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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因师承关系，学医伊始，即闭门诵读医经（《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三载，而以仲景之书为尤，全书原文，渐能背诵，虽未穷其理蕴，而亦备受熏陶，这为我崇尚经方奠定了基础。其后随师临诊五年，每见余师陈鼎三先生屡用经方救治疑难重证，往往挽回人命于顷刻。然余自忖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是以临证四十余年来，恒喜用经方。而遇疑难重证，必先回味仲景之书，然后旁及各家。精研熟玩，竭精殚虑之后，往往茅塞顿开，驾轻就熟而屡起沉疴。因忆余早岁诵读《伤寒论》原序时，便领悟到仲景之书本为释难脱艰、扶危救颠而作。仲景自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倘此类伤寒均是轻浅病证，其死亡率焉有若是之高，死亡速度焉有若是之快？而书中涉及误治与救逆的条文竟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其中明文提及“坏病”、“难治”。“不治”、“促命期”、“死”、“必死”等预后险恶的条文，《伤寒论》中即有39条，约占全书十分之一，《金匮要略》亦有24条。是仲景之书为百病立法，亦着意于疑难重证也。余运用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积累了几点体会。兹不揣谫陋，略述如次，以冀同道指正。
奉原著为圭臬者，读书与临证相结合而始终以仲景原著为依归也。余苦读仲景书三年，渐至成诵之后，才转而参阅各家注释。因先入为主，仲景原文已在脑中深深扎根，各家注释则择其善者而从。余治学之道如此者，盖因仲景书代远年湮，文辞古奥，义理深邃，不熟读而成诵，腹中空空，何以致用？且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精，胸无成竹，目无全牛，难免不为诸家注释所束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起沉疴。苟能痛下工夫，精读深思，穷究博考，一丝不苟，累月积年而渐登堂入室，则理明心细，识精胆大，临证之时，自能见微知著，得心应手。余限于阅历，体会尤深者，约有二端：
1.字斟句酌，悟出画龙点睛处。对仲景原文的关键字句，要仔细推敲，前后对照，彼此互勘，并结合病人，细心体察。要在“细”字上狠下工夫，切忌粗枝大叶，顺口读过。如《伤寒论》厥阴篇蛔厥证，注家约皆以吐蛔腹痛厥逆作解，今人则径谓蛔厥与西医学之胆道蛔虫病相类似。然余治数例蛔厥，既不腹痛吐蛔，亦不厥逆，却与原文对蛔厥“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之生动描绘若合符节。如曾治某患儿，一岁半，麻疹靥后，阵阵心烦，初以为麻后余热，予养阴清心之剂罔效，烦躁益频。每见家人进餐即索食，甫入口，则烦躁顿作，摔碗抛匙，须臾复止。一日患儿正嬉戏自若，其母偶与桃片糕一片，甫入口，烦躁大作，遍地滚爬呼叫，约一分钟许复安静如常。余目睹其状，乃恍然大悟：此非蛔厥乎！厥阴篇描述蛔厥之特征为：“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遂予乌梅丸去桂、附、姜、辛，加驱虫药，服完一剂，翌日，大便下如污泥，中有蛲虫无数，或死或活，从此烦躁不复作矣。1968年又治一5岁患儿，麻后阵阵烦躁，发作时咬人，甚至自咬手指手背，致令双手化脓感染。入院后西医诊为“麻后脑病”，予镇静剂治疗十余日无效。其烦亦以得食而作，须臾复止为特征，余亦诊为蛔厥，按法以乌梅丸加减治之，果连日不断下出蛔虫数十条而烦躁愈。倘不能熟记蛔厥条文，或虽能熟记而临证时“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如何识得蛔厥真面目？余每玩味蛔厥条文，未尝不遥想仲景当年，若非亲睹其证候特征，何能描绘得如此形象生动，精细入微哉！当然，古今注家对蛔厥之诠解也有至理而不可废，但《伤寒论》原文（388条）本为论述藏厥与蛔厥之区别，前者言“其人躁无暂安时”，后者言“病者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皆言烦言躁而未言疼痛与厥逆也。至若一见“厥”字即意会为昏厥者，则去道远矣。又前案系蛲虫为患，知蛔厥之虫患，非止蛔虫一端也，若非躬亲体察，焉能有此发现？又如《伤寒论》真武汤，本为太阳病过汗而致少阴阳虚，水气内停者设。然余1971年曾治一例心悸（西医诊断：“阵发性心动过速”）患者，彝族妇女，28岁，既无发热恶寒之表证，亦未犯发汗太过之戒，唯觉阵阵心悸欲落，发时全身震颤不能自已，卧床月余。入院后经西药治疗数日无效。一日夜半，心悸大作，家属急呼抢救。见其踡卧床上，厚覆被褥，全身颤抖，乃至床栏亦动摇不已，但自觉并不畏寒。余宗《伤寒论》“心下悸，头眩、身动，振振欲擗地……”之训，急予真武汤加龙骨、牡蛎。当夜连进两服，震颤遂止。守方数剂，心悸震颤即未复作。
2.汤证辨证，洞悉精微奏厥功。所谓“汤证辨证”，即有是证用是方，相符即可应用。此仲景书之一大特色，不必受脏腑、病因、八纲等辨证方法的拘束。有一些疑难重证，仲景书中不仅有精辟的论述，而且从汤证辨证角度出示了高效方药。但或因其义理深邃，或因其方义难解，或因罕见前贤医案，或因限于医者经历，终身未能体验，而被轻易否定，弃置不用。这就更需要将仲景书与临床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如《金匮》“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的古今录验续命汤，以及“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之侯氏黑散，后世罕有用之者。（陆渊雷在注解侯氏黑散时曾慨叹：“唐宋以来医书，未见此方之治验，知黑散之不用久矣”。）是临床确无此证乎？非也。余初学医时，曾见唐某，男，年五旬，素体丰盛。一日，忽四肢痿软，不能收持（瘫痪）而仆地，但神清语畅。余师陈鼎三诊之曰：“此《金匮》风痱证也，宜治以古今录验续命汤。”投原方一剂，次日顿愈，人皆讶为异事。余亦曾治多例风痱，疗效颇佳。1950年，有乔某，壮年体丰，无明显诱因，忽双下肢瘫痪，不痛不痒，卧床不起。余亦投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原方，服2剂，即能起床行走。1965年8月，治一风痱危证（西医诊断：“急性脊髓炎”、“上行性麻痹”）患者，雷某，男，18岁。（住院号：18472）突然手足麻木，肢体不遂（不完全瘫痪），同时出现严重的阵发性呼吸、吞咽困难，有气息将停之象。时而瞳孔反射消失，昏昏似睡，呼之不应。入院7天，一直鼻饲全流饮食。西医救治无效，以为不可治矣，邀余诊视。余亦投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原方，配合针刺（风府、大椎、肺俞、内关），仅服药1剂，翌日，危象顿减。连服4剂，诸症渐失。1967年秋，李某，女，20岁。一日下河洗衣，当夜即双下肢瘫痪，神志清楚，语言如常。（西医诊断：“横贯性脊髓炎”）住院治疗十余日无效。余亦按风痱投以上方，仅服1剂，次日竟能下床行步，医护人员惊疑不已。1972年，夹江刘某，男，年四旬，体素健。一日睡至半夜，起床解溲，即站立不稳，蹲于地，从此双下肢瘫痪，神识、言语如常。经中西药物治疗二十余日无效。余先投以古今录验续命汤，连服3日，仅足趾稍能活动。余见难求速效，乃改投《金匮》侯氏黑散以缓图之，连服60剂而康复如常。余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平生救治风痱验案者，乃缘于痛惜《金匮》治风痱妙方之被埋没，而不忍默默无言也。姑不论古方之存与废当以临床检验为依归，即以文献考证而言，陆渊雷认为，古今录验续命汤“是仲景方，而《金匮》遗佚，故林亿等取附篇末”；丹波元坚氏谓，侯氏黑散“隋唐之人以为仲景方，则非宋人所附较然矣”。而或谓“两方之药味平淡，组合离奇，难以按后世方书辨证方法选用”之说，是囿于单味药之功效主治，而未从复方之配伍作用去深入研究。再者，仲景方之运用途径是多方面的。既可从病机论治而推广其运用范围，灵活变通，又可按“汤证辨证”的原则选用。余治风痱之选用上两方，即是运用“汤证辨证”方法，屡经反复验证，而确信其为治风痱之高效方药。余每忆上述治验，益笃信仲景之书精入无伦，岂可浅尝辄止，唯宜熟读深思；而省疾识证，切忌浮光掠影，务必精细入微。如此便可“心有灵犀一点通”！此余数十年躬行读书与临证相结合，始终奉仲景原著为圭臬之缘由也。
前言忠于原著，此论探本溯源。为什么要探本溯源？余积数十年之经验与教训，深知欲其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仲景学说，不仅必须忠于原著，尤需从原著之学术渊源（《内经》、《难经》）上网开一面，探本溯源，方能从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1.伤寒与温病。寒温之争，由来已久，明清以降，愈争愈烈，竟至分道扬镳，冰炭不容，严重地影响了仲景学说的继承发扬。究仲景所论之伤寒，绝非狭义伤寒（感受风寒），而是广义伤寒，即多种外感热病之总称，其中当然包括温病。此种广义之伤寒，盖源于《素问·热论》所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以及《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论》之证治，广涉六气为病。何谓六气？《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黄元御深得六气病性而释之曰：“人之六气不病则不见，凡一经病，则一经之气见。平人六气调和，无风无火无湿无燥无热无寒，故一气不至独见。病则或风或火或湿或燥或热或寒。六气不相交济，是以一气独见。如厥阴病则风盛，少阴病则热盛……”又云：“仲景伤寒以六经立法，从六气也。六气之性情、形状明白昭揭。医必知此而后知六经之证。六经之变化虽多，总不外乎六气。”故余临证，从不凿分寒温。如治谢某，男，30岁。初罹湿温，前医投三仁汤、藿朴夏苓汤及桂苓甘露饮，二十余日无效。余往诊时，证见潮热，谵语发狂，目睁面赤，口气熏人，大便下血，小腹坚满拒按，舌苔干黑燥裂，脉沉实。据《伤寒论》“……热结膀胱，其人如狂……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106条）及“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216条），断为湿温化燥，下焦蓄血，投以桃核承气汤去桂枝加丹皮。服1剂，频频矢气，知药已中病，犹有燥屎内结，乃于原方加枳、朴，服1剂，果下干结坚硬粪块十余枚，自此热退神清。但随之又大便稀黑如泥，颇健忘，口燥不欲饮。据《伤寒论》“阳明证，其人善忘者，必有蓄血……”（237条）乃断为热郁血分，瘀血未尽，予清热凉血祛瘀之剂数帖而愈。倘囿于“伤寒法不能治温热病”之说，何能运筹灵活而奏捷效！1979年5月，治一温热重证（西医诊断：①“敌鼠中毒并发败血症”；②“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潘某，男，18岁（住院号：36610）。左眼巩膜片状出血，全身瘀斑，高热，鼻衄，呕血，头痛项强，角弓反张，昼夜烦躁，呼号不已。西药治疗7天无效。余先按温病热入营血论治，投以犀角地黄汤合清营汤加减，以及“安宫”、“紫雪”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息风解痉之品。3剂后，出血、烦躁虽略减轻，但仍高烧，头痛项强，角弓反张，烦躁不寐，诊为热邪深入，耗血伤阴，阴虚阳亢，心肾不交，筋脉失于濡养。按《伤寒论》少阴热化证，投以黄连阿胶汤，滋阴降火，交通心肾，合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柔润息风。1剂病衰，迭进7剂，热净烦除，颈项活动自如。综观以上两案，谢案下焦蓄血，用伤寒理法而不泥其方药，潘案温热深入营血，用温病法效不著，改用伤寒法而效彰。于斯可见，寒温学说，有互补之妙而无对峙之情。
2.六经与脏腑经络。《伤寒论》六经之实质为何？历代医家见解不一。近世有人认为六经乃六类证候的概括，或外感热病之六个阶段，而与《内经》脏腑经络毫不相涉者。而余临证时细心体验到六经确与脏腑经络息息相关。如1965年治何某，女，66岁（住院号：18266）。患者右上腹反复疼痛四十余年，复发十天，伴畏寒、高热、呕吐（西医诊断：“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石症”），经西药保守治疗无效，急行手术。但甫行硬膜外麻醉，迅即出现急性循环衰竭，被迫中止手术。越二日，仍高烧不退，腹痛加重，乃邀余会诊。证见右胁绞痛，硬满拒按，乍寒乍热，口苦呕逆，大便秘结，舌红，苔黄厚粗糙少津，脉滑数。根据《灵枢·四时气篇》云：“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如以脏腑辨证论之，则为胆热胃实之证，治宜清胆泻胃，即“取之三里以下胃气之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之意（同上篇）；若以六经病机论之，则为少阳郁热在里而兼阳明之大柴胡汤证，亦清胆泻胃法也。乃投大柴胡汤合金铃子散，一剂热退痛减便通，呕苦止。继以清胆和胃调理旬日痊愈。迄今患者年过八旬，尚能料理家务。此六经以脏腑为物质基础之明证也。又如1974年治金某，男，5岁。患温毒发颐，先后按温病法服银翘散、普济消毒饮加减，五日不效，体温有时高达40℃，腮颊漫肿坚硬，口渴思饮。细思腮颊为少阳、阳明两经脉循行部位，据《伤寒论》“……耳前后肿，刺之小差……”（231条）而予以和解少阳，清解阳明之小柴胡加石膏汤。一剂热退，再剂肿消，诸症悉除。值得深究的是，温毒发颐固属一般常见小病，然按温病常法治之无功，改遵仲景理法，疗效遂彰，此又六经与经络息息相关之明证也。若离开《内经》脏腑经络而侈谈六经实质，则无异于视六经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乌可冀其指导辨证哉！
3.六经与气化。脏腑经络为六经之物质基础，而脏腑经络之功能活动即是气化。《内经》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粗于脏腑经络之形迹而精于气化。气化又有标本所从之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张介宾深得其旨曰：“知其所从，则治无失矣。”今试举一案以证之：1976年治鲁某，男，17岁（住院号：15404）。西医诊断：“急性坏死性小肠炎”、“重度贫血”（血红蛋白37.6g/L、白细胞24.6×10 9 /L）。救治八日无效。患者连日剧烈腹痛，呼痛号叫之声不绝。余会诊时，症见高热、腹痛（以脐周为甚），曾吐蛔便蛔，大便乌黑如泥，面、唇、爪甲苍白，口干，舌苔粗白少津，脉芤。细思此证，虽错综复杂，虚实互见，但从病已八九日以上，腹痛，吐蛔，符合《伤寒论》邪传厥阴，“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之证；而伴见发热，则又有“厥少热多者，其病当愈”（341条）之势。遂遵“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见”之旨，以小柴胡汤去黄芩加白芍（重用至30g）合乌梅丸去辛温之品，从少阳之枢，引深入厥阴之邪自阴出阳，果一剂腹痛大减，爰守上方加减续进8帖，高热渐退。继以益气补血、养阴生津调理二十余日，治愈出院。再如少阳之病位问题，历代颇多争议，使临证者无所适从，而余则唯于六气标本所从中求之。经云：“少阳之上，火气治之”，“少阳从本”。盖手少阳三焦属相火，足少阳胆属甲木。所谓“少阳从本”，即少阳经当以手经主令，足经化气，足从手化。黄元御曰：“暑者少阳相火之所化也。在天为暑，在地为火，在人为三焦。手少阳以相火主令，足少阳胆以甲木而化气于相火。”故少阳之病位主要在三焦。三焦者何？《金匮》云：“腠者，三焦通会元真之处，理者，皮肤脏腑之纹理也。”陈修园云：“少阳内主三焦，外主腠理。”尤在泾云：“少阳居表里之间，当肓膜之处，外不及于皮肤，内不及于脏腑。”综上所说，少阳一经所辖者广，外而躯壳腠理，内而胸胁腹腔，既不在皮肤之表，亦不在脏腑之里，是即半表半里之谓也。故凡无形之邪客于少阳，则为寒热往来，胸胁苦满之小柴胡汤证；若水饮停聚胸胁，则为“发作有时，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之十枣汤证，轻者为时方香附旋覆花汤证。试观《温病条辨》云：“伏暑，湿温，胁痛，或咳，或不咳，无寒但潮热，或竟寒热如疟状，不可误认柴胡证，香附旋覆花汤主之。久不解者，间用控涎丹。”香附旋覆花汤、控涎丹，盖即十枣汤之变方也。由此可见，小柴胡汤证、十枣汤证，以及香附旋覆花汤证等，其病位均在少阳，不过有偏于半表的无形邪气与偏于半里的有形水饮之殊而已。余曾治一悬饮患者，男，21岁。偶因感受外邪，表解后，咳嗽，胁肋掣痛不能转侧，乍寒乍热，一日数十度发，其寒也背如水浇，其热也背如火燎，颇似小柴胡汤证，诸药罔效。余以其胁肋掣痛，“不可误认柴胡证”（吴鞠通语），即诊为外邪引动伏饮之香附旋覆花汤证。乃投原方，服头煎即呕出稀涎，越半日，寒热胁痛逐渐消失。翌年，该患者悬饮又发。胁痛较历次为重，略为翻身或深呼吸，则掣痛如刀刺然，卧床七日，仍服香附旋覆花汤。但因病重药轻而无效，乃径以峻逐水饮之控涎丹（水丸）1.5g吞服，不及十分钟即如厕，倾注而下者皆为水。下后约四小时，胁肋掣痛竟消失而能起坐。故余从气化学说推论少阳之主要病位在三焦者，盖缘于此。至于《素问·热论》：“……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是言经脉之为病也，不可与此混淆。
然，六气从化，未必皆为有余。“夫六经之气，时有盛衰，气有余则化生太过，气不及则化生不前。”（张景岳）故知有余之为病，亦当知不足之难化。以上所言，乃少阳火盛，木从其化之常证也。但亦有化之不足之变证，当从足少阳胆木论治者，亟宜互参，不可拘执。诚如黄元御在论六气子母从化时说：“将来者进，成功者退，自然之理也。”由此观之，明乎六经与六气之关系，对于理解《伤寒论》六经病证的性质、部位、特点及发病机理等，大可执简驭繁。是故《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知标与本，用之不殆……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足以乱经。”陈修园亦谓：“六气之本标中气不明，不可以读《伤寒论》。”故一言以蔽之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伤寒论》自序云：“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此仲景虚怀若谷，谦逊谨慎，既示人以规矩，又诲人以巧之警语也。余毕生宗之，往往变化因心，不拘常格，法活机圆，弥觉路宽。如1980年6月治一便血（西医诊断：“坏死性小肠炎并全腹膜炎”）患儿，李某，女，8岁（住院号：46835）。于手术切除坏死肠段14天来，一直高热，便下大量鲜红血块。经西医内、外科多次会诊，采取抗炎、止血、输血等措施，仍便血不止。面色惨白，形销骨立，昏昏似睡，舌淡白，脉伏不见。家属已失去治疗信心，自动要求出院。主管医生再三挽之用中药一试，家属然其说后，乃邀余会诊。余忆《伤寒论》中有：“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细思《伤寒论》113方，用人参者有19方。不唯气虚津伤者用之，阳亡阴竭之危证尤多用之。通脉四逆汤证方后亦云：“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二两。”（317条）是人参者，实为扶危救颠药也。仲景言“利止，亡血”，缘于亡血亡津，无物可下，为阳随液脱险证。本例便血过多，渐至气随血脱，亦如阳随液脱也。乃变仲景回阳固脱生津之方，为益气固脱止血之剂。药用人参10g浓煎，频频吞服止血散（本院自制，含：白及、乌贼骨、三七粉）。一剂便血止，危象除。仲景用药之妙，实未可言喻。此运用仲景理法而灵活变通其方药者也。1962年治陈某，女，44岁。患水肿病后，经闭，形瘦，小腹敦满，隆起如六七月妊。经西医内、外、妇科检查，未能确诊，亦乏治疗措施。余诊得脉沉细迟涩，肌肤枯燥。反复推究，其病先起于水，后见经闭，正与《金匮》“血分、水分”病机及“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之义吻合。因虑其体弱，不胜大黄甘遂汤之攻下，乃予桂枝茯苓丸合五苓散温阳化水，祛瘀消癥。服药数剂，未见小便增多，亦未见下血，而小腹敦满竟消无芥蒂。患者今已年过六旬，犹健在，其病从未复发。此谨守仲景所揭示之病机，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者也。又如《金匮》治“悬饮内痛”之十枣汤，后世视为峻泻逐水猛剂，唯病人体质尚好，能耐受攻下者方敢用之。余曾以本方治疗多例慢性肾炎或肾病综合征，病人全身水肿，大量腹水，小便不利，正气亦虚，屡用各种中西药物利尿，而水肿仍顽固不消。经健脾补肾法调理一段时间后，再用小剂量十枣汤，病人并不出现呕吐腹泻，而尿量迅速增多，水肿消退，肾功能亦随之改善（验案可参阅《河南中医》1981年第6期）。此对于当攻而又不耐攻，正虚邪实之顽固水肿，诸利尿药乏效者，确是另辟蹊径，值得进一步观察与验证。此又在实践基础上扩大经方之适应范围者也。至若时方之源于仲景而又屡经验证，确具卓效者，余亦视若经方。如肺痿一证，《金匮》云：“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得之于“重亡津液”，其证候特征为“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此等津液枯燥，肺虚且热之证，仲景出麦冬门汤以治之。然本方清热化痰行滞之力稍逊，故余治肺痿，恒喜用唐宗海之“豁痰丸”（载《血证论》），其方乃麦门冬汤之变方，而救治肺痿之出现痰热壅肺伤津危象者，奏效尤捷。如刘某，女，38岁。七年前曾作胆囊手术，术后常反复右上腹疼痛。1976年3月，因食肉后疼痛加剧，伴畏寒高烧，身目俱黄，急诊入院（住院号：10143）。西医诊断：①“胆道术后综合征（胆总管结石伴感染）”，②“败血性休克”（血压70/40mmHg）。入院后十日晚，突然因痰涎阻塞而致呼吸停止，急行气管切开手术。术后一周，胶黏痰涎从气管切口大量外冒，需终日用电动吸痰器不断吸痰。虽经抗感染、输液，仍时而高热，并不时处于半昏迷状态。邀余会诊时，患者神萎嗜睡，气管切开处仍有大量黏痰涌出，不时呛咳、气急、多汗，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无力。诊为肺痿（痰热壅肺伤津危证），投以豁痰丸合生脉散，重加竹沥。连服3剂，痰涎大减，呼吸通畅，可进饮进食，遂撤除吸痰器。原方加减连服18剂，痰涎消失，于4月29日痊愈出院。故余对待经方与时方，提倡以临床实践检验其实用价值，从不厚此薄彼。再如1979年治苑某，女，二十余岁，妊三月。因每日上班，来回奔走，一日突然右下腹剧痛，经成都某医院确诊为急性阑尾炎，经保守治疗后，右下腹仍经常绵绵作痛。妊至七月，右下腹痛陡剧，腰痛如折，且有明显下坠感，自觉胎欲堕。当时医院认为若行手术切除阑尾，则无法保留胎儿；若不急行手术，则母子均难保全。然患者与家属均切望两全，遂转回乐山求治于余。余宗《金匮》：“妇人怀妊，腹中痛，当归芍药散主之。”以本方合补中益气汤，冶经方与时方于一炉。仅服3剂，腹痛、腰痛均止。若囿于“急性阑尾炎”之西医诊断，而以病套方，滥用清热解毒、活血祛瘀，则势必坠入仲景所斥“崇饰其末，忽弃其本”之流矣。可见救治疑难重证，固宜参考西医学，必要时还要中西结合，然切忌以西医取代中医。否则，纵才高识妙，“汇通中西”，亦难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矣。此余之兢兢于守仲景之规矩而成临证之方圆之缘由也。诚如吴鞠通云：“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余伏处草莽，孤陋寡闻，学浅才疏，虽寝馈仲景学说四十余年而殊少建树。谨以几点体会敬献医林，伏赐维览，唯恐尘秽视听，贻笑大方。朱子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余当不以一得之愚和一孔之见为满足，而应继续深研仲景学说，为实现中医现代化贡献微薄的力量，此余之愿力也，请与同道共勉之！
此文是对《运用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的体会》一文的补充与发挥，其翔实的医案既示人以运用仲景理法的规矩准绳，又示之以巧思巧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