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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喜爱读书，高二、高三时是全班第一名。当年，成绩优异者一般偏重理科，我却喜欢文科，有老师说我“破了天荒”。因我专心学习，有点清高，校方便说我走“白专道路”，我的言行被视为“异端”。如有一位老师课讲得好，我就天真烂漫地建议他写一本书，推广其教学经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道貌岸然的老师，竟加油添醋地向上打“小报告”，说我鼓励他“成名成家”。这还了得，校领导在一次大会上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地骂我“人小鬼大，蛊惑人心”。
最可怕的是，我的毕业鉴定被写上“重知识轻政治”，这是政治淘汰的信号。事实上，我年轻时便立下“经国济世”之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特别是《毛泽东选集》，是我最爱读的课外书。我只不过不谙世事，不落俗套罢了。我执意参加1964年的高考，且初衷不改，第一表第一志愿填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表第一志愿填成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我的高考成绩虽然远远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却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录取我，连成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姗姗来迟。
进校后方知，我险些落榜。原来，成都大学副校长刘洪康教授（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本已不录取我，但在回校途经杜甫草堂时，又令坐骑掉头，重返录取地点，毅然将我录取到该校政治经济学系。在大学期间，我经常去杜甫草堂，缅怀和感谢诗圣杜甫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