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保安员升到总务

换了两次车，赶到布吉时已经很晚，孙三带着我很快找到了在布吉打工的老乡阿旺。那时阿旺刚刚下班，走出厂门就被我们撞上。他先领我们在厂外的士多店（广东话对小卖部的称谓）坐下，各买了一瓶健力宝饮料，还有一些散装花生。阿旺告诉我们，现在是年底了，他所在的厂不招工，厂外每天查暂住证很严，没有暂住证会被抓起来的。我们刚从老家来，保留好火车票，如果治安队查暂住证，就出示火车票给他们看，按火车票上的日期三天以内不会被抓，这也证明你刚到，处于暂住证办理期限内。

聊了一会儿，我们晚上睡觉的问题把阿旺难住了，虽然阿旺所在的厂包吃包住，但大门口却写着“谢绝探访”，工厂的保安员在门口把守着，想混进厂是没门儿的。工厂是单独的院子，里面有车间、食堂、宿舍、士多店，条件好一些的工厂还有运动场、图书室和娱乐室，但不提供员工接待亲友的地方。工厂的外面也很少有出租屋，更不可能有旅店。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走过来两位皮肤晒得黝黑的男子，他们买了两瓶啤酒坐在我们附近，用家乡话讲工地上的事。我们一听，乐了，这不是谷城的老乡吗？主动凑上前一问，果然如此。阿旺说请他们帮我俩找个地方睡觉，免得晚上治安队查暂住证时被抓走。毕竟是从千里之外的湖北来到广东的老乡，他们也没推脱，说可以到工地上睡觉，但没有被子。阿旺连连说没关系，他到宿舍把自己的床上用品全部搬过来给我俩用，自己当天晚上和其他同事搭伙挤一挤。

建筑工地离士多店约300米远，我和孙三拿着阿旺的被子、草席就去了，把简单的行李寄存在阿旺的宿舍。老乡先帮我们用红砖铺了一个平台，放上草席，再把被子放到上面，这就是我们的床。此时，我们已经两天没有洗脸了，鞋子刚一脱，臭味立即散发开来。找到工地的自来水管，立即洗脸、洗澡，尽管是12月，布吉也不是很冷，用自来水洗遍全身后，觉得舒服了很多。这天晚上，和衣而眠，两块红砖是我们的枕头，但仍睡得踏实，很香，这是我们连续几天乘车后第一次躺着睡觉。

离开布吉后，我和孙三也分开了，他要去松岗，我要到沙井。这是我到广东后第一次单独乘车，我不但被卖了两次猪仔，还在公交车上见识了玩红蓝铅笔赌博骗人的把戏，也看到售票员因为乘客少买票坐过站而动手打人的闹剧，更多次见到公交车不让带着很多行李的人上车——因为太占空间，影响他们赚钱。从早上出发，直到下午才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上南加油站，但还没有找到JB工艺厂。我漫无目的地在一幢接一幢的厂房之间穿行，看到人就问，可几乎没有人知道JB工艺厂。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那时工厂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或十二点，每月几乎没有休假。打工者入厂后，几乎没有离开过工厂，对外面当然一无所知了，而外面对他们知道的也不多。我也尝试着找到士多店的公用电话，拨114查询JB工艺厂的电话，结果打过去后，得到的答案是工厂人太多，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出现转机是有一次在围墙边看到一个补鞋的老人，我的行李布包的提手坏了，就找他缝补，顺便打听JB工艺厂。老人说离这里不远，等一会儿他也到那里去，让我和他一起走过去。

红色的大铁门关着，“J”“B”分属左右两扇门，JB工艺厂到了。厂房高高的围墙上有铁丝网，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新都桥监狱（我当武警时在那里看守劳改犯）。右边的大铁门开了一道小门，偶尔有人从这里进出。我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向保安打听妹妹的情况，保安用我们的家乡话告诉我，他认识我妹妹，晚上五点半下班，由于工厂的宿舍在外面，她们下班后全部从大铁门走出来，所以他让我先在外面等等。在等的间隙，我发现大铁门上还挂着一个黑板，上面写着“今日来信”和密密麻麻的名字，这是工厂的信件公告牌。

JB工艺厂是一个生产波丽玩具的台湾厂，属于来料加工厂，约有2000名员工。我堂姐1992年就进来了，然后我妹妹也跟着其他老乡从湖北来到沙井，加入JB工艺厂。这家厂的人事主管是我们谷城县的，他联系县劳动局为JB工艺厂介绍员工，每个员工交200元介绍费就能入厂，因此当时这家厂约30％的员工都是我们谷城老乡。

“丁零零零零，丁零零零零”，下班的电铃声响了，封闭的大铁门被保安徐徐打开，黑压压的人群从楼梯口走出来。被蓝工衣、黄工衣、白工衣包裹着的劳动力补充体能的时间到了。操着湖南话、湖北话、河南话、四川话、广东话、江西话的打工者很快就填满了工厂的院子，随后又拥出大门。对那块黑板进行一次搜索几乎是每个员工的必备动作。有名字的就拿着工牌到门口的保安处领取信件，发现老乡的名字位列其中的就在门口等着告诉老乡。

“风琴，你哥哥在厂门口等你。”听到保安的叫声，我才从人群的震撼中醒过神来，如此密集的人群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妹妹接过我的行李包。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见过面了，妹妹长高了，也变白了，是长时间不见阳光的那种白，她的脸上显露出兴奋，带着疲惫。“我们等等吧，姐姐和姐夫也下班了，等会儿一起到大排档吃饭吧。”妹妹不断地向身旁经过的人介绍我，“这是我二哥，刚从家里来”。

“有兵来了，咋不提前给我们写信呢？”堂姐和姐夫出来了，“我们先吃饭吧，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加班”。在宿舍楼下，全是各式各样的店铺，小饭堂最多。很多人拿着塑料袋，装着两元买来的米饭和菜，提到宿舍里去吃，有的直接坐下在小饭堂的桌子旁吃，仍是塑料袋装的饭菜放在铁碗里。这样吃完饭后，扔掉塑料袋，铁碗可以不用清洗再次利用。花了40多元，点了六个菜，我们在大排档吃了晚饭。那时妹妹每天晚上加班到23点左右，每月休息一天，工资才能拿到550元左右，一餐饭花了近50元是相当奢侈的。

堂姐和姐夫是1992年外出打工的，一直在JB厂工作，对厂里的保安也比较熟悉。和宿舍楼值班的保安打过招呼后，我就进到姐夫的宿舍。宿舍由四幢五层的楼房围在一起，中间是一个便于采光的口字形大天井，四幢楼的走道相通。每间宿舍住12个人，六架双层床摆满了屋子，还有几个用包装带编织的小凳子。姐夫、堂姐和妹妹晚上还要加班，他们说明天要出货柜，正在赶货，可能晚上12点才能下班，而且现在工厂不允许请假，如果不加班，就要被记大过，罚款50元。把我领到宿舍后，交代了一番，他们都加班去了。因为全体加班，宿舍没有供电，我只能借着室外路灯，在阳台找到水桶洗澡——仍是冷水澡，然后就躺在姐夫的床上睡觉。

JB厂只招手板、喷漆之类的熟手，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只能试着外出找工作。凭着我的双脚，开始在工业区找工作。那时我还带着初来的新鲜感，早上从JB厂宿舍出发，花五角钱买两个馒头充饥，沿着工业区的马路，一家工厂接着一家工厂查看招聘信息。工业区的每家工厂大门口都有一个招工栏，用毛笔在红纸上写明招工信息就贴到上面。读这些招工信息，对我是一个打击，招工信息中需要各式各样的熟手，如机修、啤工、丝印工、机长、车工、邦定等，极少招普通工人，并且只招25岁以下的女性。我这个男人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尽管我努力地走过几十家招聘栏，也仔细地读完了上面的全部信息，第一天无功而返，晚上仍寄居在姐夫的宿舍。我记得姐夫还给宿舍保安买了一包烟，说我还没有找到工作，要多住几天之类的话，算是花钱买人情吧。

晚上下班后，姐夫问过我在部队的情况，帮我进行分析，看我能找到哪一类的工作。因为我是退伍武警，做一名保安员是我最有可能找到的工作；我在部队学过电器维修，也可能找到一家电子厂做维修工；我的专业是会计，或许能找个统计或会计之类的工作。

“出去时一定要记得带上证件，如遇上治安队查暂住证，就把你的火车票给他们看，千万别和治安队员发生争执，万一被带走了就想办法给我们写信。”虽然过去了十几年，姐夫当时对我交代的话仍清晰地在头脑中回荡。

“我们刚开始到松岗时，办的暂住证是纸做的，好像一本计划生育证，最近两年才是这样的。”姐夫掏出他的暂住证给我看，这个与第一代身份证一样的暂住证贴着他的头像，上面有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及有效日期。上面的字体全是手写的，只有那张照片上的派出所公章，才显示了证件的权威性。姐夫拿着暂住证说：“有一天晚上，我们一个老乡在马路上走，被治安队员拦着查暂住证，他就把自己的暂住证拿出来让他们检查，其中一个治安队员接过暂住证当场撕掉，然后扔向路边的草丛中，恶狠狠地再次向老乡要暂住证，老乡说刚才给你并被你撕掉扔了，他‘啪啪’甩了几耳光给这个老乡，还把老乡抓到治安队，后来我们通过厂长找到治安队，被罚了200块钱才把他保出来。”

姐夫还带回来两包方便面，说是工厂发的夜餐，专门给我留下来的，然后从床下拿出一个煤油炉，用不锈钢碗接了大半碗水，放在上面煮方便面。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炉子——有几条棉芯，棉芯与底层的煤油罐相连，上层一个小支架，不锈钢碗就放在上面，用打火机点燃棉芯后，就可以煮方便面了。姐夫介绍说这种炉子最方便，宿舍不让用电炉，被巡逻的保安抓住了要罚款。

在姐夫给我端面条时，我发现他的手很粗糙，还有一些裂口，就问了一下。姐夫说他的工作是做波丽模胚，模胚的原料要徒手取，再填放到模具中，压好后再把模具分开。为了使模具和模胚容易分离，他要用天那水（香蕉水）刷洗模具，这样手就容易沾上天那水。有时在喷油车间帮工，收工时为了除掉手上的油漆，也会用天那水洗手。现在是冬天，气温低一些，天那水挥发性强，挥发时带走了水分，手就容易裂。

这间宿舍虽然只有12张床，但每天住宿的人都会超过12个。我是混进来免费住宿的，所以只能和姐夫挤在一张床上。还有几对夫妻，晚上妻子也会主动在老公的床上留宿，只不过每间床都用三块钱一片的布帘围着，形成了一个貌似独立的私家天地。

“你看这是多大的电阻？”当我向一家电子厂大门口的保安员提出，想应聘他们工厂的维修工时，他从岗位的抽屉中拿出一只电阻让我辨认。尽管我在部队时学过一些电子理论知识，但对电阻的值如何读取只是做了笔记，没有记在心中。当时只有搜肠刮肚地想，但仍没有答对。保安没有给我机会，因此，我根本没能与人事部负责招聘的人见上一面就被赶走了。我当时在部队学过录音机、收音机、电视机、功放等电器维修，还与一位曾经在新都桥监狱蹲监，出狱后在新都桥街上开维修铺的刘老师学了一年多呢。在我后来当保安员及保安主管的过程中，我都要求兄弟们认真接待每一个求职者，不能凭自己有限的知识把人事部的职能取代了，这可能会影响求职者的一生。

从上南到上寮，再到沙井、新桥，我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工业区，两天过去了仍没有找到工作。就在我准备再次回到JB厂的宿舍时，看见上南的马路边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有一张招工的牌子，红纸上写着招押车员、发料员、保安、文员、跟单之类的职位，并且写着男女不限，生熟手均可。我心中一阵窃喜，这不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嘛。我向坐在桌子后的那名女子出示了证件，表明我想做文员，她让我等等。约十分钟后，另一名男子过来了，把我带进一条巷子，进了一处设在民房内的屋子，门口也挂着某某电子厂之类的牌子。进屋后，发现只有几张办公桌，没有生产车间，带我的男子说这里是招聘处，工厂在沙井镇，先交十元钱买试卷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做文员。

我从部队退伍时，只领了近1200元，在湖北老家休整了七天，与战友们一起聚会，已花了500元，给父母留了200元，还花60元买了一双皮鞋，带着剩余的钱来到广东。见到妹妹时，她给了我100元。此时我掂量着口袋里还剩下的近200元，如果不买考试卷，明天仍没有工作，买了考试卷明天就可以上班了，上班后就有工资发了。我就给那名男子十元买了一份试卷，他安排我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考试。这些题都是初中的一些运用题，还有一些英文题，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我用了约20分钟就答完了，还检查过一次才交上去。男子装模作样地批阅了我的考试卷，并郑重地对我说：“你的考试成绩不错，我们录用你做文员”。又递给我一张求职表让我填，并说求职表不能填错，工本费十元。我填好这些后，他说带我去工厂前，先交生活费50元，工厂包吃包住，押工资一个半月。既然能上班了，交生活费也合理，我又付50元，并要求他写一张收据给我，他说进厂都是这样的，没有收据。这时我有些警觉了，怕他骗我，要求他退钱给我。他不但没有退钱，还说要交制服押金150元，保证金100元，并问我身上还有多少钱。这时，我已经明白了这是一场骗局，头脑中立即想到如何离开这里。我对他说：“身上没有钱了，我妹妹在JB厂，我去拿钱来交押金和保证金。”这名男子要扣押我的身份证，我不甘示弱，高声叫起来，并警告他说我有十几名战友都在上寮，随时都可以叫他们过来。这名男子后来把身份证还给我，但那50元生活费仍没有退给我，还有那20元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回到JB厂，我把被骗的经过讲给姐夫听，他说我太天真了，马路边摆摊招工全是骗钱的，我要到厂门口的橱窗，见到招工广告才是可信的。还安慰我说，骗了几十元就算了，身上的钱没有被全部骗光就算是幸运的了。

白天又出去找工作，晚上想着明天该到何处去找工作，遇到查暂住证如何摆脱。从家里出来时带来的几百元钱也越来越少，心里那个急呀，难以入眠。加上邻床夫妻时不时弄出的响动，只能眼睁睁地在心中数兔子，还不能随便翻身，否则会弄醒本来睡觉时间就很少的姐夫。睡不着，就想得多。想到如果不能找到工作，回家一定很丢人；如果钱花完了，只能找妹妹借；如果被治安队抓去了，会被送到樟木头修铁路（打工者中间流传的说法，抓到的打工者会被送到东莞市樟木头镇修铁路），修铁路的滋味一定和新都桥监狱里的犯人差不多；如果下次再遇上招工的骗子，是不是用拳头教训教训他；如果明天还找不着工作，中午只能花一元钱买馒头充饥；如果找到工作了，何时能找一个女朋友；如果在广东发财了，回家时会多么多么风光；如果遇上了一个大老板，我一定会死心塌地帮他做事……

虽说JB厂每天晚上11点才下班，下班后又挤在一起排队接水洗澡，但大家还是喜欢讲笑话。还记得一个老乡讲了一个真段子——搞自己的老婆被罚1500元。

有一对中年夫妻，男的在一家印刷厂，女的在一家制衣厂，两家厂相距约一千米。在离印刷厂不远的地方，有一幢烂尾楼，他们每次下班后相见，就躲在烂尾楼里亲热，然后再送女的回厂。有一天晚上，他们俩正在烂尾楼里亲热，突然闯进来几名治安员，用手电筒照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上。他们大惊失色，还被大声地呼来喝去。治安员说他们从事性交易——男的嫖娼、女的卖淫，各罚3000元。尽管他们一再解释是夫妻，但都无济于事。后来虽然男员工所在厂的厂长来了，但他们夫妻拿不出结婚证，最后还是被治安队罚了1500元——这是男人四个月工资的结余。这事传到同事们的耳朵中，被当成笑话讲来讲去。

“所有的人过来排队，按高矮顺序站好，高的站在我的左手边，站成五个横排。”第三天我从沙井走到松岗镇潭头村，正赶上LW大酒店招保安员，我也加入到求职的队伍中。保安队长在酒店后院的停车场指挥近100多名求职者：“第一个项目是做俯卧撑，大家把手上的东西放下，相互之间拉开距离，准备！”随着队长有节奏并被故意拉长的计数声，有的求职者已经受不住了，被队长清除出列，当数到“30”时，我偷偷看了一下，全场只剩下不到20人。数到“50”时，全场只有九个人了。这时队长表态了：“你们还能做多少个，自己报个数吧。”“60个，80个，65个，90个……”还撑在地上的求职者在报数。我在最后一排，等其他人全部都报完了，我说“100个”，全场的目光全部都投向了我。“其他人全部再做十个，然后起立，你先撑着，我帮你数。”队长站在我身边发出命令。

在部队当武警时，我就喜欢锻炼，每天晚上睡觉前就坚持做俯卧撑，最多时曾不间断做过100个。现在不一样，前面的60个，我们是随着队长的指挥一个一个地做，每次间隔的时间较长，体力消耗很大，现在手已经有点抖了，腹肌也有一点痛，但想到前两天找工作的辛苦和姐夫描述被治安队查暂住证时抓去的无奈，我给自己打气，一定要超过100个。

“……97、98、99、100”，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咬紧牙关还在坚持，“101，102”，我趴在地上再也撑不起来了。虽说是12月，我的上衣已全部被汗水打湿。爬起来后，稍微休息了一下，又和一名保安员进行对打测试，最终我和另外四个男子一起成为LW酒店的保安员。

穿上保安制服，每天站在酒店大堂前，八小时的工作，450元的工资，包吃包住，我需要每月28天出现在客人面前。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客人的安全，限制酒店员工从大堂进出，另外就是管理大堂前面的停车场。班长第一天就把我带到岗位，如此交代了一番，就正式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

第一天上班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班长把我带到岗位后，我就单独上岗了。队长到岗位巡视时，发现我穿了一个白色的波鞋，要求我换黑色皮鞋。可是我只有一双棕色的皮鞋，脚下的这双鞋也是昨天晚上在地摊上花30元买的，全身只剩下30多元了。我只好小声对他说，我没有黑色皮鞋，只有等发了工资后才买得起。队长想了想，让我从第二天开始转到夜班工作，这样，没有黑色皮鞋也没有关系。

我到部队服役前只到过县城，在部队时又待在山沟里，除了会讲家乡话，还学过说一点四川话，普通话只是上语文课朗读时才用。到了松岗，酒店的同事来自天南海北，讲家乡话不中，四川话不行，普通话是必须的，可我有很重的家乡口音，同事们听我说话，总觉得很逗。酒店的客人主要是台湾人，还有一些香港人，另外就是一些潭头本地人，偶尔可以见到一些外国人。与客人交流，我尽量使用自己不标准的普通话，每天下班后，我觉得自己的舌头几乎不会转弯了，非常难受。特别是本地人讲白话，我觉得简直是听天书，那时对说话有一种心理恐惧。

第一次拿小费是一个开奔驰车的香港老板给的，十元港币。他的车开进停车场后，我跑过去指挥倒车，下车后，这个个子不高、胖胖的老板给我一个钢镚，并朝着我笑了笑。两年后，我在他开的五金电镀厂做了一年保安员。此后，我陆续收到过客人给的小费，有人民币、港币、台币、美元、澳元等，但每月也不会超过200元。

在酒店当保安员，除了上岗，还要训练，内容主要是各种体能和队列训练。有时，队长也组织我们到潭头村委会的球场打篮球。他以前在少林寺学过武术，身手不一般，每次训练时，他都会为我们展示一下身手，有时也会表演套路。

有一次组织打篮球，因为抢球动作过大，我一挥手，不小心将入厂时和我对打测试的保安员的鼻梁打歪了，大家马上送他到松岗萧树强医院治疗。他是四川人，有很多老乡在LW酒店工作，我当时非常担心他会报复我，后来证明担心是多余的，他不但原谅了我的过错，还主动找到队长帮我报销了全部的医药费。后来，我们成了不错的朋友。

酒店的停车场，常有潭头本地的几个司机用小汽车拉客，晚上12点以后停车场又是卖花小孩子的天堂。我们常常接到队长的命令，让我们阻止拉客仔和卖花的孩子，但总是无法杜绝。拉客的本地司机比队长更牛气，常当面骂队长。有时司机也会买些零食给保安员。如果他当天的生意很好，还会分出一点小费。当时酒店夜总会的生意很好，十二点以后，喝得乱醉的客人常搂抱着卖春的小姐。卖花的小孩子则会上前抱住客人的腿，要他们给小姐买花。常有客人给这些小孩子很多钱。记得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台湾的客人给了卖花的小孩200元，让她回去上学，明天不要来了。

有一天晚上，一个本地的年轻人在夜总会消费后，没有结账就走，队长通知全体保安拦着他，不想这个年轻人拿出大哥大，打了几个电话，很快就来了20多部摩托车，每部摩托车上面坐两个人，包围了停车场。有少林功夫的队长仍不怕，命令保安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结果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打架事件，直到酒店老总报警后，公安带着冲锋枪到现场，并鸣枪警告后，才平息现场，打架的双方全部被带回派出所。我们在派出所待了三个多小时后，才被接回酒店，老板还专门让中餐厅给我们做了夜宵。

在酒店做了一个多月后，与各部门的员工都比较熟悉了，老资格的保安也会带我们找东西吃。最初是夜总会的小吃，有时也会喝客人寄存的酒——各式各样的洋酒、清酒、红酒、白酒等。后来，也到中餐厅吃点心。当然，这些都是在后夜班才敢做，否则上级发现后会被开除。

酒店也发生过一次“走佬”事件，是前台收银员干的。一客人晚上入住后预交了半个月的房租，加上其他的营业收入约有六万元。早上天亮时，收银员说去上厕所，结果带着钱从后门跑掉了。酒店到派出所报了案，最后也没有抓到人。

在客人面前，我们穿着光鲜的制服，但住宿环境却说不出口——100多人住在一楼敞开的大房间，双层的铁架床摆成多排，多个班次的人混杂在一起，常常是想睡觉却被各种各样的声响吵醒。室内长年不见阳光，通风效果也差。室内胡乱牵着很多绳子，洗过的衣服挂在上面，衣服上的水，滴到地面，常年不干，每天都能闻到霉味、脚臭味。我在酒店上班，孙三也和我联系上了。他有一段时间找不着工作，就常到我这里来混饭。每次我在食堂吃完饭后，再用自己的饭碗打一份饭，悄悄端出来给他吃。当时吃饭要用饭卡，每餐打过一次饭后，饭卡上就做一个记号。有时厨房的师傅不给我打第二次，我就托与厨师熟悉的老乡帮忙打一份，或等到全部员工都吃完饭后，让师傅打一份剩下的饭菜。最让我难受的是，孙三又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找工作，仍一无所获，临走时，还穿走了我唯一的棕色皮鞋。

虽然每月只有450元工资，但我每月能结余500元左右，其中一部分是获得的小费。同时，我对自己也比较苛刻，除了必需的洗衣粉和香皂，我几乎不会花钱买任何东西。只记得有一次和同事到蚌岗去玩，同事们在玩宾果游戏机，我也花了十元赌了一回，那是最奢侈的一次。在LW酒店做了三个月，又跳槽到深圳机场大酒店。离开LW酒店时，我找到队长，骗他说家里有工作了，要回家上班，对我深信不疑的队长，立即批准了我的辞工申请。

2008年，LW酒店曾经租用过的房子，已被改造成了一家百货商场。

通过表弟的介绍，我被深圳机场大酒店聘用当了保安员。表弟本来姓王，他自己到机场大酒店应聘时，借了同村蒋波的身份证、毕业证和退伍证，所以在酒店同事们都叫他“蒋波”。那个时候除了每月发工资以外，我们这些外来打工者没有任何福利。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只有深圳户籍的同事才有，住房公积金更是没有听说过。蒋波只是表弟在酒店的一个符号，就像他的工牌068号一样。

戴着136号工牌，穿上保安服，我每天出现在酒店的大堂和停车场。每天工作的八小时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出入酒店的是各类商务人士，以前只在电视中见过的空姐从我身边擦肩而过，飞机的机组人员整齐地拖着拉杆箱，从前台领过钥匙后入住客房。有时，一些热情的空姐还会送几罐饮料或燕京啤酒给我。看到她们甜美的笑容，优雅的职业套装，是一种幸福，当班人员特有的幸福。酒店还长期住着一批维修飞机的美国工程师，他们很健谈，每次见到我总是主动打招呼，我也毫不客气，用蹩脚的英语同他们交流。有时听不懂，他们会拿出随时携带的英汉小词典指着其中的单词，偶尔也会拿着笔在纸上写，对于我这种发音不准的人来说，这些招很管用。每当机场因各种原因误机时，机场巴士总会运来一车一车的客人，一时间，酒店大堂被挤得满满的，间或夹杂着误机的乘客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争执声，误机乘客无奈的叹息声，当然也有小朋友欢天喜地的打闹声。

酒店楼高八层，有两部垂直升降的电梯，平时只允许客人乘坐电梯，酒店员工走楼梯。我第一次乘电梯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我在机场酒店上班的第二天。那一次，我和表弟同时上早班，前台接待了一个带着很多货物的客人，做行李生的表弟请客人将货物寄放在前台，客人不愿意，仍坚持要求将这些货物全部送到客房。我在大堂值班，就和表弟将这些货物装在两部行李车内，然后各推一部行李车上电梯，客人和表弟同乘一部电梯，我乘坐另一部电梯。当我进入电梯后，发现三面都是镜子，自己的影像同时出现在这些镜子中，我很得意地对着镜子笑，并拿下保安帽，用手拢了拢头发。过了一会儿，电梯门关上，我和行李车在电梯轿厢中，可是电梯无论如何也不运行。我从来没有乘过电梯，更不知道如何操作电梯，小声试着说了声“上楼”，电梯没有任何反应。见到一排按键，我就伸手去按，刚一动手，电梯内就出现了电铃声，我紧张得像触电，立即缩回手来。冷静了一会儿，想起了表弟刚才告诉我的房间号608，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再次走到按键前，轻轻地用右手的食指尖去触按数字键“6”。灯亮了，随着轻轻的一声“咚”，电梯开始上行，我感觉头有一点晕，看看镜子中的自己，有一点惊喜，还带着一点得意的笑。“咚”，电梯停了，门打开，我推着行李车向外走，到了走廊，我开始找608房，可看到房间的门是依次是301、303、305，我发现自己走错楼层了。可是在电梯内我明明按的是“6”呀，为什么会到3层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推着行李车回到电梯前，我把电梯门前的两个按键各按了一次，我听到电梯运行的声音，门开了，我推着车进去，又去按数字“6”，门关上，我感觉到电梯在向下运行，顿时感到一头雾水，那时再也没有欣赏镜子中自己影像的心情，开始怀疑自己这个从农村走出来、只在康巴高原旧营房中当过三年兵的农民，能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电梯门再次开了，我一看，怎么到了大堂？这时前台收银员也发现我推着载着货物的行李车回到一楼，就走过来问我为什么没有把行李送到客人的房间去，我只得如实讲了一遍刚才的遭遇，收银员笑得几乎直不起腰来，然后她带着我回到电梯，并现场给我做了操作示范，还陪我上了六楼。从此以后，我乘电梯的故事成了酒店同事中的一个经典笑话。这是1996年，我23岁，到广东打工的第四个月。

表弟有一个女朋友，是酒店八楼俱乐部的领班，他常常下班后到那里去玩。我刚到酒店上班，对各处的情况也不熟悉，除了上班指定的岗位以外，从来不敢在酒店内随便走动，我怕自己被炒鱿鱼。当时我的工资约有1000元，每月还有两天休息，这在同类的工作岗位中是属于工资比较高的，并且酒店的环境也好，我很珍惜。大约我在酒店上班了三个周以后，有一天晚上，表弟约我到八楼去玩，说是他的生日，这是我第一次到卡拉OK厅。当晚，我见识了散装的扎啤，品尝了多种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小食，还唱了一晚上的老歌，跟着表弟一起蹦迪，当时感觉好极了，并希望每天都有这种日子过。这是23岁的想法，是一个农村娃入城后的奢想。

酒店有很多配套的服务设施，在这里的员工可以享受部分相应的待遇。比如，员工每个月有一张理发票，可以在二楼的发廊使用，每个月有两张投影票，可以在二楼的投影厅看投影，还可以到桌球室玩桌球。

第一次到发廊，至今记忆犹新。当我穿着保安服进去后，女服务员就招呼我在一张很时尚的美发凳上坐下，给我围了一条毛巾，挤了很多洗发水抹在我的头发上，然后用一个瓶子挤了水，就在我头发上擦揉，白色的泡沫不断地在我头上堆积，一丝丝特有的香味从我的鼻孔穿过，耳畔还有劲爆的音乐。捶肩，拍背，头部按压，仰头躺着，温水洗去全部泡沫。穿着新潮服饰的发型师操纵着他的各类工具，为我理了一个平头。在这过程中，我一直在回忆从前的理发，小时候，村中的刘爷爷挑着理发担走村串户为我们理发；当兵时，每个月请监狱中服刑的犯人为我们理发；打工后，每次到工业区工厂围墙边的理发摊理发，理发的过程都很简单，剪短，推平，剃毛，平头，就算理好了。在进入发廊前，我一直用香皂洗头，小时候还用过洗衣粉洗头，这一对比，一种自豪感顿由心生。

到机场前，我从来没有近距离看过飞机，更没有坐过飞机，直到离开机场酒店，我也没有进到飞机舱内看过。到机场后，我大大地过了一把看飞机的瘾。有一天休息，我吃过早饭就到候机楼外面的走道上，看着飞机不断地起飞、降落，盯着出发厅里面，看乘客们通过登机桥上飞机，还不时地看飞机尾巴上的图标，想知道那些图标代表着哪一家航空公司。看着，看着，我感觉到自己好似也乘坐过飞机了，甚至晚上做梦也梦到自己在机舱里面。事实上，直到2008年，我才第一次乘飞机。

在候机楼看飞机的那一天，我遇到了酒店另一个部门的同事阿伟。他说在候机楼拉客，每天可以挣不少钱。我就跟着他，观察他如何拉客。第二天下班后，我也加入候机楼拉客的队伍中。候机楼的二楼是出发厅，一楼是到达厅。通常，客人乘出租车到了出发厅后，出租车就空车返回或者到一楼到达厅的出租车站去排队。拉客就是把一楼到达厅需要乘出租车的客人，说服后带到二楼出发厅前，乘坐刚刚放下客人准备返程的出租车。这样出租车司机就愿意以比正常价格少的钱搭乘客人。拉客者让客人支付正常的出租车费，同时压低返程出租车司机的路费，这样可以从出租车司机那里领到赚取的差价。在我第二次利用英语与一名外国人讨价还价时，被候机楼的便衣公安抓了个正着，后来经理把我保释回酒店，从此我再也不敢到候机楼拉客了。

欧阳和阿鑫是我在酒店结识的朋友，我们以前是同事，在工作中，我们无话不谈；工作之余，也常在一起交流，彼此之间亲如兄弟。年纪比我长的欧阳大哥教会了我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学习酒店管理专业的阿鑫后来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从他的身上我学会了好学，知道了坚持不懈的力量；来自河南的阿杰是教会我干保安工作的师傅，也是我学炒股的启蒙老师。

第一次吃西餐也是在机场大酒店，那一餐饭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表弟总是神通广大，他拿到了几张西餐票，邀请我到一楼的咖啡厅吃西餐。当我们落座后，自称半个老乡的河南籍阿华就过来招呼我们，并根据表弟的习惯给每人送了一杯饮品，我端着就喝，苦味直抵我的味蕾，半杯入口，打了一个回转，被我吐到了垃圾桶中。表弟看后笑得前俯后仰，后来才告诉我这是咖啡，如果不喜欢苦味，可以加糖和奶。吃烤牛扒时，我用钢叉直接将整块牛肉向嘴中送，引得四周的人对我侧目。表弟现场给我做示范，我学着用餐刀切牛肉，结果用力过大，切开的牛肉滑出了餐盘，我用手捡起来就吃。吃三文鱼时，我把芥末涂满了鱼肉，上面还加厚放了一些，囫囵吞下，我的眼泪立即流了下来，嘴巴也被呛得异常难受，抓起水杯一饮而下也无济于事，表弟立即把我带到咖啡厅外面的小花园中，连打好多喷嚏，真狼狈。

发工资的日子最初是很高兴的，后来也有失落，因为我们体制外的打工者和具有深圳户籍同事的待遇截然不同。同时，拥有深圳户籍的同事还享有养老保险、年终分红、住房补贴等福利。作为打工者，我们十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里，但具有深圳户籍的同事却能分到一套房子。

我读书看报习惯的形成，与在机场大酒店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每天天刚亮，我们的岗位就收到当天送达的《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南方日报》等报纸。利用工作的间隙，浏览新闻、深读副刊，在结束夜班工作时，已经对国内外发生的事件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的集体宿舍在凌霄花园，也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有各类杂志、书报。下班后除了打球，就是到图书室看书，尽管那时只是浏览一些杂志，还没有养成深读专业书籍的习惯，但我已能从读书中找到乐趣。

上班时在门口，总会听到那些办公室的同事们进出时谈股票，加上保安部也有几个同事正痴迷地买进抛出，每次眉开眼笑地说又赚了多少钱，有时还请我们喝健力宝。由于我每月发了工资都邮回家，我于是找妹妹借了钱，到深圳证交所去开户，拿着3000多元加入炒股大军。刚开始也确实在买进卖出的过程中赚了一些小钱，后来把发的工资也全部投入进去。那只“猴王”股票把我套牢，直到它退市，我手头也还有100股。这是1996年，正处于一个股票疯狂的年代。它让和我一样搞不清股票是何物、有何规律、看不懂各类技术指标的股盲们被重重地教训了一下。后来我听说好几个股民在交易厅晕倒的事件。我太想发财了，穷怕了。一听说有赚钱的路子，就不顾一切地扎进去，还不知道有风险。

1996年，深圳的二线关口还管理得很严，外来人员必须持有边防证才能进入特区内。有一些客人入驻酒店后，总想进入特区内游玩，于是就找我们帮着办理边防证。那时我们保安部的阿成，是保安部办公室的负责人，与机场公安分局有很多工作联系，也与一些警察的私人关系很好，遇到要办边防证的客人时，他总会出手相助，当然也会得到客人的酬谢。后来听说他从酒店离职后，专门帮人办理边防证。

1997年的正月，我还在岗位上工作时，已辞职回到湖北老家开服装店的表弟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生命垂危，于是立即赶回老家，最终我只能握着父亲的手和他永久告别。自从1995年来到广东，我没有回过家，更没有在父亲病重时回家探望，只为了省下一丁点儿路费，却成了我人生中永远的遗憾。

我本来在机场大酒店工作得还好，但机场集团公司要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于是进行内部整改。作为下级单位，机场大酒店必须要执行机场集团公司的整改要求，将保安、清洁、食堂等业务外包，酒店保安将全部划归机场保安服务公司管理。就在保安服务公司接手酒店保安工作的前一天，酒店客房发生被盗事件。后来查明，一名男子从电梯上楼，先后撬开四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机组人员所住的客房，拿走了相机、美元等。更可气的是，夜班客房楼层服务员发现偷东西的可疑男子后，准备上前盘问时，该男子逃跑了。服务员立即打电话通知大堂夜班保安，电话打了很久也没有人听，服务员再打给前台接待员，可疑男子已经从她们面前跑出去了。酒店老总一怒之下，把全部保安扫地出门，我也就这样跨入了找工作的人群行列。

2005年，机场大酒店已关门，剩下空空的楼宇。

离开机场大酒店的我已经有一年半的打工经验，不再是那个刚到广东时的我。凭借这个，我希望能找到一些别的工作，不再干保安。于是，我又开始每天带着证件，骑着自行车，在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区之间穿行，仔细阅读每家工厂门口挂着的招工信息，这是1997年4月。

虽然我很努力地查找各处的招工信息，也多次走进人才市场，但就业对我来说仍是遥遥无期。迎着朝阳，信心百倍出门；日落西山，垂头丧气而归。加上寄居在机场酒店同事租住的出租屋中，心理压力很大。我不得不降低自己的求职期望，打算先从保安员做起，有了工作后再“骑驴找马”，这样才能在生存无忧的情况下求发展。在我接受了自己降级求职的想法后，第二天就到宝安区西乡固戍A厂当了一名保安员，这也是我离开机场酒店漂泊两周的结果。

当保安员我是轻车熟路，报到的当天就上岗了，在工业区的大门站岗。每天严格执行着厂规厂纪，对出厂的人员、车辆和物品进行管理，接待来访的供应商和客人，对辞工离职员工所带的物品进行查验放行成了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24岁的我经过两年锻炼，由起初的少言寡语、笨嘴拙舌，到后来渐渐地也开始主动与别人打招呼，偶尔还会和同事开玩笑。经常和我一同上班的保安，是40多岁的老佘，他常在夜班给我讲各种鬼故事，有时也听收音机，夜班的12个小时过得很快。

“快来灭火呀，印刷车间一楼着火了！”一声紧急的呼叫声传到食堂。当时正值中午就餐时间，随即消防警铃发出刺耳的响声，工人们放下饭碗向车间跑来。那时的我，已经手提两个干粉灭火器，冲进了还发着“噼里啪啦”燃烧声、浓烟滚滚的车间，向着墙上火焰处猛喷，自己也被干粉染成了“白头翁”，并快速地拉下全厂的电源总开关。在工人们来到车间时，我已将火全部扑灭。为了表彰我在灭火中的英勇表现，工厂奖励了我100元，并且，公司的两名台湾老板也记住了我这个进厂不到一个月的保安。

A厂位于新雄工业区，是台资厂，主要生产电动车玩具和保利龙发泡胶玩具，同时还有一个印刷彩盒的车间。当时开厂不到一年，有300多名员工，工厂的制度还不完善，常常会有开除员工、开除主管的事。把我招进厂时任总务的陈生，本来是内地一家小镇的党委书记，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公职到此打工。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我入厂后的第二个月末，听到他在写字楼和老板大声吵嚷，老板最终开除了陈总务。事后的第二天，老板出人意料地找我到写字楼谈话，问我以前的工作经历，并问我愿不愿意接手总务工作。我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类似的工作经验，加上24岁的年纪，内心是喜忧相伴，最后只好硬着头皮说愿意试试。就这样，我被破格升四级，成为这家工厂的第三任总务。

当总务的第一件事是招人。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打工的人群中传言“香港要回归了，回归时要打仗，香港和深圳一河之隔，炮弹随时会打过来，与其被炮弹炸死在深圳，不如早点回老家去躲躲”。因为这种传言，工厂门前的求职者明显减少了很多，招人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时工厂没有一部电视，没有订阅任何报刊，更没有手机和网络，工人们得知外界的信息少之又少，所以香港回归要打仗的传言才有市场。我是退伍武警，偶尔到外面办事时，还会买一份报纸看看，坚信香港回归要打仗的传言毫无根据。

当总务一周之后，我就根据老板的授意，拟定了一份招聘启事，刊登在深圳特区报上，这是一份像电报一样的招聘启事，全文41个字：“西乡A厂招聘会计电子工程师各一名　大专以上学历　一年以上经验。联系电话×××××××”。招聘启事刊出后，我们收到了求职者的电话询问，之后再详细介绍招聘的具体要求，留下面试地址等信息。

第一次面试求职者时，我心里也没谱，除了问一下工作经历、专业知识之类的问题，还要查证求职者的学历真伪。我在万般无奈之下想出了个地址验证的法子，即对求职者初步满意之后，问他毕业学校所在的详细地址。如果求职者回答得比较流利，再问一下从当地火车站乘哪几路公共汽车能到达学校。很多持假文凭的求职者从来没有想过会问这样的问题，回答不出来的求职者就被淘汰。约一周之后，我们就招到一名湖南籍的女会计，一名电子工程师。

当时写字楼只有七个人，李小姐是老板的助手兼情人，是工厂的二把手。孙经理是小股东，和老板一样，都是台湾人。女会计叫阿华，工作表现不错，老板也比较信任她，与同事之间也比较友好。虽然前任总务在我接手前就离职了，但李小姐对过去的总务相关工作比较了解，有些工作就可以向她请教。李小姐每天打扮得很时髦，与我们这些办公室里的人比起来，她显得很不一般。李小姐是四川人，在工厂没有具体的职务，但却管得很宽，工作直接向老板汇报。我当总务后第一周，她用好似含着奶油的声音问我：“总务，你有30岁吗？你的孩子多大啦？”我苦笑着：“女朋友都没有，哪有孩子呢？”或许我的面孔看着比较成熟，让她产生了误判。后来才真正了解到，她和老板的关系很不一般。

工厂有两条电话外线，但常常不到一周就会出现外线故障，报修后两天才能恢复，常常引起客户的抱怨，为此，孙经理自己买了一部大哥大。但老板又要求我与电信局联系，彻底解决电话外线故障的问题。我跑到西乡电信局，工作人员说只能在有故障时，才能派人去排除，暂时也没有其他办法。有一次，工厂的供应商钟先生与老板聊天，老板又提到了这个烦人的问题，钟先生听后笑笑说，他有个朋友专门负责这里的电话检修，明天亲自请他到厂里来一下就可以了。第二天，检修工果然和钟先生一起来到我们厂，老板很客气，送给他两条台湾烟，并邀请他吃晚饭。钟先生则给我指点迷津：每个月与检修工一起活动活动，就能保证电话不出现故障了。后来电信局检修工不但常来工厂，还介绍了他的亲戚到工厂做电工。

工厂印刷车间每天要产生大量的废纸，但卖掉这些废纸却出现了困难。孙经理认为当前收购商出的价格低，找了另一家收购商。新的收购商用货车装废纸的第一天，刚出工业区的大门，就被几个小车拦住了。小车围住货车，停在工业区的大门口，堵塞了所有的进出道路。我们报了警，村治安队来了几名治安员，其中一个带队的问谁是负责人，此时我自然要出面。带队的自己介绍说他是治安队长，然后给我讲了很多本村的历史、管理方式，也讲了从前发生过的废品收购的种种问题。末了，他见我仍未明白，提出要见老板。我是按老板指示代表工厂处理这件事的，只能告诉他老板出差了，希望他能帮助我们，让这些小车不要堵在门口。持续了几个小时后，钟先生来了，他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耳语“废品处理是村里垄断的，外面的收购商是不能进来收的，这是潜规则，任何人都不能破坏的”。最终，一切复原。

当总务以前，是工厂帮我办暂住证，现在是我亲自去办理。新员工入厂后，填好表格，贴好照片，盖上公章，把资料提交到治安队，按每人每年120元上交治安管理费，再加十元工本费，三天后就能领证了。那时查暂住证很严，治安队常常骑着摩托车在工业区外面巡逻，遇到路边上或工厂门前有闲人，就盘查暂住证。厂里的工人有时在工业区外也被查暂住证的人带走。当工厂上班时发现有人没来，我就要到村治安队去查看，如有我厂的工人，就保释出来。

有一次，一名贵州籍的新工人被抓到治安队，我将他保释出来。他向我描述：他加完班后到市场准备买凉席，没有带暂住证，被治安队在马路上拦住，然后被赶上铁笼车，运到治安队关着。他进去时，那间像牢房的大房子里已经关了几十个人，里面没有厕所，臭气熏天，蚊子又多。有一个治安员在铁门前看守，如果被关的人能打电话找人担保，就可以用铁门处的电话打给担保人。如果没有担保，就会一直关着。看守的治安队员说如果明天上午还没有人担保，就被送到收容所。关在里面的人就想办法找到一切可能联系的电话告诉外面的亲戚和朋友。当时，BP机上市不久，价格也高；大哥大是老板和富人才能买得起的奢侈品；公共电话打市话每分钟一元；普通打工者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工具。直到今天，说起暂住证，还是我们打工者心中的恶魔，回忆那些场景仍是心有余悸。

“总务，你快点到写字楼。”我刚从宿舍走出来，准备到写字楼上班，保安就跑过来说，“接到李小姐的电话，正催着你呢。”平常三分钟的路程，30秒后我就出现在李小姐面前。她指着被撬得裂开了一条大缝的老板办公室门：“昨天晚上谁来过？”我立即找到当天晚上值班的保安，证实只有写字楼的人出入过。但阿华昨天晚上十点半还来过写字楼，走出去时带了一个小袋子，还与保安打过招呼。时钟指向了八点十分，写字楼的同事已来了五个，老板回台湾了，阿华却没有出现。再问过大门口夜班的保安，证实阿华昨天晚上10点40分左右提着一个小袋子走出去，晚上也没见她回来，她出去时还和大门口的保安开了一句玩笑。李小姐叫电工撬开办公室的门，发现留给食堂买菜的12000多元被盗，写字楼孙经理的大哥大放在写字台上也被偷走。我查找入职档案，发现阿华已经将自己的那份抽走了。事发后，我第一时间完善了员工档案的管理，修订了调取员工档案的程序。也是从那之后，我养成了将重要岗位人员的档案再复制一份异地存放的习惯。

“总务，我们厂已第二次发生写字楼被盗的事件了，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善相关的管理，杜绝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老板从台湾回到工厂后，立即给我下达了指令。

我对公司的管理规则进行了盘点，发现只有警告、记过、记大过之类的处罚规定，其他方面的基本为零。于是我从制定员工的行为规范开始，先后制定了考勤制度、车间管理制度、写字楼管理制度、招聘制度、宿舍管理制度等。那时工厂还没有电脑，我先用笔写下来，再请总厂的电脑员打印，一年之后，我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厂管理制度。

作为来料加工厂，厂房是租赁其他公司的。每个月，这家公司的李生都会过来收租。有一次，李生和老板聊天，聊到当兵的事：李生曾在福建当兵，老板曾在台湾当兵，他们年纪相仿。老板说他在金门驻守过呢，李生说当年曾参加过炮打金门的战斗，他们两人都笑了，以前的敌我双方如今成了生意伙伴，这是两人曾未想到过的事。

作为总务，我也常到车间走走，看看车间的劳动纪律和卫生状况。虽然我很少发言，但各部门主管却很敬重我，我自己也没有搞懂这是为什么。公告栏上对员工记过处罚的信息，虽然是我亲自写好并贴上去的，但都是按照老板和孙经理的指示。我在车间发现问题后常会告诫现场人员以后改正，没有处罚过一个人。有一次，印刷机长老方给我讲孙经理的故事：孙经理请机长们出去吃夜宵，并要求机长们放开喝酒，结果有一个机长喝醉了，第二天不能上班，孙经理给他记了大过，还记旷工一天。这样，机长为喝酒损失了200多元的工资——因为记大过要罚款100元，每天的工资近70元，旷工后不发全勤奖，又少了30元。那时我每月的工资：当保安600元，做总务850元，后来涨到1000元。方机长说这就是台湾人干的事，喝酒时称兄道弟，干活时六亲不认。

常与我套近乎的方机长，要介绍一名学徒工进厂，我见过人后，发现那个男孩子年纪很小，但方机长却给我出示了一张身份证，显示他有16岁。我明知身份证是借的，但又碍于人情，还是把这个小男孩招进了厂。后来我到车间巡查时，发现穿着一件硕大工作服的小男孩有时和其他工友打闹，有时又在车间玩叉车，我就单独找到方机长，希望他加强对这个小男孩的管理。可即使这样，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妈呀！”一声尖叫声从窗外传来，紧接着是紧急制动的声音。我放下手中的事，迅速从写字楼跑到印刷车间。现场残不忍睹——方机长介绍的小男孩的手臂被印刷机卷了进去，鲜血沿着轴筒直流。工友们手忙脚乱地在救助：有人用剪刀剪断衣袖，有人在尝试反转轴筒，有人跑到写字楼打电话叫救护车，其他的印刷机也暂时停了下来，车间内的工友全拥到出事的印刷机旁。电工赶到，立即决定用切割机切断轴筒救人。孙经理也赶过来了，他和我一起组织现场的救助。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后，小男孩的手臂总算保住了。那时工厂也没有为员工投工伤保险，虽然工厂支付了医药费，但却不愿支付其他费用。作为总务，我很为难。老板不但责怪方机长没有管理好学徒，也责怪我对安全生产抓得不紧。直到后来方机长将此事向西乡劳动站申请调解，工厂才支付了医药费以外的其他费用。

虽然是总务，我仍挤在十人一间的普通宿舍中。每天晚上车间十点钟左右下班后，我才离开写字楼回到宿舍。宿舍每层楼有十间房，只有一间洗澡间。下班后洗澡间里常常挤满了人，有时也会出现工人为抢水龙头而打架的情况。写字楼的洗手间有一个水龙头，每天下班后，我带着水桶到那里去洗澡、洗衣服，保安只为我一个人提供便利。躺在床上听收音机是我的爱好，也是我获知外界信息的重要方式。胡小梅主持的《夜空不寂寞》是我的最爱，常常听到凌晨。那台十块钱买的收音机一直用到2002年，因为无法修好才退休。

临近1998年春节，饭堂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饭堂共三个工人，两个男厨工，一个女工，负责早、中、晚和夜宵四餐的供应。食堂烧的是木柴，大量的木柴是BF厂产生的废木料，偶尔也要到外面买废旧的木卡板当木柴用。“总务，你到饭堂去看看，剩饭给倒得满地都是。”来自四川的男厨工阿金到宿舍来找我，我刚从食堂吃完饭回到宿舍。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饭堂，看到来自湖北的女厨工阿英正气鼓鼓地坐在那里，另一个来自陕西的厨工阿海指着阿英说，她洗完碗后，把剩饭全部倒在地上，还把泔水桶中的盛饭也倒在下面的水沟中。食堂位于山坡边，下面是一块长满草的荒地，冬天草枯后，白色的米饭撒在上面很显眼。平常饭堂开饭期间，有一名保安在这里值班监督员工倒剩饭，员工们是不敢随意把饭倒在荒地中的，否则要被记过、罚款。

“为什么要把剩饭倒在地上？”我走向阿英身边问她。

“你问问他们两个人？”阿英还带着怒气，用家乡话回答我。

“怎么回事？”我转向阿金。阿金才细说原委。平常，我们的剩饭是由一个收泔水的人拉走的，春节临近了，拉泔水的人为了表示感谢，送了一条香烟给阿金，阿金和阿海两人把香烟各分了5包，没有给阿英。今天阿英知道后，就把剩饭全给倒出来了。阿金还解释说，阿英不抽烟，他和阿海都是烟民，所以没分香烟给阿英。最终阿金让收泔水的人到荒地上收走了剩饭，并分了两包烟给阿英。

那时，为了鼓励外商在深圳投资办工厂，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凡新办“三来一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内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为了避税，一些来料加工企业在第一次税收优惠结束后，又重新注册另一家工厂，并把新工厂命名为“××二厂”，这样就可以合理地以新开办企业之名享受各项优惠。我们A厂就是BF实业公司的二厂。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到BF总厂去。总厂的总务也是湖北人，我的老乡，他有两个老婆，原配在湖北老家，生了两个孩子，他每月寄钱回湖北给他们用。在BF总厂所在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他又找了本厂办公室的一名文员当老婆，并且与她生了一个男孩。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年轻又漂亮的新媳妇，是拿不到结婚证的。对于未婚的我来说，知道他的婚姻是这样的状况，觉得不可思议。

春节时，我回到湖北老家探亲，买了一部最新的双碟VCD机，还到西乡买了领带和一套西装，把退伍时用的帆布袋换成了拉杆箱，买了崭新的皮鞋，带了两条万宝路香烟。从进村口开始，见到乡亲们就打招呼，发香烟。一些年长的乡亲们当面就说“看这娃子，打工赚大钱了，真有出息。”春节期间见到亲戚们，我就吹嘘当总务是如何风光，工作如何得意。

虽然我只是一家小工厂的总务，却因为工作的关系，常与一些老板打交道，自己开始变得虚荣了。我的钱包中，只装十元以上面额的人民币，且至少放十张以上的百元纸钞在里面，常把一些零钞放到办公室抽屉中。这个时候，要是有人直接叫我“占有兵”，我会有一些不爽；可对称呼我“总务”的人，就觉得对方很尊重我。年轻无知显露得一览无余。

家里的亲人们也以我为傲，特别是舅妈，见到邻居就说“我外甥在深圳是坐办公室的，工厂的老板很器重呢”。祖祖辈辈都在农村刨食的乡亲们，认为坐办公室就是干净清闲、领高工资的好工作，远比种地要体面。亲戚们还不断张罗着为我介绍女朋友，一个远房的亲戚也跑到我们家，准备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我做媳妇。那个春节，短短的十几天在家，我接连看了几个对象。最终，我选择了堂嫂介绍的我的初中同学，也是我现在的老婆玲。我们俩虽然是同学，但从1989年初中毕业后很少见面，也没有聊过天。她是城镇户口，我是农民，两个家庭门不当、户不对，完全没有可能谈对象。特别是1995年我刚出来打工时，每次回家，还不被村里的人看得起，他们认为在家没有出路的人才会外出打工。1998年春节能与城镇户口的初中同学谈恋爱，我当时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2002年以后，有城镇户口在家工作的同学，也面临着就业单位倒闭、寻找新出路的境况，我打工的地方反而成为他们新的选择。家乡人对待打工的态度也由最初的“看不起”向“向往着”转变。

春节过后返回厂里，算了算我在A厂也已工作了十多个月了，加上我又是工厂的总务，亲戚朋友们就来投靠我。一些在西乡镇附近打工的亲朋好友转到A厂打工，童年时的本村同学也找到了这里。我利用担任总务的有利时机，把他们全部介绍到工厂。记得一个朋友介绍了他的哥们儿罗生来工厂打工，每天早上别人还在睡觉时，罗生就拿着一本英语书站在宿舍门前读。虽说罗生是大专生，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做一名印刷车间的普通工人，但他却有一颗积极进取的心，从不放低对自己的要求。2006年，罗生已成为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

2009年，我专程回到西乡镇去看原来的A厂，工业区还在，里面又新建了几幢厂房，A厂不知道搬到何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