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到广东打工去

1973年，我出生在湖北。那个鄂西北的庙滩小镇，是我的老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从小学到初中，我都很喜欢读书，成绩也很好。1989年，第一次到县城，因为我考上了谷城一中，县里最好的高中。三年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有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高考失利。年底，参军到武警四川总队，成了一名驻守在康巴高原的武警战士。起早摸黑，练功、读书、执勤，希望考上警校，阴差阳错再次无望，打好背包、摘除警衔和警徽，穿着旧军装退役回到庙滩，我仍旧是一个农民。

从小到大，除了用体力干过一些收谷、割小麦之类的粗活外，我甚至不知道家里有多少田和地，更不清楚我们家的每块田在何处。老家属于山区，田地不多，又分成很多小块，分布在左山右坡、屋前村后，东一块田，西一块地。我不懂得季节和时令，耕地、育种、播种、施肥、除草之类的农活完全不会，加上我一直念书和当兵，真的是农民不会种地。

当兵之前，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到县城读书，亲戚们资助我上完高中。读书时最期望的是吃饱饭。每天上午，到了最后一堂课，我总是在和肚子做斗争，不停地用手揉肚子，但“咕咕、咕咕”的叫声却不断地分散我的注意力。每个月十元生活费，每天一斤粮食，穿着姑父给的解放鞋，吃着姑姑炒的咸菜，每天都梦想着跳出农门。

上高中时就特别羡慕吃商品粮的人，他们不用种地，还有每斤一角四分二的精米供应。我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又向往上班拿工资的生活。退伍后又回到了农村，外出打工是我唯一的选择。从小长到大，除了当兵到过四川，再没出过远门。出发前，只有一个念头，不种地不饿肚子就行。

那时，体弱多病的父亲没钱给我做路费，我带着退伍时领的一点儿钱，背上残留着酥油味的背包，和战友少军一起坐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带路的是少军的表哥孙三，他已经来过广东三次了。这是1995年12月，也是我离开部队回到家的第七天，这年我22岁。

“这里电线杆上都贴着招工广告，厂房一幢接着一幢，每天晚上12点工业区还灯火通明。”这是我还在四川省康定当武警时，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打工的妹妹给我写信描述的她工作的地方。

从上了火车就没有座位，整节车厢被南下的人群塞得密不透风，站了近20个小时，列车驶过武汉，穿过长沙，过了衡阳，就进入广东境内。虽然这期间我没喝一口水，只吃了一个苹果，但心中期盼的广东出现在眼前时，还是觉得很兴奋，整个人尽力透过车窗，贪婪地搜索那个还不确定的、即将上班拿工资的工厂。

走出广州火车站的那一刻，我见识了高楼，看到了立交桥，旋即就汇入如潮的人流中。虽然孙三提前就叮嘱我们，下车后不要走散了，但火车站附近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不时把我们隔开。当兵的时候，驻守在人迹罕至的新都桥监狱；当兵之前，没有出过县城。而此刻，对城市充满了好奇，对这个可能要落脚生存的地方反复张望……直到听见孙三的叫声，我才发现已经和他们拉开很长的距离，三步并作两步，在人群中左冲右突，才赶上他们。

虽然孙三三进广东，但最长一次在一家工厂做过三个月，最短的一次只来了一个星期后就打道回府了。用他的话说，广东是女人的天堂，男人一文不值。我们到了省汽车站，直接面临的问题是：买票去何处？

少军在部队时，家里人曾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东莞塘厦一家工厂打工，他这次是来投靠女朋友的；我妹妹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JB玩具厂打工，我可以先到妹妹处；而孙三曾在宝安区松岗镇做过，那里有几个熟悉的老乡可以投靠。离开部队后第一次出远门，我们希望仍像在部队一样，战友之间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最后决定先到塘厦，看看少军的女朋友所在的工厂招不招男工。

就在我们准备到售票窗口买票时，一名男子过来和我们套近乎，说他们有公交车发往广东省内各处。他举的小牌子上也写着东莞、惠州、珠海之类的字样，我们就问他到塘厦要多少钱，他说20元。我和少军又征求孙三的意见，他说这个价格便宜，于是我们就跟着拉客的男子走出广东省汽车站，又回到火车站广场附近，再绕过一大排商铺，又过了几条巷子，才见到几辆大客车，陆续有和我们一样带着行李的人，被带到了这里。我们三人被安排上了一辆去东莞的大客车，立即有人要我们买票。买好票后，我们在车上先歇着，但等了近两个小时，车还停在原地。我们问何时可以走，没有人回答我们，只是时不时有带着行李的人，又被带到我们乘坐的大客车上。等了两个半小时后，大客车才慢慢发动，缓缓地走出来，没多久，车在一个收费站前停了下来。大客车上跟车售票的男子说，每人要交十元过路费，就从后排依次收钱。我们三个还和售票的男子理论了一番，他用广东话骂我们，车内同时还有三个男子站起来向我们的座位走来，问我们交不交过路费，不交就下车。我们请他退票，他们说没门，并且准备动手打人。孙三怕出事，就先帮我们交了30元。

新塘，一个令我终生难忘记的地方，是广州附近增城的一个镇，是我们每人花了30元之后却被赶下车的地方，是我们两个退伍武警加上孙三与大客车上售票的人推搡对骂的地方，是差一点儿被铁棍打伤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在广东，这种事叫“卖猪仔”，以后也多次遇到过。

从新塘出发，我们先乘车到东莞总站，再转车前往塘厦镇。到塘厦168工业区时，已是下班时间，凭着信封上的地址，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问路过的行人，好不容易才找到少军女朋友所在的工厂。问门口的保安，他说厂里有几千人，无法找。那时还没有手机，只有BP机，卖得也很贵，普通打工者根本买不起，少军的女朋友阿燕只是一名普通员工，也没有BP机。我们只能撞大运，在厂门口不停地问那些走出来的人是否认识阿燕，无数次的“不认识”也没有让我们失望，终于，一名听口音是老乡的人主动走过来，答应到厂内帮我们找找。

千等万盼，阿燕终于出来了，她说今天刚发工资，晚上不用加班，先带我们到厂门口的大排档吃饭。每人一大份炒米粉加鸡蛋，两元一份，外加一个青菜三元，是我们两天来的第一餐，真是太香了。虽然十几年过去了，那香味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饭后阿燕又到工厂去找了他们的老大——车间主管，主管答应明天找人事部帮忙，把少军介绍进厂，于是少军就跟她去了。

我和孙三还没有去处。那时查暂住证很严，抓到了要被扣留，我们刚到，自然没有暂住证，天黑了我们也不敢逗留。孙三说先到深圳布吉找他的老乡，于是便乘车前往布吉。这时候，我心里不舒服，对少军丢下我们不管有些不爽，孙三看出来了，说如果少军也不进厂，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大街上游荡更容易被治安队抓走。

现在，我在一家大型电子厂当主管，领着200名保安员负责全厂的安全保卫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来自多个省份，近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远的如新疆、辽宁、河北、陕西、河南、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全厂一万多名同事中，我叫得出名字的不超过400人。

同事们出来打工的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在农村长大，种地很辛苦又无法摆脱贫困，出来闯一闯；第二种是以前在老家有工作，但又不安于现状或不得志，就主动走出来；第三种是以前所在的单位发不出来工资，办理停薪留职后出来闯；第四种是原来的工矿倒闭了，不得已就出来了；第五种是看到同乡在外面发财了，跟班出来混。当然，走出来打工，还有很多种其他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五种。

20世纪90年代，走出来是一个不简单的事。首先是路费就难倒了一批人，为了能走出来，山村的农民卖猪卖牛，有的从村前借到村后，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借遍，才能凑齐盘缠。其次是信息不灵通，没有电话，没有报纸，电视中的消息也少得可怜，更不知网络是何方神圣，走出来无异于“摸石头过河”，能不能在异地生存下去，自己也没有信心，只有凭着勇气向外走。

从湖北到广东，只有火车，那时还没有长途汽车。为了买到车票，提前一天就从家里出发，先乘汽车到襄樊，接着从襄樊乘火车到武汉，再到武汉买火车票来广州。那一次，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换了六次车，才到东莞塘厦。

在深圳遇到堂姐时，她说这算不了什么。1992年，她从老家到广州，坐的是闷罐火车，里面没有座位，没有厕所，整节车厢只有两个小窗户，从上车到下车，连光线都很少见到，下火车后，脸上沾满灰尘，全身散发着酸臭味。

每年春节，回家过年成了最大的事，提前一个多月，老乡们都在询问能不能请人帮着买到车票，甚至，在1996年的春节，有一些老乡尝试临时包几部长途汽车，载老乡们一起回湖北去。那时，我自己离开部队不久，还有旧军装，春节回家时就穿上，这样到火车站就不怕小偷和骗子了。有时，还能和车站执勤的武警套个近乎，提早买到回家的车票。

出来打工17年，只有三个春节我回了老家。春节挤车的记忆，特别是挤普快列车，简直是前胸贴后腹，脚尖不落地，冬天穿衬衣还全身冒汗，只有当喉咙要冒烟时才敢喝一点水，压根儿就别想上厕所——你根本挤不动，没有人能让出行走的空间；而且，厕所里也站满了人。

我们家最早出来打工的是哥哥，他是老大，15岁初中毕业后，跟着伯父学做泥工，在建筑工地上做了近十年。1990年，他跟随同乡一起到辽宁做泥工，遭遇骗局，于是返回老家，跟随另一名同乡到了广东普宁，进入一家制衣洗水厂打工。1993年，上完小学的妹妹帮表哥带了两年孩子后，跟着堂姐来到深圳市宝安区，在沙井镇的一个玩具厂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那一年她才16岁。2002年，哥哥和嫂子又到了长安，进入我所在的工厂。2007年，哥哥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到了长安，在工厂做了一年，又回到老家去上技校。现在，他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从事服务业。哥哥的二儿子初中毕业后，于2009年也到了长安，在一家工厂当保安员。2011年，哥哥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

走出来，不得已；出来后，天地宽？天地窄？身在其中，甘苦自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