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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突然转过身，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大声喊道：‘医学？你想学医学？！’‘是的。’我回答道。‘我还以为你希望像杰克·伦敦那样去写作和旅行。杰克·伦敦跟医学有什么关系？’‘没有，但克朗宁倒是和医学有关系，他是一名医生。’我回答道。”在高中毕业之后，奥莉娅娜决定进大学继续深造。对于她来说，这就像是对母亲应尽的道德上的义务。在家中，大家进行了漫长的讨论研究——关于她应该选择哪个学科。奥莉娅娜很明确自己想要写作，但是大伯布鲁诺却坚持，想成为作家，不需要专门去念文学。“医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他说道，“因为医学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人类。”

奥莉娅娜开始进修大一的课程——物理、化学、生物、组织学、解剖学——她与班上其他同学都没有什么联系，是仅有的几个女生中的一个，年龄也比其他人小一岁。她长得很瘦小，穿着母亲给她缝的连衣裙和棉质鞋子，就像一个小妹妹穿插在大人之中。她讨厌被愚弄，也无法忍受高年级学生用自负的眼神去看她。如果他们对她开的玩笑确实过重，她就会气呼呼地回到家，这时候家里就要有人来帮她平静下来。“在一次解剖课上，那些讨厌鬼在我的包里放了一片脑组织。不久之后，当我在包中翻找香烟的时候，我发现了它。我十分愤怒，但是爸爸笑了。‘这只是一个玩笑，’他告诉我说，‘你拿着它，就当是被开了一个玩笑。把它拿回教室，对大家说，可能是谁的脑子没用了，忘在了你的包中。’”她从高中时代起就开始抽烟，用父亲抽过的烟头重新制作自己的香烟。

“能够成为一名医科生，我当时是多么的自豪啊！我十分喜欢生物学、哲学和病理学，这些学科为我打开了无尽的世界，以至于我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令人厌烦的事情——记住无数骨头的名称（其中有一个名称是我特别讨厌的：蝶骨），我需要完成解剖学的繁重课程，还要解剖尸体，真是令人痛苦。噢！那些肉片是多么的恐怖！那种气味是多么的恶心！还有那鲜血横流的场面！我实在难以忍受。但是当我想到，如果我成了战地记者，我要见到并忍受多少鲜血、多少恐怖的场面、多少尸体和尸体碎片……我还是笑了。”当教授们在解剖的时候，她却在想其他的事情。她利用她的想象力，试图参透人类灵魂最深处的奥秘。在大学使用过的笔记本的边角上，她用铅笔写道：“前天，在尸检大厅，一名医生解剖了一个大脑，这个大脑的主人应该是男人。他也有过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们。或许，他曾胸怀壮志，喜欢身着绸缎，衣饰华丽。”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里，她都在和医生们争吵，反驳他们的诊断，但是她也毫不隐藏自己对他们的敬重。在她看来，医生是科学家中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群体，他们始终都在同死亡做抗争。“我一直认为，和其他人相比，医生还有孕妇最应该投身于政治活动中。”

她的父母没有足够的钱来负担她的学业。从一开始，她就明白自己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对于她来说，工作就意味着去做一名记者。这是她人生中最早的导师之一，也就是她的大伯布鲁诺所从事的职业，这份职业象征着自由和话语权，而这两者正是她的家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一天，我找到一份报纸，报纸上写的和我在学校里听到的有所不同。报纸上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两个杀手。我拿着报纸找到爸爸，问道：‘这是什么？’他回答道：‘这是一份说真话的报纸。’然后我问道：‘就是因为这个，所以禁止在报刊亭售卖吗？’爸爸回道：‘是的，就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是如此震惊，如此愤慨，我大吼（后来他们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也要写讲真话的报道，并且还要让它们能够在报亭出售。’”

夏末的一天，她穿上自己最好的一套连衣裙，出现在里卡索利的路上，佛罗伦萨的三大日报从这里印刷出版：《民族报》、《新邮报》和《意大利中部晨报》。她想为《民族报》工作，因为自己的大伯在那儿工作了很多年。然而，她搞错了楼层，来到了《意大利中部晨报》报社，这是一份天主教民主党的日报。资深的专栏主编卡斯托内·潘德利接待了她，用怀疑的目光将面前这个态度坚决的小女孩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当他听到她名字的时候，他问她是不是布鲁诺·法拉奇的亲戚。“他是我的伯父。”奥莉娅娜挑衅似的往后缩了一下头，回答道。主编决定给她一次机会，他交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阿尔诺一所舞厅的地址。他让她过去看看，并写点东西。“我还记得，一想到自己要进舞厅，我就很害羞。但是，我还是去了，并写了一篇描述舞厅的文章。当我再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写得不算太糟糕。问题是：我是手写在学校里上课用的那种横格纸上。潘德利问我：‘这是什么东西？你连打字机都不会用吗？’然后我走向了那台怪物般的机器——打字机。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从早晨十点到晚上七点，我花费了九个小时的时间将我的文章打印出来。”

她很快就成为《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正式专栏记者，每天都在城市中寻找报道素材。傍晚，她会在编辑室撰写稿子。直到凌晨三点，她才随装载包装好的报纸的小卡车回家，这辆小卡车用于将报纸运往分发站点。早上九点，她就已经回到校园去上课了。她总是很疲乏，体重也渐渐地下降，一直受到疾病的困扰。第二学年开始的时候，她还是在医学系注册了学籍，但仅仅两个月后，她就申请转到了文学系。直到最后，她完全放弃了大学的学业。“我不得不在得不到报酬的医学和付我薪水的报社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后者。”

对于所有的同事来说，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穿着没有跟的鞋子，也不化妆，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小。当其他的人都骑着LAMBRETTA摩托车上班的时候，她只有学生时期的那辆破自行车。每天晚上，她需要骑着这辆自行车前往位于郊区，距离她家很远的特派员家或者医院。某个冬季，当她骑着自行车前往托斯卡纳骨科医院和圣·贾克皮诺特派员家的时候，她染上了风寒，病得很严重。“那天晚上的风特别大，我骑着那辆快要散架的自行车，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为了继续往前走，我需要用力踩脚蹬。几个小时之后，我的耳朵开始疼痛，因为得了耳炎。随后的一个星期，由胸膜炎恶化为脑膜炎，我躺在了卡勒基的手术台上。”

尽管她还很年轻，但是她已经向大家展示了卓越的天赋。对于任何事情，她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懂得如何将自己所见到的，通过优美纯正的托斯卡纳语讲述出来。写于那些年的一篇关于非传统学校的文章就是这样诞生的，文章的开头文笔流畅：“一个清晨，鸡仔们逃出了笼子。我们的汽车在圣吉索莱出了状况，无法行驶，出口处繁花锦簇。我们三个人跳下车，带着一台照相机、镁光灯及其他设备。学校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还有她对比萨城一名方济各会士的描写。这位修士为孩子们修建了一座欢乐之城，用来挽回那些路边的少年犯们。文章以相机画面般的描述作为开始：“你们看一下那位长着银白头发和胡子、身材肥胖的先生，他缓慢而又柔软的动作，仿佛一头疲倦的老狮子。如果你们有幸遇到他，一定要好好地观察一下他并恭敬地向他打个招呼，他将会在你的肩膀上猛拍一下，作为回礼。你们好好看一下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像他这样的男人，少之又少。”

人们在读她早期的作品时，会很难想象到这些文章出自一个高中毕业不久的小女孩之手。一九五○年七月，她描述了法院对一群商人的审判以及犹太人财产侵占案，她描述了步伐缓慢、神情沮丧的指控方队伍——在纳粹德国集中营中的流放犯亲属，或者是流放犯本人——根据法庭的要求，他们需要无视个人的悲剧，严格地汇报自己遭受的财产损失。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被偷走了一些保险箱，奥莉娅娜对他的描述让人无法忘怀。这也展示了她在叙述时的语言表达天赋。“‘你们必须拿出失窃的证据……’法官说道。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低声嘟囔道：‘无非就是一场盗窃。’然后，他继续用在法庭另一侧的观众听不到的声音补充着——是的，补充说他被偷走的：他的女儿马蒂尔德、他的妹夫维托里奥、他的小孙子们，十三岁的阿米艾尔和十二岁的莉亚。他们全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消失了。然后，他紧张地转动着手里的帽子。他想给自己鼓一下劲。但是，当儿子和一个亲戚安慰他的时候，他却失望地走开了，他的两个肩膀都颤抖着。‘保险箱？’他说道，‘什么保险箱？’”

一名同事还记得和奥莉娅娜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他们出席了同一所法庭中的一场对几个法西斯分子即刻行刑的审判。他在专栏作家那一堆人中发现了奥莉娅娜，她头发金黄，举止落落大方，惹人怜爱。当他靠近她，企图开个玩笑的时候，她一眼将他“瞪回了”自己的位置：“年轻人，这不是一场节日庆典。这里有三个人将会死亡。对，当然，他们是法西斯分子。但是，他们也是人。”她很年轻，但是心智已经很成熟。她早已明白，要想在这份由男人主导的职业中出人头地，就必须向大家展示出她更为出色的一面。每篇文章，她都会反复写十多次，不厌其烦地修改和润色。在讨论会之前，她都会将话题研究透彻。她还阅读了大量伟大作家的作品，来学习他们优雅的文风。

奥莉娅娜一名同事的遗孀还记得，她经常去自己家中找自己的丈夫借书，或者向他征询建议。“有几个早晨，我们会在门缝下面发现她晚上塞进来的卡片。她那时候工作很辛苦，烟抽得也很厉害。”她知道如何做好一个小女孩，但也很明确她想得到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成功是赠予年轻人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送给他们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在成名之后，有一天，她这样写道：“拿破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赫赫有名，亚历山大大帝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去世，兰波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

每当专栏作家组的组长故意愚弄她，并以此为乐的时候，她都十分生气。尽管她还很年轻，但她希望人们能够严肃地对待自己。“有一次他们派我去报道一场猥亵案的诉讼，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我没有勇气拒绝参加，因为我要写出报道。然而，审判法官在现场冲我吼道：‘让这个小女孩出去！’‘我是一名记者，法官先生！’‘什么记者！出去！’门卫将我扔出了门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同两位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民族报》的马里奥·卡尔托尼和《新邮报》的埃尔维奥·贝尔图切利。“因为我们三人都出席过重罪法庭， 卡尔托尼还创造性地发明了轮班制。当我在法庭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出现，相反亦是如此。我们还会在酒吧中喝着CINZANINO，交换着彼此获得的情报。我们总是在一起，就像三个火枪手一样。”在她的新闻稿件中，还有一些照片，上面记录着那些在酒馆的夜晚。在同桌的人中，她是唯一的女性，但是似乎没人能够吸引她的注意力。“很自然地，我总是在不停地寻找，寻找着我的杰克·伦敦。或许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杰克·伦敦或能够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那就像在冬天里寻找一只蝴蝶一样艰难。我人生中的那段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段漫长的寒冬，而我在这寒冬之中，徒劳地等待着一丝温暖。

“为了能够多赚一千里拉，我周末从来都不休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这份职业就像是医生，带着自己的医药箱，随时前往呼唤他的地方，从来不去考虑节假日或者是用餐休息时间。”她什么都写：风土人情、时尚报道、违法犯罪。她不分昼夜地工作，没有时间娱乐和消遣。

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一天，她得知了一件稀奇的事。在菲耶索莱，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共产党员去世了，神父拒绝为他主持宗教葬礼。他的党员同志们将他的祭服和教堂的大蜡烛偷走，按照党内的方式为他完成了葬礼。对于这一事件，奥莉娅娜写了一篇文章。她知道这篇文章永远不可能在《意大利中部晨报》上发表，因此，她将文章寄给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周刊《欧洲人》的主编阿里戈·贝内德蒂。

“将文章寄出后，我并没有幻想它能够得到发表。一周之后，在加富尔路拐角的大教堂广场上，从报亭中递出一份——《欧洲人》。周刊的第一页上，奥莉娅娜·法拉奇几个字硕大又耀眼，仿佛宣传语一样。这几个字下面是文章的标题：‘就算在菲耶索莱，上帝也需要人类。’”第一个找奥莉娅娜的人是她的大伯布鲁诺，他气愤至极。“他是著名记者，怕我毁了他的名望。他打电话跟我说：‘现在你以为自己是谁，海明威吗？你这个傻子。’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在我所成长的那个年代，孩子们都活得很艰苦，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抑或是在社会工作中。但是这艰辛的生活让我受益颇多。”

阿里戈·贝内德蒂对这篇充满生气的文章很好奇，他找到了她说：“您很出色，请允许我对此好奇——您是布鲁诺的亲戚吗？”“是的……”“很好，那您现在给我写点别的东西吧。我想要一个关于柯齐教授的长篇访谈。”

柯齐是佛罗伦萨一位著名的儿科医生，他接见了她，也让她完成了这篇访谈，然后奥莉娅娜将访谈寄给了贝内德蒂：“您知道的，先生，我的伯父上次责备了我，因为我的名字在报纸上用的字体太大了。”“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要用更大的字体来写您的名字。”贝内德蒂回答道。“从这次回答中，我明白了伯父布鲁诺对他并不怎么友好，相对地，他对伯父也不太友好。然后，我对柯齐教授的这篇访谈占据了报纸的第三版一整面，这鼓舞了我下定决心加入这家周刊。”

几个月之后，《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主编让她去参加一场陶里亚蒂的群众集会，并随便写点诋毁他们的东西来取乐。“做梦去吧！”奥莉娅娜抗议道，“我会去听一下他们说了什么，再将他们说的如实写出来。”不久之后，她被叫进了主编的办公室。主编是一个性格古板的男人，他要求属下绝对服从自己。奥莉娅娜已经惹了不小的麻烦，因此主编使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她，她对他也直接使用了“你”。“人们不会在自己吃饭的盘子中吐痰的。”主编警告她。她针锋相对地驳回了主编的话，然后就被解雇了。“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了向爸爸和妈妈忏悔的悲惨生活：‘就算是考试不及格，也不会这么惨。’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想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去告诉他们。”

布鲁诺·法拉奇帮了她一把，此时他已经成为《时代报》的主编，并把她带到了这里。“那时候，他已经很尊重我了。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出色的女孩，因为我‘像个男人一样写作’。尽管我并不喜欢这个评价，但他的话还是抚平了我的伤口。但问题是，伯父不想让别人指责他任人唯亲，因此将我打入冷宫。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伯父写了什么：一篇关于拉文纳镶嵌工艺的文章，确切点说，是一篇关于加拉·普拉奇蒂亚墓失窃了一些镶嵌物的文章；一篇关于冰激凌历史的文章，这还是蒙达多利达拉莫塔付费的广告文章；一篇关于位于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的文章——一位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官员无花果的叶子为大卫遮羞，反而引来一些学生为大卫穿上了有着花边的女士内裤。”

然而，当他交给她一篇政治文章时——一九五一年乔治·拉·皮拉参加佛罗伦萨市长选举——奥莉娅娜展示了她全部的才华。文章一开始，她就立刻让读者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乔治·拉·皮拉完全不想引发灾祸”——她对这位反常的政治家进行了描述。他十分神秘，居住在修道院中，将其所有财产分发给穷人们，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公民集会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发展，比如：“在用目光环视广场一周之后，他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将嘴巴贴到话筒上，说道：‘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这种祈求让在场的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哀悼不已。”或者他那温和的反法西斯政见：“在他表面的服从背后，隐藏着自己的能量。在法西斯肆虐的年代，多亏了这份温和，才使他能够牵着那些怒气冲冲的法西斯党徒的鼻子走。当他们勒令他去守卫位于圣十字的法西斯纪念碑的时候，他说道：‘是，是，我去，为了这些可怜的逝者。但是我去的时候不会带步枪，我会带一串念珠，然后去给他们诵读玫瑰经。’这个想法并不会讨法西斯主义者的喜爱，但至少他因此而守卫了纪念碑，他们也不再那样讨厌他。”奥莉娅娜只有二十二岁，但是已经将她作为一个讲述者的天赋充分展示给了大家，之前也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去写政治类的文章。

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布鲁诺·法拉奇被撤职，他从主编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奥莉娅娜也和他一块儿被解雇。“我犯了一个无法饶恕的错误：我是我伯父的侄女。我和我的伯父从来都不是意大利记者界的宠儿。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于任何问题都会直言不讳吧。”幸运的是，《欧洲人》的主编阿里戈·贝内德蒂依旧信任她，他欣赏她的文风和她的行事坚决。“有一次，他对我说：‘听着，你很出色，但是不要被周围的环境所同化。事实上，那些位于社会上层的女人不会给予其他女人太多的东西，确切点说，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予。你想得到想要的东西，就不要等着她们施舍，你要直接去争取。当然，这也会令你遭到他人的厌烦。’”

他向她解释说，如果她能够去罗马，那里有更多的电影信息和上流社会的消息，她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为《欧洲人》撰写报道。奥莉娅娜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一九五四年，她手里拎着装有她为数不多的财产的行李箱，衣兜里装着一位记者朋友——南塔斯·萨尔瓦拉吉奥——的地址，离开了佛罗伦萨。“南塔斯为我在皮里奥利租了一间房子，我在那里安顿下来，那也是一段我忍受饥饿的时期。上帝啊，我是多么的饿啊！我总是很饿，每天只靠小面包维持营养，最多能加几块饼干来改善伙食。当我有饼干的时候，女房东都会恰巧发现它们，但那只是为了能够责备我：‘饼干会招来蚂蚁！饼干会招来蚂蚁！’” BpYzZmPlrDyH9SNh7IxSXl0y8n/PcyUGt2gZGlAgYZPCaB5mS/RS4OL4un2n6e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