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隋文帝杨坚笃信佛学,大力弘扬佛法,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很多寺院和佛塔。《广弘明集》记载,在隋文帝即位之前,曾有一位印度沙门来到他家,送给他一包舍利,请他供奉。从时间上和可能性上分析,阿育王赠送的可能性最大。隋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三次向全国各州颁发佛舍利,地处幽州的弘业寺和智泉寺皆有幸得到。而这两寺都距云居寺不很远。同时,云居寺创始人静琬法师原本是智泉寺僧人,是佛教天台宗慧思弟子,所以很可能当时皇帝也赐给了云居寺佛舍利。其后的隋炀帝杨广也十分崇信佛教,在他的影响下,全国自上而下均十分推崇佛教。据隋《范阳图经》记载,智泉寺僧静琬组织僧众在白带山上镌刻石经,隋炀帝得知后,就将皇宫内珍藏的三颗佛舍利赐予静琬,作为褒奖。
静琬得到佛舍利之后,用长宽各30厘米,通高24厘米的青石函保存,石函上刻36字楷书铭文: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已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大业十二年就是公元616年,距今已经有近1400年,这是云居寺佛舍利最直接、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确认佛舍利最重要的根据。
在铭文中提到“安置佛舍利三粒”,为何现存只有两粒?这里必须提到佛舍利的二度现身。
据明代高僧释德清撰写的《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中记载,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五日,五台僧人达观禅师自五台山送龙子归京西潭柘寺。慈圣太后闻讯,遣近臣陈儒、赵斌送斋供资。达观一行行至房山,于五月十二日往石经山雷音洞拜经。达观见洞内像设瘫敝,石经薄蚀,乃命东云居寺住持明亮酌情整饬。动工翌日,启洞拜石,石下有穴,内藏石函约一尺见方,面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三十六字铭文,内贮四五升灵骨,状如石髓,异香馥郁。其间有一银函方寸许,内盛小金函半寸许,金函内有一小金瓶,内贮三颗舍利,状如小米,紫红色,按《法苑珠林》所言,这三颗舍利为肉舍利。达观即刻付书赵斌,请他把石经山雷音洞发现佛舍利一事上奏。慈圣太后获悉,欣然斋宿三日,六月把佛舍利迎入其寝宫慈宁宫,供养三日。佛舍利在皇宫逗留两月许,八月二十日,皇家遣专使将佛舍利放归石经山雷音洞原石穴内,上覆以金身如来佛像。所以清人毋配坤的《小西天石经寺碑》言:“藏于金身如来所踏石板下。”僧人德清受命作了《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
舍利出处 | 首都博物馆存放的二号青石函,较上函略小;函盖上刻有“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36字铭文。说明佛舍利在这里已珍藏近1400年之久 |
山顶的金仙公主塔,唐代。类似西安小雁塔。金仙公主是唐玄宗第八个妹妹,对刻经非常支持。玄宗时期刻经事业兴旺与金仙公主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佛舍利归山,并非按隋人三函一瓶的原始格局,而是有所增易。德清记云:“乃于小金函外加一玉函,玉函外复加一小金函方一寸许,坐银函内,以为庄严。出帑银五十两,仍造大石函,总包藏之。”德清此记与事实颇有出入。对此,《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辨》另有详析。
当时万历皇帝的母亲笃信佛教,万历皇帝的母亲就是修造玲珑塔的李太后,据说她当时正好在云居寺内,佛宝出世,轰动朝野。当时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下旨将三颗舍利迎入皇宫供养三日。几经寺中僧人催要,过了两个多月才归还,宝函归还后,达观禅师发现石函内的舍利被羊脂玉函封藏,数量少了一颗,却多了两颗珍珠。
由于明末时局动荡,达观禅师将佛舍利再次埋藏在雷音洞内,同时采用了5层石函。在最外层的汉白玉石函函盖内,达观禅师篆刻了一则愿偈:我感佛恩故,愿护佛舍利,若所藏所出,必经我心目,若违我本誓,更无藏出者,仰求圣凡等,共证我愿力,是力若不坚,当坠无间狱。从这则愿偈来看,说明出土时肯定是三粒,但入宫之后发生了变故,但禅师当时无法说明情况,只能用愿偈来表示清白。
云居寺佛舍利从此只剩下两粒,保存于世。此后历经明末农民起义、清朝入关、民国建立、抗战爆发,数百年间这个秘密始终无人发现,至1942年日军轰炸房山,云居寺毁于一旦,仅存北塔和山门,佛舍利的存在更是无从考证,直至389年后,佛舍利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