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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学中医，纯属偶然。说来话长了，算是一个时代的“机缘巧合”吧。
“解救”落难名医
1966年秋，学校搞“文革”停了课。我和一些大学生被四川省委“文革接待站”派到大邑县搞调查，调查组设了一个接待站。有一天轮到我值班，有两位年轻的乡村医生前来“告状”，说他们的老师简裕光，因为“炼丹”为人治病，被诬为“封建迷信”；“丹药”被没收，并被取消了行医资格，七个徒弟也受到株连。当听说简氏丹药配合中草药，治好了不少肝硬化、空洞性肺结核、重度子宫脱垂病人时，我很惊奇，又半信半疑。次日，我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赶赴简氏师徒行医的地区——离县城20多里的“元兴公社”，现场仔细询问了10多个病人，证明确有其事。我连夜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次晨当面交给县委领导，并“义正辞严”地要求立即“解放”简氏师徒。县委领导找来县卫生科长，迅速落实了此事。那时，“红卫兵”的话犹如“圣旨”。
但我对简氏“丹药”充满了好奇心，必欲亲眼睹其“芳容”而后快，便“得寸进尺”地要求县里划拨一笔科研经费，扶持简氏师徒继续炼丹。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支持新生事物，为人民健康服务。”县委领导爽快同意，并当场拍板，将大邑城关中学物理实验室作为炼丹的科学实验室。
“五色盐精”传奇
简氏师徒炼的丹名叫“五色盐精”，其主要原料除食盐外，还有卤碱、硫黄等。我目睹了炼丹的全过程，担心有毒。等丹药炼成后，我便与简老师等一道，专程远赴位于重庆市黄角桠的“四川省中药研究所”请求检验，结果出来了：无毒。谢天谢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趁热打铁”，要求县里出资，举办了“大邑县实践病院”，由简老师主持，使用“五色盐精”配合中草药，专门收治疑难顽症。因疗效显著，声誉鹊起，求治者越来越多，而“实践病院”又是免费治疗，县里经费有限，病人越多，越见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我忧心如焚，便向省卫生厅、成都中医学院、成都军区等单位领导写信，寻求支持。不久，温江专区收编了简氏师徒，成立了“五色盐精研究组”。我仍嫌经费少、规模小、步伐慢，便继续向上写信、寄材料。有一封信打动了成都军区主要领导，他作了“重要批示”后，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成都中医学院先后派人进行了调查。后来，简氏师徒转成全民所有制职工，并以简老师为台柱，成立了“温江地区中草药研究所”（成都市中草药研究所）。
毅然决定学医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儿。简氏师徒说，在遇到我之前，他们在当地申诉无门；数次找过调查组其他成员，均告以此事不归他们管。而一找到我，便如“拨云见日”，我不仅管，还“一管到底”，真是“救人要救彻，送佛上西天”。若我与中医无缘，何能如此？简氏师徒还常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范仲淹语）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高中毕业论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认为，青年应当选择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职业，而摒弃一已的私心杂念。我的心豁然开朗，既然政治经济学专业前途渺茫，就应当学医。因为医学没有阶级性，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何止“大多数人”！
然而“文革”风起云涌，人人裹夹其中，我要“跳出三界外”，谈何容易！翻阅《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皆不堪用。忽然心生一计：病！我煞费苦心地“称病”，住进了学校病房；又“正大光明”地从校图书馆借来许多医书，关起门来，夜以继日地阅读，“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学了医学院校西医专业的主要教材和中医专业二版全部教材，并开始为同学、老师看病。所谓“看病”，不过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和舌脉去翻书，对号入座，居然有效。一位校医感叹道：“余国俊读医书读出名了。”
如此“临床实习”
学校门口有一家“联合诊所”，所里有一位老中医医术较高，却是“历史反革命”。我便经常在夜间悄悄去他那儿请教，他还借过几本线装书给我看。而我校离省人民医院只有5里路，挂号费很便宜，我便多次冒充“病人”去看病。那时该院中医诊断室是几间简易平房，我站在窗外，或趴在窗口上，仔细观摩医生看病。因就诊者多，医生应接不暇，从未干涉过我这个“偷艺”者。2001年我晋升“正高”答辩时，考官之一便是当年被我“偷”过艺的医生。我笑谈此事，对方先是一愣，继而开怀大笑。
锡纯指示门径
自学完中医教材后，我曾浏览（不是阅读）过不少中医书。有一天清晨，我在简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册，随手翻开，映入眼帘的是“石膏解”，才读完一段，便被吸引住了；洋洋万余言，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直如醍醐灌顶，连声感叹：天下竟有如此精彩绝伦的医书！于是不分昼夜地阅读此书，第三册读完，又读第一册、第二册；每本读了三遍，边读边记笔记。那段时间，我完全沉醉在张氏著作里，满脑子《医学衷中参西录》，言必张锡纯，有时梦中也在读张氏之书。我还向同学们吹嘘说：我能穿越时空隧道，“进入”张锡纯的思维。
深得“近代中医第一人”张锡纯的精粹之后，再转而学习其他中医书——包括文辞古奥、义理深邃的中医“四大经典”，便不再有多少拦路虎了。
许多年之后，有不少初学中医者垂询如何学习中医，我答曰：精通一家，熟悉几家，了解多家。
有幸“正式悬壶”
1969～1971年在军垦农场锻炼期间，我白天参加体力劳动并为农民看病；每遇疑难病证，必先回忆锡纯之书（不敢当场翻书，但病人走后必翻书对照），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至深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是在军垦农场学习的。
1971年秋，我被分配到乐山专区，恰逢夹江县华头山区一位成都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早就要求调走。我听说后，便向县组织部门“毛遂自荐”，请求改行当中医。当时一位组织干事说：“你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你真会看病？”军代表倒很开通，说：“让他去试试嘛！试用一个月，当不下来再分配其他工作。”就这样，我兴冲冲地赶赴离县城47公里的华头区——当时人称“夹江的甘、阿、凉”，即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条件比较艰苦。次日，便坐进华头区医院的中医诊断室，开始“正式悬壶”生涯，并广泛运用张锡纯治疗疑难病证的丰厚经验，迅速打开了局面。
如一媪，年近五旬，双下肢静脉曲张，疼痛益剧，跛行来诊。甫坐定，眼泪夺眶而出。自言跑过几家大医院，均不开药。我从未治过此病，然观其症征，显系血瘀，便投“活络效灵丹”，重加祛瘀猛药。服6剂，疼痛大减；守服30余剂，疼痛消失，步履基本复常。用“镇肝息风汤”加减，救治一例中风偏瘫，病人迅速转危为安；用“振中汤”治愈顽固性腰痛；用“燮理汤”加鸦胆子治愈热痢下重；用“滋阴清燥汤”抢救小儿久泻伤脾阴；以及用张锡纯推荐的“加减当归补血汤”治愈崩漏重症……
我“正式悬壶”1个月之后，县里果然派人前来考察，结果是：“意料之外的满意。”他们用最纯朴无华的语言当面表扬我时，法国著名微生物家巴斯德的名言迅速掠过我的脑际：“机会垂青于素有训练者。”（又译：“机会只对素有训练的人才有用处。”）
文章频频见刊
我撰写学术文章起步较早——1973年秋，即正式行医2年之时。那时只知道一家中医刊物——《新中医》；连续投稿2篇，均幸中而及时发表。窃喜之余，难以“击鼓再进”。乃因临床有限，而中医学是实践性特强的科学，若无临床功底，只能“纸上谈兵”。何况我是纸上谈兵亦觉难——读书甚少，藏书也少，而“书到用时方恨少”。忽忆莎士比亚名句：“早结果的树一定早凋”，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苏东坡说写文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回味及此，便为自己的轻举妄动、“欺世盗名”而后悔。于是沉潜下来，日诊夜记，广搜博采，择善而从，又得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的熏陶和启迪。五年之后，重新命笔，竟尔“思如泉涌”，写来轻松快捷，发表顺风顺水。数年间，遍及二十余家中医药刊物。那时发表文章，不出审稿费和版面费，全凭质量取胜。记得1981年，我在《中医杂志》发表《张锡纯论治脾胃》之后，深受鼓舞和激励，又接连投稿几篇，均遭退稿。受“敝帚自珍”心态驱使，便写信去询问“为什么”？该刊编辑部回复了一封公函，不特言辞优雅恳切，而且书法一流，大意是说：该刊稿件采用率仅3％～5％；文稿被退，不一定质量不高；该刊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稿制度——初审、复审、集体讨论定取舍。我想，这大约是《中医杂志》上从未出现过“文字垃圾”的根本原因吧。
作为一个基层临床医生，我何以要不间断地撰写学术文章？为名利么？唐代诗人戌昱《感春》诗云：“名位未沾身欲老，诗书宁救眼前贫。”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即只读书，不思考，就会迷惘；只思考，不读书，就会懈怠。他不提写文章，他是“述而不作”，只讲不写，却有学生随时记录整理。倘若学生也效法孔子“述而不作”，会有流芳千古的《论语》么？所以我在年轻时就“狗尾续貂”，补了一句：“学、思而不作则憾。”这种“憾”，有两层意思：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写文章也是“千秋之伟业”，“不不朽之盛事”，人生无缘此事，或有缘而放弃，无片言只语留世间，岂不遗憾？此其一。其二，读书是走别人的思想路线，写作才是走自己的思想路线；不写作，难以真正独立思考，难以“探骊得珠”。
也曾“一步登天”
1983年秋的一天，四川省中医研究所名老中医陆干甫先生偕同该所领导，突然光临我供职的乡村医院，与我海阔天空地“闲聊”了2个小时。不久，陆老来信，热情洋溢地邀我调到省中医研究所工作，“一展宏图”。我也得悉，此缘于从未谋面的金家浚先生（《四川中医》主编）的鼎力推荐。遂欣然从命，于年底“借调”到省中医研究所文献研究室。在旁人看来，我真是“一步登天”了。
在省中医研究所，仍是看病、读书、写作，可谓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但不久便萌生陶渊明“归去来兮”之意。我乃“乐山乐水”之人，处在热闹喧嚣的大城市，感觉浑身不自在，写作缺乏灵感，而且“早生华发”。该所曾几次要求我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包括调动家属），我均婉辞之，但又实在找不出“借口”，十分尴尬。忽闻乐山拟开办“江尔逊高徒班”，要我回去协助，我才转忧为喜。江老亦接连三次赴蓉商讨，我才得以“名正言顺”地离开。
回想一年前，我坐省中医研究所派来的专车赴蓉，我院职工倾巢出动相送。经过眉山（苏东坡故里）时，我脑海里竟然浮现出李白奉诏赴长安时写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未免天真有余，成熟不足，犹带俗气。返回时，仍坐那辆车，于晨光熹微之中，悄悄离蓉，无一人送行。我不感寂寞，惟想起蓉城诸位“恩公”对我的“知遇之恩”时，便深深歉疚！
在省中医研究所工作的一年间，我与文献研究室同道黄明安先生合作编著了一本中医工具书——《内难经荟释》，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四川电视台在介绍我省点校古医籍的成绩时，重点推介了此书，颇有溢美之词——如说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内经》、《难经》的整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