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一九四三年之际，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际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重大转折。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在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后，开始了对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取得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开始由防御和局部进攻转为战略反攻。

在中国战场，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有力打击下，消耗很大，部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增长，战斗力下降。日本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濒临破产。日军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调更多的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在作战上，侵华日军调整了部署，将部队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并以伪军接替部分日军担任守备，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特别是重要资源地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华北党一九四三年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替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与再发展的时期。虽然仍面临着日军连续不断的“扫荡”和“蚕食”，根据地生产力下降，财政、经济非常困难，但经过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艰苦的斗争，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初步扭转，总的形势是朝有利的方向发展。

为了总结抗战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贯彻落实北方局的指示精神，确定今后开展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大政方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二十一日，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的一个教堂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温村会议”。

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太行分局所属的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一二九师、边区政府负责人，太行分局直属单位的负责人等。北方局代书记彭德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出席会议。

二十六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长篇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一、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二、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三、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四、反“扫荡”与反“蚕食”；五、一元化的斗争。

报告把抗战五年来华北对敌斗争分为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阶段的对敌斗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包括每个阶段的时局特点，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基本方针，特别是工作上的主要得失：

第一阶段，从抗战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敌人前进，实行正面进攻，在华北兵力较少，经验缺乏，更对我党我军估计不足，给了我们从对敌斗争中创立抗日根据地以非常优良的条件。此期我们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弱点，打开了局面。当华北中央大军南撤的时候，我党我军即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确定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是环绕在打开局面，创造根据地与求得大发展的任务之上。”

第二阶段，从武汉失守到一九四〇年底百团大战即将结束。“敌人回师华北，实行‘治安肃正’计划，华北斗争局面开始严重。此期我们的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此一阶段，在巩固根据地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成绩，但忽视了敌占区工作，虽曾屡次提出纠正，转变很少”。“这一阶段斗争的结果，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开始建设根据地。”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初。“敌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我们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双方都走向深入，斗争进入空前尖锐化的阶段”。这一阶段，敌人连续五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前三次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报告在对华北五年来对敌斗争的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概括出十条对敌斗争的经验：

一、“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二、“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

四、“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

五、“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样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据地”。

六、“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

七、“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八、“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了‘一元化’的斗争”，“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

九、“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

十、“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这十条经验，包括对敌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经验。其中所概括的人民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着眼全局和长远目标的政策观点等，对坚持和发展华北敌后抗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月二十九日，副书记李大章代表太行分局作《过去群众工作的简单回顾与今后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二月一日，晋冀鲁豫边区副主席戎伍胜作《进一步加强财经建设，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报告。随后，会议转入关于抗战以来的群众工作、财经工作和对敌经济斗争等问题的讨论。二月八日、十四日，彭德怀两次在会上讲话，就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军队与地方党的民主问题、贯彻北方局关于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问题等作指示。

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作会议结论，针对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关于北方局工作的评价，关于武装工作、反倾向斗争、根据地巩固程度等问题，对晋冀鲁豫根据地过去工作中的优点和不足作了辩证的分析，提出了新形势下开展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及今后要重点做好的工作。

1943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出版的《战斗》增刊第 15 期刊登的邓小平 1 月 26 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他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今天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抗战的胜利，而且是为了战后的建国。双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任务当然是繁重的。可是，我们必须肩负着这样繁重的任务而前进”。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在结论中，对根据地建设的规律，群众运动的规律，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关系，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关于村级工作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回答。”

二十一日，大会通过《太行分局高干会议对报告和结论的决议》。《决议》指出：

“分局为了渡过今后困难，积蓄力量，迎接反攻，准备战后，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二十五天的会议中，一般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解决了。”“大会一致认为：大会上的三个报告和邓小平同志的结论，一般地检讨了过去的工作，特别是根据目前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定出了今后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明确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在会上作的报告和结论，共计九万多字，都是他本人亲自起草的。据当时在一二九师担任作战科科长的张廷发后来回忆：

“小平同志在太行山温村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全是小平同志亲自草拟的，没有要别人帮着写一个字。那时没有秘书机构，也没有专管资料的人员，就叫我们作战科的几个人帮着抄写，帮着油印，帮着找资料。有关军事及对敌斗争的部分素材，就是由作战科提供的。我至今仍记得，小平同志写这个文件时的情景，他胸有成竹，文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但也确实写得很艰辛，因为他白天要忙于军务、政务，多半只能在夜间与油灯相伴，有时整夜地挑灯夜战。”

温村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发生战略转变的重要时候召开的，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战胜困难，全面开展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夺取抗战胜利做了重要的准备。”

李达后来说：“这次会议，为举行战略反攻和争取战后优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作了重要准备。从此，我们的敌后游击战争（包括敌工工作）更加深入发展，晋冀鲁豫边区斗争的主动权，逐步转入到我党我军之手。”

温村会议后，邓小平即集中精力领导太行分局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二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在于，通过普遍深入的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和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思想基础。

晋冀鲁豫根据地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自一九四二年五月就开始了。当时，由于日军不断地“扫荡”、部队作战频繁、干部分散，在学习整风文件的阶段，大多数党员干部只是进行了初步的学习和讨论，未能深入联系实际分析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温村会议期间，一二九师政治部于二月十五日发出《一九四三年整风学习的指示》，提出应当把整风学习看成一九四三年斗争中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邓小平在温村会议所作结论的第四部分，以“造成整风运动的热潮”为题，联系晋冀鲁豫根据地和一二九师的实际，分五个方面阐述了整风运动的意义、内容、对象和具体步骤及要求。

关于整风的内容，他强调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他指出：主要着重于思想方法与思想意识的改造，着重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和自作聪明。展开与一切不正确思想的斗争，切实改造许多不正确的思想方法，提倡与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

关于整风的方式、方法，他特别指出，必须注意敌后环境的特点，不能机械地采取延安的方式来进行，必须着重注意将整风与敌后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说：在频繁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进行整风，一般不易按部就班、很有规律地进行，要善于利用与抓紧战争中和繁忙工作中的一切空隙来进行。必须注意与当前斗争的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更要着重与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温村会议期间，二月十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给周恩来、彭德怀及各战略区负责人的电报。电报要求各地总结一九四二年整风学习的经验，确定一九四三年的学习计划，并将一九四二年整风学习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电告中央。

三月上旬，邓小平复电毛泽东报告一二九师整风学习情况，主要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一九四二年整风中存在的问题，特别对整风的组织领导工作存在的问题作了检查。他指出问题在于：领导与布置整风本身就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没有足够估计到敌后战争频繁、干部分散等条件，照搬延安的办法；布置军队与地方整风普遍是只整下级，不整上级；整风与减租减息等实际工作没有联系起来，等等。他提出，今后的整风工作，要根据敌后环境，少而精地集中力量学习，重点是地委、旅分区和县团级以上的干部，要联系实际和业务工作，学一点，用一点，检查一点。

三月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太行分局会议，研究太行分局的整风和举办整风班的问题。会议确定整风班每期三个月，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综合性文件的学习，第二阶段为学风学习，第三阶段为党风学习。并决定，从一九四三年三月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一年内，主要集中县级干部整风。整风班主要是利用各级党校举办，县级以上干部轮流到分局党校整风班学习，区级以上干部轮流到区委党校整风班学习，乡村支部干部则轮流到县委党校整风班学习。

为了使整风运动有领导、有计划、有成效地进行，邓小平遵照毛泽东二月十日电报的指示，主持制定了中共太行分局《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太行分局的整风计划是太行区自开展整风学习以来最为详细的一个计划，把北方局和分局高干会上关于整风学习的意见具体化了。此后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展开，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都亲自领导整风，使整风运动很快形成高潮。”

邓小平高度重视整风的实际效果。太行分局党校开学时，他到校作动员报告。之后，他经常向分局党校负责人冷楚、贾久民等询问整风班学习情况，反复要求学习要精读，讨论要联系实际，不要回避问题，要敢于把自己摆进去，解剖自己。他特别注意结合整风解决各地各部队暴露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当他了解到冀南军区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大局意识，认为北方局要求冀南平原区从各方面支援太行山区是“只顾太行不顾冀南”的思想情绪后，致信宋任穷，指出这种思想情绪发展到军政干部是尤其危险的，要求结合整风加以纠正。信中说：冀南同志需要照顾到全局。抗战以来就确定保存山地的人力物力、平原供给山地的战略方针，应该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冀南同志看问题不能从冀南的局部着眼，必须从全局着眼。

晋冀鲁豫根据地虽然经过一九四二年冬天开展的垦荒、救灾，供应等已有所改善，但灾荒还没有完全克服。一九四三年春耕时节，一些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春旱。饥饿凶猛地向根据地军民袭来。缺粮的人家开始捋树叶、挖野菜。一二九师驻地赤岸附近的村庄也常常可以看到提筐挖野菜的老百姓。这促使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根据地领导人更加重视发展生产。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生产一直是坚持得比较好的，但由于对敌斗争任务艰巨，特别是部队长期实行供给制，使相当一部分指战员存在着依赖思想，还没有树立起长期坚持生产的观念。一些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的人，错误地把生产搞得好的单位和个人说成有“资本主义思想”、“金钱观念”等等，也挫伤了一些生产能手的积极性。邓小平和一二九师及边区其他负责人注意到这一问题，面对新的灾荒和经济上的困难，对根据地的生产和经济建设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更长远的打算。

一月十七日，邓小平和蔡树藩、黄镇发出《一二九师一九四三年生产工作训令》，提出一九四三年生产工作的基本方向是以农业为主，大力提倡农业生产（着重于菜蔬的栽种）。《训令》规定：一九四三年部队生产不负担财政任务，生产的成果完全用做改善部队生活之用，只须在生产成果内抽出五分之一做本单位教育学习经费。《训令》具体规定了一九四三年各级机关人均生产任务指标和节约任务指标。还提出，为使生产节约工作能得到更大的成果，同时防止生产工作中的不良倾向，要特别规定生产节约的奖惩办法。

二月二十日，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作的结论中，从根据地长期遭敌封锁和相对独立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要“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经济”，救灾也要着眼于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他说：

救灾是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今天严重的灾荒，敌人残酷的粮食掠夺，敌人的封锁，社会积蓄很少的条件下，其意义尤为重大。要估计到敌人的封锁与对敌占区的掠夺还会加强。如果不从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着眼，必将遇到严重的困难。”

三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对《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发表《动员全军助民春耕、节约粮食、救济灾胞》的谈话，从党和军队的性质、党和军队与人民关系的高度，阐述了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节约救灾的重要意义。他说：

坚持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减轻人民负担和增加生产。共产党乃劳动人民的政党，八路军乃人民的子弟兵，与人民利益一致，休戚相关，对于被灾同胞更寄予无限同情。积极帮助人民春耕，解除人民痛苦，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他呼吁部队、机关开展节约救灾运动，每人每天节约小米半两，后方机关每人每天节约小米一两，部队一面助民生产，一面自己生产，同时自动节约粮食，救济灾胞。他号召全区军民团结一致，提高热忱，重视劳动，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解救受灾同胞，以度过困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月一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在各根据地引起很大反响，掀起了“节约粮食，救济灾胞”的热潮。

为了调节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并扩大财政基础，同时在根据地更充分地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邓小平在温村会议的报告中还提出，从一九四三年起在太行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即把对农村同时征收的几种资产税与收入税统一于一种税，税率按纳税富力分等累进。在他的直接督促、指导下，晋冀鲁豫边区有关部门拟定了统一累进税税制草案。据戎子和回忆：草案拟定出来后，“邓小平同志亲自逐条审阅并作了一些修改。” 四月二十五日，正式颁布《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这项税制，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关于财政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规定。这项税制在边区推行后，更切实地照顾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使人民的负担更加公平合理，也进一步奠定了根据地财政的基础。

正当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进行春耕春种的时候，日军华北方面军又开始对根据地进行新的“扫荡”，企图合击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等指挥机关，掠夺资财，摧毁根据地。“扫荡”的重点仍然是太行腹心区的辽县、武乡、黎城、涉县等地。

对于日军的这次“扫荡”，刘伯承、邓小平以及晋冀鲁豫边区负责人早有准备。在温村会议上，邓小平在报告中总结抗战以来反“扫荡”、反“蚕食”的经验，并根据新的敌情，进一步明确和阐发了“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他说：

“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敌进我进’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总之，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应是今后非常注意的问题。”

温村会议后，刘伯承、邓小平即开始部署晋冀豫边区和各军区在游击区和根据地内线的反“扫荡”斗争，同时指示各区和各军区派出更多的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展开更加广泛的游击战，建立小块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此后，一二九师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活动的武工队、小部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地区有近千支之多。

在新的对敌斗争形势下，为了使主力部队更好地和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结合在一起，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三月五日，刘伯承、邓小平以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师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保卫根据地”。“培养人民抗日民主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发扬人民尚武善战、保家卫国的风气”。并指出，“这不但是养成现在游击战争博大的力量，而且是奠定将来反攻大军组成的基础”。

随后，为了加强游击集团的战斗力和军分区的力量，使主力部队地方化，刘伯承、邓小平作出决定，将在太行的三八五旅番号撤销，部队编入太行军区第三、六军分区。新编一旅番号撤销，部队编入第四、五军分区，所属各团均作为各军分区基干团。原属各个军分区的基干团（营）则大部分分遣到各县、区，与基干队、民兵组成游击集团，加强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同时，太行军区、各军分区等领导机关派出部分干部，加强县、区、村的工作，在县、区、村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情报通信网，在各交通要道、重要村镇设立秘密中心情报站，在根据地边沿地区实行抗日戒严，展开群众性的除奸防谍斗争。

这时，由于太平洋战争吃紧，日军将华北方面军的第三十三、第四十一、第十七等师团先后调往太平洋地区作战，以独立混成第四、第六、第十五旅团扩编为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团。其总兵力虽维持一定数量，但老师团减少新师团增加，战斗力不断减弱，很多据点依靠伪军担任守备。由于日军实行“清政、肃军”，对伪军伪组织控制加紧，伪军与日军之间矛盾愈益加深，伪军伪组织中动摇的人更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指出，敌占区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争取伪军的工作上，要在敌占区正确运用革命两面政策。他在温村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革命两面政策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着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主要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各军、各军分区派出的敌后武工队展开了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他们在敌占区展开群众性的政治攻势，运用镇压与争取、瓦解相结合的策略，在伪军伪组织内建立中共地下支部，发展地下党员，使一批敌据点和伪军伪组织逐步掌握到共产党和八路军手中。这些工作，瓦解了大批伪军，基本上阻止了伪军的发展。

四月二十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太行区腹地大规模的“扫荡”开始，参加的部队主要是其第一军。

日军向太行区八路军进攻之前，首先向驻防在太南、豫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部和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部发动攻势。大敌当前，四月二十二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组织成立八路军豫北指挥部，准备援助庞炳勋、孙殿英部。四月二十五日，中共晋冀豫区委和一二九师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南援工作的指示》，提出：“为了援助太南友军作战，特组织南援游击支队与随军地方团”，要求南下后“尽一切努力援助友军作战”。

然而，就在由一二九师和中共晋冀豫区委组成的南援游击支队和随军地方工作团积极准备南下太南、豫北时，庞、孙两部在日军的压力面前，一触即溃。四月二十四日，孙殿英率部投敌。五月六日，庞炳勋也率部投敌。庞、孙两部在短时间内投敌，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太南、豫北的广大地区，解除了其太行南部的后顾之忧。

从五月五日起，日军集中一万五千兵力向太行腹心地带的太行军区三、四、五军分区部队发动“围剿”。其以驻白晋线的第三十六师团的十个大队作主力，分别由潞城、武乡、辽县、沙河、武安、林县任村集、东岗地区出发，以梳篦队形步步压缩合击，企图将八路军指挥机关和基干兵团合围在辽县、涉县间的清漳河两岸。他们故伎重演，派出特别挺进队化装成八路军，夜行晓宿，既不经村庄又不走大路，从潞城直奔涉县一二九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五月五日晚，日军“扫荡”开始的第一天，趁日军合围圈尚未形成，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从涉县赤岸村向太行山西北部转移。同一天，八路军总部从左权县麻田向西南的太岳区转移。一二九师师部转移的方向，恰好和从辽县、武乡出动“扫荡”的日军对进。当师部抵达黎城南委泉以西的下黄堂地区时，同日军相遇。日军一时摸不清是八路军主力还是小部队。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派出一部分警卫部队牵制、迷惑日军，师部从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隐蔽地转向外线。在内线，则留下游击集团击敌。

日军合围扑空，没有捕捉到八路军主力和指挥机关，恼羞成怒，在其所到之处“抉剔清剿”，抢掠粮食，挖掘根据地军民坚壁起来的资材、军用品和文件资料，残暴地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

刘伯承、邓小平一方面指示内线游击集团，分散在各地展开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使“扫荡”的日军处处受到打击；另一方面率领跳出合围圈的主力部队，在外线积极向白晋线、平汉线进击，猛烈破击日军的补给线，袭扰其后方，以引其回顾。

太行全区军民内外线配合作战使日军遭到重创。日军不得不承认：“要在短期内捕捉善于避免正面交战、彻底实行地下战术的共军，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战果。” 五月十三日，日军从根据地腹心地开始撤退。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太行军区各军分区部队乘日军撤退之机进行袭击。日军边战边退，狼狈不堪，五月二十二日分别向同蒲、正太、平汉铁路沿线撤退。太行区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共歼敌二千五百余人。

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加紧活动，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党、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此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给予过有益的指导，也作出过不少错误的决定和指示。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组织情况的差异和复杂性，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六月十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共产国际解散，让国民党顽固派又有了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抗日边区的借口。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新假借所谓“民众团体”的名义发出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蒋介石密电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蒋介石除密令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等部于四月进攻太行和太岳区外，又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挺进军第一路总指挥李仙洲部由皖北出动经冀鲁豫区向鲁南挺进。

在内战危机面前，中共中央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及“有理、有利、有节”的一贯方针和原则，一方面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破坏抗战的图谋，另一方面在军事上部署做好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准备。

刘伯承、邓小平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部署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做好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准备。同时先后抽调冀鲁豫军区的第三、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九、第三十二团和回民支队，冀南军区的第七七一团，太岳军区的第十六团，太行军区的第二十五团等共九个团，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

共产国际的解散，在一些不太了解共产国际历史的党员干部群众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表示悲观。为统一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思想认识，六月五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北方局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和整风问题的报告。

邓小平在报告中肯定了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推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解散不仅没有副作用，而且具有积极的作用。

他说：世界各国情况不同，环境复杂，变化很多，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已经不能解决这许多不同情况的复杂问题。形势的发展，已经不能运用一般原则去进行指导。这种统一组织的存在，不仅在指导上有很多困难，而且对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阻碍，会妨害各国的创造性的发挥。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仅没有副作用，而且可以帮助各国党进一步地团结各国人民，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与创造性。共产国际的解散，可以帮助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便于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开展和各国党更加民主化，便于各国工人阶级的统一，便于共产党与一切爱国者的团结。

他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特别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各国党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他说：

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形成，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共产国际的解散于各国领导只有好处，不会因此使领导削弱。这从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可以找到证明。中国共产党很久以来特别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是独立解决与处理本国问题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党的历史发展再三地教导我们，凡是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马列主义就会使革命遭受损失。我们永远是马列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使之切合于中国实际。

六月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和“闪击延安”的计划，决定调六十万军队，分兵九路进攻延安。

中共中央一方面在陕甘宁边区紧急动员、组织军民积极备战；另一方面把这一消息迅速向外传播，推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发动制止内战运动。

七月十四日，鉴于国民党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分局召开反对内战紧急动员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内战危机面前的紧急动员》报告。他说：国民党现在调动大军，积极部署进攻我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了！内战危机近在面前了！这是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关系于民族命运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制止当前的内战危机，并准备应付万一事变，以便及时地支援陕甘宁边区。

他指出要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他说：

“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即使内战爆发，我们也必须同过去一样努力地坚持华北斗争，坚持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好支援，是把我们敌后的每个阵地巩固好，把我们的根据地建设好，把我们的各种工作做好”。“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有坚强的胜利信心”。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策划的胡宗南部“闪击延安”和庞炳勋部进攻太行、太岳的内战行动被迫暂时停止。

然而，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李仙洲部对冀鲁豫边区的进攻并没有停止。五月四日至六月八日，李仙洲率其总部和第九十二军一万余人先后占领单县、砀山地区，企图聚歼山东省微山湖以西地区的八路军，然后经微山湖北端东犯鲁南，切断华北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联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为了保证山东军区部队有较充分时间作好迎击准备，必须将李仙洲部抑留或迟滞于冀鲁豫区，如它继续进攻，坚决组织反击。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指示冀鲁豫军区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反击李仙洲部的进攻。一方面，尽力争取其团结抗日，主动派人与其联络和通报情况，当日军向其驻地口楼进攻时立即派援兵助其解围，在其给养发生困难时又予以接济。这就使共产党、八路军在政治上完全居于主动。另一方面，在党、政、军、群干部中揭露其反共阴谋，深入进行准备反击的动员。

李仙洲部冥顽不化，到处攻击八路军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强制解散群众抗日组织。至六月十六日，他们对微山湖以西中心区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冀鲁豫军区坚持自卫，发动反击李仙洲部的作战。经过近两个月战斗，至八月中旬，打退其对冀鲁豫区的进犯，毙俘五千余人，粉碎其占领湖西、鲁西南和东进鲁南的计划，并有力地策应了陕甘宁边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

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高潮遥相呼应，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不甘心在夏季“扫荡”中失败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等部，派出包括相当一部分伪军在内的一千五百余人，进占太行腹地武乡县的蟠龙镇及其附近地区，设置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分割太行抗日根据地。

七月十九日，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太行军区第一、三、四三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相当于六个团的兵力，发起蟠（龙）武（乡）战役。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敌胡蛮岭、东庄、侯家垴等碉堡十余处，歼灭日军两个小队及伪军五百余人。

在日伪军这一轮对根据地的进攻中，投敌不久的庞炳勋部和孙殿英部充当了急先锋。这时，庞炳勋部和孙殿英部已经同豫北伪暂编第六军杜淑等部组成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在新乡至安阳间平汉路及其两侧为非作歹、残害群众，同日军配合进攻抗日根据地。七月十日，已经投敌并担任伪军暂编第七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的刘月亭同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相配合，占领了林县城及周围地区。在平汉路东的杜淑部也向冀鲁豫区卫河以南大举进攻。日伪军的这一系列进攻，形成了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威胁。

面对日伪军步步逼进，刘伯承、邓小平等按照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指挥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部队先后发起卫（河）南、林（县）南两大战役。

七月三十日，卫南战役打响。参加卫南战役的是，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的第十六团、二十一团、新四路 、卫河支队、骑兵团一部和部分地方武装。

杜淑部主力部队二千多人，从七月三十日开始，先向新四路驻地官桥营一带作试探性进攻。刘伯承、邓小平趁势以新四路坚守阵地，吸引敌人主力；以第十六团、第二十一团从两翼向其后侧包抄，当日歼敌二百四十人，俘敌八百四十多人。随后又于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二日和十九日，用强袭和奔袭战术，相继将伪军暂编第七军第七师师部、独一旅和第七师残部及独二旅大部消灭。卫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五千六百余人，收复被杜淑部侵占的卫南地区。

八月十八日，卫南战役结束的前一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发起林南战役。

林南战役的目标是，歼灭盘踞在平汉路以西的太南地区的伪军庞炳勋、孙殿英部主力。太南地区，在全国抗战之初本来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决死第三纵队活动的地区，建立过群众抗日团体和人民武装，在部分地区还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九四〇年三月，八路军在磁武涉林战役进行自卫反击后，为顾全大局、团结国民党抗日，主动让出这一控制区，将主力部队撤至太北，在平顺县以南建立缓冲地带。太南地区后来就被庞、孙等部控制。庞、孙投降日军后将这一地区拱手献给日军，并以此为基地向共产党、八路军猖狂进攻。

林南战役开始前，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指挥作战的李达，以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林县城及周围据点的伪军主力，然后在有利条件下扩大战果，继续消灭东姚、合涧、临淇、平罗等地的伪军；以少数兵力包围日军据点，切断它与伪军的联系。

由于部署得当，战役发起的当天就攻下林县城，摧毁伪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和伪保安司令部。紧接着向各路伪军发起猛烈进攻，至二十六日战役结束，歼敌七千余人，收复太行南部林县以南、辉县以北的大片土地，解放人口四十余万，重新开辟了太行南部林县以南、辉县以北大片新区。

卫南、林南战役是晋冀鲁豫区一九四三年由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相配合主动发起的进攻战，标志着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已开始变被动为主动。

一九四三年夏秋，在日伪军的疯狂摧残和国民党顽军不断进攻下，太行区的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少地区生产继续下降，农田水利荒废。特别是继春季旱灾之后，又出现水灾、雹灾、蝗灾，导致严重的夏荒。根据地军民进入了抗战中最为困难的时期。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一九四三年是太行区在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一点，同其他大多数根据地有所不同。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一是敌人继续集中兵力在太行区‘扫荡’，特别是发动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和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两次大‘扫荡’；二是投敌当了伪军的原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从太行南部向北进犯，与日军形成南北夹攻太行根据地的局势；三是严重自然灾害继续侵袭根据地，先是旱荒，后是水雹灾，又发生了蝗灾，灾害越来越严重。”

六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赤岸村主持召开中共太行分局会议，专门研究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他在会上强调要把生产当作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贯彻“积蓄物资力量，增加生产建设”的基本方针。他提出，在农业上要推广优良品种，兴修水利；在手工业上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重点解决棉布、毛巾、文具等急需用品供应。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研究如何经过工商工作及市场关系，促进农民积累，帮助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市场。他还就开展粮食斗争、搞好对外贸易、组织货币斗争、平稳物价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坚持敌后抗战已经六年了。邓小平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成熟的思想。七月二日，在抗战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文章立足于太行，面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回顾了抗战以来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思想观点和主张。

文章指出，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支撑了六年敌后抗战。“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创造了奇迹。在敌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文章进一步阐述民力与敌后抗战的关系说：“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文章就对敌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

文章生动地介绍了八路军在太行区经济建设中所做的工作，描述了军民携手生产共克时艰的场面。文中写道：“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我们的军队，除了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

文章概括了太行区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的工作”。“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其次，说到我们的负担政策。我们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再次，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最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我们采取了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

文章总结了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几条基本经验和体会：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是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经济建设的一篇重要著作。文中阐述的思想，不仅对于正处在空前困难时期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其他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空前严重的灾荒，对邓小平、刘伯承等晋冀鲁豫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果断地决定，把集中力量、战胜灾荒、发展生产、救济灾民，作为一二九师和根据地下半年的中心工作。

八月一日，一二九师下发《关于为生产节食、度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认真加紧生产，有计划地进行节食，反对丝毫的浪费”。规定每人必须种菜和种粮食，菜金全部节约，完全由自己种菜解决。实行减发粮食，司令部人员每人每日再节约小米三两。

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晋冀鲁豫党政机关和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抗灾救灾和大生产运动。各部队一方面帮助群众生产，一方面自己开荒种地。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帮助当地群众耕地、锄地、收割达四万二千九百亩，帮工五万个。冀鲁豫军区用部队的牲口到灾区帮助群众耕地。冀南部队指战员包括军区首长在内，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下地给群众拉犁。 一二九师师直属队由李达参谋长带队分批上山开荒，每期半个月。太行各部队一九四三年共种地十万零一千多亩，其中垦荒地八万一千多亩；总收入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其中农副业收入占百分之七十七，商业占百分之二十三。部队各单位的经费、吃菜全部自给，粮食自给一到三个月。

八月四日、五日，普降了一场雨，边区军民高兴得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邓小平指示边区各机关、单位、学校压缩办公、学习时间，全体出动帮助群众抢种、补种和改种。他还亲自组织和指导机关工作人员组成助耕工作队，到驻地所在的涉县二区帮助群众抢种、补种庄稼。

党政机关和各部队，还大力帮助当地群众兴修水利工程。冀南军区部队协助地方堵筑各条河流缺口，培修残缺堤岸、疏浚新旧河道并新开渠共计九百三十多华里。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帮助地方开渠四十华里，可灌溉面积四千亩。

一二九师和边区军民一九四四年在黎城修建的漳南、漳北两条引漳水渠，全长三十七华里，加上原有的涉县水渠，可灌溉面积达九千八百六十亩。为感谢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和纪念在修渠中牺牲的村民程省贤，黎城人民将漳南、漳北渠上的四个涵洞桥分别命名为“伯承桥”“小平桥”“秀峰桥”和“省贤桥”。这两条水渠，至今还在灌溉农田，为民造福。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些地区连年遭受的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是旱灾和蝗灾。蝗灾来势凶猛，最大的蝗虫群一落地，几百亩上千亩庄稼顷刻即被吞食得一干二净。

八月二十一日，在太行区蝗虫将要成灾的时候，由于灭蝗药物需要的食糖奇缺，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研究灭蝗问题的生产会议上，提出发动军民人工剿蝗。一时间，太行区四十三个县区的八路军官兵、游击队员、民兵、工人、农民、学生、士绅等等，数十万人组成一支灭蝗大军，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剿蝗大战。

这次剿蝗大战，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剿蝗经验》一文说：“太行的剿蝗运动，不但对于太行来说是救灾的重大措施，而且对全国来说，也是一种空前的盛举，是生产方面的一件破天荒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 后来，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解放区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时，还举了太行剿蝗的例子。

到秋天，粮食供给仍然有很大困难。一个时候，部队普遍以野菜代粮。时任太行区武委会副主任的杨殿魁后来回忆当年根据地官兵一致、军民互助的情况说：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节约用粮，并一再向行政科和管理员交代，不准揩大食堂的油。在这种半饥半饱的情况下，大家严守群众纪律，老百姓满山遍野的红彤彤的柿子，没有去摘一个。还要千方百计地再节约粮食去救济灾民。有不少饿得奄奄一息的灾民就是吃了我们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背着送去的救济粮才活下来的。仅师直各单位便拿出节约小米一千六百五十斤。由于救灾，部队一九四三年的冬装到入冬才筹措到土布和棉花，来不及集中缝制了，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员人人动手，自做自穿。没有染料，找草木灰和树根、槐花染色，不会剪裁，请有经验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片浅一片的灰土布棉衣。”

邓小平在办公室支起一台土造手工纺线车纺线。卓琳和其他女战士一样，下地开荒，在家纺线，用纺出的线为部队织线衣。直到解放后，她还凭着在太行山练就的这手本事，为全家人织毛衣、毛裤。

邓小平和太行分局号召全区人民克服等靠的思想和悲观失望情绪，开展生产自救，并组织部队和地方干部逐家逐户帮助受灾群众制订生产自救计划。在生产自救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互助合作，这被称为太行区继减租减息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第一个革命削弱了封建剥削关系，这第二个革命则使农民从个体劳动转向集体劳动。经过在生产自救中的实践，互助合作被证明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有效形式。此后，晋冀鲁豫各区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纷纷建立起生产互助合作社。

九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涉县弹音村主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师部联合召开生产动员会议，总结、交流全国抗战六年来部队、机关生产经验和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讨论一九四四年的生产计划。邓小平在会上作《努力生产，度过困难，迎接胜利》的讲话。

这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盟国军队都取得重大胜利。在中国战场，日军越来越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抗战的胜利曙光已展露出来。但是，越接近胜利，困难越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没有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邓小平在讲话中说：

“胜利已经接近，虽然时间不久，大约一年半到二年的时间，但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这个困难不仅表现在敌寇接近失败，对我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各方面进攻的加紧，也表现在经过六年战争的消耗、敌寇的摧残与灾荒的袭击，人民的积蓄差不多没有了，我们今后在财经方面是很困难的。所以胜利虽然接近了，我们还要经过相当困难的过程，从各方面努力度过困难，迎接胜利，且为战后做准备，打下新中国建设的基础。”

他指出部队发展生产，不仅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还关系到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

“毛泽东同志提出战争、生产、教育为敌后三大任务，忽视一个都是不可以的。”“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过去我们对种粮重视不够，只解决菜蔬，现在要自己动手解决部分粮食。不然，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即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不能支持斗争”。

秋天，收获的季节终于到了。遍地成熟的庄稼和满山遍野挂满红彤彤果实的柿子树给太行山带来了生机。 ZUynPyiR9UHWR59Am5REs54JgS9NM9thH7KRF17qhXRluIFLKaXFwPzrGVIYnX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