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喜爱读书,高二、高三时是全班第一名。当年,成绩优异者一般偏重理科,我却喜欢文科,有老师说我“破了天荒”。因我专心学习,有点清高,校方便说我走“白专道路”,我的言行被视为“异端”。如有一位老师课讲得好,我就天真烂漫地建议他写一本书,推广其教学经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道貌岸然的老师,竟加油添醋地向上打“小报告”,说我鼓励他“成名成家”。这还了得,校领导在一次大会上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地骂我“人小鬼大,蛊惑人心”。
最可怕的是,我的毕业鉴定被写上“重知识轻政治”,这是政治淘汰的信号。事实上,我年轻时便立下“经国济世”之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特别是《毛泽东选集》,是我最爱读的课外书。我只不过不谙世事,不落俗套罢了。我执意参加1964年的高考,且初衷不改,第一表第一志愿填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表第一志愿填成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我的高考成绩虽然远远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却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录取我,连成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姗姗来迟。
进校后方知,我险些落榜。原来,成都大学副校长刘洪康教授(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本已不录取我,但在回校途经杜甫草堂时,又令坐骑掉头,重返录取地点,毅然将我录取到该校政治经济学系。在大学期间,我经常去杜甫草堂,缅怀和感谢诗圣杜甫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