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再从保安员做起

离开西乡，实属无奈。孙经理将他60多岁的岳父请到工厂，这位本是退休管道工的上海老人，却在工厂处处发表着“高见”。他的角色仿佛是老板，但又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让工厂的同事们有苦难言。我的一些日常工作常被中途拦截，出了问题又被责难。最终，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出了工厂，我又是求职大军中的一员，全部行李只能寄存到在机场大酒店工作的表弟那里。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也到他那里寄宿。过了三天，原来在机场大酒店打工的大表弟也来到深圳。他曾辞职离开深圳，回家开了一年的服装店，过了一把老板瘾，亏了几万元。表弟与他同村的一个姓汪的先生联系上了，汪先生做过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现在是一家公司的人事部主管，在宝安区租有一间房子，平常周末与老婆回来住。我和表弟就在汪先生的出租屋中住了十天左右。白天，我们到人才市场、到工业区、到深圳市区去找工作，下午六点钟以后才回来。然后到市场上买点最便宜的青菜，做点简单的晚餐填饱肚子。我是急性子，三天找不着工作就发愁。表弟则不一样，有时和我开玩笑，有时又问我假如有一百万元会如何花之类的问题。用他的话说，“找不到工作是愁了也白愁，不如给自己宽点心。”最后，表弟在一名旧同事的帮助下，到长安高尔夫球场做了一名球童。我在多次找工未果的情况下，又回到了原点——在沙井新桥第三工业区B厂当保安，并且要调到东莞市道滘镇去。

跟着B厂的货车，带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只拿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将另外一些物品仍寄存在深圳机场的表弟那里，就向道滘镇进军了。

车驶过长安、虎门、厚街，熟悉的工业区、工厂、杂货铺越来越少，菜地、稻田、香蕉林越来越多，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货车在一个叫九曲村的地方停了下来，一片香蕉林中有两幢大厂房，大门处的“B电镀设备有限公司”字样提醒着我，这与沙井的B厂是同一家公司。但那一刻，我很失落，我认为自己又从城市回到了农村。虽然过去打工的城市并不是我的城市，但眼前却是我从退伍到现在都极力想挣脱的农村。我心底的唯一想法是“先混着，有了饭碗再说，好工作以后慢慢找”。

就这样，我又穿着保安服，在道滘镇这家电镀厂上班了。尽管心里极不情愿，甚至还自认为有些委屈，但不得不面对每天工作的现实。刚到这里，就有一个年纪30多岁、叫阿海的陕西人，总是想办法捉弄我。我是新保安，在大门口上班，他是老保安，岗位是机动的。趁我不注意时，他躲在后面观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走到面前，说是主管叫他过来的，并再次描述一下刚刚发生的一些不合乎要求的细节，问我是公办还是私了。如果是公办，可能一会儿就要被开除；如果是私了，请他喝一瓶饮料就可以了。类似这样被他敲诈过两次，后来他故伎重演时，我就不理睬了。

有一次，我正在大门口执勤，有一部出租车向大门口开来，其中一名男子让我开门，我请他出示厂证。他说没有厂证，是带着弟弟回厂的，并指了指身旁的人，我一看，惊呆了，他的脸有疤痕，手也蜷缩着，手臂上的皮肤与脸上的疤痕类似，我立即用对讲机呼叫队长并报告。队长让我给他们开门，然后来到岗位，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受伤的男子是湖北人，姓杨，原来是电镀生产车间的一名组长。半年前的一天，挂在电镀架上的一个铁盘子脱了，落在电镀池中，他用工具打捞时，不慎滑落到电镀池中。电镀池中不仅有化学原料，还被加热到超过100摄氏度。他被救出后立即送到医院，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全身被高度烫伤，腿部关节不能伸缩，一只手臂也不能伸缩。他的哥哥辞去了工作，一直在医院护理。那时他才24岁，还没有女朋友。公司虽然为他垫付了医疗费，但提出的善后解决方案却不被小杨家人接受，小杨和他的哥哥只能住在公司宿舍里。前段时间天气转热，宿舍也没有空调，小杨全身的毛孔堵塞，又引起了其他毛病，再次返回医院治疗。

在B厂的打工生涯是从与蚊子做斗争开始的。道滘是水乡，香蕉林、甘蔗林、水稻田将工厂团团包围。加上B厂只建好了一幢厂房、一幢宿舍和一幢办公大楼，院内剩下的空地上，堆满了建筑材料、脚手架，周遭长满了茂盛的荒草。四月初，天气开始转热，白天的蚊子还不可怕，它们只是偶尔“亲吻”脚脖子，时不时“拜访”手臂，但凭着我的清醒和繁忙，它们还没有吸饱肚皮就沦为我的掌下亡魂了。可到了晚上，它们就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宿舍有、岗位有、空地上有，总之，只要有人的地方，它们都在。晚上在路灯下，它们围绕着灯光过狂欢节。黑压压的蚊子好像要遮住射出的光线。它们也不累，路灯不熄，飞舞不止。这时，出入的车辆和人员越来越少，我在岗位上坐下来，看着那些蚊子：有的撞上灯管后直接落到办公台上，有的直扑过来。身体暴露在外的地方时不时地就有蚊子光顾，有时连裤腿处都有。作为反抗，我必须时不时左一掌，右一掌，上一拍，下一拍地对付着，还要不时地站起来，走到离灯管较远的地方躲一下。尽管白天打药，晚上点蚊香，可还是无济于事。蚊子的密度远比我们打工者的密度高万倍。困得挨不住了，偶尔打个盹，也会被这些蚊子给折腾醒。

有一天凌晨，我在岗位上打瞌睡，老板的姐夫哥来查岗，把对讲机拿走了我也不知道。当我被蚊子叮醒后，发现对讲机不见了，急得四处找，打岗位电话问夜班的同事，都说没有拿，但他们告诉我老板的姐夫查过岗。我只有向主管认错，并被罚款50元。

工厂只有一个大门，全厂有九个保安员，白天两人守大门，一人在车间巡逻，一人守后面的围墙。九个人有两个住在楼梯间的转角处，剩下七个人住在一间集体宿舍。加上分成早班和夜班，每个班在宿舍睡觉的只有三四人。集体生活，除了躺在床上谈天说地，其余的时间不是睡觉就是到外面玩。但有一名河南籍姓陈的保安却令我们头痛。他从来不买洗发水、香皂、洗衣粉之类的日用品，每次洗澡、洗衣服，他都会到值班的同事床下找出这些日用品，偷偷用后再放回去。被同事偶尔发现后，他却还说同事们小气。他老婆以前也在B厂工作，后来去了增城一家酒店做咨客。利用老婆不在身边的机会，他充分发挥伶牙俐齿的本领，将会计部新入职的女文员在两周内搞上了床，并美其名曰“拍拖”。每次他要搞事，就好说歹说让我们离开宿舍出去逛一逛，留下空间给他们做爱。有时他会请我们吃个冰棍作为补偿。后来他就不回避了，直接拉上床头的布帘就搞上了。很多时候还将女文员留在他的床上过夜。有一次，他老婆从广州来了，他不但让我们偷偷将其放进宿舍（工厂禁止非本厂员工入内），还要我们全部离开，腾出宿舍给他们夫妻。工厂围墙外面有一块花生地，地头搭了一间竹棚。刚开始，里面只是卖点饮料，后来花生地的主人又卖炒粉，开起了麻将台，还添置了电视机，扩建了凉棚。晚上九点下班后，无所事事的同事们就到这间竹棚去玩。这里也成了工厂的信息中心，哪个部门又有新人加入了，谁被上司骂了，车间又有什么新闻了，俨如老家村头的打谷场——茶余饭后的乡亲们喜欢在那里聊天。

仓库新招了一个姓孙的女仓管员，身材高挑，嘴巴比较厉害，人也比较热情。每次到车间巡逻时，她会同我打招呼，有时也开玩笑。那天她下班后到竹棚买东西吃，我借机让她请我喝饮料。她很慷慨，没有推托就答应了。结果，同事们就拿她和我开玩笑，说我俩很般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定会成为夫妻。堂嫂在家给我介绍了女朋友，同事们又在这里开我的玩笑，年轻的心开始摇摆不定。我们也试着在香蕉林包围的小路上聊天散步，一起逛公园，一起聊如何学电脑。有一次到文化广场逛街，还参加了义务献血。坐公交车返回时，我的钱包在上车的一瞬间被小偷扒走，她还为我买了车票……不过，最终，道滘镇只是记忆，我还是选择了回老家成亲。

离开A厂时，我想找一份人事主管的工作，但招聘启事上全部要求会使用电脑，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当然工作也没有如愿。到B厂时，工厂有几部电脑，可我是当保安员的，完全没有机会学习使用电脑。当然，想自己买一部电脑更不可能，那时售价近万元的电脑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在这里做了三个月保安以后，我发现上夜班时，设计部的电脑有时是打开着的，而且设计部夜班没有人。我就先买了一本五笔输入法的书学习，晚上有机会时，就到这部电脑上实际操作一下。过了几天，设计部的人发现有人动过他的电脑，就将鼠标的滚轮卸下。我想方设法找到滚轮装上，继续练习打字。最后设计部每天下班后将鼠标锁在抽屉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学电脑了。但那时，有一种电子词典叫文曲星，200多元可以买一部。我就是通过文曲星学会了五笔打字。

我并没有把B厂作为自己长期打工的地方，但期望在这里学点东西。我感兴趣的电脑被阻止后，又发现了机电部的电焊工可以学习。高中的暑假，我曾经在表哥的建筑工地上干过小工，知道烧电焊是一门手艺。在部队时，自己又学过一些电子和电工知识。于是趁着值夜班的机会，在后半夜，打开电焊机，拿几块废铁块，模仿电焊工的样子学着烧电焊。烧电焊不但有强烈的电弧光，还有声响，最终也只是尝试了几次而已。那时最羡慕的是五金部的CNC技工，每次上夜班时，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睡觉。作为保安，我们只能将这种情况登记上报，但五金部的主管多次为他求情，说这种工作岗位的人在人才市场很难招到，他睡觉也没有影响生产。结果不了了之，他也成了炒不掉的技工。

那时我虽然干的是保安的活，却常接到其他方面的通知要求做些事。有一次，主管通知我们，每天早上下班前，夜班的保安要把老板的奔驰车洗干净。于是我们每天早上要腾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洗车。有一天早上，我和同事们忘了这事，但下班时间又要到了，就急急忙忙地随便洗了一下，结果挡风玻璃上留下了几处的污水渍。从此以后，老板再也不让我们洗车了。我们的保安队长是本地人，他妹妹在洪梅镇，种了很多田。有一次他请我们三个保安去帮着搬甘蔗。我们坐着小船沿着河道到了她家的甘蔗田，甘蔗已被砍倒打捆，我们将这一捆一捆的甘蔗扛到船上，足足干了一个上午。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岗位附近的空地被我种上了几棵木瓜，岗亭上又被种了一棵葡萄树。如果上夜班，天亮前，我会主动到厨房帮忙。厨工小郭是个20岁的小伙子，每天早上蒸馒头时，我会帮他揉面，上蒸笼，有时帮他择菜。在厨房，我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厨工每次都来得比较迟，小郭帮我解开了疑团，原来她是一个“双面人”：白天在厨房上班，晚上陪公司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睡觉。她的脸上从来都写着“骄傲”，有时甚至以将厨房的事告状到高级管理人员那里为荣，我却很瞧不起她那种不珍惜自己的人。当然，这种事不只是女厨工才做。还有一个湖南的女清洁工，甘愿跟着一名本地人过着地下夫妻的生活，而女清洁工的老公竟然是知道这件事的，也心甘情愿。还有两个四川人，男的有老婆，却天天睡别人的妻子；女的有老公，却天天睡他人的丈夫。在工厂同事的眼中，他们是很恩爱的一对。知情人都说，偷腥的胜过原配的，假戏真演。

在B厂，我还遇到了人事主管万生，他只比我大几岁，是我的上司，但却很喜欢和我聊天。有时他到我上班的岗位上，一聊就是一个钟头。就是这个万生，让我学会了认识自己，学会了反思。我和他谈到自己曾经当总务时的虚荣，他说那是别人对总务这个职位的尊重，并不是对你的尊重。当你不再是总务时，别人还尊重你才是真正的尊重。年轻人要面子，是自己的知识不足和阅历浅的外在表现，只有当自己有了丰厚的知识储备，内心强大了，才不会去找面子。人，要上进，要修德，对工作和生活都要有激情。年轻时，每天要与自己较劲，不要轻易满足当前的生活，要思变，更要前进。

在这里，有两次抓贼的事让我记忆犹新。

第一次发生在凌晨，我当时正在大门口值班，当地的治安队员骑着摩托车到了厂门口，说有一个小偷刚刚爬过围墙到了我们厂里，他们要进厂追捕。我立即请示队长后放他们进入，同时，用对讲机呼叫了其他岗位的同事来协助。治安队员打着电筒沿着围墙搜索。小偷发现后就向厂内的荒草丛中跑，于是我和治安队员一起前去围捕。就在我们将要围住他时，小偷突然冲出来，从两米多高的篱笆处跃过去，我们试着爬过去都没有成功，那一刻，我真的见识了超能量。当我们绕过篱笆时，小偷又从大门上跃过。这时，又来了一些治安队员，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小偷跳到稻田中。我们围着稻田，找来长竹竿，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将小偷抓住。

另一次，我们的队长发现后面的围墙处有一个梯子，还在下面的排水口处发现了一捆铜线，于是就安排我们布防。我们蹲守了两天也没有人来取货。就在第三天的凌晨，围墙外有了声响，我们立即爬上梯子。当我们站上围墙，偷铜线的人已经不见踪影。我们拿着电筒四处找，也没有找到人。更奇怪的是，我们花了近一个小时搜寻无果回厂后，发现窃贼竟然又回到工厂仓库偷走了一捆铜线。

打工在外，升官发财本来是我一直所期盼的，但在B厂，我却拒绝了一次“升官”的机会。

有一天，人事主管万生找我到办公室，问我愿不愿当保安队长，我几乎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又觉得不妥，问万生“工厂需要两个保安队长吗？”万生笑了笑说，老板认为黄队长年纪太大了，做起事来有些力不从心。如果让你当队长，你就要去跟黄队长摊牌，让他主动让贤。我知道黄队长每月只比我多100元的队长津贴，除此以外也没有任何好处。难道为了这100元津贴，我还要与相处了近一年的黄队长争夺吗？我站在那里，心里反复问自己。不，我不能当这个队长，也不能和黄队长撕开这个脸面。“出门在外，以和为贵，结怨万万使不得”，当初离家去当兵时，父亲就这样交代过我。就这样，我回绝了万生的好意，仍做一名普通的保安员。

后来，我还知道一个秘密。我离开B厂后回来玩，有一次和黄队长喝酒，他很高兴，说我看得起他，喝多了几杯，然后又一起聊天，他透露，“你这个后生仔很上进，当初我准备把女儿介绍给你，只可惜你和那个女仓管员在拍拖”。

我一直把在B厂打工当作一个跳板，所以总是关注着外面的招聘。每次下班后，我会借来同事的自行车，骑到附近的工业区看看。但那时的九曲村除了几家造纸厂、一家玩具厂、两家小五金厂外，没有好工厂，B厂在当地已是最好的工厂了。我每次都是信心百倍出门，垂头丧气回来。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向洪梅方向去，又从洪梅向望牛墩方向骑，公路两边全是菜地和农田，但道路修得很好，双向四车道，路上的车也很少。我沿着路边，边欣赏两边的风景，边哼着小曲。“咚”一声响，单手握着的车把突然一摆，我摔在地上，紧接着是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辆白色的小车停了下来，三个戴着墨镜的小伙子下车后，不但没有把我扶起来，反而大声喝斥我把小车撞坏了。我刚站起来，他们三个人把我逼到路边，让我付修车费，我说没钱，他们把我全身上下搜了一遍，只找到80多元，还把我装证件的胶袋撕开，证件扔了一地。末了，一个手臂有文身的小伙子将我本来就压扁了的自行车高高举起，重重地摔在地上，还顺手给我了一耳光。那时，附近几千米没有一户人家，车辆也很少，我不能以卵击石，武警出身的我也只能忍着，只能让这伙撞人抢劫的家伙得逞。

把自行车修好后还给同事，我不再骑自行车出去找工作了，报纸成了我寻找招聘信息的新途径。我在大门口值班，每天，投递员将报纸送到后，我都会迅速查找招工广告，然后买来信纸，写好简历再按地址寄出去。虽然寄件一次又一次地石沉大海，但始终没有将我的信念扑灭。终于，在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寄出去多少封求职信后，收到了一封C电子厂人事部的回信，通知我去面试。

东莞市南城区，1999年的时候叫篁村区，其辖下的周溪社区有间最牛的厂——东莞诺基亚电子厂，其属下生产手机电池及附属配件的一个车间，于1999年初从诺基亚独立出来，成立了新的工厂——C电子厂，这也是我在东莞的职场中生存的时间最短的一家厂。

1999年6月，通过《东莞日报》上的招聘信息，投了一份工作简历给C电子厂，很快就收到了一份面试通知，是通过呼叫我的BP机通知的。那部数字BP机，是1997年从深圳机场一个朋友处买的，花了500元，是我月工资的一半。每收到传呼来的电话号码后，我都急急忙忙找一部公用电话，有时候附近没有电话，会跑很远的路去找。话费至少一元，回复长途电话就更贵了。记得表弟有一次在湖北老家给深圳的女朋友打电话，50元也只打了40分钟。

面试要过三关斩六将，第一次是人事部组织的考试，有英语和职业性格测试。在一个小会试室，参加面试的人员拿到两份试卷，要求在规定的一小时之内完成。一个文员不时进来检查纪律。我记得自己做完后，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他的英语完成得那么快，他说自己在国外生活了六年。他后来成功应聘为公司品质部的经理。考试完后，文员让我们回去等复试通知。事隔几天，BP机再次响起熟悉的电话号码，我被通知参加复试。第二天，我请了假，穿上结婚时买的衬衣，打好领带，信心百倍地再次到C厂。第一轮是多对一面试，六个主考官，求职者两个一组被提问。当主考官提了三个问题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基本上过关了。何况参加保安队长面试的只有两人。第二轮是队列指挥和拳术表演，虽然退伍四年了，但我的基本功扎实，队列指挥、擒敌拳、军体拳仍旧烂熟于心。一系列完整的动作表演结束后，我被单独引到一个挂着副总经理牌子的办公室。副总经理很客气，先与我聊了一些保安日常管理的问题，最后问我，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员工出厂时是否带走了塑胶，并且不能违反法律。我思索了很久，只知道金属探测器，但没有听说过检测塑胶的工具，只能如实说不知道。副总经理爽快地说我被录取了，这个问题以后到公司来了再探讨。

C厂有20多名保安，分早中晚三个班次，每人每月休息两天。我负责保安部所有的日常管理工作，如安排班次、训练、工作纪律监控、安全事件处理等。那时，C厂刚从诺基亚分离出来，保安岗位设置也要重新检查是否合理。我仍保持了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对同事们的工作要求也比较严格。每天早上我还组织训练，一些体力稍差的女保安经常在跑步时落在后面，我就反复在后面催促。那时，我也常想，女性的体力是否真的不如男性，这样，在操场训练时，我会减少她们的运动量。

有一天，因为清理通告栏，我被人事部经理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事情也不复杂，我巡查时发现，通告栏内很久没有清理了。一些过期的通告也在其中，并且因为各种通告的纸张大小不一样，张贴的位置也很凌乱。我就安排了一名保安员对通告栏进行整理。结果，这位同事将通告栏内的所有通告全部撕掉，并清理得一尘不染。当天中午，人事部经理到食堂用餐时经过通告栏，发现里面的内容完全没有了，立即打电话给我的主管，接着，我的中文BP机上就有了留言：立即到办公室。我从食堂到了办公室，主管很不客气地教训我：“清理完这些通告，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责任你负担得起吗？”还有“做事不长脑袋”之类的气话全撒在我头上。我心里特别不服气：我明明安排同事将通告栏里的内容进行清理，除掉过期的内容，将其他的通告重新贴好，同事为什么全部清除了呢。经过询问，得知同事在清理通告时，因纸张粘贴太牢固，不小心将有效的通告也撕烂了，最后索性全部清除。我只能亲自向经理认错，表示自己没有恶意清除所有通告。

C厂是由芬兰人投资的，有不错的企业文化。公司不鼓励员工加班，每天六点下班后，保安员会到办公室清理人员。没有写加班申请的，一律不许留在办公室。每周一到周四，办公室人员必须穿着正装或制服，周五才能穿牛仔裤、裙子、T恤之类的衣服。公司很重视员工的素质培训，各类培训贯穿于工作的各个环节，还有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公司给主管以上的员工配发了笔记本电脑、手机，给关键岗位的员工配发了中文传呼机。最让我怀念的是食堂，六人吃四菜一汤，比大排档的菜品还可口。

因为太珍惜这份工作，所以也特别投入。每天晚上，我都会抽出近两个小时，从三千米外的宿舍走路回到工厂，检查夜班保安的执勤情况，然后再走路回宿舍。有时检查完后，就到楼顶的接待室沙发上躺一下，待天亮后接着工作。平常巡查保安工作岗位，我也是严格细心地检查各项任务，并为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规范文件。有时，我会亲自到保安岗位执勤，顶替保安，以便他去食堂用餐。但每次顶替保安岗位时，我又会打电话，有时打给其他岗位的保安，有时拨打外线电话给曾经的同事，这也给我自己埋下了隐患。

一天，我正和其他部门的同事在会议室开会，我的BP机显示：请回办公室。我没有理会，仍参加会议。约十分钟后，一名保安找到了会议室，示意有急事。我出来了，保安要我立即回办公室找主管。主管约了人事部的同事，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延长试用期。理由包括清理通告栏、打电话、保安员反映对他们管理太严格等。

我百思不得其解，但仍愿意接受这一决定。于是工作也180度大转变：对保安员的日常管理不再严格要求，绝不私打任何电话，有事及时汇报给主管。这样过了三周，我接到了试用期不合格的通知，并在两名保安员的监控下，办完手续离职了。

离开多年后，一名曾在C厂共事的同伴告诉我，我的离职是另一名同事和主管合谋的结果。因为，我表现得风头太劲了，让主管感到他自己随时会被我取代，而另一名同事想通过挤走我而当上队长。

职场，比战场复杂，我这个退伍兵被放倒了。

离开C厂的那一天，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将衣物、书等行李装上，给主管留下了一句“山不转路转”，就绝尘而去。其实，按照我当时2000多元月工资的收入，搭乘出租车是比较奢侈的，但为了争面子，我咬着牙当了一回大款，事后心疼了好久。毕竟，C厂附近的公交车还是很方便的。这是1999年11月。

离开C厂先回湖北老家，休整了一阵子，每天接送在粮管所上班的老婆，算是对老婆的补偿。离多聚少，在家的日子悠然滑过，每一天都感到很新鲜，心情也没有受到被辞退的影响。2000年元月份，老婆生了个胖小子，初为人父，特别欢喜，洗尿布、逗孩子，直到过完春节。

2000年3月初，我带上行李箱，再次回到东莞，信心百倍地准备大展身手。去了两次基业人才市场，投了三份简历，有两家单位通知去面试。最终，来到长安，加入D厂，成为了一名行政主管，当上了保安队的小头目。

D厂是1998年开业的一家来料加工电子厂，有两幢厂房，港资企业，我的工作就是带领20多名保安做好工厂的安全保卫。保安工作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熟悉工作环境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上司欧阳先生也很支持我，工作上手快，同事们很友好，也很合作。

“占生，A1南门有人晕倒。”我的对讲机收到呼叫。这种呼叫经常会有。我立即赶赴现场，只见面色苍白的女工，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无尘工作服还没完全脱掉。我用仅有的急救常识，号一下脉，感觉问题不严重，又问一下什么原因，回答：“我晕”。打电话安排汽车，和保安员一起将她扶上车，送到工业园的医疗站，被医生告知：“低血糖，口服两支葡萄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等到女工完全恢复了，细问一下，原来是没有吃晚饭。这样的事情每周至少有两起，有时女工晕倒是因为痛经。工厂是无尘车间，里面的空气经过多次过滤，超洁净，四季恒温，我也没有搞明白过，女工晕倒是否与工作环境有关。

做安全保卫工作，服务员工、救火、捉贼是家常便饭，从业十几年，经历了无数事件，有几起事件，还是铭刻在记忆深处。

2002年，工厂引进了国内第一条2.5英寸电脑硬盘生产线，产品全部出口。年底，发生了一起生产线上女工偷拿产品的事件，当场被执勤保安查获。经过调查，原来这名女工自称妈妈生病急需要钱，于是趁中午下班的时机，将产品用胶纸粘在空纸箱底部，佯装自己找一个空纸箱拿到宿舍用。可我们的保安系统已很完善，出厂的物品必须用金属探测器检查。这样，保安当场就发现了夹带的产品，将她送到派出所。经过侦查，她因盗窃，被判刑。

2005年的一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一看号码，是工厂来电。我头脑中第一个念头：出大事了。接通手机，中班主管急切地说：“有一个女工在宿舍跳楼摔死了。”我急急地穿上衣服，顾不上洗脸，从出租屋向工厂赶去，边跑边打110报警。当我赶到现场，看到宿舍楼后面的下水道铁盖上，一名穿着睡衣的中年女子头碰在上面，只有一点血迹，人已没有了呼吸。铁盖旁的草地上，有她坠地时砸出的一个小坑。当天晚上下大雨，凌晨时分，宿舍保安员听到一声巨响，走到宿舍楼后面看了一下，由于雨很大，也没有路灯，什么也没看见，就返回岗位。天亮时，早起的员工发现了地上的人，于是告诉保安员。到现场一看，发现人已死了。当警察来到时，在宿舍五楼她所住的房间，发现阳台上有一个木凳，上面有脚印，阳台的墙上，也有脚印。而她自己的宿舍，却收拾得整整齐齐。在她的身上，睡衣口袋中有几百元钱。事后通过了解，她有两个孩子，她对孩子们的期望很高，但最近孩子们考试成绩很差，加上留在老家的丈夫与她有争执，致使情绪低落。上班时又常常分神，生产了很多坏品。组长让她上班集中精神，她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对她有看法，敌视她，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后来，我陪着她的家人办完了所有手续，并送他们到火车站回老家。

2004年，一天中午，厂房突然冒出很大的烟。保安员发现后，立即到现场查看。在溶剂仓库，一个大铁桶正发生着剧烈的化学反应，铁桶外面的油漆被化学反应产生的热量所熔化，铁桶也变得通红。应急抢险队的保安穿好防护服，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个铁桶用叉车运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并用消防水强行降温，直到近两个小时后，化学反应才停止。如果保安员不及时处理，将会发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厂房可能会被存放的五桶溶剂炸得粉身碎骨。事后调查，原来是一名管理溶剂的员工请假后，安排另外一名没有经过培训的员工顶岗。这名员工将用过的废溶剂收集起来，送到溶剂仓库时，没有认真核对铁桶上的标识，即将碱性溶剂倒入酸性溶剂桶，导致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

2005年“五一”节前，我接到一项特殊的使命，带领几名保安，住进HX酒店，陪几个同事，不接到通知不准离开。原来，几个同事在网上看到抵制日货的消息后，特别激动，于是用电子邮件转发了这个信息，并号召其他人于“五一”节到广场游行。当地的公安机关通过网络侦查，找到了工厂，把这些转发过邮件的同事集中在会议室，进行谈话、劝诫。他们当天晚上不能回宿舍，被安排在了酒店。其实，这些转发过邮件的同事们住到酒店后，心里非常焦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每次见到我，总会问何时让他们回去，脸上也写满了紧张和无助。最终，在酒店住了两个晚上后，第三天下午才全部回家。事后，我跟同事们聊天，他们说只是随手转发这个邮件，并没有带头去游行的意愿。

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一名17岁的女员工，在宿舍洗澡间生下小孩，自己剪断脐带，并将哇哇叫的孩子从六楼窗户上扔下，然后自己冲洗身上的血迹，返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当她痛得无法忍受时，她的叫声才被宿舍管理员听到。后来报了案，她被送到医院，后来，在住院期间又逃走了。听她同宿舍的员工说，她们住在一起，都不知道她怀孕了。这名女孩子每次上班时，用一条布带将肚子扎得紧紧的，只能看得出比过去胖一些，却从来没有人发现她是孕妇。

工厂在快速发展中，从最初的两幢厂房，通过收购和扩建，最终拥有近十幢厂房，员工人数从最初的2000人，到高峰时近20000人。这期间，遇到过员工罢工、意外身亡等治安事件。

2000年我加入到D厂后，工厂给我配备了一台数字BP机。当年年底，一名同事离职，他的中文BP机又转给我使用。2002年，我买了平生第一部手机诺基亚3210。2009年，我买了一部小灵通，后来又换过两部手机。2005年，我买了一部电脑。2011年，又换了一部笔记本电脑。没有个人通信工具时，上班期间，我随时可被同事找到，也能处理完所有的公事。有了通信工具，下班后，在紧急情况下，我仍被同事们呼叫，我反而更忙碌了。科技，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又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远。便利了还是忙碌了，只有自己知道。

2000年，我几乎每周都要到SS治安队，去把厂里的员工保释出来。他们多数是没有将暂住证带在身上，或是新入职的员工还没来得及办理暂住证，就被治安队在路口以查暂住证为由，用改装的货车当警车，将他们带回到治安队的关押处，再让他们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工厂或好友。如果没有暂住证，要50元钱自保，才被放出来。非常不幸的是，2002年，我和几个同事到外面吃饭，饭后步行回厂，经过两条路，被治安队员拦住两次，都是要查暂住证，并且治安队员执勤的态度，还是让我这个当保安主管的退伍兵有些害怕。

到了2010年，不办暂住证了，改成办居住证。我就不明白，我的身份证为什么不能用呢，一定要办这证那证吗？其实，从打工到现在，我的证件包括以下N种：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退伍证、电工证、流动人口计生证、暂住证、居住证、厂证、安全主任证、边防证、户籍证明、内审员证、驾驶证、保安队长培训证、献血证、结婚证、会员证，等等。

“90后”的侄儿，不到17岁又来到长安，加入了打工大军的行列。他每月的工资基本不够开销，单身一人却租了一间房子，烟还要上档次的。并说要在过18岁生日时，准备到唐朝夜总会去庆贺，准备花费5000元。我真不明白，一个月全部收入只有1600元左右的小鬼，为什么要这么大手大脚。相对于我们全家四口人挤在一室一厅的出租屋中，全家人每月生活费控制在2000元以内，我这个“70后”是不是太节俭了。难怪2012春节后，人事部招工的同事说，现在的“90后”已是生产线的主力，他们很娇气，动不动就辞工，还是喜欢踏实、不讲条件就干活的“70后”。2002年，哥哥刚到长安，要到深圳去见一个亲戚，我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他带着。可他到了那里，在柜员机上怎么也也没有取出钱来，原来“60后”的哥哥，以前根本没有用过银行卡。

侄儿在工厂干了一年后，有一天在篮球场见到我，说自己申请辞工了，准备到东北去当店长。我一听有些纳闷，让他把详细情况讲一讲。他说有一个同学在东北做生意，现在缺人手，请他去当店长，并且工资比现在高很多。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加上当时传销一度很盛行，就提醒他这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传销。我分析的依据是，侄儿年纪小，并且只有一年的打工经历，没有任何经营生意的经验，而他的同学也是同龄人，肯定没有很多钱来投资生意，既然如此，多次打电话催侄儿去，一定是传销。侄儿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兴高采烈地去了东北。后来又听哥哥说侄儿打电话回家要钱去投资，再后来侄儿把自己的亲弟弟也带了去。过了一年半，两个侄儿又来到广东，问他们在东北如何，小侄儿既羞涩又无奈地道出在东北搞传销的实情，还描述了一番捡菜叶吃的往事。

在D厂工作12年，员工招聘的变化，也让我料所未及。2006年之前，工厂要招聘员工，前一天在厂门口贴出招工启事，第二天就门庭若市。应聘人员要通过检查证件、考试、检查视力、面试等多个环节才能获得入厂资格，并且，女工招聘的淘汰率为30％，男工招聘的淘汰率高达70％以上。为了应对入厂难，求职者借用他人的身份证、毕业证，这样入厂后就得长期隐姓埋名，工牌上的名字压根儿就不是他（或她）本人的。2005年以后，为了帮打工者缴纳住房公积金，工厂只有发出通知，让冒名者用回自己的真名，重新填写入职表、更改各类资料。

以下是工厂列出的三个真实案例：

案例一： 某雇员，1997年入职D厂，不幸于2010年发生工伤。在认定工伤时，社保发现其所持身份证并非其本人。因此，社保局拒绝支付其住院治疗期间的所有医疗费用，并拒绝支付其原本能够享有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同时，其按月扣除的养老保险也无权享受和转移，住房公积金同样无法支取。该雇员不仅损失了个人缴纳的长达11年之久的养老保险，而且为本人的伤残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雇员使用虚假身份证不但是一种严重违反社保法规的行为，而且极有可能给自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案例二： 某雇员在离职时使用入职时提交的假身份证提取住房公积金40000元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其户籍地核实身份，发现该员工所持非本人身份证。该雇员被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在规定期限内退回所有款项，并在全国住房公积金贷款系统内将其列入黑名单。该雇员不仅要承受巨额的经济损失，还因此影响了一生的信誉。

案例三： 某雇员，2004年借用他人身份证入职D公司，后因工资银行卡丢失前往银行办理挂失，但被银行工作人员核实发现身份证与工资卡资料不符，并非其本人。最后该卡被银行冻结，导致个人财产损失几万元。

那个时候，为了把老乡、亲友、同学、战友等介绍进厂，介绍人要同多个部门的负责人讲好话，有时还要请人吃饭。人事部招聘的同事，成为全厂员工羡慕的对象。到了2008年，招工就变得困难了，到了春节前，各厂都缺人。各家星级酒店，也开始招聘男孩子做服务员了，餐饮业中男服务员甚至占到七成以上。并且，工厂的招聘要求也降低了很多，年龄上限由30岁提高到38岁，考试几乎成为一种形式，会写自己的名字，能认识英文字母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缺人？根据我的观察，一是工厂数量的增加；二是出现了大量的酒店、餐厅和沐足城；三是小商铺的急剧增多；四是内地与珠三角的差距越来越小，一些年纪稍大的打工者就回到内地老家不愿出来了；五是“90后”在校读书的时间越来越长，2005年以前的打工者大多数是初中或初中未毕业就走出来；六是专职太太多了。

我有两个当保安的同事，2009年先后辞职了回老家。他们两人的状况极其相似。20世纪90年代初就出来打工，到了2007年后，出现轻度失眠，一边上班一边看医生，结果却越来越严重，最后完全不能入睡。长期服药也无济于事，只有选择辞工回家。这两个同事，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河南人，妻子和孩子都在老家，只身一人长期在外面打工，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生活节俭，工作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在他们的打工生涯中，在多家工厂工作过，最后在条件相对较好的D厂做了近十年，并且在此期间经历了公司不断地变更、整合。他们最初一起入职的同事，只有几个留下来了，并且有的晋升成了管理者，可他们还在一线执勤，每天都要上12个小时的班，没有周末，没有假日，长期如此，紧绷的神经吃不消，最后就失眠。

对于打工者来说，多拿点工资是我们最期望的。而工资较高的工厂，只不过是比另外的工厂有更多的订单。打工者们的基本工资也就是当地的最低工资，较高的工资实际上是靠长时间超时加班而获得的加班费。虽然国家自1995年5月1日起就推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可直到今日，仍有些工厂实行六天工作制或大小周工作制（大周工作六天，小周工作五天），超出的时间才能算加班。而实行了五天工作制的公司，每月员工的加班时间已超过120小时，更有甚者达到180小时以上。《劳动法》上规定的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在这里很难实现。奇怪的是，如果工厂严格按劳动法执行加班时间控制，打工者们却都认为这是一家很差的厂，甚至他们会罢工反对，因为加班太少，打工者每月能领到的收入就会很少，根本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太廉价。工厂所支付的劳动力成本，只有劳动力消耗和恢复的成本，却不包括生养、看病、照顾家庭等的成本。在今天的东莞，每月如果只领1100元的工资，恐怕不足以支付两个人的生活费。现在的市场价格是2.8元一斤的大米、均价在2元左右一斤的蔬菜、1.3元一度的出租屋电费，每立方米五元的出租屋水费，每罐110元的液化石油气费，300多元的房租费，还不包括买衣服、鞋、打电话等必需的开销。再加上孩子上私立学校每学期近5000元的费用，拿基本工资就根本无法生活下去。

打工，赚钱不多，亲情却在不断地变淡，多数打工者还要面临忍受夫妻两地分居，把孩子留在老家，无法照顾生病的老人等实际的问题。留在农村的孩子们，全部接受隔代教育，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用他们本应教育子代的知识来教育孙辈。这些孙辈长大后，却要像父辈一样，来到城市，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们在同样的平台上竞争。

下图是某工厂员工每月平均加班时间的统计，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加班时间（小时）。

加班，换取了少许的加班费，付出的是严重透支，包括身体、精神、时间。

2005年3月，我突发创业热情，租下了工厂附近的两间商铺经营小百货、桶装水，也卖包子。白天，我是公司的职员，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是我的天职；每天五点下班以后，我就变成了超级陀螺，不停地飞转。一个晚上，我会扮演至少五种、至多十种生活角色。十分钟前，我是老板，联系各种各样的供应商，查找他们的相关资料、确定品种、讨价还价；半小时后，我是木工，正在制作简易的工作台；刚过一个小时，就变成了市政维修工，堵塞的下水道被我疏通；十点，又变成了送水工人，开单、发货、签收、回收空瓶；时针指向22：35，我成了理货员，零乱的水果摊需要整理、长长的甘蔗在手中翻飞、一个个菠萝变成了可口的商品；新旧一天交替之时，我成了超级面点大师，几十斤面粉被搓成面团进行发酵；凌晨一点，浑身无力地打烊关门，数着一张张的角票，做好营业记录。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向冲凉房，双眼半睁半闭地胡乱洗完澡，捎带着洗几件汗渍浸透的衣裤，到了被窝时眼睛已无法睁开。折腾了一年，累得半死，亏本关门。

关了小铺，捡起相机，偶拾键盘，不断地写，不停地拍，把打工岁月记录下来。虽然2002年和2008年我两次与工厂的裁员擦肩而过，但我更知道，脑袋里的知识多了，看问题会更理性一点，会少一些盲目。在朋友的鼓励下，开始攻读工商管理硕士，2011年顺利毕了业。

在D厂12年，发现自己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头脑中能记着的事少了，只有一些重要事件，才有一些大概的记忆。这可能与自己开始写文字，拍照片有关系。很多事情都有清晰的文字记载，甚至有现场的图片。同时，心态也有明显的变化。刚入厂时，就想着如何把工作搞好，想着让同事们在工作中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过了几年，特别是两次面临被裁员的时候，想着如何避免被裁掉，更多的是想着如何让自己强大。2010年以后，时时想着如何在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帮助自己的同事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喜欢上和同事们一对一的聊天，让同事们能有自我危机意识，能正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