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接到命令，停止编辑出版《红星》报的工作，收拾行装，随时待命出发。几天后，邓小平和《红星》报编辑部随总政治部搬到了云石山的田心村。

这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坚持了一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也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红军屡战不胜，局面越来越被动。九月上旬，红军驿前以北的阵地沦陷，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进攻，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根本没有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部队于十月上旬开始集结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撤离瑞金出发前夕，邓小平得到了随军转移的正式通知，这是由红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的。这时，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是李富春，他十月初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

就要离开这块工作、战斗了三年多的土地了，邓小平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去向贺昌等老朋友告别，对博古不批准贺昌随主力部队转移，心里很是不平。更没想到，这竟是他与贺昌的生离死别。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贺昌，在率中央分局向粤赣边突围的战斗中牺牲。

为了便于转移，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及直属单位人员编为两个野战纵队行动。第一野战纵队主要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代号为“红安纵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组成。

邓小平和《红星》报编辑部随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入第二野战纵队。

十月十日傍晚，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于都河（即贡水）以北地区集结。长征由此拉开了序幕。

经过一周的行军，十月十六日，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共八万六千余人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十七日，分别从于都、花桥等十个渡口南渡于都河。

这时，党中央在中央苏区办的其他报刊都已停办，《红星》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唯一报刊。《红星》报编辑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各挑着两只铁皮箱子，走在队伍的中间。铁皮箱里面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红星》报变成了一张挑子上的报纸。在瑞金办报的时候，环境相对稳定，随时可以得到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指示。现在行军作战，报纸工作虽仍归总政治部领导，但总政治部领导实际上已无暇顾及，而主要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水平和能力。

行军途中办报十分紧张。邓小平一边赶路，一边搜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一到宿营地，别人睡觉时，他就把铁皮箱当成办公桌，写稿、编稿，刻写蜡版，油印报纸。

十月十九、二十日，中央红军主力先后到达仁风圩（街）、双鞠（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在这里，国民党军陈济棠部构筑了围堵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二十一日，红军突围战斗打响。

就在突围战斗打响前夕，十月二十日，邓小平主编的长征中的第一期《红星》报出版了。报头“红星”二字，是邓小平的手笔。报纸内容显然是紧密配合突围战斗的。头版的通栏标题是“实行坚决的反攻，首先打击南部敌人”。头版刊登的文章是《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文章首先简明地指出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说：“一年多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斗，我们曾以顽强守备的阵地战，取得了屡次的部分的胜利，更加强大和锻炼了红军的战斗力量。但这些部分的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的前进；如果我们继续采取防御的阵地战，将使我们自己束缚起来而无法求得发展。”文章指出红军面临的战斗任务说：“我们的枪炮和刺刀的瞄准点首先是向着南部的敌人，首先是消灭敌人南部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文章还指出“在新的任务与新的战斗的面前，要求每个红色军人以最负责的态度、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用自己的模范来影响和领导其他同志”。

红军指战员看到了他们熟悉而喜爱的《红星》报。十多天来，机关和部队在博古和李德等少数人的策划下秘密行动，已经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了。大家把《红星》报看成是党中央的声音，一扫离开中央苏区的沉闷心情，感到兴奋和鼓舞。

邓小平和《红星》报随大军西进。《红星》报，一时间成为阐释、宣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意图、行动方针的重要渠道。同时，邓小平以他丰富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验，紧密配合部队的行动办报，努力使报纸发挥指导红军各方面工作的作用。

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就进入了白区。在白区要不要做群众工作，怎样做群众工作，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不少指战员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在一些地方是路过，并不会留下来；因此，在行军作战很疲乏的情况下不愿去做宣传群众的工作。有的则对白区的环境和群众的特点不够了解，而搬用在苏区做群众工作的办法，效果不好。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第二期《红星》报上，编发《十天行军中化装宣传一瞥》《一件不应当忘记的工作》等一组小评论，说明各部队在白区加强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指导部队行军途中运用写标语、画壁报等形式向群众作宣传。在十一月九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星》报上，他又编发一篇题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提出要根据白区群众的实际情况，“宣传的方式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

十一月，中央红军进入湘南后，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严重的局势，失败情绪开始在红军部队中蔓延，出现了逃亡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十一月十四日，邓小平在第四期《红星》报上编发了一篇重头文章《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讨论提纲）》。文章在全面阐明红军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鲜明地提出：“发扬我们的战斗精神，巩固我们的队伍，提高我们的纪律，到处发动群众的斗争，组织群众与瓦解白军，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必要条件。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这一期还在第四版刊登一篇《逃跑的原因在哪里？》的评论文章，分析了发生逃亡的原因，提出要加紧巩固部队，彻底消灭逃亡的现象！

除了鲜明地反对和批评失败情绪外，邓小平还注意在《红星》报上刊载一些正面引导和鼓舞士气的文章、报道。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五期《红星》报在头版发表一篇社论《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说明红军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大量地消灭敌人，号召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更加发扬顽强战斗的决心，提高战斗情绪到最高限度，随时准备以坚决勇敢的战斗，完全消灭当前之敌”。在这一期的第二版上，还刊发了《学习‘无’团模范的战斗动作》《夜战中的模范连———‘牲’部第五连》和《这样坚决勇敢的支部书记，我们应该学习他》等一组报道英雄模范人物先进事迹的文章。

长征中的《红星》报，仍然保持了它贴近普通战士的风格，经常针对红军战士行军作战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刊登一些小知识性文章。因离开苏区时走得匆忙，很多战士草鞋备得很少，有的甚至没有穿鞋打赤脚行军。《红星》报第四期第四版刊登一篇《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小文章，提出了解决草鞋问题的三条具体办法：“一、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二、将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士、运输员打草鞋；三、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打草鞋的同志打草鞋”。文章还提出“必须从各方面来保证这些办法的实现，做到没有一个打赤脚的”。《红星》报这篇文章看起来很小，却帮助部队解决了大问题。

长征是艰苦的，但对艰苦的感受，各人不尽相同。从离开苏区的那天起，红军大都是夜行晓宿，天天夜行军很疲劳，许多人经常边走边打瞌睡。李富春后来写的题为《夜行军》的文章中是这样描写长征初期他和邓小平等人的行军生活的：“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以至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诸同志再加上我的合股‘牛皮公司’。”

李富春的文章写出了一群职业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群人中，邓小平有一段其他人所没有的独特经历。四年前，他在广西率红七军转战黔、湘、粤、赣四省，历时几个月，行程七千里，已有过一次“准长征”。所以，面对长征中发生的一切，他看起来是那样地具有思想准备和精神准备，那样地从容。

十一月下旬，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广西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红军从开始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蒋介石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博古、李德等不顾敌情的变化，仍决定红军按原计划向湘西行动。

环境更加艰难了。为了轻装，邓小平等扔掉了一台笨重的油印机，留着一只手滚的油印机，继续编印《红星》报。

十二月五日，红军沿湘桂边界前进。这里，山岭连绵，道路崎岖，天气又是刮风下雨。中午，队伍来到著名的苗山———老山界下。这是红军出发以来碰到的第一座大山，“又高又陡，山路宽不到三尺”，“上四十五里，下三十五里。” 邓小平背着行装和干粮，走在队伍中间，顶着风雨，连夜翻过了山顶。

越过老山界后，进入广西的龙胜县。这里是瑶族、苗族和侗族聚居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红军到达之前，不少群众躲避到山上去了。为了让广大红军指战员了解和掌握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邓小平在《红星》报第六期及时地刊登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这个《指示》提出了“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去决定”，“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瑶、苗族以实际的帮助”等一系列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红军指战员严守群众纪律，以模范的行为很快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戒心，逃入山林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不少青壮年参加了红军。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十二月十三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命令，将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统称中央纵队。十五日，红军攻克贵州黎平。十八日，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正确主张，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中央红军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创造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压缩机关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同时对干部也进行了一些调整。邓小平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红星》报主编由陆定一接任。

到这时，长征已进行了两个多月，《红星》报在长征路上出版了七期。

中共中央秘书长原来是邓颖超。长征出发前，她就患上了肺结核病，经常发低烧。这次干部调整时，她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邓小平是第二次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同他上一次担任这个职务时相比，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本人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全部渡过乌江。第二天，占领遵义。一月九日，邓小平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城内。

这时，红军中越来越多的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及其错误领导产生了疑问和强烈的不满。特别是中央大部分领导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和凯丰（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德及给他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

会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等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囿于身份没有作正式发言，也没有留下反映他的活动的原始文字记载。因而在多少年后，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曾一度成为遵义会议历史的一个疑点。遵义会议纪念馆一九五五年建立开放时，陈列的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邓小平。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邓小平在视察贵州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走进当年的会议室，他肯定地说：“会议室找对了，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原来那个院子结构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随后，在纪念馆派人查证时，周恩来等一些亲历者均证实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还曾一度被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墙上取了下来。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邓小平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

亲历这一段历史并亲身参加了遵义会议的邓小平，自然有着特别深的感受。他后来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

这时，邓小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接触更多了。他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写道：“父亲告诉我，遵义会议时，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那时候他们白天行军，疲劳得很，晚上到一个地方，赶快找个地方睡觉。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邓小平见证了毛泽东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领导集体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一幕幕。他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邓小平对长征中毛泽东的军事谋略非常敬佩。后来，他曾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他还形象地把当时毛泽东采取的那种同敌人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方式比作“猫捉老鼠”。

五月中旬，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到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六月初，中央红军从泸定全部渡过大渡河，继续北上。六月中旬，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到达夹金山下的大硗碛地区，准备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大雪山。

偏偏在这时，邓小平的战马病死了。没有了马，过雪山更困难了。六月十七日，邓小平手拄一根木棍，和战士们一起手拉着手，顶着风雪，一步一步地爬过了大雪山。

下山后到达达维镇，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师。

在这里，邓小平同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老朋友傅钟相遇了。傅钟是邓小平的老乡，四川叙永人。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去法国勤工俭学，曾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和邓小平等一起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又和邓小平一起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〇年回国后在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三一年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他受命与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代表红四方面军总部随红三十军南下迎接中央红军。

他们两人都惊喜不已。看到邓小平衣着破烂，傅钟当即送给他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和一包牛肉干。这三件礼物，被邓小平一直称为“三件宝”，念念不忘。邓小平后来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前线的领导力量，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由刘英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刘英后来回忆说：当我拿着李富春写的“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工作”的条子，到中央纵队报到时，毛泽东对我说，小平同志要上前方去，我提议你来接替他的工作。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笑道：你做得了！并进一步解释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

红一军团是毛泽东亲自创建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老底子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赣西、赣南起义的部队。一九三〇年六月，由红四军、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而成，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和政委，朱德任总指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谭震林、黄公略、陈毅分别担任第四军、第十二军和第六军的军长和政委。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红军调整，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在长征中，红一军团担负着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这次调动，对邓小平个人事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晚年的邓小平曾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我是一个军人，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把打仗作为他的“专业”，可见他对一线军事斗争的热爱。到红一军团工作，使他重新回到了军事斗争第一线，而且进入主力红军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对于他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人民军队几大主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时，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参谋长是左权，政治部主任是朱瑞。这当中除林彪外，其他都是邓小平的老朋友。聂荣臻是他的老乡，又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左权、朱瑞则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的同学，而且都曾同在著名的理论班。邓小平的心情很愉快，工作上与他们配合很默契。

两河口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集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向松潘地区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编为左路军，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邓小平随左路军前进。七月十日部队进抵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十六日攻占毛儿盖。

如何统一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使他们坚定地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成为军团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毛儿盖，上任不久的邓小平，组织在部队干部战士中开展了一次关于赤化川陕甘方针的宣传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学习、讨论军团政治部印发的《党中央关于会合后政治决议讨论大纲》。讨论的具体问题是：目前的政治形势有哪些特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为什么要强调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目前党在红军中的中心工作是什么？等等。通过学习、讨论，消除了一部分人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怀疑情绪，广大指战员增强了与红四方面军搞好团结的意识，增强了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与民族政策的自觉性，部队情绪和精神面貌出现了新的变化。

当时担任军团政治部技术书记兼指导员的梁必业后来回忆说：

“这段时间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加强行政管理，减少病号，巩固部队。既要完成筹粮任务，又要遵守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还要特别注意搞好红一、四方面军部队之间的团结工作。小平同志通过开会向各师口授政治工作指示，还要求宣传部下发一些简短的油印材料，供部队进行教育。”

就在中革军委积极准备组织部队夺取松潘北上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顽固坚持南下川康的错误方针，一再延宕红军北上。八月初，敌情发生了变化，夺取松潘而向甘南进军已不可能，中革军委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考虑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红军总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以中央红军第五、三十二和红四方面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军（七月二十一日，根据中革军委决定，一军团改为第一军———编者注）和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八月三日，红一军进抵婆罗子。面对新的艰巨的军事行动，军政治部根据红军总政治部的指示，决定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一次集中的整顿工作。

邓小平领导军政治部宣传部积极配合开展政治宣传和动员工作。党中央关于赤化川陕甘方针的宣传和动员，在毛儿盖时已经做了，但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由于张国焘提出的南下错误方针的影响和中革军委放弃松潘战役计划，部分指战员又对党中央提出的北上陕甘的方针，产生了怀疑。军政治部宣传部除了在部队上下普遍召开讨论会、上政治课外，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活泼方式”，深入进行解疑释惑的宣传动员。如一、二师举行自由晚会，由战士们提出对北上陕甘方针的一些不了解的问题或有疑问的问题，自由回答和讲演，最后由主持者统一作出简单明了的阐释。全军还在干部战士中进行了这方面内容的政治测验评比，对成绩差的，进行了辅导、补课。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部署红军主力迅速进占洮河流域，向东进攻，取得甘陕广大地区，建立川陕根据地。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作为北上主力，兵分两路，向北开进。

这时，横亘在红军右路军面前的是绵延数百公里渺无人烟的川西北大草原。红军总政治部动员部队全体人员筹备干粮过草地，规定无论高、中级干部还是连队士兵，每人每天必须筹够五个馒头的粮食交公，无一例外。

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地方，粮食真是太宝贵了。总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李伯钊一直记得在筹粮中的一件事。

一天，李伯钊和黄镇等在河边洗粮食时，捡到了河边漂浮着的不少麦粒，拿回去又做了几个馒头，没有交公。有人把此事报告了管粮食的同志。管粮食的同志找到李伯钊郑重地说：“不管你们是怎样弄到的麦粒，既然做成了馒头，你们应该一律交公，不得私存。”李伯钊只好把多做的几个馒头交了出来。李伯钊不高兴，坐在地铺上生气。邓小平提着一个小布袋走过来，也在地铺上坐下来，慢慢从小口袋里拿出几个馒头说：“你饿了吧，给你！”李伯钊说：“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邓小平急忙说：“这是我送你的，不要你还。”李伯钊接过馒头，心里一酸，眼泪直往下掉。

八月二十三日，邓小平随部队从毛儿盖北上。经过六七天的艰苦跋涉，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走出被称之为“生命禁区”的大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走出草地，一个消息传来：张国焘不愿北上，并要刚过草地的右路军南下，制造红军分裂。九月十一日，继续北上的红军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南下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会议还决定红军进行改编，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邓小平所在的红一军被编为第一纵队。

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后，部队进行休整。

在哈达铺，毛泽东等从当地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二十七日部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二十九日，部队攻占进入甘肃后的第一座县城通渭。邓小平布置宣传队员们立即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和标语，向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号召群众安居乐业，支持红军北上抗日。县城居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热爱群众，打消了疑虑。城内的秩序很快恢复正常。

在行军中，写宣传标语是纵队宣传队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一天傍晚，部队在甘南一个村子宿营。由于这天行军的路程很长，一到宿营地就日落西山了。宣传队的一些队员便不打算去写宣传标语了，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有的抱来麦秸摊地铺，准备睡觉。邓小平既批评了他们，又耐心地向他们讲解利用写标语作宣传的重要性。大家听明白了道理后，提起石灰桶，扎起火把又去写标语了。此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了一个新地方，宣传队队员们放下背包第一个任务就是写标语。

邓小平对红军宣传员一方面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在生活上非常关心。十月上旬部队越过六盘山后，第一纵队一部在青石嘴附近与东北军的骑兵交战，歼敌两个连，并有不少缴获。邓小平想到战士剧社小战士们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就问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布？”杨成武回答道：“是的，上交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儿。”邓小平说：“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战士剧社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杨成武爽快地答应道：“好，照指示办！”不久，战士剧社的小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十月十九日，邓小平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今吴旗镇）。十月底，陕甘支队从吴起镇出发东进。十一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下寺湾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

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了。几十年后，当女儿毛毛问邓小平长征中做了些什么时，他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

邓小平从来不愿意谈自己，更不愿意谈自己的贡献。现在人们看到他留下的“自述”或者称得上回忆自己的文字，要么是根据组织上的要求填写在履历表上的，要么是几次挨整时被迫写的交代。参加过中央红军长征，值得说的太多了，他却把自己这段并不平凡的经历，浓缩为“跟着走”这极为平常的三个字。

十一月三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编成）、第十五军团等。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不久，国民党“西北剿总”即调集驻陕西的东北军五个师，分兵两路，对红一方面军进行“围剿”。为反击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共中央决定发起直罗镇战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前往直罗镇察看地形。十一月七日，两个军团的一些领导干部留下了一张合影：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罗瑞卿、王首道、陈光和邓小平。照片上的邓小平一身戎装，显得格外精神。这是今天见到的邓小平红军时期的几张照片之一。

直罗镇战役打响后，邓小平随军团政治部负责人深入前线了解战况。一天，邓小平和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等正在一个山头上观察，突然遭到一小股敌人的袭击，邓小平身上穿的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被打了好几个洞，所幸没有负伤。危急关头，红军的一个连冲了上来，掩护他们撤了下来。

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会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和陕甘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确定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组织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在西北地区，重点是开展对驻扎在陕甘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邓小平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作为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一项最紧要的工作，迅速抓起来。他把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只是看作对统战对象的工作，还把它看成一项群众性的工作，推动红一军团开展了一次面向群众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宣传。

在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指导下，一九三六年一月，红一军团陈赓一部，从宜川南下，经过韩城、合阳、澄城、洛川，历时十四天，行程千余里，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政治宣传活动。他们提出的宣传口号是“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他们将事先印制好的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宣言》、《红一方面军首长告“围剿”官兵书》、《民族自卫的抗日六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政纲》以及新编的歌谣《打倒日本鬼子》等，张贴到经过的各个城镇、村落。各连队把能写字的人集中起来写标语，每到一个地方放下行装就写，有时还点着火把写。在群众集中的地方，就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群众居住分散的地方，就分散上门作宣讲。一些地方受欺骗的群众进入民团土围子躲避红军，他们就地组织喊话，苦口婆心动员群众出来与红军见面，向他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

邓小平注意把部队宣传工作同地方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既扩大宣传工作的效果，又锻炼培养宣传干部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当时担任政治部宣传队长的梁必业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要求宣传队“既要做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又要做地方群众工作，还要做瓦解敌军和处理俘虏工作。”“因此，我很注意按小平同志的要求去做。在抓宣传队组织建设和经常性宣传工作的同时，着重抓紧本队人员的政治、业务学习。我们积极参加军团政治部机关组织的干部政治学习，认真听课，参加讨论，组织发言，接受考试等。宣传队员业务知识的学习包括：演讲、口头宣传、书写标语、文艺演出、社会调查、扩大红军、检查工作等。”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后，下一步向哪里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东征山西，打开抗日前进道路的方针。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自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一直在山西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他曾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兵参加“围剿”陕北红军。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后，他在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修筑工事，部署晋绥军主力，企图阻止红军东渡黄河。

一月十九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从一月中旬开始，邓小平和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组织在部队指战员中广泛开展东征作战的政治动员和政策宣传。主要是组织指战员学习领会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宣讲东征作战的意义和东征中对敌军的政策及敌占区地方工作的政策等。

东征战役开始后，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宣传部注意在红军指战员中开展加强革命纪律性的宣传教育。向广大指战员强调：部队不但要有广泛深入的宣传和英勇胜利的行动，而且要有模范的纪律，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才能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线上来。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增加我们许多困难，就会影响到战争的胜利。要求干部战士严格实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绝对遵守纪律的模范。

东征途中，红一军团宣传人员按照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要求，部队打到哪里，就把部队的纪律宣传工作和对群众宣传工作做到哪里。部队每到一处，都秋毫无犯，不住民房，不乱用老百姓的东西；没收恶霸地主、反动豪绅的粮食和财物，都分配给穷苦群众。

梁必业回忆说：邓小平在东征途中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我们宣传队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部署，从临真镇到延长县一带，后又随部队到洪洞、赵城一带的下堡镇、石芷、马牧等地。“所到之处，张贴抗日先锋军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政委颁发的布告和其他宣传品，用石灰和锅底灰调成的染料在墙壁上书写大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五月，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的陕北地区。红一军团回师后驻在延川县城西的文安驿一带休整。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红军回师陕北以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如果红军不采取积极的对策，仍摆脱不了被困在陕甘狭小地域的局面。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一方面军西征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会后，罗荣桓调到红军大学任教员，邓小平接替罗荣桓的工作，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五月十八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一万三千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征坚持“剿共”的国民党军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创造新根据地。

十九日，邓小平随红一军团从延川地区出发，参加西征。

到六月初，红一军团经过十多天的作战，消灭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的七个营，夺取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线的城镇，并控制了该线交通。六月四日，左权、聂荣臻、朱瑞和邓小平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提出红一军团继续西进“集力开展环县、阜城以西、以南工作”的部署。六月五日，彭德怀命令红一军团主力西进，夺取豫旺堡、八百户、七营、黑城子等村镇，在占领区域努力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并扩大红军、征集物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

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夺取一些地方，同时在控制的区域内迅速实行“赤化”，必须使指战员政治、政策水平有新的提高。针对指战员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组织在部队中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教育工作。

政治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学习讨论。军团建立了团以上各级干部党的小组政治讨论会和连以上及相当于连的干部政治讨论会制度。规定：除战斗时间外，不管行军与驻军每日开会讨论一次，每次一至两个钟头，后改为每五天三次政治讨论、二次军事讨论。

军团政治部提出，学习讨论中要有针对性地解决本位主义的问题。原因是：东征战役时，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时伤亡很大，毛泽东致电红一军团领导人，要他们拨点兵员给十五军团。红一军团领导人不同意，复电毛泽东请求免拨。为此，红一军团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红一军团负责人就一军团存在的本位主义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政治教育采用的材料有：总政治部下发的材料《东征胜利与我们的任务》《争取群众及争取回民工作》和中央《关于争取白军工作的决定》，军团政治部自己编写的《反本位主义》以及关于争取回民工作的一些参考材料，还有世界知识、时事方面的一些资料等。

同过去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时一样，在政治教育活动中邓小平亲自给干部战士讲课。这时已担任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的梁必业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亲自给机关的同志讲理论课，比较多的是学习政治常识，包括国家、阶级、政党、统一战线等革命理论。讲完课后，要组织讨论，出题测验，机关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考试。小平同志亲自判卷评分，并张榜公布。绝大多数干部成绩都在及格以上，较好地提高了干部的理论素质。”

部队在回族地区活动，邓小平非常重视在部队中开展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广大干部战士严格执行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的规定。他还指导部队召开军人大会和干部会议，以“争取回民的意义”为题，组织演讲或作报告。梁必业回忆说：

“宁夏是回族居住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政治工作要面对民族问题，开展对回民的工作。还做敌军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此外，当地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也要做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由邓分管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党建政和组建武装等，如何体现民族特点，是一个需要处理好的问题。七月三十日，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并转中共中央，报告红一军团开展回民工作的情况，提出在回族地区“我们执行土地革命的方式不应与汉人一样”。电报就回族地区建党建政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一、在回民居住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回汉杂居处组织回汉人民革命联合政府。二、组织回民人民革命军，以现有之回民游击队为基础，同时扩大回民当红军。三、不组织回民人民党，只组织共产党”。关于上层工作等，电报中提出：“（一）回民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要同时并进，团结反马的力量。（二）加紧创造回民干部，这对回民工作有决定的意义。（三）采取各种方法巩固回汉团结。” 这些建议，符合回族地区的实际，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也具有指导意义。

军团政治部还组织在豫旺堡及西山一带就回民分布情况、回民的生活现状、过去的回汉关系、回民中的阶级关系、回民宗教信仰等做了深入详细的调查，以努力做到情况胸中有数，工作有的放矢。

红一军团是六月中旬到达固原七营、黑城子的。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七月初，七营、黑城子一带的赤化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成立了十多个革命委员会分会、五个回民解放协会及人民革命政府；黑城子、曲子成立了区政府及四个党支部；黑城子和七营以北一带已建立了一批游击队；普遍开始平分土地；筹款、筹粮和收集布匹的数量也很可观；红军扩充了新兵。

七月九日至十九日，邓小平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到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和七十五两个师巡视政治工作。巡视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的组织、思想建设情况，各种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情况，基层政治教育内容、制度和效果，基层物质文化生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巩固部队的情况，等等。

邓小平分别在八十一师和七十五师驻地，听取了两个师负责人的详细汇报。随行的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梁必业等分别下到两个师的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最后，在红十五军团领导机关驻地豫旺堡，邓小平就巡视的情况同红十五军团负责人王首道等作了详细的交谈，并交换了意见。

到七月下旬，红军西方野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在陕、甘、宁边境地带开辟了一块纵横数百里的新的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征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七月二十七日后，部队进行整训。军团政治部组织开展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工作。对内以干部教育为中心，主要是：建立健全各级干部党的小组政治讨论会制度；建立干部识字、读书、读报制度；建立干部演说、测验与学习竞赛制度。对外以争取白军与争取群众为中心，主要是组织干部战士总结这方面工作的经验，提出新的措施。

八月一日，红军建立九周年纪念日，在朱瑞、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的组织指挥下，红一军团以师为单位分别在豫旺堡及其附近驻地召开军事、政治教育训练誓师动员大会，同时举行了阅兵典礼。

八月二日晚，军团政治部举行庆祝建军九周年的联欢晚会。在河滩上搭起一个小戏台，干部、战士和当地的老百姓在台下席地而坐，观看军团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幕间拉歌时，军团直属队突然齐声拉邓小平的歌。邓小平乐哈哈地走上台，用法文唱了一支《马赛曲》，引起了台下一片掌声。

这时局面相对稳定，邓小平利用这个机会，在七营组织举办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干部学习班。课堂是临时搭起的席棚，黑板是自制的，桌凳是向老百姓借的。邓小平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他每天都起得很早，在窑洞中点起蜡烛备课。他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召开讨论会，由学员们提问题，他作解答。

梁必业回忆说：

“这个时期，红一军团的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的社论，也都是由邓小平亲自编写的。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

部队整训期间，邓小平还精心组织了红一军团运动大会，他担任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运动大会并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会，而是部队政治、军事、文化素质的综合性展示。设立的竞赛项目有军事项目、政治项目、文化娱乐三个大项，还加上部队管理等。

红一军团的整训活动特别是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等在致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的电报中说：“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到干部中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与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

这时，蒋介石为了遏止红军西方野战军的发展，阻止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压迫陕甘宁根据地，部署何柱国、马鸿逵、汤恩伯、杨虎城等率部向西方野战军、陕甘宁及陕北发动进攻，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部堵截红二、四方面军。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等致电红一、十五军团领导人，提出：我们的任务“在西方是打破马、何进攻，猛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沈克、马鸿逵、何柱国三个集团中进行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虽然打破进攻是野战军目前的中心任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一军团一面同进攻红军的马鸿宾、马鸿逵部和东北军何柱国部作战，一面做争取他们的工作。

邓小平和朱瑞一起，领导军团政治部组织在部队中开展广泛的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统一编写教材，在排以上的干部中上课和开展讨论。在各级机关和连队中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小组，负责宣传和贯彻军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布置具体工作任务。统一拟定争取白军的标语口号，在沿途及宿营地书写。军团政治部还要求连队进行四项经常性工作：一是组织停战抗日促进会；二是写标语和散发宣传品；三是召集白军家属会、停战抗日宣传会，组织白军家属给白军官兵写信；四是火线上组织对白军喊话。

马鸿宾、马鸿逵部原是红军西征打击的主要对象，在沉重打击他们的主力之后，军团政治部组织对“二马”本人及其官兵做了有效的教育争取工作。特别是对“二马”部队俘虏的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俘虏中有不少人留下来当了红军；有些本是被逼当兵打仗的贫苦回民，释放回去后，积极宣传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影响了很多人。

争取东北军何柱国部的工作更有成效。

七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要大力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并提出了具体办法。电报中说：“为准备在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时间，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甚宜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须派较得力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东北军本身问题’、‘组织问题’等五六个根本而且具体的问题。”

也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军何柱国部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向红一军团驻区七营推进。红一军团第二师击溃其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的试探性进攻后，几次把俘获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给他们送了回去。红一军团政治机关还多次组织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晚上到他们的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两军关系遂发生变化，后发展到共同联欢，彼此访问，互赠礼品。东北军来人访问，邓小平和军团的领导人都亲自出面接待，并派人带他们参观红军的营房、伙房和列宁室，组织他们观看红军军事操演和训练。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这天，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等与白凤翔部的代表进行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

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对“二马”部队和东北军何柱国部的争取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创造西北抗日的新局面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十月十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举行庆祝会师大会。

十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左权、聂荣臻等一起在西吉县平峰镇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见面。

十月二十二日，红一军团同红二方面军主力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胜利会师。

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委派邓小平到红二方面军慰问。邓小平向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的精神。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这年的冬天，邓小平染上伤寒，长时间昏迷不醒，生命垂危。他自己后来也说，那次他病得很重，差点死掉了。西安事变爆发，他是在昏迷中隐隐约约听到消息的。多亏张学良部队给红一军团部队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批罐装的炼乳，他靠着吃炼乳支撑才恢复过来。

十二月十四日，中革军委决定，调朱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这些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巨大诚意。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发表后，在红军部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党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特别是对党提出的“四项保证”，一些干部、战士思想上产生了疑惑。邓小平要求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密切注意部队的思想问题，组织召开特别小组会、干部会、党员大会，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解释大纲》以及总政治部编印的有关材料，并进行深入的解释教育工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针对新的阶段、新的任务以及部队中出现的新问题，二月十九日，左权、聂荣臻、陈光、邓小平联名写了《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与新工作》的意见书，送毛泽东、张闻天审阅。

意见书分析了新阶段红军所处环境和担负任务的变化：

党的新政策的实施，使红军在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及所取的环境，都有了显然的不同。新阶段中红军所处的环境是更加复杂，担负的任务也更加艰巨。他不但要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不但要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和模范的军队，而且他的任务还要在争取民主共和国的现阶段的斗争中保证自己成为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的敢死队。

意见书着重指出了新环境、新任务对红军建设的新要求，特别是对红军政策、策略教育的新要求：

红军自长征到达陕北以来，部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老战士、老党员减少了，新战士、新党员增加了，这应该引起我们对部队工作方法等问题的重新考虑。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是必须加强红军的军政训练，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策略，团结友军。在新形势下，在充分向指战员解释党的“对内和平”政策时，不应在部队中造成很浓的和平空气。军队是拿武器执行战斗任务的，我们虽已取得国内和平的初步胜利，但还没有完全脱离蒋介石围攻的危险，而且“对内和平”也是为着顺利进行另外一种战争———抗日战争。

新阶段中开始与过去的敌人、今日的朋友有了来往，与社会各阶层有了来往，外来影响不断增加。这些影响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很细心地了解和运用党的策略路线，同时加强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加强部队的教育与锻炼，以抵抗外来不良影响的袭击。

意见书还强调在新环境、新任务下，要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

这个意见书引起了毛泽东、张闻天的重视和思考。三月六日，毛泽东、张闻天吸收其中的一些意见，就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致电任弼时说：

“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一九三七年二月，红一军团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扎在王家楼村。

三月间，邓小平和军团领导一起组织召开了红一军团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一军团党代表大会党的工作的报告》特别强调，在红军接收改编后，更加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执行好党的策略路线。报告中指出：

怎样使红军成为党军，红一军团从成立到现在十年来，没有一天不是为党而斗争的。党军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才能成为真正党军。（一）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二）要懂得党的策略路线，能具体运用党的策略路线；（三）党领导红军，要能对每一时候的任务给予保证。在新的条件下面（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时）提出党军更加重要，更加需要我们加强党的领导。

这一时期，红一军团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前总直属部队曾组织一个七百人的参观团来参观学习。

六月十四日，中革军委决定邓小平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这时他只有三十三岁。

邓小平这次职务变动同一年前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一样，也是毛泽东提议的。三月间，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彭德怀谈中央准备调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去北方局工作，提议以邓小平为接替杨尚昆的人选，彭德怀表示赞同。

邓小平离开了他战斗、工作整整两年的红一军团。他先后在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和主任的岗位上，配合部队一个接一个的战斗任务，卓有成效地领导和组织开展政治教育、宣传和群众工作，为红一军团的政治建设及其他方面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自己在实践中积累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为走上全军政治工作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 vctHDnOb+9J3WwmT6EEitRb5hrE3tKK0FkaheoNpp5vHrVq/NWFfElRFEDHPOe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