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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小就痴迷于文字。每一页文字都仿佛在向她讲述着故事，字里行间都能引发她无穷的想象。“在我小时候，妈妈会买来一捆捆的毛线，通常我们用纸壳做团蕊，然后将毛线转成线团。这个纸壳可以是一张白纸，可以是一张报纸，也可以是某个店主的一张记账单。因此，每次我都会看着毛线团一点点地变小，当看到逐渐变成毛衣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这次会用什么做团蕊呢？’线团用尽后，我会一把抓住纸壳，急匆匆地将它转过来。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会是一张什么都没有的白纸。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我都会十分失望。但是，如果纸上有字的话，我会马上将它递给妈妈，让她给我读上面的内容，我会如痴如醉地听着她所讲述的故事。就算是店主的记账单，她也能给我讲出一段故事。”

奥莉娅娜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家庭成员都很喜欢读书，为了能买得起书，我们分期承担买书的费用。对于像我们这种出身，这种社会阶层的人，我的双亲会对文学富有热情，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很穷，但是家里装满了书籍。因为就像其他人对他们俩的评价那样，爸爸和妈妈有‘阅读的恶习’。就这样，家中总是装满了书籍，这些书也是家中的神圣之物。因为它们很奢侈，是我们唯一的奢侈品——文化。”成年之后，她动情地谈道，在她看来，父亲死后留给她的两套带有古斯塔夫·多雷插图版《圣经》，是最有价值的物品。

被重新命名为“书房”的小客厅成了家中的图书馆。在书房中，最神圣的地方就是那个书架，上面摆放着爱德华多喜欢的书籍。正是这个装满书籍的房间成了奥莉娅娜小时候的卧室。她的床是一张“微小”的沙发。在书架上，庄严地摆放着一本封面上印有蒙纱女人的书，这本书一直深深吸引着她，令她无法呼吸，它的名字是如此神秘——《一千零一夜》。书中的故事是她在童年时期所知道的所有童话故事了，这些故事陪伴了她一生。成年之后，她从未停止购买新版书籍，她所买的通常都是当时的珍藏版。

“那个安装有玻璃门的书架是我的禁区，妈妈从来不让我打开它。”九岁的时候，她第一次获准去触碰它。那时候，她已经患病数日，因为发烧不得不躺在床上。她感到厌烦，因此想找一些新东西来读。最终，母亲打开了它，递给她一本书。那是杰克·伦敦的作品——《野性的呼唤》。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奥莉娅娜就爱上了大狗巴克，也深深地被它那为了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所吸引。她把整夜的时间都用来读这本书，母亲在床上向她抱怨：“关了灯！你能关了灯，然后去睡觉吗？”多年之后，她也谈及对那本读物的喜爱之情。“巴克为我上了一堂课，这一课是关于战争、游击和生命的。仿佛它在看着我的青春，那青涩的季节，带着我向希望或者是努力的方向前进：一个勇于反抗的女人，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命令。其他人心中的英雄，大概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我的英雄则是一条狗。”

如果巴克是她的第一位英雄，那杰克·伦敦就是她的第一位偶像。她的母亲用了数小时的时间为她讲述了他的冒险生活——在美国流浪，在阿拉斯加谋生，还有横穿海洋的壮举。相反，在他的大伯布鲁诺看来，杰克·伦敦是一位写了很多，但是没有好作品的作家。奥莉娅娜在这样一个作家身上浪费时间，这让他十分生气。奥莉娅娜奋起反抗：“我喜欢。就算他写的作品很差，我也喜欢。我崇拜他的创意，也崇拜他的智慧。他从一个主题遨游到另一个主题的能力让我痴迷。至于作品的无条理、支离破碎、思维混乱等问题，这令他能够涉猎的范围具体到各个方面：从狩猎到政治，从科幻作品到社会学作品。”在她看来，杰克·伦敦就是作家型记者的化身，能将好奇心和冒险融为一体。她的大伯经常向她谈及《晚邮报》的记者维吉尔·利立，他数次周游世界；或者是库尔齐奥·马拉巴特，他从来没有缺席他所处时代中的重大事件。奥莉娅娜安静地听着他讲述这些故事。

在她六七岁的时候，她开始考虑当一名“作家”（她总是直接说作家，而不是特别说明是女作家）。这是她内心里一直存在的想法，她十分确定。但是在家中，所有的人都对此摇头。“噢，作家，作家！你知道要成为一名作家，并以此为生，需要读多少书吗？”母亲一直重复着，并跟她说杰克·伦敦艰辛困苦的生活，他总是干着断断续续的工作，经常食不果腹。大伯布鲁诺高声斥责她：“首先需要维持生活，然后才能写作！你现在连生活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想要写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告诉她说，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作品，是因为他是一名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维持生活，只有靠赌博去赚钱。“因此，他们一块儿努力，为了让我泄气和退缩，给我灌输着写作属于有钱人或是老者的这种思想。所以，我不能去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我不但贫穷，又太年轻。”于是她相信了，她应该等到合适的年龄，经济条件得以保障后，再考虑当一名记者。这一妥协看起来似乎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

她读遍了家中能找到的一切可读的书籍。起初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作品。美国人的作品，她从赫尔曼·梅尔维尔开始读起。英国人的作品，她从莎士比亚开始阅读，这也是一位深深影响了她的作家。至于法国人，她只对普鲁斯特感兴趣。尽管奥莉娅娜只是一个自学者且学习起来毫无系统性，但她还是奇迹般地积累了一定的文学功底。她读了大量的书，也做了很多的写作练习。“我找到了很多书，上面全是荒诞的短篇小说和古怪的童话故事。这大概是妈妈给我放的吧？”多年之后，在一次采访中，她这样谈道，“我觉得妈妈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她那纯粹的对文学的渴望，她来自一个贫苦的艺术家家庭，这种渴望出现得十分自然。因为她存在一种强烈的雪耻欲望，她一直激励着我去读书。是的，我认为妈妈就是把读书、文化视为一种帮助她在这个社会雪耻的途径。”

在做完家务之后，托斯卡坐在奥莉娅娜身旁的沙发上安静地缝着衣服。奥莉娅娜在一旁写作，纸张逐渐堆积起来，她也完全沉浸其中，仿佛用这些文字，能够创造一个独立的世界。在那段时间她的一个笔记本中还留有她那圆形的笔迹，她用铅笔写道：“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节日总是让人感到忧郁。特别是在下午，远处的钟声慢慢响起，听起来是多么地悲伤。就像现在一样：一缕严冬的薄雾，寒冷的空气，一道银白色的亮光，没有太阳，公鸡沙哑地歌唱着；梨树叶都已经凋落，留下被严寒冻得僵硬的光秃秃的树干；泥泞的菜园里，被雨水打湿的卷心菜上遍布着毛虫咬出的虫眼；因为撞击，笨钟发出嘈杂但仍然引人入胜的声音。对于我来说，这所有的一切营造出初冬时一个周日下午的氛围。如果我是一名诗人，或者至少是一名有文化的学者，在这个时刻，我还能写出点东西，或者写出点艺术作品。但我不是。我只能去感受，去思考，去描述。”

没能得到机会去读书的托斯卡，一直激励奥莉娅娜要去读书。“做一个一无所知的人，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她警告道，“当你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就会蛮横地对待你。”她总是要求奥莉娅娜拿到最高的分数。在小学和初中，奥莉娅娜是班上的优等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家中，她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文章。她的这些文章也经常能获奖。对于她这个年纪来说，她严谨得让人恐怖。她自律、内向，一心想要做到最好。她的一个邻居还记得——当她骑着那比自己高许多的自行车去学校的时候，用力蹬自行车的模样。“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的坏脾气。他们告诉我，在上学之前，我特别地温顺。在学校里，我变得固执而有侵略性，变成了一个执拗的人——我发现我是他们中最出色的。他们家里都有钱，因此他们的妈妈不需要哭着让他们去学习。”

奥莉娅娜在佛罗伦萨的吉诺·卡博尼师范学院完成了她中学的学业，她总是能得到很高的分数。一九四四年秋天，为了弥补与游击队员参加战斗那一年的时间，她通过考试进入伽利略文科学校读书。她是一名出众却倔强的学生，也总是轻易地就卷入争论之中。“我在学校里令人恐惧。那些可怜的老师们，我让他们受累了。尽管我很聪明，成绩也总是第一名，但是我令他们恐惧。如果一位老师说错一件事情，我就无法闭上我的嘴巴。”她是一个带有过多政治色彩的学生。“每次当我举起手准备抗议或者讨论的时候，哲学老师就会挖苦道：‘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多事之人想做什么。不过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堵上她的嘴巴。’”她和两名同班同学一起组织了学生联盟，并且准备组织几次罢课，但是不久之后她就发现，没人对她的这些斗争感兴趣。就算有人感兴趣，出发点也总是错误的。她还让一个教授他们神学课程的、性格温和的神父感到绝望。“当本西·拉斐尔进来的时候，我则会走出教室。对于他令人痛心的抱怨（通常都是‘走吧，你走吧，不要让可怜的神父拯救你的灵魂’），我置若罔闻。我拿着小点心，去走廊吃完。然而，我没有被惩罚或报复，每一次他都会原谅我，然后冷笑着问道：‘面包好吃吗？’”

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放弃了宗教信仰。在将自己锁在屋内，确定上帝并不存在之后，她做出了这个决定。就像她人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在一次不公正的遭遇之后，她愤慨地做出了这个决定。当她第一次准备圣餐的时候，她的母亲派她去修道院做一次静修。送她去修道院之前，母亲交给她几块巧克力和一个香蕉，对于像她这样贫穷的女孩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东西。在修道院，修女们告诉她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到祭台上，当作献给耶稣的祭品。“过了一会儿，我偷偷地溜进教堂，想看一下圣婴耶稣是否已将食物吃掉，但是那里什么也没有，甚至连香蕉皮和包巧克力的银色锡纸也没有留下。感到很疑惑的我走出教堂，穿过了走廊。一名修女坐在走廊的栏杆上，她正在吃我的香蕉。”在此后的生活中，她都宣称自己是一名无神论者，并成为无神论的一面旗帜。她会自豪地说，即使是在自己最困难、最沮丧的时期，她也从来没有向上帝祈求过任何恩惠和帮助。

她以十分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意大利语九分，拉丁语七分，希腊语八分，历史八分，哲学八分，数学七分，物理七分，自然科学七分，艺术史九分。她十分严肃地准备每一次考试，喝大量的咖啡来保证彻夜清醒。在意大利语写作考试那一天，她选择了“从古希腊城邦到现代国家的概念”这一论题。由此，她写出了一篇颇受争议的文章。在文章中，她质问考官们为什么给她分到一个关于祖国的题目——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而不是关于自由的题目——一个永恒不变的论题。考官委员会主席对她说：“你的这篇文章让我们彼此争吵。我们要么给你零分，要么给你十分。最终，我们给了你九分。”然后，他向她提出了那个预言般的问题：“长大后，你想做什么？”“成为一名作家。”奥莉娅娜抬起头，看着他回答道。 mbqivdfrQNo+o8GfFjoZ6PGzjGp4QztBRppr5bx6yGL38zovaHszhfdpsl+KnSW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