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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地判断人类的自然状态，追溯其源头，从人类最初的胚胎阶段进行研究固然至关重要。
但是，我并不打算通过人类的连续发展来探寻其构造。我并不打算停下来，从动物体系出发去寻找他最初的模样，从而研究他最终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我也并不打算去求证：他那伸长的指甲是否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并不是钩形的爪子；他是否并不像熊那样，毛发旺盛；他是否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四肢行走 [卢梭注3] ，眼睛盯着地上，视力所及之地不足几步之距，因而他的观念的性质和范围无法同时被决定。
对于以上问题，我只能给出一些模糊的甚至是假想的推论。比较解剖学发展得太过迟缓，而自然主义者们的观察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我们难以在这些依据之上建立一个可靠的推论基础。
因此，如果我不借助于有关这方面的超自然知识，也不去考虑人类因为将四肢用于新的用途和食用新的食物而在内部和外部构造上必然发生的那些变化，我将假定——任何时代的人类都如我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直立行走，像我们一样使用双手，环顾整个自然，用眼睛丈量着天空的浩瀚。
对于这样的人类，当我们将所有那些后天得到的超自然力量，以及所有那些只有经过长期进化才能获得的非自然能力从他们身上除去，总之，就是将其设想为出自大自然之手时，一个并不比别的动物更加强大或是敏捷，但其构造却是所有生物中最有优势的一个动物。我看见他在橡木树下进食，在任意一条溪流边解渴，在为他提供食物的树下睡觉。就这样，他的需求便已经被完全满足了。
肥沃的大地 [卢梭注4] 上面覆盖着浓密的森林，斧头永远别想将之毁坏。森林所到之处为各种动物提供了仓库和巢穴。分散在动物中的人类便观察并模仿着它们的技能，因而逐渐具有了兽类的本能。尽管每种动物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人类却一无是处，但是人类懂得将所有属于其他物种的优势化为己有。
此外，大部分其他动物享用的食物 [卢梭注5] 都能够让人类充饥，因此，人类比其他任何一个物种都更加容易觅得食物。
人类从小就习惯了空气的恶劣和季节的严酷，他们在忍受疲劳方面训练有素，为保卫自己的生命和猎物，被迫在赤身裸体、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对抗其他猛兽，或者为躲避猛兽，不得不迅速逃跑。就这样，他们练就了强健的体质，而且这种体质几乎持久不变。孩子一出生就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他们优良的体质，并通过相同的训练将之进一步加固，从而最终获得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强健的体格
。自然对待他们，就像是斯巴达的法律对待公民的孩子一样，它使那些生来体格健全的人变得更加强大与健壮，同时使所有其他人走向灭亡。
这与我们现在的社会有所不同，在我们的社会里，国家使孩子成为父亲的负担，因而在这些孩子出生前，就不加区分地将他们扼杀了。
野蛮人的身体是他们拥有的唯一工具，他们将这一工具用于多种途径。然而，由于缺乏训练，如今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具备这些用途了。正是我们的技能使得我们失去了野蛮人所必须掌握的力量与敏捷。
试想一下，如果拥有斧子，他们还能够徒手折断如此粗的树枝吗？如果拥有弹弓，他们还能够如此有力地用手抛出石头吗？如果拥有梯子，他们还能够轻易地爬上一棵树吗？如果拥有马匹，他们还能够跑得这么快吗？如果给文明人一些时间，让他们集齐周围所有的机器，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将轻易地战胜野蛮人；但是，如果您想看一场更加不公平的战斗，您可以试想文明人和野蛮人都处于赤身裸体、手无寸铁的状态，那么您就会明白野蛮人不断地积攒这些力量，时刻准备应付任何事情并且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战斗 [卢梭注6] 的优势了。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Hobbes认为：人类生来强悍，他们一心只想着进攻与战斗。但是，杰出哲学家如昆伯尔兰Cumberland和普芬道夫Pufendorff等的观点却恰恰与之相反——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比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更加腼腆了！他总是颤抖着身子，任何细微的响动都会让他立即逃走。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物，情况也是这样的。我也绝不怀疑，当任何一种新奇景象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会被吓到，因为他无法判断等待他的事情是好还是坏，也无法衡量自己的力量与所要冒的风险。但这种情形在自然状态下，毕竟是很少见的。
在自然状态下，所有事物都以如此统一单调的方式运行着，大地并不会轻易受到任何由聚居人群的情欲和善变造成的突发性或持续性变化的影响。
然而，充满活力的野蛮人分散在动物中间，大清早就处于与这些动物的较量之中了。很快地，他开始比较，并且发现他在灵敏度方面的优势其实超过了其他某些动物在力量方面的优势，就这样，他开始学会不再害怕。
让一头熊或一匹狼与一个强壮的野蛮人对战，尽管对方非常敏捷和勇敢，但是我们会发现，手持石头和结实木棍的野蛮人在这些猛兽面前毫不逊色，双方至少算得上势均力敌。在经过数次类似的经历后，那些本就不喜欢互相厮杀的猛兽发现人类与它们同样凶猛，因此也就不再主动袭击对方了。对于那些在力量方面的优势确实远远大于野蛮人在灵敏度方面优势的动物而言，野蛮人在它们面前与其他更加弱小的动物一样，但这些动物同样生存了下来。
此外，人类还拥有这样一个优势，即一方面在奔跑方面与其他动物同样精力充沛，另一方面又在树上找到了几乎能够保障安全的居所，从而在与敌人狭路相逢时能够做到进退自如，可以自由地选择是逃跑还是战斗。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似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是生来与人类为敌的，除非它们是为了自卫或是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此外，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们之间有着深仇大恨，似乎其中一个物种生来就应该以另一个物种为食那样。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黑人和野蛮人经常在树林里遇到野兽而不感到恐惧的原因吧！从这方面来说，委内瑞拉的加勒比人应该生活得最安全了，他们在生活中不会感觉到任何的不便。旅行家弗朗索瓦·柯勒阿François Corréal曾经说：尽管他们几乎赤身裸体，但他们非常大胆地出没于森林之中，身上装备的武器只有弓和箭。但人们从未听说过他们当中有人被野兽吞食。
还有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敌人，在这个敌人面前，人类将无处遁形。这个敌人就是：幼弱、衰老和各种疾病等天然缺陷。在这些象征着人类弱点的悲哀符号中，前两者是所有动物所共有的，而后者则主要属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
有关幼弱这一主题，我甚至还观察到，人类母亲走到哪里都带上孩子的习惯大大地方便了其对孩子的喂食，这比那些被迫不断地往返于觅食地与哺乳地之间，最终筋疲力尽的动物要方便许多。固然，如果母亲不幸遇难，那么她的孩子将极有可能同时丧生，但是这种危险是其他上百种其他动物所共有的，因为这些动物的孩子同样在长时间内不能自行觅食。虽然我们的幼年期比较长，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比较长，在这一点上，人类和其他动物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卢梭注7] 。尽管幼年发育期的长短及幼儿数量的多少方面 [卢梭注8] 还遵循着其他的规律，但这就不属于我讨论的范围了。
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活动和出汗的机会都减少了，对食物的需求也随着寻找食物能力的降低而减少。野蛮的生活使他们得以远离痛风和关节炎，而衰老则成为所有痛苦中人类最无力解除的一个。就这样，他们终将慢慢死去，人们无法察觉他们生命的消逝，就连他们自己也被蒙在鼓里。
至于疾病，我不会重复那些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发出的反对医学的空洞而又虚假的说辞。
但是，我只是想问，是否存在着某种可靠的观察，能够让我们证明在医学这门艺术最不受重视的国家，人民的平均寿命一定低于那些悉心呵护身体的国度？以及，如果我们被传染上的疾病超过医学能够为我们提供的治疗能力，情况又会是如何？
生活方式的极度不平等导致有的人悠闲过度，而有的人却劳累不已；我们的食欲和性欲都太过容易地被刺激着和满足着；富人家的食物过于精致，他们只摄入增加热量的精华部分，从而减弱了自身的消化功能，而穷人家只能吃粗茶淡饭，而且经常食不果腹，因此一有机会他们便不免贪吃，从而加重了肠胃的负担。彻夜不眠以及种种过度行为；各种情欲的放纵、身体的疲惫以及精神的衰竭；所有状态下的人类都感受到了无尽的忧伤与痛苦，他们的灵魂也因此被无休止地侵蚀着。
于是，我们得出令人无比沮丧的结论：我们所经历的大多数苦难都是我们咎由自取的结果，同时，如果我们能够维持自然赋予我们的简朴、单纯、孤单的生活方式，我们本可以避免所有这些苦难。
如果自然赋予我们的是健康，那么我几乎可以确定： 思考的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而进行思考的人类则是堕落的动物。
当我们想到野蛮人（至少是那些我们还没有用烈酒败坏了他们体质的野蛮人）的强健体质，当我们发现他们除了受伤与衰老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其他疾病之苦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循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轻易地描绘出人类的疾病史。这至少是柏拉图
的观点，他曾根据波达利尔Podalyre
和马卡翁Macaon
在特洛伊城被围困时使用过或者赞许过的一些药物来推断，这些药物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在当时尚未被人们所认识；赛尔斯Celse
也曾说过，对现代人至关重要的节食疗法，不过是出自伊波克拉特Hippocrate
的发明。
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疾病源头那么少，因此他们既不需要药物，更不需要医生。从这一角度看来，人类的处境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个物种差。从猎人那里我们不难了解到，他们在捕猎过程中是否经常遇到很多残疾的猎物。他们曾经遇到过不少动物，这些动物虽然身体受过严重创伤，但最终还是很好地结了疤。当它们的骨头甚至是四肢被折断时，在没有外科医生的情况下，它们仅仅依靠时间以及自身机能也能很好地恢复，而不用深受手术刀切口的折磨，也不用被麻醉剂毒害，更不用被禁食弄得筋疲力尽。
最后，无论精良的医术对于我们而言有多么地重要，我们总可以断言，虽然野蛮人在受伤时孤立无援，只能依靠自然，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只需要为自身的这一损伤担忧。这样说来，他的处境似乎要好过我们。
因此，不要再将野蛮人与我们现在看见的人混为一谈了！自然对所有处于自己看管下的动物有着特殊的眷顾，这份偏爱似乎在向世人展示自然是如何地珍视自己对这些动物的看管权。无论是马、猫、牛还是驴，生活在丛林中的它们总是比被圈养在家中的它们体格更加强健，精力更加充沛，力量和勇气更加旺盛。它们一旦变成圈养动物，所有这些优势就会丢失大半。
可以说，我们对这些动物所有的照顾与喂养都只会让它们退化。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在群居与奴隶化的过程中，他逐渐变得虚弱、胆小、卑躬屈膝，安乐而又萎靡的生活方式使他不再充满力量与勇气。而且，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异必然大于野兽与家畜之间的差异，因为虽然自然对人类和兽类一视同仁，但人类给自己安排的种种享受比给那些他们驯服的动物要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退化得更加显著的原因了。
因此，就算原始人赤裸着身子，居无定所，缺乏所有那些我们认为必不可少实则无用的东西，他们的处境也并没有那么地糟糕，他们的自我保存更不会受到多大的妨碍。即使他们没有厚实的皮毛，但是在炎热的国家，他们根本用不上，而在寒冷的国家，他们又懂得将他们战胜的动物毛皮占为己有；尽管他们只有两条腿奔跑，但是他们还有两只手可以用来防御以及满足各种需求；他们的孩子可能较晚学会走路，而且一开始还走得比较吃力，但是他们的母亲能够非常方便地将他们抱起——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优势，当那些动物被敌人追赶时，它们要么得扔下孩子自行逃跑，要么就得慢下脚步以等待孩子
。最后，除非假设遇到我在下面所要谈的那些独特而又偶然的情况（这些情况极有可能永不会发生），否则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第一个为自己做衣服、建房子的人，实际上不过是为自己创造了些很不必要的东西。因为之前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情况下，他照样活得好好的，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在长大后反而不能忍受他从小就能忍受的那种生活。
孤独、清闲的野蛮人总是处于危险边缘，他们应该很喜欢睡觉，而且睡眠应该很浅，就像动物那样，由于鲜有思考，因此可以被认为总是处于睡眠状态。
自我保存 几乎是他唯一关心的事情，而他最熟练的技能应该就是攻击和防御了，即要么是为了制服别的动物，要么就是为了避免让自己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而相反地，他的器官却还停留在一个非常粗糙的状态，毫无精致可言，因为器官的自我完善往往需要依靠安逸和肉欲。正因如此，他在感官方面分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触觉和味觉都极其粗糙，而视觉、听觉和嗅觉却异常灵敏。这是动物的一般状态，根据旅行家们的记载，也是大多数野蛮人的状态。
因此，当我们听说生活在好望角的霍屯督人（Hottentot）能用肉眼发现公海上面的船只，视力能及之范围堪比荷兰人使用望远镜看到的距离时；当我们得知生活在美洲的原始人能够根据气味嗅出西班牙人的行踪，鼻子灵敏度堪比最棒的猎狗时；当我们看见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裸体而感到痛苦，吃很多的辣椒来锻炼自己的味觉，而且饮欧洲人的烈酒就像喝水一样时，我们大可不必感到惊讶。
到目前为止，我只讨论了生理层面的人类，下面，我们将尝试着从形而上和道德的角度出发对人类进行探讨。
在我看来，所有动物不过是一部部精密的机器，大自然赋予这部机器感官，让它能够自行恢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一切企图毁灭它或者干扰它的东西实行自卫。在人体这部机器中，我恰好看到了相同的东西，但存在这样一个区别：兽类的活动是完全由自然主宰的，而人类则可以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参与其本身的动作，即一个是靠本能进行取舍，而另一个则是靠自由行动进行选择。正因如此，兽类永远无法摆脱自然加在它身上的规则，即使有时这样对它非常有利；而人类却经常远离规则，即使有时这会对他产生危害。这就是为什么，一只鸽子即使待在盛满最可口鲜肉的盆子旁也有可能被饿死，而一只猫即使待在一大堆水果或谷物旁也有可能因缺乏食物而丧命。事实上，无论是鸽子还是猫，如果它们勇于尝试，它们完全可以以那些它们所鄙夷的食物为食。人类就是这样坠入了过度行为的深渊，从而给自己招致了发烧和死亡。要知道，精神使感官堕落，而当自然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时，意志却还会提出要求。
所有动物都有观念，因为它们都是有感官的。它们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不同的观念进行组合。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类与兽类别无二致，只是对观念进行组合的程度有所不同。一些哲学家甚至进一步指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差距比一个人与一个兽类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因此，在所有动物中，将人区别开来的主要特点并不是人类的理解力，而是人类作为 自由主体 的特征。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而兽类总是选择服从。人类本来面临着同样的压力，但他自认为有选择顺从或者反抗的自由。正是因为人类意识到了这一自由，其灵魂的精神性才得以体现。因为即使物理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感官的机制以及观念的形成，但是在意志或者选择的力量方面，以及对这一力量的感知中，我们只能发现一些纯精神层面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是机械规律所无法解释的。
尽管围绕着所有这些问题的种种难点，使我们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上还存在着分歧，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非常明显的特征可以在不引起任何分歧的情况下将两者区分开来。这一特征就是：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一能力可以借助于环境的影响，持续不断地促进其他所有能力的发展，而且这种能力不仅存在于人类个体身上，而且还存在于整个人类物种之中。至于动物个体，它们往往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完成了对整个生命的体验，而整个物种在上千年后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为什么只有人类才易于变得愚蠢？难道不是因为人类有回到原始状态的风险，而兽类在整个过程中既无所得，也无所失，因而一直活在自己的本能中吗？当人类由于衰老或其他事故而失去所有那些通过“自我完善”获得的能力时，他的处境难道不比兽类更差吗？
当我们被迫承认：这一卓越的、几乎无限的能力却是人类所有苦痛的来源；正是这一能力在时间的长流中将人类从原初状态中拖拽出来，使他不能再过上安静、单纯的生活；正是这一能力在几个世纪中为人类孵化了所有的理智与错误、所有的罪恶与道德，久而久之，将人类变成了统治自己与大自然 [卢梭注9] 的暴君，这对我们而言，该是多么可悲啊！生活在奥里诺科河沿岸的居民，用木片贴在他们小孩的太阳穴上，认为这样至少可以保持孩子部分的淳朴无知和原初的幸福。如果我们被迫将发明这一办法的人奉为乐善好施的人物，这未免显得太过可怕了。
在自然的支配下，野蛮人只服从自己的本能。或许是为了弥补他在本能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自然又让他拥有了其他能力。一开始，这些能力可以弥补野蛮人在本能上的不足，然后可以将他们提高到远远超过本能的状态之上。
因此，野蛮人一开始从事的是纯动物 [卢梭注10] 行为：观察和感觉将是他最初的状态，这与所有其他动物毫无差别。愿意和不愿意、欲望和害怕将是他灵魂最初甚至是唯一的运作，直到有一天新的环境带来新的发展。
无论伦理学家们作何论述，他们必须承认人类的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的情欲，而他们的情欲也以同样的方式受到他们智力的促进：正是在情欲的不断释放中，我们的理性得到了完善；我们之所以有认知的欲望，是因为我们想要享受。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欲望又没有恐惧的人却费尽心思地推理。而情欲的源头则是我们的需求，促进其发展的是我们的认知。
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想要或者惧怕一个事物时，要么是因为他产生了“不能得到”的念头，要么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简单驱使。野蛮人没有受到任何理性光芒的照耀，因此他只能体会到由各种自然冲动产生的情欲 [卢梭注11] ；他的欲望不会超越身体上的需求；在这个世上，他能够认知的唯一的“好”就是粮食、雌性和休息，而他惧怕的唯一的“恶”就是疼痛和饥饿。这里我说的是疼痛，而不是死亡。因为对死亡以及与之相伴的恐惧的认知是人类摆脱动物状态所获得的最初的认知。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轻易地列举出一些事实来支持这一看法，同时让大家看到：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精神的进步都与那里的人民从自然或是环境中获取的需求，以及为满足这些需求而产生的情欲成正比。我会指出：艺术起源于埃及，并随着尼罗河的泛滥而发展壮大；我们跟随着其发展的足迹来到了希腊，我们在那里看见艺术在阿提卡半岛（Attique）的沙漠和岩石之间发芽、生长、繁茂，却并未在富饶的欧罗塔斯河谷（Eurotas）生根；我还注意到，一般情况下，北方民族比南方民族更加灵巧，因为他们必须这样，似乎这是大自然的安排，让那些头脑更聪明的人无法享受肥沃的土地，以示公平。
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历史的模糊证据佐证，又有谁不会认为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阻止野蛮人改变现状，让他们失去摆脱这一状态的必要方式呢？他的想象力不会让他看到任何事物，他在心里也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他可以非常轻易地满足自己微薄的需求，至于对更高需求的向往，他离这样的认知还离得太远：对于这些需求，他既不会作出预见，也不会有丝毫的好奇。他对大自然已经太过熟悉，以至于对在这里上演的一幕幕场景熟视无睹。这里永远是同样的秩序，以及同样的动荡。即使在最令人震惊的奇观面前，他仍能做到面不改色。人们从他身上根本找不到人类需要的哲学，除非他知道哪怕观察一次他的每日所见。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他的灵魂受到震动，他每日所关注的只有当下的生存，而没有任何未来的概念，无论这个“未来”是多么地近在咫尺。受眼界所限，他的计划最多会延伸到一日之末。居住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居民到现在仍然只有这样的预见力：早上，他们兴冲冲地卖掉自己的棉床，可是到了晚上却哭着要去买回来，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预见到下一个夜晚可能用得上。
我们越是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就越会感觉到纯粹的感觉与最简单的认知之间的差距。我们无法想象人类是如何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既没有任何交流也没有任何需求刺激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大的跨越。
在人类得以见到除天火以外的火种之前，中间究竟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为学会这一元素最普通的用处，他们得经历多少的巧合？他们在学会生火艺术之前，多少次任由火种默默地熄灭？又有多少次，所有这些秘密跟随着它们的发现者一同死去？对于农业，我们是怎么看的呢？这是一门需要辛勤劳作与卓越远见的艺术。这门艺术与其他艺术息息相关，而且显然只能在至少是已经开始成形的社会中得以实现。没有农业，我们既不能从土地中收获丰盛的粮食，也不能让土地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但是，让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人类的数量增长过快，天然种植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顺便说一句，这一假设指出了人类在这一生活方式下的巨大优势）。然后，在既没有锻铁炉也没有冶炼厂的情况下，耕种工具从天而降，落到了野蛮人手里。接着，虽然他们都对持续劳作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克服了这一消极情绪。他们开始学会预见自己在很久之后可能的需求。他们通过猜测了解如何耕种土地、播撒种子、种植树木。再到后来，他们发现了磨小麦和酝酿葡萄酒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来源于上帝的教诲，但是鲜有思考的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学会这一切的。人类每日辛勤耕耘，为劳作而苦，可是最后收获的粮食却进入了第一个无情的闯入者的囊中，无论这个闯入者是兽类还是人类。试问，每一个人类个体是如何在明知道耕种无法满足自己更迫切需求的情况下说服自己从事这项繁重工作的呢？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人如此愚蠢，愿意自寻烦恼辛苦耕耘呢？换句话说，当土地并没有被分配，即在自然状态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下，如何能驱使人类去耕种土地的呢？
如果我们假设野蛮人与我们这些受过哲学熏陶的人一样善于思考；如果我们按照哲学家的模样，构思出一个野蛮人哲学家，让他去发现最崇高的真理，然后通过一系列抽象的论证，从对普遍规则的热爱或者人尽皆知的造物主的意愿出发，提出一些有关正义和真理的格言；总之，就是假设在他的头脑里有所有那些他应该拥有的智慧和理性（尽管事实上，我们在他身上只看到了迟钝和愚蠢），那么，人类究竟能够从这种不能相互传授并会随发明者消亡的形而上思考中得到什么益处呢？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一起生活在茂密的丛林中，他会取得什么样的进步呢？那些居无定所、相互间无任何需求、一辈子很难见上第二面、互不相识、互相不说话的人类究竟能够相互完善与启迪到何种程度呢？
试想有多少观念的诞生依赖于对语言的使用，而语法的发明又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大脑的运作！再想想那难以想象的痛苦，以及在第一种语言被发明出来前那漫长的岁月。当我们将这些思考与前面的思考结合起来时，我们会发现：为逐渐开发人类大脑本就拥有的运作功能，我们得经历多少个世纪！
下面，请允许我简单地讨论一下语言在起源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在这里，我可能只是援引或是简单地重复孔狄亚克Condillac神父
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完全表达了我的想法，而且正是这些研究启发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这位哲学家在寻找符号系统（signes instituées）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但是，他解决这些困难所采取的方式表明，他所做出的假设正是我所质疑的方面，比如认为在语言创造者中间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式的社会。
因此，我认为，在求助于此位伟大哲学家对这一主题思考的同时，我还应该加入自己的思考，在与我所讨论的主题相符的情景下，进一步探讨他所提到的那些困难。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要知道人类对语言的创造是如何变得迫不及待的。因为在人类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也没有任何必要进行联系的情况下，语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这使我们无法想象这一创造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我会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语言起源于家庭中父亲、母亲或孩子之间的交流。
但是，这一观点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还犯下了与那些探讨自然状态的人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们误将社会中既成的观念掺杂到这一原始状态中，而且认为家庭一开始就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居所，家庭成员之间一开始就像我们现代人一样，围绕着一些共同利益建立起了紧密而又稳定的关系。而在原始状态下，人类既没有固定居所，也没有简陋小屋，更没有任何形式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走到哪里，睡到哪里，而且往往只会待一个晚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交配也是非常偶然的：他们不期而遇，恰逢时机成熟，在欲望的驱使下进行交配。在整个过程中，语言并不是他们交流的必要媒介。之后，他们便分道扬镳，这一过程也非常简单 [卢梭注12] 。一开始，母亲之所以喂养孩子，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需求。接着，习惯使孩子在母亲心中变得珍贵，母亲便开始从孩子的需求出发进行喂食。一旦孩子有能力自行觅食后，他们便会不假思索地离开母亲身边。但是，在那个时候，母亲与孩子不分散的唯一途径就是保证孩子不要消失在母亲的视野里。因此，孩子一旦离母亲而去，他们就几乎再也不可能重逢了。过不了多久，他们便无法再认出对方。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孩子有进行解释的需求，因此他们想要对母亲讲的话远远多于母亲需要对他们讲的话。这样一来，孩子应该算得上语言发明的生力军，而且他所使用的语言应该大部分出于自己的创造。这样就导致了有多少人讲话就有多少种语言存在的情况，而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则加剧了语言的分散，使得没有任何一种方言能够持续存在。如果我们说，是母亲教会孩子那些他在提问时需要用到的词语，这能很好地描绘出人们如何教授一门已经成形的语言，却无法解释这些语言本身是如何形成的。
假设第一个困难已经被克服，让我们暂且搁置横亘在纯粹自然状态与语言需求之间的鸿沟，假定语言对于人类是必不可少的 [卢梭注13] ，那么接下来需要探讨的就是语言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会发现，这一困难比前一个困难更加艰巨，因为如果说人类需要语言来学会思考，那么他们更需要知道如何思考来发现语言这门艺术。而且，纵然我们能够理解声音的回响是如何被用作交换我们观念的约定工具的，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当初对于那些不以感性实体为载体，因而既不能通过手势，也不能通过声音表达出来的观念，又将约定以什么样的工具来传播呢？
事实上，我们几乎无法作出任何合理的猜想，来试图阐释思想交流与精神交流这门艺术的源头。语言这门崇高的艺术距离它的起源已经那么地遥远，但是哲学家们却还在一个离其完善化如此不可思议的距离上来研究它，从而使得没有任何一个人足够大胆，能够断言这门艺术终究会达到它完善化的境界——纵使时间长河必然带来的革命站在语言艺术这边，纵使学者们能够摒弃他们的一切偏见或者让这些偏见保持沉默，纵使学术界能够在连续的几个世纪内毫不间断地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恐怕也没有人敢做这样的断言。
人类的第一门语言就是自然的喊叫，这也是在其需要说服其他群居人类之前最普遍、最有力以及唯一需要的语言。由于这种喊叫只会在紧急情况下出自本能地发出，因此它只能让人们在面临巨大危险时请求帮助，或者在忍受剧烈疼痛时乞求舒缓。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情绪往往处于较为节制的状态，因而这门语言就派不上太大用场了。随着人类理念的不断扩展与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因而，他们需要找到更多的符号和一门更加广泛的语言——他们增加了声音的抑扬，然后再加上了对手势的运用。要知道，手势从本质上就具有更强的表现力，而且其表达的含义也不大需要预先规定。因此，他们便运用手势来表达可以看见的和可以移动的东西，用模拟的声音来表示那些听得见的东西。
但是，手势只能表达那些在场的或者描述起来比较简单的事物，以及那些可视的动作，这就导致人们对手势的运用并不普遍，因为黑暗的降临或者中间有什么东西的阻隔都会让它失效，况且对手势的使用还要求引起对方的注意。
最终，人们决定设法用声音的音节来代替对手势的使用。由于不同的声音与不同的概念相关联，它们就像指定符号（signes institués）那样，可以更好地表现各种概念。但是，这一代替是建立在达成全体共识的基础之上的，替换的方式对于那些从未练习过他们粗糙器官的人类而言有一定的困难，而反过来思考这一方式本身对于他们而言就显得更加困难了，因为达成全体共识是需要被号召的，而且为形成对一门语言的使用，语言本身似乎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会看到，人们最初使用的词汇，比语言已经形成后人们所使用的词汇，在他们脑海中的意义要广泛得多。与此同时，出于对句子组成成分的忽略，它们一开始赋予每一个单词整个句子的意思。当他们开始区分主语与表语、动词与名词时，那已经是非凡的努力了。名词一开始只包括专有名词，而不定式则是动词的唯一时态。至于形容词，其概念的发展必定经过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所有形容词都是抽象的词语，而抽象化则是一个艰巨的、非自然的过程。
每一个物体首先得到一个区别于其他物体的名称，至于它的属性和种类，最初的命名者并没有进行区分。
这样一来，所有的个体都孤立地依照它在自然景象中的样子反映在他们的头脑中。如果一棵橡树被命名为A，而另一棵橡树被命名为B，这是因为人们从两个事物出发获得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它们并不是同一的，而观察到它们的共同点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此，人们的知识越是有限，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就越庞杂。意识到这种命名法所带来的困境绝非易事，因为在能够使用共同的、同属的名称来定义所有生物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属性和差异，必须大量观察，然后做出定义，即需要比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掌握的远为丰富的关于自然史和形而上学的知识
。
此外，一般概念（idées générales）只有借助于词汇才能够进入我们的脑海，而这些词汇又只有借助于句子才能够被理解。这就是动物之所以无法形成类似的概念，也永远无法得到依存于这些概念的完善化能力的原因之一。
当一只猴子毫不犹豫地放下一颗坚果，而走向另外一颗坚果时，难道我们会认为它具有对这类水果的一般概念，可以将其理想的范型与这两个个体进行对比吗？当然不会！但是，当它看见其中一颗坚果时，这颗坚果唤起了它对另一颗坚果的感觉。接着，它的视线会以某种方式进行改变，然后将这一改变的信号传递给味觉。所有一般概念都是纯精神的，但是一旦想象介入其中，这个概念就立即变得具体了。
当你试着描绘一般概念的树的形象时，你会发现你根本永远无法做到：无论你愿意与否，你得知道这棵树是高是矮，是光秃秃的还是枝繁叶茂，是浅色的还是深色的，你还必须判断你所看到的特征是否为一般概念的树所拥有。这样一来，你所描绘出来的形象将不再是树的模样。纯抽象的存在亦是如此，它只能通过言辞（discours）进行表达。
三角形的定义便可以给予你关于三角形的真实概念：当你在脑海里想象出一个三角形时，如果你希望这是一个特定的三角形，而不是另外一个三角形时，你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对这个三角形的三边或是面进行描述。而要进行描述，你就必须发出句子。因此，要想形成一般概念，我们必须言语（parler），因为一旦想象中止，精神只有借助于言辞才能继续前行。
因此，如果语言的最初创造者只为他们已经掌握的概念进行命名，那么最初的名词必然只会是一些专有名词。
但是，当最初的语法学家们用我所无法想象的方式，开始扩充这些词汇的概念，并推广这些词汇的用法时，这种方法的应用必然会因为创始者们的无知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一开始，由于他们对属性和种类缺乏了解，所以给予个体太多的名称，而随后又由于无法考虑到这些物种的所有差异，从而导致划分的属性和种类又太少。为使划分变得更加精细，他们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智慧，而这些他们暂时还没有；他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工作，而这些他们现在做得还不够。然而，想象一下，即使到了今天，我们每天仍然能够发现一些被我们的观察所忽略的新物种，那么可想而知，对于那些只根据对事物的第一印象进行判断的人们，有多少物种会被他们忽略啊！而那些最基本的分类和最普遍的概念也将毫无疑问地被他们忽略。比如对于“物质”、“精神”、“本质”、“语式”（mode）、“修辞”（figure）、“动作”（mouvement）等词汇，就连那些长久使用这些词汇的哲学家理解起来都比较吃力，而且他们附加在这些词汇上的概念又是纯粹形而上的，在自然界根本找不到任何范型，因此，那些人无法想象或者理解这些词汇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先就此止步，并请求诸位评判员停止你们的阅读，仅从物质名词的创造，即语言中最容易发现的部分出发，来考虑接下来要继续走的路。
我请求你们思考，为找到一种能够表达人类所有的思想，能够形成一个持久的形态，以在大众中流传，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语言，还有多少路要走！我也请求你们考虑，为逐渐找到数字 [卢梭注14] 、抽象名词、不定过去时以及动词的所有时态、词缀、连接不同分句的句法以及组成语言所有逻辑的推理，曾经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和丰富的知识！对于我而言，由于我惧怕摆在面前的重重困难，而且我坚信语言的产生和形成不可能完全通过人类的途径，因此，我将这一棘手的问题留给那些想要讨论这一问题的有识之士，让他们去探讨这一重要的论题：已经建立联系的社会对于语言的形成，或者语言的发明对于社会的建立，这两者，哪一个是更加必需的呢？
无论语言和社会的起源为何，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自然并没有通过人类相互间的需求来拉近他们彼此的距离，也并没有使他们对语言的使用变得容易。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自然为人类准备的社会性特征是多么地少，而在人们为建立彼此联系所做的一切努力中，自然对人类的帮助又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啊！事实上，当人类处于这一原始状态时，如果说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比一只猴子或一匹狼需要另一只猴子或另一匹狼来得更为迫切，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就算假设这个人有那样的需求，人们也无法想象另一个人是出于什么动机愿意对这一需求做出回应的；再者，就算假设他愿意给出回应，人们也无法想象他们之间是如何约定条件的。
我知道人们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论断，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状态下的人类比处于这一状态的人类更加悲惨了。假如，像我认为已经证明了的那样，人类确实是在多个世纪后才有摆脱这一状态的愿望和机会，那我们就应当以此来控诉自然，而不应该以此来控诉自然造就的这样的人类。然而，如果我对“悲惨”一词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会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词，或者是一个只能表达一种失去的痛苦和身体或者灵魂的苦难的词。但是，我希望有人可以向我解释一下，一个内心平静、身体健康的自由人还能遭遇何种苦难？我想知道，在公民生活和自由生活中，哪一种生活更会使享受这一生活的人们难以忍受？在我们周围，我们几乎只能看到那些抱怨自己生存状态的人们，更有甚者，伤心欲绝，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就连那充满神意的法律与人类的法律的结合也无法阻止这一骚乱的发生。我还想知道，人们可曾听说一个自由的野蛮人动过抱怨生活的念头，并企图轻生？
因此，让我们暂且放下傲慢，去评判究竟哪一种状态才是真正的苦难吧！相反地，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被理性冲昏头脑，被情欲百般折磨，为寻找另一个状态而苦思冥想的野蛮人更加悲惨的了。
这也可以说是出于神意的一种极为明智的措施：野蛮人所有的潜在能力只能随着运用这些能力的机会而发展，以便这些能力既不至于因为过早发展而成为多余的负担，也不至于因为过迟发展而于必要时无济于事。野蛮人在本能中便拥有了在自然状态下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只在逐渐发展起来的理性中，才拥有在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东西。
似乎一开始，处于这一状态下的人类相互间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道德关系，也不存在任何的共同义务。因此，在这些人类中间，既没有好与坏之分，也没有所谓的罪恶与美德的对立；除非我们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词，将那些会危害到个体自我保存的品质称为“罪恶”，而将那些能够促进这种自我保存的品质称为“美德”。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将那些最不能抵制大自然简单驱使的人视作最为道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从普遍含义出发来理解这些词，我们就得中止对这种状态的可能判断，放下所有偏见，然后不偏不倚地去考察：文明人的美德是否多于他们的罪恶？或者他们的美德所带来的好处是否比他们的罪恶所带来的坏处多？或者当他们逐渐学会应该掌握的善之后，他们知识的增长是否足以弥补人类相互间造成的伤害？又或者，总体说来，既不需要担心人作恶，又不用从他人身上期待善的处境，较之处于一个普遍依附的地位，被迫接受所有义务，而提出义务的人却并不承诺给予他们任何东西的处境，是否更为幸福呢？
尤其地，我们不能像霍布斯那样，得出“人性本恶”的结论。他认为，人类没有任何善的观念，而人类之所以邪恶，是因为他不明白道德为何物，之所以拒绝给予同类任何帮助，是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他的义务。我们也不能像霍布斯那样，认为人类用理性将自己所需之物归为己有，将之变成自己的权利，然后再以这一权利为依据，疯狂地想象着成为整个宇宙的主人。
霍布斯虽然很好地洞悉了所有有关自然法的现代定义的缺陷，但是，他从自己给出的定义中所推出的那些结论足够表明，他对这一定义的理解同样错误。在他论述自己建立的准则的过程中，他本应提出：由于自然状态是每一个人对自我保存的关心最不妨害他人的自我保存的一种形式，因此这种状态应该最能保持和平，对于人类也是最适合的。然而，他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把人类满足各种情欲的需求不合时宜地掺杂到了人类对自我保存的关心之中。要知道，这些情欲都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正是这些情欲的诞生使得法律变得不可或缺。
霍布斯说，恶人就是一个强壮的婴儿，而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野蛮人是不是一个强壮的婴儿。如果我们承认野蛮人是一个强壮的婴儿，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假如这个人，当他强壮的时候，也像他软弱的时候那样，需要依赖他人，那么就没有什么蛮横的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了：当喂奶延迟时，他会出手攻击自己的母亲；当他的弟兄令他厌烦时，他会想要将他掐死；当被他人撞到或者打扰时，他会去撕咬别人的腿。但是，在自然状态下，让一个人既强壮又依赖他人根本就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假设：当人类依赖他人时，他应该是柔弱的；而在他变得强壮前，则应该是自由的。霍布斯没有明白，那些法学家所称的阻止野蛮人使用理性的原因，恰恰也正是他自己所主张的阻止野蛮人滥用他们自己能力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说，野蛮人之所以并不是恶人，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善为何物，而阻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理性的发展，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欲的平复和对恶的无知：“这些人因为对恶的无知而得到的好处比那些人对善的感知所得到的坏处还要大些”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理是被霍布斯所完全忽略的：由于人类看到同类受苦时，天生就会产生一种反感情绪，从而使他为自己谋求舒适生活的热情受到限制。这一来自人类天性的原理，使人类在某些情形下，能够缓和强烈的
自尊心（amour-propre）
，或者在这一自尊心诞生前
[卢梭注15]
，能够减轻对自我保存的强烈欲望。
我认为，给予人类这种唯一的自然美德不会招致任何非难，因为就连那些最厌恶人类道德的诽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美德的存在。我这里所说的自然道德就是： 怜悯心 。
对于像我们这样软弱并易于受到如此多苦难折磨的人而言，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适合的秉性，而且也是人类最普遍、最有益的一种美德，因为它先于思考而存在，而且是那么地自然，就连兽类有时都会发出些许同情的信号。且不提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也不提她们在保护孩子时对自身安危的忽视，我们每天都能观察到马儿踏过活生生的躯体时所表现出来的抗拒情绪；没有一个动物会无动于衷地走过同类的尸体；有的动物甚至还会为它们死去的同伴举行某种仪式的葬礼；而即将被屠杀的动物发出的凄惨的叫声则向人们诉说着它正在经历的恐怖遭遇。
我们非常欣然地看到，书写《蜜蜂的寓言》一书的作者
在不得不承认人类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感性的存在之后，终于从他那冷峻、含蓄的笔调中走了出来，他所举的例子，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动人的场景。那是一个被囚禁的人类的形象，他眼睁睁地看着外面一头凶狠的畜生从母亲怀里夺走正在哺乳的孩子，用它那致命的獠牙撕裂孩子的四肢，用它的爪子撕扯孩子仍在跳动着的心脏。有哪一个亲眼目睹这般场面的人心里不会产生可怕的骚动，即使这与他个人毫不相关？当眼见这一悲剧发生，却对已然晕厥的母亲和奄奄一息的孩子爱莫能助时，有哪一个人心里不会产生极端的不安？
这便是先于一切思考而存在的纯粹的大自然的感动；这便是尚未被最败坏的道德摧毁的自然怜悯心的力量。在剧院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些同情剧中不幸者的遭遇，为他们伤心落泪的人们。但是一旦这些人自己登上统治者地位，他们却又会变本加厉地折磨自己的敌人。正如那嗜血成性的苏拉Sylla
，即使对不是由他自己造成的痛苦，也会感到非常伤感；又如菲尔王亚历山大，他不敢去看任何悲剧的演出，只因为害怕人们会看见他与昂多马克Andromaque和普里亚莫Priam一同叹息，但当他听到每天因执行他的命令而被处死的那么多人的哀号时，却表现得无动于衷。
自然既然给予人类眼泪，
那就表示，
它曾给予人类一颗最仁慈的心。
曼德维尔Mandeville
早已独具慧眼地指出，即使人类拥有各样的道德，但是如果大自然不给予他们怜悯心以作为理性的支柱，那么他们不过是一群魔鬼。但是，曼德维尔没有看到，人们能够具有的而被他所否认的一切社会美德正是从怜悯心这种品质中产生出来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给予弱者、有罪之人或者整个人类的怜悯，慷慨、宽容和人道指的又是什么呢？
严格说来，就连仁慈和友善都是怜悯的产物，只不过这是针对某一特定之物的持久、固定的怜悯之情。这是因为，希望某个人不受痛苦折磨，不就是希望他过得快乐吗？如果怜悯心确实只是让我们与受苦之人感同身受，那么这一观念除了能够给予我之前所揭示的真理更多力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重要性吗？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在野蛮人那里是隐秘而又强烈的，而在文明人那里虽然发达，却是羸弱的。
事实上，如果让一个旁观动物发自内心地将自己等同于另一个受苦的动物，那么怜悯的力量将会更加强大。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比处于理性状态下的人类的这种等同感要深切得多。正是理性催生了“自尊心”，而思考则使它变得强大；也正是理性使人类回到自身，同时让他们摆脱所有束缚与折磨。
而摆脱这一切的方式就是：哲学。
正是通过理性，“自尊心”可以悄悄地告诉受苦受难的人们：“你要死就死吧，反正我是安全的。”这样一来，只有整个人类社会的危险才会打扰到哲学家的清梦，然后将他们从睡梦中拽入现实。
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杀自己的同类，而不用受到任何的惩罚；他们只需要用手捂住耳朵，然后简单地自我辩护一番，以阻止大自然强迫他们与被害人感同身受。野蛮人却并没有这种“令人钦羡”的天赋：由于智慧和理性的缺乏，我们总是看见他们轻率地将自己托付给最初的“人道主义”情怀。当发生暴动或是街头争吵时，贱民会聚集起来，而谨慎的人则会敬而远之：这个时候，将那些厮打在一起的人们分开，阻止那些所谓的正义之士
互相残杀的，却恰恰是那些下等人和市井妇女。
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它可以通过克制个体的“自爱”来促进整个物种的相互保存。正是在怜悯心的驱使下，我们毫不犹豫地去帮助那些我们所见到的受苦的人。
同时，在自然状态下，正是这一怜悯心代替了所有的法律、风俗和道德，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尝试违背它温柔的召唤：正是有了怜悯心，强壮的野蛮人只要能够在别处觅得食物，就绝不会剥夺一个柔弱的小孩或者一个年迈的残疾人本就脆弱的生命；理性正义的崇高准则是“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而怜悯心却让整个人类遵循另一个天生善良的准则：“在尽可能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准则可能不如前者那么完备，但是却更加实用。
总之，为寻找任何一个人在作恶时，即使这个人对教育的格言一无所知，也会感到内疚的原因，我们与其求助于那些巧妙的推论，不如求助于这种自然情感。尽管人类可以附和苏格拉底以及那些追随他的智者，认为可以通过理性来获取道德，但是如果人类的自我保存仅仅依赖于人们的推论，那么人类也许早就不复存在了。
野蛮人的情欲是那样地匮乏，同时又受到怜悯心如此有益的约束，所以与其说他们是邪恶的，不如说他们是野性的。他们所在意的是，如何从可能遭遇的不幸中逃离出来，而不是如何将这一不幸转嫁到他人身上。他们不会陷入异常危险的争论之中：由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因而，他们既不明白虚荣为何物，也不明白敬意是什么，既不明白重视为何物，也不明白蔑视是什么。他们没有任何你我之分的概念，也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正义观念。他们将自己可能遭受的暴力看作易于弥补的损害，而不是一种应该得到惩罚的侮辱。他们甚至连报复的念头都不曾有过，除非是不由自主的、即时的反应，就像狗咬人们向它扔过去的石头那样。
因此，如果他们之间的争吵没有涉及食物这一敏感话题（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危险的话题，后面将会有所提及），那么这一争吵很少会引起血腥的后果。
在所有扰乱人类心灵的情欲中，有一种异常炽热、狂热的情欲，这种情欲使异性成为人类的必需品，使他们敢于冒天下之险，去跨越所有的障碍。当它达到疯狂程度的时候，仿佛足以毁灭人类，而它担负的天然使命本是保存人类。这些深受无节制的、猛烈的欲望之苦的人类，他们没有任何节操，也没有任何克制，每日为争夺配偶而不惜流血牺牲，他们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情欲越是猛烈，用于克制它的法律就越是不可或缺。但是，我们每天仍然能够看到很多由情欲引发的骚乱和罪行。对于这一现象，我们除了可以得出用于压制这些情欲的法律存在不足的结论外，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骚乱是否是伴随着法律本身一起产生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法律能够成功压制那些情欲，但是，如果我们要求法律制止的对象，是没有法律根本就不会存在的祸害，那么这一要求就未免显得太过没有意义了。
让我们从区分“爱”这种感情的精神层面与生理层面开始。生理层面指的是人人想要与异性结合的普遍欲望；而精神层面的爱则把这种欲望确定起来，并锁定欲望的唯一目标，或者至少使对这一优先目标的欲望更加强烈。
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精神层面的爱不过是由社会习惯产生出来的一种人为的情感。妇女们对它尽情吹捧，以便建立她们的权威，让本应服从的女性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情感建立在才德或者美丽这类的概念和种种的比较上，而野蛮人对这些概念全然不知，也绝对不会做出类似的比较。因此，这一情感对于他们而言应该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野蛮人的思想里，不会构成匀称和协调等抽象概念，因此在他心里也不会有什么欣赏和爱慕的情感；要知道，这些情感尽管不易察觉，但总是来源于对这些观念的实践的。野蛮人只会听从自己从大自然获得的禀性，而不会跟随他尚未获得的喜好；因此对他而言，所有异性都是同样适合的。
野蛮人的爱局限在其生理层面，他们因为远离那些对爱情对象的偏好而快乐地生活着。这些偏好只会激起人们对爱情的感知，从而加大获得爱情的难度。那时候的人类很少发脾气，即使发脾气也没有那么激烈，因此，在他们中间很少出现争吵，即使偶有出现，那也要温和得多。在我们中间无休止地折磨着我们的那种观念，是不会侵袭到野蛮人的心灵的。他们每个人只是平静地等待着大自然的召唤，然后便无条件地投入其中，这期间惬意多过狂热。一旦需求得到满足，所有欲望之火便随之熄灭。
因此，毋庸置疑，爱情和所有其他情欲一样，只有进入社会后才会激起如此狂热的欲望，从而时常让人类陷入危险的境地。此外，如果我们认为野蛮人为满足兽性而不断自相残杀，那是很荒谬的，因为这种想法直接与经验相悖：比如加勒比人——现存种族中最为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类，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炎热的国度，按气候对他们的影响来说，他们的情欲应该是非常强烈的，然而他们却刚好在爱情中表现得最为平静、最不受嫉妒之苦。
在许多动物物种中，由于雄性争夺雌性而发生的斗争，往往使我们的牲畜棚染上斑斑血迹，或者在春天的树林里因吵闹的叫声而发出种种的回响；关于从这些现象中所能做出的那些推论，我们首先必须排除所有这些种类的动物，在这些动物中，大自然显然赋予了它们雌雄之间不同于人类的两性能力的对比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从雄鸡之间的搏斗中做出适合人类的推论。
在那些雄雌数量比例较为明显的物种中，这些搏斗只可能是因为雌性数量相对雄性数量的稀缺或者雌性拒绝雄性靠近的排斥期，而后者又可以回归到前者，因为：如果每个雌性动物在一年中只有两个月愿意接近雄性动物，那么这就相当于雌性动物的数量减少了六分之五。
然而，这两种情况都不适用于人类，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女性的人数都是超过男性人数的，而且即便是在野蛮人中，我们也从未发现过人类像其他动物物种那样存在发情期和排斥期。此外，在这些动物中，有好几个物种都是集体进入兴奋期，这样便会出现一个充满欲望、骚乱、无序和搏斗的恐怖时期。但是，这一时期永远不可能出现在人类中，因为人类的情欲并不是周期性的。
因此，我们不能从一些动物为争夺雌性动物而搏斗的事实出发，得出所有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亦是如此的结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这些搏斗并不会摧毁其他物种，因此，我们至少应该相信这些搏斗也不会将我们置于死地，而且很明显，这些搏斗在自然状态下所产生的破坏作用要小于其在社会中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在那些道德比较盛行的国度，情人的嫉妒和元配的复仇使得每天都在上演着决斗、谋杀以及其他更加惨烈的剧情；在那里，一生忠贞的义务只会助长通奸的气焰，而禁欲和荣誉的法律则必然导致荒淫的蔓延和流产的肆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游荡在浩瀚森林里的野蛮人，没有工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彼此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他对同类没有任何需求，同时也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欲望，而且可能一辈子不会单独认识任何一个其他同类。他不为情欲所牵绊，自给自足，只拥有这一状态下应有的情感与智慧。他只会感受到自己真正的需求，目光只会聚焦到他感兴趣的事物上面，而且他的智慧并不比他的幻想有更多的发展。就算偶然发现些什么，他也无法将这一发现分享给他人，因为他连自己的孩子都无法分辨。艺术便随着其发现者一起走向死亡。那里既没有教育也没有进步，野蛮人一代又一代徒劳地繁衍着；每个人都从相同的起点出发，一个又一个世纪在初始阶段的粗野中静静地流过，人类这一物种已老，可人始终还是幼稚。
我之所以在这里长篇大论地论述有关这一原始条件的假设，是因为尚且存在着一些陈旧的错误和根深蒂固的偏见需要我们去打破。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挖掘到这一问题的根源，展示出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下，即便是自然的不平等，也远不如近代学者们所声称的那样真实和影响深远。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所有那些将人类区分开来的差异中，有很多被认为是源于自然的差异，其实这些差异却只是人类在社会中不同的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产物。因此，一个人脾气是暴躁还是温柔，体魄是强壮还是柔弱，更应该取决于他被抚养长大的方式是严厉还是阴柔，而不应该归结于其身体的自身构造。精神的力量亦是如此：教育不仅使得受教育的人与未受教育的人之间产生差异，而且也使那些受教育的人在文化程度方面产生差异。要知道：当巨人与矮人同时行走在一条道路上时，他们每多走一步，巨人相对矮人的优势就越大。然而，在文明状态下，对不同等级起决定作用的是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惊人差异。而动物和野蛮人的生活却简单而又统一：他们以相同的食物为食，以相同的方式生活着，每日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当我们将两种生活方式进行对比时，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应该源自社会，而不是自然状态，而自然的不平等在人类中的扩大则更应该归咎于制度的不平等。
但是，既然大自然如人们所声称的那样，在进行天赋分配时表现出如此多的偏好，那么野蛮人在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又能够获得何种强于他者的最有利的优势呢？在这一状态下，既然爱情不存在，那么“美丽”又有何用？既然人们一言不发，那么精神又有何用？既然他们不互通交易，那么狡猾又有何用？
我总是听其他人不断地重复着强者压迫弱者的论调，但是他们得先解释清楚“压迫”指什么。有些人将通过暴力进行统治，而其他人则将服从这些人所有任性的举动，在他们的统治下痛苦地呻吟——这正是我从现代人那里所观察到的现象，但是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情景如何会被描述成野蛮人的生活写照，因为人们甚至很难让他们明白何为统治与奴役。一个人可以从另一个人手中抢夺他采摘的果子、捕获的猎物或者用作房屋的巢穴；但是，人类最后是怎样让自己屈服于他人的呢？对于一无所有的人类而言，他们的关系链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我从一棵树上被赶走，我完全可以再去寻找另一棵树；如果在某个地方有人使我痛苦，有谁会阻止我到别处去呢？是否真的存在着一个力量比我强大得多，并且道德足够败坏、性格足够懒惰和残忍的人，在他自己游手好闲的时候，却强迫我为他提供食物？要是这样，他得一刻不停地盯着我，就算睡觉时也不能有一丝松懈，将我捆绑好，否则我便会逃跑或者将他杀害；也就是说，他被迫主动地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这一痛苦比他想要避免的痛苦或是他让我们遭受的痛苦都要大得多。在这一切之后，他的警惕心还能有一刻的放松吗？任何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难道不会让他头疼不已吗？我只要朝着森林走出二十步，束缚我的铁链就会被挣断，我便从此消失在他的生活之中。
我们无需再徒劳地延伸这些细节了，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只有当人类相互间产生依赖，并且相互间的需求将他们联系起来后，奴役关系才会形成。一个人在被奴化前，必定经过了依赖他人的经历。然而，这一情况在自然状态下并不存在，那时的人类远离压迫之苦，使弱肉强食的规律全无施展之地。
在证明了不平等在自然状态下几乎无法被感知，因而几乎不会对这一状态产生任何影响之后，我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在人类精神持续发展进程中不平等的根源及其发展。同时，我已经指明“完善化能力”、社会美德及自然人优先获得的其他各种潜在能力绝不可能依靠自身发展，而必须借助于多个神秘的原因。这些原因来源于一些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巧合。没有这些巧合，人类将可能永远处于原始状态。接下来，我需要做的就是考虑和对照这些得以使人类理性得到完善的巧合。这些巧合腐蚀了人类，在将人类社会化的同时让他们败坏，然后将人类和世界从一个如此遥远的时代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样子。
我承认我将要描述的事件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我只能通过一些推测来做出选择。但是，这些推测，当它们是从事物本质中所能做出的最接近事实的猜测时，当它们是我们得以发现真理的唯一方式时，便成功地转换成推理的依据。此外，我从自己的推测中得出的结论，也不会因此便成为猜测性结论，因为根据我刚才所给出的原理，人们不可能创立其他任何学说，可以向我提供相同的结果，使我从中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样，我便不用绞尽脑汁地去思考如何用时间间隔去弥补事件的真实性，也不用去考虑不断运作的微不足道的原因具有的惊人力量。
我不用考虑如果一方面我们无法为事件提供确定性，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便无法摧毁某些假设的事实。我也不用去探讨这样的问题：如果两个事件之间确实是由一系列中间事件相连，那么当我们要探讨这两个事件时，历史就需要提供将两者连接的中间事件；而当历史无法提供这些中间事件时，我们就得依靠哲学，来决定那些可以让两者产生联系的类似事件；最后，有关事故方面，事件之间的相似性将这些事件划分出不同的种类，这一分类的数量少得令人难以想象。我只需要将这些问题抛给评判员们去研究，而我要做的，就是让广大读者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些问题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