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可耕、可樵与可居

诸葛村位于兰溪、龙游、寿昌（今属建德）三县交界处，婺州、衢州、严州几条大路的交叉点，并有水路石岭溪至游埠入兰江，往东北通向杭州、苏州，往西北可上溯至徽州和景德镇。这个地理位置对诸葛村后来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元代中叶诸葛氏到这里定居的时候，大约考虑的还不是这些地理条件。

诸葛亮的十五世孙诸葛 于五代后唐时到寿昌做县官，卸任后就住在常村，这是诸葛氏迁居浙江的开始。 公的儿子青公，在严、衢，婺三州广置田产九千余石 ，并在三州交界处的岘山脚下定居。岘山在诸葛村西10里左右。青公生六个儿子，第三个儿子承载公迁居南塘水阁。这一支发祥最盛，子孙分布三州各处。到第二十四世万十三公再徙葛塘，家道丰裕。越四世，宁五公讳大狮、字威，率孙瑞二公、瑞三公来到现今的诸葛村所在地定居，时间大约是元代中叶。宁五公是诸葛村的始迁祖。

小巷深深，此为白酒坊巷

处于丘陵地带的诸葛村，街巷高高低低，此为义泰巷一支

诸葛村的位置恰好在山地的边缘。它北面10余里有寿昌县（今建德市）境内的天池山、大慈岩，西面4里左右有岘山。这几座山之间是一群起伏连绵的小丘陵，在诸葛村这里留下最后一处比较复杂的地形。村子北界有虽然不高却很陡峭的高隆冈阻挡着，村子西界有稍远稍高的石阜岩、岘山和稍近稍低的老鼠山背。村子东面是一串南北走向的小土冈叫假猢狲山背和海龙山等。土冈东侧有一条发源于天池山的石岭溪，由北面曲曲折折向南而来，经数十里，到游埠镇注入兰江。石岭溪东是望不到头的大平原。村子的南缘有小小的经堂后山，山南一马平川直到兰江岸边。不仅四面皆山，村子里面也还有些丘冈起起伏伏，大致都是南北走向。其中最大的一条冈子叫桃源山，位于正中。

这片丘陵地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属亚热带湿润区。 它东、南两面的平原有石岭溪灌溉，宜于农耕，尤其宜于水稻，至今是兰溪的主要产粮区之一。西、北两面的丘陵则满覆森林，可以采薪，可以伐材。故老传闻，当初诸葛村所在的一片丘陵也都长着林木，兴造房屋可以就地取材。本地又盛产可供建筑的紫砂石，石质虽然松脆，却易于加工。 从诸葛村东到兰溪，南到龙游，北到严州，都不足一天的脚程。兰溪和龙游在衢江岸边，严州在富春江岸边，都有舟楫可达杭州。诸葛村人很早就有外出贸易的传统。诸葛村东面去兰溪路上15里有永昌镇，西面去龙游路上12里有志棠镇，向北20里则有檀村，都是地方性的商业中心，居中的诸葛村因而有更好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尤其是它东侧的石岭溪在丰水季节可以行船到游埠入衢江，上水最后的码头新桥头距诸葛村南端只有1里左右，可供运输。1933年修建的兰溪去寿昌的公路，在村东的海龙山外侧通过。诸葛村的交通可谓四通八达。东南的永昌镇，明代万历年间编有《永昌赵氏宗谱》，它的序中写永昌镇的地理环境说：

前有耸峙，后有屏障，左趋右绕，四山回环，地无旷土。田连阡陌，坦坦平夷；泗泽交流，滔滔不绝。村成市镇，商贾往来……山可樵、水可渔、岩可登、泉可汲、寺可游、亭可观、田可耕、市可易、四时之景备也。

诸葛村的地理环境与永昌相似而更好。这“可樵”、“可渔”、“可耕”、“可易”，应该也是宁五公诸葛大狮迁居到这里来的前提条件。

2. 风水及其保护

但是，《高隆诸葛氏宗谱》里非常乐于把宗族的兴旺归因于当地的风水。这是因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宗族的团结是宗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要造成宗族成员的认同归属之感，必须也培养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之感。这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培养人们对土地的感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依靠迷信，风水就是适合这种需要的一种自然崇拜，一种万灵论的拜物教。把风水与祖先的阴阳宅联系起来，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风水就成了团结宗族的有力因素。

1947年的宗谱里有一篇《宁五公迁居始末》，说宁五公：

克勤振起，好义乐施，且精堪舆术，深歉故居之隘，谓不足裕后。因亲相宅址，初得田塘之南，未慊。及步至高隆，始忻然曰，此庶足称吾居也。时其地荒僻，惟王氏舍其旁，地亦其所有，即捐重价求得之。垦平结构，携二孙瑞二公、瑞三公居焉。

后来两个孙子瑞二公与瑞三公分别遭罪远戍南北，客死异乡。瑞三公之子安一公为迎父柩卒于江西，“祸亦云惨矣，时目击者莫不指其地为大凶，王氏且避迁于今之王坞矣”。但瑞三公的儿子，除安一公外“确守先训，不以改图，至我安三公资产渐饶，原五、原七、原九三公 益致丰盈。嗣是礼让聿兴，英彦辈出……至今犹彬彬不替、枝蕃族盛者，良由我公迁居得地，笃信贻谋之所致也”。

这篇《始末记》把堪舆风水当做宁五公定居高隆的唯一原因，后世子孙，一直笃信不疑。康熙五十年（1711年），进士诸葛琪为宗谱写了一篇《高隆族居图略》，详细叙述了诸葛村的风水。他说：

吾族居址所自肇，岘峰其近祖也。穿田过峡，起帽釜山，迤逦奔腾前去，阴则数世墓垗，阳则萧、前两宅也。从左肩脱卸，历万年坞殿，蛟龙既断而复起峙者，寺山也。从此落下，则为祖宅住居。旋折而东，钟石阜蒲塘之秀，层冈叠嶂，鹤膝蜂腰，蜿蜒飞舞而来，辟为高隆上宅阳基，其分左支而直前者下宅也。开阳于前，为明堂则菰塘畈敞；环绕于境，为襟带则石岭溪清也。夫且複夹诸峦，四望回合，以龙山桥堰为水口捍门，昔之人欲于此高建浮图，卜休恒吉，窃有志而未之逮也。生于斯、聚于斯、家庙庐舍恒于斯，惟我上宅始迁祖宁五公斩荆辟土，启我衣冠而永之，故绳绳蛰蛰，克有今日也。

就是这位诸葛琪，为保护诸葛村的风水而忧心忡忡。在《高隆族居图》的后面，他又写了一段《杞言并尾图幅》，痛心疾首地批判一些“恃智力赀财”的不肖子孙，“各私其指”，恣意破坏风水。他斥道：

或高冈凿额，或白虎昂头，或挖掘来龙，或壅塞面目，或断绝源水，或斩削爪牙。或利木石之需，则横行砍采；或便垣墉之用，则恣取泥沙。甚且鱼沼园扉、牛床秽厕，任意所向，绝无顾虑。近且如此，数十里之远龙无论矣！

诸葛琪警告：“同此理气，同此峦头，于人有伤，于己岂独无损，此亦燕雀处堂象耳。” 他因而呼吁：“尤望将来君子，惩今善后，总于阴阳两宅，加意培补。”宗谱里的《诸葛氏家规》就订了一条：“不得损坏阴阳两宅”。

二百三十四年之后，1945年，有一位诸葛氏子孙，“在村中设立油车，妨碍整个村庄来龙”，“祠任”和父老认为“事关全族休咎”，召开了隆重的全族会议，终于说服了这个人。“贴费拆卸……始告无事而遵先祖遗训也。” 这件事被写成由“合族裔孙同订”的《重申地方禁例附记》，载入了1947年的宗谱。召开全族会议来讨论有关村落风水的事，并且将结果载入宗谱，“永儆将来”。可见，即使到了科学昌明的20世纪中叶，诸葛氏对村子的风水还是十分认真的。同时也可以见到，这种宗法制度下产生的迷信，对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着多大的阻碍作用。

3. 田园山水之乐

风水术是人类发展水平很低的时候产生的万灵论自然崇拜。自然地形、地貌和地物能决定生活在这地理环境里的人和他们的后代的吉凶祸福，这是迷信。但是，这种崇拜和迷信反映出对人和自然之间紧密关系的认识。当人们在对自然的斗争中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之后，也就是使自然达到某种程度的人化之后，从这种认识的更高层级中也会萌生出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

中国的农耕时代社会长期实行中央集权下的官僚政治。除了皇帝自己以外，所有的官吏都既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人们通过科举的道路进入掌权者的行列，出身很参差。但年老了要退休，而且仕途凶险，这些官吏们又随时会被挤出这个行列。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就做好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可进可退的思想准备。所谓“耕读”的理想，包含着进、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的猎取功名，另一方面是消极的隐逸闲适、终老林泉之下。即使功成名就的，过些年也大多要告老还乡，加入隐逸者的队伍。所以，知识分子要赋予隐逸生活以崇高的道德意义。

隐逸生活，在农业社会里，大多就是田园生活。崇尚隐逸，一定会在田园生活里发现美，同时，也一定会发现作为田园生活的大环境的自然山水的美，产生对自然的一种亲切感。作为上层主流文化的儒、道两家中，都有这种对田园、对山水的审美意识。乡土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激励之下攻读经书，准备挤入仕途，同时也熏染了对田园美和山水美的感情。田园、山水，作为乡土文人的生活场所和大环境，里面蕴藏着他们充满了乡谊亲情的记忆，所以，乡土文人对田园美和山水美很敏感，而且总和理想的、充满了道德价值的生活美联系起来。例如，明代正德年间，诸葛村的诸葛西轩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隐居不仕，以诗文自娱，且又擅长丹青。宗人诸葛渊赠他一首诗：

武侯云裔著芳声，结屋林间了此生。

流水一湾巢父志，清风半榻伯夷情。

香烧柏子烟初度，琴弄梅花月正明。

只恐蒲轮门外到，重重云影锁蓬瀛。

诸葛渊又有《灌园》诗描写他自己的生活意趣：

晴日窥三径，春风绕敝袍。

烟和常滃草，霞暖欲开桃。

适兴犹为圃，忘机不用槔。

甘寻燕雀侣，高隐在蓬蒿。

这种对田园、山水和耕读生活的热爱，是自然的，充满了生活情趣，是人文美和自然美的和谐的结合，浸透从传统文化中吸收来的对恬淡隐退的耕读生活的崇尚。村里的文人们常常以发现、命名、修整建设“八景”、“十景”为乐事，并以它们命题，吟诗赋词，寄托情怀。他们这种心绪，和千余年来中国文士们经营自然风致式园林艺术的襟怀是同一源流的，文化意义完全一致。经过人化的、以“八景”、“十景”为名的乡村自然景观，正是中国文士园林的原型、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