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想那是1753年的事，第戎科学院发表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征文启事。我被这个意义深远的题目激动了，我很惊讶这个科学院竟敢提出这样一个题目。好吧，既然它有勇气提出来，我也很可以有勇气来加以研究，于是我报名应征了。”

这便是卢梭在《忏悔录》中对此篇论文来源的叙述。为完成论文的写作，他独自前往圣日耳曼的树林深处，在经过七八天的苦思冥想后，完成了这部对后人影响深远的著作。

1712年6月，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便与世长辞。后来，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岁那年，父亲因与人发生口角，并拒绝向恶势力屈服，于是在法院下达的缉拿通知到达前愤然逃离了日内瓦，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小卢梭。

在随后两年的时间内，他被托付给了一位牧师，并且开始学习拉丁文。之后，他又在一个雕刻匠家里当了两年学徒，后因受不了苛待，十六岁那年同样选择了逃离日内瓦，过上了长达十三年的流浪生活。在流浪期间，他做过仆从，教过音乐，曾经依靠年轻的华伦夫人生活，成为她的情夫。后来，他又结识了狄德罗、孔狄亚克、艾比奈夫人和格里姆等人，后又因各种原因与这些人决裂，孤独终老。

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卢梭是唯一富有流浪生活经验的人。他在历次旅程中，认识了人民的疾苦，对这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他看到这个意义深远的征文题目时，他才会为之激动吧！

为思考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卢梭首先做的是“无情地驳斥人间无聊的谎言” ，找到真正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在那个时候，除霍布斯之外，一切思想家都致力于从所谓的自然状态中的人身上，发现社会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他们轻率地认为社会及社会的种种制度，尤其是私有制，都是从自然中产生的。而卢梭想要打破的就是这个谎言，他“大胆地把人们因时间和事物的进展而变了样的天性赤裸裸地揭示出来，……指出人类苦难的真正根源” 。于是，通过美妙绝伦的雄辩，卢梭为我们成功地勾勒出了真正处于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人形象：

“游荡在浩瀚森林里的野蛮人，没有工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彼此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他对同类没有任何需求，同时也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欲望，而且可能一辈子不会单独认识任何一个其他同类。他不为情欲所牵绊，自给自足，只拥有这一状态下应有的情感与智慧。”

在这个形象里，所有理性、情欲以及人的一切能力的发展都被摒除在外，所有文明社会的产物，包括私有制和法律，都被拒之千里。那是一个纯粹的状态，这一状态的野蛮人唯一关心的是他们的“自我保存”，而他们与生俱来的“怜悯心”又会通过克制他们的“自爱”来促进整个物种的相互保存。在这个纯粹、孤独的野蛮人形象面前，传统的人类本性中的一切，差不多都已经被归为历史的范畴。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能在自然中找到它的基础了。

从这一纯粹的自然状态出发，卢梭将可以轻易地向我们描绘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情欲的燃烧带给人类的苦痛，然后是法律和私有制的诞生为人类造成的禁锢。在字里行间中，我们看见了一个“朝着镣铐的方向奔跑着，满心以为这样便可获得自由”的可悲的人类形象。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回忆的那样：

……我看到我的同类在他们因固执己见而走入的迷途上，还继续朝着错误、灾难和罪恶的方向行进。我于是用一种他们所不能听见的微弱声音，向他们喊道：“你们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你们不断地埋怨自然，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你们自己。”

因此，在寻找人类不平等起源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纯粹、孤独的野蛮人形象和堕落、痛苦的社会人形象。两者的鲜明对比令人不禁产生疑问：卢梭是希望人类回到自然状态吗？这正是菲洛普利和伏尔泰对卢梭的质疑。后者在他写给卢梭的信中不无讥讽地说道：

“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望用四只脚走路了。”

那么，“回到自然状态”真的是卢梭在此篇论文中所表达的终极愿望吗？

事实上，卢梭所描述的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更多地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念，是一种抽象化的物质。旅行家的日记和博物学家的分析，与其说可以当作此篇论文的论据，不如说只是为卢梭提供了想象出这样一个抽象状态的基础。那是对人类最初起源的形而上假设，是对现实的反潮流思考，是开启人类智慧的点金石。正是这样的假设，使人们得以明白“我们并非生来如此”，只是“已然如此”。既然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只是一个抽象化的形象，即一种“无”的境界，那么我们当然不能说卢梭的目的是让人类回到这个本就不存在的形象了。他只是企图以这个“无”的境界为起点，向人们展示出人类是如何一步步变成现在的样子，从而进一步思考，要想摆脱现在的困境，我们所需要做出的努力。本文为我们提供的反思就像那高速路上的缓冲带，只有停留在缓冲带上的那一秒钟，人类才终于真正地思考。

译者：邓冰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