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物名邦

不仅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兰溪也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唐代“甘露之变”死于宦官之手的丞相舒元舆和唐末五代的诗僧贯休都是兰溪人。自范仲淹提倡各地创立书院以来，宋、明两代，兰溪有书院不下十四所，其中至少有五所是宋代建立的。朱熹、吕祖谦、王鲁斋、金履祥、宋濂、王阳明几位大理学家或者在这些书院里短期讲学，或者长期主持它们。南宋以后，兰溪有几代著名的理学家，共同形成了金华学派。此外，明清两代，兰溪还出了几位学者和戏曲家。文风盛，科第成绩就比较高。宋代，兰溪有进士112人，香溪镇范筠一家“十子九登科”。明代兰溪有进士66人，弘治三年（1490年）庚戌科，金华府的四名进士都是兰溪人；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金华府的6名进士中兰溪籍的占了3名。清代兰溪科举成绩下降，初年还有21人考中进士。（见《雍正浙江通志》）所以，清代《重建云山书院碑记》中说：

兰溪之科第蝉联，勋名烂于朝野者指不胜屈，是故浙东为郡八，为县五十有四，实学名儒，巍科显仕，未有出兰左者。猗欤盛哉！

正德十五年（1520年），章懋作《先圣庙记》，里面说：

兰溪为婺望县，其山有紫岩之秀，水泛瀔波之文，最为奇胜，而清淑所钟，英贤辈出，有一乡三八行者，有一里二贤良者，有一门五高者，其他以经术、政事、文学、死义名者，后先相望。

兰溪算得上是一个文化名邦。

2. 理学

兰溪西北为皖学之乡徽州，西距大理学家朱熹故里婺源不远，都有水路可通。学人之间互相激荡，兰溪也出了几位重要的理学家。

首先是香溪镇的范浚，创立了金华学派，或者叫“婺学”。范浚是范筠的第八子，没有应举，后来举贤良方正，因秦桧当权，凡七聘而不仕，借保惠寺办书院讲学，著《香溪文集》二十二卷。朱熹两次来访未遇，逝后来吊，所以香溪范氏宗祠有楹联：

朱子三访地；朝廷七聘家

朱熹给他写了小传，说道：“于时家居，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又说，由于出了范浚，“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

据杭世骏评论，范浚之后，婺学代表人物为吕祖谦兄弟和陈亮，都是金华府人。婺学大盛于宋、元间的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明初的刘基赞他们为“四贤之杰，群儒之英”（见《八华山志》）。其中金履祥，字仁山，是兰溪纯孝乡铜山后金村人，距诸葛村不足20华里。再以后，则有明初的宋濂、方孝孺和稍后的兰溪渡渎村人章懋。全祖望说：“南宋时浙东有邹鲁之称”，说的就是婺学的建立。婺学倡导“经世事功”而与朱熹等理学家的性理之学对立，金履祥曾经规划过抗元战略，宋濂则是明代开国的第一文臣。 这些婺学大师大多有著作问世。

3. 经史文学和藏书楼

与理学家同时，兰溪自宋代以来，还出了许多治经史文学的学者。最早的如宋代的杜汝霖一家，紫岩乡人。杜汝霖有五个儿子，虽然也有从师于吕祖谦的，也有问道于朱熹的，但都不事理学，而与陆游、辛弃疾等交往。长子伯高著《桥斋集》，次子仲高著《杜诗发微》、《癖斋集》，三子幼高有《碎裘集》。

到明代，最著名的学者有胡应麟。《光绪兰溪县志》说他：

不为经生业，独为古文，质于父曰：吾乡范、金二先生皆布衣耳，何仅以科名重耶？晚筑室城隅，号二酉山房，购书四万余卷。著有《六经疑义》、《诸子折衷》、《少室山房稿》、《诗蕞》、《诗薮》、《笔丛》等，共三十七种，三百四十七卷。

胡应麟僻处兰溪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人物，可见兰溪文化气息的稠浓。他交往的本邑朋友中，有不少是很有修养的文人，如陆瑞家，《陆氏家乘》说他熟读经、史、子、集、百氏千家，“由是学问益博，文篇益高，学问迥别流俗”。著有《学契摘稿》、《遗野集》、《古台集》等。据明代《两浙著述考》的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兰溪有51人有经、史、子、集等著作传世。

兰溪文风盛，读书人喜好收藏书籍。《金华书录》说：“婺州藏书，独盛兰溪。”藏书的风气首创于宋濂的青萝山房，后来，比较著名的除了胡应麟的二酉山房（又名少室山房）藏书四万卷外，同时还有徐介寿的“百城楼”藏书五万余卷，纯孝乡厚仁村陆瑞家（1542一1605年）的“万书楼”藏书十余万卷。此外还有唐彪的“万卷楼”、黄时高的“云山书楼”、郑 的北园和章懋的藏书楼等。这些都是明代建立的。藏书楼的普及，说明一种生活方式和理想的普及。《光绪兰溪县志》写到郑 ，说他：

成化丙戌试南宫中乙榜，授闽学训导。弘治庚戌进士，年四十五致仕，家居三十七年，无他嗜好，尝筑室北园，聚书数万卷，昼夜披读，有所得，即书之，率皆切于世教。所著有《道德经阴符经正解》、《礼仪纂通》、《深衣图说》、《纲目撮要补遗》、《鸿迹莺音二录》、《蛙鸣集》等书。

左：村民为时时告诫子孙，特将诸葛亮《诫子书》挂在中堂上，写在扇面上

右：诸葛村住宅大门联上写“有孔则明乃孔明；承诸联葛姓诸葛”，提醒子孙不忘祖宗

有些藏书楼很普通，如章懋的，仅仅“构室三间，中张布帷，左右置经籍，以供玩索”。二酉山房则有了藏书楼特有的功能面貌，楼在兰溪城北官塘思亲桥畔，胡应麟自为记：

山房三楹，中双辟为门，前施帘幙，自馀四壁，周列庋二十四。庋尺度皆齐一，纵横辐辏，分寸联合。中遍实四部书。下委于础，上属于椽，划然而条，岌然而整。入余室者，梁、柱、榱、桷、墙壁皆无所见。湘竹榻一，不设帷帐，一琴一几、一博山、一蒲团，日夕坐卧其中。性既畏客，客亦畏我。门屏之间，剥啄都绝。

王世贞在《二酉山房记》里说它“上固而下隆，使避湿，可就日”。楼旁有古 树，高接霄汉，俯蔽池塘，读书之暇，或倚树长吟，或傍水沉思，都可以深化对学问的认识。

更注意环境的是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陆瑞家的“万书楼”。它造在离诸葛村不远的厚仁村的载阳冈上。《纯孝乡陆氏宗谱》说到楼址的气势：

其朱雀为殿山，颇似半月。之阳，石泉甃焉。其玄武为大山，去鹤山甚迩。其青龙为中塘诸山。

登垅而眺远，则金华诸山峙其界，岘山诸峰耸其后，桃峰、道峰诸山列其左，九峰诸山供其右，是足以当此楼之四岳耶。

楼共九间，暨左右厢六间，共十五间。有园林，其中又有“耕钓轩”。除书籍外，兼藏字画。可惜楼与园及全部收藏品都毁于太平天国的战争。

这些藏书楼绝大多数在乡村里，当时的文士学者爱好乡居，标榜“身不入城市，足不履公门”。广大的乡村，其实是明清两代的文化基地，包括正统的雅言文化。

4. 乡绅

除了理学家和文士学者之外，兰溪城乡，尤其是乡村，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科举制度促成的，它们或者未仕，或者致仕在家。他们是上层雅言文化在农村里真正的代表，起着普及礼乐教化的作用。

他们在乡间造几楹幽斋，雅洁精致，过着诗书自娱或者设帐授徒的生活，虽然未必躬亲农作，却也标榜耕读的传统理想。仅仅《光绪兰溪县志·古迹》里，就有“馆”五、“堂”十九、“楼”十五、“阁”五、“轩”十、“斋”六、“山房”四、“别墅”八、“庄（山庄）”三、“书屋（室、书亭）”六、“隐居”二、“园（圃）”九，此外还有“月区”、“柏林”、“松坡”各一，一共九十三所。这些小筑，大多建于明代。也有些建于宋、元两代，少数是清代建的。它们造在风景秀丽的山水之间，有的还附有园林。储书陈琴，友朋酬唱，个中生活的文化水平很高。例如“青萝馆”，是明代居士江伯容所筑的读书处。他有《初夏村居》诗：

满村桑柘绿成丛，曲水平桥处处通。

出草青蛙荷叶上，啼村黄鸟柳荫中。

茅檐邻并三家舍，草阁萧疏一亩宫。

偶与田翁较晴雨，不知残照上扉红。

诗句表现出自然生活的美以及对这种美的陶醉和满足。物我相与，淳朴而圆融。

明代太仆郑本立在兰溪东郭外造了一所“逸老堂”，他在自为《记》中说：

予今老矣，其建斯堂也，岂仅图自便自适已乎，将期完晚节以无忝所生也。堂侧有阁数楹，储古今图籍，朝夕玩索，以庶几孔子五十学《易》之意。去堂里许，有园一区，环植翠竹，中构有“斐亭”，日月一至，诵淇澳之诗，想见卫武公耋而交儆之志。徜徉三径，无逸而逸，又乌知老之已至未至哉？

这是非常典型的当时文士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它们所蕴涵的价值观无疑会对乡村社会中一代又一代知识者发生深刻的影响。

乡村士绅潇洒无为的生活方式，比较高的正统文化修养和对大自然亲切的感情，都导致他们爱好园林艺术。所以，他们在流连茫茫苍山、泱泱云水之余，就依傍这些堂、馆、别墅之类营构园林，寄托他们的理想。《光绪兰溪县志》专门记录了九所比较大的园子。其中藏春园、邵氏园、柳氏大园建于宋代，其余元代一、明代三、清代二。其中诸葛村的“西园”是乾隆年间造的。康熙武进士唐骧在兰溪城东建“可园”，有自为《记》，说它：

广可二十亩。东引云泉，北傍山麓，入园中一潴而为小圆池，在山下；再潴而为大方池，在园心；三潴而为小方池，在堂前；四潴而为大方池，在堂后屋侧。小圆池之上叠文石为峰峦洞壑，杂植花药，中为方亭，明窗四启，掩映林薄，可休；循亭左渡石桥，历级而上，平其地为台，眺望甚远，可啸；大方池种红白莲，中为小亭，左右石桥，旁带苔矶，可漱；小方池之上有海棠二本，各数丈，花开甚丽，可玩；其西为堂，堂上为楼，吾储书其上，可读；右为凉室，以招北风，可夏；左为暖室，以延南曛，可冬……

另外还有鱼池、稻田、菜畦、果林等。这座“可园”规模和艺术都非常可观了。

兰溪乡村园林之盛是各处少见的，可惜经过历次战争和土地革命的破坏，它们都已经全部不存在了。

5. 风俗

虽然正统的上层雅言文化在农业为主的兰溪县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但是，明代以降，商业经济所带来的新的市井文化，已经强有力地向传统文化挑战了。章懋撰《正德兰溪县志》说兰溪风俗：

兰邑风俗古今凡几变矣。迨宋南渡，中原文物之渐渍，诸贤道学之讲明，然后蔚然为文献之邦。……至以科第、宦业、文行知名，非祖父子孙之济美，则亲从昆弟之联芳。故气习淳厚，反朴向方；习尚忠厚，公论坦明。……自我明以来，男勤生业，鲜驰狗马；女事纺绩，不出闺门。丰以延宾，啬于奉己，庆吊礼尚往来，婚嫁择先门第，此其俗之可称者也。居市井者多夸诈，处田里者或粗鄙，趋利而好名，尚气而健讼，强凌弱，众暴寡。女生不育，惧乏资装；男壮出分，竞争家产。婚失其礼，故或轻诺而致讼，或论财而鬻婚；丧失其礼，故崇佛寺而忘哀，惑风水而不葬。此其俗之未善者也。

章懋明确地提出了上层“正统”文化、市井文化和田里文化三种文化的特点和矛盾。他站在“正统”文化立场上尖锐地批评了市井文化和田里文化。及至清末，《光绪兰溪县志》加以补充，对市井文化的批判更加激烈，这当然和市井文化的发展有关。同《志》说：

国初业儒不出数十名族，乾、嘉以来，矜尚者众，士风蒸蒸日上，至道、咸间较盛。文雅者恪循礼仪，质直者矜尚气质，乡民日被渐染，能明大义。……若夫应酬之礼，先辈风气醇厚，重亲谊、慎交与，庆吊无多仪，宴会戒糜费。厥后渐趋于奢，馈遗燕饮，浮文多而实意少，致有疏间亲，新间旧者，此俗之不如昔也。燹后 市廛复兴，商贾云集，买卖易于取利，愈增浮费，致饰外观。城居土著，不免相习成风，犹幸士族尚知撙节，不与推移。且近年来市面渐觉艰难，此风应可少息。尤望官斯土者，培植士类，感化商民，表率而整齐之，庶几崇实黜华，自不难于复古矣！

《兰溪县志》上的这两段记叙，很生动地说明，明代后半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商民”中有一些人很快富裕起来，同时，城镇里也就萌发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新文化、新道德、新风尚和新的价值观。它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四民之首”的“士类”所代表的正统士族文化发生尖锐的矛盾。士族文化一贯崇本（农）抑末（工、商），所以就鄙视这些新的文化现象，斥为“俗之未善者也”。“士类”对“市井文化”的斗争是很自觉的，除了划清畛域，叹息“世风日下，今不如昔”之外，他们还企图“感化商民”，甚至对市面的艰难幸灾乐祸，以为可以趁机“复古”了。

在兰溪，由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得很早，“士类”的上层文化和商贾市俗文化的对立也发生得很早。宋代，香溪镇的范茂通造了一座书斋叫“此君轩”，他的从子范端臣写了一首诗，有句道：

……

只今俗子纷廛间，铜臭熏天夸侈极。

曲眉皓齿宴华堂，嫚绿妖红醉春色。

争如此处是潇洒，左右牙签散图籍。

他鄙薄了“铜臭”，矜夸了“图籍”。不过，可以看出，商贾们在那时候已经很有势力，他们的文化已经开始泛滥，尽管正如《县志》所说，这种新的文化因素是到了明代后期才稳定壮大的。这种新文化因素，虽然带着“铜臭”甚至腐朽气息，却不是士类的正统文化所能扼杀的。“图籍”无力阻滞历史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里诞生的新的文化因素，逐渐扩大到附近的村落里，它削弱甚至动摇了传统宗法制的权威，冲破它无所不在的统治。

“市井文化”的价值观也会折射到上层文人的思想里去，浙东的婺学早在南宋就已经产生，它的核心就是提倡经世事功。宋代永嘉人叶适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到了明代末年，黄宗羲说“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是“世儒不察”。

“市井文化”会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伦理关系，它也会造成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少一点因循保守，多一点创造性。明人李贽的思想和“公安三袁” 的文论，都是大胆突破旧规范，刻意求新的。兰溪县下李村人、清代大戏曲家李渔，更是高扬创新的旗帜。下李村离诸葛村只有15华里，而且他青年时代在江苏如皋诸葛氏经营的药店里学过徒。

“市井文化”也会给乡村的婚丧礼俗、四时八节、迎神赛会、祈年求雨、立柱上梁等民俗文化注入新的因素，造成新的变化。

占统治地位的上层文化、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市井文化和无所不在的民俗文化，它们三者的共存、纠结、矛盾和盛衰兴替，都会在乡土建筑中表现出来，从聚落的结构、布局到房屋的装饰，影响历历可见。诸葛村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村子，它的整体和建筑局部，都具有从纯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初期的典型特征。

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也使普通百姓家的日用品更趋精致，更趋艺术化，如家具、餐具、寝具、灶具、洁具和各种其他用具，不论是竹的、木的、陶的，工艺水平都很高，从而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但一般百姓家里，并没有达到像《县志》里批评的那样靡费奢华，以致须要提倡“复古”。

6. 兵燹

兰溪地位冲要，明代正德十三年（1518年），弘治庚戌进士、邑人郑作《拓城议》，说道：

邑束衢、婺两江之水，东输于钱塘。南欲拒北，则邑为衢、婺之门户；北欲拒南，则邑为杭、严之屏蔽。门户破而后衢、婺可攻，屏蔽固而后杭、严可守。

因此兰溪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末的黄巢、北宋末的方腊、元末的红巾，都曾经攻克兰溪。明末的农民战争也曾经波及兰溪。对整个婺州，包括兰溪在内，破坏最惨重的是明清易代之际清兵的大屠杀和其后太平天国的占领。这两次都使当地的人口大减，村落为墟。李渔写《婺城行》诗记清兵的屠城，有句道：

婺城攻破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

太平天国战争，石达开于咸丰八年（1858年）过兰溪，李世贤据兰溪两年（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四月至同治二年，即1863年正月），后来被左宗棠部击溃，战事十分酷烈。战后又连遭瘟疫和旱灾。《光绪兰溪县志》载：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克复兰城，尸骸枕籍，知县谕办埋掩，掘大坑于山川坛下，舆骨其中，满而覆以土。又令于近城诸乡收买骸骨并埋之，每收骨一斤给钱三十文，愈收愈多，后每骨一斤给钱四、五 文。

又据兰溪《方氏溪里源宗谱》载：

（同治二年）二月瘟疫又起，有所染者三、五日即死。又遭久旱，饥民食草木树皮殆尽。珠玉服饰，贱如粪土，饿殍载道，死亡枕籍。

以致兰溪的丁口，到光绪三年（1877年）只有45568人，比两百年前的康熙六年（1667年）还少9454人。

太平军的破坏，使闾里房舍也遭到极大损失，《太平祝氏宗谱》说：“十室九空，新旧宅神华于斯殆尽。”诸葛村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也被烧去大半，直到如今，旧村区还没有恢复到燹前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