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邓小平到达上海。

这时，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实际上操纵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以彻底揭发“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肃清调和主义”为名，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一九二六年，邓小平与王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他对王明“向无好感”。如今王明竟成了中央的领导人，他只能是“内心有所震动”。

邓小平到上海后，先在老惠中旅馆住了下来。过了三四天，党中央的交通员才和他接上头。又过了几天，党中央的交通员找了一个亭子间，把他安顿下来。邓小平立即通过交通员请求向中央领导人报告红七军的工作，但没有下文。随后，他又几次请求，仍然没有得到答复。邓小平并不知道，在他到上海之前，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听信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阎衡、涂振农等人的汇报 ，把红七军、红八军遭受的重大损失归咎于前委对中央的路线、方针贯彻不力，认为前委书记邓小平要负主要责任。所以，中央负责人对邓小平要求汇报红七军的工作置之不理，既不安排听汇报，也没有见他。只有党中央的交通员按时给他送来生活费，并且隔一段时间来看他一次，有时候是来通知他从这个亭子间搬到另一个亭子间。

邓小平的心情很不好，他只好时常去找老朋友李维汉、贺昌、李富春、聂荣臻等人聊一聊，发泄一点心中的不满。有时候聊晚了，干脆就在李维汉或贺昌家搭个铺住下。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于是，通过交通员向党中央提出请求回红七军，几天后得到的答复是：中央与红七军现在没有交通联络。

既然中央领导人不安排听汇报，又回不去部队，邓小平想到了用书面的形式汇报。他想把红七军、红八军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帮助中央了解情况，指导红七军的工作。到四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写出了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发展经过和战斗历程，左江、右江地区地方党组织的状况及土地革命开展的情况，总结了各方面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特别指出了这一时期红七军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报告中说，过去红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关于红七军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报告中说：应该离开右江，因为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七军到江西是对的，但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的苏维埃区域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在梅花村发生的那么大损失的战斗了。邓小平还在报告中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七军是深刻地感觉到了，几次攻坚都是我们失败，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更成了“左”的空谈。

这个报告，是符合红七军、红八军实际情况的，而且反映了邓小平对革命事业忠诚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然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并不理睬邓小平的这份报告。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给七军前委的信，以极其严厉的口吻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批评指责。信中说：“我们认为，立三主义的‘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

五月上旬的一天，党中央的一位秘书来到邓小平的住处，说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到安徽巡视党务工作。

原来，在一个月前，由于安庆共青团组织负责人高翔、安徽省委巡视员张照明、省委秘书长何冰心等先后被捕叛变，设在芜湖的安徽省委秘书处和皖南互济总会机关相继遭到破坏，省委书记王步文、省委常委兼芜湖工联会党团书记霍锟镛、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刘文等十一人被捕，安徽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随后成立的代省委也因种种原因到四月底自行结束活动，安徽党的工作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四月下旬，原安徽省委组织部秘书谢节之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要求中央派人去安徽指导工作。谢节之还向党中央提出“派去的人要有实地工作经验及政治观念正确。”

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安徽巡视，由谢节之担任交通员。几天后，邓小平在谢节之的陪同下乘船到达芜湖。

在芜湖，邓小平见到省委的负责人，在了解安徽党组织遭破坏的详细情况后，提出了处理安徽党务工作的意见，并决定成立中共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临时工委由武英、谢节之、刘震等人组成，武英任书记兼皖南互济总会的工作。临时工委“在新省委来到之前，它的责任是代理省委工作并决定我们目前几点任务。” 在讨论武英等人提出的皖南几位县委书记有“取消派”、“改组派”嫌疑的问题时，邓小平要求先进行深刻的考察，暂时不同他们发生关系。

五月中旬，邓小平完成在安徽巡视的任务，从芜湖乘船回到上海。

刚回到上海，一个朋友告诉他说，有一个人登报找他。原来是，五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号外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邓希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斐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一晤弟先修启。”

邓小平反复琢磨这则启事，觉得有可能真是自己的弟弟邓先修（即邓垦）到了上海。自己离开家时弟弟只有几岁，现在算来差不多有二十岁了。但是，他并不敢大意，毕竟已有好多年同家里断了联系，这则启事是真是假还难肯定。他没有贸然上门去找。

邓垦后来回忆了他们兄弟这次见面的情景：

“我到上海去求学。临走的时候，父亲让我到上海找找哥哥。到了上海后，由于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也不通，又没有熟人，根本没法找。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个寻人启事。”“后来听说，哥哥派人化装了之后，到报上登的那个地方来了解，看那儿有没有一个叫邓先修的人。经过几番打听，确定了有我，后来他就自己来了。”“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同乡、同学，正在房子里聊天，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敲门问：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他当时穿着长袍，戴个礼帽，还穿着皮鞋。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突然，我想到了登报的事，再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我说我就是邓先修。他说：好，看到你登的报。你收拾收拾马上跟我走。之后，他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我还告诉他，我这次到上海是来求学的。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一九三一年六月，邓小平接到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去中央苏区工作是邓小平在回红七军工作的要求被中央拒绝后提出来的，到这时中央才予以批准。

邓小平到上海后的这几个月，中共中央接连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故。一是，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二是，六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个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党中央随即采取行动，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或撤离上海。随后，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即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才被批准去中央苏区的。据他自己回忆，他是七月十四日离开上海的。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大家称“阿金”的女同志。阿金就是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与邓小平同岁。一九一九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学生运动，毕业后任女校教员。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工作，一九二七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捕，经营救释放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一九二九年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三〇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她活泼开朗，果敢干练，风风火火。邓小平是在上海李维汉家中汇报工作时和金维映认识的。这次到江西中央苏区结伴而行，他们相互加深了了解，到中央苏区后不久结为夫妻。

当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有一条由党中央特科开辟的地下交通线。邓小平和金维映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从上海乘船至广东汕头后，改乘火车至潮州，再搭乘小火轮到大埔县的茶阳，然后改乘小船溯江而上，到达青溪上岸。接着步行经永定、上杭，于八月初到达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驻地长汀。在长汀，得知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毛泽东、朱德不久前还在瑞金，他们又步行赶到瑞金。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瑞金县城同中共赣东特委接上了关系。

中共赣东特委两个月前刚刚成立，负责领导宁都、瑞金、石城、广昌和宜黄、乐安、南丰等县的工作。特委机关原来设在宁都的东韶，因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八月七日才转移到瑞金。特委书记谢唯俊热情地接待了邓小平和金维映。邓小平从谢唯俊处了解到，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到兴国，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邓小平还了解到红七军在李明瑞、张云逸的率领下已到达于都北部的桥头，正式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战斗序列，也正在参加反“围剿”作战。红七军的安危一直是他魂牵梦绕的。他太高兴了！

还有令邓小平感到意外的是，在这里，他碰到了曾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几位老朋友。一位是霍步青，在几个月前来到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巡视员。他是和赣东特委机关一起来到瑞金的。还有一位是余泽鸿，他也曾经在上海党中央担任过秘书长，是邓小平的后任，不久前才到中央苏区。

在从长汀到瑞金的路上，邓小平看到的是死气沉沉的景象。到瑞金后才知道，这时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正在搞所谓肃“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滥杀无辜，使得瑞金县的干部人人自危，不敢抓工作。人们说，再这样下去，不用敌人来打，苏区自己就会搞垮自己。

“社会民主党”纯系子虚乌有。在中央苏区抓 AB 团、肃反严重扩大化的过程中，一九三一年上半年闽西苏区又开始搞所谓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造成大批冤案，数千名无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及群众被逮捕，不少人被杀害，给苏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斗争”很快从闽西苏区殃及瑞金。

李添富是一九三一年二月被中共闽西特委派到瑞金来的。他主观臆断既然闽西有“社会民主党”，瑞金也会有“社会民主党”。便亲自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将一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或者对他的那套“左”的做法表示不满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通通指责为“社会民主党”分子，严刑逼供。全县被杀害的有四百多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干部二十八人，区、乡一级的领导干部七十七人，一般干部二百七十三人。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萧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惨遭杀害。霍步青在八月八日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

“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在这种情况下，霍步青和谢唯俊等商定由邓小平取代李添富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为方便起见，还商定邓小平先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邓小平表示义不容辞。在上海已经“赋闲”了几个月，他感到委屈，提出要到苏区来，就是想干点实事。

邓小平认为，当前首先要纠正所谓肃“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他先是组成调查组深入到各区乡调查了解肃“社会民主党”的情况，重点是最严重的武阳和桃阳等区。在掌握大量的材料后，他回到瑞金县城，以中共赣东特委的名义，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发动大家对所谓肃“社会民主党”发表意见。开始大家不敢发言，在他的支持鼓励下，许多人才发言对李添富搞的一套提出疑问和意见。会后，乱捕乱杀的现象停止下来了。

邓小平再次深入各区乡了解情况。在全部摸清李添富等人的严重错误事实后，九月，他主持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揭露所谓肃“社会民主党”斗争存在的严重问题。会上点了李添富的名，号召广大干部揭发他的罪责。九月底到十月初，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撤销在所谓肃“社会民主党”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谢在权的职务。邓小平代表赣东特委在会上宣布，撤销李添富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并予以拘捕。接着，召开公审李添富的大会，由于民愤太大，李添富被当场执行枪决。

此时，邓小平公开了自己新任县委书记的身份。他当众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被逼供或怀疑是“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取保释放。邓小平同时还宣布为前一时期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全县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接着，邓小平在瑞金全面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他了解到李添富把全县的各级政权都搞垮了，便领导和指导全县各区、乡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针对干部队伍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九十月间，他在县城同善社举办了一期有六十多人参加的干部培训班，为党、政、群机构和组织培养干部。他亲自组织并且讲课。

政权和干部问题解决了，下一步的工作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邓小平意识到，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始终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中心环节。当时瑞金的土地革命中也存在着“左”的偏差，并且进行得不彻底，一些地方还没有搞土地分配。他经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行毛泽东一九三〇年二月为瑞金县制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和政策，抵制实行苏区中央局根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作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他宣布，坚决维护原先按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进行的土地分配的成果，对少数没有进行土地分配的地方，要求发动贫苦农民迅速进行土地分配的工作。他特别强调，土地分配过程中不能侵害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

瑞金本来的群众基础就好，在纠正了所谓肃“社会民主党”斗争错误和矫正土地分配政策之后，干部、群众很快重新振作起来，形势迅速好转，“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

这时，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九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由兴国挥师东进，准备向福建汀州集中，在那里筹粮筹款、休整补充。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来到瑞金，与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会合临时驻扎在叶坪。在这里，毛泽东、朱德改变原来的计划，决定红军主力不再全部东移福建，而是留驻石城、会昌、瑞金、于都等县；红军总部也不再移驻长汀，就留在叶坪村。毛泽东、朱德决定在瑞金“居中指挥”红一方面军完成休整训练、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的任务，还决定在这里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除了瑞金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其他地域条件可以凭借“居中指挥”外，可以肯定，瑞金由邓小平打开的新的工作局面和稳定的环境，也是毛泽东、朱德决定留在瑞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好召开“一苏大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这对于瑞金这样一个刚刚受到“左”倾错误危害的“重灾区”来说，困难是很多的。就在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叶坪后几天，邓小平在瑞金县城组织了一个有五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庆祝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整个会议组织得井井有条、非常成功，算是搞了一次大活动的预演。

“一苏大会”是一次具有全国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大会，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多位代表。会场选择在哪儿？安全问题怎么解决？是首先要考虑的。邓小平反复踏勘，并报经苏区中央局同意，决定将会场设在叶坪村的谢氏祠堂。谢氏祠堂位于城郊，便于隐蔽。为了避免会场遭敌机轰炸，保证会议的安全，邓小平指挥在瑞金城内布置了一个假会场。

会议后勤保障的任务也很重。邓小平领导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研究制定了大会物资供应、代表食宿接待、群众庆祝活动安排的周密方案。他亲自带着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同专门负责大会代表生活安排的毛泽民、康克清、贺子珍、钱希钧等一起，到叶坪、洋溪、黄埠头、合龙、沙洲坝等村子逐村逐屋地察看，动员、安排群众腾出房屋供代表们住宿。

十一月七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历时十四天，讨论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法律、法令和政策文件。十一月二十日，会议选举产生由毛泽东、项英、朱德等五十四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其所属部队由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称中央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

瑞金成为“红都”，定名“瑞京”，邓小平成为第一任“京畿大员”。

邓小平这一时期在瑞金的工作，得到临时中央政府的充分肯定。一九三二年三月，临时中央政府《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评价说：在肃反问题上，“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革命秩序相当建立”。“扩大红军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财政上，“相当地执行了财务条例和统一财政训令。”

一九三二年五月，担任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的古柏调到省苏维埃政府工作。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推荐邓小平到会昌担任临时县委书记。

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与李富春和蔡畅夫妇相识的。他们的年龄都比邓小平大一点。邓小平一直称他们为“大哥”“大姐”。在法国巴黎时，他和李富春曾一起做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刊物的编辑工作，有一段时间邓小平还和李富春住在一起，相知甚深。邓小平的工作热情、干练作风和进取精神给李富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在瑞金的工作业绩，李富春也看在眼里。会昌的工作基础比不上瑞金，但是会昌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需要选派一位得力的干部去打开工作局面。所以，李富春想到了邓小平。

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与瑞金相邻。会昌的南面与寻乌、安远两县毗邻，东南与闽、粤两省接壤，自古就有“东南闽粤作咽喉，雄镇当年号九州”的称誉。会昌刚刚打下不久，是一个新区，临时县委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这里地处前线，敌情严重，情况复杂，一些地主“靖卫团”和国民党军队的小股部队还在活动。

邓小平到任后提出，当前在会昌军事斗争是第一需要，“一切为了战争”。在他的提议和指导下，县苏维埃政府设立一个军事部，并把曾任红军副团长的钟亚庆调来任部长，指导全县各区的军事斗争。各区很快都组建起了赤卫队。邓小平和军事部组织指挥赤卫队有力地打击地主“靖卫团”和国民党军队的小股部队，使新区得到巩固。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会昌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由邓小平担任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的党政军工作。

会昌中心县委下辖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委、二十八个区委，一百六十四个党支部。中心县委机关设在筠门岭。筠门岭，古称“军门岭”，距会昌县城五十六公里，距寻乌县城五十八公里，距安远县城五十公里，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交界点，是赣东南通往闽、粤乃至南洋的必经通道。

中心县委当前首要的工作是积极发展地方武装。三县原有的军事力量很薄弱，在三县的红军主力部队也只有新组建的独立第三师。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三县都是中央苏区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 因此，他指示三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要以冲锋的精神扩大地方武装。通过积极的发动和组织，三个县的地方武装迅速扩大。据一九三二年十月统计：寻乌有红色游击队员七百二十一人，模范营队员一千二百三十九人，模范少先队员六百三十五人；安远有赤卫军模范营队员二千二百六十七人，模范少先队员五百二十人，工人赤卫军三十五人，另有各区游击队支队整编成的游击队，队员二百六十二人；会昌有两个游击支队三百九十人，另有赤卫军四千九百七十人，模范师二千五百二十九人。

七月，驻广东兴（宁）梅（县）地区和福建上杭、武平等县的粤军，纠集闽粤赣边的地主“靖卫团”，不断袭扰中央苏区南部。为了统一南线各县的军事指挥，中革军委和江西军区决定成立江西军区会寻安军分区（后改称第三军分区），下辖会昌、寻乌、安远、武平四县军事部，一个游击大队，后又下辖相继建立的红军、兵工厂和红军医院。由邓小平兼任三分区政治委员，原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任司令员。

三分区建立后，领导闽粤赣边区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运动战，攻打反动土围子，镇压反革命，有力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到十月，安远县的地方武装共打下反动土围子十二个。会昌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独立三师，攻克闽赣边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消灭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等“靖卫团”和土匪武装的大部。会、寻、安三县地方武装，还经常配合红军反“围剿”作战，阻击和钳制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向中央苏区的进攻。

由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形势日益严重，扩大红军也是会昌中心县委的一项紧迫的任务。邓小平和中心县委多次召开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布置扩红工作。他多次在会上讲话，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要使扩红的意义和优抚红军家属的条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制止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要求各级干部、党团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用冲锋的精神去完成扩红任务。三县的各级干部根据他和中心县委的指示，深入基层进行扩红动员，不少地方组织了游艺团或宣传队巡回宣传扩红。各级都设立了拥护红军委员会，各地都制定了红军家属优抚措施，并建立了帮助军烈属生产的“帮耕队”。家住筠门岭小吉村的红军战士刘泮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家里田地没有壮劳力耕种。邓小平在这个村检查工作时，亲自带领几名战士到他家帮助翻地、耙田，一连干了三天。

邓小平非常重视三县党的组织建设。上任伊始，就要求“改造”和健全区、乡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一九三二年十月，会昌县委在给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报告中说：“全县的支部和区委都改造了，这次改造是有相当的成绩，洗刷了消极怠工与非阶级分子，指导机关相当的提拔了工人雇农苦力成分的党员参加支部干事会与区委会，相当发展了党内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相当的提起了各级工作的积极性”。 安远县委在给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也说：“七月份改造区委支部，党的同志和群众都受了很大的影响，消极怠工的较警醒了，有自动来要求分配工作的。”

在“改造”和健全区、乡党组织领导机构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抓了三个县委领导机构的“改造”和健全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心县委指导会昌召开第一次全县党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中共会昌县委，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汉屏兼任县委书记。随后，中心县委又指导安远召开全县党代表大会，健全了县委机构。邓小平还亲自主持对寻乌县委进行改组，免去当时积极推行“左”倾政策的县委书记梁锡古的职务，任命胡荣佳为县委书记，加强了县委的领导力量。

在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领导机构的同时，邓小平领导和指导各县抓紧党员的发展和培训工作。一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七、八、九三个月统计，三个县共发展党员二千七百零四人。中心县委还在会昌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县、区少共干部训练班，邓小平亲自给训练班学员作报告。这些学员不少后来成为苏区干部的骨干。

中心县委成立后不久，根据临时中央政府的指示，组织开展“查田运动”，对三个县的土地重新进行分配。邓小平要求各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将“查田运动”的重点放在新区、边区，在新区、边区凡是查出地主豪绅隐瞒的土地，都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由于农村多数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劳动力缺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困难。中心县委号召农村妇女冲破封建意识，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各县、区、乡、村普遍建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组织妇女们挑起发展农业生产的重担。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山歌：“春风吹来百花鲜，多少细妹学耕田；女人赛过男人头，亲哥看了笑连连。”

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地主豪绅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加上苏区内部曾执行过一些“左”的经济政策，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三县物资供应和财政非常困难。邓小平和中心县委从三县的实际出发，指导和组织有计划地恢复发展刨烟、造纸、染布、造船、烧砖瓦、烧石灰、熬蔗糖、造农具等传统手工业生产。各县还开办了小型兵工厂，保障红军和地方武装武器弹药供给。在中心县委所在地筠门岭设立“关税处”，取消苛捐杂税，减轻普通群众的负担，同时实行统一累进税制，以保证税收。中心县还设立了“对外贸易局”，代表政府经营盐、布、药材、烟、纸、粮食等重要物资的内销外运，努力保持同外界的物资交流。

正当邓小平像过去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一样，奋发有为地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厄运悄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一九三三年一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受严重破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到瑞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仍由博古负总责，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博古等在中央苏区继续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他们不但排斥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排挤和打击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人，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

这场斗争是二月间从福建省苏区反“罗明路线”开始的。

罗明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同罗明谈话时说，福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以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还应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罗明在省委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采取措施加以落实。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就闽西长汀、连城、新泉的工作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等等。 罗明这些意见是符合闽西实际情况的，却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即所谓的“罗明路线”。罗明以及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等一批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被撤销职务。

三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也开展了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首当其冲的是邓小平。起因是所谓“寻乌事件”。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趁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当时会、寻、安三县只有少数的地方武装，组建不久的独立第三师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差，抵挡不住敌军的进攻。这样，敌军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寻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撤到澄江。邓小平在筠门岭召开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县军事部长参加的联席会议，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实行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后在实施中，又及时地组织了战略退却。结果，邓小平被苏区中央局“左”倾领导人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纯粹防御路线”等帽子。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刊登中央局一位负责人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说：“许多地方党对于进攻路线的执行，表示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动摇，甚至完全走到相反的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江西省委的报告，一般工作虽是有相当进步，然在边区各县，南（丰）广（昌）宜（黄）乐（安）从去年十一月才开始从纯粹防御转向积极的进攻，永（丰）吉（安）泰（和）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

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被中央局点名批评了，江西省委和省委书记李富春感到很突然，没有马上作出反应。但随着这种批评的逐步升温，李富春也顶不住了。迫于压力，省委于二月二十八日给会寻安中心县委发出一封指示信，批评会寻安中心县委的所谓“纯粹防御路线”错误。三月十二日，根据中央局的意图，中共江西省委和少共江西省委又联合作出决议，向江西苏区党团组织公布了指示信的内容。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还是采取保护的态度，批评也还是留有余地的。信中虽然按照中央局定的调子，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但并没有将“单纯防御的错误”同所谓“罗明路线”画等号，而是说“单纯防御路线，如果继续发展，必然要走到露骨的逃跑的罗明路线”。

三月中旬，李富春不得不将邓小平调离会昌中心县委，但又安排他到省委担任宣传部长。省委的这封指示信和李富春对邓小平新的工作安排，不久即受到中央局多次严厉批评。

接到省委的调令，邓小平马上交待完工作，赶到宁都省委机关报到。李富春和蔡畅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为他安排了住处。李富春还委派邓小平去万泰、公略、永丰三县苏区，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有关问题。

邓小平虽然离开了会昌中心县委，但是对他的批评斗争却没有停止，并在一步步地升级。

三月下旬，邓小平处理完万、公、永苏区的工作后回到宁都，刚向省委汇报完工作，就接到通知，赶到瑞金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会上，邓小平报告会寻安三县的工作，受到中央局领导人的严厉批判。会后，邓小平被迫写了一份检讨书———《会寻安工作的检查》。

三月底，中央局在筠门岭直接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揭发和批判邓小平的“错误”。中央局负责人张闻天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会议作出的《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说：“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还提出“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并决定“加强和部分地改造中心县委与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并委托三县新的常委立即开始在正确的民主化和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基础上，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决议》对江西省委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

会议期间，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改组，对会寻安三县的县委常委也进行了调整。罗屏汉接替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会后，中央局负责人张闻天根据他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结论，写成一篇文章《罗明路线在江西》在《斗争》第八期上发表。文章在批评邓小平和江西省委的同时，还批评了乐安、万泰、永丰、公略等边区的党组织和干部。

一场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全面地展开了。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当时担任公略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跟随毛泽东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当时担任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主要在宜黄、乐安边区组织指挥游击作战。古柏在毛泽东一九三〇年五月作寻乌调查 时，担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深得毛泽东的器重，后曾担任会昌临时县委书记。这时任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

不难看出，这场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和当时中央局排斥、打击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几个月前，在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作战和根据地斗争的正确主张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不久，毛泽东实际上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调回后方。

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毛泽东在思想上是相通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央局召开的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正确主张时，他们就表示了不同意见，被人称为江西苏区的“四大金刚”。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各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邓、毛、谢、古还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毛泽东的主张是“山沟沟里的东西”，指出“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戏称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而“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这些人“只会在洋房子里死背教条。”

邓小平尽管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被迫作检查，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在《会寻安工作的检查》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对强加给他的一些不实之词坚决拒绝。他承认“对进攻路线了解的不深刻”，但不承认针对敌人大举进攻采取的游击战的战略部署是“机会主义”，是“罗明路线”。他解释说，“防御路线”中的“诱敌深入”等，是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方针，不是单纯地为了防御而防御，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他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会、寻、安三县的客观情况，说明因为在三县边区群众中存在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而“广东敌人的大举进攻已经到来，寻乌门岭都有同样为敌人占领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作出了撤出寻乌的部署。

四月四日，《斗争》第八期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文章认为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所作的检查“没有正式提出纯粹防御路线与罗明路线的关系问题”，“根本上没有揭发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实质”。文章还指责罗明和邓小平“在立三路线时代，都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都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过这种情绪表现不同，表现在拼命冒险的，便是立三路线的盲动政策，表现在伏地投降时，便是罗明路线的退却逃跑。”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中共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江西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到会的有各县委、中心县委及省直属各机关党的负责人共二百多人。这次会议名义上是省委召开的，省委书记李富春也参加了，实际上是由中央局代表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进行集中批判。

会议指责邓、毛、谢、古四人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在江西创造了执行了一条反国际的反党的路线”。会议还指责邓小平：在上海时就“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到中央苏区后，又在赣南会议期间与毛泽覃、谢唯俊一起附和“诱敌深入”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主张；完全附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四中全会后多次散布的临时中央的领导是“一派的领袖”的观点。会议认为：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互相通讯，谈话和讨论，所谈的，写的，讨论的并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与“进攻路线”“绝对相反”的策略、口号，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针对种种指责，就革命道路、扩大红军、土地政策、财政政策、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面对台上台下情绪激愤的场面，邓小平最后说：“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写的都是真话。” 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进行了争辩，谢唯俊还提出了抗议。

参加会议的危秀英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会议一共开了七天。期间，邓、毛、谢、古被责令两次写申明书。

邓小平在申明书中写道：“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快到实际工作中去”。

会上，邓、毛、谢、古四人坚持真理，宁折不弯，不向谬误低头。会议的总结中说，邓、毛、谢、古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 。

五月四日，中央局代表到工农红军学校主持召开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列举了以邓、毛、谢、古为首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错误，指责邓、毛、谢、古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对革命斗争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不相信群众力量，认为群众是消极的，他们对于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失”。他们“反对向中心城市发展，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小组织活动，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的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党大会以后虽经党与之斗争，仍没有什么转变。”

五月五日，经中央局批准，江西省委也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决议》中指责：“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实际上已成为谢、毛、古等小组织活动的一员”。《决议》责成邓、毛、谢、古：“（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三）谢毛古三同志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之后，中央局对邓小平在广西所谓“擅自脱离红七军”的问题进行正式审查，并责令他写出书面报告。邓小平申述说：当时他离开红七军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是符合组织手续的，当事人之一的许卓现在中央军委工作，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作为证明人，中央局可就此事询问许卓。后来，经过一番审查，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中央局也就再没有要他写书面报告了。

批判斗争结束后，邓小平受到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三人也分别受到了撤职或调离的处分。后来，毛泽覃、古柏都未获准随中央红军长征，留在中央苏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谢唯俊参加长征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定边附近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在中央苏区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从省到县还有一批干部、党员不同程度地受到打击。

与政治上的打击相伴随的，还有感情上的打击。就在邓小平被审查的时候，妻子金维映与他离婚了。金维映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先后担任过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她和邓小平两人的工作地点相隔很远，有时只有开会才能见面。邓小平被斗争，对金维映的震动很大。在主持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中央局领导人“告诫”下，她选择了与丈夫离婚来“划清界线”。一九三四年十月，她随中央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去苏联治病，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战乱中遇难。

邓小平孤身一人，身背行李，步行到了南村区委。

南村区处于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区，也是苏区的前线地区。邓小平在南村呆了不到十天，中央局又将他召回宁都。此次召回并不是为了重新起用他，而是担心他出问题，怕他这个“右倾逃跑主义者”在前线会跑到敌人那边去。

邓小平回宁都后，被指定到离宁都几里的一个七里村监管劳动。七里村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环境恶劣。邓小平挥锄抡镐，开荒种地。他虽说不上身强力壮，但年轻，还是能挺得下来，只是吃不饱肚子，日子很难熬。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为邓小平的遭遇愤愤不平。邓小平在困难的时候，还是求助于他们。

危秀英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蔡畅大姐派我去那里了解几个问题。邓小平对我说：‘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你快到省委，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

危秀英回到省委后，把邓小平的情况告诉了蔡畅。蔡畅和李富春凑钱买来猪肉和大蒜、辣椒，把饭煮好、菜炒好，让危秀英偷偷去七里村把邓小平找来吃饭。

危秀英回忆说，蔡畅“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 。

这时，蒋介石正调集五十万兵力，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反“围剿”作战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工作。前线吃紧，一些在机关工作的军事干部纷纷被调往前线。这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萧向荣调到前线去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在住院疗伤，总政治部明显缺少人手。临时负责总政治部工作的贺昌是邓小平的老朋友，他想到了邓小平。于是，他向王稼祥推荐调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由于邓小平是“戴罪之身”，王稼祥又亲自向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提出，几经努力，才得到博古的首肯。

这样，邓小平得以从十分困难的处境中摆脱出来，于六月回到瑞金。这是他一生中“三落三起”中的第一次“落”和“起”。

总政治部机关设在瑞金郊外下肖村西边的“白屋子”。这是一座典型的赣南客家民居，因房子后墙粉刷得雪白而得名。房子中间有一个大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五间侧房。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这里。

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工作，也是事务性的工作，负责定期收集、综合各军团的情况，向主任、副主任汇报，并代总政治部和中革军委起草各种指示和其他文件。邓小平当过党中央的秘书长，做这些工作当然是轻车熟路。干了个把月后，邓小平提出想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具体负责主编《红星》报。

《红星》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内容主要是反映红军和根据地军民军事斗争的情况。《红星》报原是一张铅印四开的报纸，由毛边纸印刷，开始时名为五日刊，实际上是不定期刊，短则两天一期，长则半月一期，一般为四开四版，有时多到八版，有时单独发号外。到了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战事紧张，改为三十二开本。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出版三十五期之后停刊。

办报刊，邓小平并不陌生。十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参加办过《赤光》，到了中央苏区，他在瑞金办过《瑞金红旗》，现在可以说是重操旧业。凭着敏锐的政治头脑、简练而准确的文字功夫，还有写得一手好字，他很快便把报纸办得红红火火。

邓小平主编的第一期《红星》报是在八月六日出版的，恢复了原来的铅印四开四版，期号顺序没有续前三十五期，而新编为第一期。后来，邓小平又把报纸扩大为八版，到一九三三年十月，还增办了《红星》副刊。

说是主编，其实邓小平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内只有两个人，几天要出一期，工作量很大。邓小平从策划、组稿、编辑、印刷到发行，经常是演“全武行”。美术编辑、校对也是他。手写体的文字标题，大多是由他写下后，别的人在木板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为了解决印刷厂铅字模不够用的问题，他出主意，在用大号铅字印标题遇到缺字时，就将几个小号字拼在一起用。他还要充当记者、评论员的角色，经常为报纸写稿。《红星》报上刊发的许多消息、通讯、评论、社论甚至启事，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写的稿大都不署名或用化名。晚年，他的小女儿毛毛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拿给他看，问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摇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为了把报纸办好，邓小平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采用优待投稿人的办法，鼓励投稿，扩大稿源。《红星》报第二期刊载了一份《优待投稿同志》启事：“本报欢迎各同志投稿。五百字以下稿件，经本报揭载后，每篇酌致本报一份，或中央出版部出版的书籍一本。五百字以上的，每五百字酌致现金一角。”投稿给予这种奖励，在当年中央苏区那种艰难的条件下，是新鲜的。他在版面设计上也花了很大功夫。四开的报纸，每版都编排有五六条内容不同、体裁不同的文章，报缝也充分利用起来了。考虑到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在刊登一些政策性、理论性文章时，经常配发一些插图，既活泼版面，又帮助战士、群众理解文章的内容。

邓小平非常重视发挥《红星》报作为红军的“政治指导员”的作用。他认为，《红星》报担负的很大的任务，就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除了经常组织在报上刊登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的有关决议、命令和通报外，还经常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写稿。从八月六日到十月八日出版的前十期，就先后刊载了约请洛甫、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罗迈、朱德、王稼祥、贺昌、杨尚昆等写的社论和其他文章。他还在报上开辟“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两个相互呼应的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极富号召力和鼓动力。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没几天，就约请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为第二期《红军故事》专栏写了一篇题为《吉安的占领》的文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集中总结了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的经验与教训。其中特别说到：攻打吉安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抵制了立三路线的主张，那时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是要红一方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九江的。如果照立三路线的话去做，就不会有攻吉作战的胜利。

这时的毛泽东已被中央“左”倾领导人排挤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身处逆境。不少人对毛泽东犹恐避之不及，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鬼都不上门”。邓小平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即，毛泽东的军事谋略对反“围剿”斗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应该让红军指战员了解和掌握。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发表毛泽东这方面的文章，很可能会引起“左”倾中央领导人不满。在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已完全统治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下，他又刚被打为“毛派”分子挨整不久，这样做确实需要胆识和勇气。

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后，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红军指战员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战斗的日子。不久，邓小平还特意编发了一位红军团长写给毛泽东的信。写信的这位团长得了痨病，生命垂危。信中说：“我由南昌暴动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地死在战场上，反而病死在后方的床上，这是我当红军以来最不幸的一件事”，自己不能去前方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反而得到政府的优待，心中很是不安。他在信中向毛泽东请求，从他每月的休养费中扣除一块钱，并将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两年政府发给的公谷费交公，用这笔钱充作战争经费。

邓小平还经常约请红军各军团的一些领导人撰写文章，指导红军的军事斗争；同时大量组织前线指挥员撰写反映前方战斗生活、颂扬红军将士英勇顽强战斗作风的文章。如袁国平撰写的《夺取连城的经过》、董振堂撰写的《模范的红五团》、彭加伦撰写的《三甲嶂上的英雄》等等通讯、报道，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红星》报又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邓小平在《红星》报上专门开设了一个“党的生活”的栏目，着重反映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连续发表了《党小组会是怎样开和应该怎样开》《怎样当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应该做哪些工作》《火线上的共产党员》《模范支部和落后支部》等文章和报道。这些文章和报道的针对性很强，对于指导红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红星》报的读者，主要是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邓小平总是力图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同时，又适应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开辟了十多个专栏和副刊。如“列宁室”专栏，主要是指导革命理论的学习，有一定的深度，曾组织开展“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过《苏联红军的道路》等文章。“红板”副刊，专门刊登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事迹的文章。“铁锤”副刊，主要刊登批评各种违犯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现象的文章，也很通俗。“军事常识”、“军事测验”等小栏目，是红军战士很感兴趣的，介绍战略战术方面的常识性知识、小知识。“卫生常识”专栏，介绍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防病治病、火线救伤的医药知识。这在当时苏区条件艰苦、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是很有用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星》报还办有“俱乐部”“猜谜语”“山歌”“红军歌曲”等文艺栏目，生动活泼，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如第九期“山歌”栏刊登了一位名叫秋香的兴国少女唱的山歌。前线一位读者在给《红星》报的来信中说：“第九期上的山歌更给了我们战斗员以大的兴奋，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歌唱着。这一类的文字是前线战士最爱读的。”

为了密切前后方的联系，鼓励红军将士在前线安心战斗，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出版的《红星》报刊登了一则《你应该写一封信回家》的启事，号召每个红军战士在年节中写一封信回家。报纸上还发表了许多红军战士的家信，有妻子写给丈夫的，有父母写给儿子的，还有哥哥写给弟弟或弟弟写给哥哥的。这些信情真意切，非常感人。

《红星》报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红一军团干部彭加伦在给《红星》报编委的一封信中说：

“红星在部队中起了它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中的一支有力喇叭，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的盼望着红星的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主编《红星》报的这段日子，工作非常紧张，但他觉得很有意义，也发挥了他这方面的才干，因此心情是愉快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

“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到中央苏区少年工作部当部长。小平在总政治部当《红星》报主编。少工部同总政治部很近，就在一个村子里。总政治部在白屋子，王稼祥是主任，贺昌是副主任，我跟这两个人也熟。我常到他们那里去玩。在那里总是碰到小平。那时晚上没有灯，没法工作，也没有娱乐，就是聊天。我们经常聚在一起精神会餐。我不知道他挨整了，离婚了。他很乐观，讲起话来也很幽默。后来贺昌告诉我小平的情况，并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但还是坚持他的看法。”

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到一九三四年十月离开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长征，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战斗、生活了三年零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难。当身处逆境时，他没有悲观失望，没有怨天尤人，而始终沉着坚韧，保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为真理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政治磨难，磨砺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UqhQI1FXcbjoH9e3s7vom4duemWL7LC7ztBOvf3I7ftcWVFsbUEc5xFPMI6Nmo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