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由意志问题几乎牵涉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例如道德、法律、政治、宗教、公共政策、亲密关系、罪恶感，以及个人成就。可以说，在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各种现象中，大部分现象的形成与确立都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 在我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 。因此，一旦科学界宣布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错觉，那么它必将引发一场文化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将比当年的“进化论”之战更为激烈。
如果没有自由意志，那么坏人和罪犯就只不过是块没有校对好精度的手表，任何主张对他们实施惩罚（而非劝阻、改造，或者包容他们）的司法理念都会变得师出无名。而那些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所取得的成功，也根本不值得称赞和鼓励。很显然，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它的风险实在太大。
2007年7月23日清晨，在位于康涅狄格州中部的一个名叫柴郡的宁静小镇，两位职业惯犯，史蒂文·海耶斯（Steven Hayes）与约书亚·科米萨耶夫斯基（Joshua Komisarjevsky）潜入了威廉·佩蒂特医生（Dr. William Petit）和他的妻子珍尼弗·佩蒂特（Jennifer Petit）的家中。进门后，他们发现佩蒂特医生睡在日光浴室的沙发上。根据科米萨耶夫斯基的认罪录音，他在熟睡的佩蒂特医生旁边站了有几分钟之久，一直不忍下手，最后才决定用棒球球棒猛击佩蒂特医生的头部。科米萨耶夫斯基声称，当时，受害者的尖叫激起了他内心的冲动，于是他用尽全力击打佩蒂特医生，直到他晕厥过去。
接着，这两名罪犯将佩蒂特医生的手脚绑定，然后上楼搜索其他房间。他们发现珍尼弗·佩蒂特与她的两个女儿，17岁的海莉和11岁的米凯拉，还在熟睡之中。于是他们将母女三人弄醒，并把她们全部绑在床上。
上午7点钟，海耶斯去加油站买了四加仑汽油。9点30分，他开车载着珍尼弗·佩蒂特去银行取钱，一共取走15000美元。根据珍尼弗与银行柜员的对话记录，她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受伤，她天真地以为这两个绑架者会平安地释放她的家人。
当海耶斯押着女孩的母亲外出取款的时候，留在房子里的科米萨耶夫斯基为了消磨时间，强行用手机拍下了米凯拉的裸照，并对她进行了猥亵。等海耶斯和珍尼弗返回之后，这两名罪犯分掉了银行取来的15000美元，然后他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商量的结果是，由海耶斯把珍尼弗拖到客厅实施强奸。结果，海耶斯不但强奸了珍尼弗，而且随后将她勒死。这让他的搭档颇感意外。
就在此时，这两个人突然发现，佩蒂特医生已经挣脱绳索，不见踪影。他们因此慌了手脚，于是迅速地给房子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事后，警察询问科米萨耶夫斯基，为什么在纵火之前没有给床上的两个女孩松绑。科米萨耶夫斯基回答说：“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两个女孩都因为吸入过量浓烟而窒息死亡。佩蒂特医生是这场灾难的唯一幸存者。
相信在听过这样的罪行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很自然地认为，像海耶斯和科米萨耶夫斯基这样的罪犯应该为自己犯下的罪恶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是佩蒂特一家的亲朋好友，那么想必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觉得，即使自己亲手杀了这两个恶魔，那也是完全正当的行为。
然而，我们是否会去关心这样一个事实：海耶斯已经对自己的罪行充满悔意，并且企图自杀？显然我们不会。那我们是否又会关心另外一个事实：幼年时期的科米萨耶夫斯基曾屡次遭受性侵？根据科米萨耶夫斯基的记述，从他记事开始，他就发现自己“与众不同”，他的心灵受到过极大的摧残，因此内心变得异常冷漠。科米萨耶夫斯基还表示，他对自己在佩蒂特医生家中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他只是一名职业窃贼，而并非杀人凶手，他并没有打算杀死任何人。这些细节或许能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
也许有人会问，像海耶斯和科米萨耶夫斯基这样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所供述的感受和意图是否真实可信？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无论这些罪犯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他们都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成为”自己。
其实我们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和这些人不同。虽然他们的罪行让我感到厌恶，但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和这些人互换一下位置，而且是从头到脚完全互换，那么我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并没有额外的能力，我无法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无法抗拒伤害别人的冲动。即使你相信每个人都有不朽的灵魂，但有关责任的问题仍然存在。譬如说，假设我之所以会成为好人，只不过是因为恰巧我拥有一个健康的灵魂，其实并不值得别人称赞。
如果在2007年7月23日那天，我踏上了科米萨耶夫斯基的行程——假设我与他有着相同的基因、相同的生活经历，以及相同状态的大脑（或灵魂）——我就会做出和他完全一样的举动。显然，我们无法从理性的角度去体面地否认这一点。运气似乎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当然，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两名罪犯都患有脑瘤，而脑瘤正是导致他们暴力行为的诱因,那么，我们道德直觉的天平显然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是，在引发人们各种思想、行动的神经活动中，神经功能障碍只是其中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而已。因此，对于这两名罪犯而言，他们大脑神经中的一切生理活动，就像他们大脑中的肿瘤一样，都可以用来为他们的罪行进行辩护。如果意识思维都是起源于无意识的生理现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实的生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我们的意志并非由我们自己决定。人们内心的想法、意愿都源自外在的背景因素，而这些因素是我们意识不到，而且也无法主观控制的。我们认为自己拥有自由，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说，自由意志的观念甚至连错觉都算不上，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无法自圆其说。我们的意志要么是由先决条件所决定，要么是由偶然因素所触发，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我们都无法对此负责。
举例而言，如果某个人决定刺杀总统，并且这种决定是源于一种特定状态的神经活动，而这种神经活动又是一系列先决条件的产物，比如说天生不幸的基因缺陷、悲惨的童年经历、失眠的困扰、宇宙射线的辐射，那么，我们能够说他拥有“自由”吗？任何一种心理或生理活动的产生方式，都无法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从来没有人可以举出这方面的例子。因此，相对于大多数错觉而言，自由意志这个错觉显得更加虚幻。
有关自由意志的流行观点似乎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1）如果回到过去，我们可以做出与当初不同的选择；（2）我们当下的思想、行动都源于自己的主观意识。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个假设其实都站不住脚。
然而，更深一层的真相是，我们自身的任何心理活动，都无法用自由意志来说明。事实将会证明，和客观世界的物理定律一样，我们内心的自省也与自由意志的观念格格不入。那些看似出于自己意愿的行为，不过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无论它是由外因造成，还是自我生成，又或者是随机的存在，这些都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无法在意识思维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只要偶尔对自身行为进行认真的反思，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无权决定你下一步会想些什么，就像你无权决定我下一步要写些什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