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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中了梁山的好汉里，不光有那些如阮氏兄弟那样的农民阶级，还有一大部分是国家公务人员。宋江、林冲、戴宗、鲁智深、呼延灼、徐宁、关胜、孙立等人，包括李逵，都是国家公职人员。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宋江的极力招揽下，半推半就，最后上了梁山。
但是，这其中有一位武官，遭遇比较特别，他就是青面兽杨志。
杨志落草的原因和家破人亡的林冲、包打不平的鲁智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划清与贼寇的界线，甭说泄漏国家机密的宋江没法和他相比，就是鲁达、武松这些公人，对国家的忠贞都不如他。
杨志在北宋末年的乱世中，能时时警惕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原因，除了职业军人的素养之外，他还有种家族的荣誉在激励和约束自己。他是三代将门之后，杨令公之孙。从大宋开始，杨家将几乎是国家之柱石、朝廷之忠臣的代名词。他的祖先在无数的冤屈、陷害、征战与死亡中，都没有改变家族的忠贞传统，他自然不会随随便便做个不肖子孙。
杨志曾做过殿司制使官，原本信奉“一刀一枪在边疆上博一个封妻荫子”，但国家大材小用，只给他安排了一个押运“花石纲”的任务！
千没想到，万没想到在“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犯了渎职罪了！
这里就解释一下，什么是渎职罪，它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损害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有人说，杨志这算渎职吗？杨志出发前没有考虑到天气的因素，而且过于急躁，想尽快把花石纲运到东京，这是大功一件，自己好升官发财，这在主观意识上就是玩忽职守，所以判他个渎职罪一点问题都没有。
渎职罪之社会危害性与危险性均大于非公职人员实施的同类犯罪，然而古代，宽容渎职罪，却又是民众并不陌生的一种司法现象。整个社会对渎职罪的认识向来就有偏差，普遍存在着暧昧的宽容心态。
老百姓对大小官员惩罚，体现了一种适可而止的善良，也正是鲁迅先生提出的国民性问题之一。老百姓恨贪污腐败的官员，却不怎么恨渎职的官员，好心办了坏事的谅解占了上风，这便是人们视为当然的知识或历史的习惯了。
由于上司对杨志所犯的渎职罪的宽容，再加上杨志变卖家产贿赂上司，才算勉强过关。杨志才有机会替梁中书押送生辰纲，才有第二次犯渎职罪的可能。
生辰纲最终被夺，这是否说明杨志是个很愚蠢的人？其实结合《水浒》中其他描写杨志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出，杨志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杨志久在江湖，知道押运生辰纲的凶险，刚一接受任务，就多次推托，推辞不掉时，才做了精心的安排：首先要求扮做普通的行商客人，悄悄赶路，避免大张旗鼓，引人注意后又要求梁中书给自己提调众人的权力，防止内部不和，被“贼人”钻了空子。后来在路上，也是根据不同的地形，更改行路的时间。开始是趁凉行路，后来到了人家渐少，行客又稀的山路地带，为安全起见，改为辰牌起身，申时便歇，天正热时赶路，而且不允许大家在黄泥岗的松林里休息。
后来兵士要买酒喝，他又千方百计阻拦。这都体现了杨志的精明。那么，既然杨志如此小心，为什么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一方面固然是要突出吴用计策的高妙和无懈可击，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杨志性格的另一面：急功近利、粗暴蛮横、刚愎自用。
正是这种性格，使得他对手下的兵士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这就激化了运送队伍的内部矛盾。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有了内讧，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智取生辰纲一节的破绽在贩枣这个情节。枣，原产中国中原一带，秋季成熟，盛夏季节不可能有大量贩枣子的商旅；靠近陕西、河南、河北交界的东京（洛阳）是枣的主产区，商旅从千里之外的安徽濠州（凤阳）贩枣子到同样是枣子主产区的洛阳不合常理，这就有点像郭德纲的相声了，从平顶山挖了煤拉到大同去卖，结果发现大同的煤更便宜。而且枣子是小宗就地消费商品，大规模长途贩运也不合常理。
所以，从保护生辰纲一方来说，杨志要是头脑清楚，或者有些植物学、植物地理学、栽培学知识，就不会上当了。从智取生辰纲（包括编写智取生辰纲故事一方）一方来说，吴用等要不是贩卖枣子，换成西瓜，可能就更合理一些。
从这一点上来说，杨志依旧是渎职，应该被定罪。
曾有人对杨志押送生辰纲时的身份产生质疑，认为杨志此时就是个贼配军，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是不是就不应该被判处渎职罪了呢？
如果用当今的司法解释来看，“主体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并不重要，行为人是否享有职权，是否依法履行职责才至关重要”，现在很多依法执行公务期间的“合同制民警”都可以成为这个渎职罪的主体，杨志又怎么会不是呢？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国家公务人员可以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为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多做贡献，少一点杨志这样的急功近利，多一点坦诚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