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邓小平就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从红一军团驻地宫河镇匆匆赶往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

邓小平到达云阳镇几天以后，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当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又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这时，自西安事变后开始的国共两党合作谈判，因蒋介石集团多次设置障碍而陷于僵局。中共中央一面敦促蒋介石以民族利益为重，实行两党合作全面抗战；一面加紧进行红军改编随时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和中共中央的通电迅速传到云阳。邓小平即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等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着手部署“加强对红军的抗日教育”，同时组织红军进行“参战前的技术训练与物资准备”。

红军即将投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部队面临的形势变了，作战对象和作战环境、作战任务变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任务、要求和组织形式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指导部队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红军总政治部起草了《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稿和《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稿，报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审核批准。前者对红军改编后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体制及机构设置等作了新的调整，后者主要是阐明全国抗战爆发后部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和要求等，邓小平参与了这两个决定稿的起草。

七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邓小平：“组织决定 一项可用”。“红军政治工作决定依目前情况须加修改，为着重新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望迅即重新起草”。 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邓小平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迅速组织重新起草《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召开团以上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加紧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前线。

会议讨论了重新起草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稿。这个决定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突出了政治工作直接为抗战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内容。《决定》稿提出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决定》稿指出，“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要求“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强调“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

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对《决定》稿的内容和部队思想政治情况，对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任务、要求等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强调要通过加强政治工作，保证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绝对领导。他说：

“全国抗战爆发，我军可能迅速开往前线，顺次合编；红军的名称虽然改了，但阶级矛盾并未消减。我们的影响扩大了，同时敌人也更容易钻入。因此，在新的环境下，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内容，其任务是：（一）积极准备抗战，一切为了抗战，在抗战中扩大我军的影响。（二）政治工作也就是党的工作，无论是政治工作还是党的工作，都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三）提高军事技术、战术、政治、文化及指挥能力，逐步走上正规化。”

他分析了部队思想政治方面存在“党的工作不健康，干部意识锻炼不够，民主少，水平低”等问题，提出部队政治工作要保持经常的工作基础，在新的环境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他说：红军改编换了旗号和帽徽后，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如有人对改编的意义不了解，发生动摇；有的部队开始合编时可能出现逃亡现象；编余干部、在职干部中也会有因职责不合、地位降低而产生不满情绪的。要解决、克服这些问题，就要做好解释工作，要说明蒋介石领导是为了抗战；要适当配备干部，选干部要以政治条件为主。

云阳会议结束后几天，八月一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对于红军的改编工作，对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保证部队党的工作的地位，保证将政治工作贯穿于部队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云阳会议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要求会后各部队继续抓好全面改编和军政训练，待命出征。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完成改编，二十日出动抗日。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正指挥，彭德怀为副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管南京政府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 二十九日晨，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令各兵团政治部：“我军在十天内改编完毕后，即出动抗战。此点可在部队中公布，并作广泛宣传动员。”

新的工作岗位和责任，要求邓小平更多地考虑和处理许多全局性的问题。他全力协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加紧进行红军全面改编方案的制定和宣传动员等各项工作。

红军改编开赴前线在即，干部配备成为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弼时、邓小平对前方干部的来源和配备方案，作了认真考虑、研究后，于七月二十八日和彭德怀就干部配备问题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林彪 ，提出“从后方及抗大中调已配备好的干部到前方工作”，并具体开出了从后方和抗日军政大学中抽调到红一方面军一、十五军团和红二、四各方面军工作的部分干部的名单。

八月六日，前敌总指挥部命令部队全部集中云阳地区待命。

部队改编后东进抗战，将面对一个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特别是要与友军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密切接触，从而增加了对外宣传和民运工作的任务。七月三十日，任弼时和邓小平致电中革军委转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部设民运部，以“便于开展和平对外工作”。 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后确定由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傅钟后来回忆说：

“在我军出动之前，小平同志主持总政日常工作。为了全军从组织上、思想上，尤其是干部配备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并抽调得力干部和入伍不久的知识分子，在总政组建了进行政治宣传的宣传队，进行地方工作的民运工作团，分别由宣传部和民运部领导，作为到前线开展战区工作的突击力量。”

为了指导东进部队的政治工作，任弼时、邓小平组织印发了一批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文件和地方工作的文件以及布告、传单等。他们对红军主力东进之后，留守部队如何开展政治工作也非常重视。八月十七日，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致电各部队留守主任及政治部主任，规定留守部队的基本任务是：一、帮助地方党的工作，扩大群众组织。二、继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三、用军事和政治方法消灭土匪。四、巩固扩大本身，向前方输送熟练战士。

经过国共两党代表反复谈判，八月十八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一九三八年一月编入第二战区序列。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决定：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三个师。命令中还任命了三个师的负责人。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这支人民军队的一次历史性变化。这支军队，是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屠杀和镇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被迫举起武装反抗的旗帜而创建起来的。建军的初衷就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十年来，国民党反动派对其存在与发展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今天，这支人民军队要与国民党军队在一起，接受国民政府的指令，尽管这是抗日大局的需要，但指战员中许多人从感情上一时很难接受，思想上也产生了种种疑惑。有些人担心：“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这是国民党借机整垮红军。” 不少人说：“过去我们是打白军的，现在我们自己却戴上了白军的帽子，接受不了。”有的人“一时冲动，甚至要求退伍不干了”。

一段时间内，围绕红军改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政治部一项十分急迫的工作。任弼时去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政治部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他领导政治部机关人员深入了解部队改编后的思想动态，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广大指战员开展形势教育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各种不良的思想情绪，为部队奔赴抗日战场作好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当时，八路军政治部有一百多人，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民运部、敌军工作部、秘书处等部门。刚到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的王平后来回忆说：“我到组织部没两天，邓小平副主任吩咐我带一个工作组去驻富平县的红三十一军了解改编中的思想情况”。“这个军编入一二九师，在改编过程中部队思想波动很大。广大指战员对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军队一起抗日，是坚决拥护的，但对取消红军番号，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都感到不可思议，许多同志对戴国民党军队的军衔、帽徽非常反感，还有少数同志因想不通而产生离队回家的思想。工作组协助军领导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后来部队改编完成并出动，一些指战员还有抱怨情绪。王平还回忆了部队东进山西时邓小平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形：“从太原出发，我们随邓小平副主任一起行动”。中途他“派我到总部特务团了解情况”。该团对改编换装存在许多模糊认识，“不少同志以为接受改编就和国民党军队没有什么区别了”。为此，邓小平专门去特务团召开了一次活动分子会并在会上讲话，反复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地位。他说：“换装只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红军的优良传统没有变，八路军仍然是人民的子弟兵。”

出征前夕，云阳八路军总部一派紧张的景象。而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这里出现了一个温馨的场面，邓小平安排陈赓夫妇团聚。

陈赓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二十年代陈赓和夫人王根英都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当时担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他们非常熟悉。这对夫妻聚少离多。王根英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全国抗战开始后被营救出来。陈赓要上前线了，王根英特意从西安赶到云阳来看望丈夫。当王根英到达云阳八路军总部时，邓小平立即打电话告诉住在三原的陈赓。陈赓急忙骑马赶到云阳。邓小平特意吩咐总部食堂加菜，并亲自为他们安排住宿。陈赓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 十天后，陈赓作为一二九师誓师典礼的阅兵指挥员，指挥了一二九师的阅兵式。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战前线。当时，国民党还没有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

山西位于华北地区，太行山以西，为黄土高原东缘，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屏障而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侵略者早已把夺取山西作为其实现攻取华北的战略目标，在侵占平津后，以一路部队迅速向山西大举进攻。山西与陕西山水相连，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山西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既有利于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又有利于八路军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日军。

九月五日，八路军总部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举行。部队在大操场上集结，高举着“拥护军委命令”“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横幅。当地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各界人士和群众挥舞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的三角小彩旗，从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汇集而来。会场周围，墙头房顶、麦垛树杈上都挤满了人。

邓小平主持大会。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宣布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年逾五十的朱德总指挥庄严地举起右臂，一句一顿地领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第二天，秋风阵阵，细雨蒙蒙。八路军总部在朱德、任弼时、左权和邓小平等的率领下，从云阳镇出发东进。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驻扎了八个多月，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队伍每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群众都聚集在村头，递茶送水，把小米、红枣、鸡蛋塞给将士们。

邓小平随部队离开云阳后不久，追踪采访邓小平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到了云阳。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海伦·斯诺从西安出发，只身到延安采访。当时正逢中共中央开会，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四十多位中共领导人，遗憾的是未能见到当时在云阳的任弼时和邓小平。海伦并不甘心，八月十九日这天，她找到毛泽东，请求他帮助想办法。她最终说服毛泽东允许她去前线采访并答应为她“写一封证明信给前线的邓小平”。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弼时、小平同志：斯洛（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事请为解决。” 当海伦带着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赶到云阳时，邓小平已随部队出发赴山西抗日前线。

四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访问美国时，海伦才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亲自交给了他。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的名字写在这封信上是意味深长的。这意味着他当时被看作是一位特殊的负责人，毛泽东本人信得过，才把一个外国女记者的人身安全及其工作问题托付给他。”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八路军总部在东进途中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总司令、副总司令。虽然部队改编还不到一个月，但出师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所以，这之后人们仍习惯地称八路军。

十五日，部队抵达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这里是黄河的一个渡口，对岸就是山西的荣河县（今荣河镇）。先前出发的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都是从这里渡过黄河的。

十六日早晨，部队开始渡河。这一天，久雨初霁，风和日丽。邓小平同朱德、任弼时、左权等一起登上一艘由两只木船拼在一起的渡船。战地记者拍下了他们的一张照片：朱德站立船中，手举着望远镜眺望河东岸。邓小平、任弼时分坐在左、右两侧船帮，凝视远方。左权副参谋长靠在船帆桅杆前。黄河芝川镇渡口一带平时水势平稳，此时由于连日暴雨而汹涌湍急。几十年后，当年负责组织总部机关渡河的王平还清晰地记得渡河那天紧张、壮观的场景，他后来回忆说，一到韩城，“黄河水的呼啸声已经隐隐可闻”，“黄河水由北而南，沉重地咆哮着奔腾而下，河水混浊，水势浩大。由于船工有丰富的经验，一只只小船绕过峰谷浪尖，激流险滩，顺利地到达了对岸”。

一过黄河，队伍就向同蒲铁路南端、距荣河一百公里的侯马镇（今侯马市）前进。二十日，部队到达侯马火车站。第二天，乘火车赴太原。

这时，往太原方向去的铁路沿线火车站挤满了人，有从前线下来的国民党军伤兵，有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有赴前线的支前民众，还有宣传抗日救亡的学生。王平回忆说：“我们每经过一个站台，都看到站台上挤满热血沸腾的群众，他们高喊欢迎八路军抗日的口号，双手捧着干粮和慰问品，争先恐后地往车厢里塞。”尤其是“那些从东北来的流亡学生，他们一群群，一队队，手挽着手，高唱着救亡歌曲，欢送八路军上前线。”

二十一日，邓小平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到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所在地太原成成中学。

八路军进入山西后，首先要面对的是地方实力派、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阎锡山苦心经营山西近三十年，利用得天独厚的煤、铁等资源，发展地方现代工业，积聚起财富。为达到永占山西的目的，他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贯通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并在山西东部山区和北部山区修筑了永久性的军事工程。日军大举进攻山西，严重威胁到阎锡山的统治地位和利益。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落入他人之手。为了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保住他经营多年的山西“王国”，他从反共转而同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他允许共产党在山西建立秘密联络站，并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到山西，帮他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组建山西新军。牺盟会和新军在名义上属阎锡山领导，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掌握着领导权。卢沟桥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将原来红军联络站改为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进入山西前线。

早在八路军总部东进出发之前，九月三日周恩来就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同彭德怀等进入山西，协调各方面力量，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准备。周恩来等根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同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商定，八路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同时，双方还商定，在第二战区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作为地方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担负组织战地各项工作、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任务。战动总会具有战时政权性质。

九月二十日，第二战区战动总会在太原成立。根据双方的协议，第二战区战动总会由阎锡山方面和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政府的代表，战地各军和牺盟会、公道团、学联、教联等群众团体的代表共二十多名委员组成。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邓小平、彭雪枫为八路军代表，不驻战动总会领导机关。

战动总会的活动区域，最初确定为山西雁门关长城内外十八个县、察南五县和绥远全省。后因战区范围扩大，又将活动区域扩展到察哈尔全省，在山西另增加了晋北的十二个县，整个活动区域总计六十八个县。

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随朱德等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晋东北五台县南茹村。这里，便成为八路军总部抗日出征后的第一个驻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的第一个军事指挥中心。邓小平所在的八路军政治部，设在附近的东茹村。

到五台后，邓小平同任弼时一起向华北敌后各个战略区分配干部，部署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他还负责领导晋东北战动总会开展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和培养抗日干部等工作。

傅钟后来回忆说：此时的邓小平，“刚过‘而立’之年，风华正茂，不论军队工作、地方工作都有丰富经验。他作风干练、稳健，待人热诚，关怀部属，深得同志们信赖。”

为了迅速组建起各级战动总会，尽快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抗日武装，政治部在总部驻地召集先期抵达的一一五、一二〇师各团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进行部署。会上，邓小平就划分群众工作负责区域和如何派出民运工作团、迅速建立战动总会、开展群众工作等问题作了讲话。他提出，在战动总会的组建过程中，第一步是要建立区、村两级的战动总会，做好实际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第二步是成立县级战动总会，既要吸收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又要吸收能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积极分子参加并成为骨干，为逐步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准备条件。

层层组建战动总会，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需要大批的干部。邓小平参与指导在太原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他亲自为训练班授课。当时担任战动总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的谢振华后来回忆说：“‘战动总会’成立后，人民武装部立即开展工作，先后在太原开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任课教员除唐天际、谢嵩和我以外，有时还请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领导来作专题报告。培训的学员除了山西本地人外，还有从东北三省及平津敌占区流亡来的学生。结业后，他们都被分配到山西各地、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在邓小平等的领导和指导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晋东北各县均建立了区、县两级战动总会，各县战动总会普遍建立了有一二百人的游击队。八路军总部所在的五台县的区、乡，都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为抗战服务带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基层群众团体，包括农民协会、工人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宣传发动声势非常大，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

战动总会的工作开展起来以后，邓小平要求各级人员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大的方面决不过杠杠”，即只动员群众，不干涉阎锡山的县政，同时“又着眼于实效，从基层搞起、稳扎稳打”。

八路军刚到前线时，阎锡山曾料定，共产党军队做群众工作再有办法，也要几个月才能搞起来。然而不到一个月，八路军便把群众组织武装起来了，并且使日军尝到了游击战的苦头。这使“阎先生和他那帮先生们都大吃一惊：‘八路军做事太快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当时最迫切需要的问题是扩军，战动总会成立后一下子招了五六千新兵，共产党和八路军威望很高，阎锡山招不到兵，战动总会却能招到。招到后分了一部分新兵给阎锡山。所以，阎锡山最初对战动会也很感兴趣。”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气勃勃的景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在晋东北，邓小平接待了多批来访的记者、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他耐心地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抗战的主张。对于远道而来要求参军的热血青年，他满腔热情地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岗位。这年十月初从上海来投奔八路军的留日学生张香山，就是由邓小平安排到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他后来曾回忆起当年邓小平同他的这样一段谈话：抗日必须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而不能是单纯的政府抗战。中国共产党为此而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要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目前当务之急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目前华北战场，国民党中央军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八路军不光打仗，一定要发动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青年学生要在部队中接受长期战争的考验，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刚刚组建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为骨干的山西新军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决死队是以薄一波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取得阎锡山同意后，于八月初创建起来的统一战线武装，九月二十一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决死队主要由热血青年组成，初建时政治、军事素质不高，缺乏干部，队伍也不稳定。邓小平除协助朱德、彭德怀等及时向决死队派出骨干干部外，还帮助做稳定队伍的工作。傅钟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及时给靠近五台的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决死队一纵队，派去了李成芳、陈玉堂等红军干部。当时，一纵队有十来个青年战士跑到总部，执意要参加八路军，我反复劝他们归队，有的仍然想不通。小平同志要我亲自送几位愿归队的到薄一波同志那里，并代表总部对全体讲些鼓励的话。一纵队从总部首长的关怀与信任中加强了自身工作，加速了部队的巩固与发展。后来，小平同志还向决死队的其他纵队，派去了红军干部。” 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决死队发展为四个纵队。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八路军队伍的不断壮大，有效地开展部队政治工作显得更加重要。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采用与国民党军队相一致的单一首长制，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各师、旅、团的政治部、处改称政训处。然而，红军改编后短短一个多月的实践表明，这一体制上的改变，明显削弱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为打破国民党的限制，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八路军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十月十九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张闻天并告周恩来、邓小平，提出恢复部队党代表和原政治机关制度。具体方案是：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治委员相同。旅设政治处，营设党代表或教导员，连队设指导员，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二十二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请他们速令执行，但认为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称政治委员。

二十四日，八路军总部以转发中共中央决定的方式，将恢复原有政治工作体制的精神下达各部。二十八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致电各师负责人，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依次为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紧接着，他们又布置各师提出各旅政治委员名单。到十一月，八路军三个师在团以上全都设了政治委员，营设了教导员，连设了指导员，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恢复了红军时代的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

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华北抗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十月二十六日，有晋东门户之称的娘子关被日军攻陷。

本来，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八月初的战略设想，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边界地区。因此，九月初，周恩来同阎锡山等商定，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太行山脉及太行山的北端。但就在八路军开赴山西的过程中，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后以主力折而南下；在东路，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分兵一部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八路军如果按照原来的部署行动，可能出现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的十分不利的境地。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部署，他在九月二十三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并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和各师首长提出：

“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根据毛泽东在此前后的多次电示精神，八路军总部决定：第一一五师一分为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一部留五台山地区，创建以晋东北恒山、五台山为依托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师长林彪率主力南移正太线，驰援娘子关；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主力以晋西北管涔山为依托，向晋绥边界发展；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的晋东南太行山区展开。

十月二十二日，八路军总部兵分三路撤离南茹村、东茹村。第一路，由朱德、任弼时带领总部机关，穿越正太路，于十月二十七日进至太行山区和顺县马坊镇。第二路，由彭德怀率领指挥所，经忻口、太原前线于十一月初到达马坊镇，同朱德会合。第三路，由邓小平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政治部宣传部、民运部的一些干部，还有韦国清带领的八路军随营学校的三个连队，总人数五六百人，经盂县穿过同蒲路、渡过汾河，于十月底进入晋西南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一带。傅钟回忆说：

“我们是经太原走的，随校是由苏子坡往南走的。他们过寿阳时，娘子关方向的敌情已十分紧急，日军飞机沿公路上空盘旋、投弹，队伍只好改走村野小路，还时常是在国民党败退下来的散乱队伍与急急逃命的阎锡山政府官员的夹缝中穿行。好在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的声威大震，队伍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沿途受到群众的热诚接待。所以队伍虽小，却有声有色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对于晋西南，邓小平熟悉而亲切。上一年的春天，他随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军东征山西，首先到达的就是这里。当时，他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一到汾阳，邓小平立即与当地牺盟会及转移到这里的中共山西省委建立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当地牺盟会的负责人和山西省委的负责人也不断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在汾阳饭店，邓小平在听取了中共汾阳党组织负责人武人揆关于汾阳工作的汇报后，指示汾阳党组织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在汾阳栗家庄，邓小平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刘绍南谈话，并指示今后地方党组织与八路军随营学校要互相配合工作。

在汾阳三泉镇，邓小平听取了在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简称工卫总队，后发展为工卫旅）担负党的工作的康永和的汇报。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是当年九月底由山西省总工会发起组建起来的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队伍。十月末撤离太原后，到文水、交城一带打游击。不久前经中阳县到达晋西南。在了解了工卫总队的活动情况后，邓小平提出，工卫总队不能在晋西南，不能让阎锡山吃掉，要返回晋西北去，靠近太原敌后打游击。不久，工卫总队即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适时地进到太原附近的交城山区，配合八路军和决死队，开展晋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十一月初，国民党军队在忻口进行的正面防御战失败，太原岌岌可危。战动总会撤离太原，向晋西南的敌后挺进。而在这个时候，阎锡山从正在撤离太原的战动总会撤出了他派出的干部，企图用撤出代表来拆战动总会的台，使战动总会失去统一战线的合法牌子而自动解散。

十一月四日、五日，战动总会机关及其游击干部训练班、战地剧社等直属单位，由太原撤到了汾阳。邓小平向战动总会负责人程子华、南汉宸和续范亭等了解太原前线的情况后，提议由战动总会致电率部守城作战的傅作义，对守城官兵表示慰问，砥砺作战士气。邓小平还召开战动总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和布置太原失守后如何开展工作。他在会上讲话指出：太原即将失守，这是战略转折。当前形势可概括为“两进一退”，即日军继续向南进攻，八路军向日军侧向进军，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南撤退。估计国民党的溃兵很快就会大批地蜂拥到汾阳，要大锣大鼓地发动群众，组织游行示威，造成群众抗日的热潮和声势。

八日，太原城失守。从太原外围败退下来的中央军、川军、陕军、晋绥军，沿着大路、小路逃跑，社会上人心惶惶。

九日，周恩来由交城到达汾阳。他是五日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一起从太原撤出的。邓小平立即和周恩来一起，召集先期转移到这里的续范亭、程子华、南汉宸等开会，研究如何处置阎锡山撤走战动总会干部的问题，如何应对从忻口、太原前线败退下来涌入晋西南的数万国民党军队维持社会安定等问题，并作出相应的部署。周恩来说：阎锡山撤走他的干部，要拆台，我们不要上当。战动总会的组织形式还需要，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战动总会顾名思义，就要活动在敌人占领的“战地”，开展游击战争。邓小平鼓励大家不要气馁，要同山西人民一道抗战到底。他说，在兵荒马乱时期，要广泛发动抗日势力，大锣大鼓地打起来，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局面。当会上有人提出汾阳不属战动总会的活动区域时，邓小平果断地说：我们要当仁不让！他们逃跑不干，我们干！

周恩来十一日离开汾阳去临汾。在汾阳期间，他指示邓小平统一指挥战动总会和当地牺盟会的工作。此后，在邓小平的指挥下，八路军政治部、战动总会和牺盟会三方面的干部通力合作，在晋西南和晋西北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建立抗日武装等工作。

十一月九日，邓小平经过缜密考虑，提出并报经八路军总部批准，划分和部署了八路军政治部与战动总会在晋西南的活动区域：由程子华负责，以一二〇师工作团及战动总会干部为骨干，向晋西北的一二〇师主力靠近，在离石、中阳、临县、方山、清徐、文水、交城、汾阳等八个县开展工作，中心在汾离公路线。邓小平率政治部随营学校暂驻兑九峪、大麦郊之线，以此为中心，进行孝义、平遥、介休、永和、石楼、蒲县、隰县、大宁八县的工作。

为了尽量避免国民党败军大量入城、骚扰群众，邓小平等组织指挥各方面的干部和没有逃走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组织群众在汾阳城外临大道的村头、路口，设立茶水站、救护站、转运站，安抚败军，帮助运送伤病员和军用物资。一些汉奸分子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制造“抗战必败”等各种不利于抗战的谣言。邓小平组织指挥政治部和牺盟会的宣传干部，带领战地剧社的人员，分散到村子里、城关街道上进行讲演、演出和张贴标语，揭露驳斥谣言，打击汉奸活动。傅钟后来回忆说：

“国民党、阎锡山的几万败军过后，只有邓小平率领的我们这支佩戴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戴绯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动总会的干部，挺立在太原西南方向的大道上。”“群众心里还能安定下来，是因为看到了证明：八路军和去年东征的红军一样，同老百姓一条心。”

这时，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奋勇抗敌的情景相反，平遥、祁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县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如惊弓之鸟，纷纷出逃。邓小平果断地指挥各县牺盟会开展了一场反逃亡的斗争。

邓小平把住地从三泉镇移到了孝义县下堡镇。下堡地处吕梁山下，是晋西南的北大门。这里距八路军随营学校驻地兑九峪较近，兑九峪往西南便是重镇大麦郊。阎锡山和他的一帮高级官员、将领及其宪兵、警卫部队从太原逃出来后就住在大麦郊。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平遥县长在一小股日军进攻平遥县城时，带着县府的官员、警察局的武装和牺盟会组建的自卫队训练班等三四百人，以及装满物资的十多辆大车，弃城逃到兑九峪，想从兑九峪投奔已撤退到大麦郊的阎锡山。

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从下堡赶到兑九峪随营学校驻地，派警卫人员把平遥县长叫来，让他带人返回平遥。他严厉地说：每支枪，每粒子弹，每文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用到抗战上，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如果你带人回平遥，八路军会给你帮助。最后，平遥县长执意要去大麦郊，但同意把枪支和物资留下来。邓小平还把平遥县牺盟会特派员、共产党员李文炯找来谈话，对李文炯说，在民族危急关头，牺盟会要敢于领导群众进行反逃亡斗争，并鼓励李文炯返回平遥组织打游击。

不久，李文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组建了一支游击队，邓小平给他派去几位八路军干部帮助整训队伍。这支游击队开回平遥，开展起了游击战争。

国民党孝义县县长刘怀伟这时也携带大量枪支、物资和公款逃到了下堡，准备去大麦郊投靠阎锡山。邓小平立即指示傅钟去做他的工作。傅钟当即委派孝义县牺盟会特派员曹诚去同刘怀伟谈话，劝他留下坚持抗战，告诉他如果决意要走，也必须把枪支、物资和公款留下来。刘怀伟根本不听曹诚的劝说，曹诚只好将他所带枪支、物资等扣留。刘怀伟给阎锡山打电话，诬告牺盟会把他们的枪支、物资送给了八路军。阎锡山当即扬言要派队伍来向八路军问罪，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邓小平针锋相对，一面布置八路军随营学校在兑九峪设警戒线，在下堡实行戒严，防止逃亡出来的县政府官员等继续逃跑；一面组织县牺盟会的干部对不听劝告的逃亡分子分头采取措施，扣留他们带出来的枪支、物资等。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他安排曹诚负责把扣留的刘怀伟的枪支、物资送到阎锡山指定的中阳县城，并让曹诚、李文炯前往大麦郊，向阎锡山说明事实真相。邓小平对曹诚和李文炯说，你们反对逃亡，收缴武器，坚持抗战，是正大光明的，要理直气壮地同阎锡山进行斗争。

曹诚和李文炯二人出发不久，邓小平得知阎锡山已在两天前撤离大麦郊，逃往吉县、临汾方向，立刻派骑兵通信员把曹诚和李文炯追回来。傅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过半夜了，小平同志还在等曹诚、李文炯。直到凌晨两点钟，骑兵通信员和他们回到了下堡，小平同志才如释重负，问过他们的情况后，亲自把他们安顿在机要室的炕上休息。”第二天，邓小平代曹诚、李文炯起草了给阎锡山的电报，揭露平遥、孝义等县县长擅离职守、弃地逃跑的丑行。电报中还表明了牺盟会的斗志：日寇入境，我们“有必死之决心，无逃跑之余地”。

平遥、孝义反逃亡斗争，促进了各县的抗日武装斗争，一些县迅速组建起抗日游击队，特别是平遥、孝义两县的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了数百人。不久，这两支游击队合并，有人主张叫“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邓小平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将其定名为“牺盟会晋西游击队”。后来，这支游击队扩大成一个团，编入决死队二纵队建制。

反逃亡斗争提高了牺盟会的威信，扩大了牺盟会的影响，牺盟会在晋西南一带的工作更加活跃。牺盟会推荐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到晋西南各县担任国民党政府县长，他们勇敢地承担起组织当地军民抗日救亡的重任，深受群众拥护。

反逃亡斗争也为八路军开辟晋西南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邓小平部署向各县派出八路军民运工作团或民运工作队，开展建立基层战动总会、扩大统一战线、动员青年参军等各项工作。派往各县的民运工作团、队出发前，邓小平总要和他们谈话，对军风军纪和群众纪律问题提出严格要求，细致到对团、队员们佩戴臂章符号都作出具体规定。邓小平对他们说：群众越是热爱八路军，我们越要严格要求自己。分散到村子里工作，一个人就代表一个“军”，不能有丝毫松懈。军风军纪有具体、实际的宣传作用。

民运工作团、队深入到城镇乡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工作做得生气勃勃。在动员新兵方面，他们想了许多办法，如谁家有人参军，就在大门口挂上光荣匾；帮助新兵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家里困苦的发给安家费、救济金；新兵出发时，青救会、妇救会给他们戴光荣花，敲锣打鼓欢送。这样，青年参军参战的热情高涨。仅孝义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三千青年参加了八路军，他们有的补充到主力部队，有的编入总部特务团，还有的成了刚刚组建的总部炮兵团的战士。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动总会和牺盟会等抗日力量在晋西南一带建立抗日武装，改造各级旧政权，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引起了阎锡山及其各地政府官僚的不安和不满。而此时，日本侵略者开始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八路军，对阎锡山和国民党顽固派则进行诱降，并且挑拨八路军与友军、八路军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和阎锡山加紧进行磨擦活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八路军面对的一个严重的新问题。

邓小平坚持做团结、争取友军的工作，尽量避免和减少各方面的磨擦，努力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一月中旬末，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离石、柳林、碛口一带，同国民党爱国将领赵寿山、高桂滋会谈。赵寿山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高桂滋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太原失守后，在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的情况下，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转移到离石县碛口一带补充整训。在会谈中，邓小平建议他们同八路军一道进行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补充与扩大部队，并表明八路军一定会配合他们进行游击战争。高桂滋向邓小平表示“坚决打游击，接受第八路指挥。”

邓小平在工作中坚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注意总结这方面工作中的经验，适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十二月四日，针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不断制造磨擦，以及晋军多次打着八路军旗号抢掠等情况，邓小平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报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工作磨擦又多起来。”“我们工作仍大胆做，惟在方式上尽可能避免不必要之磨擦。” 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邓小平等，指出：“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是与阎的关系，特别在日寇缓进阎留山西的条件下，我们更应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 六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再次致电邓小平等：“日寇正在进攻我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及国民党之中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破坏敌人阴谋。”

十一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报告晋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制造磨擦的情况，提出：“为巩固统一战线，我意必须避免第八路军与其磨擦，缓和对立形势，在某些部分上实行让步。”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包括：除部队驻扎区域外，收回其他各县工作团，公开工作应一切经过牺盟教导团、决死队去实现；建立与加强各地秘密党的组织工作，重心放在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凡不便于存在的县区战动总会，八路军工作同志撤回，经过积极分子来实现纲领，利用一切方法与友军建立关系，解释各种问题，等等。

十四日，邓小平再次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彭雪枫等，提出：为巩固与山西国民党上层关系，决定改变工作方式，主要是停止部队直接筹粮，收回八路军各区工作团，每区只留两个帮助动员工作；筹粮、号召加入游击队等工作完全由战动总会进行；工作重心转到建立党和农会的基础等。

十二月十七日，邓小平专程到临汾同阎锡山会谈，通报近一时期发生的多起晋军打着八路军旗号抢掠、勒索群众财物的事件。他在当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并转程子华，提出，在“我们还不是独立自主的工作环境”的情况下，应常向阎锡山作报告请示，“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磨擦”。

邓小平关于避免磨擦、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的意见和建议，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考虑是一致的，也是符合山西抗战实际的。全面抗战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前提和基础也同样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的挑拨和阎锡山制造磨擦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邓小平身处第一线，深知维护和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也非常了解有关实际情况。

十八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名义，向各级军政首长、政治机关发出训令。训令强调：“巩固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的工作的中心与方针。在山西方面的地方工作中，必须尽量取得与山西当局及地方政府、民众团体与附近友军的协同与合作。”“一切可能争取参加抗战的力量，不应以简单的、幼稚的、‘左’的办法逼其脱离抗日阵线。”训令还提出了避免和减少磨擦、维护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

十二月底，邓小平在晋西南的工作告一段落，按照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率部离开孝义县下堡村，到达晋南洪洞县马牧村（今马二村），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率领的总部机关会合。

与在晋西南紧张繁忙的那段日子相比，邓小平在晋南马牧村的日子轻松和平静些了。到这里后，他有时间来总结一下工作体会了。除了开会，他就埋头写东西。一九三八年一月初，他写成《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

邓小平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动员新兵、扩大抗日武装是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在这方面的体会太深了。

文章首先回答了太原失陷后如何看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坚持持久抗战的问题。文中指出：“当前的战局，是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文中充满自信地说：“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

文章重点总结、分析了几个月以来动员新兵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阐述了新兵动员工作的崭新方式。文中指出：“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鼓励自己的夫、子、兄、弟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文中还指出：“动员新兵的责任，在于一方面保证动员计划的完成，一方面还要从政治工作上，保证这些新战士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自动性而开赴前线”，使昨天还是一个有浓厚家庭观念的老百姓，很快成为军队中的“熟练战士”。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第三、四期（合刊）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

邓小平在对全国抗战以来战斗生活的回顾中送走了一九三七年，迎来了一九三八年。全国抗战才过去半年，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也还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时，他又接到了新的任职通知。 UdaGaYr9buBWt8I89bn+ss/YnwC0jA6ErD1u0cE8TIZlfKcXymOdVzRS79c6U9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