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化之阵痛中,没有一种艺术像建筑一样遭遇到新形式的难产。因此中国建筑的现代化问题,自从建筑家有意识地寻求解答以来
,一直是建筑界最吸引人的论题。到今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海峡两岸仍然没有产生一个大家认同的方向。分析起问题的症结,不外如下数端:
(一)沉重的历史使命感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承续先人的传统,发扬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在建筑界也不例外。态度严肃的建筑师在执行建筑业务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永远是心头上的巨大阴影。
在西方各进步国家并没有同样的问题,欧西的现代建筑先驱视建筑为生活的必需品,因此为生活而创造,为新时代而设计,是他们的建筑师的主要任务,传统建筑对他们而言,充其量是一种环境的条件,而不是思虑的重点,他们要为自己创造历史
。即使在与我们有近似问题的日本,虽曾在现代化的初期有过争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建筑界就摆脱了传统的阴影,勇往直前,向国际化进军,同时传统已融入现代生活之中
。他们为了弥补国际化的缺失,在传统建筑的维护方面不遗余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产生自然的互动关系。
然而中国的建筑师一直在寻求一个融合现代化与传统化的中国建筑。基于中国文化不断改革的特质,中国社会并不重视传统的严格维护,比较倾向于祖述传统,另创新意。因此在历史的使命感中,“承先启后”的意识非常强烈。对传统的延续过分地意识化,要求推陈出新,为后代开辟一条途径,中国的建筑师把自己放在极为困难的立场上。在史无前例的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风雨飘摇中,建筑师并没有足够的社会主导力来体现民族的时代象征,他们的野心夸张并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二)结构形式的巨大差异
建筑的现代化,在欧西是工业化自然产生的结果。在漫长的工业革命以后的一百多年间,技术与材料的进步促成了20世纪初的建筑改革,现代建筑的理论不过突显既成的事实而已。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新城市理论是在芝加哥发展了高层建筑之后的产物。芝加哥在世纪之交的发展,是西方近代城市文明与科技结合的产物
。
我国却一直没有发展出高居住密度的城市文明。这与中国后期文明发展的迟滞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在乡村文明的主导下,一直以院落式的居住形态为主,没有发展出高层居住的条件与需要。建筑虽经数千年的演变,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建筑,加以文化的包装,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装饰棚子”
。
与此相反,欧西建筑的精神则建立在纪念性的追求上。他们自古典时代以来,就以砖石为建筑材料,脱离了木架构的时代。我们不讨论木造建筑与砖石建筑孰为进步的问题,就两种系统的融合,在观念上与技术上都是难以克服的。欧西的建筑,不论为传统的砖石建筑,或现代的高层建筑,与基本上是木造的、低层的中国传统建筑,实在很难交融。中国的建筑师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为这样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求解答,为自己建造了观念上的陷阱,无法挣脱。自技术观点看,认为中国建筑传统完全不可能与现代建筑相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芝加哥高层建筑
(三)西化与现代化的混淆
在我国文化面对西方冲击下的现代中国建筑师,对于移植西洋形式,一直有观念上的混淆。他们时时分不清西化与现代化的不同
,因此在中国建筑现代化的途径上,浪费了不少的精神。
现代化是否即为西化,是见仁见智的,但在建筑上却可明显地划分。现代化是指工业化及其衍生的一切社会变迁,西化则指以西洋文化为模式加以抄袭。后者包括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工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间的分际有时不甚清楚。在建筑上,使用现代材料或空调系统,显然是现代化;建造工厂、高层公寓、办公大楼是现代化;引进西方的学院派建筑,建造英国式或西班牙式住宅,或文艺复兴式官厅,则为西化。使用现代技术建造西洋式的建筑是全盘西化,建造中正纪念堂或毛泽东纪念堂也是西化
。其间的分际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中国的建筑师自始接受西方革命的成果,直接注入中国建筑中,以中国的社会需要为衡,则在传统承续上可能较容易找到答案。不幸中国现代建筑师是西方建筑学校的产物,他们在接受现代文化之前,先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建筑教育及其价值观。在观念上,难免以为移植西方的建筑形式就是现代化。这种混淆的观念经过在中国设立的西洋式建筑教育制度传给下一代。直到今天,建筑界仍然无法把建筑技术与建筑样式分开,而唯美国潮流马首是瞻。大家认定现代建筑就是先进国家建筑形式的移植。
建于日据时代西化的台北住宅——台北故事馆
桃园神社
(四)传统定位的困惑
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今天所见之建筑,至少有两千年可追溯。汉唐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时代,明清则是我们直接传承的时代。我们所谓传统,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两千年的中国建筑传统视为一体,那就是承认自汉唐到明清,基本上一脉相承,没有根本的差异,即使到了明清有衰微的迹象,也没有到灭亡的程度
,因此我们要找到中国建筑的精髓,作为我们所认定的传统。自这个观念回顾中国建筑,那就不可能以清代业已衰微的传统为我们的传统,就不得不以恢复唐代的建筑为职志了。
不错,自从民国初年再版李诫的《营造法式》以来,中国学者已经大体上重建了唐宋以来的古建筑历史。我们要恢复汉唐的形式,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有意义的吗?历史是可以回头的吗?我们不能不承认,建筑是文化的具体反映。我国的文化精神已远离唐宋时代。比较起来,日本自接受唐化之后,倒是在其文化中保留了大量唐代精神。因此在近代建筑上,不时展露出唐宋风貌,而在同时,中国的建筑家若尝试在设计中透出些唐人风貌,则不可避免地为国人误为日式
。
大凡建筑的发展为自简入繁,而建筑原则的现代化则为返真归璞,中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即使不着意强调汉唐,自清代宫殿还原,其结果亦有汉唐之风,与日本建筑的现代化不易分辨。事实上,日、韩建筑界在传统建筑上的求新形式,并不如中国建筑业界殷切,但殊途同归,如有尝试,必然具有类似的特色。此对中国建筑而言,是一种很大的心理负担。若不以唐宋建筑定位,又如何定位?
当清代末年,列强势力压境,改革浪潮新兴的时候,维护传统是保守派的观念。文化界在中西文化体、用之辩时,建筑由于知识分子道器两分的思想习惯,根本不在他们的思虑之中。建筑是一种“器”,因此其“用”是主要的考虑,完全西化并非不可以接受。所以清末洋务新政的工厂大多采西式
。这时候已经产生了西化与现代化的混淆,全国各大港埠有洋人活动之处均陆续兴建了西式住宅。当时的中国,民间的心态与殖民地并无二致。西洋式建筑在民间是财富、权势与进步的象征。过去一百年间,建筑中的民族观念是逐渐复苏的,其复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外国人主导期
西方文化侵入我国,教士是先锋。他们深入民间,学习当地的方言,宣传基督教义,试图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他们是知识分子,长期留在民间,对中国的民俗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久而久之,产生感情者不在少数。他们或为中国艺术与文物的爱好者与研究者。无论理性还是感性上,比起同时期城市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更中国一些。同时,了解当地的文化,接受之,并逐渐渗入西方基督教的要义是他们一贯的宣教手法。他们兴建学校、教堂、医院,虽然都是西式的建筑与西式的功能,但糅合当地的建筑的形式,是一种收拾民心的方法,也是他们内在的感受。所以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常常是在现代化的初期,当地人要求全盘西化,西方的教会反而站在民族主义与乡土主义的一边,有时甚至有政治化的倾向,台湾的教会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也持人类学者的观点。中国文化也许比其他野蛮的文化要高超些,但他们深入民间,在四书五经的官方文化之下,发现中国文化落后与迷信的实质,他们用文字和图画予以记录,作为自然史数据的一部分,建筑当然是他们所注意与记录的对象。由于他们基本上持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丢不开西方本位的观念,他们所认识的中国建筑与18世纪以来,西人记录的中国建筑,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他们只看到特征,却掌握不到神情。
在20世纪20年代及以前,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大体上代表了第一波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尝试。这个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是把中国式样当装饰加在西式建筑上的。英美的大学校舍,在19世纪是以文艺复兴式为主,到其末期反而回到中世纪式样,中国式的屋顶并不能恰如其分地与各种样式相配合。所以西方人建造中国式建筑,多少有些洋人说中国话的味道。齐鲁大学的入口塔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1924年齐鲁大学教师们摄于校门口(取自网络)
(二)政府主导期
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流行。尤其是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寻求民族独特性(identity)的要求十分高涨。这是一切弱小民族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心理上的自然反应。民族式样的建筑是一种象征,因此提倡民族式样的建筑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号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公共建筑彻底西化,虽有保守力量反对亦不能抗拒,到昭和时期,军阀抬头,有征服亚洲之雄心,为鼓舞民心士气,提倡民族主义,夸张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因而有民族建筑形式出现
。
加上中国式屋顶的广州中山大学校舍
兴亚式的高雄车站
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之后,也有显著的保护主义色彩。这种文化的保守主义,在建筑上寻求民族独特性是理所当然的。国民党虽然盛倡三民主义,但表现在第三者的眼中,他们只是民族主义者
,以对抗外族传统与侵略为奋斗的目标。所以国民政府在南京所建的政府大厦与纪念性建筑,清一色为中国式。这些建筑是中国的官员所主导,由中国的建筑师所设计,中国的营造业所执行,已经洗却传教士建筑的生硬感
。大部分的建筑可说是西方学院派建筑的中国版。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学者对传统的官式建筑已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建筑的神韵已可掌握。学院派的教育使他们能了解西方建筑中的权衡理论,可以用以分析中国建筑,适当地配合于西式建筑的功能上。学院派建筑与简单大方的中国传统比较相近,所以这一阶段的建筑都具有相当的质量。
虽然此一时期在建筑的民族化上有各种尝试
,但仍以西式的建筑上加中式屋顶为主流,因带有曲线的琉璃瓦屋顶是中国系建筑的最显著特征。适当地结合屋顶与建筑的体量,是建筑艺术发挥的空间。这时期南京中山陵被认为是代表作。
今日之台湾,这种方向仍持续不变。官方建筑在建筑活动中所占比例不大,但重要建筑有进一步中国宫殿化的趋势,较南京时代为保守,隐含巩固统治之意念与返回大陆的期望。
南京中山陵
南京中山陵(取自1938年2月号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中国与苏联断绝关系后,为提升民族自尊心,发扬大中国主义精神,亦有提倡民族形式的阶段。其代表的形式是俄国式现代建筑,上加中国屋顶
。建筑被用为政治手段,如出一辙。
(三)民间主导期
此一阶段为台湾民间经济蓬勃发展的近三十年间,非官方建筑所呈现的民族化努力。事实上,在广大的民间,建筑的活动一直持续着,如同民族的生命一样,自然延续着传统,但在现代化的都市地区,以现代的方法与制度兴建的大型建筑,早期大多为官方的活动,以容纳新式官僚体系为目的,民间只有在经济富裕之后,方有经营相当规模之建筑的能力。
民间在延续传统方面的力量主要来自建筑家之信念。由于建筑家有不同之信念,因此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多样的,很难用一种样式来说明。民间的建筑需要民间的决策者,亦即业主之坚定支持。一般来说,建筑主之目标是多样的,他们接受传统形式之挑战,其动机甚不一致。有时是文化使命感,有时是个人之偏好,有时是受社会风尚之影响,有时则为形象之建立。不同观念的建筑家加上不同动机之建筑主,使近三十年来,台湾在建筑传统的延续上产生十分纷乱的面貌
。
台北市街头民间所兴建的传统式样建筑
台湾科学教育馆是官方主导的传统式样建筑
同时,此一阶段国际建筑的发展有戏剧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现代国际主义出现危机,在美国,地方主义的理论抬头,于60年代正式击垮了现代派,使70年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上场。影响所及,建筑界亦进入无政府状态,反映了民主国家多元的价值观。这种建筑论混乱的情势,自然给我国建筑传统延续的努力添了很多变数。
特别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华侨文化的回输。由于国内发展初期资金短缺,对华侨非常重视,因此侨民的价值观也受到重视。同时华侨在侨居地,尤其是美国,所发展出的中国样式,是西方建筑的中国包装,也很容易适用于国内的社会,为商民大众所接受
。因此这一阶段也是大众对传统形式诠释的时代,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与异域情调。
如果把建筑看作文化的具体表征,那么一个民族传统建筑的灭亡就应该是该文化的衰亡。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5) (编注1) 认为一个文明与生命相同。自出生、青春、成熟到衰亡,是不可挽回的历程。如果照这种理论,中国文明若不是已经死亡,就是在垂死的衰老期。中国人陶醉在传统中已有数世纪了,但是有思想的中国建筑家一直在努力使传统能够再生。
老一辈的学者对于传统的持续抱着深切的希望,这种希望促成了中国学者对传统建筑的调查与研究,但是他们做的研究,包括整理宫殿建筑的施工手册,其结果只是促成对传统轻易的抄袭,没有启发创造的作用。要结合传统与现代,必须找到两者的共同点,以便重新出发,这是学者们在理论上寻求统合的共同特色。以下就理论探讨的性质分为三类予以说明。
(一)结构体系的界说
这是传统价值理论中最重要也是具有说服力的一类。它的出现,是中国建筑之调查整理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对于现代学者而言,这种理论可视之为传统建筑研究的一种目标声明。林徽因女士为其夫梁思成《清式营造算例》一书所写的序,是此一理论最重要的文献。林徽因是一位受西方建筑教育的学者,所以她认为中国建筑曾经具备西方建筑的三要素:适用、坚固、美观。她承认中国建筑自宋代以后逐渐退化,但并没有到绝望的程度。她认为清代的建筑:
“结构上各细部虽多已变成非结构的形式,用材方面虽已过当的不经济,大部分骨干却仍然保留着原始结构的功用,构架的精神的仍在
。”
她的立论认为中国建筑主要的价值是其构架的精神。架构就是中国式的木质柱梁体系。中国建筑的一切,包括造型与功能,都是经这种结构体系所引申出来的。她进一步说明了这是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的交会点,可以自此求蔽起衰之计。
“可巧在这时间,有新材料新方法在欧美产生,其基本原则适与中国几千年的构架制同一学理。而现代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需要光线与空气的建筑,其堵壁、门窗之配置,其钢筋混凝土及钢骨的构架,除去材料不同外,与中国固有的方法是相同的
。”
这段文字的重要性,是以合理主义的态度把中国传统与现代价值并合起来,而且隐含着中国固有文化之优越性在内。林徽因在20世纪30年代洞察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的精神所在,肯定中国传统,引起建筑界的共鸣,为后来中国建筑界思考的模式定下了范例。在这段文字里,她认为西方新建筑材料的发明,与柱梁架构的应用,与“需要光线与空气”的建筑功能是相关的。她把现代工厂、学校、医院列进去,所以文意中充满了早期现代建筑幼稚的机能主义色彩。这样的理论,似乎把中国传统的成就上提了一层。在今天看来,中国建筑的架构所产生的原因与建筑的机能无关,也与光线空气无关
。她的宏论为中国建筑师带来了空洞的民族主义的骄傲
。
自中国传统中发掘宝贝的英国人李约瑟先生,自然很高兴林徽因有这样的发现。他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四卷中提到中国建筑的贡献共有下列几点
:
1. 开间的观念;
2. 模矩的观念;
3. 尺度的观念。
他认为这些重要的观念都是自中国传到西方的。其实开间与模矩并不是相同的观念,李约瑟大约把日本与中国弄混了。日本居住建筑并没有开间制,而是以席为模矩。这确实影响了西方的观念,如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建筑工业化观念就是
。但实施开间制的中国建筑,并没有模矩观念。模矩的重要属性为找到几个标准尺寸,建筑的各部分都使用这标准尺寸度量。模矩是标准化的灵魂。中国建筑中的开间并没有一致的尺寸,不能以模矩视之
。有之,与今天西方所使用或勒·柯布西耶所意指的模矩有相当之差别。
自开间与模矩,李约瑟谈到人类尺度。他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忠于人身高度比例”,与勒·柯布西耶的观念一样。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建筑实际上近似古希腊建筑,在同一比例(Proportion)下,建筑物可大可小。庞大的宫殿建筑,并未虑及人类尺度。至于他自此论及中国建筑的弹性,是不恰当的。中国建筑的制度与严格的礼制有关,并没有弹性的精神,并不是单位重复使用所组成。我们只能说,开间的本身确有弹性发展的可能性,但只能在思想上完全开放的现代,其弹性才能显现其价值。
日本居住建筑以席为模矩
中国传统建筑是开间制
(二)空间观念的界说
这是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传统价值论。现代建筑的理论大师基提恩(S. Giedion)自德国艺术史的精神,追求现代建筑的内在本质,找到空间观念的理论
。后来的评论家顺着这种观念改写或观察西方的建筑史。对于有兴趣研究中国建筑的中国学者,这是一条大道。老子在这条思想途径上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西方的建筑师如赖特(Frank Lloyd Wright),通过日本对建筑的赞赏,寻找到中国思想的源头,而发现子《老子》一书。这是因为《老子》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观念为建筑家所特别感兴趣。其一是自然;其二是空间。事实上,老子提到的自然与空间与建筑的实务不相干,甚至与西人所说的环境观念也不相干,只是一种哲学的思辨。但是对建筑家却是重要的启示。赖特在其东塔里亚逊(East Tailiason)的建筑内刻了《老子》中那句有名的话:
“凿户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老子的“无”就是空间,是非常发人深省的观念。自这个观念出发,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一调教授,写出了他的论文。他把《老子》的“无”,解释为不可见(intangible)的素质,也就是空间。他使用空间这种虚无缥缈的本质来说明在当时(战后)所流行的空间流通的观念,非常具有说服力,很可惜这本书没有广泛流传,不为国内建筑界所知
。
195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印行的张一调著作 The Tao of Architecture
1963年由纽约George Brazi ller出版社刊行的《中印建筑》
以可见与不可见的对比来看空间,解释赖特的空间比起中国建筑要适合得多。因为中国建筑中的空间是静态的,其中因架构而呈现的弹性也是现代人的解释,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存在。以今释古固有说服力,但究竟不能掌握中国建筑的之精髓。结合空间观念于文化之中,而能突显中国建筑之特质者,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后为圣路易大学教授的吴纳逊先生。他在《中印建筑》里,以对比的方式说明中国建筑空间的特质,言简意赅。他以此观念教授学生,极受欢迎。吴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把中国建筑图像化,他把方形这种代表知性的几何形,加上仪典性的主轴,表达中国的空间观念,画出很有名的一张金字塔式组成的北京故宫,中和殿在最高点
。他用天圆地方的图样描写中国士人的生存空间观,非常具有启发性。方是入世的,是人之世界;圆是出世的,是大自然的世界。方圆之间、天人之际就是人与自然达到均衡的世界,他认为中国的园林具有这样的性质。吴先生的空间观已自纯粹的建筑空间中走出来,以人文的角度构成,也许因为吴先生不是出身于建筑职业训练之故。他那段太和殿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圆象征天力监督的观念,也被引进人之殿堂,成为天花上的母题。在听政殿的皇座正上方,在人的统治者上面,天飘浮在其子的头上
。”
吴纳逊描写之金字塔式组成的北京故宫(取材自《中印建筑》)
他指的是藻井。这种抽象的思考,可说是中国建筑文化史的解释,有助于了解中国建筑的精神,但是对中国与西方现代建筑的交会点,并没有任何帮助。因此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任何中国未来的建筑应如何发展的暗示。吴先生不是单讲理论的人,他把自己对天人之际的界说,带到自己的生活中。他自己动手,建设了在美国康州的延陵乙园。当然今世的中国人有机会在天人之际找到生存空间的已经不多了。
(三)哲学的界说
吴纳逊的图像式界说,已经相当近乎哲学了,但尚依赖空间模式为讨论的依据,纯哲学的界说则连艺术史的解释也不需要了。就笔者涉及的文献看,以哲学的层次解释中国建筑的看法,乃以台湾战后的建筑界为主。国民政府迁台,传统建筑的研究止于思辨。同时,政府极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复兴,以传统思想来解释传统建筑成为风气。恰在此时,美国有以老子思想解释建筑之说,以哲学层次探讨建筑理论,试图与流行之观念相贯通,乃形成风气。
卢毓骏先生为官方的建筑代言人,他不是以道家学说立论,而自儒家入手。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解释建筑。“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用在建筑理论上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但卢先生限于当时的思想氛围,了解有一定的限度。他认为“天人合一”的哲理发扬,就是散开式的配置,因为它“最易接近自然,利用自然与享受自然
。”他的了解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但这种看法却广为大家接受。西方人虽没有天人的理会,但亦觉中国人切近自然,这在李约瑟的著作中亦曾提出
,其他作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卢先生主导台湾建筑界多年,影响之大难以估计。他提出了另一个儒家的观念,是“中庸之道”。他认为中庸之道就是均衡之境
。这是一种美学的界说,有甚高之含义,但当时为现代主义支配的时代,此一观念又未为西方人所了解,故流传不广。
在建筑界最受注意的古代哲学,还是《老子》。台南工学院的金长铭教授时常在课堂中引用《老子》解释当时所流行的密斯·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建筑。老子所倡导的无,固然可以解释为空间,但尚不足以显示其深度。密斯的建筑为简单的六面体,使用柱梁钢构,其内部则以弹性使用为原则,尽量减少固定隔间,这可说是西方建筑最简化的一种形态。用老子的思想来解释,这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弹性空间。建筑之学如此繁复,何以竟净化到一个六面体?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研究到最后,所得到的完美形态。这种想法很容易为中国学生所接受,乃因这恰是中国建筑的实情。在哲学上为密斯找根源,是为中国建筑找根源。20世纪60年代以后,密斯势衰,中国在建筑思想上就很难找到根据了。有之也很难自圆其说。金教授曾努力在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上建构一种建筑的高层理论,但流传不广,无人能够了解
。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建筑传统延续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理论是不成熟的,其主要的原因,乃建筑家忽视了建筑的内在生命,只在形式上做文章。中国建筑师自宫廷建筑上开始研究传统建筑,而宫廷建筑却因专制帝王的消失而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不幸的是,几十年间一切传统延续的活动都环绕着这一失去生命的壳打转。
实际上,中国建筑并没有死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过程相当缓慢。在高唱现代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仍生活在传统的住屋之中,甚至使用古老的方法建屋。那些民间的建筑才是真正的中国建筑。
(一)落实地方建筑
中国建筑的精神与活力,透过数千年一统帝国的力量,早已深入民间。建筑的生命力最基层的超自然信仰与社会伦理观念,是全国各地所共有的。中国疆域虽然广阔,各地方的实质环境大有差异,但在骨子里,其一致性甚强。这一认识是自民族学研究的观察方法使用到建筑之后才产生的
。自文化的认识入手,进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以得到学术上的共识。笔者对中国建筑结构在文化上的解释
与李约瑟先生的解析相若。笔者对中国建筑的时间性的解释不为文化界人士普遍接受,但却意外地发现,梁思成亦有同样的看法
。这种自民族学的观点所体会到的“精神”,比起经由个人对宫殿建筑从事抽象思考得到的理论,要实在得多了。
自民族文化上入手的研究方法,是自下而上的,自现实生活中体验的方法。这与书本知识与抽象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其结果亦相异。自文化入手必须落基于生活,因此必须自民间的建筑起步。民间的建筑,对于幅员广大的中国而言,就是乡土建筑。兹将中国建筑传统应落实于地方建筑的理由分别叙述如下:
(1)地方建筑的时代性。
我国各地的建筑,发展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因此这些民间的建筑,才是今日的中国建筑。在过去,学者们所注目的是过去的中国建筑。以地方建筑代表中国建筑,就可解决中国建筑时代性的争辩,这可以一举解决传统的定位问题。我们应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建筑是活的建筑,不是指已经灭亡的清代统治者的宫殿及专制政权的象征。中国建筑更不是自考古的发掘中去复原的建筑,或历史留下来的建筑。汉朝离我们十分遥远,唐宋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人所能把握的。汉、唐的建筑特色,如前文所述,保留在日、韩建筑中的成分,比在中国建筑中多。在中国,宫廷建筑的生命力早已消失,为民间建筑所取代了。
中国的时间哲学是常变的,是推陈出新的。这一代的中国建筑家如因考古的大量发掘感受汉唐文明的影响,而失去“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是不正确的。
我们要把现实与历史分开,把建筑与建筑史分开
。
(2)地方建筑的生活性。
由于地方建筑是仍为中国人使用、建造的建筑,才是有血有肉的中国建筑,不是在观念中的、抽象的建筑。建筑是一种生活的容器,它的空间与造型是基于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所形成的。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只有从生活中了解建筑,自思想中体会建筑,才能得到建筑的真谛。自生活中体验出的中国建筑,是大家所认同的建筑。比如说,中国是生活在墙壁所砌起的狭窄空间中的民族。但是自书本上、历史上所得到的中国建筑,却是空灵的、开放的,与自然融为一体。学者们根据史迹的点点滴滴,推演在真实的中国并不存在的理论,是中国建筑的不幸。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
在今天,我们知道,经由学者之解释而流传的中国建筑,只是一个虚像,一个理念。我承认一个动人的理念在知识分子间是很重要的,也不反对建筑界的学者继续产生此等理念,但要明确地把思想游戏与真实的、有生命的建筑分开。以壮丽的建筑作为一个民族表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民众仍然喜欢壮丽,但他们需要的是自生活中产生的另一种壮丽。
(3)地方建筑的多样性。
活的建筑既然是生命力的表现,民间建筑由于地域的不同,产生各地区不同的建筑面貌是必然的现象,是生命力的一种象征。地方的建筑是具有演化能力的,因此是多彩多姿的。
东汉绿釉四层陶望楼(波特兰美术馆典藏)
中国建筑的大一统时代很短,大致发生在秦汉,以中原为主的建筑形式与制度,透过军事的征服,与中原军人在各地之落户垦拓,传播到全国各地。近年来,大陆发掘出不少的汉墓,汉器大量出土,发现汉绿釉几遍布全国,建筑的模型,与画中的建筑,全国各地均大同小异。这说明开疆拓土的时代,建筑大一统的情形,如同英帝国19世纪末期的英领世界。但自此而后,地域的条件、当地的土著文化就会逐渐抬头,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中国建筑。这一点与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亦甚近似,只是汉民族的拓垦较为彻底,终能保持为一帝国,长达两千年之久。
在今天看来,各地方的建筑传统与各地方言及习俗一样,都为重要的文化资产,应该加以重视,且不可因政权的统一而消除地方性。中国民族在各地区发展出的不同建筑,与欧洲国家在基督教文明涵盖下所发展出的不同建筑,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所幸我国在漫长的帝国时期,统治者都没有秦始皇的野心,而偏向于采取怀柔的、放任的文化政策。只要民众安于其位,接受统治,帝王对地方性并不加以干涉,也没有强力推行中央特定的制度。地方性的破坏是在民国以后才发生的。
民主与开放的时代来临,终于要结束中华帝国的统治观念,进而尊重地方性特色的发展。多样化的地方风貌正是在文化上百花齐放的丰盛景象,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的积藏。在接受民间建筑与乡土文化的情形下,怎样发展出新时代的中国建筑,使传统得以继续发展下去呢?
(二)演化取代革命的观念
文化的现象要延续传统的生命,只有在变革的过程中,持有演化的观念,排除革命的观念,才是正途。我国当今所面临文化上的传统与现代之争,主要是肇因于更高层次的哲学与政治理念的错误。我国自清朝衰亡到民国建立,直到今天,政治哲学的主要理念就是革命。在厌弃传统政治与文化的氛围中谈文化传统的维护是一个笑话。建筑是文化的表征,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数度成为激进青年攻击的对象,其情形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焚烧王宫在意义上是相同的。
以革命为主要理念的政府,有时候会提倡传统的维护,以民族主义的手段巩固政权。这种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是过度夸张传统文化的伟大,要求国民对传统文化从事盲目的崇拜。但是在骨子里,他们并不尊重传统,而是强调革新的。所以革命政府的特质就是把传统抽象化,造成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现代的中国建筑师很少人觉悟到,他们深陷的困境实在是政治理念所造成的。
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有自己的奋斗历程,这些传统是活生生的,它们会因应民族的生命历程而自然改革。这就是中国人“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中国的整部历史就是这样自然变革的记录。变革的产生是因应生命的需要,因此没有人会去阻止,也没有人会意识到传统维护的需要。这种情形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试看英国的天主堂,自12世纪到17世纪,在技术上、建筑的形式上,各时代的特征都自然地链接在一起,丝毫没有突兀的感觉。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变量,形式的风尚更是一个变量,但在宗教信仰的常数上统一起来了。
文化的生命不可能斩断,要尝试,必然产生乱局。这就是现代中国必须面对悲惨命运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传统的承续要参考西方的经验。因为只有西方文化是成功地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文化,欧洲国家的文艺复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三)民间自然发展的过程
欧洲文艺复兴的过程中,美术与建筑自中世纪的乡野式样,逐步改变,接受文雅的古典样式。它的过程是上行下效,但文雅化的时间长达两个多世纪,是缓慢的、逐渐的、接收的,没有丝毫的勉强。以雕刻艺术来说,自12世纪表情凝重严厉的朴实风格,经过13、14世纪表情明朗轻松的灵性风格,到15世纪生动而贵族风味的写实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的逐步改革是自文化的生命中发生出来的,自内而外的。古典的样式只是在水到渠成的大势中,所加的一把助力而已。受到内、外文明力量的影响,民间的生活方式会缓慢地演变。随着演变中的生活,人们会自动调整自己的建筑。新的技术与新的材料会自然地被引用,新的生活需要会自然地被考虑。逐渐地,人们会用光滑的壁面取代粗糙而自然的壁面。平滑的壁面影响到开口的方式,人们主动地借用了古典时代的装饰手法。这是不背离传统的不二法门。
我国现代化的过程是外力造成的,在本质上缺乏内在的动力,欧洲文艺复兴的过程,及至现代化的过程不能全盘搬来使用,但在困难之中,其步骤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不予以理论的指导,意识形态的约束,民间的建造行为通常是理性的。当西式红砖可以廉价取得的时候,民间会以红砖砌壁,代替过去的斗子砌或白粉壁。当水泥成为日常材料时,民间会不犹豫地以之取代三合土,他们会使用钢铁代替过去的木材。但是这种进步的材料所形成的影响,由于民间吸收方式是片段性的,对传统并不造成严重损失
。
自然发展的金门民居
现代化所带来的灾害,不是新材料、新技术,而是西式的营造制度,亦即建筑师与营造厂自设计至建设的过程。西式制度是工业化的制度,设计家以创新为务,营造厂则必须按图施工。工匠与设计师的分离,使良性的自然演进过程无法产生,因此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产生在实施西式营造制度的城市。很可惜,台湾的建筑法规强制大部分地区的建筑都必须申请执照,聘请建筑师执行,乡村建筑的演化过程也被抹杀。一个自发的与演化的过程,民间的、乡土的建筑色彩就主导着未来的传统风貌。内地的经济尚未工业化,主政者如果重视建筑传统的延续,应该及早防范建筑师此一行业介入地方建筑行为。在地方色彩浓厚的地区,应限制建筑师只能从事保存工作,新建工作由民间自理。
(四)建筑界负起演化的任务
现代社会中,由于引进大量的西方生产方式,建筑形式的西化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化城市中,建造现代的建筑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然而在生活的、文化的、休闲的建筑中,延续传统也是建筑界的责任。民间自然演化的建筑即使发展成功,也只能存在地方、乡间,而且限于居住或庙宇建筑。如何把这种演化的精神使用到城市的公用建筑上,还要建筑界的努力。
建筑界不能把传统建筑当古董看待,也不能把传统建筑的语汇转译为装饰的素材当杂货出售。建筑界必须自建筑过程上去了解传统,要向民间的营造方式学习,用心灵去感受,而不是用头脑去推论,更不是用文笔去辩说。创造是一种文化生命的历程,建筑的教育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传统过程的研习上,使每一个中国建筑师都熟悉中国建筑及中国的思考方法。
前文提到西方的文艺复兴看来是一种革命,实际上是演化的结果,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改变风貌的结果。所以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可以与中世纪的建筑并立而无不调和之感。建筑师在这方面肩负了相当大的任务。15世纪的建筑家阿尔贝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实际上把佛罗伦萨(Florence)中古的教堂正面,推演为文艺复兴的样式,16世纪的北意大利建筑家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又把文艺复兴的教堂正面,推演为巴洛克的样式,整个的演化过程好像一个生动的文明的故事,是聪明的建筑家的灵手所导演
。
北意大利建筑师帕拉第奥设计的威尼斯圣乔治·马焦雷教堂(Basi licadi San Giorgio Maggiore)
今天的建筑师的责任较阿伯提在15世纪的意大利还要重大,因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在数百年间逐渐成熟,是文化推演的力量,使西方的世界逐渐自乡土文化提升为精致文化的结果
。我们的现代化过程却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来不及逐步地演化。建筑家必须有更高的智慧,克服心理的障碍与文化的缺失,才能负起此一大任。
现代中国的建筑家要负起承传的义务。历史使命感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地膨胀自我,要设想自己是文化演变过程中的推动者,创造与发明只是把传统推前了一步而已。在过去,承继传统的方法是错误的,观念是有偏差的。传统是文化生命的一部分,不能用局外者的身份要求延续,要使内在的文化生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文化是一个生命,在它垂死之前,要有胎儿诞生才能使生命延续。完全保留其躯壳是办不到的,脱胎换骨而后永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
今天的建筑,受到工业化的巨大冲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建筑的传统很可能会完全消失。使用不正确的方法维护传统,就会保留一些历史的躯壳。要抛弃扬古抑今、重官轻民的老毛病,要避免凌空蹈虚的幻想,就今天尚存在于民间的传统着手,把它当作一个生命予以鼓舞。自此着眼,建筑界应努力于保存乡土建筑,要协助民间的建造活动,使之重现生机,并且推动形式的自然转化。如果这个转化的工作不能顺利展开,中国建筑就会像一切死去的古老文明一样,成为观光客喜爱的文化遗迹。这恐怕不是下一代建筑家所乐闻的。(原刊黄永川主编,1995,《建筑文化近思录》,台北,历史博物馆)
编注1:斯宾格勒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1918年的著作《西方的没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对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提出文化形态学的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体,是生命表现的根据,在生命历程中会形成属于这个民族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形式。他将文明分为出生、成长、成熟、衰老与死亡的有机过程。中国文化被斯宾格勒列为八个高度文化之一。
编注2:《化外的灵手》一书已绝版,《华埠·华埠》一文另收编于《汉宝德谈建筑》,艺术家出版社,2004年。
编注3:《中印建筑》一书,汉宝德曾经撰写书评,刊于建筑双月刊第九期,1963年8月。2002年吴纳逊逝世,汉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撰《鹿桥的方圆之间》一文,该文收录于《透式建筑》一书,艺术家出版社,2002年。
保留历史的躯壳,洛杉矶的中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