等密度的公寓里，87%的信件被寄了出去；在高密度的塔楼里，只有63%的信件被寄了出去。

在另一座密度存在类似差异的公寓大楼中，研究人员安放了捐赠箱，请住在里面的学生将用过的牛奶盒放在里面，供艺术项目使用。他们计算了公寓住户捐出的牛奶盒数量，同样发现，高密度大楼里的居民不怎么乐于助人。在低密度和中等密度的大楼里，学生捐出了55%的牛奶盒，而住在高密度大楼里的学生只捐出了37%的牛奶盒。这些结果表明，高密度的生活会影响人们的慷慨度，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证明，过分拥挤还会引发精神疾病、药物上瘾、酗酒、家庭解体以及整体生活质量的下降。

极度拥挤还与幽闭恐惧症有关，有幽闭恐惧症的人会害怕封闭空间或人口非常密集的空间。有一些恐惧症是由人过往的经历造成的，比如13恐惧症（害怕数字13）、街道横穿恐惧症等，与此相比，幽闭恐惧症似乎是天生的。幽闭恐惧症患者与数千年前蜷缩在黑暗小洞穴里的祖先们一样，害怕小而黑暗的空间。我们天生对个人空间有所要求，这就是人为什么会对短暂而意外的身体接触产生强烈的反应。在一项研究中，营销专家帕科 · 昂德希尔（Paco Underhill）暗中拍摄了浏览一家大型百货商店货架的购物者。有一些货架的过道特别狭窄，购物者停在较窄的过道浏览商品时，往往会被其他挣扎着想通过货道的人推挤。几秒钟后，驻足浏览的顾客感到非常不安，大半都离开了商店。昂德希尔事后询问了一些顾客，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离开商店是因为被他人推挤，但实验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提出了解决方法：如果过道足够宽敞，能避免哪怕是轻微的碰撞、“臀部摩擦”（这是昂德希尔的叫法），那么顾客留在商店里的可能性会变大。

过度拥挤还会带来噪音问题。研究人员发现，日常生活中持续的嗡嗡声会扼杀创造力、阻碍学习。20世纪70年代初，心理学家走访了曼哈顿上城区的4栋32层的公寓楼。这些公寓正对着95号州际公路，那是东海岸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公寓里住着73名小学生，每天都能听到高速公路车流发出持续的隆隆声，高达84分贝。有些量表将84分贝划入了“非常响亮”的范畴，这么大的音量跟一辆没有配备消声器的卡车或者一座闹哄哄的工厂发出的声音相当。长时间暴露在该强度的噪音之下有时甚至可能损伤听力，而这噪音哪怕在公寓里听起来也震耳欲聋。住在较低楼层的孩子们承受的噪音强度比住在高层的孩子们高了近10倍。因此，研究人员在进行听力测试的时候发现，在较低楼层住了至少4年的孩子们，几乎很难分辨发音类似但意思迥异的单词，如“gear”（齿轮）和“beer”（啤酒）、“cope”（应付）和“coke”（可乐）这样的单词。如果说话声音低，或者受背景噪音影响，他们就难以区分这些单词。

研究人员推断，听力较差的孩子参与谈话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也就有更大的概率出现智力问题。这正是他们发现的情形：与同龄的孩子相比，在较低楼层居住多年的孩子还会在阅读方面遇到困难。最令人痛心的是，如果孩子在该建筑里住了6年以上，研究人员只用一个问题就能惊人地准确预测其阅读分数：“你住在几楼？”由于噪音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大，研究人员得以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住在较高楼层的居民更聪明、更富裕或是更关注孩子的教育。长时间地将孩子暴露在杂乱的噪音下（哪怕是来自城市生活的背景噪音），也足以妨碍孩子的智力发展。

过度拥挤和噪音污染都是较新出现的问题，几百年前，工业革命的号角尚未吹响，发电机、发动机亦未出现，那时候，这两个问题几乎还不存在，可突然之间，大城市取代了零散的城镇和村庄，修建这些城市的机器本身又会带来大量噪音。面对这些现代化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往往是这样的：把世界还原成它们先前的样子。有一名研究人员发现，医院里只隔了几间病房的几位病人，痊愈的速度完全不同。对于这位研究人员来说，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呼之欲出了。

自然环境是疗愈的灵丹妙药

宾夕法尼亚州的帕奥利是离费城不太远的一座小镇，镇上有一家本地的郊区医院，帕奥利纪念医院。这家医院的恢复病房正对着一个小院子，病人们就在这排病房里修养。20世纪80年代初，一名研究人员参观了医院，收集了1972—1981年间胆囊手术患者的信息。胆囊手术很常见，一般也并不复杂，但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患者做完手术后都要在医院待上一两个星期才能回家。有些患者恢复所需的时间比较长，这名研究人员想知道，医院病房之间的细微差别是否能够解释恢复速度上的差距。医院的有些病房对着一堵砖墙，而离走廊较远的病房则对着一小排落叶乔木。除了景观不同，病房的其他条件完全一样。

研究员看到患者的恢复时长表后非常惊讶：面对树木的患者的痊愈速度比面对砖墙的患者快许多。平均而言，面对砖墙的患者在回家之前至少需要再恢复一天，他们的心情也更抑郁，体验到的痛苦也更多。护士记录下了每名患者的4条负面评论，如“我需要多多鼓励”和“不安、哭泣”，而面对树木的患者在住院期间一般只留下了1条负面评论。与此同时，那些面对树木的患者中，极少有人在住院期间索要1剂以上的强力止痛药，面对墙壁的患者却至少索要了两三剂。除了窗外的景观，病人们在医院里接受的是大体上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治疗。每一名面对树木的患者都对应着一名面对砖墙的患者，所以，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吸烟与否、主治医生和护士的情况都得到了尽量严格的控制。既然如此，那么唯一的解释是，面对树木的患者能更快地痊愈，是因为他们运气好，住在了有自然景观的房间里。

这些结果令人惊讶，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此之大，比其他许多针对性治疗的干预效果还要大得多。从一些测量指标上看，那些面对自然景观的患者的数据，要比面对一堵墙的患者好4倍。如此明显的结果往往会引人怀疑，但大量的研究都表现出了类似的效应。这些研究中的一项是这样的：两位环境心理学家联系了337对家长，他们带着孩子住在纽约州北部的5个农村地区。研究人员对每一户家庭的“自然氛围”进行打分，自然景观、室内植物、院子里有草坪都是加分点。有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承受的压力很小，很少跟人打架，在学校也很少受到惩罚，但另一些孩子却时常受人欺负，或是跟父母相处困难。研究人员又测量了孩子们的幸福度，他们发现，经常遇到问题的孩子很痛苦、缺乏自尊心，但如果生活在更贴近自然的环境当中，他们的幸福度就不会降低。大自然的存在似乎减缓了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而这些压力给住在人造环境中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另一群研究人员还做过更直接的测试，他们采访了100对子女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的家长，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孩子们是怎样应对不同的游戏活动的？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的孩子往往焦躁不安、心烦意乱，但家长们报告说，“绿色的活动”，比如钓鱼和足球，能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更为放松和专注的状态。不光是从事室外活动的孩子更开心、更爱与朋友们互动且更为活跃，事实上，就连坐在有自然景观的房间里的孩子，也比在室外的人造环境（没有树木和草地）中玩耍的孩子更平静。

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的区别在哪里呢？宁静的街道景观为什么就起不到和宁静的自然景观同样的效果呢？建筑也有独特的魅力，与自然环境相比，有人更喜欢城市环境，但为什么反而是自然有着这么强大的恢复作用呢？答案是：自然环境拥有一系列特点，与人造环境明显不同。20世纪初，现代心理学 巨匠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解释过，人的注意力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定向注意力，让我们能把焦点放在严苛的任务上，比如驾驶和写作。读书也需要定向注意力，如果你感到疲惫，或是一次性阅读了几个小时，你会发现自己开始走神。

第二种形式是不自觉注意力，它来得很轻松，不需要额外的精神努力。詹姆斯解释说，“奇怪的东西、动人的东西、野生的动物、鲜艳的东西、漂亮的东西、文字、风、血液，等等”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大自然存储了你的精神机能，就像食物和水存储在你的身体里一样。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例如躲避车流、盲目作决策和判断、与陌生人交往，都是消耗性的活动。大自然把人工环境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找了回来。你可能会说，这有点神秘，这个说法不科学，但它的核心其实来自心理学家所说的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按照这一理论，城市环境让人心力憔悴，因为它们强迫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任务上（例如避免迎面而来的车流），随时都在攫取我们的注意力，一个劲儿地逼迫我们：“快看这儿！”“快看那儿！”这些任务耗尽了我们的心力，而自然环境中则没有它们的身影。森林、溪流、河流、湖泊和海洋，它们很少对我们索取什么，尽管它们同样生气勃勃、千变万化、引人注目。自然景观和城市景观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对我们的注意力的索取程度。人造景观用连续的刺激轰炸我们，自然景观则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你愿意多想就多想，愿意少想就少想），我们这才有了补充耗尽的心智资源的机会。

21世纪初，100多名倒霉的荷兰学生参加了一项旨在揭示大自然精神恢复能力的实验。学生们进入实验室，坐在屏幕前面，屏幕上开始播放从争议性电影《死亡真面目》一片中节选的场面。先是一个女人砍掉了一只公鸡的脑袋，接着是绵羊和公牛在屠宰场里被宰杀。两名素食的学生被这场面吓坏了，他们立刻离开了房间并拒绝再回来，其余的学生也盯着屏幕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视频结束后，学生们屏住了呼吸，研究人员又开始播放第二段视频。幸运的是，第二段视频没那么压抑，描述的是一个人在7分钟的步行时间里看到的景色，学生们通过视频假想自己在城市或林中步行。

一些学生看到的是穿过荷兰的一片森林时看到的风景，另一些学生看到的则是在荷兰城市乌得勒支街道上的情形。看完视频后，那些假想自己穿过了森林的学生报告说，自己感到好受多了，更加放松，也没有那些想象自己走过城市空间的学生那么愤怒。他们还变得更警醒了，研究人员要他们进行在不相关的符号里寻找特定字母的任务时，他们完成得更好了。由此可见，光是要学生想象自己漫步在自然环境中，就足以抵消《死亡真面目》带来的攫取人注意力的压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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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德国的治疗师早就开始宣传自然疗法的好处。他们意识到，在99.99%的历史里，人类都住在自然环境中。日本的自然疗法名叫“森林浴”，该疗法要求患者长时间地在森林里穿行，在乡野氛围下吸入树木散发出的香味。德国的克奈甫疗法（Kneipp therapy）也要求患者在林间空地进行体育锻炼。这些替代疗法并非无聊的文化怪癖，研究人员发现，患者真的获得了大量的益处。比如，和在城市地区穿行的人相比，接受森林浴的患者血压、脉搏和皮质醇水平较低，这些都是压力减少的标志。接触到自然风光的人不光更快乐、更舒服，构建他们生理福祉的模块也对自然治疗作出了积极的响应。

自然环境能带来宁静舒适感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们让人进入了低压力水平。我们大多数人常常将压力与考验、磨难联系起来，比如职场上的勾心斗角、交通堵塞、孩子在国际航班上哭闹不休，相较而言，自然环境的压力温和得多。一定的刺激有利于人的成长和发展，但对于极端的压力，我们就应对乏术了，我们会从良性压力（好的压力）的舒适地带进入负面压力（不好的压力）的危险区域。有趣的场合（包括繁忙的自然环境）好处极大，就连医生也开始建议说，它们或许提供了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方式来帮助人们减缓某些癌症带来的痛苦。

一些研究人员称，新近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早期的女性，如果在连续两个月内每周都沉浸在自然环境里两个小时，就能非常完美地完成极具挑战性的脑力劳动任务。确诊之后，自然干预就开始了，在手术过后的恢复期里也是如此。和许多刚开始跟与性命攸关的疾病作斗争的患者一样，在确诊后的短暂时期内，这些女性压力重重，很难进行复杂的脑力劳动。花时间待在自然环境里的人的精神状况会得到逐步改善，并会逐渐恢复将注意力投入到严苛的脑力劳动中的能力；而没有接受自然干预的患者，在整个测试期间都很难进行类似艰巨的脑力劳动。恢复注意力显然和痊愈不是一回事，但头脑更清晰的患者，往往能更好地应对治疗、坚持治疗方案，并在恢复过程中表现得更积极。

遗憾的是，自然环境在地球上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远离森林、湖泊和海洋的地方。相反，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纷繁芜杂的城市景观，比如广告牌、标志以及其他书面素材，最近有人估计，我们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条此类书面信息。8~18岁的孩子和青少年尤其要面对这样的信息超载，他们几乎把每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拿来看电视、玩智能手机和电脑了。研究表明，在自然恢复缺席的时候，人类大脑会采用超速形式来应对这种杂乱局面，大脑会比正常时更快速、更清晰、更深入地对环境进行扫描，直到疲劳强迫人回到浅层精神处理的稳定状态。正如游戏节目的两名参赛者所示，这种调动更多精神资源的能力，有时会被环境中的微妙线索触发。

不流畅的心理活动与深入思考的倾向

《百万富翁》（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是史上最成功的电视游戏节目之一，它也是一个观察人吞吞吐吐、苦思冥想（也就是人努力理解信息的过程）的大好地方。这套节目有100多个国际版本，但不管是哪一版，参赛者都要回答越来越困难、对应的奖金也越来越高的琐碎问题。美国版《百万富翁》中最出名的两位参赛者是约翰 · 卡朋特（John Carpenter）和奥吉 · 奥加斯（Ogi Ogas），两人都拿到了巨额奖金。

1999年11月19日，卡朋特成为美国版《百万富翁》中第一位赢得100万美元奖金的参赛者。节目主持人里吉斯 · 菲尔宾（ Regis Philbin ）向卡朋特提出了最后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问题：以下哪一位总统在电视节目《爆笑》（ Laugh-In ）里亮过相——林登 · 约翰逊、理查德 · 尼克松、吉米 · 卡特还是杰拉尔德 · 福特？卡朋特笑了笑，要求给父母打电话。使用这条“生命线”意味着卡朋特自己被问题难住了，需要“打电话给朋友”求助。通常情况下，参赛者打电话给朋友，会在30秒的时间限制里急匆匆地提出问题，希望自己选择的朋友能帮上忙，而这一天，卡朋特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策略。菲尔宾让卡朋特提出问题时，他说：

卡朋特说得没错，他在看到问题的那一秒就知道了答案。他脸上掠过的一抹微笑，这就是顺畅（顺利而轻松）的心理活动的标志。他的长期记忆里有一个小地方存放着理查德 · 尼克松和《爆笑》节目的联系，他毫不费力地想到了答案。卡朋特回答这个问题的轻松程度，就像菲尔宾要他大声回答出自己叫什么名字，或者算出1+1等于几一样。

卡朋特潇洒演出的7年之后，认知神经科学家奥吉 · 奥加斯也一路闯关，来到了价值100万美元奖金的最后一个问题前。节目的新主持人梅莉蒂丝 · 维埃拉（Meredith Vieira）问奥加斯：以下哪一艘船不属于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殖民者掀翻的三艘船——“埃莉诺”号、“达特茅斯”号、“海狸”号还是“威廉”号？奥加斯苦苦思索，你可以看出他正在长长的记忆走廊里疯狂翻检。在4分钟的思考过程中，他逐缩小了选择面，就在他几乎决定回答“威廉号”之前，一个更为保守的想法冒了出来，他对自己说，何不拿着已经赢得的50万美元立刻走人，而不是冒着答错的风险，只拿着可怜巴巴的25 000美元狼狈收场呢？对风险的厌恶差一点就让他错过了赢得100万美元的机会。后来，奥加斯描述了这段经历：

摇晃的椅子、观众席上的嗡嗡声，这些都是挑战他信心的环境触发因素。奥加斯突然意识到，把47.5万美元押在预感上，太过冒险了。面对环境带来的不顺畅的体验，他停顿了一下，开始考虑更为保守的路线。卡朋特和奥加斯的不同经历表明，不顺畅往往是判断信心程度的一个有效指标。卡朋特的答案出现得很顺畅，大有自信的本钱；奥加斯的答案则吞吞吐吐，没有那种确信自己正确的轻松感。我曾与其他3名心理学家进行过一系列实验，测试人们是否会因为 “不顺畅”而为问题投入额外的脑力。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可能是认知的吝啬鬼，会尽量少思考，可我们不是随时如此。如果环境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一定会有些提示告诉我们要思考得更深入些。

在世界上，我们处理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由字母、单词、句子、段落构成的连贯语句。大多数时候，这些信息片段便于阅读，因为设计师已经精挑细选了字体和字样，好让印刷文稿清晰、易读；可有时候，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人们也会在印刷书面信息的时候选择难以阅读的字体，其作用就有如奥吉 · 奥加斯所坐的那把摇晃的椅子。这样一来，这些字体就扰乱了伴随着人们大部分思考而来的遐想。尽管大多数书面文字都印刷清晰，使用的字体也很常见，比如，“ Times New Roman ”、“ Arial ”、“ Courier ”和“ Calibri ”，可也有些人会使用花哨的复杂字体，比如，

我和同事们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在我们设计的实验中，我们请学生回答3道脑筋急转弯题目，它们来自一套名为“认知反应测试”的智力量表。这些题目相当难，因为人们下意识想到的答案都是错的。可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些错误的答案，就像约翰 · 卡朋特回答价值100万美元奖金的那道题时一样。有耐心的人最终能意识到答案是错的，他们要付出额外的脑力劳动，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以下是测试里的一道题：

球棒和球总价为1.10美元，球棒的价格比球贵1美元，请问球多少钱？

大多数人会本能地得出结论：球棒1美元，球10美分，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会发现这个答案是错的。是的，两者加起来是1.10美元，但球棒只比球贵90美分。正确的答案是（只要运用基本的算术就能验证）：球的价格是5美分。很多人答错了这道题，完全是因为他们是认知的吝啬鬼，他们缺乏耐心，忙着进入下一份要耗费精力的任务。

在实验中，我们猜想，“不顺畅”能否提示人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进行一些思考呢？所以，我们把答卷的一半用清晰的字体印刷，另一半用灰色的斜体小字印刷，再交给学生们回答：

不出所料，在文字难以阅读的时候，人们答对3道题的概率更高。平均而言，看到灰色字体的人，答对了2.45道题；而看到清晰字体的人，只答对了1.90道题。后来，我们又在复杂的逻辑题里看到了相同的效应，这再次说明，如果用不流畅的字体印刷题目，人们得出正确答案的概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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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在 现代生活中的复杂字体就像是报警信号一样，提醒我们动用额外的精神资源来克服这种阅读困难。和其他的警报一样，它也存在缺陷。虽然我们看到警报之后就知道该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加保守，因为它同时也暗示着环境里存在风险，或是有危险出现。

不流畅和风险之间的这种联系，或许能解释我与认知心理学家丹尼 · 奥本海默（Danny Oppenheimer）发现的一个现象：2008年8月，人们向Grouphug.us网站上提交的忏悔书愈发坦率。该网站邀请人们分享匿名忏悔，换取读者同情的拥抱。有些忏悔很坦率，而另一些则要温和许多，匿名几乎没有效果。2008年8月之前，该网站的文本显示方式很不流畅，暗黑色的背景映衬着与其对比不强的文字（见图2—1）。

2008年8月，该网站的创办人改变了心意。他决定加深文本颜色、调亮背景，也就是标准的黑色文字配白色背景（见图2—2）。

这下，网站上的文字更容易阅读了，提交忏悔的用户获得了顺畅的精神体验。我和奥本海默梳理了该网站的忏悔书，我们发现，在网站创办者采用了更顺畅的新格式之后，人们的忏悔变得更坦率了。在其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面对印刷清晰的字体，人们更愿意暴露个人的缺点。面对白色背景里的浅灰色字体，人们暴露的意愿会随之降低。

那些用来防止人们暴露个人信息的精神警报信号，同时也能提醒不道德问题的存在。举个例子，请想象一下，有人给你讲了以下这个颇具争议性的关于烹饪的故事：

这家人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狗已经死了），但大多数西方人认为，吃宠物狗在道德上很成问题。如果我请你按0~10分给这家人的行为打分，0分指他们在道德上完全没错，10分指在道德上错得离谱，你会给他们打多少分？弟弟和姐姐火热接吻呢？这种行为错到何种程度？假设双方都同意接吻行为，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人们除了说“感觉不对”或者“触犯了更高层的宗教规范，逾越了规矩”之外，很难发现这其中有多少道德问题。

心理学家西蒙 · 拉汉姆（Simon Laham）、杰夫 · 古德温（Geoff Goodwin）和我请人们给这些行为的不道德性打分的时候，也趁机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文本显示方式。对一些评分人，我们在灰色背景上描述此种行为；而对其他人，我们使用了更容易阅读的文本。下面，我用例子来分别说明这两种格式。

人们普遍相当反感这些逾矩行为，并在道德量表上打了9分或10分（此时采用不易于阅读的格式印刷）。稍后，逾矩行为换用易于阅读的格式印刷时，分数就降到了7.5分。因为后者的逾矩行为很容易阅读，评分者对它的解读表明，后面的违规行为在道德上的冒犯性不那么强。

现代城市环境中充斥着书面文字，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思考深度，影响了我们向他人敞开心扉的难易程度，以及我们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正如不顺畅的体验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环境里的其他线索也能让我们判断该如何在新环境下行事。我们就像能融合到背景里的变色龙一样，能不自觉地采用合适的行为，实现恰当性与有益性的平衡。

精神变色龙

人工照明是现代化的一大奇迹，它模糊了延续数百万年的黑夜与白昼的界限，让人类找到了一种将黑暗变成光明的可靠办法。现在的人们都认为照明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刚进入房间时几乎不会注意到室内是否安装了照明用具。我们需要花费一些精力和注意力才能让目光转移到天花板上，看看灯泡是白炽灯、卤素灯还是荧光灯，进而判断灯光是亮一些还是暗一些会让我们更舒服。虽然我们很容易忽略房间的亮度，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路易斯 · 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却用一句话道出了真相：“据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3名心理学家着手检验了布兰代斯的论断是否成立。他们请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一项实验，他们有机会赚到最高可达10美元的报酬。学生们要在5分钟里尽力完成20道数学题，每一道题都要求他们从12个数字里找出3个相加等于10的数字。问题很耗费时间，需要大量精力。表2—1是一道例题，你可以感受一下题目的难度。记住，学生们只有5分钟时间，却要完成20道题目。

每名学生都是在同一个小房间里完成实验的，但对于一部分学生，房间里开了12盏灯，非常明亮；而对另一部分学生，房间里只开了4盏灯，比较昏暗，但即便是在光线较为昏暗的情况下，光照也足以让学生们毫无困难地完成任务，只不过，它比大学教学楼里的大多数房间都明显昏暗许多。5分钟过去后，学生们告诉实验人员自己正确完成了多少道题，每完成一道题可获得50美分的报酬。不管房间里的照明情况如何，学生们都做得很吃力，5分钟里大约能完成7道题，但他们的说法却因为房间的亮度而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在明亮房间里的学生们比较诚实，报告说自己完成了7道或8道，那些在光线昏暗房间里的学生，却将自己的分数注水了50 % 左右，平均报告自己完成了11道以上的题目。不知为什么，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学生们摆脱了诚实的道德枷锁，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昏暗带来了一种使人得以藏匿行迹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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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的照明一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事物的地点会出现变化，并能反映居住于此的人们的特性。社会中的一些角落能激发正直的行为，另一些却成了不道德和犯罪的温床。例如，争议颇多的破窗理论表明，窗户破损会鼓励潜在的罪犯实施犯罪，因为它暗示该地区的居民对自己的财产漠不关心。该理论的提出者是詹姆斯 · 威尔逊（James Wilson）和乔治 · 克林（George Kelling），他们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理论：

自1982年威尔逊和克林提出这套理论以来，第二个乱抛垃圾的例子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实验支持。在一项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在一家大医院的停车场上的车身上放了139张传单。他们想知道，司机是会把传单扔到垃圾桶里还是直接扔在停车场的地上。在司机走出停车场的电梯之前，研究人员在整个停车场的地上散乱地丢弃了一些传单、糖纸和咖啡杯。还有些时候，他们把停车场地上的每一个烟头、每一片垃圾都清理得干干净净，借此传递“乱丢垃圾不寻常、不合适”的概念。看到停车场里满是垃圾，有一半司机会随手把传单扔到地上——反正这里都这么脏了，再多丢点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停车场一尘不染，10个司机里只会有1个人把传单扔到地上。研究人员又补充了另一个“机关”：他们安排一名“卧底”，在一些司机刚走出电梯的时候随手把传单扔在地上，这个举动让司机注意到停车场的现有状况，要么强调它已经满是垃圾，要么强调在“卧底”随手丢垃圾之前它是多么干净整洁。在加入“卧底”吸引司机注意到停车场状况的情况下，只有6%的司机在干净的停车场上乱扔了垃圾，而54%的司机在已经遍布垃圾的停车场上乱扔了垃圾。司机们根据对所在地区普遍规范的理解，采用了看似最适合的行为。

就连你以为会隐入环境背景的微妙线索，也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我与社会心理学家弗吉尼亚 · 关（Virginia Kwan）请一位研究员去联系纽约市各地区的被试。他们全是美国白人，只不过有些人会步行穿过唐人街，另一些则步行穿过曼哈顿金融区和上东区。研究员请他们完成几道简短的问题，有些是要他们预测金融股未来6个月的表现如何，另一些则是要他们预测在一连串晴天或雨天后天气会怎样变化。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世界的变化趋势有着非常不同的观念（详见第6章）。美国人往往会对变化感到惊讶，以为过去表现不错的金融股将来也会表现不错，他们认为天气状况也会保持相对一致。反过来说，许多中国人则受道教和易经原则的影响，认为变化不可避免，今天看起来不错的金融股和天气，明天就可能急转直下，但如果今天股市低迷、天气阴雨连绵，明天也可能变成股市暴涨、天气阳光灿烂。

如你所料，走过金融区和上东区的美国人在完成问卷的时候和典型的美国人一样：更愿意投资升值的股票，并预测当前的天气模式会持续下去；但在唐人街漫步的美国人虽然在其他地方与途经更典型的美国街区的人没什么区别，但对世界有着非常不同的感觉，在回答问题的那一刻，他们的思考方式更类似中国人。他们预计未来6个月里，升值的股票会贬值，还预测晴天会变成雨天，雨天会变成晴天，在对易经式中国观念有所了解的美国人当中，这些效应最为明显。只是因为身处一个满是中国元素的场所，这些人就采用了中国式的文化规范。

我们又让研究助理去联系新泽西州一家中国超市外面的路人，也发现了相同的模式。一些路人正在进入超市，尚未受大量中国元素和声音的影响，另一些人则在结束购物之后正要离开，他们已经受到了中国元素的大规模影响。正打算离开超市的人采用了与中国文化观念相关的思维方式，认为升值的股票很快会下跌，如果有1 000美元可供投资，他们只愿意拿出不超过300美元的数额投资；而正打算进入超市的人的想法更类似典型的美国人，他们几乎会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到升值的股票上。

这些研究向我们说明了一些深刻甚至还令人略微不安的事实，它与构成你本人的因素有关：“你”不止有一个版本。如果垃圾包围着你，你便更有可能随手乱扔垃圾；如果你路过窗户破碎的楼宇，你便更有可能破坏周围的财物。你的行为规范每一分钟都在改变，纽约客从城市这一角走到那一角，就换了一套思路。认为人在本质上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好，坏人坏，而且这种倾向存在于我们身体内部，不因时刻包围我们的景象、声音和符号而改变看法令人感到宽慰，但社会心理学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就连我们的记忆（这是我们构建自我认知的积木）也会因为记忆是在什么地方形成而被打上标签。 对情绪造成冲击的记忆会十分顽强地附着在这个标签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记得在听说肯尼迪遭到暗杀、戴安娜王妃丧生、“9·11”连环惨剧的时候自己在什么地方。这些回忆并不完全准确，但顾名思义，所谓的“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ies）就是鲜明、生动的快照，它记录了我们获悉带来情绪冲击或与个人相关的新闻的那个时刻、那个地点，这些标签将事件与发生地绑在了一起。闪光灯记忆解释了40年前的一个奇怪而反常的现象，那时候，数万越战老兵带着可怕的毒品成瘾问题回到了美国。

情景重现与记忆

越南战争期间，因为陷入了无聊和焦虑状态，许多美国士兵都开始使用海洛因和鸦片。1970年，情况最严重的时候，40%的入伍士兵都至少试过两者之一。美国政府发现士兵使用海洛因之后，担心战争结束之时就是公共健康危机爆发之日，因为海洛因的短期复吸率高达90%，政府的确应感到担心。打完仗回国的美国士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出乎毒品专家们的意料，很少有人毒瘾复发。心理学家和医生至今仍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大多数人都同意：海洛因成瘾者和在越南战争期间吸食海洛因的士兵之间有个关键的区别，那就是士兵们离开了当初吸食海洛因的地方。大多数尝试戒毒的吸毒者很容易回到当初吸毒的环境下，令毒瘾再度发作；但回国之后的老兵中却很少有人会再度置身最初接触毒品的热带丛林。

背景的复原（也即回到一处充满感情的场所）之所以给海洛因成瘾者造成了麻烦，一部分原因是，当事人的置身之处让他回想起了曾经的相关记忆。明智的教师会利用这一事实，劝告学生在复习考试的时候选择与考试环境尽量一致的地方，他们的意见来自一项经典的心理学实验，该实验说明，场所构成了一种我们感知新获取的信息的“镜头” 。

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让来自一家大学俱乐部的潜水员记忆一份单词表。潜水员有时在水下记忆该单词表，有时则是在陆地上。如果说，随机选择的单词的记忆难易度与人最初看到单词的处所并不相关，那么，不管是在水下还是在陆地上，要记住这些单词都应该同样容易（或困难）。但学者们发现，如果单词是在水下记住的，那么潜水员再度进入水下时回忆的准确率更高。反过来，如果单词是在陆地上记住的，那么潜水员待在陆地上时回忆的准确率更高。在水下背单词的潜水员是通过脑中一层由水构成的镜头感知单词的，当他们再次进入水中，就激活了与场所挂钩的标签，这些单词也就能更迅速地从意识里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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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研究还表明，如果你在复习的时候喝醉了酒，那么考试的时候也喝醉会有好处。有个后来成为潜水研究灵感源头的著名的例子。17世纪的哲学家约翰 · 洛克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在房间里学跳舞时，房间里有一口旧衣箱。后来，每当他要跳舞，就得搬来同一口旧衣箱，要不然就不会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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