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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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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祖籍沛县，与一千七百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勉强可以攀上同乡。朱元璋与刘邦还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在中国所有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彻底的平民出身，其他人则基本上是以豪门世族起家。这可能是刘邦对朱元璋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
与刘邦比较起来，朱元璋的出身更加卑微。刘邦起兵前，还有一个亭长的头衔。亭长是始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官名。当时，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区设亭，置亭长，以备边事。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十里为亭，设置亭长，负责管理乡村间十里方圆的治安警卫、过往人等，并治理民事，属于帝国最低一级的小吏。其管辖范围，可能略小于我们今天的乡镇。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常常能够影响普通百姓们的祸福荣辱。因此，至少在百姓面前，他们可以神气十足。
比较起来，朱元璋则恰好是受帝国这些最基层干部管制的平头百姓。按照今天的概念，朱元璋的家庭成分应该是雇农，属于乡村赤贫阶级。他的祖先，几经逃荒流浪，到他父亲一代，方才定居在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靠租佃耕种别人的土地为生。这个濠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县。公元1328年，即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这里。 （《明史》太祖本纪1）
朱元璋父族一系世代务农，值得表彰的事迹不多。他的母族一系，特别是他的外祖父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殊死一战——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是次大战，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令自己的妻子儿女跳下大海，随后，背负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就此宣告南宋帝国正式覆灭。激战之际，朱元璋的外祖父，这位陈氏老先生在血肉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在一团混乱下居然传奇般地被人救上岸，并历尽千辛万苦逃回了老家。此后，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并且一口气活到九十九岁方才谢世。
按照时间推算，朱元璋出生时，距离那场大战过去了五十年。朱元璋童年甚至少年时，这位老人应该依然健在。这么一位见多识广的老战士，对于少年朱元璋的心智影响想必不会小。
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乃父喜爱。于是，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历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常大受欢迎。这些还不算重要。重要的是，生下朱元璋后，尽管家境千难万难，母亲还是勒着省着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书。随后，生活实在艰难，为割草放牛、补贴家用而辍学。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继续学完《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打下了文字根底。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打开了他的眼界与心胸。
公元1344年，即元顺帝至正四年，淮河流域遭遇大旱、蝗灾与瘟疫，半月之间，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与大哥的儿子先后死去。一个虽然贫穷但不无温馨的家庭，霎时变成人间地狱。
当时的情形极为悲惨，朱元璋与活下来的二哥身无分文，没有棺木，没有寿衣，没有墓地，兄弟二人用门板抬了草席裹着的亲人，走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时，下起霹雳暴雨，抬着门板的绳子断了，二人躲雨并找人借绳子。结果，回来后大吃一惊地发现，山土崩塌，已经将亲人埋在一个新的山包之下。当时，为了得到一块立锥之地以便埋葬亲人，他们兄弟二人曾经苦苦哀求一个大户，遭到断然拒绝。此时，幸亏这块山坡地属于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家，他们才就此千恩万谢地葬下亲人。
这段往事，对于朱元璋创巨痛深。以至于数十年后，他已经当了皇帝，然而每每触及此事，仍然号啕痛哭，不能自已。并且多年不许臣民为自己庆贺生日，原因是会令他想起父母死时的惨状。这一年，朱元璋十六岁。
不久，十里八乡之内，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朱元璋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和尚。在此后的八年佛门生活中，至少有三年以上，他是在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中度过的。这种和沿街乞讨差不多的生存方式，可能是观察人间冷暖、体会世态炎凉、领略人类各色嘴脸的最好方式。很久以后，朱元璋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万分感慨地形容自己：“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遭遇，但其饥寒交迫、身体与心灵备受煎熬的情形却可见一斑。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青春成长期的经历，于人类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古人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找不到更多资料证实朱元璋在此期间究竟遭遇了什么。当时的史料过于简略，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则以形容居多，具体事例太少。后世的传记作品涉及此处时，或一笔带过，或多为想象。好在从古至今同类的事例堪称触目皆是，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倘不是身陷绝境，一般人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其次，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将人逼上新的绝境的概率大大增加。
一个或许不需要怀疑的情形是，经历过这种残酷生存方式打磨的人，比较起来，更容易出现极端的情形。
由上述种种回到朱元璋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肯定在他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深藏于他的潜意识当中、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心结。这是一个不能碰的死结，它不停地释放着巨大而可怕的能量。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帝国政治制度，则使这种能量变得无法阻挡，一路横扫过去，邪恶而且畅通无阻，令一切触及者必遭塌天大祸。
这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诸多行为的背景与心理基础之一。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一再有机会看到，太多的帝国施政与此相关，太多的人为此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是为公元1352年。这一年，天下已然大乱。朱元璋二十四岁，投奔造反的郭子兴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四年后，即公元1356年，已经成为这支部队副元帅的朱元璋，率兵攻下集庆，更名应天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创建大明帝国，建年号为洪武元年，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此后六百多年一直叫到今天。这一年，朱元璋四十岁，是为洪武皇帝，史称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
描述朱元璋夺得天下的过程，是一件相当乏味的事情。与历朝历代遍地血腥和杀戮的改朝换代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一个身无分文的游方和尚也就是流浪汉，经过短短的十六年，便坐上大一统帝国的皇帝宝座，在这惊险的一跳中，总会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秦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开始，西汉末、东汉末、隋朝末年、唐朝末年，都曾经发生过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其间，小型起义与暴动不计其数。用一个肯定不够严谨的说法形容，这些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央政权举措乖戾、人心丧尽、贪官污吏遍地横行的结果，就是所谓官逼民反的意思。元朝末年，除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特殊之处外，情况也大抵如此。
此时，谈论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的光荣与梦想，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他那些不成器的子孙们，肯定会令他的在天之灵痛心疾首。
当年，这位海洋般的大汗横刀立马，注视着中原万里江山时，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曾经仰天长啸，提议：杀光这些毫无用处的中原人，使那广袤土地变成丰美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
如今，假如能够俯视这里发生的罪恶，成吉思汗的心头定会掠过阵阵悔恨，若知道这块土地能够让自己的子孙们腐烂堕落如斯，当初真就该听了那位勇猛战将的建议。以长生天恩赐给他们的手段与力量，这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忽必烈还没有逝世时，那持续了近百年的狂风霹雳已经悄然停息，大元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从生机勃勃向腐烂发臭的衰退。讨论这一意味深长的过程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几十年后，到元朝末年，就是朱元璋的时代，这个帝国几乎烂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足够了。
此时，那总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长生天似乎也已经厌烦，不再赐福给他们，而是频繁地降下天灾人祸。终于，大元帝国这匹百病缠身的老骆驼轰然倒地。最后压垮它的，肯定不是一根稻草，而是真正的泰山压顶。
翻检元帝国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下列两个由客观条件形成的心理因素可能对其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大约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们很难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们。既然能够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就不能在马背上治理之？从东海之滨到伏尔加河畔，那亿兆之民难道是跪在别人面前的吗？全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相当长时间里都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的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诸如此类的古老智慧。在这些凶猛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们，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身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其次，与其治下庞大的人口比较起来，蒙古族骑士的人口实在过于稀少，满打满算也才一百多万人口，哪怕加上那些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是如此。不管他们多么凶猛，这种似乎被淹没了的情形与感觉都实在太不好，令人十分不安。何况在那潮水般的浸润下，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勇猛。
这些，可能构成了元帝国坚定地打压这种文化及其人民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刻意打压，都可能使被打压者心悦诚服，从而也就找不到成功的先例。
据说，当时在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曾经流传着一个段子，很是曲折有致温文和婉地表达了这种情形。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胡人亦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全部将其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扑哧”一笑，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小伙子，耐心点儿，肯定有一天会反过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所有中原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府”，“他们视中原人如奴隶，令人无法容忍”，致使在这个国家里，“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后来，这些“谋反的趋向”，变成越来越多的敌对行动。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则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尽管被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一种相当可耻的忽视，但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正是它们在我国古代社会整体塑造上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黏稠混浊的黄河。
如今，在这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的心中和头脑里，一再出来发挥那梦魇般作用的，则是黄河。
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城镇村庄顿成“平地水二丈”的汪洋泽国，肥田沃土霎时沦为鱼鳖之域。公元1344年即元至正四年，在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淹没河南、山东数州县后，帝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治河。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 （《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一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文关怀的政治动物之口。不幸的是，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原因是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们，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
果然，史料记载说，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也就是说，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
这种情形导致了两个结果——
其一，主持这次工程的贾鲁是一位优秀的水利专家，此次工程也堪称中国黄河治理史上的杰作。然而，因为上述原因，此人在中国民间传奇中变成了一个阴险、奸诈的恶棍，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虽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其二，终于，星星之火被擦燃，干柴烈火刹那间腾空而起。
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的一个怪异发现。
公元1351年，即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石人的出现，与几年来流行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句童谣完全吻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此种手段，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就在使用，到朱元璋的时代以及朱元璋后六百年的时间，仍然被人们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地在广泛使用着。其越用越烂却常用长鲜之功效，实令人目瞪口呆。中国历史一再证明该方式之屡试不爽，在人心浮动之际，其功效远胜过任何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骚动。
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是次暴动虽被镇压，其登高一呼之效应却也彰显无疑。几个月后，到该年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到第二年朱元璋投奔红巾军时，今日中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了。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多小山头，遥相呼应，势成燎原。此时，导致朱元璋等坐大一方的宏观因素，可能有下列四点：
其一，公元1260年忽必烈打败自己的弟弟、自称大可汗之后，构成蒙古大帝国的、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归服他的领导，甚至在理论上和名义上都是如此。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后，其势力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事实上，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都没有停息。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可能是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的重要原因。
其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元帝国手握重权、重兵的权臣武将们相互攻伐内讧，极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
其三，帝国各级政府与军队已经腐烂，其曾经有过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力量早已无影无踪。当时，一位帝国大将，率领号称精锐的十数万大军开赴前线，镇压暴动。敌人的旌旗刚刚遥遥出现，此人便连呼“阿卜、阿卜”挥鞭策马而逃，导致大军溃散。阿卜阿卜，乃快走快走之意。宰相脱脱的弟弟率三十万精兵讨伐汝宁红巾军，军需钱粮堆积如山，后勤保障可谓充足。汝宁的治下在今天的河南省汝南一带。当日，汝宁城下，尚未交战，大军先发生夜惊。这位统帅上马就跑，一位地方官拉住他的马缰绳不让他走，他大叫：“难道我的命就不是命？”拔刀便砍，遂扬长而去。三十万大军就此星散。而此君逃回北京后，他的宰相哥哥向皇帝报告的是——汝宁大捷。
其四，刘福通领导的东系红巾军，在黄河以北地区一度声势浩大，曾经令帝国的心脏惊惶失措，狂跳不已。因此，他们承受了元帝国的主要打击力量，使南方红巾军得到了相对从容的环境。
值此八方烽火、群雄并立之际，朱元璋能够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其中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按照古人的总结，这些过人之处大体包括了最重要的谋略与用人，还有胆识、才干、心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运气等等。
上述诸方面，朱元璋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是做的最好的。这可能是他的帐下谋士群集猛将如云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读书人朱升给朱元璋的忠告。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朱元璋对此遵循不渝，生聚发展，埋头自强。从极度容易膨胀的国人心理考察，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在此前后，割据群雄山头林立，其中最成气候、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张士诚与陈友谅。张士诚所占据的地盘是东南——江浙膏腴之地，是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号称天下最富；陈友谅占据的则是荆湖——即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大片土地，号称土地最广，国力最强。
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子。事实上，这种念头对朱元璋也有相当大的诱惑。但是朱元璋听从了谋士们的建议，张士诚富裕而不思进取，陈友谅凶悍而雄心勃勃，若先打张士诚，则陈友谅必定乘虚而入；若先打陈友谅，则张士诚可能坐山观虎斗。于是，朱元璋终于制定了一个相当具有眼光和魄力的战略规划，舍近在眼前、富裕而相对软弱的张士诚于不顾，先对付凶悍而强大的陈友谅。这表明此人善于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对对手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极强的洞察力。
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略的正确。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与其他那些目光短浅的草头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考察一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之间的消长，可能有助于我们窥见大明帝国创立过程中的玄机。
其中，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因素中，一个现象相当引人注目，这就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江湖义气。
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侠义道所倡导的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行侠仗义行为。太史公笔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重义轻生、“以武犯禁”的好汉，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郭解。他们“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意思是说，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统亦即官方的行为规范，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对于自己作出的承诺，必定全力以赴地去做，不惜牺牲性命也要急人所难。而且，游侠们还有一个极令人钦佩的重要特点：施恩不图报。曾经被他们救过命的人当了大官之后，他们会远走他乡，终身不复相见。其格调着实令人赞叹。他们一诺千金，舍生取义，他们的故事每每一唱三叹回肠荡气，至今常常会让人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愿意改变自己、以便使社会相对公平一些的统治阶层注定会越来越不安地发现，这种令他们无比厌烦的江湖义气，正在逐渐由一种个体行为，转化为一种群体或者集体行为，而且，在日益组织化、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
这相当可怕，却实在不难理解，其起因有时简单得惊人。其情形，正如我国古代那句著名格言所说：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水浒传》出现后几百年间，人们读到打虎英雄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杀掉十几口人，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相当痛快的原因。
于是，当这种不平积累出足够大的破坏性能量时，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便出现了，明教出现了，弥勒教出现了，白莲教出现了，青红帮、哥老会等等一一出现。它们的出现，常常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先声。一旦统治者应对失当，社会就将由此进入到一种暴烈的激荡之中。
到朱元璋的时代，江湖义气已经带有了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其特点在于，立身处世只论交情，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而不问是非善恶。之所以会如此，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元末明初史料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叶子奇是元末明初与刘伯温、宋濂齐名的大学者。甚至有今人认为他的思想、见解远比刘、宋高明。在其著作《草木子》一书中，叶子奇告诉我们，当时的官吏完全不知廉耻为何物，想出了极多敲诈勒索的名目。比如——
部下第一次见上司要交“拜见钱”，没有理由也跟人索要钱财叫“撒花钱”，逢年过节需有“追节钱”，过生日时必收“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迎来送往叫“人情钱”，审计追账曰“赉发钱”，论诉是非曰“公事钱”；弄钱顺利叫作“得手”，得了美差叫“好地分”，补上好缺曰“好巢窟”。
叶子奇记载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这些官吏看作衣冠禽兽，与土匪强盗等而视之。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都是维护这个社会健康秩序的最后一道关口，有如人体中的免疫系统，这一系统若失去效用，表明已经无药可救。据叶子奇记载，当时，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的官员到下面去办案或处理问题时，其随从中常带有关于金银珠宝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级私人顾问甚至司库。其职能是在第一时间检验被处理对象所奉献物资的品质、分量、成色与价值，以便为决策者们提供决策参考——这些各级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与分寸，是需要上述那些数据作为依据的。从历史记载中判断，此种情形可能已经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现象。
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社会鼓励追逐利益，又缺少健康的秩序手段时，江湖义气甚至比它更坏的东西就会大行其道。届时，国家公器、权力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全部以家族、帮派是否受益为前提。翻检我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这种东西的出现常常表明该社会的道德与秩序底线已经被击穿，其发展已经没有限度，其社会后果一般都是极度的凶险。
事实上，读一读《水浒传》，再将此书与元末社会两相比较，我们会很容易看出，这样一部通篇描写社会黑暗景象与梁山泊好汉江湖义气的巨著，在此时出现，绝非偶然——梁山泊好汉的出现，与北宋王朝的覆灭之间脚跟着脚；而《水浒传》出现时，大元帝国已然天下大乱。
朱元璋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他的行为方式，基本没有脱出这一历史背景所给出的条件。
朱元璋的江湖义气，在许多史料和传记作品中都有记载。
公元1949年以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以明史权威著称的吴晗先生，在其《朱元璋传》中，曾经对此绘声绘色地作过描述：
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有一次与同村的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一干小伙伴，在山上玩饿了，又找不到吃的，于是，朱元璋提议，将自己替人家放牧的一头花白小牛犊宰了来吃。大家欢呼雀跃，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们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个人拍胸脯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想出的主意是：将吃剩下的小牛尾巴插进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然后告诉牛主人，说是小牛钻进石洞里，拉不出来了。最后，事情以朱元璋挨了一顿痛打并丢掉放牛的差事而告结束。
吴晗先生评论道，朱元璋虽然吃了苦头，丢了饭碗，“却由此深深得到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这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误差，《明史》“徐达传”中说，比朱元璋小四岁的徐达，在朱元璋成为造反部队的部帅时，“往从之”，与朱元璋“一见语合”。如果此处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徐达应该是在参加红巾军之后才认识的朱元璋并且意气相投。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参加这次分吃小牛肉的恶作剧。
朱元璋投奔扯旗造反的红巾军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个特点，这可能是他能够迅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识文断字，见多识广，机智果断，敢作敢为，轻财重义，而且打仗不怕死，这可能使他在基本上属于乌合之众的造反部队里相当引人注目。
为此，这支部队的大头目元帅郭子兴很是赏识他，才几个月时间，就将他提拔到了自己的亲兵卫队里担任小头目，并且很快亲自主婚，把自己的养女——就是后来名声很大的那位马皇后——嫁给了他。但是，使他能够真正团结起一批死党并得到死心塌地拥戴的，除了才干能力等因素，他的胆识与江湖义气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小。
当时，在这一伙造反部队中，分成几个不相统属的山头，相互间时常发生摩擦与内讧。有一天，郭子兴一个人上街，撞上了冤家，结果被对方绑架后关进了地窖。他的所有亲信、亲属包括两个儿子都被吓坏了，纷纷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是人们公认的郭子兴心腹，肯定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此时，他恰好领兵在外，躲过了此劫。得到消息后，出乎人们意料，朱元璋立即动身，准备返回去营救郭子兴。有人力劝他不要自投罗网，白白送死。朱元璋回答得大义凛然：“郭公有大恩于我，现今有难，我若只顾自己不去搭救，还能算个人吗？”结果，他回去后利用那几派之间的矛盾，又打又拉，竟然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派系残杀。朱元璋自己则爬墙上房，身蹈险地，最后纵身跳进地窖，砸烂枷锁，将郭子兴背将上来。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朱元璋表现得有勇有谋、有情义有担当，可圈可点。
后来，当郭子兴被其他造反好汉挤兑得很难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投奔朱元璋时，朱元璋甚至将自己已经发展得实力很大的数万人马拱手交给他，然后一如既往地辅佐这位并不成器的末路英雄。幸亏不久后这位郭子兴一病不起，否则，后面的故事极有可能会演变得特别复杂。
朱元璋曾经做过一件事情，酷似当年李世民收服尉迟恭。
尉迟恭，字敬德，是一位传奇人物，中国民间神话中百邪不侵的两位门神之一。他曾经是李世民的敌人刘武周手下的一员猛将，归降李世民后很受重用。后来，与他一起投降的其他人反叛李世民。有人认为他也不可靠，劝李世民杀掉他。尉迟恭陷入惶恐不安之中。
这时，李世民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拿出一笔钱说：
“大丈夫相交以意气相许。如果你不想在这儿干了，这笔钱不多，权当是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帮助，咱们今后还是朋友；如果愿意留下来，我决不会做辜负你的事情。”
然后，解下佩剑扔到一边，就和尉迟恭在同一间卧室里呼呼大睡。
从此，尉迟恭死心塌地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并在玄武门事变中下死力帮助李世民，亲手杀掉了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成为凌烟阁上二十四位开国元勋之一。
朱元璋在打败一支曾经背弃他的部队后，俘获了数万名将士。这些人极度不安，害怕遭到报复。朱元璋下令在其中挑选了五百名勇猛壮士，担任自己的宿卫。当晚，星汉灿烂。朱元璋蒙头大睡，原有的警卫全部撤换成这五百人。灯火通明之中，这五百人静听着朱元璋鼾声大起，相当感佩。从此，全军死心塌地地冲锋陷阵，极大扩充了朱元璋的实力，并成为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基本队伍。
这种榜样性的江湖义气，其心理上的示范作用应该不可小觑。
有一个细节，透露出了许多信息，相当值得注意。
汤和比朱元璋大三岁，是当年一起分吃那只小花牛肉的小坏蛋之一。
《明史》记载说，汤和“幼有奇志”，村里的孩子们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时，他总是扮演指挥官的角色。这个情节和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的描述略有出入。在吴晗先生的笔下，相当细致地描写了朱元璋在游戏中扮演皇帝的过程。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描写是否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想想古代社会足可以灭族的十大恶罪名，当时的成年人是否敢于让孩子们玩这样的游戏很值得怀疑。倒是《明史》中骑马打仗的说法似乎更靠谱一些。
《明史》中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表明此人高大魁梧，换算成今天的尺度，其身高大约在一米九十以上，而且十分洒脱，富有谋略，沉着、敏捷、颇有才智。汤和比朱元璋更早投奔了红巾军，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汤和写信给朱元璋，劝诱这个游方和尚也来投奔了红巾军。当时，由于战功，汤和已经官居千户，但他对朱元璋却相当恭敬。史书记载说：朱元璋受到郭子兴的信任，从一个马弁迅速崛起为部帅后，军中诸将以同辈视之，没有人肯做小服低，唯独年龄与资历都胜过他的汤和，很是奉命唯谨地遵从他的约束与指挥。这使得朱元璋“甚悦之”，感觉特别愉快。
这种情形，显然不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我们找不到更多细节说明何以会如此。从常理推断，这种情形的原因，一定应该到朱元璋本人的素质、品性、才干、谋略中去寻找才对。
稍微用心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故事和朱元璋参加红巾军之后的一系列故事中，已经具备了古代江湖义气的全部要素和现代黑手党故事的一些最重要特点。朱元璋显然也具备了成为团伙老大的基本素质。翻一翻历朝历代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攫取权力和利益的故事，大抵都是以这种“有肉大家吃，有事一身当”的动人情节开始的，但是其结局具有同样喜剧效果的却并不多。原因在于这种所谓义气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反人性的悲剧基因，这种基因与我国帝制文化传统中天性凶残的基因结合后，其果实通常都很难赏心悦目。
后来发生的一切，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这些分吃过小牛犊肉和后来在红巾军中受过朱元璋恩惠的伙计们，大多成为朱元璋武装集团中的重要战将，出生入死地跟着他打天下。据说，这种同乡人共有二十四位，其中一部分是和朱元璋一起“撒尿和泥”长大的。大明帝国建立后，他们全部成为帝国的开国元勋，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权力与待遇。比朱元璋小四岁的徐达甚至成为这些武将中的首席功臣。最后，这些人除了早死的之外，只有一位中风后不停地淌口水的汤和算是逃脱了洪武皇帝的荼毒，其余无一善终，有的还死得极其悲惨。这些都是后话。
而在打江山的过程中，无论如何，朱元璋的舍生忘死、“有肉大家吃”的义气、才干及其对未来的预期，可能是相当多的好汉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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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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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义气这玩意儿，既不是争夺江山手段的全部，也不是朱元璋的专利。对于大凡想要建立自己班底、笼络人心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必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朱元璋最重要的对手之一张士诚也是深谙个中三昧的老手。
张士诚是泰州地区的一个私盐贩子。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开始，食盐这种基本民生用品就一直垄断在国家手里，由官府所专卖。由此，有效地培养起了一个专门从事食盐走私的行业。
贩卖私盐有利可图，却也相当危险。据史书记载，元明时期，制作精良的私盐价格在大多数时候只有粗糙的官盐价格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私盐销售仍然有利可图。由此可见官府垄断经营的恶劣程度。
惟其如此，历代王朝对此控制得都很严酷。
唐代法律规定，走私食盐一石者，即处死刑。就是说，当时的一条人命相当于一百多斤食盐；到了五代十国时，则是不论多少，抓住就杀头，比今天惩治贩毒最严厉的国家还要吓人；宋代最宽厚，取消了走私食盐的死刑；元明清三个朝代则又一次规定，走私食盐而又拒捕者，处死。
根据短缺经济学理论，不必深入考究，一个国家用如此令人畏惧的刑罚垄断一种生活必需品时，导致的后果必定包含而又不限于如下数种：
——社会在此方面的整体停滞。
——官方强迫提供质次价高的恶劣产品与交易方式。
——培育出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
——走私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
——培养出与国家和社会为敌的、贪婪的力量与社会心理。
泰州白驹场盐丁张士诚就是在这种制度之下培养出来的一个私盐贩子。
泰州白驹场的治下在今天江苏大丰。公元1353年，即元至正十三年，张士诚三十二岁。史书记载他“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意思是，此人并不拿钱当回事，时常仗义疏财，因此相当得众人心。在官修正史《明史》中，也清楚记载了他在贩私盐时，遭受官吏与富豪欺凌侮辱的情形。使我们的上述说明，部分地得到了佐证。这一年正月，他与自己的几个弟弟和贩运私盐的一帮同伴，号称“十八兄弟”，杀掉当地为非作歹的官吏与富豪，起兵造反。
从时间上看，他比朱元璋投奔造反军还晚了一年，但其起点却比朱元璋高出许多。原因可能是在充满风险与变数的贩运私盐生涯中，张士诚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马班底与组织网络。因此，他不像朱元璋那样，以投奔别人的造反部队当一个小兵开始，而是出手便自立门户，自成一派。
这些私盐贩子精明强悍，相互间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战斗力颇为可观。
当年五月，张士诚在攻破泰州、兴化等地之后，占领高邮，称周王，从而声威大震。结果，引来元帝国宰相脱脱亲率重军征剿。
这位脱脱宰相号称能文能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官修正史——堂皇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金史》和卷帙最为庞大繁杂的《宋史》，都是由此人主持修撰的。这样一位人物，应该算是有元一代最高决策层高官中，受华夏文明浸润颇深的一类了。在他的主持下，元帝国恢复科举取士、太庙祭祀，变更钞法，治理黄河，史称“更化”。脱脱在元朝称得上是少见的明白人。因此，在古今中外元明史学者的口中笔下，对此人常有褒赞，并认为他是元帝国最后的希望。然而，正是这位宰相的作为与命运——如前所述，就是这位宰相曾经为自己的弟弟谎报战功——准确地预示了大元帝国的不可救药与不配有更好的结局。
公元1352年，即元至正十二年九月，脱脱率军征剿徐州的红巾军。我们知道，徐州古称彭城，乃今天鲁、豫、皖、苏四省交汇处的第一繁华之地，人口常在数十万之间，为古今兵家必争之重镇。政府军队攻破城池后，作为整个国家行政首相的这位脱脱宰相，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屠城。
明正统《彭城志》记载说，此次屠城，徐州男女老幼无一幸免，以至于十六年过后，大明帝国宣告立国，这里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弥望”，残砖废瓦荒草萋萋中，出没着狐鼠豺兔。
时年二十四周岁的朱元璋，就是在这一年投奔了红巾军。
两年后，公元1354年，即元至正十四年，以血洗徐州之功晋升为太师的脱脱，再次率领百万大军征剿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史书记载其出师盛况云：“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
这场高邮大战昏天黑地地打了三个月，外城已被攻破，内城危在旦夕，张士诚弹尽粮绝，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件发生了。
脱脱宰相在前线领兵浴血奋战，即将大功告成。谁知，京城中有一位权贵很想要这个宰相权位，于是在皇帝面前控告脱脱。大意是说：天下盗贼蜂拥而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宰相不称职导致了人民的怨恨。只要罢免脱脱的宰相职位，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此时，皇帝以为叛乱真的已经平息，也有些担心脱脱功劳太大，不好安置。听了这个指控，正合寡意。于是立即下诏，指控脱脱师老糜财，下令罢职流放。皇帝的诏书中用语极为严厉，曰：若胆敢抗命，即时处死。
结果，事情变得完全无法收拾，诏书下达高邮前线时，数十万大军无不忿恨，哭声震天，一时间溃不成军，风流云散，其中大批士兵投奔了红巾军。张士诚虽然侥幸，但以高邮弹丸之地，能够与号称百万的国家正规军周旋、对抗三个多月，也足见其顽强凶悍了。
此后，续上了一口气的张士诚，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狂飙般席卷了东南沿海一带，今天江苏、浙江、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最富庶地区尽入张士诚手中。在当时，这里便号称东南膏腴之地，以“天下赋税尽出其半”而傲视宇内。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出于此地，这很有可能是那时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从庞杂的史料中判断，张士诚生性迟重却精明能干，沉默寡言而顽强机诈，重然诺，讲义气，而且对人慷慨大度，十分宽厚。
按照中国古代人甚至现代人的标准，这是一些很优秀的品质。这种品质可能是帮助他团结了一大批战友，从而打下这片基业的重要因素。
张士诚将大本营设置在苏州，建立起了割据一方的政权之后，对与自己一同起事的老弟兄相当够朋友讲义气。他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对文人士大夫极其友善，对百姓也轻徭薄赋。同时，他还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此，赢得治下相当广泛的支持。
这一点，曾经使朱元璋极为恼火，以至于当了皇帝后还抱怨说：“当初张士诚窃据江东，那儿的老百姓至今还称呼他为张王。我为天子，那帮家伙反而只叫我为老头儿。”因此，打下苏松地区后，朱元璋曾经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要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居民。后来，勉强改为向该地区征收比以前高出十余倍，最高达三十三倍的重税，以示惩戒。这是明代为什么苏松地区赋税特重的原因，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埋下了特别意味深长的伏笔。此是后话。
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其中，必定有比江湖义气更为重要的东西在发生作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张士诚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母亲也是一位享有广泛贤良名声的老太太。后来，朱元璋攻打苏州之前，曾经专门下令给前敌总指挥徐达，让他严格约束部下，不许惊动老太太在苏州的坟墓。到了公元1964年6月，苏州要扩建一所小学，发现这位老太太的墓仍然完整无损，表明朱元璋的命令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据说，这位老太太对张士诚家教极严，致使张士诚称王之后，有一段时间，“自奉甚俭”，就是说不近女色，不铺张奢侈，表现得很有气象。
对此，张士诚感觉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与他一同起事的那些老弟兄们的心情，却显得相当痛苦，以前做私盐贩子时，要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的窝囊气，如今，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踏着多少人的尸体打下了这片锦绣江山，弟兄们也都当上了大官——不是大臣，就是大将，可是却不能痛痛快快地享受荣华富贵醇酒妇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既然如此，要这江山和权力干什么用？
此时，如果张士诚告诉他们：“天下还没有拿到手，大敌当前，任重道远，弟兄们还需努力。”他们可能还会再拼一把。可惜，张士诚自己并没有这种打算。这位私盐贩子出身的好汉毕竟目光短浅了些。他对占据了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极感满足，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他很想保境安民，不愿再冒什么太大的风险。他甚至没弄明白，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虎狼遍地，自己已然处身于不是吃人，就是被吃的境地，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者，此之谓也。他不知道，狼顾虎视之下，想单独保住自己的一方基业，从而长享富贵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张士诚可能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的所有“基本国策”都是围绕着这种胸无大志的想法展开的。这种远大志向与战略眼光的缺失，甚至根本称不上是一种战略的战略，可能是张士诚屡屡错失良机，并最终栽在朱元璋手中的重要原因。须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元璋的形势与实力都曾经远远不如这位张士诚。
很难说，是江湖义气妨碍了张士诚的战略眼光与心胸，还是本来就缺少雄才大略，从而使他的江湖义气被推到极致，达到了一种名副其实滥用的程度。换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说，如果当初起兵时他还有一些雄心的话，那么，如今在这温柔富贵乡里，也消磨得只剩下一些已经无用、反而有害的江湖义气了——尽管这份义气曾经帮助他达到了今日的辉煌。
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恰能说明这一过程。
在张士诚“自奉甚俭”的日子里，他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们极为苦恼，他们很仗义，很希望与张士诚在有难同当之后，能够有福同享。于是，他们努力地想了很多主意，希望打开畅通无阻的道路，使张士诚、进而使他们自己能够痛快地享受生活。最后，据说他们想出了一个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对一个盛年男子来说却很难抗拒的主意：他们找来一位不但倾国倾城，而且善解人意的美貌风情女子，给张士诚布置了一个显然没有恶意的温柔圈套。结果，张士诚相当愉快地落入圈套。他那威严慈爱的高堂老母，在如今深深叠叠的庭院豪宅中，大约已经无法过分为难自己已经称王的儿子了。于是，一切都变成了既成事实。从此，张士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上，哪怕是纯粹虚构的都无所谓。因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反正都一样，构成了历史上无法改变的事实。
张士诚有三个弟弟。大弟士义已死，二弟士德有勇有谋，张士诚曾经把军国重任基本交给了这位弟弟。可惜，一次与朱元璋部队恶战，士德不幸战败被俘，他拒绝了朱元璋的劝降，并在监狱中带出密信给哥哥士诚，让他宁愿投降元朝廷，也要和朱元璋血战到底，最后绝食而死。张士诚的三弟张士信则是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或者应该说，比花花公子还糟。二弟士德死后，张士诚居然就让这位差不多完全不成器的三弟当了丞相，自己则专心致志地躲进深宫里享受生活。
这位丞相处理军国大事时，看不出有多大的才干，而对于贪污受贿、昏天黑地地享乐却相当精通，而且还特别风雅。比如，此人纳娶的姬妾达百人以上，并教以天魔之舞。大约就是一个男人与一大帮女人脱光了衣服群歌群舞群交的胡舞。在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时，他都要携舞女歌姬同行，为的是品味诗酒唱和、丝竹歌舞之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意境。这种意境，与三国周郎“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比较起来，可是要更有诗情画意得多了。遗憾的是，此公主持的军事行动，不是错失良机，就是一败涂地，很难找到能够让他如此顾盼自雄的案例。即便如此，张士诚对自己的这位老弟仍然怜爱有加。
公平地说，张士诚并不只是对自己的弟弟才如此厚爱。事实上，他对那些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老弟兄们，基本都是义气深重。早在老母亲和士德死前，张士诚就已经不再亲历战阵，甚至不过问军国政务了。和后来那位创建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越姬风韵，吴娃柔美，张士诚可能越来越多地陶醉在那温柔富贵乡里，领略着生活的美好。否则，很难想象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整天在后宫里忙些什么？
于是，跟随他一同起事的弟兄们皆大欢喜。大家纷纷占良田，筑精舍，修园林，赏古玩，广蓄歌姬美妾。醇酒妇人，各得其所。一时间，仿佛天下大定，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哪怕真的打下了天下，出现此种情形都是国家的不祥之兆。
到后来，每逢战事，这些曾经刀头舔血的将军们，便谁也不愿披挂上阵，一定要邀取了官爵田宅、功名赏赐之后，方才怏怏而出。而且，即便是置身前敌，他们也时常要携娇载姬，欢歌宴舞，书称“以酒令作军令，以肉阵作军阵”。这样的军队，若还能打胜仗，倒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了。而且，打了败仗也没有关系。据说，只要他们回到张士诚面前，痛哭一番，诉说一下自己的烦恼与委屈，哪怕再丧师失地，张士诚也会很仗义地宽恕他们。于是，上下浑然无事，相当快乐。
对此，曾经有江南名士直截了当地对张士诚提出过批评。可惜，沉浸在轻歌曼舞之中的张士诚已经听不进去这些逆耳忠言了。
此时，他只喜欢听那些好听的、他愿意听的话。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一类言辞说成是阿谀逢迎，将喜欢讲此类言辞、做此类事情的人称为佞幸小人。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说明，何以在中国此类人士特别多，几乎遍地都是？翻开历史，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历朝历代，那些拥有权势的人物，都是一些真正的寄主，他们身边，通常都会蝇集蚁附、寄生着大批量的此类人形动物。其功能，在于时刻可以令权势者们通体舒泰、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状态。于是，那些缺少才略智慧的权势者们，常常就此栽倒，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事实上，这正是那些真正有见识的人们离张士诚远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水浒》的作者施耐庵素有才名，与张士诚是老乡，同样生长在泰州白驹场。张士诚多次想要将施耐庵网罗到自己的帐下，奈何这位施耐庵不情愿，最后不胜其烦，躲得远远的，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写他的梁山好汉。
当时，深得张士诚重用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叫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这三人小有才情，其最大的本事则如上述情形，即特别善于揣摩从而讨得张士诚的欢心，很是为人们所鄙夷。苏州城里传唱着一首民谣，歌曰：“张王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可见当时张士诚麾下的官场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形常常是真正的不祥之兆，翻遍史书，极少见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可惜，张士诚和这三位得意忘形的宠臣全都浑然不觉。于是，他们的好日子也就仅仅只有几年时间。朱元璋灭了张士诚之后，专门下令将被俘的这三位宠臣腊制成肉干，悬挂在苏州城楼上，以此显示应天迎人。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此前，这位盐枭出身的好汉在大势已去之际，忽然振作起来，拼死搏斗，然终究是大势已去。他的正室夫人将他所有娇妻美妾聚到一个香阁里，然后举火集体自焚。张士诚则不愿受辱，上吊自杀。结果，被救活后，押解到了南京。朱元璋的首席谋臣李善长主持审问，士诚不予理睬。李善长大声叱责，士诚轻蔑地告诉李善长，不必狗仗人势。激得李善长破口大骂。于是，朱元璋亲自提审，士诚依然不理不睬。
据说，朱元璋很平易地问他，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士诚答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恼恨不已，将其处死，是年四十七岁。据说，直到今天，在苏州一代仍然流传着不少此人的故事。
这位好汉和当年的西楚霸王一样，至死也不认为除了天命之外，自己还应该反省点什么。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共同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传媒上，充斥着类似的成功人士们。看看他们流星般从不可一世到烟消云散的兴衰史，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此的理解。
一般说来，成大事者须有相应恢弘的志向、器量与才略。张士诚显然不具备这种格局。这大约是他建立了割据政权之后，始终没能脱离江湖草莽黑社会式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这位老大对跟随自己的三老四少很够意思，然而其局面也就到此为止了。既然如此，成为别人的阶下之囚，也就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还有另外一位风云人物。他的为人行事与张士诚大异其趣，却也相当了得。
他就是陈友谅。
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治下在今天的湖北省沔阳西南的沔城。此人出身渔家，从各种记载中判断，他懂经史，通武事，胆气豪壮。但是，种种情形表明，他很有可能属于那种艺不算很高胆子却极大，胆子虽然很大心并不细且很黑那一流人物。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天完红巾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薄书掾，大概是主管总务簿册一类的小官。随后，逐渐以军功升任为元帅。听起来这个名头很吓人，当时却并不值钱。
元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官职名，春秋晋文公时，就已经称中军主将为元帅。唐初开始，元帅一般由皇子亲王担任，权任极重。后来的宋朝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大体上只有皇子才能出任号令一方的元帅之位。比如，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时，侥幸脱出的赵构，便被困在都城里的大哥宋钦宗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到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时，大约是觉得这个汉语的官名很威风，于是，最开始在边疆地区，后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元帅府或者分元帅府，成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公署。为此，元末大乱时，凡是拉起一竿子人马的人，哪怕是阿猫阿狗，只要手里握有百八十个人，便都会自称元帅，有壮胆吓人、自娱自乐的意思在里面。这种情形，和民国时期，手里有几只枪就会给自己任命一个“司令”，今天满大街都是“总裁”、“董事长”的意思差相仿佛。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陈友谅不完全是虚张声势，他还真的掌握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部队。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合谋，把太师邹普胜排挤出了决策层。不久，这位丞相便大权独揽，露出不把天完皇帝放在眼里的模样。于是，皇帝徐寿辉准备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倪文俊知道后，将自己一再提拔、如今已经独当一面的心腹陈友谅找来，商量着索性干掉徐寿辉，自己来做这个皇帝。
谁知，就在倪文俊设下圈套，发动兵变，天完皇帝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之际，陈友谅却突然临阵倒戈，以保驾勤王的名义，率精兵三下五除二便打跑并在后来干掉了倪文俊，将他手下的力量全部收编到了自己手上。陈友谅就此成为天完国皇帝之下的第一重臣，不但握有重权，而且握有重兵。
陈友谅虽然有保驾之功，但名义上相当冠冕堂皇，显然有悖于江湖道义。于是，后来便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
倪文俊召陈友谅在丞相府密议时，他的一个爱妾曾经出来招呼茶点。据说，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陈友谅向来不近女色，因此颇受部下拥戴。谁知，见到这位女子后，陈友谅惊为天人，一时间目眩神迷而不能自己。此后一连数日神魂颠倒，不思茶饭。因此，才有了反戈一击之举。于是，兵变平息后，陈友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抢在前往丞相府抄家的兵丁之前，快马加鞭地赶到丞相府，将这位女子抢到了自己府上。后来，陈友谅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决战，兵败身死时，他的臣僚部下逃跑的逃跑，倒戈的倒戈，只有这一位女子为他自杀殉情。
这段传奇是否真实，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或许重要，对陈友谅来说却是一点都不重要，原因是此人号称“素怀大志”。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许多此类素怀大志的人士，一般都会把别人的脑袋看得很轻。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但在内心深处，“宁愿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则是他们永远最真实的信条。因此，这种人大多都很有点“笑骂由人，我自为之”的气概。他们行起事来，一般只看自己需要与否，并不在乎割下任何妨碍了他们利益的人们的脑袋。这种人在江湖上大多声名狼藉，很难存身，却常常可以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可能是“行大事者不拘小节”、“无毒不丈夫”之类成语在中国官场与名利场上特别多的原因之一。
我们无法证明陈友谅不属于此类人士。
在这一点上，陈友谅与张士诚虽然大不相同，但一时间，似乎也是很成气候。
公元1359年，即元至正十九年九月，陈友谅在干掉倪文俊两年之后，再一次同室操戈，杀掉了天完红巾军最孚众望的重要将领赵普胜。
又过了八个月，公元1360年，即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他以向皇帝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由此，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改年号为大义元年，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为都城。当年，陈友谅四十岁。
认真说起来，徐寿辉不是一个富有才略的人。
我们知道，红巾军是以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等为基础杂糅混合发展起来的，主要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为号召。按照他们的教义，明王出世、弥勒下凡后，世间就会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田种，众生平等，天下太平。当时，相信这一说辞的民众相当多。他们起事时，如徐寿辉一系的红巾军，就在后背上大书一“佛”字，他们被告知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无往而不胜。假如不幸被杀死，则是因为自己心不诚的缘故。中国历史上，此类梦呓性迷狂相当常见。在现象上看，此种情形的出现，常常与人民生活在某些方面变得艰难、无助、超出了他们理解与承受范围呈正相关的关系。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同比例消长的。
据说，徐寿辉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并不是因为他具有才干和威信，而是因为长得魁伟不凡，威风凛凛，很有点儿天神也就是明王或弥勒下凡的味道，于是便被推举为领袖，并受到众人的爱戴。那个怪怪的国名——天完国，可能也是出自该混合宗教教义，大约有“天赐完美之国”的含义。
一个原本不入流的角色，就这样成了叱咤风云的天完国皇帝。
然而，这位天完国皇帝手下的几位大将却相当厉害，赵普胜就是其中之一。赵普胜，江湖人称“双刀赵”，假如用《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上的说法形容，大概可以说成是“双刀舞将起来，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富有韬略，在天完国创建的过程中，战功赫赫。因此，成为陈友谅图谋徐寿辉时所必须除掉的一个障碍，加上朱元璋不断派人散布谣言，于是，这位威望很高，且对天完皇帝忠心耿耿的将军，被陈友谅轻轻地安上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便杀掉了。
《明史》在评价陈友谅时，说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此人很可能具有极强的组织与控制能力、好弄权术且狠辣。他不停地干坏事，其所作所为，距离一个“义”字，相去可谓远矣。然而，他却敢于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并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相当迅速地整合到自己麾下。由此，可以看出其枭雄的本事与特色。
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爆发了历史上相当著名的鄱阳湖大战。这次大战，可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投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会战，也是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决定生死的大决战。大战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为八十万人。其中，陈友谅投入六十万人，朱元璋投入二十万人。大战持续时间近四十天。是时，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湖水为之色变。以至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湖边的人们不敢捕食湖中的鱼虾鳖蟹。
陈友谅昔日作为所累积起来的恶果，在这次大会战中显露出来了。
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杀死后，他们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郎、傅友德等许多人陆续叛投朱元璋。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几乎百战百胜的将军。
而丁普郎则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义气深重的兄弟。他对陈友谅极为愤恨，发誓要一命换一命，陈友谅必须用自己的脑袋作为背信弃义的代价。因此，在鄱阳湖大战中，这位丁普郎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了的打法，意思很明白，就是只要能干掉陈友谅就行，自己死活无所谓。最后，此公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明史》记载说：“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意思是说，他血战到脑袋已经掉了，身体还直立着，双手操兵器，一副拼命打斗的架势，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是战神下凡。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的如此战法，显然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具有极大影响。
此时，陈友谅一方虽然人多势众，号称六十万，但在史书记载中，能够见到名字的、拼死作战的将领却只有陈友谅嫡系的一两员大将。那些被强力整合进来的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
一场战役，双方人数相差悬殊，一方占有压倒优势，却一开打便成了一场胶着战，上述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胶着状态，恰恰是陈友谅应该极力避免的。因为与朱元璋准备得很不错的后勤补给比较起来，陈友谅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六十万大军，立即在茫茫鄱阳湖上显现出了组织与补给上的困难。
尤其糟糕的是，在双方胜败尚未分明的时刻，陈友谅部下的两员重要将领——左右金吾将军又先后率兵投到朱元璋的阵营。这可能使草莽气息颇重的“大汉”皇帝陈友谅顿时陷入了一种焦躁之中。于是，在随后的一次激战中，这位焦虑得已经失去镇定的皇帝掀开自己旗舰的帘障查看战况，结果，被一支不知发自谁人之手的箭矢一箭射中眼睛，并贯穿头颅，当场死亡。就这样，其统帅的六十万大军，在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只有很少一部分跑回了大本营。建国仅仅三年的“大汉”国，不久便土崩瓦解。
从众多史料的记载来看，陈友谅雄心不小，胆量极大，而且也不乏以权术驾驭部下的能力。因此，很短时间里，便迅速整合出一个在割据群雄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与兵力最多的“大汉”国，一时间相当咄咄逼人。
从投身造反开始，到自立为“大汉”皇帝，他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种顺风顺水，可能造成了他极好的自我感觉，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之骄子，天命所归。于是骄横自负，甚至在处理事关重大的军国大事时，都显得相当粗疏草率。
显然，此人综合素质中的重大缺陷，是导致其毁灭的致命伤。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谋定后动、事缓则圆的深谋远虑，做起事来，常常是跟着感觉走，事到临头先干了再说。很有点儿拿破仑“先投入行动，然后再见分晓”的气概。可惜，他不是拿破仑，他没有拿破仑的政治、军事天才，好运气也不会永远笼罩在他的头上。事实上，以我们今天特别常见的事例回望历史，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或者反过来说，以这些历史返观今日，许多用常情常理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便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鄱阳湖大战之前，陈友谅曾经两次率优势兵力叫板朱元璋，结果，全部由于他的寡谋躁动、大而无当而一败涂地。
取得这两次胜利之后，朱元璋曾经在军事上走过一着绝大的险棋。这一险着如果被对手拆破，将完全可能导致朱元璋全军覆灭死无葬身之地。后人也肯定会将其讽之为军事上的巨大战略错误。可是，倘若他行险成功，则会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均获得相当大的战略纵深与回旋空间。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当时，红巾军分为东西两系，西系是徐寿辉所领导的天完国一系。东系则以韩林儿、刘福通为首，以复兴大宋为号召，国号就叫大宋，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与元朝苦斗。朱元璋的部队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是隶属于这一系红巾军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东系红巾军的纠缠，元军无暇顾及，朱元璋们才有可能坐大。因此，东系红巾军承受了元军主力的主要攻击力，成为了朱元璋的北部屏障与防火墙。
即便如此，朱元璋在整个大势中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很好。他以应天府即今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东部与东南部有张士诚，西部与西南部有陈友谅。朱元璋时时处于两面夹攻的忧患之中。
此时，与西系红巾军一再内讧一样，东系红巾军也连续发生自相残杀事件，加上缺少正确而强有力的战略部署与指挥，一度相当强盛的东系红巾军，在元军的打击下日暮途穷。为此，朱元璋曾经彷徨观望了很久，甚至已经准备效仿张士诚的韬晦之计，即明里投降元朝廷，暗中保存实力。为此，他曾经多次与元朝廷和元军统帅眉来眼去。谁知，正在韩林儿与刘福通行将崩溃的时候，元朝廷内部也由于决策层内讧，导致最重要的领兵将领互相厮杀起来。朱元璋这才放弃了接受元朝廷招安封赏的计划。
然而，正在朱元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张士诚却突然发大军团团包围了韩林儿、刘福通所在的安丰，亦即今日之安徽寿县。刘福通一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人飞赴南京，向朱元璋征兵解围。
朱元璋所走的重大险棋就发生在此时。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到三月间。朱元璋不顾他最重要谋臣刘伯温的极力反对，决定亲自率重兵救援安丰。他的理由是，失去安丰，南京就失去了屏障，救援安丰就等于保卫南京。而且，在朱元璋的部队里，人们还普遍将小明王韩林儿看作自己的教主与君上。刘伯温反对的理由则是，从政治上考虑，没有理由去救那个有名无实的“大宋”皇帝韩林儿，救他出来，反而平白给自己找来了个婆婆，今后很难处置；从军事上考虑，假如此时陈友谅乘虚而入，则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全军将立即陷入极其凶险的境地，实有不可测之祸。
朱元璋不听，执意率大军出发了。当时的情形，至少对于刘伯温来说，显得相当悲壮且令人绝望。
谁知，与朱元璋走出的险棋相比较，此时的陈友谅却走出了一步愚蠢得无以复加的、真正的臭棋。从而错过了仅有的一个机会。从此，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当此时，陈友谅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达六十万之众的庞大兵力，制造了至少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这时，假如他乘南京只有老弱病残守备的形势，出鄱阳湖口，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石头城的话，那么，朱元璋所率领的部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立即陷入前有强敌、后路又被更强大的敌人截断、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地。
过去，陈友谅曾经试图联合张士诚按此方略夹击朱元璋，却由于张士诚拖泥带水，犹犹豫豫，表面老奸巨猾，实则目光短浅而夭折。张士诚的心理，很有可能和我们今天在商场上看到的一样，如果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如果做这件事对自己有好处，但是对竞争对手也有好处的话，那就宁愿自己不要这个好处，也不能让对方得到好处。于是，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双方共同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外国的——发展起来，再回过头来将他们各个击破。张士诚可能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两面夹击朱元璋，这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陈友谅却真的像一头蠢驴一样。
二月初二，安丰被围；
三月初一，朱元璋率大军救援；
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的祖孙三代。
在前前后后长达一个半月时间里，陈友谅始终无所作为。
这时，从安丰回军的路上，朱元璋在情绪冲动之下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派徐达、常遇春率大军主力围攻属于张士诚的庐州，就是今天的安徽省会合肥市。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师老于坚城之下，进退两难。陈友谅对此同样视而不见。
等到四月初，陈友谅这时才开始动作了。他率领真正庞大无比的舰队浩浩荡荡、遮天蔽日地出发了。然而，方向却是完全相反的江西南昌。我们无法知道这厮到底是怎么想的，只能推测，其真实的意图大约不外如下几点：其一，北上之前，先要南下，拿下南昌，以解除后顾之忧；其二，南昌曾经是他的地盘，被他的手下投降后献给了朱元璋，他要惩治这几个家伙；其三，南昌当时叫洪都，曾经被改名为龙兴府，意思是真龙天子开基立业之地，他要把它夺回来以应“龙兴”之名。
然而，与上述时机比较起来，所有这一切理由显然全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哪怕再加上十条二十条类似不类似的理由也罢。但是陈友谅就这么干了，留下了一个让人完全一头雾水，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此后，陈友谅的大军在南昌孤城下一待就是八十五天。按照古人的说法，“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一方面攻坚不下，已经足以将一支六十万人大军的粮草、士气消磨得差不多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则做完了自己想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他安顿好了大将谢再兴叛变带来的麻烦，从从容容地改正错误——将徐达率领的、被拖在庐州城下达数月之久的主力部队撤回南京，做好战争准备；然后，从从容容地率领大军誓师出征，逆流而上，直入鄱阳湖。甚至还有史书记载说，在此期间，他令刘伯温做媒、自己亲自主婚，把徐达从进退两难的合肥城下召回南京举行婚礼，将该人心仪已久的一位女士嫁给了这位大将军做新娘。最后的结果是，朱元璋反断掉了坚城之下陈友谅的后路。从而，扭转了战略态势上的被动局面。
在亲自率兵救援安丰和以主力大军围攻庐州的长达几个月时间里，朱元璋与刘伯温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生怕陈友谅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然而，没有。陈友谅始终没有利用这一制敌于死地的良机，随着鄱阳湖大战的到来，注定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就这样，由于陈友谅的愚不可及，朱元璋的冒险失误反而变成了极为高明的一着。与陈友谅的弑主自立比较起来，朱元璋的这一手显得特别深明大义。他占尽了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好处对他的帮助太大了，直到他站稳脚跟，最后将捏在自己手里已经失去作用的傀儡皇帝韩林儿沉入江底。
相形之下，刘伯温一心为朱元璋打算的主意，反倒被衬托出一种逢人之恶的、小家子气的阴暗气息来。
在此期间，张士诚的没出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打得昏天黑地、三十六天难解难分时，加上行军路上的时间，同样给这位张王留出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而且在此之前的四月份里，还曾经发生过朱元璋手下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大将谢再兴率部叛投张士诚的事件。即便如此，这位张士诚却优哉游哉，似乎抱定了坐山观虎斗的宗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为。假如此刻他以自己所拥有的、无论如何都还不算弱的至少二三十万大军，出兵直捣近在咫尺的南京的话，后来的局势怎么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元璋与刘伯温曾经对此同样相当忧虑。
然而，虎狼就在咫尺之间，空虚的家园却平安无事，让人根本无法明白张士诚这厮究竟在想什么。事实表明，朱元璋与刘伯温的这种忧虑显然是高估了张士诚的智商与情商。此后，随着陈友谅的“樯橹灰飞烟灭”，原属“大汉”国的广大土地迅即落入朱元璋之手。张士诚立即陷入在这广大敌国土地的包围之下，变成了砧板上的肉，唯一的前途，就是等着人家拿刀来剁了。
张士诚的那位丞相弟弟张士信倒是至死都很风雅。
徐达率领大军包围了苏州城后，这位负责守城的大丞相命人在城头搭起帷帐，时不时在姬妾陪伴、诗酒唱和中，体味着笑对百万雄兵的快感。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六月初七。这一天，对于张士信是个不折不扣的黑色日子。此日，苏州城已经被围困半年多了，全城异常困顿。他在帷幕里吃饭，餐后水果是一盘水蜜桃。他伸手拿起一个桃子刚要吃，突然一个飞炮打来，准准地在帷幕上炸响。硝烟散尽，人们发现丞相的脑袋整个被炸飞了。
心平气和地看，对于势焰熏天的这样一位风流丞相，就此风吹雨打去，可能是他最好的归宿。
从上面的事迹中，我们知道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们进行的是一场标准的中国式政治博弈。
这种博弈的名称，古人管它叫：逐鹿中原。
该游戏的规则是：不择手段。
其竞赛方法为：以暴力在肉体上消灭对手。
参加博弈的条件为：尽可能大的军事力量。
博弈的结果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博弈的筹码则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千百万将士百姓的累累尸骨，博取全中国的河山与人民。
中国人对在此游戏中胜出者的奖励，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国家和民族中最为慷慨的——一片万里锦绣江山从此将成为他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凡生息在此土地上的人们全部成为这一家一户不折不扣的奴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一模一样的博弈，在中国进行了至少两千几百年。于是我们知道了诸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等等称谓。
二百七十六年之后，当朱元璋创建的大明帝国已经土崩瓦解，他的子孙、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吊死在景山的树下，那位打开天下第一雄关、导引清军铁骑杀向北京的吴三桂，还在自己讨伐李自成的檄文中，义正词严地写道：“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
时在公元1644年5月。
与此相映成趣的故事，则发生在广受国人爱戴的郑成功身上。
公元1659年，即清顺治十六年七月，郑成功率大军溯江而上，直薄石头城下。在南京仪凤门，郑成功与文武官员登岸遥祭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这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挥笔写下了《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诗。
诗曰：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教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翻检世界历史，我们知道：
——由此向前推十八年，即公元1641年，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交了《大抗议书》，斥责国王的种种不法行为；
——由此向前推十七年，即公元1642年，英国革命轰然爆发，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向国王及其军队宣战；
——由此向前推十年，即公元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断头台，英国人民宣布成立共和国。
列举出这样一个参照系，并不是为了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诚如我们所知，任何历史都是在其当时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研究这些历史，也就只能将其放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进行，分析其形势与作为，以裨益于今日。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古人，毫无疑问是可笑的，没有任何意义。
但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注意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实，当地球上另外一个世界里，发生着将国王交给人民审判并最终送上断头台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时，我们则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跪拜到了一个新的主子面前，诚惶诚恐山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