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作为人类亲密关系的纽带，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从现实关系中解脱的工具。在诸如《第二人生》（ Second Life ）这样的网络虚拟世界中，你可以创建自己的虚拟化身、虚拟住房、虚拟家庭和社会生活。它的广告大意是这样的：“终于有这么一片天地，让你热爱自己、热爱朋友、热爱人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许多人以虚拟化身的方式生存着。在这里，他们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富有、更年轻、更苗条、穿着更体面。同时，我们也深深迷恋着诸如机器宠物这样的社交机器人。2009—2010年最受欢迎的节日礼物是一款名叫“猪猪鼠”的机器宠物，它比真实宠物更完美：可爱、反应灵敏、不需要清理排泄物，而且长生不老。

技术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它能弥补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而我们的确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种。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彼此连接，同时也可以互相隐身。比起面对面交谈，我们更习惯于发短信交流。一位年近五旬、忧心不已的母亲讲述的这个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我当时正在寻找一个新保姆。通常，我都希望在应聘者自己的住所面试她们，因为我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她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更好地考察她们，而不是在我的家中。所以，当一个叫罗尼的人来应聘时，我立刻和她约定了面试时间。我来到她的公寓，她的室友为我开了门。室友是个年轻女孩，21岁左右，很专注地在她的黑莓手机上打字。她的两个大拇指被绷带严严实实地包扎着，小拇指上还夹着夹板，让人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她，就说：“那一定很疼吧？”但她只是耸了耸肩膀，说：“没事儿，我还能打字。”我告诉她我是来面试罗尼的，能否帮我敲敲罗尼的门告诉她我来了。这个女孩看上去非常惊讶：“噢，不行。我从不敲门，那样太冒昧了，我会给她发短信。”于是，她发了一条短信给离她不到5米的罗尼。

这本书是我关于“计算机和人际关系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在本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为何变成如今的模样，我们是否满意这样的生活？

在我的第一本书《第二个自我》中，我探究了个人电脑的主体性问题：不要问电脑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要问电脑“对”我们干了些什么，对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我们的社交关系、作为人的自我知觉有什么影响。人们很早就开始借助互动式、反应式的计算机反思自我，思考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智能机器是活物吗？如果不是，那原因何在？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儿童最可能将这类计算机物品视为某种“活物”——一个还在不断进化中的故事。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虚拟化身》中，我将关注点从人类如何看待计算机，转移到了人类如何在网络空间塑造新的身份认同。而在本书中，我试图展示技术将如何把上述两本书中的观点推上一个新台阶。

计算机不再等着人类来赋予它们意义。如今的社交机器人能与我们眼神交流、侃侃而谈，并学着识别我们。它们向我们卖萌求收养，我们也想象着有一天它们能给我们回馈。如今机器人设计领域讨论最多的话题正是关于陪护功能的研发。2010年夏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大幅报道了有关机器人教师、机器人伴侣、机器人医师的新闻。微软公司也演示了他们研发的虚拟人“麦洛”（Milo）。“麦洛”能识别那些与它互动的人，它的性格也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形成。更给力的是，在向公众介绍“麦洛”的宣传片里，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虚拟花园里与“麦洛”玩游戏，而在片子末尾，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出现了：他在被父母斥责后选择向“麦洛”大倒苦水。

我们不得不问，这些新兴技术预示着什么。一些人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帮忙打扫地毯、洗衣服；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发明机器新娘。社交机器人是真实人际关系的一种替代，而网络终端设备提供的计算机中介式社交，则是真实人际关系的另一种替代。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和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人们将黑莓手机的上网功能视为生活中“希望的田野”，在这里再也没有寂寞和孤独。一位年近七旬的女士这么描述她的苹果手机：“就像袖珍书上有一个小型时代广场，灯光闪耀，人潮汇聚，尽在其中。”当人类寂寞难耐时，网络正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倘若我们沉迷于此，则会错失独处的快乐。

机器人时代

2005年11月末，我带着14岁的女儿丽贝卡来到坐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达尔文主题展。从博物馆门口那个巨大的恐龙骨架标本开始，我们就开启了一场地球生命礼赞之旅，观赏达尔文所说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这些不计其数的生物标本如今已经寂然无声，但它们却是大自然进化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印证。这里是记录达尔文的一生和他的思想的最佳场所，他的物种进化论是当代生物学的核心理论。这次达尔文展的目的正是想取悦和说服观众，同时给那些攻击进化论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回击。

展览入口处陈列着两只巨大的海龟。它们来自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正是在那里，达尔文展开了声名远播的进化论研究。博物馆将这两只海龟视为奇珍异宝。在充斥着各种塑料模型的博物馆里，只有它们是活的，而且和达尔文在150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模一样。有一只海龟藏了起来，另一只则蜷缩在笼子里，纹丝不动。丽贝卡仔细地观察着这只海龟，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她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完全可以用一只机器龟的！”我大吃一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如果海龟只是在博物馆里无所事事、一动不动的话，完全没有必要费尽千辛万苦，把它从太平洋的小岛运到纽约。她十分同情这只海龟过着监禁一般的生活，却对它的真实性无动于衷。

这一天是感恩节周末，观摩的人们排了很长的队，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我开始与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谈。我的问题是：“你会在意这是不是一只真的海龟吗？”这个问题马上在无聊等待的人群中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10岁的小女孩说，她更愿意看到一只机器海龟，因为活的实在不怎么好看：“这些养海龟的水看起来脏兮兮的，好恶心。”许多支持采用机器海龟的观点进一步呼应了我女儿的想法：活海龟经不起折腾。一个12岁的女孩坚定不移地说：“看看这些海龟，它们什么也不用干，没必要用活的。”她的父亲看着她，困惑地说：“但是最关键的是，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达尔文主题展把生物的真实性问题放在了醒目位置，不仅展出了达尔文当年野外研究用的放大镜，而且还有他用过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第一次阐述进化论时的名言妙句。但是，孩子们面对迟钝的、会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龟时的漠然态度，使这次主办方关于“真实性”的卖点几乎没有什么立足之地。这次在博物馆的见闻，让我想起丽贝卡7岁时的另一件事。那次我们乘船游览地中海，海水碧波荡漾，美得如同明信片上的画。那段时间丽贝卡正热衷于电脑上的模拟鱼缸软件。因此，当她发现地中海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时，兴奋地指着喊道：“噢，妈妈快看，这是个水母！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他说他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当年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在奥兰多市开张的时候，主要的卖点就是里面养了各种“真的”动物——都是活体动物。然而，来到公园的第一批游客却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这些动物看起来不如其他迪士尼公园里的电子动物那么“真实”：机器鳄鱼拍打着尾巴，眨巴着眼睛，总之，它们能把鳄鱼典型的活动展示得活灵活现。而真实的鳄鱼，就像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样，反而不愿意和人接触。

我相信，在我们的仿真文化里，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真实性，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如何看待性爱一样——是危险的、令人困扰的，是禁忌、也是魅力。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是在博物馆，我却发现孩子们的立场令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真实性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在实现特殊目的时才有意义。达尔文眼中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必须的。我又追问了孩子们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展览上把一只真海龟换成了机器海龟，你觉得有必要告诉观众吗？”结果许多孩子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是否告诉观众动物的真假，取决于“观众是否需要知道”，即是不是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的。但是，这些动物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仅仅在一年之后，我遇到了另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我接到《科学美国人》杂志（ Scientific American ）的一位记者打来的电话，采访主题围绕着机器人和人类的未来。在这场对话中，这位记者竟然指责我的观点暗含了反对同性恋婚姻的立场。我对这样的指责感到非常震惊。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从未反对过任何同性交往或结婚，他对我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而这位记者之所以找茬，只是因为我曾经表示过不赞同人类和机器人谈情说爱、谈婚论嫁。

这次采访的起因是英国的企业家、计算机科学家戴维·利维（David Levy）的一本关于机器人的新书。1968年，身为国际象棋高手的利维曾和4位人工智能科学家打赌，说10年之内不会有计算机应用程序能赢过他。利维赢得了这场技术赌局。虽然赌注只有区区1 250英镑，但是整个智能科学界都因此而灰头土脸。这次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对不成熟的科技预言过于自信。直到下一个10年，利维才被象棋计算机程序打败。打败他的是一个叫作“深思”的程序。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一个叫作“深蓝”的程序击败了当年的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而“深思”正是“深蓝”的早期版本。现如今，利维是一家“智能”儿童玩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9年，他和他的团队又赢了，但这次赢得的是极富盛名的勒布纳人工智能奖。在一场谈话类软件的世界锦标赛中，利维团队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 bot）程序脱颖而出，成功地让测试者们相信，他们正在和一个人而非机器对话。

虽然我对利维的创造性十分欣赏，但是对他的新书《和机器人的爱与性》（ Love and Sex With Robots ）中的观点却并不认同。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对此书评价颇高，认为里面的科学幻想一点也不滑稽。这名记者刚刚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两周的采访，在文章中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文化大加赞赏，认为它正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这本书预言人类与机器的性爱将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个严肃而认真的议题，也就是说，“人和机器人坠入爱河，将和人类之间迸发爱情一样平常。同时，人类性行为的次数和做爱的体位都将得到扩展，因为机器人能教给你更多，超过世界上所有已出版的性爱指南”。利维认为，机器人能教会我们如何成为更棒的朋友和情人，因为我们能拿它们做练习。甚至当人类无法完成的时候，机器人还能代替。利维由此提议，和机器人结婚真是美事一桩。他认为，机器人虽然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异类”，但是在很多方面比人类更好。它们从不欺骗，也不会伤心。在利维看来，即使是在人类最私密的领域里，对机器人价值的评价也只存在一种标准：和机器人在一起你觉得舒服吗？这位计算机语言大师用机器人行为的影响来评判未来的机器人。而且他还打赌说，过不了几年，这就会成为我们唯一的标准。

我是一名接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无论从感性还是专业理性出发，我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真实性”才是重中之重。假定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一套自有的做爱体位模式，我仍然为一种观点感到担忧——这种观点认为，和一台机器卿卿我我是不需要感觉的。实际上，这只是一系列“仿佛”行为的集合，你得认为它“仿佛”关怀备至、“仿佛”善解人意。在我看来，“真实性”意味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因经历相似而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因为人类以相同的方式出生、拥有家人、品味失去家人的痛苦和死亡的真义。而机器人，即使再精密复杂，显然也难以企及。

因此我对利维的新书冷眼旁观。如果机器人不是“新的生命形式”而是某种“表演艺术”呢？倘若和机器人发生关系让我们“感觉很好”或“更好”，仅仅是因为我们感觉更加有掌控感呢？“感觉很好”本身不是黄金法则。一个人可以因为糟糕的原因而“感觉很好”。倘若机器人的陪伴让我感觉很好，却使我们更加弱势了呢？利维大胆观点的益处在于它迫使我们反思：和机器人建立怎样的关系是可能的、有必要的、合乎道德的？恋上机器人意味着什么？当我读他的这本书时，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爱情意味着从对方的视角品尝人世间的惊喜与艰辛，由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悲伤和喜悦而形成。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众媒体的时候，常常担心我们的文化正在走向“低智商化”。而这本书则表现出“低情商化”：固执地背离人性中伴侣关系的复杂面，将虚假的情感关系视为新美学。

当我读到《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时感到更不舒服，因为利维将我关于计算机“潜在力量”的论点变成了他的论据。利维将此书特别献给一位叫作安东尼 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黑客。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曾经采访过他，那时安东尼才19岁。这位腼腆的年轻人发现，他在险象环生、阴云密布的人类情感世界里无法找到安全感，而计算机恰恰能抚慰人心。计算机程序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令安东尼这个孤单的、恐惧亲密的年轻人，感到不是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在《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里，利维高估了安东尼的自我调适能力，他甚至建议，对于许多像安东尼这样的人来说，和一个机器人相爱将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利维给我寄了一份新书样本，并问我能不能复印一份给安东尼，好让他高兴高兴。我却对此并不太确定。我不确定安东尼在退缩到那个他称之为“机器世界”的地方以后是否得到了安宁的生活。我只记得他是忧郁的，是人类世界的旁观者，就像一个把鼻子贴在糖果店橱窗玻璃上的小孩一样。当我们想象机器人成为我们未来伴侣的时候，我们也和安东尼一样。

在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电话连线采访的时候，我因为把郁郁寡欢的安东尼视为亲机器人人群的典型角色而受到了冷嘲热讽。我坦言自己不能苟同利维的想法，我认为讨论机器人婚姻正是对人类关系失望的认同：我们在爱与性方面无法互相满足。我不认为嫁给一台机器就是彻底解决人类亲密关系的灵丹妙药。因此，当这位记者抨击我是一名反对同性婚姻权利的偏执狂时，我大吃一惊。我试着解释，因为我不赞成人类与机器结婚，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任何人类之间的婚姻组合都是不光彩的。他指责我怀有“物种沙文主义”：我这不是在剥夺机器人“真实存在”的权利吗？为什么我假定一段和机器人的关系是缺乏真实性的呢？对于我来说，这段关于计算机和生命的故事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告诉这位记者，我也对这场谈话做了记录。这位记者的观点已经成了我的研究资料，被收进这本关于技术的文化期待变迁的书中。他能从机器和人类推论到同性恋，这足以证明，对于他来说，未来与机器人的亲密关系肯定是替代真人恋爱的第一理想选择。与此同时，这名记者还振振有词地说，机器人也能把它们的特殊性带到一段亲密关系里去，而且引以为豪。在他看来，能恋爱、能做爱、能结婚的机器人绝不仅仅是替代品，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位相当理想的伴侣。处在这样一个时而肮脏、让人泄气，而且总让人难以捉摸的世界里，有无数条理由可以说明，机器是更适合我们的。

和《科学美国人》杂志记者的这段小插曲令我震惊。因为我从小一直认为这是一本含金量很高的科学出版物，但是这名记者对机器人的狂妄期待，使我对这本杂志近10年的好印象大大减分。关于《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的观点交锋，让我回忆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当时我在新奥尔良举办的一个大型心理学会议上遇到了一位女研究生安妮，她把我请到一边悄悄问我，关于把机器人设计成人类伴侣的研究进展如何。在这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主题发言，即如果机器人能与人进行眼神接触、跟踪人的行动、做出朋友般的手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认为它近似于人。信奉达尔文基本观点的人会把机器人视为“异类”，但是在这个场合，通俗地说，它们就是我们 “家中的一员”。

在开会间隙，这位可爱的、头发乌黑的、25岁左右的女研究生，想要听我介绍更多细节。她向我吐露说，如果机器人能够提供她所谓的“关怀行为”（caring behavior）的话，自己可以考虑把现在的男朋友换成一个“精制的日本机器人”。她说她依赖一种“居家礼仪的感觉”，不想孤单一人：“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够提供环境，我也乐意哄自己开心，告诉自己这里有个真人和我在一起。”她想要的是既可以避免孤单、又“没有风险”的男女关系。对她来说，一个具有交互功能的机器人，即使只是依照程序表演人类的动作，都比一个苛刻的男朋友更好。我轻轻地问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她说绝没有开半点玩笑。

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居住在波士顿城郊养老院中的一位72岁的老妇人米丽娅姆。她是在我关于机器人与老年人的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在访谈室里，我见到了她。她身材瘦小，穿着一件宝蓝丝绸上衣和修长的黑裤子，灰白的长发一部分垂着，一部分低低地挽成一个小圆发髻。虽然她表现得既优雅又镇静，但仍然流露出难以抑制的伤感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处境：对于一个曾是波士顿最有名的设计师来说，护理之家却是一个荒凉又孤单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让她伤感的事：米丽娅姆的儿子最近和她断绝了母子关系。他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每次他探望母亲的时候，都会与她发生争执——他觉得她想要的太多，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现在，米丽娅姆安静地坐着，轻抚着“帕罗”，一个格陵兰小海豹形状的社会型机器人。“帕罗”，日本制造，由于对病人、老人和情绪障碍人士具有表面上的积极效果，因此被广告称为首个“治疗型机器人”。“帕罗”能通过传感器识别人的声音方向，从而做出眼神交流的动作；它触觉灵敏，而且有一小部分英语词汇量来“理解”它的用户（它的日语词汇量更大一些）。最重要的是，它能根据用户对它的态度设定自己的“心灵状态”。例如，它能识别自己是正在被轻柔抚摸，还是受到了侵犯。现在，有了“帕罗”，米丽娅姆正沉醉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小心翼翼地轻拍着机器人的皮毛。这一天，她特别消沉，而且她相信她的机器人也正感同身受。她转向“帕罗”，再次轻拍着它，然后说：“是的，你也伤心了，不是吗？外面的生活太难了，是的，太难了。”米丽娅姆温柔的拍打触动了“帕罗”的温暖回应：它把头转向她，喉咙里发出赞同的咕噜声。米丽娅姆也因此受到鼓舞，对这个小机器人更加温柔有加。她相信机器人需要抚慰，她抚慰了它，同时也抚慰了自己。

多年临床医生的实践训练使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如果发生类似这样的情景，可能会起到深度治疗身心的效果。通过为他人提供我们最需要的支持，我们能修复自身的心灵创伤。但是换作一个悲伤的女人和一台机器人之间应该怎么处理呢？当我和同事及朋友们讨论米丽娅姆这种比较离谱的遭遇时，他们往往首先联想到自己的宠物和宠物带来的慰藉。我听到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当主人不开心和需要安慰时，宠物是如何“心领神会”的。通过与宠物进行对照，下面这个问题就更尖锐了：和一个机器人拥有亲密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一只宠物能不能感知米丽娅姆的沮丧和失望。我只知道在米丽娅姆和她的机器人“帕罗”之间，在某个时刻的确发生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在这个时刻，她得到了宽慰，但机器人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虽然米丽娅姆貌似经历着某种与他人的亲密联系，但她其实还是孤身一人。她的儿子离开了她，所以她寻求机器人的安慰，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我们对她的一种抛弃。

以上所有的这些经历——认为生命是建立在“需要知道”的基础之上，主张或反对与机器人结婚，一位希望与机器人恋爱的年轻女人，米丽娅姆和她的机器人“帕罗”，所有这些都使我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机器人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周围伙伴似的机器人已经比比皆是；这涉及我们的感情状态，而且我想说哲学上已然成熟。我发现人们不仅十分认真地把机器人视为宠物，还视为潜在的朋友、知己，甚至是虚拟的情人。我们并不关心机器人对人类与他们“分享”的情感能“知道”或“理解”多少。在机器人时代，只要人与机器连接的表演看起来足够多就行了。我们毫无偏见地、泰然自若地与毫无生命的机器连接在一起。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短语：“技术滥交”。

当我正想对这一现象后面的原因一探究竟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关于人类生活十分艰难的软弱无力之说。在每一个关于人类脆弱的故事里，我们都加进了机器人的角色。现在的人们要求太多，机器人的要求可能更容易满足。人会失望，而机器人不会。当人们谈论和机器人的关系时，他们也在谈论那些伪装性高潮的丈夫、妻子们和那些吸毒的孩子们。他们也在谈论理解家人和朋友是多么困难。我起初对这些评论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显然是想把人类贬得体无完肤。一个 44岁的女人说：“毕竟，我们从未了解另一个人真实的感受。人类会文过饰非，机器人比人类可靠得多。”一个30岁的男人评论说：“我更愿意和一个机器人说话。和朋友们交往太累，使我筋疲力尽。机器人会一直陪伴着我，而且任何时候只要我想好了，我都可以脱离这段关系。”

社交机器人的发明说明人类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无法摆脱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人们看起来很心甘情愿地相信：如果我们疏远或是忽视了彼此，机器人会补偿我们，程序早就设定好了，他们会带来虚拟的爱。当我们逐渐衰老，机器人会伺候我们；当我们的孩子无人照看，机器人会照料他们；当我们在逆境中精疲力竭而不能互相支撑时，机器人会给予我们能量。机器人不会对我们评头论足，我们得到前所未有的接纳和包容。另一个老妇人说起她的机器犬：“它比一头真犬好多了。它不会干危险的事，不会背叛你……而且，不会突然死去、留下你孤零零一个人黯然伤悲。”

在激烈的推销攻势下，第一批伙伴型机器人的拥有者往往是老年人，但是年轻人也看到了机器人伙伴的种种优点。如今，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他们准备好迎接一段复杂的亲密关系以前，就会被成年人的性行为所虏获。他们沉醉于这种连接所带来的舒适里，而且这种连接不受任何亲密关系的束缚。这也许会让他们联想到——发生性行为是不需要承诺、甚至不需要关怀的。或者可能联想到一段在线浪漫——伙伴关系是随时可以中止的。这并不奇怪，有些年轻人相信，缔结一段全情投入的亲密关系，这样的爱情故事是不存在的。这让我想起了时下人们对高校吸血鬼电影和小说的热捧，这些吸血鬼因为害怕伤害他们所爱的人，所以不会和爱人发生性关系。而且年轻人赞同“技术交融”的观点。在谈到机器人时，他们轻松随意，把它们视为安全和可预见行为的伙伴。

这些年轻人是和友善的机器宠物一起长大的，机器宠物是他们游戏室里的好伙伴，能够描述他们的心情，说他们在乎的话，也会卖萌求关爱。我们在心理上一直认为，不仅要养我所爱，而且要爱我所养。因此，即使是简单的人造机器也能激发我们发自内心的依恋之情。许多青少年预言，他们童年的机器玩具将来会被更先进的机器伙伴所取代。从精神分析学的传统观点来看，症状反映了冲突，但是也分散了我们试图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注意力；梦境表达的是人的意愿。社会型机器人的功能既是一种症状，又是一种梦境。作为症状，他们提供了一类途径，能够回避亲密关系中的冲突；作为梦境，他们表达了一种希望，希望突破现有的人际关系局限，使得人与人之间既能亲密无间，又能回归自我。

有些人甚至认为机器人是一种缓冲，使人们不至于被技术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日本，伙伴型机器人的推广者有意识地宣称，这是一种诱使人们戒除网瘾的手段；可以看出，机器人在现实世界里又插上了一面新旗帜。如果问题是太多技术已经使我们忙碌奔波和紧张不已，那么解决之道就是让另一种技术来安排、取悦和放松我们的生活。因此，虽然历史上机器人曾经由于技术失控引起过人们的不安，但是现在它们好像打消了这份疑虑，并使我们相信，在一个问题丛生的世界里，科学会提供解决之道。机器人已经成为21世纪的大救星。对机器人心怀期望表明了人们持久的科技乐观主义态度，人们相信即使其他事情都错了，科学也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机器人就是救世主，调兵遣将、解救众生。

然而，这不是一本关于机器人的书。更确切地说，这本书是在讨论以下问题：当技术的出现替代了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时，我们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机器人和机器中介关系所构成的世界。当我们发送短信、电子邮件、文本和使用Twitter时，技术也刷新了亲密和孤独之间的边界。我们谈论着如何摆脱电子邮件，好像太多邮件已经成了额外的包袱。青少年避免使用电话，害怕他们在电话里 “暴露得太多”。相比谈话，他们热衷于通过文本交流。成年人也一样，他们选择使用键盘打字，而不是直接说话。他们说这样效率更高，发生在“真实时间”里的事情占用了太多时间。有了技术，我们惊讶于世界之“苍白”，无事表达，无人取悦。当一个化身在网络游戏里与另一个化身整晚交谈之后，在某个时刻，我们感到完全拥有一份真实的社会生活，然后接下来，在与陌生人牵强而脆弱的联系里，莫名地感到孤独无援。我们在Facebook或MySpace上制造了一批粉丝，而且想弄明白这些支持者在多大程度上能称为朋友。我们通过在线角色重新塑造了自己，赋予自己新的身体、家庭、工作和爱情。然而，在虚拟世界的暗处，我们突然感到了彻头彻尾的孤独。当我们期待出名的时候，也放纵了自己。有时人们聊了好几个小时，却感觉不到任何意义。当他们对这种关系根本心不在焉的时候，却口口声声地说感受到了亲密无间。总而言之，我还是唠叨那个问题：虚拟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削弱了我们对另一种方式的体验，或者进一步说，是不是包括所有的场合，每一种方式都被削弱。

当机器人被作为一名虚拟伴侣时，亲密与孤单之间的混淆可能表现得最明显。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开始于一个人在社会网络站点上建立一份个人简介或者为网络游戏和虚拟世界塑造一个人物角色和虚拟化身。久而久之，这种虚拟身份好像就是身份本身。而这是机器人技术和网络生活第一次交汇的地方。所有机器人，不管有多么社会化，都知道如何去进行这样一场关怀表演。

一个叫作“身份工坊”（identity workshops）的在线世界首次出现，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而且他们所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创造一个虚拟化身——也许与你的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性格不同，是一种自我探索的方法。但是如果你一天花上3～5个小时泡在在线游戏或虚拟世界里（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时间投入），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由于你不经常和你的家人、朋友团坐在一起，面对面地玩Scrabble 文字图版游戏，一起散步，用最传统的方式一起看个电影，缺少这些行为会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出于补偿的心理，你可能开始了你的在线生活。如果你感到孤独和脱离人群，这样做多少有点好处。但是在线时，你是苗条、富有、强壮的，而且你感到自己比在现实世界里拥有更多机会。因此，在这里，多少有点好处成了十分有好处，或者比任何其他选择都棒。毫不惊奇，当人们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时，他们的情绪会低落不少。因此，你会看到有些人为他们的智能手机坐立不安，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正在渴望回到虚拟世界，这样他们就又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了。

社交机器人和在线生活都让人联想到我们实现理想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我们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机器人程序，我们才能把自己彻底改造成英俊潇洒的虚拟化身（阿凡达）。我们会在Facebook上写能够取悦自己的个人简介；我们会修改短信直到它们能反映我们理想中的个人形象。而且，我们能让短信看起来又简短又甜蜜。我们的新媒体对于修复这种不完美十分在行。而且因为这是技术为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降低了对彼此的期望值。一个不耐烦的高三学生说：“如果你真的想找到我，只要给我发条短信就行了。”他的这些话和我一个在做咨询工作的同事很相似，那个同事告诉我，他们更愿意用“即时”短信进行沟通。

我们对社交机器人的首次拥抱（包括它的理念和它的首个模型样品）就像一扇窗户，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想从技术那里得到什么，以及我们愿意怎样去适应它。从我们机器人之梦的角度来看，网络人生呈现出全新特性。我们想象它是扩张的，但是我们恰恰喜欢它的束缚。我们赞扬它的“弱连接功能”，连接那些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的泛泛之交，但是那并不说明我们在这些连接上很成功。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在宣传炒作上黔驴技穷。当人们谈论这些连接性弱的、“无摩擦”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愉悦时，他们通常指的是一种你不需要离开自己的桌子就能获得的社会关系。当技术宣称要解放我们时，反而绑架了我们。连接技术曾经许诺多给我们一点时间，但是随着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侵蚀了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线，时间变得不够用了。甚至当我们不在“工作”时，都感到自己是在“随时待命”；时间如此紧张，我们想脱离这些复杂难缠的事情，不用再拼命追逐。

连接性及其缺陷

当面对面的交往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实现时，网络连接被认为是一种可能的替代品：没有时间打电话吗？发条文字短信吧。但是很快地，文字短信成了选择的连接。我们发现网络连接与超工作量和超日程负荷的人生相当匹配。现在，一方面我们用网络来控制我们交往的强度，另一方面我们也指望它保护我们免于孤独。当我们需要开始或停止交流时，技术让这一切变得轻而易举。

几年前，在巴黎举行的一场晚宴上，我认识了艾伦，一位有抱负的、优雅的年轻女人。她30岁出头，从事着她梦想的广告工作。她每周都会使用Skype（一种能够提供视频通话的互联网服务）给她在费城的祖母打电话。在Skype出现之前，艾伦给她祖母打电话很费钱，也简短。有了Skype以后，通话是免费的，而且给你以另一个人就在眼前的强烈感觉——Skype几乎就是一种实时的视频联系。艾伦现在可以更勤地打电话了：“一周两次，每次通话一小时。”这一切本该是令人满意的，然而，当我看到她时，她并不开心。她意识到她的祖母并不知道用户在打Skype电话的同时，可以偷偷处理其他事务。祖母能在屏幕上看到艾伦的脸，但却看不到她的手。艾伦对我承认：“我在打电话期间也发邮件，其实我并不太在意我们的谈话。”

艾伦的多任务处理把她转移到了另一个空间里。她感到她的祖母正在和一个实际上并不在那里的人说话。在她们的Skype交谈过程中，艾伦和她的祖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联系得更紧密，但是与此同时，她们两个人都是孤单的。艾伦感到内疚和自责：她知道祖母很高兴，即便她们之间的亲密谈话对自己来说，不过是正在处理的众多任务中的一项而已。

我经常观察这种独特的混淆现象：不论是否在线，人们在结束交流时总有一种不确定感，不确定他们走得更近还是更疏远了。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有这种迷惑的感觉是在日本。那时我刚经历了36个小时、令人筋疲力尽的旅行，去日本参加一个有关机器人前沿技术的会议。拥挤的大会场里覆盖了Wi–Fi信号：演讲者在演示中使用互联网，所有观众也打开手提电脑，指尖上下飞舞，给人以全神贯注和热烈紧张的感觉。但是很多观众并不是在关注演讲者，大部分人看上去正在做自己的事：收发邮件、下载文件、浏览网页。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正在搜索一部《纽约客》（ New Yorker ）动画片，为他即将到来的演讲做案例说明。偶尔，观众会注意一下演讲者，出于礼貌把他们的电脑屏幕放下来一点。

在会场外面的走廊里，那些在我周围走来走去的人目光都越过我，好像在望着什么。他们抱着手提电脑，打着电话，与同在会场周围的同行们或是地球上的什么人联系得热火朝天。在那里，当然也不仅仅在那里，人们聚成一群，彼此交谈、约会吃饭。“网络”这个词的旧义是指一起喝咖啡或一起用餐。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很明显，人们最想从公共空间里得到的是与个人网络独处的权利。物理意义上的聚会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的小世界拴在一起。我想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认为社群的力量既可以塑造我们，也能够颠覆我们。另一个精神分析的双关语跳进我的脑海：“连接性及其缺陷”。

几个月后，当我访谈一些管理顾问时，再次想起了这个说法。他们似乎失去了使他们具有竞争力的本能。他们抱怨黑莓革命，既承认它是不可避免的，也抨击它是有破坏力的。他们曾经利用等着上台演讲、等着打出租车、等着乘飞机的间隙使用黑莓手机互相交谈，现在他们用这个时间来收发电子邮件。有些人告诉我他们正在充分利用他们的“停工时间”，但他们讲的没有说服力。他们曾经在等待约会或开车去机场的途中用来交谈的这些时间并不是“停工时间”，而是人们用来巩固人际关系和提炼观点的时间。

在公司里，在大学校园里，在朋友之间，人们欣然承认他们更愿意在语音信箱里留言或发一封电子邮件而不是面对面地交谈。有些人说“我的生活依赖黑莓手机”，他们直接避免了打电话必须面对的、需要“即时处理”的承诺。新技术允许我们与人“挂断”联系。我前不久在一家餐馆里偶然听到两个女人间的对话。第一个女人有些担忧地说：“在我们家没人接听电话了，以前孩子们都会争着去接电话，现在他们明知没人接电话，还是窝在房间里发短信、上Facebook什么的。”家里有十几岁孩子的家长一定也有类似经历，当他们还在惊叹这一切来得太快时，孩子们只是漫不经心地说：“噢，你想说什么？”

一名13岁的女孩告诉我，她“讨厌电话，而且从来不听语音信箱”。短信交流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渠道和恰到好处的控制。她是一名现代版的“金发姑娘”（Goldilocks） ，对她来说，短信交流让人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太近，也不是太远，而是刚刚好。现在满世界都是现代版的“金发姑娘”，当人们与其他人联系但仍然保持一定距离时，他们感到舒适。一名21岁的大学生反映了这种全新的平衡：“我再也不打电话了。我没时间在电话里啰啰嗦嗦。我喜欢发短信、Twitter，看别人的Facebook墙。我得到了我需要知道的东西。”

27岁的小伙兰迪有一个妹妹——一名搞错了距离的“金发姑娘”。兰迪现在是一名美国律师，在加利福尼亚工作。他的家人住在纽约，他每年会飞到东海岸去看望他们3～4次。当我遇到兰迪时，他24岁的妹妹诺拉恰好通过电子邮件向一长串朋友和家人宣布她已经订婚和婚礼的日期。“这就是我得到消息的方式。”兰迪苦涩地说。他不知道自己是生气多一点，还是受伤多一点。“她不打电话来让人感觉糟糕，我已经在为旅行回家做准备了。她就不能打电话告诉我吗？她是我妹妹，但是我却没有得到一个她私下告诉我消息的机会，哪怕打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电话。当我告诉她我很沮丧时，她好像能理解，但她笑着说她和她的未婚夫只是想简单地处理这件事，越简单越好。我觉得我跟她的距离非常遥远。”

诺拉不是存心冒犯她的哥哥。她只不过认为邮件通知是最有效率的，并没有考虑那么多。长久以来，我们利用技术使工作变得更高效。现在诺拉的例子说明了在私人生活里，我们是怎么希望技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的。但是用技术来处理亲密关系，人际关系会被弱化成仅仅是联系而已。而在此之后，简单的联系会被重新定义为亲密。换句话说，网络亲密（cyberintimacies）滑向了网络疏离（cybersolitudes）。

然而，持续的联系也带来了关于失去联系的焦虑，这是一种恐慌。即使兰迪一方面希望接到妹妹诺拉的电话通知终身大事，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的黑莓手机。在我与他的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始终握着手机。有一次，他把它放进衣服口袋里，过了一会儿就又拿出来，好像这是个护身符。在与人们的谈话中，我发现，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他们都害怕从网络系统中掉线。人们说掉了手机以后感觉“像死了一样”。一个45岁左右的电视制片人告诉我，如果没了智能手机，她“感觉好像失去理智了似的”。不论我们是不是在用这些设备，没有它们我们就会感到与一切失去了联系，漂流不定。哪怕对我们自己是危险的，我们也坚持开车时发短信的权利，并反对那些限制开车发短信的法律。

仅仅10年前，如果我邻居家15岁的孩子每个月携电子设备接发6 000条信息，并且他的朋友会常常造访他Facebook上的虚拟房产而不是真实的家时，我肯定会无法理解。如果我的手机可以告诉我在10公里半径之内所有熟人的方位，即使不违法，也是令人反感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曾经是媒体虚构的生活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社会礼节也到了某种底线：在街上，我们通过移动电话对着看不见的麦克风讲话，看起来就像是自言自语。我们与空气分享亲密，好像不在乎被谁听到，也不在乎我们周围的任何细节。

我曾经把计算机形容为“第二个自我”、“心灵的一面镜子”。现在这个隐喻几乎已经成真。我们的新设备为新形式自我的出现提供了空间，而它本身分割了屏幕和物理现实的界线，通过技术连接着生活。

十几岁的少年们告诉我，他们和手机一起睡觉。即便他们没有携带手机的时候，比如当手机存放在学校的储物柜时，他们似乎还是能知道自己的手机在振动。技术已经像是一种幻肢痛（phantomlimb） ，仿佛它也成为人体重要的一部分。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伴随着随时在线的网络连接，这一代人认为虚拟世界不一定比现实世界要差。他们对技术运用自如，但依然感到一种新的不安全感。他们在社交网站上培育友谊，同时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朋友。他们整天联系但并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交流。他们对友谊感到迷茫。他们能从虚拟的生活里找到友谊吗？他们能从机器人身上找到友谊吗？数字化的友谊发生在表情符号引起的情感里，经常建立在快速回复而不是思考的基础之上，这可能使他们变得肤浅。对于无生命的人际关系，这种肤浅则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他们对人际联系的期望值开始降低，最终会满足于机器人的友谊之中不可自拔。

千头万绪和飞速前进的人生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于是我们向技术寻求帮助，帮助我们找到时间。但是技术使我们比从前更忙碌，更想从现实中退缩。渐渐地，我们开始把在线生活看成是生活本身，我们开始认为机器人提供的是关系。简化后的关系不再是矛盾和抱怨的来源。它成了我们想要的。就像是为了一场完美的暴雨而聚集起来的云团。

技术重塑了我们的情感生活，但它提供了我们想要的生活吗？比如，许多机器人专家热衷于让机器人来照顾我们的小孩和我们年迈的双亲。这种观点在心理上、社会上、道德上可以被接受吗？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我们在虚拟环境里——一个不仅是游戏场所，而且是一个可以居住的新世界，会感到舒适吗？既然我们有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既然技术让这一切实现起来更加容易，那么我们又拥有什么呢？现在是时候开始这些对话了，我们已经来不及离开未来主义者鼓吹的未来。

虚拟机器：两个故事

我在《群体性孤独》这本书里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今日之网络世界的故事，讲的是它如何赋予人们更多操控人际关系的能力；另一个是未来社交机器人的故事，它承诺一种我们能控制的关系，即使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在关系之中。我所描绘的这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并不是为了预言一个奇异的未来，而是一个正在发展、实现中的梦想。社交机器人为我们当前的环境投下了一束新的光芒。我们愿意考虑他们的陪伴，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对今天的网络生活有许多不满。

第一部分“机器人时代”，从儿童游乐室里的社交机器人讲到实验室里更先进的机器人，以及正在研发中的进行老年人护理的机器人。当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密，我们与它们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在升温。我的讲述从某些早期的故事开始，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对那时进入儿童生活的第一批有生命的、会互动的计算机玩具做了介绍。这是一个对机器人的本质充满好奇的年代。游戏室里的第一批计算机玩具驱使儿童对真实性问题的思考方式发生变化。当他们考虑某些东西是不是活的时候，不再看它是不是能移动，而是看它知道什么：物理让步给了心理。这为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事情打下了基础，当儿童遇到会卖萌求关爱的机器人时，这一原则再次发生变化。与传统的玩具娃娃不同，这些机器人得不到关注就不能茁壮成长，而且会让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即便是最原始的这类玩具——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和猫头鹰玩具“菲比”，儿童们在判断其真实性时，很少根据认知过程，而更多地是根据它看起来是不是能与人感情相通。如果它向你求关爱，你不会想到去分析它，而是将它视为一种“交流价值”。人与机器的关系开始变得“足够真实”。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期望值也更高了。现在无论是对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说，机器人都被认为是“生物”而不是机器，而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引号已经去掉了。好奇心让步给了对关怀和养育他人的渴望。从此，我们期待伙伴关系和更多东西。举个例子，当老人们得到社会型机器人时，也得到这样的暗示，即机器人会治愈他们的人生烦恼。我们从好奇心转移到了渴望心灵交融。在机器人的陪伴下，人们是孤单的，但也感到与他人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孤单的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亲密关系。

第二部分“网络化生存”转向了探讨在线生活。网络生活可以重塑自我，它提供了许多积极的东西——加强了友谊、家人联系、教育、商业往来，以及娱乐。“网络必胜主义”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故事，人们愿意听，技术家也愿意讲。但是英雄的故事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在虚拟语句和计算机游戏里，人们被压缩成了角色。在社会网络里，人们被弱化成了人物简介。通过移动设备，我们在移动中彼此交谈，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如此之少，几乎没有。事实上，我们用一种新的缩写语言进行交流，字母代表了词语，表情符号代表了情感。我们不再问开口闭口问“你好吗”而是问一个更狭隘的问题：“你在哪儿”和“最近发生了什么”。一些好问题能让你马上知道某人所在的地理位置并制定一个简单计划，但它们并不适用于开展一场复杂的情感对话。我们彼此联系得更加紧密，但奇怪的是，也变得更加孤单。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孤独感。

结尾，我将这两个故事结合在一起。人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正在升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削弱。我们正在走向何方？技术看起来像是一条单行线；我们可能并不理会对技术发展方向的不满，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源自怀旧、或是反对技术进步的冲动，或者什么也不是。但当我们自问“失去”了什么时，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是我们真正在乎的东西，什么是我们相信并值得守护的东西。我们并不一定要反对技术，但要以一种尊重我们自身的方式去塑造技术。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我们虽然在塑造建筑，但建筑也会重新塑造我们。”我们发明了技术，技术也反过来塑造了我们。因此，对于任何一项技术我们都要问，它是为人类目标服务的吗？这个问题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在任何时代，技术都是反映我们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的机会。我希望本书能够记录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

我现在马上要讲的是关于“机器人时代”的故事。它必然是从游戏室里的玩具开始的，因为正是在游戏室里有一代人被引入了这种新观念：机器可能是与人情感相通的伙伴。但我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孩子们如何玩耍。我们倾向于寻找这种机器人的陪伴和建议，从而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跨越这个门槛之前，我们应当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或者出于工具性的目的去设计机器人：搜寻战争区域里的爆炸物；或者出于居家的目的：擦地板和洗碗碟。但这本书里谈到的机器人是被设计出来“陪伴”我们的。就像一些孩子们在问的，我们也有必要问，为什么人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当我们思考机器人时，我们是怎样思考自身的？我们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思考人类有依赖的天性，思考是什么让我们生而为人。而在此之后，更主要的是，我们在反思，什么是一段关系？我们重新思考有关亲密感和真实性的问题。当我们选择机器人而不是人的时候，我们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贬低机器人或者否认它们是工程奇迹，而只是为了还原它们的角色。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集中到了以下这个问题上：机器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智能。这一讨论有关机器自身，它们能做和不能做什么。我们与社会型机器人的全新邂逅开始于过去10年里，随着简单的机器人玩具被引入儿童游戏室，从而激发了不是关于机器的能力，而是关于我们的脆弱的回应。正如即将看到的，当我们向一个机器玩具寻求关怀时，当一个机器玩具在我们的关爱下茁壮成长时，我们感到这个玩具是有智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自己和它建立了一种关系。我描述的这种依恋并不取决于计算机玩具是否真的有感情或者智能，因为它们没有。这种依恋取决于它们在使用者身上唤起了什么。新的机器玩具并不怎么“愚弄我们”，让我们认为它们是在与我们交流；而机器人专家学会了一些诱使我们愚弄自己的方法。我们不需要太多。我们已经做好了进入虚拟世界的准备。 wkdEQPK8K/uZPsZj8wy4ljdfcycND1D1CkRlDWzV06YziTLLJxbQQcPtdqY9pk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