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传统的延续

问题之症结

在中国现代化之阵痛中，没有一种艺术像建筑一样遭遇到新形式的难产。因此中国建筑的现代化问题，自从建筑家有意识地寻求解答以来 ，一直是建筑界最吸引人的论题。到今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海峡两岸仍然没有产生一个大家认同的方向。分析起问题的症结，不外如下数端：

（一）沉重的历史使命感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承续先人的传统，发扬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在建筑界也不例外。态度严肃的建筑师在执行建筑业务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永远是心头上的巨大阴影。

在西方各进步国家并没有同样的问题，欧西的现代建筑先驱视建筑为生活的必需品，因此为生活而创造，为新时代而设计，是他们的建筑师的主要任务，传统建筑对他们而言，充其量是一种环境的条件，而不是思虑的重点，他们要为自己创造历史 。即使在与我们有近似问题的日本，虽曾在现代化的初期有过争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建筑界就摆脱了传统的阴影，勇往直前，向国际化进军，同时传统已融入现代生活之中 。他们为了弥补国际化的缺失，在传统建筑的维护方面不遗余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产生自然的互动关系。

然而中国的建筑师一直在寻求一个融合现代化与传统化的中国建筑。基于中国文化不断改革的特质，中国社会并不重视传统的严格维护，比较倾向于祖述传统，另创新意。因此在历史的使命感中，“承先启后”的意识非常强烈。对传统的延续过分地意识化，要求推陈出新，为后代开辟一条途径，中国的建筑师把自己放在极为困难的立场上。在史无前例的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风雨飘摇中，建筑师并没有足够的社会主导力来体现民族的时代象征，他们的野心夸张并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二）结构形式的巨大差异

建筑的现代化，在欧西是工业化自然产生的结果。在漫长的工业革命以后的一百多年间，技术与材料的进步促成了20世纪初的建筑改革，现代建筑的理论不过突显既成的事实而已。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新城市理论是在芝加哥发展了高层建筑之后的产物。芝加哥在世纪之交的发展，是西方近代城市文明与科技结合的产物 。

我国却一直没有发展出高居住密度的城市文明。这与中国后期文明发展的迟滞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在乡村文明的主导下，一直以院落式的居住形态为主，没有发展出高层居住的条件与需要。建筑虽经数千年的演变，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建筑，加以文化的包装，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装饰棚子” 。

与此相反，欧西建筑的精神则建立在纪念性的追求上。他们自古典时代以来，就以砖石为建筑材料，脱离了木架构的时代。我们不讨论木造建筑与砖石建筑孰为进步的问题，就两种系统的融合，在观念上与技术上都是难以克服的。欧西的建筑，不论为传统的砖石建筑，或现代的高层建筑，与基本上是木造的、低层的中国传统建筑，实在很难交融。中国的建筑师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为这样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求解答，为自己建造了观念上的陷阱，无法挣脱。自技术观点看，认为中国建筑传统完全不可能与现代建筑相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西化与现代化的混淆

在我国文化面对西方冲击下的现代中国建筑师，对于移植西洋形式，一直有观念上的混淆。他们时时分不清西化与现代化的不同 ，因此在中国建筑现代化的途径上，浪费了不少的精神。

现代化是否即为西化，是见仁见智的，但在建筑上却可明显地划分。现代化是指工业化及其衍生的一切社会变迁，西化则指以西洋文化为模式加以抄袭。后者包括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工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间的分际有时不甚清楚。在建筑上，使用现代材料或空调系统，显然是现代化；建造工厂、高层公寓、办公大楼是现代化；引进西方的学院派建筑，建造英国式或西班牙式住宅，或文艺复兴式官厅，则为西化。使用现代技术建造西洋式的建筑是全盘西化，建造中正纪念堂或毛泽东纪念堂也是西化 。其间的分际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中国的建筑师自始接受西方革命的成果，直接注入中国建筑中，以中国的社会需要为衡，则在传统承续上可能较容易找到答案。不幸中国现代建筑师是西方建筑学校的产物，他们在接受现代文化之前，先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建筑教育及其价值观。在观念上，难免以为移植西方的建筑形式就是现代化。这种混淆的观念经过在中国设立的西洋式建筑教育制度传给下一代。直到今天，建筑界仍然无法把建筑技术与建筑样式分开，而唯美国潮流马首是瞻。大家认定现代建筑就是先进国家建筑形式的移植。

（四）传统定位的困惑

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今天所见之建筑，至少有两千年可追溯。汉唐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时代，明清则是我们直接传承的时代。我们所谓传统，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两千年的中国建筑传统视为一体，那就是承认自汉唐到明清，基本上一脉相承，没有根本的差异，即使到了明清有衰微的迹象，也没有到灭亡的程度 ，因此我们要找到中国建筑的精髓，作为我们所认定的传统。自这个观念回顾中国建筑，那就不可能以清代业已衰微的传统为我们的传统，就不得不以恢复唐代的建筑为职志了。

不错，自从民国初年再版李诫的《营造法式》以来，中国学者已经大体上重建了唐宋以来的古建筑历史。我们要恢复汉唐的形式，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有意义的吗？历史是可以回头的吗？我们不能不承认，建筑是文化的具体反映。我国的文化精神已远离唐宋时代。比较起来，日本自接受唐化之后，倒是在其文化中保留了大量唐代精神。因此在近代建筑上，不时展露出唐宋风貌，而在同时，中国的建筑家若尝试在设计中透出些唐人风貌，则不可避免地为国人误为日式 。

大凡建筑的发展为自简入繁，而建筑原则的现代化则为返真归璞，中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即使不着意强调汉唐，自清代宫殿还原，其结果亦有汉唐之风，与日本建筑的现代化不易分辨。事实上，日、韩建筑界在传统建筑上的求新形式，并不如中国建筑业界殷切，但殊途同归，如有尝试，必然具有类似的特色。此对中国建筑而言，是一种很大的心理负担。若不以唐宋建筑定位，又如何定位？

传统维护的尝试

当清代末年，列强势力压境，改革浪潮新兴的时候，维护传统是保守派的观念。文化界在中西文化体、用之辩时，建筑由于知识分子道器两分的思想习惯，根本不在他们的思虑之中。建筑是一种“器”，因此其“用”是主要的考虑，完全西化并非不可以接受。所以清末洋务新政的工厂大多采西式 。这时候已经产生了西化与现代化的混淆，全国各大港埠有洋人活动之处均陆续兴建了西式住宅。当时的中国，民间的心态与殖民地并无二致。西洋式建筑在民间是财富、权势与进步的象征。过去一百年间，建筑中的民族观念是逐渐复苏的，其复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外国人主导期

西方文化侵入我国，教士是先锋。他们深入民间，学习当地的方言，宣传基督教义，试图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他们是知识分子，长期留在民间，对中国的民俗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久而久之，产生感情者不在少数。他们或为中国艺术与文物的爱好者与研究者。无论理性还是感性上，比起同时期城市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更中国一些。同时，了解当地的文化，接受之，并逐渐渗入西方基督教的要义是他们一贯的宣教手法。他们兴建学校、教堂、医院，虽然都是西式的建筑与西式的功能，但糅合当地的建筑的形式，是一种收拾民心的方法，也是他们内在的感受。所以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常常是在现代化的初期，当地人要求全盘西化，西方的教会反而站在民族主义与乡土主义的一边，有时甚至有政治化的倾向，台湾的教会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也持人类学者的观点。中国文化也许比其他野蛮的文化要高超些，但他们深入民间，在四书五经的官方文化之下，发现中国文化落后与迷信的实质，他们用文字和图画予以记录，作为自然史数据的一部分，建筑当然是他们所注意与记录的对象。由于他们基本上持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丢不开西方本位的观念，他们所认识的中国建筑与18世纪以来，西人记录的中国建筑，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他们只看到特征，却掌握不到神情。

在20世纪20年代及以前，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大体上代表了第一波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尝试。这个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是把中国式样当装饰加在西式建筑上的。英美的大学校舍，在19世纪是以文艺复兴式为主，到其末期反而回到中世纪式样，中国式的屋顶并不能恰如其分地与各种样式相配合。所以西方人建造中国式建筑，多少有些洋人说中国话的味道。齐鲁大学的入口塔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二）政府主导期

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流行。尤其是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寻求民族独特性（identity）的要求十分高涨。这是一切弱小民族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心理上的自然反应。民族式样的建筑是一种象征，因此提倡民族式样的建筑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号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公共建筑彻底西化，虽有保守力量反对亦不能抗拒，到昭和时期，军阀抬头，有征服亚洲之雄心，为鼓舞民心士气，提倡民族主义，夸张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因而有民族建筑形式出现 。

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之后，也有显著的保护主义色彩。这种文化的保守主义，在建筑上寻求民族独特性是理所当然的。国民党虽然盛倡三民主义，但表现在第三者的眼中，他们只是民族主义者 ，以对抗外族传统与侵略为奋斗的目标。所以国民政府在南京所建的政府大厦与纪念性建筑，清一色为中国式。这些建筑是中国的官员所主导，由中国的建筑师所设计，中国的营造业所执行，已经洗却传教士建筑的生硬感 。大部分的建筑可说是西方学院派建筑的中国版。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学者对传统的官式建筑已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建筑的神韵已可掌握。学院派的教育使他们能了解西方建筑中的权衡理论，可以用以分析中国建筑，适当地配合于西式建筑的功能上。学院派建筑与简单大方的中国传统比较相近，所以这一阶段的建筑都具有相当的质量。

虽然此一时期在建筑的民族化上有各种尝试 ，但仍以西式的建筑上加中式屋顶为主流，因带有曲线的琉璃瓦屋顶是中国系建筑的最显著特征。适当地结合屋顶与建筑的体量，是建筑艺术发挥的空间。这时期南京中山陵被认为是代表作。

今日之台湾，这种方向仍持续不变。官方建筑在建筑活动中所占比例不大，但重要建筑有进一步中国宫殿化的趋势，较南京时代为保守，隐含巩固统治之意念与返回大陆的期望。

中国与苏联断绝关系后，为提升民族自尊心，发扬大中国主义精神，亦有提倡民族形式的阶段。其代表的形式是俄国式现代建筑，上加中国屋顶 。建筑被用为政治手段，如出一辙。

（三）民间主导期

此一阶段为台湾民间经济蓬勃发展的近三十年间，非官方建筑所呈现的民族化努力。事实上，在广大的民间，建筑的活动一直持续着，如同民族的生命一样，自然延续着传统，但在现代化的都市地区，以现代的方法与制度兴建的大型建筑，早期大多为官方的活动，以容纳新式官僚体系为目的，民间只有在经济富裕之后，方有经营相当规模之建筑的能力。

民间在延续传统方面的力量主要来自建筑家之信念。由于建筑家有不同之信念，因此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多样的，很难用一种样式来说明。民间的建筑需要民间的决策者，亦即业主之坚定支持。一般来说，建筑主之目标是多样的，他们接受传统形式之挑战，其动机甚不一致。有时是文化使命感，有时是个人之偏好，有时是受社会风尚之影响，有时则为形象之建立。不同观念的建筑家加上不同动机之建筑主，使近三十年来，台湾在建筑传统的延续上产生十分纷乱的面貌 。

同时，此一阶段国际建筑的发展有戏剧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现代国际主义出现危机，在美国，地方主义的理论抬头，于60年代正式击垮了现代派，使70年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上场。影响所及，建筑界亦进入无政府状态，反映了民主国家多元的价值观。这种建筑论混乱的情势，自然给我国建筑传统延续的努力添了很多变数。

特别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华侨文化的回输。由于国内发展初期资金短缺，对华侨非常重视，因此侨民的价值观也受到重视。同时华侨在侨居地，尤其是美国，所发展出的中国样式，是西方建筑的中国包装，也很容易适用于国内的社会，为商民大众所接受 。因此这一阶段也是大众对传统形式诠释的时代，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与异域情调。

学者 在理论上统合的尝试

如果把建筑看作文化的具体表征，那么一个民族传统建筑的灭亡就应该是该文化的衰亡。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5） （编注1） 认为一个文明与生命相同。自出生、青春、成熟到衰亡，是不可挽回的历程。如果照这种理论，中国文明若不是已经死亡，就是在垂死的衰老期。中国人陶醉在传统中已有数世纪了，但是有思想的中国建筑家一直在努力使传统能够再生。

老一辈的学者对于传统的持续抱着深切的希望，这种希望促成了中国学者对传统建筑的调查与研究，但是他们做的研究，包括整理宫殿建筑的施工手册，其结果只是促成对传统轻易的抄袭，没有启发创造的作用。要结合传统与现代，必须找到两者的共同点，以便重新出发，这是学者们在理论上寻求统合的共同特色。以下就理论探讨的性质分为三类予以说明。

（一）结构体系的界说

这是传统价值理论中最重要也是具有说服力的一类。它的出现，是中国建筑之调查整理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对于现代学者而言，这种理论可视之为传统建筑研究的一种目标声明。林徽因女士为其夫梁思成《清式营造算例》一书所写的序，是此一理论最重要的文献。林徽因是一位受西方建筑教育的学者，所以她认为中国建筑曾经具备西方建筑的三要素：适用、坚固、美观。她承认中国建筑自宋代以后逐渐退化，但并没有到绝望的程度。她认为清代的建筑：

“结构上各细部虽多已变成非结构的形式，用材方面虽已过当的不经济，大部分骨干却仍然保留着原始结构的功用，构架的精神的仍在 。”

她的立论认为中国建筑主要的价值是其构架的精神。架构就是中国式的木质柱梁体系。中国建筑的一切，包括造型与功能，都是经这种结构体系所引申出来的。她进一步说明了这是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的交会点，可以自此求蔽起衰之计。

“可巧在这时间，有新材料新方法在欧美产生，其基本原则适与中国几千年的构架制同一学理。而现代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需要光线与空气的建筑，其堵壁、门窗之配置，其钢筋混凝土及钢骨的构架，除去材料不同外，与中国固有的方法是相同的 。”

这段文字的重要性，是以合理主义的态度把中国传统与现代价值并合起来，而且隐含着中国固有文化之优越性在内。林徽因在20世纪30年代洞察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的精神所在，肯定中国传统，引起建筑界的共鸣，为后来中国建筑界思考的模式定下了范例。在这段文字里，她认为西方新建筑材料的发明，与柱梁架构的应用，与“需要光线与空气”的建筑功能是相关的。她把现代工厂、学校、医院列进去，所以文意中充满了早期现代建筑幼稚的机能主义色彩。这样的理论，似乎把中国传统的成就上提了一层。在今天看来，中国建筑的架构所产生的原因与建筑的机能无关，也与光线空气无关 。她的宏论为中国建筑师带来了空洞的民族主义的骄傲 。

自中国传统中发掘宝贝的英国人李约瑟先生，自然很高兴林徽因有这样的发现。他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四卷中提到中国建筑的贡献共有下列几点 ：

1. 开间的观念；

2. 模矩的观念；

3. 尺度的观念。

他认为这些重要的观念都是自中国传到西方的。其实开间与模矩并不是相同的观念，李约瑟大约把日本与中国弄混了。日本居住建筑并没有开间制，而是以席为模矩。这确实影响了西方的观念，如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建筑工业化观念就是 。但实施开间制的中国建筑，并没有模矩观念。模矩的重要属性为找到几个标准尺寸，建筑的各部分都使用这标准尺寸度量。模矩是标准化的灵魂。中国建筑中的开间并没有一致的尺寸，不能以模矩视之 。有之，与今天西方所使用或勒·柯布西耶所意指的模矩有相当之差别。

自开间与模矩，李约瑟谈到人类尺度。他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忠于人身高度比例”，与勒·柯布西耶的观念一样。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建筑实际上近似古希腊建筑，在同一比例（Proportion）下，建筑物可大可小。庞大的宫殿建筑，并未虑及人类尺度。至于他自此论及中国建筑的弹性，是不恰当的。中国建筑的制度与严格的礼制有关，并没有弹性的精神，并不是单位重复使用所组成。我们只能说，开间的本身确有弹性发展的可能性，但只能在思想上完全开放的现代，其弹性才能显现其价值。

（二）空间观念的界说

这是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传统价值论。现代建筑的理论大师基提恩（S. Giedion）自德国艺术史的精神，追求现代建筑的内在本质，找到空间观念的理论 。后来的评论家顺着这种观念改写或观察西方的建筑史。对于有兴趣研究中国建筑的中国学者，这是一条大道。老子在这条思想途径上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西方的建筑师如赖特（Frank Lloyd Wright），通过日本对建筑的赞赏，寻找到中国思想的源头，而发现子《老子》一书。这是因为《老子》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观念为建筑家所特别感兴趣。其一是自然；其二是空间。事实上，老子提到的自然与空间与建筑的实务不相干，甚至与西人所说的环境观念也不相干，只是一种哲学的思辨。但是对建筑家却是重要的启示。赖特在其东塔里亚逊（East Tailiason）的建筑内刻了《老子》中那句有名的话：

“凿户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老子的“无”就是空间，是非常发人深省的观念。自这个观念出发，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一调教授，写出了他的论文。他把《老子》的“无”，解释为不可见（intangible）的素质，也就是空间。他使用空间这种虚无缥缈的本质来说明在当时（战后）所流行的空间流通的观念，非常具有说服力，很可惜这本书没有广泛流传，不为国内建筑界所知 。

以可见与不可见的对比来看空间，解释赖特的空间比起中国建筑要适合得多。因为中国建筑中的空间是静态的，其中因架构而呈现的弹性也是现代人的解释，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存在。以今释古固有说服力，但究竟不能掌握中国建筑的之精髓。结合空间观念于文化之中，而能突显中国建筑之特质者，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后为圣路易大学教授的吴纳逊先生。他在《中印建筑》里，以对比的方式说明中国建筑空间的特质，言简意赅。他以此观念教授学生，极受欢迎。吴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把中国建筑图像化，他把方形这种代表知性的几何形，加上仪典性的主轴，表达中国的空间观念，画出很有名的一张金字塔式组成的北京故宫，中和殿在最高点 。他用天圆地方的图样描写中国士人的生存空间观，非常具有启发性。方是入世的，是人之世界；圆是出世的，是大自然的世界。方圆之间、天人之际就是人与自然达到均衡的世界，他认为中国的园林具有这样的性质。吴先生的空间观已自纯粹的建筑空间中走出来，以人文的角度构成，也许因为吴先生不是出身于建筑职业训练之故。他那段太和殿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圆象征天力监督的观念，也被引进人之殿堂，成为天花上的母题。在听政殿的皇座正上方，在人的统治者上面，天飘浮在其子的头上 。”

他指的是藻井。这种抽象的思考，可说是中国建筑文化史的解释，有助于了解中国建筑的精神，但是对中国与西方现代建筑的交会点，并没有任何帮助。因此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任何中国未来的建筑应如何发展的暗示。吴先生不是单讲理论的人，他把自己对天人之际的界说，带到自己的生活中。他自己动手，建设了在美国康州的延陵乙园。当然今世的中国人有机会在天人之际找到生存空间的已经不多了。

（三）哲学的界说

吴纳逊的图像式界说，已经相当近乎哲学了，但尚依赖空间模式为讨论的依据，纯哲学的界说则连艺术史的解释也不需要了。就笔者涉及的文献看，以哲学的层次解释中国建筑的看法，乃以台湾战后的建筑界为主。国民政府迁台，传统建筑的研究止于思辨。同时，政府极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复兴，以传统思想来解释传统建筑成为风气。恰在此时，美国有以老子思想解释建筑之说，以哲学层次探讨建筑理论，试图与流行之观念相贯通，乃形成风气。

卢毓骏先生为官方的建筑代言人，他不是以道家学说立论，而自儒家入手。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解释建筑。“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用在建筑理论上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但卢先生限于当时的思想氛围，了解有一定的限度。他认为“天人合一”的哲理发扬，就是散开式的配置，因为它“最易接近自然，利用自然与享受自然 。”他的了解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但这种看法却广为大家接受。西方人虽没有天人的理会，但亦觉中国人切近自然，这在李约瑟的著作中亦曾提出 ，其他作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卢先生主导台湾建筑界多年，影响之大难以估计。他提出了另一个儒家的观念，是“中庸之道”。他认为中庸之道就是均衡之境 。这是一种美学的界说，有甚高之含义，但当时为现代主义支配的时代，此一观念又未为西方人所了解，故流传不广。

在建筑界最受注意的古代哲学，还是《老子》。台南工学院的金长铭教授时常在课堂中引用《老子》解释当时所流行的密斯·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建筑。老子所倡导的无，固然可以解释为空间，但尚不足以显示其深度。密斯的建筑为简单的六面体，使用柱梁钢构，其内部则以弹性使用为原则，尽量减少固定隔间，这可说是西方建筑最简化的一种形态。用老子的思想来解释，这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弹性空间。建筑之学如此繁复，何以竟净化到一个六面体？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研究到最后，所得到的完美形态。这种想法很容易为中国学生所接受，乃因这恰是中国建筑的实情。在哲学上为密斯找根源，是为中国建筑找根源。20世纪60年代以后，密斯势衰，中国在建筑思想上就很难找到根据了。有之也很难自圆其说。金教授曾努力在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上建构一种建筑的高层理论，但流传不广，无人能够了解 。

建筑传统持续的期望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建筑传统延续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理论是不成熟的，其主要的原因，乃建筑家忽视了建筑的内在生命，只在形式上做文章。中国建筑师自宫廷建筑上开始研究传统建筑，而宫廷建筑却因专制帝王的消失而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不幸的是，几十年间一切传统延续的活动都环绕着这一失去生命的壳打转。

实际上，中国建筑并没有死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过程相当缓慢。在高唱现代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仍生活在传统的住屋之中，甚至使用古老的方法建屋。那些民间的建筑才是真正的中国建筑。

（一）落实地方建筑

中国建筑的精神与活力，透过数千年一统帝国的力量，早已深入民间。建筑的生命力最基层的超自然信仰与社会伦理观念，是全国各地所共有的。中国疆域虽然广阔，各地方的实质环境大有差异，但在骨子里，其一致性甚强。这一认识是自民族学研究的观察方法使用到建筑之后才产生的 。自文化的认识入手，进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以得到学术上的共识。笔者对中国建筑结构在文化上的解释 与李约瑟先生的解析相若。笔者对中国建筑的时间性的解释不为文化界人士普遍接受，但却意外地发现，梁思成亦有同样的看法 。这种自民族学的观点所体会到的“精神”，比起经由个人对宫殿建筑从事抽象思考得到的理论，要实在得多了。

自民族文化上入手的研究方法，是自下而上的，自现实生活中体验的方法。这与书本知识与抽象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其结果亦相异。自文化入手必须落基于生活，因此必须自民间的建筑起步。民间的建筑，对于幅员广大的中国而言，就是乡土建筑。兹将中国建筑传统应落实于地方建筑的理由分别叙述如下：

（1）地方建筑的时代性。

我国各地的建筑，发展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因此这些民间的建筑，才是今日的中国建筑。在过去，学者们所注目的是过去的中国建筑。以地方建筑代表中国建筑，就可解决中国建筑时代性的争辩，这可以一举解决传统的定位问题。我们应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建筑是活的建筑，不是指已经灭亡的清代统治者的宫殿及专制政权的象征。中国建筑更不是自考古的发掘中去复原的建筑，或历史留下来的建筑。汉朝离我们十分遥远，唐宋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人所能把握的。汉、唐的建筑特色，如前文所述，保留在日、韩建筑中的成分，比在中国建筑中多。在中国，宫廷建筑的生命力早已消失，为民间建筑所取代了。

中国的时间哲学是常变的，是推陈出新的。这一代的中国建筑家如因考古的大量发掘感受汉唐文明的影响，而失去“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是不正确的。

我们要把现实与历史分开，把建筑与建筑史分开 。

（2）地方建筑的生活性。

由于地方建筑是仍为中国人使用、建造的建筑，才是有血有肉的中国建筑，不是在观念中的、抽象的建筑。建筑是一种生活的容器，它的空间与造型是基于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所形成的。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只有从生活中了解建筑，自思想中体会建筑，才能得到建筑的真谛。自生活中体验出的中国建筑，是大家所认同的建筑。比如说，中国是生活在墙壁所砌起的狭窄空间中的民族。但是自书本上、历史上所得到的中国建筑，却是空灵的、开放的，与自然融为一体。学者们根据史迹的点点滴滴，推演在真实的中国并不存在的理论，是中国建筑的不幸。

在今天，我们知道，经由学者之解释而流传的中国建筑，只是一个虚像，一个理念。我承认一个动人的理念在知识分子间是很重要的，也不反对建筑界的学者继续产生此等理念，但要明确地把思想游戏与真实的、有生命的建筑分开。以壮丽的建筑作为一个民族表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民众仍然喜欢壮丽，但他们需要的是自生活中产生的另一种壮丽。

（3）地方建筑的多样性。

活的建筑既然是生命力的表现，民间建筑由于地域的不同，产生各地区不同的建筑面貌是必然的现象，是生命力的一种象征。地方的建筑是具有演化能力的，因此是多彩多姿的。

中国建筑的大一统时代很短，大致发生在秦汉，以中原为主的建筑形式与制度，透过军事的征服，与中原军人在各地之落户垦拓，传播到全国各地。近年来，大陆发掘出不少的汉墓，汉器大量出土，发现汉绿釉几遍布全国，建筑的模型，与画中的建筑，全国各地均大同小异。这说明开疆拓土的时代，建筑大一统的情形，如同英帝国19世纪末期的英领世界。但自此而后，地域的条件、当地的土著文化就会逐渐抬头，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中国建筑。这一点与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亦甚近似，只是汉民族的拓垦较为彻底，终能保持为一帝国，长达两千年之久。

在今天看来，各地方的建筑传统与各地方言及习俗一样，都为重要的文化资产，应该加以重视，且不可因政权的统一而消除地方性。中国民族在各地区发展出的不同建筑，与欧洲国家在基督教文明涵盖下所发展出的不同建筑，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所幸我国在漫长的帝国时期，统治者都没有秦始皇的野心，而偏向于采取怀柔的、放任的文化政策。只要民众安于其位，接受统治，帝王对地方性并不加以干涉，也没有强力推行中央特定的制度。地方性的破坏是在民国以后才发生的。

民主与开放的时代来临，终于要结束中华帝国的统治观念，进而尊重地方性特色的发展。多样化的地方风貌正是在文化上百花齐放的丰盛景象，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的积藏。在接受民间建筑与乡土文化的情形下，怎样发展出新时代的中国建筑，使传统得以继续发展下去呢？

（二）演化取代革命的观念

文化的现象要延续传统的生命，只有在变革的过程中，持有演化的观念，排除革命的观念，才是正途。我国当今所面临文化上的传统与现代之争，主要是肇因于更高层次的哲学与政治理念的错误。我国自清朝衰亡到民国建立，直到今天，政治哲学的主要理念就是革命。在厌弃传统政治与文化的氛围中谈文化传统的维护是一个笑话。建筑是文化的表征，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数度成为激进青年攻击的对象，其情形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焚烧王宫在意义上是相同的。

以革命为主要理念的政府，有时候会提倡传统的维护，以民族主义的手段巩固政权。这种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是过度夸张传统文化的伟大，要求国民对传统文化从事盲目的崇拜。但是在骨子里，他们并不尊重传统，而是强调革新的。所以革命政府的特质就是把传统抽象化，造成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现代的中国建筑师很少人觉悟到，他们深陷的困境实在是政治理念所造成的。

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有自己的奋斗历程，这些传统是活生生的，它们会因应民族的生命历程而自然改革。这就是中国人“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中国的整部历史就是这样自然变革的记录。变革的产生是因应生命的需要，因此没有人会去阻止，也没有人会意识到传统维护的需要。这种情形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试看英国的天主堂，自12世纪到17世纪，在技术上、建筑的形式上，各时代的特征都自然地链接在一起，丝毫没有突兀的感觉。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变量，形式的风尚更是一个变量，但在宗教信仰的常数上统一起来了。

文化的生命不可能斩断，要尝试，必然产生乱局。这就是现代中国必须面对悲惨命运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传统的承续要参考西方的经验。因为只有西方文化是成功地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文化，欧洲国家的文艺复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三）民间自然发展的过程

欧洲文艺复兴的过程中，美术与建筑自中世纪的乡野式样，逐步改变，接受文雅的古典样式。它的过程是上行下效，但文雅化的时间长达两个多世纪，是缓慢的、逐渐的、接收的，没有丝毫的勉强。以雕刻艺术来说，自12世纪表情凝重严厉的朴实风格，经过13、14世纪表情明朗轻松的灵性风格，到15世纪生动而贵族风味的写实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的逐步改革是自文化的生命中发生出来的，自内而外的。古典的样式只是在水到渠成的大势中，所加的一把助力而已。受到内、外文明力量的影响，民间的生活方式会缓慢地演变。随着演变中的生活，人们会自动调整自己的建筑。新的技术与新的材料会自然地被引用，新的生活需要会自然地被考虑。逐渐地，人们会用光滑的壁面取代粗糙而自然的壁面。平滑的壁面影响到开口的方式，人们主动地借用了古典时代的装饰手法。这是不背离传统的不二法门。

我国现代化的过程是外力造成的，在本质上缺乏内在的动力，欧洲文艺复兴的过程，及至现代化的过程不能全盘搬来使用，但在困难之中，其步骤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不予以理论的指导，意识形态的约束，民间的建造行为通常是理性的。当西式红砖可以廉价取得的时候，民间会以红砖砌壁，代替过去的斗子砌或白粉壁。当水泥成为日常材料时，民间会不犹豫地以之取代三合土，他们会使用钢铁代替过去的木材。但是这种进步的材料所形成的影响，由于民间吸收方式是片段性的，对传统并不造成严重损失 。

现代化所带来的灾害，不是新材料、新技术，而是西式的营造制度，亦即建筑师与营造厂自设计至建设的过程。西式制度是工业化的制度，设计家以创新为务，营造厂则必须按图施工。工匠与设计师的分离，使良性的自然演进过程无法产生，因此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产生在实施西式营造制度的城市。很可惜，台湾的建筑法规强制大部分地区的建筑都必须申请执照，聘请建筑师执行，乡村建筑的演化过程也被抹杀。一个自发的与演化的过程，民间的、乡土的建筑色彩就主导着未来的传统风貌。内地的经济尚未工业化，主政者如果重视建筑传统的延续，应该及早防范建筑师此一行业介入地方建筑行为。在地方色彩浓厚的地区，应限制建筑师只能从事保存工作，新建工作由民间自理。

（四）建筑界负起演化的任务

现代社会中，由于引进大量的西方生产方式，建筑形式的西化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化城市中，建造现代的建筑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然而在生活的、文化的、休闲的建筑中，延续传统也是建筑界的责任。民间自然演化的建筑即使发展成功，也只能存在地方、乡间，而且限于居住或庙宇建筑。如何把这种演化的精神使用到城市的公用建筑上，还要建筑界的努力。

建筑界不能把传统建筑当古董看待，也不能把传统建筑的语汇转译为装饰的素材当杂货出售。建筑界必须自建筑过程上去了解传统，要向民间的营造方式学习，用心灵去感受，而不是用头脑去推论，更不是用文笔去辩说。创造是一种文化生命的历程，建筑的教育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传统过程的研习上，使每一个中国建筑师都熟悉中国建筑及中国的思考方法。

前文提到西方的文艺复兴看来是一种革命，实际上是演化的结果，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改变风貌的结果。所以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可以与中世纪的建筑并立而无不调和之感。建筑师在这方面肩负了相当大的任务。15世纪的建筑家阿尔贝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实际上把佛罗伦萨（Florence）中古的教堂正面，推演为文艺复兴的样式，16世纪的北意大利建筑家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又把文艺复兴的教堂正面，推演为巴洛克的样式，整个的演化过程好像一个生动的文明的故事，是聪明的建筑家的灵手所导演 。

今天的建筑师的责任较阿伯提在15世纪的意大利还要重大，因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在数百年间逐渐成熟，是文化推演的力量，使西方的世界逐渐自乡土文化提升为精致文化的结果 。我们的现代化过程却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来不及逐步地演化。建筑家必须有更高的智慧，克服心理的障碍与文化的缺失，才能负起此一大任。

结语

现代中国的建筑家要负起承传的义务。历史使命感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地膨胀自我，要设想自己是文化演变过程中的推动者，创造与发明只是把传统推前了一步而已。在过去，承继传统的方法是错误的，观念是有偏差的。传统是文化生命的一部分，不能用局外者的身份要求延续，要使内在的文化生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文化是一个生命，在它垂死之前，要有胎儿诞生才能使生命延续。完全保留其躯壳是办不到的，脱胎换骨而后永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

今天的建筑，受到工业化的巨大冲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建筑的传统很可能会完全消失。使用不正确的方法维护传统，就会保留一些历史的躯壳。要抛弃扬古抑今、重官轻民的老毛病，要避免凌空蹈虚的幻想，就今天尚存在于民间的传统着手，把它当作一个生命予以鼓舞。自此着眼，建筑界应努力于保存乡土建筑，要协助民间的建造活动，使之重现生机，并且推动形式的自然转化。如果这个转化的工作不能顺利展开，中国建筑就会像一切死去的古老文明一样，成为观光客喜爱的文化遗迹。这恐怕不是下一代建筑家所乐闻的。（原刊黄永川主编，1995，《建筑文化近思录》，台北，历史博物馆）

编注1：斯宾格勒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1918年的著作《西方的没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对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提出文化形态学的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体，是生命表现的根据，在生命历程中会形成属于这个民族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形式。他将文明分为出生、成长、成熟、衰老与死亡的有机过程。中国文化被斯宾格勒列为八个高度文化之一。

编注2：《化外的灵手》一书已绝版，《华埠·华埠》一文另收编于《汉宝德谈建筑》，艺术家出版社，2004年。

编注3：《中印建筑》一书，汉宝德曾经撰写书评，刊于建筑双月刊第九期，1963年8月。2002年吴纳逊逝世，汉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撰《鹿桥的方圆之间》一文，该文收录于《透式建筑》一书，艺术家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