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清晨，一声汽笛长鸣，“盎特莱蓬”号轮船起锚，驶离上海黄浦码头。这时，舱外下着大雨，雨雾蒙蒙，邓小平和同学们在秋风秋雨中与祖国惜别。

“盎特莱蓬”号是法国往来于欧、亚、美三洲的一艘万吨级巨型邮船。赴法勤工俭学生乘坐的四等舱，实际上是半明半暗的最底层的货舱，里面还堆放着各种货物，这是专门为勤工俭学生临时设置的。邓小平等近百号人在里边拥挤不堪，而且舱内空气恶浊，闷热，臭虫、蚊子多。不少人时常租只躺椅到甲板上去睡觉，消磨时间。有时风平浪静，可以饱览海上风光；有时则狂风巨浪，使人头晕目眩，呕吐不止。

邮船经过香港，于九月十八日到达越南西贡，停泊了三天。从上海到西贡，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一周多。这批赴法学生初次出国出航的兴奋劲慢慢过去。特别是当他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困难后，开始更多地为到法国后的境遇担忧了。袁文庆等四十多名贷费生在西贡给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等登海轮后，与北京派赴法国办理俭学人员彭、高、李三君相晤。”“谈叙之余，渠问生等，每名各带法郎几何？生等乃以实情相告，渠谓不谙法语，又无技艺，虽有渝法领事介绍，亦何能济，即使法政府特加青爱送入工厂，而自实无能，数日之间厂长亦将遣出矣（此已见诸事实非可诬也），出厂以后欲习法语又无钱财，困窘他邦实属可危。”信中请求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设法按每人三千法郎之数，汇钱至法国勤工俭学会代收，以解决贷费生所需。信中也提出“自费生”的款项，“亦请代为设法，以救一时之急需。”

九月二十四日，邮船抵达新加坡港。邓小平和同学们上岸参观。五十八年后，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访问新加坡，对我来说是旧地重游。一九二〇年我去法国留学时途经新加坡，在这里停留了两天。

邮船继续航行，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十月十九日早晨，到达终点站法国马赛港。

历时三十九天、一万五千多公里的海上航行，沿途经过的大多是英国、法国的殖民地。邓小平和同学们从东到西，领略了世界之大、之美，也领略了浮华与困苦杂陈的世象。亚洲、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被帝国主义瓜分掳掠，人民遭受奴役剥削的惨景，给他们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在马赛码头，华法教育会代表和中国驻马赛领事前来迎接。十月二十日，《小马赛人报》报道说：

“一百名中国青年人到达马赛的安德列勒蓬桥上。他们的年龄在十五至二十五之间，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从此，这些有知识的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就变得更加紧密了。在另一旁站着满脸笑容、叽叽喳喳说话的六名女学生。这六名女学生到法国来同样也是为了完成她们的学业。”

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无论如何，邓小平和同学们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溢于言表。

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学生们乘汽车离开马赛前往巴黎，十六个小时后到达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所在地———巴黎西郊的哥伦布市德拉普安特街三十九号华侨协社。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普通法式建筑，里面人来人往，几乎都是亲切的黄面孔和熟悉的乡音。在这里，他们受到了许多早先来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欢迎，其中就有一年前来法的四川江津籍老乡聂荣臻。在这里，邓小平和聂荣臻相识，并开始了他们长达七十多年的友情。

邓小平等游览了美丽的巴黎，也看到了一些让人震动的东西。冯学宗在给国内亲友的信中写道：“巴黎的王宫陈列所，还仍然将我们的戈矛、盔甲呀、烟枪呀、红顶花领（翎）呀、红绿绣鞋呀，……一件一件的陈列在那里。更有一些雕刻碑文，把中国甲午之战、庚子之战……种种失败丑史，逐一记载出来。老兄！这不是一件侮辱国体的事情？是不是一件我们应当痛自警惕的事情？”

在巴黎短暂停留后，巴黎华法教育会将这批学生分别安排到蒙塔尔纪、枫丹白露、圣得田、佛勒尔、巴耶等地中学去学习，同时等待做工。

邓小平勤工俭学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十月二十一日晚，邓小平等二十四名学生来到距巴黎二百多公里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中学学习。他们当中有二十人来自四川省。邓小平的学号为一四二一。十月二十二日，《巴耶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学生到巴耶》的消息说：“二十多名中国学生在二名法文讲得非常流利的同乡带领下，于昨天晚上到达巴耶市。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的政府派往法国的，并在巴耶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他们是寄宿制学生。”

法国教育部门根据中国学生法语水平普遍比较差的情况，一般都将他们安排到一些中学的“附属高级初等学校”就读。巴耶中学没有设立“附属高级初等学校”，校长把这二十多名中国学生安排在学校的商务系学习，并为他们单独开班。

巴耶中学的管理十分严格，对学生的饮食起居都有严格规定。每天早六时起床，六时半开始自习，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四时为上课时间，余为休息时间。晚八时就寝，九时熄灯。饮食每日三餐，早餐面包数片、咖啡或开水一杯；十二时午餐，牛肉一块或素菜一碟，面包数片，葡萄酒或开水一大杯；下午六时晚餐，与午餐略同，不过以汤代牛肉。

邓小平后来回忆，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求上床睡觉。他还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巴耶中学的学膳费比起巴黎等地的学校相对要低一些。邓小平在学校是比较节俭的。在法国国家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巴耶中学中国学生的开支细账表。上面记载：一九二一年三月，邓小平当月应付给学校二百四十四法郎六十五生丁的食宿费。其中生活费二百法郎，洗衣费七法郎，卧具租金七法郎，校方收费十二法郎，杂支费十八法郎六十五生丁。这些费用中前四项大家都一样，仅杂支费各不相同，有的同学多一些，有的同学则少一些，一般是在十五至五十法郎之间，平均二十六法郎左右。邓小平的这项费用是比较少的，在十九名同学中排在倒数第七位。

邓小平尽管很节俭，但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身上的钱还是所剩无几了。他知道家里也很困难，当初离家时，是卖掉一些谷子和地给他凑的钱，现在已很难再寄钱给他了。学费成了问题，而做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时，法国的经济已是每况愈下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主要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到一九二〇年经济萧条更为严重了。在法国，首先是一批军工企业停产，接着就是由于工业原材料和煤炭、电力等资源短缺，许多民用工厂被迫全停产或部分停产，大批工人被辞退。加上很多原来为军事服务的部门大量裁减人员，特别是大量的军人退伍需要寻找工作，因此造成大面积失业。随之而来的是法郎大幅度贬值。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到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使他们陷入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一九二〇年底，在法国的一千多名中国勤工俭学生，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无工可做、无钱上学的勤工俭学生们只能聚居巴黎华侨协社，由华法教育会每日每人发给六法郎维持生活。

但是，巴黎华法教育会此时也困难重重，不堪重负。一九二一年一月中旬，华法教育会接连发出了两次通告，表示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从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并说：华法教育会“亏竭已极。万难为继。惟有竭诚通告。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通告中说：“在校同学与失工同学，自今日起，一律再维持两个月，至三月十五日截止。此后便与华法教育会断绝经济关系，教育会不再发维持费，须各自设法。住校的由其本人自与学校交涉”。

华法教育会的通告，对勤工俭学生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感到走投无路了。

这时只有三层小楼的华侨协社已经人满为患。数百名失学和失业的勤工俭学生拥到这里，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楼里、地窖里都住满了学生，甚至连菜园子里也搭满了学生们住的帐篷。吃的就更差了，每日两餐，一般都是面包加自来水，什么蔬菜都没有。由于营养不良，加之生病无钱医治，有的学生病死了。还有一位四川籍学生由于绝望剖腹自杀。

勤工俭学生面临失学、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他们意识到要组织起来为生存而进行斗争。二月二十七日，勤工俭学生在华侨协社举行大会，决定于二十八日集体向公使馆请愿，并定名为“反饥饿运动”。会议选出蔡和森、赵世炎等十人为发言人。二十八日上午，四百多名学生在蔡和森等人的组织下，在赛夫公园集合后，步行到巴比伦路五十七号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请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注意。法国政府提出，由法国外交、教育、劳动、商业四部代表和中国驻法公使代表联合组成“留法中国青年法中监护处”，处理中国勤工俭学生的问题，并决定暂时给无工无学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每日发六法郎的生活维持费。

三月上旬，由于学费问题没有着落，在巴耶中学学习的邓小平等二十多名中国学生也面临着失学的危机。他们多次与校方交涉，法国教育部也致信校方提出能否减免部分学生的费用，但均被校方拒绝。这样，他们只好纷纷离开学校，另找出路。巴耶中学校长三月份在给法国教育部的一份报告中说：二十多名中国学生中的“十九名于十三日晚上离开学校，他们自称去克鲁梭市工作。我怀疑他们是去做工。不管他们去做什么，我认为对他们的学习是极不利的。中国使领馆应承担他们三月份的一切费用。” 邓小平就是这十九名学生中的一员。到五月下旬，留下的另外几名中国学生也先后离开学校，外出做工。他们共欠下学校的费用二千二百九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后来由法中救济委员会代为偿付了。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五个月。离开巴耶中学，竟是他在法国“俭学”生活的结束。

现存的邓小平一生中最早的一张照片，是一九二一年三月拍摄的，正是他离开巴耶中学前后。照片中的他，头戴便帽，身着西式外套，看起来精神不错，其实这时他正陷入生活的困境。

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离开巴耶中学，邓小平等没有去巴黎华侨协社，而是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了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四月初，他们幸运地在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觅得一份工作。

施奈德钢铁厂是法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军火工厂，有三万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批法国工人应征入伍上前线打仗，工厂曾大批招募外籍工人，有阿拉伯人、非洲人和波兰人等，中国的劳工也有上千人。这里也是中国勤工俭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工厂。

在这家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很低，固定工资每天十二至十四法郎。不满十八岁的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十法郎。与工厂签订的合同还规定：每天从中扣一法郎，待两年合同期满时再发还，并奖励二百法郎。如果无故退工，则将所扣的钱作为补偿。学徒工可在食堂就餐，伙食费每天六法郎。学徒期满后，至少要在工厂干满六个月的时间。如工作技能突出、工厂满意者，可在其工种上提升。

尽管这样，工厂还是一下子拥进了一百多名中国勤工俭学生。邓小平是作为散工被招进厂的，签订了两年合同。所谓散工，也叫杂工，就是无固定的工种，视各工段的需要而流动工作。散工不仅学不到任何技术，而且劳动强度很大，工资比学徒工还要低。散工的地位低，常遭工头的责骂。散工的法文发音为“马篓五”，学生们就戏称“马老五”。有一位四川籍的学生写了一首《散工曲》：“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舍夫’（法文，即‘工头’）光喊‘郎德舅’（法文，意为‘非上帝的善类’），‘加涅’（法文，意为‘赚得’）不过‘德桑苏’（法文，二百个小钱，即十法郎）”。

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现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用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上面登记：

工卡号：〇七三九六。姓名：邓希贤。年龄：十六岁。出生年月：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婚姻状况：单身。出生地：四川省重庆市。职业：学生。过去工作及其他有关情况：系邓文明及淡氏之子，受哥伦布市（巴黎西郊小城市）法中救济委员会派遣在巴耶中学求学。身体状况：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体检。服务部门：轧钢车间。工种：杂工。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六法郎六十生丁。评语：志愿来工厂工作……

刚进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一名散工。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即他自己后来说的“拉红铁”，劳动强度很大，又非常危险。在四十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脚上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木鞋与地板硬碰硬，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被烫伤。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和邓小平一起到法国的胡伦也在这个厂干这项工作，他岁数和个头都比邓小平大。他后来回忆说：我“在该厂轻轧车间拉红铁，每天随机器运转，分秒不停，又热又累，还要眼明手快，稍有疏忽，就被烙伤” 。这种超强度的劳动，对于还不满十七岁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的邓小平来说，确实不堪重负。

在施奈德钢铁厂，中国工人的吃住条件很差。宿舍离工厂有二十多里地，二十多人住一间大屋，设有食堂，提供早、晚两餐。午餐由工人自带面包及副食到车间，在二十分钟休息时间里就地吃。中国工人通常是面包就着自来水，有时加一块粗巧克力糖佐食，每天杂费开支还不小。邓小平在这家工厂做了二十多天的苦工，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

邓小平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四月二十三日，他辞去了在施奈德工厂的这份工作。厂方在他登记表的“辞职原因”一栏填写的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干太累的活，吃不饱饭。

在施奈德钢铁厂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第一次做苦工，在异国他乡自食其力，使他品尝到了劳动和生活的艰辛，对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工厂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对向往已久的西方工业文明有了实际的了解，可以说是接受了现代化的启蒙教育。特别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对他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赵世炎是四川酉阳（今属重庆）人，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结识李大钊，在其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他比邓小平早四个月到法国。一九二〇年底，他和来自湖南的李立三共同发起创建劳动学会，在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开展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赵世炎是和邓小平同时进入这家工厂的，而且也同在轧钢车间做散工。

离开克鲁梭施奈德钢铁厂，邓小平失去了工作，也只好来到巴黎华侨协社，在这里临时安了“家”。

从四月二十六日起，他开始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每天六法郎的生活维持费。法国国家档案馆现在仍存有邓小平当年领取生活维持费的若干收条。最早的一张收条上写：“收到驻法中国公使馆发给本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月三十日止维持费共合三十佛（法郎）中华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四川省人邓希贤签字”。

生活维持费实际上维持不了生活。邓小平开始打短工。他后来回忆说，这期间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是杂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勉强“糊口”。

五月二十日，王若飞、陈毅、刘伯坚、李慰农等发起二百四十三名勤工俭学生给蔡元培写信，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邓小平在信上签了名。

到了十月，传说法国内务部要将中国勤工俭学生一概驱逐出境，还说中国驻法公使陈想乘此机会将勤工俭学生尽数送回国内。勤工俭学生们不愿这样回国。每天早晨，当巴黎各工厂开门时，必有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生等候在门前。邓小平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十月下旬，传来巴黎第十区运河边上一家专门制作纸扇和纸花的工厂要招收一批扎花工的消息。扎花工是将红绿两色绫绸先用机器打成荷花瓣形，再由人工折好，用浆糊粘贴，然后用铁丝扎住。绫绸花上粘一约长二寸宽三分的标识，上面写：“战后孤儿寡妇制”，是运至美洲给一些慈善家们募捐用的。本来扎花工这种工作一般是由小女孩做的，工价很低，做一百朵花才挣两个法郎，一天最多可做六七百朵，只能挣到十几个法郎。但勤工俭学生们如绝处逢生，哪管工资厚薄，哪管干什么活计，只要工厂肯接收，便觉得有了活路了。十月二十一日，法中救济委员会致信工厂老板香布朗，介绍一百名中国勤工俭学生前去做工。二十二日，又介绍了邓小平等十一人，邓小平的编号是二三八。最后，实际上共有一百零五名中国学生进了这个工厂。但是僧多粥少，大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做完，这批学生于十一月四日即被工厂解雇。邓小平再一次陷入困境。

一九二一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后改名旅法勤工俭学同学会）数月间几十次电函求援，四川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三十多万法郎汇至巴黎，救助陷入困境中的四百多名四川籍勤工俭学生。邓小平和其他四川籍同学一起每人领到了四百法郎。区区四百法郎，却是雪中送炭。有了这笔钱，邓小平能勉强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了。

进入一九二二年，法国的经济开始好转，一些工厂逐渐恢复开工。机会终于来了。二月十三日，邓小平从巴黎乘火车到达位于巴黎以南一百二十公里处的蒙塔尔纪，随后又步行数公里，来到一个叫夏莱特的小城。他在市政大厅外国人登记簿上登记了父母姓名和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还登记了来这里以前的住址拉加雷纳哥伦布市德拉普安特街三十九号，身份卡编号一二五〇三九四。他找到了一份稍微稳定的工作，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

蒙塔尔纪是巴黎南部卢瓦雷省的一个小城。这里是中国勤工俭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自一九二〇年以来，差不多有近百名勤工俭学生先后在这里工作和学习。他们中有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等。勤工俭学生之所以愿意到这里来，主要是因为这里靠近农村，学费和生活费用都比较低，每月有二百法郎就基本上能过得去。

哈金森橡胶厂是一个老字号，据说当时是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以生产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而著名。它的厂房是一座两层楼房，有近百米长，厂房跨度比较宽，钢铁结构，由几十根铁柱支撑。这是由埃菲尔铁塔设计者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这个厂此时共有一千多名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其中有不少是外籍工人，主要有智利人、印度人、越南人和白俄罗斯人、波兰人等。二月十四日，邓小平进厂，工号为五三七〇。

这时，和邓小平一起在这里做工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有三十多人。他们有的做车胎，有的做雨衣，有的做防雨用的套鞋。邓小平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每日工作十小时，开始实行计时工资，熟练后实行计件工资。劳动强度虽不大，但节奏很快。据当时和邓小平一起做工的郑超麟回忆说，邓小平心灵手巧，一般人每天只能做十双鞋，而他可以做二十多双，可以挣十五六个法郎。这样，一个月除去开支，还可以结余二百多个法郎。

邓小平等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状况有了改善。他们住在离工厂不远一个小树林中的木棚里，走五分钟可到工厂，住房不要钱。三十多个人住在一起，合伙吃饭，推举两个人做饭，照工厂计时制支付工钱，伙食账目月底公开。每人每天伙食费三个法郎，早晨是咖啡、面包，午、晚两餐也有点肉吃，饭也能吃饱。和邓小平同住一个木棚的有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尹宽等人。郑超麟后来回忆说：“在三十几个学生当中，邓小平的年龄最小，除了他以外，恐怕都是二十岁以上的人了。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就是把他当作小孩子，喜欢同他讲话，同他开玩笑，同他玩。” 从同学的记忆，可以看到邓小平年轻时的性格是非常活泼开朗的。

还是在巴黎的时候，邓小平不得已曾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寄点钱来。父母收到信后又卖掉了一些谷子，凑了一些钱寄给他。邓小平收到这笔钱时已是一九二二年的秋冬了。有了这笔钱，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的一点积蓄，邓小平又萌生了求学的念头。

十月十七日，邓小平辞去了在哈金森橡胶厂的工作。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去塞纳，想进入夏狄戎中学上学。最终还是因为钱不够，没能入学。邓小平的求学之梦彻底破灭了。

辗转两个多月，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邓小平又回到夏莱特，再次进了哈金森橡胶厂，继续在制鞋车间做工。一个多月后，他于三月七日离开工厂。这次工卡上注明他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也许是厂方对他这次突然离厂表示不满，在他的工卡上还写道：“永不录用。”

这时，邓小平之所以自动放弃很难找到的一份对他还算不错的工作，不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追求一个新的人生目标。

就在勤工俭学生在国外苦斗的时候，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新的可以信赖的政治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的前途有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建党活动也在旅欧进步学生中开展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广为传播，一些进步中国学生先后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中不少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国内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有赵世炎、周恩来等，他们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

周恩来比邓小平大六岁，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天津学生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比邓小平晚两个月到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春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萧朴生、刘伯坚、袁庆云、任卓宣、陈延年、尹宽、李慰农、佘立亚、郑超麟等十八名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巴黎郊区的布罗尼森林举行会议，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会议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的一座小旅馆内。

邓小平就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这里聚集了一些进步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经常到工厂来进行革命活动，王若飞也来到工厂做工。王若飞是贵州安顺人，一九一九年十月，和舅父黄齐生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他为人谦和，思想进步，在法国参加组织了赴法勤工俭学生的几次斗争。在哈金森橡胶厂，邓小平和他接触较多。他经常和邓小平一起散步、交谈，向邓小平介绍革命思想。在赵世炎、王若飞等的影响下，邓小平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如《新青年》《向导》等。邓小平后来说：

“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到第九卷六号，内容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杂志译载了当时英、美、日、法、俄等国书报有关评介俄国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文章，译载了列宁的一些著作，如《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无产阶级政治》等。杂志还刊载了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和现在》，陈独秀的《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阅读这些文章后，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智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的一个小镇上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四十二名代表。会议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三月，根据国内党组织的指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派遣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等十二人赴莫斯科学习。临走前的三月十七日晚，郑超麟原来在哈金森橡胶厂木棚里同住的几个“政治上的朋友”为他饯行，没想到邓小平也在其中。据郑超麟回忆：“这天夜里，我如约到工厂附近一个酒店去，那四五个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接近的。我们喝着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觉时，告诉李慰农那个四川小青年也参加饯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在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靠拢，开始参加一些活动，受到团组织的关注和重视。

六月十一日，邓小平离开夏莱特来到巴黎，不久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关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过程，邓小平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写的一份自传中说：“那时共产主义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及到一九二三年五月我将离开哈金森时”，“舒辉賞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和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结果六月便加入了。”“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清、舒辉賞三同志介绍的” 。

随后，邓小平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到巴黎后，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一九二三年底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要人手，他离开工厂到书记部工作 。

邓小平到书记部后的主要工作是参加编辑《少年》刊物。

《少年》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每月一期，到一九二三年七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了十三期，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当时正处在建党建团的初期，因此《少年》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译载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

据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

邓小平到编辑部不久，《少年》改名《赤光》出版。《赤光》多数是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十多页，但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或者月刊，并不定期。到一九二五年止，一共出版了三十三期，在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中影响很大。

与《少年》比较，《赤光》更具有战斗性。《赤光》发刊词说，要“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它的内容更着重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压迫，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以配合国内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赤光》发刊词说：“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赤光》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

邓小平在《赤光》编辑部负责刻蜡版和油印。他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工作。他把周恩来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油印机印好，再装订起来。邓小平和周恩来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常在编辑部的小房间里一起打地铺。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耳濡目染，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多少年后，邓小平告诉外国记者：我和周恩来“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邓小平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法勤工俭学生施益生回忆：“邓小平同志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我每次到书记局去，都亲眼看见他正在搞刻蜡版、油印、装订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印刷清晰。” 邓小平还因此得到“油印博士”的美誉。

邓小平自己也经常在《赤光》上发表文章。晚年，他自己曾这样说过：

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在旅欧留学生中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他们对外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标榜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在巴黎办的《先声》周报为阵地，宣传“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同“国家主义派”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在《赤光》上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批驳他们的观点。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说：

“大哥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办一份杂志《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七八期。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在念小学，只看到封面上有光身子的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到我念中学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政府、翻身解放、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人谋利益等等。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受的影响就是他寄来的《赤光》。”

这期间，邓小平给家里写过几封信，主要讲退婚的事。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到了法国，我的环境使我发生了退婚的念头，尤其是我加入了共产主义的团体后，此念愈决。”“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的忿话来。我怎么办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又写了一封信回去，坚持退婚的主张。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脱离关系的话了。”

父亲和母亲见儿子的态度如此坚决，也没有办法。从内心来说，他们也舍不得与儿子断绝关系，只好做唐家的工作，说通唐家的女儿，由邓家置办嫁妆，把她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了。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按照党的决定，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周恩来还担任过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这年四月，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

由于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七月，国内党组织召周恩来回国工作。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五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聂荣臻、李林、王锡三三人为候补委员。七月十六日，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另外，还设立宣传部、训练部，宣传部由徐树屏任主任，李富春等人为副主任。训练部由李俊杰任主任，任卓宣等任副主任。会后不久，周恩来即启程回国。

根据党的规定，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支部）负责人均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这时，邓小平还不满二十岁。

作为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支部）负责人之一，邓小平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团工作中去。他积极地在勤工俭学生中开展工作，迅速发展了一批勤工俭学生加入旅欧共青团组织。

陈家齐就是其中的一位。陈家齐也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他和邓小平、邓绍圣一起赴法后，又一起先后在巴耶中学学习和在施奈德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做工。一九二三年离开哈金森橡胶厂后，他们又一同在巴黎做工，并住在一个宿舍，关系很密切。邓绍圣和陈家齐参加革命都受到了邓小平的影响。陈家齐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一份《自传》中说：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工作之余，则看国内的出版物，如《新青年》《向导》等。当时已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该地做工，暇时则谈谈主义和改造中国的方法。那个时候，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色彩是很浓厚的。所以，他们虽言之不懈，而我则不甚理之。到一九二三年，又到巴黎作工。那时希贤已经加入了我们现在的团体。他时常向我们解释一切。一九二四年七月，希贤就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那时我比较从前是稍有认识，也知道共产党才是一个革命的团体，要想改革家庭，非先要把社会改革了不可。因此，我就毅然决然加入本党来共同作争斗 。

九十月间，邓小平染上伤寒，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后又在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住院期间，邓小平也没有停止工作。

十月十日前夕，“国家主义派”先在《先声》周报上刊出启事，自称代表旅法华人组成“国庆筹备处”。十月十日当天，又以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的名义散发“国庆节”开会程序传单。当晚，他们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国庆节纪念晚会”。之后，大肆宣扬说，在他们领导下举行的旅法华人国庆纪念会，不仅有“侨法各界人士广泛参加，而且有二百多名法国人到会，此举大大有利于联络法国人民之感情，便于他们了解我国之真相”等等。

为了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卑劣行径，邓小平撰写了《请看反革命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一文，发表在《赤光》第十八期上。文中说：利用《先声》周报散布捏造“新闻”，是“国家主义派”的一种重要手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新闻我能时常更改或假造，以能使人愤激为目标”。文中质问道：“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的时候，而他们反歌舞于花都”，这明明是“贻笑外人”，哪里谈得上什么革命活动？

邓小平还撰写了《请看帝国主义之阴谋》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两篇文章，发表在《赤光》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上。《请看帝国主义之阴谋》一文抨击了国际帝国主义企图以统治德国的道威斯计划侵略和统治中国的阴谋。文中指出：

“这是最近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阴谋！其实中国自四国银行团到新银行团之包办借债，关税盐税之外人管理，铁路航路之利权丧失，……早已在比统治德国的道威斯计划还十分厉害的道威斯中了。现在它还要用新的道威斯计划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要把穷乡僻壤都殖民地化！简直是要想吸尽全中国人民最后的那一点血！”“全中国人民反抗起来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邓小平这时写的文章短小精悍，思想犀利，言辞泼辣，已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

十二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执委会（支部）下设监察处，由李俊杰、邓希贤（邓小平）、蔡畅、蔡疾呼、何嗣昌、资道琨等七人组成，以李俊杰为主任。决定由邓小平和余增生、李富春、郭隆真、周唯真、萧朴生、任卓宣、宗锡钧、林蔚等被认为“熟悉工会运动”的十七人组成工会运动委员会，以余增生为主任。

会后，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支部）又决定下属宣传部设副主任六人，由邓小平、任卓宣、余增生、费子衡、熊季光、萧朴生任副主任，邓小平和费子衡、熊季光司理工人运动事宜。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不久，邓小平作为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共青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四月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成为里昂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同时在里昂做工。

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领导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开展了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分乘二十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到达位于巴比伦街五十七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大门和围墙上，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标语写的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等。这场斗争引起了法国当局的不安。他们派出大批警察，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勤工俭学生。几天之内，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二十多人相继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四十七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驱逐出境。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回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

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为委员，和傅钟、毛遇顺三人组成书记局。面对法国当局的迫害，新组建的共青团旅欧区临时执委会书记局没有退缩，积极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七月二日上午，在共青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成立。下午，“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二十三号召开有七十多人参加的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邓小平在发言中提出，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这时，随着法国警方对旅欧党团组织成员的迫害加剧，党团组织内部有的人思想上产生了动摇。而邓小平立场更加坚定，活动更加积极。

赴法勤工俭学生杨后来回忆道：

“邓小平那时年轻、活跃，才华横溢，是职业革命家，而我是官费生，立场不坚定。参加革命后，我改名叫杨赤民，但心里还是想读书，拿学位，靠科学、教育救国。我记得一九二五年时我退出旅欧支部，一心去做学问。邓希贤一次见到我，拍着我的肩膀大声说，杨赤民，你那条科学救国的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当时我没有听他的忠告，这是我一生的惭愧和内疚。”

八月十六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开会，邓小平被推选为监察委员。这一时期，邓小平还和傅钟、邓绍圣等成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巴黎主办的报纸《国民》的撰稿人。《国民》主要刊登法国和中国的新闻以及反映国民党左派观点的文章。

八月十七日，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傅钟任书记。

邓小平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法国巴黎警察局开始秘密跟踪监视邓小平的活动。八月二十日，他们查明邓小平住在比昂古尔市卡斯特亚街三号，还侦查到旅欧共青团执委会的一系列活动是邓小平组织领导的，有些活动是邓小平直接主持的，邓小平在不少会议上讲了话。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为了更广泛地动员旅法华人开展反帝斗争，九月十二日，中共旅欧支部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再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旅法华人反帝大会。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参加组织召开旅法华人反帝大会，有一千多旅法华人参加，声势浩大。会上还有法国共产党代表、法国国会议员、越南共产党代表等发言。会议提出，五卅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团结一致，同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掩护身份，十一月六日，邓小平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分配在钳工车间。雷诺汽车厂保存的邓小平当年的工卡上记载，他住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二十七号，系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七十六号车间。工卡的左下角，有一张邓小平的一寸小照，上面印着“ 82409A ”的编号。

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做工的时间不长，但学到了一些钳工技术。“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送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时，做的就是钳工活。邓小平后来还曾多次在一些场合提起在雷诺汽车厂的这段经历。

十一月十五日下午，邓小平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二十三号主持召开会议，纪念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

王京岐，一九二〇年六月赴法勤工俭学，后因参加进占中法里昂大学活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和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同被遣送回国。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再到法国学习。临行前他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指示他到法国后联络同志，组建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到法国后，他在周恩来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积极推动国共两党旅欧支部的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旅欧国民党党员中坚定的左派人士。一九二五年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途中病逝于海轮上。

会上，发言者高度评价王京岐走出富裕家庭献身革命事业，愤怒抗议法国警察搜捕、驱逐中国进步人士的行径，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邓小平在会上作总结说，我们希望所有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岐，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次会议也遭到了法国当局的监视。十一月二十日，法国内政部长在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称：“十一月十五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二十三号召开一次会议。会议期间，许多华人讲话、发言，该会为了悼念被法国驱逐出境在回国途中死于船上的王京岐。”

这时，国内大革命迅速发展，北洋军阀政治上出现分化。原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迫于奉、直军联合进攻的压力通电下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倾向革命并积极同苏联接触。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下午，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指出，冯玉祥“应和苏俄政府亲如兄弟，团结起来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讲话进行了讨论，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号召支持行动委员会将旅法中国人全部组织起来，和国内的同胞团结起来，站在拥护苏联的冯玉祥将军一边，共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法帝国主义。会议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所有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都应该联合苏联，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法国警方掌握了这次会议和邓小平等人活动的详细情况。其情报称：

“在一月三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邓希贤还拥有很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

一月八日，法国巴黎警察局长发出搜查邓小平等人住所的命令，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三人出境。

这天早晨五时四十五分至七时，巴黎警方执行警察局长的命令，对布罗尼·比扬古尔的朱勒费里街八号、特拉维西尔街十四号、卡斯德亚街三号三家旅馆进行搜查。随即报告称：“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中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在卡斯德亚街三号旅馆的五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 ABC 》等以及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还有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 Ping Suen Yang 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七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法国警方扑空了。此时，他们所要搜捕的邓小平等已于七日晚上离开法国前往苏联莫斯科。

邓小平离开法国去苏联莫斯科，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的。鉴于当时国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急需大批干部，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工作。中共旅欧支部在给中共旅莫支部的信中，提出了一份拟派赴莫斯科学习的人员名单，邓小平就在其中。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发出的通告说：“赴俄同志二十人，已决定今晚（一月七日）由巴黎起程，名单列下：傅钟、邓希贤、李俊哲、萧鸣、傅继英、欧阳泰、孙发力、岳注文、汪泽巍、邓绍圣、傅纶、季苏、滕功成、宋法明、傅霖、陈家齐、何嗣昌、戴坤忠、覃仲霖、周介琏。他们大约不久即可回到中国。同志们！当我们底战士一队队赶赴前敌时，我们更当紧记着那‘从早归国’的口号。”

一月七日，邓小平等人乘着夜色掩护坐上火车，离开巴黎。

邓小平结束了五年零三个月的旅法生活。这五年，在他的人生和事业中是至为重要的。在对“机器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切身体验之后，他原有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破灭，认识到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国救民。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的考察、比较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在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帮助下，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邓小平一行在途经德国柏林时下了火车，在柏林停留了一个星期，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国共产党组织的热情接待。他们还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组织召开的一些群众会议。邓小平后来曾多次对来访的德国客人说起当年在柏林时的情景：

“受到德国党非常热情的照顾。二十几个同志分住在德国同志家里。当时德国工人生活很困难，德国同志夫妇只有一个房间，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除了参观，还专门请我们看了红色赤卫队的训练。所以，我对德国共产党不生疏。那个时候我们从接触中了解到，德国党对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

一月十七日，邓小平等人到达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东方大学，创办于一九二一年，任务是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革命干部，也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一九二三年，中共旅欧支部就曾派赵世炎、王若飞等十二人进入这个学校学习。国共合作后，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干部，单靠东方大学培训已经不够了。于是，中国国民党促成苏联政府于一九二五年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有一幢四层的楼房，一百多个房间。校园里有一片树林，还有排球场、篮球场，冬天泼上水就变成了溜冰场。楼的一层是餐厅，二、四层是教室、办公室、学习室、图书馆。图书馆有几千册书。学生宿舍在三楼。

邓小平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资本主义的法国，他们求学四处碰壁，还为生存四处奔波，充当苦力，没有人真正重视他们。在社会主义苏联，他们处处感到温暖，“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二十五卢布” 。苏联当时尽管面临经济困难，但却给他们生活上提供较好的保障。在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故乡，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自由地讨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自由地开展党团活动。

他们急不可待地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中。当时邓小平填写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员《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记录了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最初四天的活动情况：

十九日，上课八小时；阅报或参考书半小时；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与三人谈话一小时；填写党团调查表二小时，共十二小时。

二十日，上课六个半小时；有组织的谈话一个半小时；校长找去谈话四小时；散步四十五分钟，共十二个小时零四十五分钟。

二十一日，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谈话一个半小时；团体会议八个半小时；洗澡一小时；搬家二小时，共十三个半小时。

二十二日，阅党团出版物四十五分钟；谈话一小时；团体会议六个半小时；晚会四个半小时；洗被四

十五分钟，共十三小时。

表中“读书的情况”栏填写的是：按照团体规定，读了《前进报》第四期、第五期，《列宁论党》，《向导》第一三九期。在“了解程度有无疑难处”一栏中，填写的是：“无疑难处，不过不一定记得。”

在“对团体的批评与建议”一栏中，邓小平写了两条：“一、武装训练的规定，很合乎中国革命情形及党的需要。二、有方法实行武装训练，特别是同志间互相督促，互相训练的工作能切实做到。”

在“对同志和自己的批评与观察”一栏中写道：“因与同志个人接触不深，故此刻没有批评。”“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使自己得到进步。”

对下周的活动安排，邓小平在“谈话”一栏安排了四项：与陈家齐、覃仲霖共同讨论读《列宁论党》一书后的心得与怀疑；与王子祥结束“对批评会意见”的谈话；与季苏、汪泽巍、覃仲霖三同志谈“对大会的批评之意见”；尽力与不认识的同志接触。在“研究”一栏安排了二项：重读《列宁论党》，读《党的组织问题》。

同学们又是怎样记载邓小平的呢？有一个同学填写的一份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中写了观察邓小平的印象：“希贤之对仲霖、家齐之批评中，深感自信”；“很有自信的表现” 。

对到苏联学习，邓小平是非常珍视的，也是盼望已久的。他在到莫斯科不久撰写的一份《自传》中，谈到“来俄的志愿”时写道：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员证号码为二三三。

学校学制为两年（后改为三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学校考虑到学员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开设了一门重要课程———军事课，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还组织学生到莫斯科附近的军事学院参观和到兵营打靶。

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些领导干部、负责人，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员们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对中国学员来说，学习上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因此，学校在第一学期开设的俄语课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六天，每天四小时。学习时，最初是读《真理报》，重点学习发音，然后是阅读其他文章，掌握语法。

学校的教学注重对学员的启发式教育，注重学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在教学中，由老师先用俄语讲课，然后学员提问，老师解答，都由一名中文翻译口译，再由学生开会自由讨论，最后由老师作总结发言。

教学基本单位是班（亦有称为小组）。一九二六年初约有学员三百多人，设十一个班，每个班三十人到四十人不等。到一九二七年初，学员已超过五百人。学员中，有已知名的革命者和学者，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基层推荐来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学校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分班，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邓小平开始被分在第九班，后来又先后编入第一班、二班、十一班和第七班。

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的组织为支部局，相当于校党委。第一期学员入学后，曾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旅莫支部是中山大学内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不归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领导。一九二六年夏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后，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归联共（布）支部局领导。支部局书记由苏联人担任，委员大多数由中国人担任。

党、团员，每周有一次党小组会。通常每个小组二十人至二十五人，由一名指导员主持。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后，一直由苏联人担任指导员。小组会上要求每个人都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如果有人不发言，指导员就会点名让他发言。

邓小平曾担任中山大学第九班中共党小组组长，他对党小组的工作非常热心。这个党小组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组成的，共有党员十四人，其中正式党员四人，其余十人候补期已满，尚未转正。青年团员六人。

据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三日邓小平填写的党小组工作调查表记载，这个党小组从成立到六月上旬，一共开过九次会议。其中三次是讨论“工作大纲”；两次讨论“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支部的决议”；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次报告“处罚三同志的理由”；两次是关于批评的会。这份调查表还记载：本组讨论的问题百分之九十都解决了，仅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每次会议，除党员参加外，青年团员也都全体参加，“缺席者少极”，“到会者约有百分之九十八”。本组同志能够遵守纪律。每次讨论都很热烈，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国时事”等问题的讨论很感兴趣。

这份调查表还反映出，党小组内的党员与青年团员关系很密切，并注意积极发展他们入党。

作为党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工作如何呢？调查表中记载：“对于党组的工作都还热心，很少迟到。”

在党小组活动中，邓小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态度鲜明，坚持原则。有一次，在党小组会议上，班指导员苏联人瓦克思说“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必有秘密”。邓小平和一些同学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他争论，一直闹到了校方。

六月十六日，邓小平填写过下面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这是学校中共党组织为调查了解党员个人各方面情况，而要求填写的：

一、党员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及训练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二、对于党的工作是怎样的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未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三、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四、对功课的关系如何

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五、党的进步方面

非党的倾向已否消灭，若是青年团团员，在青年团怎样树植党的影响：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是团员，能在团员中树植党的影响。

六、对国民党的关系如何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是否不以同志的态度对国民党党员：是。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七、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邓小平填写的这份《党员批评计划案》的内容，虽然很简洁，但基本勾勒出了他这一时期的政治表现，反映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是非常清醒、毫不含糊的。

中山大学中共组织和党员的表现，曾吸引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大批来自国内其他方面的学员。蒋经国在一九三七年写的回忆录《我在苏联的日子》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有个支部，它的组织与训练方法均安排的极为妥善。它的党员组织严密，并受到严格监督，永远按照中央集权领导的指示行动。他们生活简朴，纪律严明。因此，有一阵子，我觉得他们的活动比较有兴趣。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就是我到俄国几个星期之后，我加入了‘共青团’”。

邓小平曾和蒋经国分在一个团小组，也有过一段交往。他们的同学徐君虎后来回忆说：

“我去了以后，不仅和蒋经国分在同一个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里。我们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希贤（即邓小平）。”“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我与左权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当我与左权、蒋经国、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告诉我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挣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那么一条。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中，邓小平的文化水平属于中上，而且有从事革命实际斗争的经历，也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因此，他后来被编到人称“理论家班”的第七班。“这是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 。班里聚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党员中有影响的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左权、朱瑞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康泽、邓文仪、陈春圃、屈武等。按邓小平的说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因此，这个班很有名，经常组织讨论有关中国的一些重要问题。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比较复杂。联共党内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都有人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中山大学学员的支持。在学员中，原来有一批是国民党派来的，公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随着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派来的学员也产生了分化，有的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员和国民党右派学员之间，更是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

在第七班，国共双方学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等等。

邓小平是经常同国民党右派学生激烈辩论者之一。他犀利的词锋、雄辩的口才是出了名的，有“小钢炮”之称。

第七班吸引了许多学员，不少人纷纷要求转入第七班，朱瑞就是其中的一个。朱瑞是江苏宿迁人。一九二四年夏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考入广东中山大学法学院预科。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先在第十一班，后强烈要求转入第七班。他后来说：“这一转移对我学习的进步，斗争之行动，与革命意志之坚定，尤其清楚的区别国共两党，明确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方面有着重大作用。”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近一年。近一年中，他认真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的认识，都大大提高了，奠定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理论功底。一年中，他积极参加和组织党的活动，经受了党内生活和党内思想斗争的锻炼，思想修养和从事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有一件事促成了他提前回国。这就是冯玉祥访问苏联。

一九二六年三月，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访问苏联，五月抵达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政府和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员的热烈欢迎。

冯玉祥访问苏联，对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表示要向苏联共产党学习，向苏联红军学习，改组其国民军（曾改称西北边防军）。他对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很感兴趣，表示要仿效在国民军中设立政治部。他很赏识这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刘伯坚，要求共产国际派刘伯坚随他回国主持国民军政治部的工作。同时他还希望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他选拔四五十名优秀学员到国民军中去开展政治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冯玉祥的要求，于八月间派刘伯坚随冯玉祥一起回国。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非常重视冯玉祥提出的派一批学员到其国民军中去开展政治工作的愿望，但又认为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真正有能力、有水平能够胜任的政治干部太少。九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在致李大钊的信中说：“此间要人及弟意见，认为此间同志皆甚幼稚，不宜多去，待冯再来电请求时，只选派最少最好者去。”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指出：“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

最后，在冯玉祥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商量选出了邓小平等二十多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在邓小平的鉴定中写道：

“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

在派到冯玉祥部工作的人员名册上，莫斯科中山大学给邓小平的鉴定是：

“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

这年年底，邓小平等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

从一九二〇年出国求学，辗转法国、苏联，六年零三个月了。当年负笈西渡的少年学子，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他热切地希望投身到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TrDH0PSGCTHXESckhVcrLiY918h3OZvpgFltwZB/NSlW4NJK9rsD1OaM2yPxTT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