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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竹轩
讲到旧上海的“风云人物”，就不能不提“爱钱的黄金荣、会做人的杜月笙和善打的张啸林”。作为旧社会著名的流氓大亨，这三人是殖民地的旧上海独特环境的“产物”。
然而在这三人之外，其实上海滩上还有一位声名赫赫的大亨：他在青帮中属于“通”字辈的人物，比杜月笙的辈分还高；听命于他的黄包车夫高达上万人，振臂一呼，也算是应者如云；他在抗日战争中能谨守中国人的气节，不与日伪合作，还曾为新四军采购药品，掩护地下党员；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帮会头目纷纷逃亡海外，此公却留在了上海，还作为特邀代表而出席了人民代表会议，连上海市市长陈毅都称其为老朋友……这样一位善始善终的帮派头目就是有“江北大亨”之称的顾竹轩。
顾竹轩（1886～1956），名如茂，字竹轩，因为其在家中排行老四，所以又被称为“顾四”。顾竹轩祖籍江苏阜宁，一说江苏盐城，不论究竟仙乡何处，这位日后的黑道大佬是苏北人这是毫无争议的。苏北一向是人杰地灵，盛产帝王将相、能人异士，远的如汉高祖刘邦、淮阴侯韩信，近代如周恩来总理、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都是其中代表人物。而同样是祖籍苏北，顾竹轩却走上了一条特别的江湖道路。
1902年，16岁的顾竹轩和哥哥顾松茂来到上海滩闯世界。当顾竹轩背着铺盖踏上上海十六铺码头时，那场面和电影《马永贞》或者《大上海》中一样，一贫如洗的毛头小子望着十里洋场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并不存在任何奢望，吃饱肚子成了他人生的最高理想。由于一无靠山二无文化，顾竹 轩只能从卖力气的苦力干起，他在闸北路的棚户区住了下来，靠拉黄包车养活自己。看过老舍先生的大作《骆驼祥子》的人都知道，拉黄包车是一个多么艰辛的职业，三九天要顶着刺骨的寒风，三伏天要踩着滚烫的柏油路，还要遭到各种恶势力的压榨欺辱，个中滋味实在难言。然而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由于力气大又吃苦耐劳，顾竹轩的车子拉得风生水起，飞星黄包车行的德国老板看上了方面大耳、身强力壮的顾竹轩，让他专门给自己拉包活。有了接触老板的机会，顾竹轩自然拼命表现，很快成了德国老板眼中的心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上海的欧洲商人纷纷回国，飞星公司的德国老板打算将车行低价卖掉。顾竹轩看这是个机会，就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多年积累的人情半买半送地拿下了黄包车公司，完成了车夫到车厂老板的华丽转身。
当时的上海是被帝国主义以租界形式瓜分侵占的畸形城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中的洋人是第一等的势力，其次就是军阀势力和各种帮会组织。没有这几种势力做靠山，别说经商，就是做苦力也很难。因为出身所限，“草根”顾竹轩自然地选择了加入帮会组织，也就是清初以来在中国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帮会组织青帮。根据记载，青帮是由雍正年间的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人所创立，帮众以运送漕粮为职业，所以又称漕帮。清 朝后期，海运兴起，漕运没落，大批青帮弟子进入上海，从事各种行业，很快成了上海势力最大的帮派组织。在20世纪最初的30年中，青帮势力在上海盘根错节，不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样的流氓大亨都依仗青帮关系，连同盟会的陈其美、蒋介石、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都曾加入青帮，这个帮会组织可谓鱼龙混杂，各阶层的人都有。
1916年，经过苏北同乡的介绍，顾竹轩拜青帮“大”字辈的人物刘登阶为师，正式加入青帮。刘登阶是青帮中仅存的几位“大”字辈人物之一（按照青帮的记载，第21代到第24代弟子排序为大、通、悟、觉），顾竹轩拜他为师，就成了“通”字辈的人物，比后来的杜月笙——还要高一个辈分（杜月笙是青帮“悟”字辈），在讲究师承和辈分的青帮中相当吃得开。此外，由于顾竹轩同乡观念极强，重义气，经常打抱不平，所以在苏北籍人士和黄包车夫群体中，获得了广泛的拥护，很快成了上海人所共知的“黄包车大王”。在很多资料中，顾竹轩和斧头帮的王亚樵并列为最不好惹的帮会头目，他们和黄金荣、杜月笙这类“走上层路线”的流氓 大亨不同，他们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王的周围都是安徽同乡，顾竹轩则以苏北人为骨干），手下众多，悍不畏死，比如顾竹轩就依靠遍布上海的黄包车夫获取信息，打击异己，很多和顾竹轩为敌的帮会分子就是被黄包车夫拉入小巷然后砍死……这些情况真伪很难确定，但顾竹轩黄包车大王的地位确实不是浪得虚名。在史料中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杜月笙在公共租界内开了一家豪华赌场，可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一直竞争不过另一家老牌的赌场，而且对方有租界工部局发放的赌牌，工部局的外国董事也从中分红，青帮惯用的打砸竞争对手的招数无法使用。万般无奈之下，杜月笙找到顾竹轩帮忙，顾竹轩哈哈一笑，说自有办法解决难题。随后，顾竹轩传下话来，上海所有的黄包车夫都不许拉客人去杜月笙竞争对手的赌场。这一招太狠了，当时去赌场的客人大多以黄包车出行为主，有汽车的少之又少，可黄包车夫的集体拒载让这些客人出门赌钱变得极不方便，于是他们纷纷转向了杜月笙的赌场。就这样，靠着青帮关系和自身混江湖的本事，顾竹轩在上海滩闯出了一番天地，旅居上海的苏北人也送给了他一个雅号——江北大亨。
有了师承辈分、帮派地位和江湖口碑，顾竹轩觉得该是开足马力赚钱的时候了。他和苏北同乡一起在闸北开设了演出江淮杂剧的小剧场，开始正式进军娱乐业。此后，顾竹轩先后开设了德胜茶楼、三星舞台、天蟾舞台、天蟾玻璃厂、大生轮船公司等一系列的企业，成了实至名归的上海滩商业大亨。其中，以位于上海九江路的天蟾舞台名头最响，包括盖叫天、周信芳、梅兰芳、苟慧生在内的无数京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粉墨登场，以至于梨园行甚至传出了“不进天蟾，不成角儿”的说法。可也正是这个日进斗金、大名远扬的天蟾舞台让顾竹轩打了一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官司。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顾竹轩并不是天蟾舞台的第一任老板，他是从商人许少卿的手上买下的天蟾舞台，同时还得到了一份租界工部局注册的地契和营业执照。可由于天蟾舞台生意太好，有英资背景的永安公司就起了觊觎之心，准备将天蟾舞台的地皮夺走，进行房地产开发。1930年的一天，公共租界的一纸公文被送到了顾竹轩在闸北英华里的寓所，内容简单而强硬，大意是天蟾舞台的土地所有权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现在工部局准 备收回，拆迁补偿款为500大洋。这个类似明抢的通知让顾竹轩又急又恨：同意吧，不但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面子上非常难堪，堂堂上海滩大亨连自己的禁脔都保不住，怎么混江湖？不同意吧，那可是租界工部局，上海滩实际上的“太上皇”，真要下狠心收拾一个帮会头目，顾竹轩也很难抵抗。经过一番思量，顾竹轩决定向上海总商会会长、人称“阿德哥”的虞洽卿询问对策。后者是工部局的五位华人董事之一，自然明白工部局早就被永安公司收买了，疏通关系让工部局放弃是肯定不可能了。于是，虞洽卿给顾竹轩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主意——用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还为后者推荐了一位英国律师穆安素。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法律程序，顾竹轩和他的外国律师以“工部局违反合同，强行拆迁，赔偿过低”为由，一纸诉状递交到了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久等无果后，又上诉到北京英国公使馆；最后干脆一纸诉状上诉到了伦敦的英国最高法院（中国土地的归属权居然要靠英国法院来裁定，估计这段屈辱的经历对顾竹轩日后的爱国行为也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当年中秋节，英国高等法院做出了最终判决，认定工部局赔偿过低，将补偿款提高到10万大洋。就这样，一场历时半年多的华洋官司结束了，虽然顾竹轩还是丢掉了自己的剧院，但在旧中国已经算是难得的结果了。后来，顾竹轩用赔偿款在四马路和云南路转角处买下了“天声舞台”，又挂上了天蟾舞台的招牌。受这场官司的影响，新的天蟾舞台生意更加红火，成了上海滩最大的京剧舞台，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就在顾竹轩的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他摊上事儿了，还是摊上大事儿了，而这一切都和上海滩的另一位大亨黄金荣有莫大的关系。
话说当时的上海滩号称有“四大舞台”，除了顾竹轩的天蟾舞台外，其他三家“荣记大世界”、“共舞台”和“黄金大舞台”都是黄金荣的产业。那个时代娱乐市场就那么大，剧场之间的竞争可想而知，黄金荣明着争不过天蟾舞台，就开始利用自己在巡捕房的势力玩起了盘外招。1935年的一天，荣记大世界的经理唐嘉鹏在大世界门口遭人暗杀，成了上海滩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不久，公共租界捕房抓获了刺杀唐嘉鹏的王姓杀手，后者“供述”是受顾四爷的指使才痛下杀手的，顾竹轩成了案件的重要疑犯。这里要交代一下这个唐嘉鹏，此人也出生于苏北，青帮中人，一直受顾竹轩的提携照顾，还曾娶顾竹轩的堂妹为妻。后来因为琐事，唐嘉鹏反出顾门，又投靠了黄金荣，当上了大世界的经理。所以，顾竹轩倒是有杀他的动机。不过唐嘉鹏自大狂妄，和黄金荣的不少手下都有仇怨，还和黄寡居的儿媳纠缠不清，所以他究竟为谁所杀还未可知。不过，这的确是个打击顾竹轩的好机会，黄金荣发动了自己在租界内的势力，最终租界法院判处了顾竹轩15年有期徒刑。后来，顾家人多方疏通关系，再加上顾竹轩的族亲、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帮忙，顾竹轩在被关押了一年多之后最终被保释，直到抗战胜利，租界被收回，顾竹轩才被宣判为无罪。
有意思的是，根据顾竹轩的儿子顾乃赓的回忆，1952年的一天，已经受到看管的黄金荣托其给顾竹轩捎话，让后者去黄家一趟。顾、黄两人见面后，两位昔日的大亨相对无语，然后黄金荣突然痛哭流涕，说出了一句：“顾四，我要和你说声对不起，唐嘉鹏的事你受冤枉了，还要请你原谅啊！”半年后，黄金荣病死家中，还是顾竹轩出面为他安排了身后事宜，可见这位江北大亨的胸襟远在黄大亨之上。
旧上海三大亨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在民族气节方面表现不一：黄金荣不抗日，也不卖国，保持中立；杜月笙给八路军捐助过物资，也协助军统惩处过汉奸；张啸林数典忘祖，最终横死家中。但在“四一二”惨案中，这三人都站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边，充当了屠杀工 人的帮凶（这也是为什么杜月笙最终不敢留在内地的原因）。
顾竹轩和他们不一样，他虽然也有巧取豪夺、强买强卖的行为，但人品和气节上要比以黄、赌、毒发家的三大亨好得多。大革命时代，顾竹轩就和共产党有过接触，上海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姜维新（姜是顾竹轩侄女婿的弟弟）就是在顾竹轩的帮助下才免遭毒手的。此外，顾竹轩对社会底层，特别是苏北老家的乡亲非常照顾，也算做过不少慈善。1931年，淮河大水，苏北不少地方变成泽国，顾竹轩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天蟾玻璃厂卖掉，所获数万大洋全部购买粮食运往灾区。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日军飞机对上海闸北等地狂轰滥炸，不少难民逃入租界避难。顾竹轩见其中不少是苏北老乡，就将自己的天蟾舞台停业，让难民进入剧院躲避风雨，同时还一力供应衣食。最让人称道的是，在上海沦陷后，顾竹轩的种种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气节的中国人。当时日本人看中了顾竹轩在租界的势力，想让他下水当汉奸，派出大小喽啰威逼利诱，而顾竹轩的回答很简单：“我死也不当汉奸。”1940年，新四军来到苏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乡土观念很强的顾竹轩非常感谢，不但主动掩护上海的地下党员，新四军干部来上海治病时，他也曾积极掩护，将前者安排在家中或者天蟾舞台，以躲避日军的搜捕，他利用自己掌握的租界码头向苏北根据地运送急需的药品物资。这还不算，顾竹轩还把自己的小儿子顾乃谨交给了侄儿顾叔平（共产党员），让侄儿把幼子送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在20世纪60年代国内有部著名的谍战影片《51号 兵站》，里面的地下交通员梁洪以青帮“小老大”的身份到上海采购无缝钢管，或多或少也借鉴了顾竹轩的一些事迹。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被国民党政府收回，传统的帮会势力一落千丈。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杜月笙等人纷纷“响应”国民党政府的“民主竞选”，参选所谓的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受共产党的安排，顾竹轩也打算参与竞选，以便进一步为人民做些工作。然而杜月笙等人翻出了所谓唐嘉鹏被杀一案，旧事重提，顾竹轩只得宣布以身体原因退出竞选。不过，江北大亨也有自己的办法，他利用自己的徒子徒孙把侄儿顾叔平选为上海市副区长，顾叔平利用这层身份做掩护，为后来上海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顾竹轩没有像其他青帮头目那样远走香港或者台湾，而是留在了他生活了40多年的上海。当年8月，陈毅就任上海市市长，召开了上海各界组成的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也出席了会议，还受到了陈毅的鼓励和赞扬。1956年，顾竹轩因病去世，算是上海青帮人物中少有的善终之人，这位江北大亨的传奇经历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