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读者将会发现的那样,本书具有很长的历史。早在我被囚禁于罗本岛期间的1974年,我便暗暗地开始创作本书。没有我的老同志瓦尔特·西苏陆和阿迈德·卡特拉达孜孜不倦的提醒和鼓励,能否完成本书的书稿值得怀疑。
我随身保存的手稿被监狱当局发现并没收了。但是,除了他们独到的书写技巧之外,我的狱友麦克· 马哈拉基和伊苏·奇巴确保将书稿安全地转移到了目的地。1990年出狱后,我也恢复了对本书的完善工作。
自从出狱后,我的日程一直被数不清的责任事务所挤占,因此,留给我写作的自由时间少之又少。幸运的是,我有乐于奉献的同事、朋友和专业人士的帮助。最终,他们帮助我完成了出书工作。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十分感谢理查德·斯腾格尔(Richard Stengel),他与我合作完成了本书的创作。在对本书第一部分的编辑和改写中,以及在后面部分的写作中,他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回想起我们在特兰斯凯一起散步的那些清晨,在约翰内斯堡谢尔大厦和我在霍顿的家中的许多次长时间的采访,总是令人高兴。特别感谢马丽·普法夫,她协助理查德完成了他的工作。同样感谢法蒂玛·弥尔、皮特·马古巴尼、纳丁·戈迪默和伊齐基尔·莫法莱勒,他们的意见和支持使我受益匪浅。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志阿迈德·卡特拉达,他在对本书的修改、校订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为书中信息的准确性提供了帮助。多谢我的非国大办公室的职员们,他们耐心地承担起了后勤工作,特别是芭芭拉·马塞凯拉, 她为本书提供了高效的协调工作。同样感谢伊克巴尔·梅尔,他在本书的商务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我十分感谢我的编辑——“Little, Brown”出版公司的威廉姆·菲利普斯,他早在1990年就开始对本书的出版工作提供了指导意见,后来又对文本进行了编辑工作;也感谢他的同事乔丹· 帕夫林、斯蒂夫·谢利得、麦克曼·马提尔和唐娜·彼得森。我也想感谢盖尔·格哈特教授,她基于事实对书稿内容做了审核工作。
纳尔逊·曼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