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坎贝尔逝世后的几个星期，我不论走到哪儿都会想起他。

从时代广场的地铁站走出来，我不由得感到拥挤人潮散发出的那股令人窒息的压力。我在心底笑了笑，忽然想起坎贝尔曾在这里体验到的一种意象：“最新轮回转世的俄狄浦斯（Oedipus），是接续上演的美女与野兽的罗曼史。他正站在42街与第五大道的街角，等待着交通信号灯的变换。”

在休斯顿根据乔伊斯（James Joyce）原著改编的最后一部电影《死者》（ The Dead ）的预演会上，我又想起坎贝尔。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乃是了解《芬尼根守灵夜》（ Finnegans Wake ）一书的关键。乔伊斯认为人类苦难中有所谓的“最大与恒常的苦难”，坎贝尔把这看成是古典神话学中的基本主题。他说：“造成所有苦难的原因，就是生命必然会死去这个事实。假如生命被肯定，死亡便无法被否定。”

有一次当我们正在讨论苦难这个主题时，他先后提到乔伊斯与依格加卡加克（Igjugarjuk）。“谁是依格加卡加克？”我几乎无法正确发出这个名字的音来。坎贝尔回答说：“哦！他是加拿大北部一个爱斯基摩部落的巫师。他曾经和欧洲的访客说，‘生命远非人智所及，它由伟大的孤寂中诞生，只有从苦难中才能触及。只有困厄与苦难才能使心眼打开，看到那不为他人所知的一切’。”

我说：“这样啊，依格加卡加克。”

坎贝尔并不在意我对文化的无知。这时我们停下脚步，他突然两眼发光，激动地对我说：“你能想象一个与乔伊斯、依格加卡加克坐在火堆旁，谈天说地的漫漫长夜会是怎样的光景吗？哇！我想在一旁聆听。”

坎贝尔正好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24周年纪念日之前逝世。我俩首次见面之前几年，他便以神话的概念讨论过这个悲剧。现在当这个令人哀伤的记忆再度袭来，我又与已成年的孩子们谈论到坎贝尔对这一悲剧的看法。他把肯尼迪总统肃穆的葬礼描述成“一个社会中最高宗教仪式的示范”，把深植在人类需要中的神话主题激发出来。“这是一个把社会最必要的精神仪式化了的场合。”坎贝尔这样写道。总统被公然暗杀，“代表了我们这个活生生的有机社会，在精力最充沛的时刻，被夺走了生命。所以需要一个补偿性的宗教仪式，以重新建立团结一致的感觉。美国是个大国，但在这四天国葬仪式中，我们成为一个一致的社会：大家同时以相同的方式，共同参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和平时期还感受到一种身为整个国家、全社会一分子的归属感。这是借由大家一致参与一项深具意义的宗教仪式而得来的”。

我还记得一件事。一位同事的朋友提及与坎贝尔合作之事时，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们需要神话？”她的说法是典型的现代论调，也就是“所有这些希腊的神与事”和人类今天的处境毫无关联。可她不知道，大多数人也不知道，那些“事物”的残余，就像考古现场的陶瓷碎片一样，填满了我们内在信仰系统的围墙。然而因为我们是有机体，所以那些“事物”都以能量的形式存在，仪式则可以引发它。例如，在看待法官的社会地位时，坎贝尔以神话而非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假如法官只是个社会角色，那么他可以只穿一套灰西装而不是象征权威的黑袍上法庭，因为支撑权威感的法律不仅仅只是一种强制，所以法官的权力必须仪式化、神话化。坎贝尔说：“今天生活的许多方面，从宗教、战争到爱与死亡，都必须如此。”

坎贝尔过世后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路过一家音像店，电视中正放映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星球大战》的片段。我站在那儿想起我与坎贝尔在加州卢卡斯的“天行者山庄”共同观赏此片的情景。该部电影制作完成后，卢卡斯与坎贝尔成了好朋友，因为卢卡斯知道该片的制作深受坎贝尔的影响，所以卢卡斯便邀请坎贝尔观看《星球大战》三部曲。坎贝尔为古代神话中的主题、意旨，能以如此富有冲击力的当代影像手段展现在大荧幕上而感到高兴。在这次造访中，由于对天行者卢克的冒险与英雄事迹颇为赞赏，坎贝尔在谈到卢卡斯将“最新而有力的叙事方式”放入古典英雄故事中时，愈发兴奋雀跃。

“那是什么方式？”我问。

“歌德在《浮士德》中采用的方式，而卢卡斯却以现代语言来加以表示。也就是传达出科技将无法解救我们的信息。电脑、工具、机器是不够的，必须仰赖我们的直觉、我们真实的存在。”

“这是不是违反了理性呢？”我问，“我们难道不是已经从理性中急急忙忙地撤出了吗？”

“那不是英雄冒险的重点所在。它并不否定理性。相反，英雄通过战胜阴暗的感情，象征了对内在非理性所具有的破坏作用的控制。”在其他几个场合，坎贝尔也表示过，他对我们不能“承认人性本具的食色本能”而感到悲哀。这里他所描述的英雄冒险，并不是英勇的行为，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当卢克发现形成他当下命运的内在性格渊源时，就变得再理性不过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坎贝尔而言，英雄冒险过程的终结，并不是夸大英雄这个角色。他在一场演说中提到，“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和所经历的人物或力量画上等号”。印度渴求解脱的瑜伽大师，把自己化在光中而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但是意欲服务他人者，是不会如此逃避的。这个旅程的终极目标既非解脱也非极乐，而是服务他人的智慧与力量。他说：“名人与英雄的众多差别之一是，名人只为自己而活，但英雄要解救社会。”

坎贝尔坚信人生是一场冒险。在大学导师把他局限在狭隘的学术课程中时，他的反应是：“去他的。”于是他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而到森林中读书。他一生持续不断地阅读有关世界的书，包括人类学、生物学、哲学、艺术、历史与宗教。他不断提醒他人：了解世界的一条可靠之路，便在书本当中。在他死后几天，我收到一位主流杂志编辑，也是他以前的一位学生所写的一封信。在看过我与坎贝尔在电视上的一系列对谈后，她写信来分享坎贝尔是如何“以一阵旋风席卷所有知识的方式”，让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学生在课堂中毫无喘息的余地，她写道：“虽然我们听他的课听得津津有味，但也对他每周指定阅读作业分量之重，感到踌躇不安。最后有位同学站起来质疑他（莎拉·劳伦斯学生的风格）：‘你知不知道，我还选修了其他课，每门课都有阅读作业。你怎能指望我在一周内念完所有的阅读作业呢？’坎贝尔只是笑笑说：‘我很惊讶你试着想在一周内读完，其实，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读这些书。’”

她还说：“而我还未阅读完他那永无完结的人生与智慧典范。”

我们可以从一次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坎贝尔纪念会上，看出他的影响力。当他还是个孩子时，跟随大人来到博物馆。他被图腾柱石与面具深深地震慑住了。到底是谁创造了它们？他感到好奇。它们代表什么意义呢？于是坎贝尔开始尽其所能地阅读印第安人的神话与传奇。进入这个领域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便成为神话研究的世界级顶尖学者，同时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激奋的老师。据说，“他可以让民俗学与人类学鲜活无比”。

而如今，在这个曾经在75年前激发他对神话产生兴趣的博物馆内，人们为他举行纪念仪式并献上崇高的敬意。其中有“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打击乐团鼓手哈特（Mickey Hart）的演出，坎贝尔曾与这个乐团共享过打击乐的美妙。布莱（Robert Bly）一边弹奏着扬琴，一边诵读着献给坎贝尔的诗；他以前的学生，以及他与舞蹈家妻子珍·厄尔德曼（Jean Erdman）退休后在夏威夷结交的朋友，都前来致辞。纽约著名的出版公司也有代表出席。还有年轻及资深的作家与学者，他们都曾在坎贝尔的书中找到人生的突破之路。

当然也有新闻记者。我早在8年前就被他吸引，我自己设计制作了一系列节目，试图把我们时代充满活力的智者思想带到电视荧屏上。我们曾在这家博物馆录制了两期节目，而通过他在荧幕上强有力的现身说法，共有14 000名观众来函索取对话的脚本。那时我便发誓还要再找他，做一期更有系统而完整地探索其思想的节目。他撰写并主编了近20本书，但是我们接触到的却是他为人师表的那一面。他是个对世界传说与语言意象有广博知识的老师，我希望别人也能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他。想要与大家分享此人智慧之宝的渴望，促成了我与他《神话的力量》系列纪录片以及这本书的问世。

大家都认为新闻记者享有在公众界不断接受教育的权利，确实，我们是幸运的一群人，可以继续接受成人教育的课程。近年来坎贝尔是教我最多的人，我告诉他，不论我这个学生将来有何变故，他都得负起影响我的责任。他听了哈哈大笑，并引用一句古罗马谚语说：“掌管命运的三个女神会引导有志者，随波逐流的人则被她们牵着鼻子走。”

和其他贤师一样，他以举例来教学。“用语言说服别人去相信某事物”不是他的风格（唯一的例外是当他向珍求婚时）。他告诉我，说教者的错误在于试图借言语让人产生信仰，而不是将自己真实的发现展露给大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最好的批评是：“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知的最好事物，然后再把这个已知事物转化，创造出一股契合真理的崭新思潮。”这就是坎贝尔的贡献。只要听他所言——真正聆听，就一定会发现，在你的意识中有一股全新生命在涌现，以及自我想象力在提升。

他认可的研究准则，是去发现“世界神话主题中的共通性，以指出人类心灵中那种欲将自己置于一个深刻意义核心的永恒渴求”。

“你是说寻找生命的意义？”我问。

“不，不，不，”他说，“是去寻找那种真正活着的体验。”

我曾经说过，神话学是一张内在体验的地图，它由曾经游历过的人所描画。我怀疑他认可了这个来自新闻记者的无聊定义。对他而言，神话学是“宇宙之歌”，是“天籁”——即使不知曲调为何，依然随之翩然起舞。“不论是以一种高高在上嘲讽的心，聆听非洲刚果河畔的巫医对着可笑的偶像唱诵符咒，阅读深具智慧的老子的《道德经》，咀嚼如阿奎那果核般坚硬的神学论调，还是突然间对爱斯基摩神仙故事的意义有些许体会，我们所听的都是天籁的重复乐章。”

他猜测这个庞大而不协调的合唱团，从原始先民猎杀动物为食时、看到动物死后似乎进入超自然世界时、讲述这些动物故事时，便开始了。超越可见的存在世界，“在某处”有“动物首领”（animal master）存在，它是控制人类生死的力量。假如它不把动物送下来供人类猎食，则猎人与他的族裔将会挨饿。人们从早期社会学习中了解到：“生命的本质是杀生与饮食，那就是神话所要处理的重大奥秘。”狩猎变成一种牺牲的仪式，猎人反过来对动物的灵魂做出补偿，希望能够诱使它们再回来牺牲，供人类食用。野兽被看做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使节。而坎贝尔臆测，在猎人与猎物间逐渐滋生出一种神奇、美好的和谐，仿佛被锁在一个死亡、埋葬与再生的“神秘超时间”循环中。洞穴墙壁中的绘画艺术以及口传文学，便是我们今天称做“宗教冲动”的表现形式。

当原始人从狩猎转向以栽种为生，他们诠释生命奥秘的故事也改变了。种子成为无尽循环的神奇象征。植物死亡、被埋葬，但种子会再生。对各大宗教谈到永恒实相的表象时（即由死到生，或是所谓的“从牺牲到极乐”），大多使用此一象征的现象，坎贝尔都感到极度有趣。

他说，“耶稣有慧眼”、“他在芥菜子中看到了伟大的真实”。他从《约翰福音》中引用耶稣的话：“真的真的，我告诉你，除非一粒麦子掉入土里死去，它仍然是孤独的。但是假如它死了，可以长出许多果实来。”接下来引用的则是《古兰经》，“你认为你可以不经过那些，那些在你之前死亡人们曾经历的试炼，就可以进入天堂吗？”他漫游于广博的心灵典籍中，甚至从梵文翻译印度教经典，持续不断收集最新的故事，以便附加诠释古老的智慧。他特别喜欢一个困惑的女人对话印度圣哲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的故事。那个女人说道：“啊，大师，我不觉得我爱上帝。”圣哲回问：“那么你是不是任何事物都不爱？”女人回答说：“我爱我的小侄女。”于是圣哲对她说：“那就是你的爱，也是对上帝的服务，因为你爱那个小孩，也是在提供服务。”

坎贝尔说：“这就是宗教的崇高信息，只要你在这当中至少为一个人做了事……”

他在各宗教信仰的文献中发现，人类精神层次的原则大同小异。但必须从部落优先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否则世界宗教便会停留在今天中东和北爱尔兰的状态，那是鄙视与侵略的来源。他说，上帝的意象有许多，可以把它们称做“永恒的面具”，因为它们同时掩盖也揭露了“光荣上帝的面貌”。他想知道上帝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中拥有如此不同的名字，也想知道在这些迥异的传统里，许多类似的故事是如何被发现和比较的。例如创世纪、处女生子、轮回、死亡与复活、二度降临和最后审判日等故事。他喜欢印度教经典中的一个见解：“真理只有一个，圣贤以许多不同的名字称呼它。”他说：“为上帝赋予的所有名字与意象都只是指涉永恒的面具而已。终极真实本身的字义已说明，它超越一切语言与艺术。神话也是上帝的面具，是一个表示藏在可见世界背后的事物的隐喻。”他说：“不论神秘主义的传统如何不同，都在呼唤我们对生命本身的深度觉醒。在坎贝尔的书中，不能原谅的原罪乃是怠慢疏忽、不够警觉与不够清醒。”

我从未见过比他更会说故事的人。听他谈原始社会，我有如置身在无际苍穹下的广阔草原上，或是在群树覆盖的浓荫森林中。我开始了解，如何从风雷里听到神的声音，从每一条山中溪涧看到上帝之灵的流动，以及如何把地球看成是自神话想象圣地结出的果实。于是我不禁要问：既然现代人已经把大自然的神秘剥落殆尽，用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话说，已经把信仰完全清扫干净，我们的想象力要如何得到滋养呢？难道要靠好莱坞和电视电影吗？

坎贝尔不是悲观主义者。他相信有个超越幻象冲突的智慧点，和一个能把生命重新放回原位的真理存在。找到它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他试图要找出科学与心灵间新的融合。在宇航员登陆月球后，他写道：“从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世界观的改变似乎把人类从中心移开，而中心是很重要的。然而从精神层次来说，中心就是观察的地方。站在高地便看到地平线，站在月亮上便看到整个地球的升起，即使你是从客厅的电视中看到的，效果也是一样。”其结果是史无前例地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就好像古代神话为那个时代所作的贡献一样，这个新宇宙观也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相同功效。它把感觉之门清扫干净，以迎接那一度被认为是可怕、迷惑的宇宙惊奇景象及自己的奥秘。并不是科学造成非人性化或使我们脱离神性，相反，科学的新发现使我们与古人重新结合。因为它使我们认识到整个宇宙不过是我们内在心灵深处本性的放大反照而已。所以我们确实是它的耳朵、它的眼睛、它的思考、它的言语，或者以神学的语言来说，是上帝的耳朵、眼睛、思考与谕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问他是否仍然相信他曾写过的信条：“此刻我们正完成一个最大的飞跃，一次由人类心灵、外在到我们内心深处的奥秘知识的飞跃。”

他想了一下，然后回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过。”

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拿起他给我的《千面英雄》（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一书翻看了一会儿，我想起从书中第一次发现神话英雄世界的情形。那时，我漫步在孕育我成长的小镇上，在一家小图书馆里，随便翻看架上的书，并抽出一本令我对宇宙人类称奇的书；为了人类而从神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勇搏巨龙获得金羊毛的杰逊王子、追求圣杯的圆桌武士等，都记载其中。但一直到认识坎贝尔之后，我才了解到，在周六日场演出中所见的西方人，是如何肆意地借用这些古代故事。而我们在主日学校学到的故事，与其他同样体验到灵魂崇高追求、以必朽生命追求上帝真实的不同文化间，有互相对照之处。他让我看到了其间的关联，了解各个片段怎样彼此连接，并让我对所谓的“有活力的多文化未来”不仅不再那么惧怕，甚至欢迎它的到来。

当然，他也被批评为过度以心理学来诠释神话，以及把神话的当代角色过于局限在意识形态功能或疗愈的功能上。我没有资格论断这些评论，还是让别人来衡量吧。他似乎从来不为争议所困扰。他只是不断教书，启发别人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

毕竟，是他那种真实的生活给予我启发。当他说神话是我们最深心灵潜能的线索，能使我们欢乐、明觉，甚至狂喜时，他说得好像是自己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并邀请我们前往造访的人。

他的哪一点吸引了我呢？

智慧，是的，他非常聪明。

博学，他确实如此。对那些少有人知道的素材，他却能知晓千万变化之过去的全貌。且还不止于此。

故事是要用讲的。他是个有成千故事的人，以下是他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在日本参加一次宗教国际会议时，坎贝尔听到另一位从纽约来的美国社会哲学家对一位日本神道教的神职人员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观摩过许多典礼，也参观了许多神庙。但我不了解你们的意识形态，不了解你们的神学。”日本人停顿了一下，仿佛在深思，然后摇了摇头。“我想我们没有意识形态，”他说，“我们没有神学，我们跳舞。”

坎贝尔也是一样，在天籁伴奏下起舞。 JF7bgDIpCLBT/wIxNiOC08l4GmbMb/pSKGPB0w08sJDJn+i7/BdUTZpHCnVdlI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