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转折点

30年前，当我刚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职、开始从事计算机文化的研究时，彼时的世界还是一派稚气的景象。孩子们在电子设备上玩三连棋游戏，电子游戏中的火箭发射击碎入侵地球的小行星，“有智慧”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可以在一场正式的国际象棋比赛中和真人选手一决高下。第一代家用电脑的购买者主要是一群发烧友，他们尝试自己编写简单的小游戏。没有人知道家用电脑在未来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这个人工智能还很年轻的新领域，学者们在讨论可以识别简单形状、操控图块的程序。人工智能科学家在辩论未来的机器获得“智慧”的方式。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外部植入程序的方法获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未来的机器可以通过被写入简单的程序自行进化为复杂的智慧体，正如当今的神经生物学家发现人类的智慧和自我意识，是通过相对简单的人脑结构和活动产生的。

我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如同人类学家一样，是这片崭新世界中的陌生人。那时我在巴黎生活了数年，研究心理分析的思维如何进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如何用这一新语言进行自我反思。我之所以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是因为我感觉到在计算机语言中，类似的情况也正在发生。“调试”、“编程”这样的计算机词汇，开始在政治、教育、社会生活，以及心理分析学最重要的中心——关于自我等多方面被使用。当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同事们沉浸于如何让计算机完成各种精巧、复杂的任务时，我的关注点却在其他方面。计算机正在怎样改变作为“人类”的我们？我的同事们通常反对我的这个说法，他们坚持认为计算机“只是工具”。但我依然认为“工具论”具有一定欺骗性。人类自古就是由工具所塑造。而如今，正处于机器和大脑界限边缘的计算机，正在改变和塑造我们。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我试图探索“设备的内在历史”（inner history of devices），这需要大量的倾听——通常不是那些正式采访中的故事，而是正式访谈结束后的、边角料般的评论和对话。为了完成我的工作，我采用了“实地研究”（也称作民族志研究）和“临床诊断”两种方法。人类学家通常的做法是花费数百小时在单一的环境中探访本地的知识。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潜伏”在计算机科学学院、家用电脑发烧友俱乐部以及初中生的计算机实验室中。我向计算机科学家、发烧友和孩子们提问，但通常情况下，我会倾听他们在新的“智慧”机器附近如何交谈，并且观察他们的行为特征。

我常常听到由计算机话题引发的深刻而博学的对话。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人类的大脑和计算机非常相似，都是被编程的“机器”。如果大脑是由程序控制，那么也许自由意志（free will）就只是幻觉。最奇特的是，类似上面这样的对话常常不只发生在研讨会会议室里，还发生在厨房、饭桌以及游戏活动室中。计算机将哲学讨论带入了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将孩子们变成了哲学家。电子设备陪伴孩子们玩三连棋游戏、进行单词拼写测试，孩子们则开始思考：计算机是活的吗？它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类有所不同吗？在“智慧”机器的时代，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独特时刻：机器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思维、记忆和理解力的含义。计算机激发我们进行自我反思。对于我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当时才13岁的德博拉的一段对话让我记忆犹新。在学习了一年计算机编程后，德博拉说当他用计算机工作时，“自己的一部分心智成为了计算机心智的一部分”，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计算机面对面，人们在机器这面镜子中反思自我。受到德博拉这段话的启发——也是向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致敬，在1984年，我将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命名为《第二个自我》。

1984年。这个特殊的日期由于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同名，而在西方知识界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书中，奥威尔描绘了这样一个未来的社会景象：人们受到政府全天候的监控，公开的头脑控制，个人权利丧失殆尽。讽刺的是，尽管当时许多科幻小说都将未来科技的社会影响描绘成上述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情景，但我自己在1984年出版的书中却是乐观而充满希望的。诚然，我也有所担忧。我担心新技术具有强烈的“黏性”，让人们无法与其分离；我也担心沉迷于计算机的世界，会让我们逃避面对真实世界中的个人问题和宏观政治问题。但是，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论述计算机如何启发我们进行新的自我反思。

在《第二个自我》这本书发表后的数十年中，人们与计算机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人机关系主要是指人与计算机一对一，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就不再如此。计算机成为通往虚拟世界的门户，在那里人们可以过着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生活。人们加入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的网络，发现了新的“空间感”。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代：我们不再拘泥于那有限的、只有数十个朋友的社交圈子，而可以有数百个、甚至数千个朋友，从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社交广度。我的研究焦点也从一对一的人机关系转移到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关系中。

我在波士顿的家中每周末都举办比萨派对，邀请各路朋友参加，请他们讲述各自在虚拟世界中的新生活。他们讲述自己在屏幕内外的生活，描绘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如何被侵蚀。人们的自我角色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伴随着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转换形成了多元的身份认同。通过技术的棱镜，我再一次感受到人类自我身份创造和体验的转变。

我将研究结论写成了1995年的第二本书《虚拟化身》。这本书从积极的视角对网络身份探索进行了研究。但是，我在1984年时的乐观态度已经受到了挑战。在访谈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在线生活要比他们嘲弄地称为“RL”（Real Life）的现实生活更舒心。比如，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道格，他在3个不同的网络虚拟世界中拥有4个虚拟化身（avatar）。他总是同时打开这几个虚拟世界的窗口，家庭作业和电子邮件的页面，以及最爱的游戏界面。他很轻松地在不同的虚拟世界中穿越，他告诉我，现实生活“只是多打开一个窗口而已”，并且他补充道：“甚至通常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这将我们的未来引向何处？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第一大趋势是生活的完全网络化。我们无须明确的目的地就可以上网。通过网络浏览器和搜索引擎——Mosaic、Netscape、IE、Google，人们仿佛在一个无尽的处女地进行探索。同时，由于无线互联网的发展，人们不再需要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电脑”设备、桌面、网线连接才能登录。由于网络随时随地、无处不在，因而我们才能随时与彼此同在。第二大趋势是机器人的进化。如今的机器人不仅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困难和危险的工作，而且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这一领域的成果于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了孩子们的游戏活动室：孩子们开始有了电子“生物”的陪伴。它们的要求被关注，同时也似乎可以反过来关注孩子们。

《群体性孤独》一书对上述电子文化的两大趋势在过去15年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了新的阐释，将焦点集中在年轻的“电子土著”（digital native）身上。这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着手机、智能电子玩具。如果说在《虚拟化身》一书的结尾，我曾表达了自己对于模拟化生存所要付出代价的忧虑，那么在这本书中，这种忧虑则更加严重。如今的我们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才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我们发短信，我们和机器人交互。我感觉我们正在见证人和技术关系第三次变革的转折点。我们屈服于无生命的挂念，又害怕与人交往的风险和失望。我们更依赖于技术而非彼此。

在本书中，我集中论述过去15年中的观察和思考，同时也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新问题。为了讲述人造生物是如何促进人际关系的故事，我从20世纪70年代的ELIZA计划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人类形状的社交机器人，如21世纪初期由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多莫”（Domo）和“梅茨”（Mertz）。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其他的电子“生物”，包括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Tamagotchi），机器人“菲比”（Furby）、“爱宝”（AIBO）、“真宝”（My Real Baby）、“凯斯麦特”（Kismet）、“卡格”（Cog），以及一种专门为老年人提供陪伴的机器人——海豹医生“帕罗”（Paro）。我要感谢参与到我机器人研究的250多人。一些人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参观机器人，另一些则是我将机器人带到学校、课后活动中心和养老院中。当和孩子们一起研究的时候，我总是尽可能地让他们把机器人带回家几个礼拜，请他们和家人撰写“机器人日志”，记录家里有了“菲比”、“爱宝”、“真宝”这些机器人后的日常生活。

在这个关于计算机中介传播的故事中，我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通过电子邮件、BBS、网上聊天（Internet Relay Chat）和美国在线进行研究，并且加入了第一个虚拟社区和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在过去的10年中，网络形态发生了剧烈的改变，我也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无线通信设备、短信、即时信息、社交网络、Twitter和大规模多人在线网络游戏。我的研究同时也包括由三维环境和虚拟化身组成的虚拟现实社区。

我的研究对象是年轻人，因此我的研究观察大多数是在高中和大学校园完成的。但同时我也和成年人进行访谈对话，以了解网络如何改变父母之道，以及建筑、管理咨询等行业的传播格局。参与我关于连接性研究的总人数超过450人，其中大约300人为儿童、150人为成年人。对于在过去的15年中参与这项研究中的所有人们，我对他们的慷慨和善良心怀感激。

我的研究成果来自“实地研究”和“临床诊断”。在“实地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通常前往人们和技术交会之处观察、互动、提问，并记录现场笔记。根据场地设定的性质不同，非正式的访谈可能在咖啡桌上、牛奶及饼干小吃旁边完成。我在学校开设了计算机文化和计算机心理学的课程，因此一些内容也来自教学相长的课堂之中。在“临床诊断”的过程中，我在办公室或其他安静的环境中进行了许多细致深入的访谈。我将这些访谈称为“临床诊断”，当然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是研究者，而非临床医学家。我研究的兴趣在于技术的“内在历史”，这意味着我试图将实地研究者和临床医师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一个敏感的实地研究者总是可以用开放的态度观察研究对象的失言、眼泪和意外的联想。

在我对计算机的研究中，我提供了各种机器人（从早期的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机器人“菲比”，到比较发达的机器人“凯斯麦特”和 “卡格”）。这意味着我可以研究来自不同经济和社会背景中的孩子和老年人。在我对网络化生活的研究中，我没有使用任何新技术。我只是对已经在使用网络和手机的青少年及成年人进行访谈。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关于连接性设备和自我关系的研究结论适用于那些有能力购买这些设备的人群。而这个人群的范围要比我想象得大得多。比如，在2008年春天，我在某高中进行调查研究，所有的学生——无论来自怎样的经济和文化背景，都拥有一部可以发短信的手机，并且大多数学生的手机可以上网。我研究的是一个变化中的群体。2010年1月，尼尔森公司（Nielson）发布的一个报告指出，年轻人平均每月发送的短信数量是3 000条。我自己的研究数据则显示这个数量还在稳定增长中。因此，可以预见未来的情形会远远大于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数字。

我的调查研究还在继续。最近，家长们都在排队给他们的孩子购买一个叫作“猪猪鼠”的机器宠物仓鼠，广告词是“为爱而生”（living to feel the love）。网络上最火的一个程序叫作“聊天轮盘”（Chatroulette），这个拥有150万用户的程序的功能是随机地将你和世界上任意地点使用该程序的陌生网友连接到一起。你们可以通过视频窗口见面，你们可以语音聊天或打字。人们通常会在见到对方仅仅2秒钟后就单击程序中的“下一位”按钮，然后下一位陌生人就会出现在屏幕中。似乎“猪猪鼠”和“聊天轮盘”正是本书研究的最终对象：前者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获得人们的宠爱；而后者则将人们物化并迅速抛弃。我将我的故事暂时停在一个让人困扰的均衡点上：我们似乎一直致力于赋予物体以人性特质，同时却满足于用物化的方法看待彼此。

我对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都做了匿名处理，除了那些要求实名或引用自公开报道或记录的科学家和研究者的话。我在不一一提及姓名和地点的情况下，在这里要向接受我访谈的所有人，包括学校的管理者、校长、教师，以及养老院的主管、职员，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就无法完成本书的研究工作。我在两家养老院中研究机器人，从7所高中获得研究数据（两家是公立并且是男女混校的；5家是私立的，其中一家是女校，两家是男校，一家是男女混校，还有一家是天主教男女混合高中）。我也跟踪了一些案例研究的对象，他们小时候伴随着电子宠物蛋和“菲比”机器人长大，进入青少年、成年之后则沉浸在网络文化中，熟练地使用短信、Twitter、MySpace、Facebook以及iPhone的应用。我对他们的长期参与，以及对我和研究项目的耐心表示感谢。

我的研究受到麻省理工学院技术与自我研究计划（MIT 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的资助。感谢所有参与该计划的同事和“科学、技术与社会”课程的同学们的参与。我从他们的支持和优秀的想法中获益匪浅。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纽带也丰富了我的研究，并给我提供了许多实质性的支持。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给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成为了我研究最好的起点。辛西娅·布雷齐尔（Cynthia Breazeal）和布莱恩·斯卡塞拉蒂（Brain Scassellati）和我一起向60位小孩子介绍了他们主要负责研发的机器人“凯斯麦特” 和“卡格”，并就此进行了“第一次接触研究”（first-encounters study），也帮我想清楚了本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在此项研究中，我还与研究助理Anita Say Chan、Rebecca Hurwitz和Tamara Knutsen，以及晚些时候加入的Robert Briscoe、Olivia Dasté等人合作。“凯斯麦特”和“卡格”支持团队的Lijin Aryananda、Aaron Edsinger、Paul Fitzpatrick、Matthew Marjanavic和Paulina Varchavskaia也都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我研究虚拟世界之初，和Amy Bruckman的合作堪称试金石。Jennifer Audley、Joanna Barnes、Robert Briscoe、Olivia Dasté、 Alice Driscoll、Cory Kidd、Anne Pollack、Rachel Prentice、Jocelyn Scheirer、T. L. Taylo和William Taggart都在我为期数年与儿童、家庭和老人的访谈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同时，我与Federico Castelegno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网络游戏的研究中合作，我感谢他的真知灼见。

在这个多元化且富有才华的团队中，我需要特别介绍4位同事：Jennifer Audley从最早研究电子宠物蛋和“菲比”的时候就加入了研究计划，并一直持续到“凯斯麦特”和“卡格”机器人；Olivia Dasté于2001年加入我的研究团队，主要负责养老院和学校中“凯斯麦特”和“卡格”的“第一次接触研究”；William Taggart和Cory Kidd主要负责养老院中“帕罗”机器人的研究。我向他们致以我最诚挚的谢意。

同时，我要向Caroline Jones、Seymour Papert、Mitchel Resnick、William Mitchell、Rosalind Picard和William Porter这几位教授表示感谢。与他们的对话带给我许多新的灵感和想法。在“多莫”和“梅茨”问题的研究上，我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后身）的Pia Lindman、Aaron Edsinger、Lijin Aryananda。他们与我分享机器人的研究经验和成果。针对儿童、网络仿真、机器人仿真文化的研究话题，5位心理分析研究的同行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们分别是：Ellen Dolnansky博士、James Frosch博士、Monica Horovitz博士、David Mann博士和Patrick Miller博士。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Hal Abelson于1997年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建议我“研究这些玩具”，我总是听从他的意见。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是第一个向我介绍个人电脑拥有者试图了解机器内部结构原理的特殊诉求。20世纪80年代末，又是他向我介绍了第一代虚拟社区MUDs。他的指引总是开拓着我的研究生涯，唯有追随他的指引进行研究才能回报于他。我感谢他，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让他感到骄傲。

哈佛大学的同行以及那里举办的演讲总是不断地开阔着我的视野。我特别要感谢Homi Baba、Mario Biagioli、Svetlana Bohm、Vanessa Conley、Peter Galison、Howard Gardner、Sheila Jasonoff、Nancy Rosenblum、Michael Sandel和Susan Sulieman这几位教授，感谢他们提供了私下交谈和小组访谈的机会。

此外我还需要向以下诸位表达谢意：Thad Kull不知疲倦地追寻消息源；Ada Brustein、William Friedberg、Katie Hafner、Roger Lewin、David McIntosh、Katinka Matson、Margaret Morris、Clifford Nass、Susan Pollak、Ellen Poss、Catherine Rea和Meredith Traquina在关键时刻给了我重要的建议；Jill Ker Conway是我第一版手稿的第一位读者，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并且为我指明了方向；Basic Books出版社的Thomas Kelleher对文章架构和编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Jennifer Kelland Fagan小心谨慎地编辑了我的手稿。文章若有勘误那一定是我未能接受他们的修改建议。Grace Costa和Judith Spitzer给我提供了巨大的行政支持，才能使我从繁杂的工作中脱身，全力投入到访谈、思考和写作上。

我已经和凯莉·格雷（Kelly Gray）合作了6本书。每次合作中，她的投入、智慧和对于文字的热诚都丝毫未变。在本书中，是她帮助我理清在长达30年的搜集中关于计算机文化的数据，并找到我写作所希望的叙事方式。此外，本书中有一些我最爱的措辞是凯莉和我在交谈中提到的。我原本打算一一列出，但凯莉谦虚地婉拒了我的提议。但我想还是有必要让广大读者知道她的巨大贡献。

我关于机器人的研究受到英特尔公司、Mitchell Kapor基金会、Kurzweil基金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号SES–0 115 668，“关系性人造物”）的资助。“帕罗”的发明者Takanori Shibata慷慨地向我提供了研究用的机器小海豹。索尼公司捐献了他们早期的“爱宝”。我关于青少年的研究受到了英特尔公司、Mitchell Kapor基金会和Spencer基金会的资助。在所有的慷慨支持中，我必须特别提到米切尔·卡普尔（Mitchell Kapor）。他理解我在科技与自我研究计划方面的目标，并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本文中的观点仅代表本人，而资助和支持我的机构与个人的立场无关。

我已经对本书的主题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人为我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丽贝卡（Rebecca）。从她6岁开始，我就常常带一些或简单、或复杂的机器人回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非常有耐心地与这些“会说话”的机器交上了朋友。我让她照顾电子宠物蛋，与“凯斯麦特”和“卡格”玩耍，和有点宅的“帕罗”交朋友。“真宝”有点吓到她了，但她还是努力地讲出了缘由。丽贝卡将我家的地下室称为“机器人坟场”，她很少下去那里。我感谢丽贝卡的忍耐，以及有洞见的、果断的编辑建议，并允许我引用她的话。她拒绝在Facebook上加我为好友，但她教我如何发短信。电子文化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她生活中的故事。这本书也是给她的一封信，表达了她的母亲如何看待她未来生活的对话。

如今丽贝卡已经19岁了，我知道她已经过了亲密母女关系的年龄。对于我完成了这本书她感到很高兴。然而，我却并不那么确定。正如我书中所说的那样，思考机器人，是思考人类本质的一种方法；而思考连接性，则是为了理解我们对彼此意味着什么。本书的写作已经结束，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还远远没有结束。

雪莉·特克尔
于波士顿，马萨诸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