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物名邦

不仅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兰溪也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唐代“甘露之变”死于宦官之手的丞相舒元舆和唐末五代的诗僧贯休都是兰溪人。自范仲淹提倡各地创立书院以来，宋、明两代，兰溪有书院不下十四所，其中至少有五所是宋代建立的。朱熹、吕祖谦、王鲁斋、金履祥、宋濂、王阳明几位大理学家或者在这些书院里短期讲学，或者长期主持它们。南宋以后，兰溪有几代著名的理学家，共同形成了金华学派。此外，明清两代，兰溪还出了几位学者和戏曲家。文风盛，科第成绩就比较高。宋代，兰溪有进士112人，香溪镇范筠一家“十子九登科”。明代兰溪有进士66人，弘治三年（1490年）庚戌科，金华府的四名进士都是兰溪人；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金华府的6名进士中兰溪籍的占了3名。清代兰溪科举成绩下降，初年还有21人考中进士。（见《雍正浙江通志》）所以，清代《重建云山书院碑记》中说：

兰溪之科第蝉联，勋名烂于朝野者指不胜屈，是故浙东为郡八，为县五十有四，实学名儒，巍科显仕，未有出兰左者。猗欤盛哉！

正德十五年（1520年），章懋作《先圣庙记》，里面说：

兰溪为婺望县，其山有紫岩之秀，水泛瀔波之文，最为奇胜，而清淑所钟，英贤辈出，有一乡三八行者，有一里二贤良者，有一门五高者，其他以经术、政事、文学、死义名者，后先相望。

兰溪算得上是一个文化名邦。

2. 理学

兰溪西北为皖学之乡徽州，西距大理学家朱熹故里婺源不远，都有水路可通。学人之间互相激荡，兰溪也出了几位重要的理学家。

首先是香溪镇的范浚，创立了金华学派，或者叫“婺学”。范浚是范筠的第八子，没有应举，后来举贤良方正，因秦桧当权，凡七聘而不仕，借保惠寺办书院讲学，著《香溪文集》二十二卷。朱熹两次来访未遇，逝后来吊，所以香溪范氏宗祠有楹联：

朱子三访地；朝廷七聘家

朱熹给他写了小传，说道：“于时家居，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又说，由于出了范浚，“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

据杭世骏评论，范浚之后，婺学代表人物为吕祖谦兄弟和陈亮，都是金华府人。婺学大盛于宋、元间的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明初的刘基赞他们为“四贤之杰，群儒之英”（见《八华山志》）。其中金履祥，字仁山，是兰溪纯孝乡铜山后金村人，距诸葛村不足20华里。再以后，则有明初的宋濂、方孝孺和稍后的兰溪渡渎村人章懋。全祖望说：“南宋时浙东有邹鲁之称”，说的就是婺学的建立。婺学倡导“经世事功”而与朱熹等理学家的性理之学对立，金履祥曾经规划过抗元战略，宋濂则是明代开国的第一文臣。 这些婺学大师大多有著作问世。

3. 经史文学和藏书楼

与理学家同时，兰溪自宋代以来，还出了许多治经史文学的学者。最早的如宋代的杜汝霖一家，紫岩乡人。杜汝霖有五个儿子，虽然也有从师于吕祖谦的，也有问道于朱熹的，但都不事理学，而与陆游、辛弃疾等交往。长子伯高著《桥斋集》，次子仲高著《杜诗发微》、《癖斋集》，三子幼高有《碎裘集》。

到明代，最著名的学者有胡应麟。《光绪兰溪县志》说他：

不为经生业，独为古文，质于父曰：吾乡范、金二先生皆布衣耳，何仅以科名重耶？晚筑室城隅，号二酉山房，购书四万余卷。著有《六经疑义》、《诸子折衷》、《少室山房稿》、《诗蕞》、《诗薮》、《笔丛》等，共三十七种，三百四十七卷。

胡应麟僻处兰溪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人物，可见兰溪文化气息的稠浓。他交往的本邑朋友中，有不少是很有修养的文人，如陆瑞家，《陆氏家乘》说他熟读经、史、子、集、百氏千家，“由是学问益博，文篇益高，学问迥别流俗”。著有《学契摘稿》、《遗野集》、《古台集》等。据明代《两浙著述考》的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兰溪有51人有经、史、子、集等著作传世。

兰溪文风盛，读书人喜好收藏书籍。《金华书录》说：“婺州藏书，独盛兰溪。”藏书的风气首创于宋濂的青萝山房，后来，比较著名的除了胡应麟的二酉山房（又名少室山房）藏书四万卷外，同时还有徐介寿的“百城楼”藏书五万余卷，纯孝乡厚仁村陆瑞家（1542一1605年）的“万书楼”藏书十余万卷。此外还有唐彪的“万卷楼”、黄时高的“云山书楼”、郑 的北园和章懋的藏书楼等。这些都是明代建立的。藏书楼的普及，说明一种生活方式和理想的普及。《光绪兰溪县志》写到郑 ，说他：

成化丙戌试南宫中乙榜，授闽学训导。弘治庚戌进士，年四十五致仕，家居三十七年，无他嗜好，尝筑室北园，聚书数万卷，昼夜披读，有所得，即书之，率皆切于世教。所著有《道德经阴符经正解》、《礼仪纂通》、《深衣图说》、《纲目撮要补遗》、《鸿迹莺音二录》、《蛙鸣集》等书。

左：村民为时时告诫子孙，特将诸葛亮《诫子书》挂在中堂上，写在扇面上

右：诸葛村住宅大门联上写“有孔则明乃孔明；承诸联葛姓诸葛”，提醒子孙不忘祖宗

有些藏书楼很普通，如章懋的，仅仅“构室三间，中张布帷，左右置经籍，以供玩索”。二酉山房则有了藏书楼特有的功能面貌，楼在兰溪城北官塘思亲桥畔，胡应麟自为记：

山房三楹，中双辟为门，前施帘幙，自馀四壁，周列庋二十四。庋尺度皆齐一，纵横辐辏，分寸联合。中遍实四部书。下委于础，上属于椽，划然而条，岌然而整。入余室者，梁、柱、榱、桷、墙壁皆无所见。湘竹榻一，不设帷帐，一琴一几、一博山、一蒲团，日夕坐卧其中。性既畏客，客亦畏我。门屏之间，剥啄都绝。

王世贞在《二酉山房记》里说它“上固而下隆，使避湿，可就日”。楼旁有古 树，高接霄汉，俯蔽池塘，读书之暇，或倚树长吟，或傍水沉思，都可以深化对学问的认识。

更注意环境的是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陆瑞家的“万书楼”。它造在离诸葛村不远的厚仁村的载阳冈上。《纯孝乡陆氏宗谱》说到楼址的气势：

其朱雀为殿山，颇似半月。之阳，石泉甃焉。其玄武为大山，去鹤山甚迩。其青龙为中塘诸山。

登垅而眺远，则金华诸山峙其界，岘山诸峰耸其后，桃峰、道峰诸山列其左，九峰诸山供其右，是足以当此楼之四岳耶。

楼共九间，暨左右厢六间，共十五间。有园林，其中又有“耕钓轩”。除书籍外，兼藏字画。可惜楼与园及全部收藏品都毁于太平天国的战争。

这些藏书楼绝大多数在乡村里，当时的文士学者爱好乡居，标榜“身不入城市，足不履公门”。广大的乡村，其实是明清两代的文化基地，包括正统的雅言文化。

4. 乡绅

除了理学家和文士学者之外，兰溪城乡，尤其是乡村，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科举制度促成的，它们或者未仕，或者致仕在家。他们是上层雅言文化在农村里真正的代表，起着普及礼乐教化的作用。

他们在乡间造几楹幽斋，雅洁精致，过着诗书自娱或者设帐授徒的生活，虽然未必躬亲农作，却也标榜耕读的传统理想。仅仅《光绪兰溪县志·古迹》里，就有“馆”五、“堂”十九、“楼”十五、“阁”五、“轩”十、“斋”六、“山房”四、“别墅”八、“庄（山庄）”三、“书屋（室、书亭）”六、“隐居”二、“园（圃）”九，此外还有“月区”、“柏林”、“松坡”各一，一共九十三所。这些小筑，大多建于明代。也有些建于宋、元两代，少数是清代建的。它们造在风景秀丽的山水之间，有的还附有园林。储书陈琴，友朋酬唱，个中生活的文化水平很高。例如“青萝馆”，是明代居士江伯容所筑的读书处。他有《初夏村居》诗：

满村桑柘绿成丛，曲水平桥处处通。

出草青蛙荷叶上，啼村黄鸟柳荫中。

茅檐邻并三家舍，草阁萧疏一亩宫。

偶与田翁较晴雨，不知残照上扉红。

诗句表现出自然生活的美以及对这种美的陶醉和满足。物我相与，淳朴而圆融。

明代太仆郑本立在兰溪东郭外造了一所“逸老堂”，他在自为《记》中说：

予今老矣，其建斯堂也，岂仅图自便自适已乎，将期完晚节以无忝所生也。堂侧有阁数楹，储古今图籍，朝夕玩索，以庶几孔子五十学《易》之意。去堂里许，有园一区，环植翠竹，中构有“斐亭”，日月一至，诵淇澳之诗，想见卫武公耋而交儆之志。徜徉三径，无逸而逸，又乌知老之已至未至哉？

这是非常典型的当时文士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它们所蕴涵的价值观无疑会对乡村社会中一代又一代知识者发生深刻的影响。

乡村士绅潇洒无为的生活方式，比较高的正统文化修养和对大自然亲切的感情，都导致他们爱好园林艺术。所以，他们在流连茫茫苍山、泱泱云水之余，就依傍这些堂、馆、别墅之类营构园林，寄托他们的理想。《光绪兰溪县志》专门记录了九所比较大的园子。其中藏春园、邵氏园、柳氏大园建于宋代，其余元代一、明代三、清代二。其中诸葛村的“西园”是乾隆年间造的。康熙武进士唐骧在兰溪城东建“可园”，有自为《记》，说它：

广可二十亩。东引云泉，北傍山麓，入园中一潴而为小圆池，在山下；再潴而为大方池，在园心；三潴而为小方池，在堂前；四潴而为大方池，在堂后屋侧。小圆池之上叠文石为峰峦洞壑，杂植花药，中为方亭，明窗四启，掩映林薄，可休；循亭左渡石桥，历级而上，平其地为台，眺望甚远，可啸；大方池种红白莲，中为小亭，左右石桥，旁带苔矶，可漱；小方池之上有海棠二本，各数丈，花开甚丽，可玩；其西为堂，堂上为楼，吾储书其上，可读；右为凉室，以招北风，可夏；左为暖室，以延南曛，可冬……

另外还有鱼池、稻田、菜畦、果林等。这座“可园”规模和艺术都非常可观了。

兰溪乡村园林之盛是各处少见的，可惜经过历次战争和土地革命的破坏，它们都已经全部不存在了。

5. 风俗

虽然正统的上层雅言文化在农业为主的兰溪县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但是，明代以降，商业经济所带来的新的市井文化，已经强有力地向传统文化挑战了。章懋撰《正德兰溪县志》说兰溪风俗：

兰邑风俗古今凡几变矣。迨宋南渡，中原文物之渐渍，诸贤道学之讲明，然后蔚然为文献之邦。……至以科第、宦业、文行知名，非祖父子孙之济美，则亲从昆弟之联芳。故气习淳厚，反朴向方；习尚忠厚，公论坦明。……自我明以来，男勤生业，鲜驰狗马；女事纺绩，不出闺门。丰以延宾，啬于奉己，庆吊礼尚往来，婚嫁择先门第，此其俗之可称者也。居市井者多夸诈，处田里者或粗鄙，趋利而好名，尚气而健讼，强凌弱，众暴寡。女生不育，惧乏资装；男壮出分，竞争家产。婚失其礼，故或轻诺而致讼，或论财而鬻婚；丧失其礼，故崇佛寺而忘哀，惑风水而不葬。此其俗之未善者也。

章懋明确地提出了上层“正统”文化、市井文化和田里文化三种文化的特点和矛盾。他站在“正统”文化立场上尖锐地批评了市井文化和田里文化。及至清末，《光绪兰溪县志》加以补充，对市井文化的批判更加激烈，这当然和市井文化的发展有关。同《志》说：

国初业儒不出数十名族，乾、嘉以来，矜尚者众，士风蒸蒸日上，至道、咸间较盛。文雅者恪循礼仪，质直者矜尚气质，乡民日被渐染，能明大义。……若夫应酬之礼，先辈风气醇厚，重亲谊、慎交与，庆吊无多仪，宴会戒糜费。厥后渐趋于奢，馈遗燕饮，浮文多而实意少，致有疏间亲，新间旧者，此俗之不如昔也。燹后 市廛复兴，商贾云集，买卖易于取利，愈增浮费，致饰外观。城居土著，不免相习成风，犹幸士族尚知撙节，不与推移。且近年来市面渐觉艰难，此风应可少息。尤望官斯土者，培植士类，感化商民，表率而整齐之，庶几崇实黜华，自不难于复古矣！

《兰溪县志》上的这两段记叙，很生动地说明，明代后半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商民”中有一些人很快富裕起来，同时，城镇里也就萌发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新文化、新道德、新风尚和新的价值观。它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四民之首”的“士类”所代表的正统士族文化发生尖锐的矛盾。士族文化一贯崇本（农）抑末（工、商），所以就鄙视这些新的文化现象，斥为“俗之未善者也”。“士类”对“市井文化”的斗争是很自觉的，除了划清畛域，叹息“世风日下，今不如昔”之外，他们还企图“感化商民”，甚至对市面的艰难幸灾乐祸，以为可以趁机“复古”了。

在兰溪，由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得很早，“士类”的上层文化和商贾市俗文化的对立也发生得很早。宋代，香溪镇的范茂通造了一座书斋叫“此君轩”，他的从子范端臣写了一首诗，有句道：

……

只今俗子纷廛间，铜臭熏天夸侈极。

曲眉皓齿宴华堂，嫚绿妖红醉春色。

争如此处是潇洒，左右牙签散图籍。

他鄙薄了“铜臭”，矜夸了“图籍”。不过，可以看出，商贾们在那时候已经很有势力，他们的文化已经开始泛滥，尽管正如《县志》所说，这种新的文化因素是到了明代后期才稳定壮大的。这种新文化因素，虽然带着“铜臭”甚至腐朽气息，却不是士类的正统文化所能扼杀的。“图籍”无力阻滞历史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里诞生的新的文化因素，逐渐扩大到附近的村落里，它削弱甚至动摇了传统宗法制的权威，冲破它无所不在的统治。

“市井文化”的价值观也会折射到上层文人的思想里去，浙东的婺学早在南宋就已经产生，它的核心就是提倡经世事功。宋代永嘉人叶适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到了明代末年，黄宗羲说“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是“世儒不察”。

“市井文化”会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伦理关系，它也会造成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少一点因循保守，多一点创造性。明人李贽的思想和“公安三袁” 的文论，都是大胆突破旧规范，刻意求新的。兰溪县下李村人、清代大戏曲家李渔，更是高扬创新的旗帜。下李村离诸葛村只有15华里，而且他青年时代在江苏如皋诸葛氏经营的药店里学过徒。

“市井文化”也会给乡村的婚丧礼俗、四时八节、迎神赛会、祈年求雨、立柱上梁等民俗文化注入新的因素，造成新的变化。

占统治地位的上层文化、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市井文化和无所不在的民俗文化，它们三者的共存、纠结、矛盾和盛衰兴替，都会在乡土建筑中表现出来，从聚落的结构、布局到房屋的装饰，影响历历可见。诸葛村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村子，它的整体和建筑局部，都具有从纯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初期的典型特征。

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也使普通百姓家的日用品更趋精致，更趋艺术化，如家具、餐具、寝具、灶具、洁具和各种其他用具，不论是竹的、木的、陶的，工艺水平都很高，从而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但一般百姓家里，并没有达到像《县志》里批评的那样靡费奢华，以致须要提倡“复古”。

6. 兵燹

兰溪地位冲要，明代正德十三年（1518年），弘治庚戌进士、邑人郑作《拓城议》，说道：

邑束衢、婺两江之水，东输于钱塘。南欲拒北，则邑为衢、婺之门户；北欲拒南，则邑为杭、严之屏蔽。门户破而后衢、婺可攻，屏蔽固而后杭、严可守。

因此兰溪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末的黄巢、北宋末的方腊、元末的红巾，都曾经攻克兰溪。明末的农民战争也曾经波及兰溪。对整个婺州，包括兰溪在内，破坏最惨重的是明清易代之际清兵的大屠杀和其后太平天国的占领。这两次都使当地的人口大减，村落为墟。李渔写《婺城行》诗记清兵的屠城，有句道：

婺城攻破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

太平天国战争，石达开于咸丰八年（1858年）过兰溪，李世贤据兰溪两年（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四月至同治二年，即1863年正月），后来被左宗棠部击溃，战事十分酷烈。战后又连遭瘟疫和旱灾。《光绪兰溪县志》载：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克复兰城，尸骸枕籍，知县谕办埋掩，掘大坑于山川坛下，舆骨其中，满而覆以土。又令于近城诸乡收买骸骨并埋之，每收骨一斤给钱三十文，愈收愈多，后每骨一斤给钱四、五 文。

又据兰溪《方氏溪里源宗谱》载：

（同治二年）二月瘟疫又起，有所染者三、五日即死。又遭久旱，饥民食草木树皮殆尽。珠玉服饰，贱如粪土，饿殍载道，死亡枕籍。

以致兰溪的丁口，到光绪三年（1877年）只有45568人，比两百年前的康熙六年（1667年）还少9454人。

太平军的破坏，使闾里房舍也遭到极大损失，《太平祝氏宗谱》说：“十室九空，新旧宅神华于斯殆尽。”诸葛村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也被烧去大半，直到如今，旧村区还没有恢复到燹前规模。

1. 农业经济的不足

从兰溪城向西偏北走，一路平展展的水田，点缀着鲜红浓艳的乌桕树，40里，来到建德、龙游、兰溪三县县界，这里坐落着诸葛村。村民们说，这个村是“一家饭熟三县香”。它旧属太平乡仙洞里。

诸葛亮的十五世孙诸葛 于五代后唐时到寿昌做县官，卸任后就住在常村，这是诸葛氏迁居浙江的开始。大约到元代中叶，诸葛 后代宁五公到此地定居，成为始迁祖。据传说，这地方在唐代就有居民点，有王、章、祝、梅等姓氏的小村子。后来，诸葛氏势力强大，人口猛增，村子便被命名为高隆村，渐渐吞并了几个异姓村落。附近还有将近十个小村子也是诸葛氏的血缘村落，或早于或晚于高隆村。大约从明代中叶起，村子才以诸葛为名 。

诸葛村栖息在一片低矮的丘陵上，地形起伏不平，海拔高度为61～90米。东、北、西三面有冈阜包围，在外侧大道上很不容易发觉这个村子。南面有一口大水塘，叫北漏塘，塘南便是广阔的水田，一直延展到数十里外的兰江边上。乡民有俗谚道：“诸葛好村坊，北漏塘下好田庄。”

高隆村本是个以农业为主的村落，农作物主要是稻和麦，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据《光绪兰溪县志》，当年诸葛村有名产白菜，称“诸葛白”。叶小，梗长而白。还有一种瓜，“洋瓜产诸葛风车坞者佳，瓤黄子黑，即西瓜之别种，名诸葛瓜”。村落的宽敞处，都设有杉木架，为的是晾晒诸葛村的名产大青豆。一到金秋时节，满村挂着豆棵，黄灿灿的，叫人感受到农收的喜悦。晾晒干了，又满村响起枷声。有些老人，坐在石阶前，抓着一把把的豆棵摔打，饱满的豆粒蹦蹦跳跳脱出开裂的豆荚。不过，诸葛村地势高，附近的河水引不进来，丘陵地区的农田常患旱灾，人口增加之后，农业生产不足以自给。

诸葛亮后裔及1946年版的《诸葛氏宗谱》

诸葛氏后代

香烛百货店

诸葛村最有名的蔬菜是诸葛白，这是集市上卖的菜秧

但是诸葛村是一个交通枢纽。联系徽州、衢州、严州、杭州的大路都经过诸葛村。它又距衢江、富春江不远，东侧的石岭溪于丰水季节可通竹筏和小船，直入衢江。而且，诸葛村附近相隔十几二十里分布着一些集镇。因此，诸葛村的地理位置很有利于发展工商业。早在明代，诸葛氏就善于经营商业，并且发展手工业。诸葛村成为附近半径10余里范围里的工商经济中心。明清两代，直到民国时期，诸葛村的家庭手工作坊很发达，主要是为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服务的。例如打铁业、竹、木、棕、草业，箍桶业，家具业，成衣业，弹花业，制烛业，榨油业，寿器业，染坊，以及油、酒、酱、糖、腌腊等作坊，还有当铺和首饰店。附近村民，购买日用百货，出售农副产品，都要到诸葛村来。

明、清两代，全国商品经济主要在小城镇和集市中发展起来，许多江南集镇的市场范围扩大到全国。公元l500—l800年的三百年间是我国市镇的稳定成长时期，尤其是从正德、万历到乾隆，市镇数量大约增加一二倍以上。19世纪中叶以后，江南市镇进入极盛时代，诸葛村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展了它的商品经济，尤其自太平天国平定之后，百业重兴，进入了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初级阶段。

诸葛村的整体结构和个体建筑，都反映出这个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历史性特点。

2. 中药业兴起

遵从“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祖训。这个诸葛氏宗族特别专长于经营中药材，从业很早，从业人数很多。一向发达的兰溪中药业，约有2/3是诸葛氏宗族经营的。《高隆诸葛氏宗谱·序》说：

吾兰药业以瀫西为著名，而瀫西药业又以诸葛为独占。以余闻之，有清中叶苏州之文成，咸同间扬州之实裕，俱有声于时，除杭州胡氏庆余，叶氏种德外，当屈一指。棠斋、韻笙父子，后先济美，长驾远驭，设祥源庄于沪上。南则广州香港，北则津沽牛庄，运输贸易半中国。

1987年编制的《兰溪县诸葛镇文化志》说：

素称医药之乡的诸葛镇，药店分布江南一带及广东、香港等地。据考查，诸葛镇人在外地经营药业的有三百五十家以上。

早在明代，滋树堂派的诸葛族人就在江苏如皋开设了一家中药店，叫实裕药店，后来李渔就在这家药店学过徒。清代初年，滋树堂派的诸葛巍成在苏州开设文成药店。嘉庆年间，诸葛石渠到温州开设集丰药店。药店中规模最大的是由诸葛锵（1844—1900年）创业的天一堂。它创设于咸丰年间，又在兰溪城里开天一药行、同庆药行，经营批发，后来在天津、牛庄、上海和广州开设同丰泰药号，在香港开天一堂。诸葛锵的儿子诸葛泰（1871—1942年），字源生，继承父业，并进一步扩大，在兰溪圆石涧和诸葛本村有养鹿场，各养制药用的鹿数十头，产品远销杭州、上海、台湾等地。其他药店也有在诸葛本村养鹿的。在诸葛村里，门市另有葆仁堂、寿春堂、天生堂、九和堂、立德堂、同德堂等六家药店，供应广大农村。

中药业是一门专业性很高的行业，从采购鲜药到炮制丸散膏丹等各种成药，不仅要求很熟练的技术，而且要研读医书，“医药不分家”，因此，高隆诸葛氏业医的也不少。宗谱里记载的有声望的族人中，兼擅药和医的就大有人在。如明代末年的诸葛心吾，“精于歧黄家言。有丐药者应手而瘳”（见1947年宗谱《墓志铭》）。又如清初的诸葛蓝田，凡邻里“有疾不能延医。则取药以疗之……踵门求药者每日几如市云”（见1947年宗谱《诸葛蓝田太亲翁传》）。他的儿子晴园，“时复采上药、中药百有二十种，普济世人，以昭厚德”（见1947年宗谱《寿序》）。诸葛村历代也出了不少名医，如诸葛守训（1610—1692年）和他的儿子们，诸葛松（1725—1793年）等。

药和医可以济世，同时可以致富。诸葛村的药商里有不少成了富翁。富翁阶层的兴起渐渐引发了意识的变化。1947年编修的《高隆诸葛氏宗谱》说：

药业之兴，有长老以为之表率，有系统以资其联络，贸迁有无，亿则屡中，发皇光大，卒有为陶朱。

咸丰、同治年间的“大贡元”诸葛绳飞在《七秩寿序》中说：

轩冕遗情，括苍陈肆；编排《本草》，次第灵芝。槎阁巍峨，朱旙增色；剑池莹澈，锦芨生辉。人斟郦菊之泉，都堪益寿；客种董林之树，倏已成阴。斯则歧黄原可活人。陶朱因而积产矣！

又如《恭祝诸葛鹤亭大兄大人四旬初度》中说：

鹤翁之先尊克轩公，溯七泽，历三湘，蓄仙苓，采芳草，种早培乎玉树，遗岂止乎金籝。鹤翁则克体父心，善传世业，谓贸迁固堪继志，即服贾亦足孝亲。与其读万卷之书，孰若积千金之产。（同治七年秋，教谕祝书云撰）

他们不但经商致富，而且鲜明地主张：积产胜过读书。商贾们突破了千年来抑制末业的传统，向千百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挑战。“耕读”的梦，终于黯淡失色了。

清代初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中药业在全国各地发家的诸葛族人，纷纷携资回家置业，建设了宗祠、私己厅和大量住宅，也振奋了村中的商业。那时期奠定了诸葛村发展的基础。

3. 文化的传统

诸葛村的地方文化处于从传统的农耕—科举文化向市场—商业文化转变的过渡阶段。

虽然由于一些人弃儒从商，市井文化的发展削弱了对科举取仕的兴趣，但早期的诸葛村毕竟还远远没有脱离传统生活方式的轨道，一些佳秀子弟还迷恋着科举入仕的道路，又由于诸葛氏所从事的药材业需要阅读很艰涩的书籍，所以，一些村民还是维持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从而使传统的文人文化在诸葛村还保持着重要的地位。早在明代，诸葛族人在村北建了一座南阳书院，是“高隆八景”之一，明正德间陆风仪有诗：

花竹绕庭除，图书万卷馀。

云藏扬子宅，人识卧龙居。

景物随游惬，江山入望舒。

悠然栖息者，谁羡武陵墟。

看来这书院规模不很小，储书万卷余，大约也不仅仅是应付科考的。

乾隆己亥年（1779年），诸葛族人中殷实者捐田、捐银，共有千金之余，办了一个“登瀛文会”，“月数聚士子课制艺。优者给以膏火之费，乡会试赠以宾兴之资，从无间断”（1947年宗谱《重整登瀛文会记》）。这是专门为资助读书和科考而设的。

不过，高隆诸葛氏毕竟因为大量经营药业而不十分重视功名，而且祖上遗训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继承诸葛亮宁静淡泊的志趣，所以，后来高隆诸葛氏的科名成绩平平，明清两代，只有嘉靖十七年（1538年）诸葛岘、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诸葛琪、乾隆十六年（1751年）诸葛仪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诸葛4位进士。乡贡不过9人，其中有这4位进士。

这情况与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同。诸葛村南边大约只有二三里的小小纯农业村落菰塘畈，竟有书院三座之多，其中两座建于宋代，而且这个村的文运也很发皇。另一个近邻的小小的纯农业村落翁家村，也有一座建于明代的书院。

然而，传统文化的意义远不止于科考。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乡村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正统文化的代表，成为正统文化影响乡民的媒介。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诗文著作和生活方式中标榜传统文士恬淡自然的价值观。诸葛村历来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学术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明正德初，精诗擅画的诸葛文郁（字盛之）建“西轩”，永康徐御史写一篇《赞云山清隐序》赠给他：

兰有隐君子诸葛盛之者……耽嗜诗书，不求闻达。于所居岘山之西筑室一楹，名曰西轩，储以典坟，树以花草，优游晏息，日与青山白云相为主宾，寓隐意焉，一方高士也。

又有清代晚期四十七世诸葛佐明，在村中建“环绿园”书轩，诗书自娱。著《石汀诗集》，有诗如：“松磴弹琴”、“菊径烹茶”、“梅窗点《易》”、“南阳列画”、“钓矶竹月”、“石室兰崖”、“悬崖飞瀑”等。可见他的生活情趣。他作《自赋书轩杂咏》：

万绿中藏轩半楹，鹪栖偏觉一枝清，

耽书日向蕉间坐，细听时鸣叶上莺。

这种生活情趣里饱含文士们的价值判断。他们很轻视诸葛村一向重视的医药业，从而引起了村民观念的冲突。

距诸葛村10华里。另一座诸葛族人聚居的泉山脚村，保存着一份《泉麓诸葛氏宗谱》，里面的元代《泰十七处士传》里说：

产业自有定主，若妄贪恐致累于家室。有馀赀者则可，并不可勉强而假贷为之。惟事农耕，不逐末艺。（元·孙克海撰）

所谓末艺，就包含医药学在内。

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履祥教育他的儿子说：

士为四民之首……工技役于人，近贱；医卜之类又下一等；下此益贱。（见《张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

诸葛村人在元代就开始经营药业，而几百年后的知识精英还这么轻视医药业，这从反面证实了诸葛村人思想的开放和活跃。

4. 文化中新因素的发展

诸葛村的风俗是传统的上层文化、市井文化和以农民为基础的民俗文化的混合物。混合了就会发生矛盾和斗争，从而引起主流因素的变化。所以，新旧文化的矛盾在医药业的评价上以最尖锐明白的语言发生了冲突。

1926年，季分派宗厅尚礼堂修缮后，有一副对联，写的是“科第尚哉，必忠孝节廉，自任几端，方为敬宗尊祖；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为孝子贤孙”。它给了商贾一个正当的评价。

1947年的《高隆诸葛氏宗谱·重修族谱序》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完全反传统的观念。它说：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四民具备，各举其职，而国力以强。四民有其一，能举其职，造诣精进，而国基亦以植。

它把诸葛村的药业奉为“驰名浙东，历百余稔而生理勿衰，商战之雄”。结论是：

国有四民而诸葛有其二，故能卓然自立，声施烂然，而为兰西之望族也欤。

话说得非常明确干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被提高到与士类相埒，而曾被张履祥评为“又下一等”的医业，这时被诸葛氏看成很崇高的事。这本宗谱里的《大贡元诸葛芸简先生大人八旬寿序》里说：

闻《诗》闻《礼》，金籝偕经笥同传；寿世寿身，丹灶与玉函并援。棐几检桐君之录，顾人尽享大年；市门霏橘井之香，此处堪供小隐。

除了不敷生活必需的农业之外，药业是诸葛村人赖以生活的最重要职业。所以，他们挺身面对传统，非常明确而高调地歌颂了药业，虽然他们在肯定药业的社会地位之时，还要鼓吹所谓“儒医”，标榜他们“生平最喜读书”，“家储秘籍、古琴、书法、名画以供清鉴”。不过，他们生活的基本取向还是积财为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制止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诸葛村在早期也跟附近所有的纯农业村落一样，没有商业街道，也没有商业中心。住宅以一座座的房派宗祠或一座座的“祖屋”为核心形成团块，这些团块再组成整个村落，又以全宗族的大宗祠为整个村落最重要的礼制中心。但是，最迟在清代初年，诸葛村就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村子西南角的高隆市形成了商业街道。太平天国失败之后，诸葛村的商业大发展，又形成了以上塘为中心的商业地区，叫“街上”。它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它们的活力，它们对乡民生活的实际影响，渐渐超过了礼制中心。商业中心的空间也很宽阔，而作为诸葛村最高礼制中心的丞相祠堂门前却连一块空场都没有。这种现象，十分鲜明地反映出诸葛村从纯农业的宗法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化的历史性过程，虽然它还处于很原始的初级阶段。

由于诸葛氏大量外出经营药材业，长年甚至累世，宗族观念自然淡薄；又由于诸葛本村的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绝大多数由外地人经营，所以，宗族对村中的管理职能大大削弱，不再像纯农业宗法制村落里那样是实质上的全能政权机构。到清代末年，诸葛村终于分成两部分，即“村上”和“街上”。村上主要由宗族管理，街上则主要由商会管理。商会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自治组织，负责调适与商人和商业有关的事务，各方面的利益。还要雇人打更、清扫街道，组织龙灯花灯，承包税务，设立名为“永安会”（或称水枪会）的消防队。在内战频仍的年代，军旅往来，商会还要出面筹款支应。到晚近，连诸葛镇的警察局都是由商界的热心人士筹办的。宗祠则按传统惯例主管宗族内部祭祀、修谱、兴学、恤老、济贫、祈年、做道场、调解纠纷等事务。村子的商业中心在北部，主要在外地杂姓占多数的上塘，商会设在它附近。代表基层政权的村长、保长、甲长在春晖堂里办公，春晖堂因而被称为“官厅”。宗族的活动则多在南部的丞相祠堂和中部的大公堂，这是传统的礼制中心。诸葛村已经开始由血缘村落向地缘村落过渡，这是和商品经济同时发生的历史现象。

药商在外面积攒了钱，仍然按农业社会的传统风尚带回生养他的那块土地，主要的用途是兴造住宅。天长日久，住宅越造越多，诸葛村的范围越来越大。这些住宅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形制之考究，装修之精致，又都超过了农业社会的实际需要。许多住宅有一个三开间的“厅”，或在楼上，或单独为落地的一“进”，构架精致，装饰华丽，专供阔绰的排场之用。

厅主要供男性的交往，设厅有助于严分男女内外。严分内外是这些住宅的重要考虑，因为家主多在外谋生，家眷留在故乡。封闭内向的形制，高高的围墙，小小的天井，这种住宅，对外人是堡垒，对妇女是监狱。和宗谱里那么长的节妇贞女名单一样，它们都是宗法制度的镣铐。

诸葛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也反映在建筑装饰上。像在纯农业村落里一样，住宅的装饰也大量使用传统的“诗书礼乐”、“渔樵耕读”、“琴棋书画”或者这类寓意的人物故事等为题材。但是，诸葛村住宅装饰的新特点是它们还大量使用“聚宝盆”、“古老钱”、“银锭”、“刘海戏金蟾”之类的题材，触目都是，商人的拜金意识表露得很直率。每逢新年，大小门上的春联除了耕读文化的传统内容之外，还有许多是热辣辣地企求发财致富的，或者歌颂钱财的威力的。在春联旁边，家家贴上一对金纸或银纸剪的元宝，闪闪发光。

各种住宅砖门头（一）

住宅有严密的防盗措施。大门扇外面常常钉铁叶子，里面加铁穿带。有些人家， 大门用三道门栓，还要加闸板。许多住宅，沿外墙的内侧做木格栅，防贼挖墙洞进来。而在纯农业社会里，住宅通常是不闭门户的，陌生人走进去，歇歇脚，喝一杯茶，甚至坐下来吃一餐饭，连姓名都用不着问。

诸葛村的阳宅小风水也特别重视“聚财”。风水术把水比作财，住宅一定要“四水归心”，所以四合院最常见。“三间两搭厢”的三合院，要在前墙的内侧做“金鼓架”，形成向天井倾斜的披檐。又例如，所有的房屋，后檐的开间比前檐的都要大一两寸，使平面形状像“口袋”。如果强求前后一样，则难免会因误差而使前檐宽于后檐，那就会像“簸箕”。口袋能藏风聚气，而簸箕则是向外倾倒的。

远出经商，开扩了诸葛们的眼界，减弱了他们的地域观念，减弱了保守性。诸葛村从外地引进好多种大木工流派，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来自东阳。诸葛村的宗祠和住宅大量使用磨砖雕花门脸，当地称为苏砖门头，据说，它们来自苏州，在苏州设计、制作完成之后，由水路经杭州、严州、兰溪、游埠，溯游埠溪而上，运到村南1里左右的新桥头，然后挑到诸葛村现场装配起来。这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个新现象。除了苏州以外，诸葛村的建筑也显然有徽州影响，主要表现在住宅形制、大木架系统和梭柱、月梁、挡雨板等等的做法上，大体可以说，皖南、赣北、浙西、浙中同属一个建筑文化圈。

从纯农业社会向初级商业社会的过渡，也反映在诸葛村居民的日用器具上。日用器具不妨看成是住宅的附件，补充住宅的功能。许多日用器具，都是半专业或专业的手工业匠人的作品，从市场上订制或购买而来。它们已经不再像一般农村常用器具那样朴实天然，而是十分工致精巧。它们是手工艺的杰作，虽然大多数仍然保持着从功能和构造衍化出造型的法则，不过，有一些已经显然雕饰得过分、纤巧，甚至趋向繁缛。费工费料成了价值观的因素，例如雕花床、堂屋里的杠几、合欢桌、面盆架和梳妆盒等。有一些器具，则是直接服务于奢华的生活方式的，例如，公子哥儿们的竹鸡笼和礼盒等 。

各种住宅砖门头（二）

从清代中叶，每年农历正月，诸葛村有两期灯会。第一期在正月十五元宵夜，由孟、仲、季三个房分各出板龙灯一条和青、白布龙灯两对、一共三条板龙、六对布龙。龙灯出了各房分祠之后，先登村子西北的石阜岩，下山后环绕全村，次日凌晨时分在上塘街散灯。这一期灯会是由宗族组织的。第二期由商界组织，在正月二十举行，有板龙灯两条，布龙灯五对。一共大约一百“桥”。 龙灯不出村，只环绕村中心的店铺巡行。同时，各店铺在门前扎花灯，有牡丹、月季、菊、狮子、兔子等。有些灯象征本店的营业特色，如酒店扎太白醉酒、文具店扎毛笔。花灯堆成几十座花灯山，又叫鳌山。这一期盛况甚至胜过第一期。

又例如农历每年四月十四和八月二十八举行的诸葛亮春秋二祭，每次五天至八天。大公堂里香烟缭绕，庄严肃穆，头首耆老，行礼如仪，而全村这时期商贾云集，江湖艺人、三教九流之辈，也从各地赶来，形成热闹非常的庙会。不但有喧嚣的买卖，也有赌博、娼妓和大烟。大公堂里请戏班子演戏敬祖，街上后生仔趁机窥人妻女，以致有“要看大姑娘，四月十四大公堂”的俗谚。

虽然如此，诸葛村毕竟还处在商品经济的萌芽时期，它还处在农业社会，所以，民风仍然保持着农业社会的淳厚。人们重伦理、敦乡谊。例如，在诸葛村和它附近的村落里，都有点“天灯”的习俗。天灯的做法是：在一枚石鼓墩上插一根大约1.5米高。5～6厘米直径的木杆。上端安一个形状像小房子的木匣。白天，天灯柱上挂草鞋、斗笠，供路人无偿取用，晚上在小木匣里点燃蜡烛做信号，赶夜路的人，身上压着一天的疲劳、心里焦急，既辨不清方向，又判不定远近，今夜投宿何处？黑暗里，天灯送来的一点摇曳的光亮，是乡邻乡亲们温暖的关怀，他知道，有光亮处就有床铺和热饭。于是，他感到他属于这方土地，这方土地是他的家乡。民间传说，“天灯”谐音“添丁”，灯里有“添丁老爷”，什么人出资点一盏天灯，家里就会添子添孙。可见，乡人们把在暗夜里送行人一份贴心的亲情看得多么重。

制作酥饼

制作孔明锁

总之，诸葛村的文化状态，是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化的初级阶段的文化状态，是刚刚开始从血缘村落向地缘村落过渡时的文化状态。它基本上保持着农业社会的乡土性特色，却又鲜明地表现出新的商业社会的特色。它是正统的上层文化、传统的民俗文化和还处于萌芽时期的市井文化的交汇融合又互相矛盾冲突的产物。

富有开拓性的药业经营，使一些诸葛村人比较早地接触了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现代文明，所以，在20世纪初，村里就有人办现代小学，接纳女生，或办女学，如诸葛鸿（1878—？）于1904年便赴日本游学，回国后担任云和县教育局长、女校校长、商会会长等职务。诸葛棠（1886—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筹边学校，研读英文、藏文和蒙藏语言。诸葛銮（1879—1922年）和诸葛鲁（1890—？）均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归国后长期从事司法工作。各方杂聚的商业，也打破了狭隘的土地束缚。因此，诸葛村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开廓，少一点自闭。这很有利于他们近年的发展。

礼盒

送礼时用的装鸡竹篮 b2AiaXtSWW30J1OFoqnmgsx5flJTsJVFj4GRJGnhamIoys8qFdaUKvrrWhe2KSV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