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带领师直机关的负责人从赤岸村出发，赴太行六分区所辖的邢台、武安、沙河等地检查和指导精兵简政等项工作，并督促全面落实师部制定的扭转困难局面的各项方针和措施。

此前，一月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黄镇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一二九师一九四一年工作的情况和一九四二年的工作安排。报告中指出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方针是：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占区工作，加强伪军工作；加强党政军民工作，开展对敌斗争；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一切为着长期斗争，一切为着准备将来反攻；实行正规兵团的精兵主义，用极大努力巩固部队，强化全面的游击战争，在有利时机给敌人以必要的打击。

这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为了把华北建成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基地，下达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确定对太行、太岳、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大规模“扫荡”。按照这一计划，日军从二月初开始，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一部共三万余人，首先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太行区以及太岳区和晋西北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春季“扫荡”。

二月三日，日军乘根据地军民准备过春节的时机，开始对太行、太岳等区同时进行“扫荡”。日军将这次行动称为“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扫荡”太行区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力及平汉线上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一万二千余人。他们分别由长治、襄垣、武乡、辽县、和顺等地出动，奔袭太行军区第二、三、四军分区的石拐、王家峪、黎城等地的八路军主力和党政机关，并企图以“铁环合击”的方式围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麻田地区。“扫荡”太岳区的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及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共七千余人，向沁源唐城、郭道地区的太岳军区领导机关发动进攻。

事先，刘伯承、邓小平对日军的这次“扫荡”作了具体的分析和部署。他们认为：日军的这次“扫荡”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一个多月时间，其主要目的是消灭和削弱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有生力量，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但这时，日军已深感其兵力不足，内部厌战情绪滋长。为了掩饰这些弱点，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和掠夺，以维持旷日持久的战争，日军今后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势必更加频繁、突然。

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新变化，并为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性，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在反“扫荡”斗争中继续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敌进我进”，是一九四〇年四月黎城会议以来，他们在领导和组织晋冀豫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中，创立的一个新的对敌斗争方针。这个方针的要义是：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派出小部队乃至部分主力，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分头向日军的补给线、铁路干线、空虚的城镇据点，实施全面有力的破袭，迫使日寇抽调重兵保护其军事要地，以减轻日军“扫荡”给根据地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破坏。后来，邓小平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敌进我进”方针时说：

“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

二月三日，日军出动“扫荡”的当天，刘伯承、邓小平联名致电所属各军分区，特别提出，要估计到敌人今后对华北各根据地的大小“扫荡”将是频繁的和残酷的，应当做好随时进行反“扫荡”的准备。 四日，他们又发出指示，对反“扫荡”作出周密部署。指示中提出：各部队在军事上要强化县区级指挥的领导，结合民众的威力，使用麻雀战、地雷战、空舍清野、情报防谍等战术，适当分布游击作战，主动袭敌，防止敌人在合击圈内用大部队伏击、追击。在敌人集结时，分遣游击，特别要抓住敌人分散与归巢等弱点，适当集结给敌以坚决的反击，以巩固和积蓄力量。指示还要求各军分区迅速进行反“扫荡”的政治动员，制定具体措施，发扬政治工作的能力揭露敌人，提高军民胜利信心与斗争勇气。

反“扫荡”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与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和地方部队密切配合，一面掩护各领导机关及时转移，一面坚持腹地游击，以袭击、伏击的方式打击日军。同时，向日军临时补给线实施宽正面破袭，断其运输补给。另以主力一部组成若干轻便支队，深入敌占区，乘虚袭击敌交通线及其城镇据点。二月十九日，“扫荡”太行、太岳的日军撤回原驻地。

二月二十一日，“扫荡”太岳的日军经过几天的休整后转向太岳南部地区进攻，企图消灭唐村、孔滩、东峪地区的三八六旅主力。太岳军民与来犯日军周旋，寻机击敌；同时向敌占白晋路发动破袭，使日军到处受到打击。驻岳南的三八六旅主力和太岳军区机关适时跳出日军合围圈。

二十三日，邓小平从六分区回到涉县一二九师设在六渠的指挥部，和刘伯承一起指挥太行区的反“扫荡”作战。

二十六日，“扫荡”太行的日军稍事休整又开始向太行南部的平顺地区发动“扫荡”。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苦战三天，再一次给“扫荡”太行的日军以迎头打击。

三月三日、四日，“扫荡”太行、太岳的日军分别退回原驻地。日军原定两个月的“扫荡”计划实施还不到一个月即被迫终止。日军妄图通过这次“扫荡”奔袭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抗战军民生存条件的目的落空，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日军的这次春季“扫荡”，给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和太行、太岳两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太行区有六千余头牲口、近万石粮食被日军抢走。年仅三十一岁的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在武乡县大有镇指挥作战时牺牲；年仅三十四岁的著名抗日将领、太行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范子侠，在沙河县高庄村战斗中牺牲。

在这次春季反“扫荡”斗争中，为了争取敌占区群众，瓦解日伪，刘伯承、邓小平派遣一批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到敌后之敌后”，组织抗日群众开展锄奸反特、瓦解伪军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壮丁的斗争，控制一些日伪据点，建立隐蔽的基层抗日政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关于敌后武工队的斗争，李达后来回忆说：

“我师武工队开始成立于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它是在空前尖锐的斗争环境中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逼出来的。”“当时，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撤出来，放弃斗争阵地；二是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坚持长期斗争。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刘、邓首长坚决主张坚持长期斗争的道路。他们指出：‘不要只看到敌人气势汹汹，其实是外强中干，黄泥巴菩萨过河。敌占区和接敌区人民反掠夺、反压迫的斗争日日有之。我们只有浸透到敌后之敌后，繁殖游击战争，展开政治攻势，才能坚持长期斗争，巩固我们的基本区。如果让敌人在敌占区和接敌区任意摧残，而无后顾之忧，便可竭泽而渔，从各方面缠紧游击基本区，我军将有被消灭的危险’”。

为了使这些派往敌后的武工队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刘伯承、邓小平拟定了武工队的组织原则，明确了武工队深入敌后的具体任务。在他们的部署和指导下，各部队采取办集训队的办法先训练出一批批骨干，再将骨干分派下去组建武工队。参加集训队的，是从基层部队挑选的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多、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战士，还有一些是太行抗大六分校的学员。训练内容主要是了解研究社情、敌情和民情，明确敌后工作的任务与原则，熟悉相应的战术，并制订出行动计划。他们多次到集训队讲课，讲解抗战形势和武工队开展工作的方法及战术等。

他们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一些重点地区敌后武工队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导和布置。

太行第二军分区处在正太、同蒲、白晋三条铁路线之间，从北面屏障着整个太行根据地，被称为“太北的门户”。对这一地区，日军反复用重兵“扫荡”，以各种手段进行“蚕食”。到一九四二年初，全分区九个县境被割裂成互不相连的条、块，完全变成了“格子网”，成为太行根据地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地区。

派遣武工队到敌后工作的方针刚一确定，刘伯承、邓小平就把二分区的负责人召集到赤岸村，对派遣武工队的工作作了布置。邓小平鼓励他们说：

“党中央、毛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局势即将到来，我们要争取两三年内打败日寇。目前是接近着胜利，但又极端困难，这叫‘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为当前暂时的严重形势所左右。”

三月七日，日军的春季“扫荡”刚刚被粉碎，刘伯承、邓小平就收到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发来的急电，告之阎锡山部六十一军又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向岳南发动大举进攻，占领四十里岭、大圪塔山等阵地，并将浮山游击队八十余人缴械。太岳区面临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局面。

太岳区，以太岳山脉为依托，南与黄河相望，北至晋中平原，东越白晋路与太行区相连，西隔同蒲路和汾河与晋绥边区毗邻。它原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是八路军、山西新军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最早开辟的地区之一。这时，太岳区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同蒲路以东、临屯公路以北、白晋路以西十几个县、二百多万人口的较大的一块根据地。

与太岳区相邻的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晋豫区（亦称中条山区） ，也是日伪顽争夺的重点区域。

太岳区和晋豫区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的西南屏障，是联络延安与太行、冀南、冀鲁豫、山东以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八路军问鼎中原和保卫西北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三月，日军在其对太行、太岳区大规模的春季“扫荡”被粉碎后，开始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实施军事打击、政治欺骗、经济破坏、文化麻醉、特务统治等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他们对根据地游击区竭力实行“蚕食”渗透，以致八路军的基本区面积迅速缩小，其中岳南的士敏县仅剩下一个区，沁水县仅剩下两个村。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还在岳南大力扶持、利用反动封建迷信武装红枪会 势力，与抗日民主政府作对，给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困难和麻烦。

面对太岳区形势严重恶化、晋豫区受到严重威胁的局势，刘伯承、邓小平于三月八日紧急召开太行军政委员会和一二九师联席会议，研究粉碎日军春季“扫荡”后太岳区、晋豫区的形势和下一步的应对方针。在会上，邓小平指出，阎锡山与日寇和南京汪伪勾结，就要向我们做出进攻姿态，太岳区和晋豫区的反顽斗争还会更加的尖锐。 会议决定刘伯承留在师部，指挥太行区的反“扫荡”作战，邓小平率七七二团一部到太岳和晋豫区视察、检查工作，指导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三月十三日，邓小平从在涉县的一二九师师部起程，于十八日到达邻近太岳区的白晋铁路一线。

进入太岳区，要越过白晋铁路日军的封锁线，白天根本过不去。十九日晚上，邓小平一行在陈赓部队的接应下通过白晋铁路。得知当天邓小平要过白晋铁路，远在涉县师指挥部的刘伯承一夜没有合眼。李达后来回忆说：“记得三月中旬左右，我们送邓政委一行上路后，刘师长就嘱咐我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即令这样，他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询问邓政委过路情形。” 据杨国宇回忆，三月十九日晚上，“刘师长两次来到机要科。第二次来已是深夜了。太岳来电了，快译，我们还未抄完，他就看完了，知道了邓政委安全到了太岳区。”

邓小平先到沁源县阎寨村。这里是太岳区的腹心地区，安子文任书记的中共太岳区党委和陈赓率领的三八六旅旅部、薄一波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太岳军区、牛佩琮任主任的太岳行署都驻在这里。

在阎寨村，邓小平详细了解了太岳区各方面的工作，并在陈赓和薄一波的陪同下，到岳北地区巡视工作。岳北地区包括沁源、沁县、漳西、襄南、屯留、襄漳、安泽、岳阳、临汾、绵上、平遥、介休、灵石、霍县、漳源等县。

做了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后，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阎寨村召集陈赓、薄一波和安子文等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太岳区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汇报。邓小平在听完汇报后讲话，“对太岳区的工作有肯定，也有批评，认为太岳区一年来的工作有进步，但这些进步并不巩固，也不够快”。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太岳区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有两项，一是群众工作，二是财经工作，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以充分的群众工作才能保证财经任务的完成。他具体地提出：从今年开始，太岳区在财经上要做到自给自足。应着重加强组织与领导春耕工作，特别注意对春耕工作的检查；加强对本区粮食贸易的有计划的控制，增加本区的金融流通和收入。为此，应加强工商管理工作，实行粮食专卖，加强对棉花、食盐及山货贸易的控制。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针对太岳区的情况，特别谈到了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他指出：

应确定当前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方针，基本上是群众性的、广泛的、有力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一路的运动战。要反对打运动战为快、不打运动战就不过瘾的“左”的冒险主义倾向，但同时必须反对作战不积极、逃避战争的右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因此，除了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工作，以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外，正规兵团也应学灵活的顽强的游击战术，在反“扫荡”中积极袭扰、疲困敌人，制造有利机会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并以灵活的顽强的游击战术来保护群众利益，减少群众的损失。

邓小平的讲话对太岳区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的讲话，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使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会后，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即率领由太岳纵队、各界救国联合会、各专署和各县代表组成的检查团，兵分三路，深入各地，使减租减息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

四月初，邓小平结束对岳北的视察，在陈赓和薄一波的陪同下，沿沁河一路南下，来到冀氏县石槽村中共岳南地委驻地，视察初创的岳南地区的工作。

岳南上接岳北，下连晋豫，地处太岳区的前沿，是太岳和晋豫两区联系的主要通道。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后，一二九师主力一部到这里开辟工作，打下一定的工作基础，建立起中共岳南地委、岳南军分区和岳南办事处。但是，驻扎在这里的阎锡山六十一军、四十三军处处与八路军、抗日民主政权作对，并与日军相勾结，残害群众，不断制造磨擦，造成根据地严重退缩，各项抗日工作难以开展。二月间，乘日军向太岳区“扫荡”之机，阎锡山六十一军、四十三军还公然向岳南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发动进攻。三月三十一日，就在邓小平视察岳北期间，阎锡山再次令六十一军向驻防浮山佛庙岭的八路军二一二旅阵地发动新的进攻。四月一日和六日，薄一波和戎伍胜两次以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副主席的名义联名致电阎锡山，要求其制止六十一军的反共行为，但阎锡山仍一意孤行，继续指挥部队进攻八路军。

邓小平到岳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经与刘伯承商量，并报八路军总部同意，决定由他指挥在岳南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发起浮（山）翼（城）战役，打击阎锡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邓小平对薄一波说：对于统一战线，中央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顽固派来进攻，而且不听劝告，那就要狠狠地揍他一下。

四月十五日，浮翼战役打响。一二九师调集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队一旅和二一二旅的十个团共两万多人，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向阎锡山六十一军发起反击。经过两天激战，共毙伤顽军三百九十二人，俘获六百六十五人，打退了其对太岳根据地的侵犯。

浮翼战役，沉重打击了阎锡山六十一军的反动气焰，遏制了他们勾结日军的行动，稳住了岳南的局势，并使阎锡山向汾河以东扩展的战略意图彻底落空。

四月十九日，遭到重创的阎锡山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要求停战议和，表示愿意与八路军和平共处、合作抗战。为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邓小平与陈赓、薄一波商量后下令停战。之后，双方进行谈判，订立合作抗日作战协定。此后，双方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七月二十一日，阎锡山将六十一军撤回汾河以西，撤离时八路军还为他们提供了衣服、粮食等。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成功地贯彻了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我们启发很大。”

四月下旬，邓小平同薄一波、陈赓等在安排了浮翼地区下一步的工作后，由沁河西返回沁河以东的石槽村。

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在石槽村召开地、县两级党政军群干部会议，总结开辟岳南近一年来的工作，确定转变岳南形势的方针和办法。他在会上的讲话中，结合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情况，指出岳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岳南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站稳脚跟，打通岳南和晋豫之间的联系，尽快把这块“宝地”开辟好、建设好。他说：经验证明，开辟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要先由军队打开局面，然后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和改造基层政权；要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民兵，发展地方游击队；要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群众团体；要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要从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

联系处理与阎锡山六十一军关系的实例，他强调：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人士和力量，团结得越多越好。如在对待阎锡山顽军的磨擦问题上，不能一味打击、以打为快，还要做团结抗战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要辩证地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

他提出，岳南当前要趁势抓紧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抓住阎军西撤的有利时机，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轻装深入岳南西部的浮山、翼城、临汾、曲沃、襄陵等地开展工作，摧毁阎锡山顽军残存的游杂武装及其政权组织，建立县、区、村抗日民主政权，组建自卫队、民兵和县、区抗日游击队，打开这一地区的局面；二是要坚决取缔被日伪、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封建势力操纵利用的反动武装团体红枪会，集中打击其反动的上层头领，争取其广大的会员。

石槽会议是推动岳南抗日根据地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时任岳南地委书记的韩柏后来评价说，石槽会议“使岳南地委领导和与会者从陷入困境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有如‘拨云雾而见晴天’的心明眼亮之感，手中握有了明确的转变岳南局势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办法”。

石槽会议后，邓小平从石槽村移住士敏县东西峪村，指导陈赓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和十六团对红枪会武装实施政治攻势和军事围歼，基本上消灭了红枪会反动武装。五月十一日，沁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处决近十名红枪会反动首领，当场释放认罪较好的胁从分子，达到了教育争取一般会众的目的。

紧接着，邓小平又指导岳南地委和军区乘势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政治攻势，促使一批伪军政人员反正，为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排除障碍。很快，岳南建立起九个县抗日民主政府、三十多个区抗日民主政府，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减租减息高潮。岳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此后岳北、岳南、晋豫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创造了条件。

在邓小平视察岳南期间，四月二十九日，日军第十二军集中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一万二千余人，向冀南武城北和邢济路南两地突然展开大规模的合围“扫荡”。目标直指冀南军区直属队、区党委、行署机关和新编第七旅、第四旅的主力部队。

当时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在太行山养病，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都在下面分区检查工作。参谋长范朝利、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军区领导机关和新编第七旅旅直、第二十一团、军区特务团、骑兵团等在武北奋起突围，大部冲出重围，部分被冲散。新编第四旅旅长徐深吉在威县南的香城固、下堡寺一带，指挥旅直及第四地委、第四专署、第四军分区机关突围，大部突出重围，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编第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等牺牲。

日军的这次“扫荡”，使冀南的抗日武装、基层组织、区村抗日政权、群众团体遭受空前的破坏。根据地被严重分割、“蚕食”，面积日益缩小。有些根据地变成游击区，有些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抗日军民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和干部群众中不少人产生了悲观失望和失败主义情绪。有的人甚至对平原地区能否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又重新提出怀疑。面对严重的局势，刘伯承、邓小平等对冀南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指导。宋任穷后来回忆说：

“‘四·二九’大合围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损失严重。大合围后冀南区形势急转直下，环境更加困难，斗争更加艰苦。部队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同志甚至怀疑冀南平原抗战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五月初，刘邓首长就明确指出：‘四·二九’受挫后，在干部和部队中必然会发生失败情绪，甚至怀疑今后平原能否坚持，地方也会有这些问题。指示我们必须提高部队与地方的斗争信心与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

五月七日，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黄镇、李达致电冀南军区，对受到重创的冀南区的工作作出明确指示。指出：敌人目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企图消灭我有生力量，我们必须严重警惕。因此，我们必须争取时间、空间以全力斗争及广泛的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力量，保持我有生力量。发动组织依靠群众，加强敌占区的工作，广泛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的游击战争以及武装工作队活动，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在军事上要下最大决心，紧缩军队地方统率机构，军区一级做到短小精干。部队集结与分散应灵活运用，在平原为免遭聚歼，今后分散使用的时间更多。组成武装工作队，向敌占区、接敌区发展工作，要埋头苦干去完成工作任务，不要过大铺张暴露力量。敌人“清剿”时应组织短小精干部队，向他处及敌人空虚据点积极活动。

五月十四日，刘伯承、邓小平等致电冀南区党委、军区，强调要坚持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发动与依靠群众，把兵力分布到敌占区、接敌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电报指出：作战方式应是广泛的分遣游击战争而不是运动战。特别注意以便衣武工队及小部队深入敌区活动与工作，广泛繁殖游击队，乘虚拔除敌人爪牙，掩护与开展秘密的群众工作，以配合合法与非法斗争。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指导下，冀南区开展起了反击日伪的广泛的游击战争。军区挑选一批熟悉敌占区情况并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组织起二十多支精干的武工队，秘密进入敌占区开展工作。军区还将部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多支小部队，由得力的旅、团干部率领，分散到各县开展游击战。这些小部队和武工队相结合，在敌占区、接敌区打击日伪，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变成游击根据地，并努力创造小块根据地。不少地方还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把地道战与“改造村形”结合起来，使地道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把村子变成“堡垒”，村自为战，户自为战，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地打击进村“扫荡”的日伪军。

五月下旬，宋任穷从太行回到冀南时，对开展和坚持平原游击战充满信心。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冀南的艰苦情况我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时候，我更应该赶快回到冀南。抗战初期刚进入冀南平原时，那时心里确实没有底，没有在平原打过游击。现在不同了，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摸索了一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方法，学会了如何在平原与敌人周旋。所以我说到冀南就有办法了。”

五月中旬，日军又发动了对太岳、太行区及晋豫区的大规模“扫荡”。

四月下旬，邓小平和陈赓等即已布置太岳区加紧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四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致电刘伯承等，告诉他准备亲去太岳区和晋豫区（中条山区）集中力量干下列三件事：“一、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扫荡’，反动派胆敢向我进攻坚决消灭之；二、严密党的组织；三、发展统战工作，在一定原则下发动群众斗争。”

在赤岸村坐镇指挥太行区反“扫荡”斗争的刘伯承看过邓小平的电报后，对参谋长李达说：

“小平同志提的这三件事，对太行、冀南都是适用的。在敌顽的进攻面前，我们不能右倾，要敢打。在开展政治工作中，不能‘左’倾，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多团结一些人，多发动一些群众，这样才能扭转退缩的局面。这次日寇先‘扫荡’太岳区，马上就要腾出手来‘扫荡’太行。我们也要着手准备。”

五月十二日，刘伯承和远在太岳的邓小平联名向各旅、各军分区下达作好反“扫荡”准备的命令，指出：敌人的“扫荡”可能在最近几天全面展开，目标先是太岳军区，各部队应抓紧做好反“扫荡”准备。

当天，邓小平在士敏县布置完取缔红枪会的各项善后工作后，南下晋豫区视察指导工作。

五月十四日，日军同时开始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主力。日军称这次“扫荡”为“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又称为“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

十六日，邓小平进入晋豫区。十七日，到达太岳南进支队司令部和中共晋豫区委所在地阳城县董封镇以南的暖秥村。

邓小平一行刚住下，就得到日军已从阳城向这一带奔袭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他即同太岳南进支队司令员王新亭、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率晋豫区党委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迅速沿西南方向的深山沟向析城山的圣王坪转移。

十九日晨，当日军大部队到达暖秥村时，邓小平和王新亭、聂真等率领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已到达数十公里外的吉德村。随后，他们又辗转阳城县的枪杆村和沁水与翼城交界的大鹤山等地，一次次甩掉日伪军的追袭。在枪杆村，邓小平还在区党委机关干部和全体指战员会议上就如何打开晋豫区工作局面的问题作了讲话。他强调晋豫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要求部队多打小胜仗，务求每战必胜，提高干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他还布置抽调有斗争经验并有一定政策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打击小股敌人和汉奸活动，宣传组织群众，搜集作战资材。

日军在“扫荡”太岳接连扑空后，五月十九日开始对太行北部特别是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区进行夏季第二期“扫荡”。日军第一军司令部进驻长治指挥，集中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各一部共两万五千多人，采取所谓“铁桶”战法，由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地出动，连续合击测鱼镇、黄北坪、浆水、将军墓一带。

五月二十一日晚八时，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师部从赤岸村以南的会里村出发转移，二十二日晨六时到达太南区固新镇。他立即草拟反“扫荡”作战命令，以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的名义下发。命令提出：敌正开始对我太行区实施夏季新的全面的大“扫荡”，各部应即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派得力干部带小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所；基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各级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

邓小平在太岳，刘伯承在太行，相互配合指挥部队协同作战，分头向日军的补给线、铁路干线、空虚的城镇据点实施多点有力的破袭，迫使日军不得不抽回重兵保护。这种“敌进我进”的战术发挥了巨大威力，使日军的“扫荡”兵力大为减弱，为根据地军民最后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后来，一九四三年一月，邓小平对“敌进我进”的方针作了系统的阐发和全面的总结。他说：

“在反对敌人的蚕食斗争，反对敌人的特务政策，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等方面，一九四一年没有多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则各地都有大的进步。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敌进我进’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对“敌进我进”方针的战略作用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中、冀东各解放区工作开始恢复，华北各解放区转到新的扩张的时期，也即是开始了解放区抗战的第三个时期。敌寇企图继续其一九四二年的残酷‘扫荡’，我军乃以敌进我进之战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辟解放区，粉碎敌之进攻。这一战略发生了极大效果，使解放区的发展，超过抗战初期的记录。”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日军以两万多兵力对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驻地辽县南艾铺进行“铁壁合围”。在三八五旅一部掩护下，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分别向西北南三个方向成功突围。在突围过程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辽县麻田十字岭指挥部队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七岁。

当夜二十一时，刘伯承得知左权牺牲的消息，悲痛不已。同时，又牵挂远在太岳的邓小平和太岳部队的安危。他发电向陈赓询问太岳的情况和邓小平的行踪。第二天，师部收到了太岳区的复电：敌二十四日再次合击东、西峪，毫无所获。太岳军区正指挥主力部队袭击敌后城镇，破毁同蒲和白晋铁路，领导腹地小部队和游击集团、民兵反“清剿”。“小平待岳南‘扫荡’结束后即回太岳”。 知道了邓小平的行踪，刘伯承松了口气。

也是在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邓小平等辗转到达阳城县西北临近沁水县的上河村。这里是晋豫地区的腹地。

二十七日，邓小平在上河村主持召开晋豫区县、营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决定晋豫区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他在会上讲话，针对晋豫根据地游击性大、日伪建立的维持会大量存在、政权还不巩固等问题，提出晋豫区今后工作的九项任务及要求：一、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要运用各种形式组织武装，组织各种各样的游击队，注意多吸收农民参加。二、要研究解决游击队枪支的各种办法。三、加强各级政权的建设与改造。四、要深入群众组织开展工作。五、党的秘密工作要配合公开的工作。六、要正确运用统战政策发展力量。照顾中间势力的利益，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争取大多数。七、把发展力量与对敌斗争结合起来。八、发展力量决定于正确的政策，必须研究每一政策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克服主观主义。九、加强干部的质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王新亭后来回忆说：

“邓政委的这些指示，使中条山根据地 的工作有了更明确的努力方向。从此以后，中条山地区大力发展了进步力量，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开始实行减租减息，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各方面工作都有加强。中条山根据地在发展中逐步走向巩固。”

二十八日，日军在结束对岳南的“扫荡”后，集结第三十五、三十六师团各一部共四千人，分由同善、王屋、垣曲、邵源、阳城、张马等地出发，向上河村地区合击，企图摧毁晋豫区的首脑机关和捕获邓小平等党、政、军重要领导人。下午，日军进至距上河村仅十五华里的董封镇，情况十分危急。晋豫区干部会议停止召开。邓小平与聂真、王新亭，一面沉着部署晋豫联防区内线部队配合外线主力伏击、袭扰日军；一面迅速率领掩护部队和区党、政、军机关数百人，出其不意地迎着敌人来犯的方向往外突围，于午夜时分转移到沁水县历山深处的东川村以南的东峡。

东峡，是历山主峰下由沁水直通阳城县境的一条峡谷，南北长约十五华里，两边是百丈危崖。邓小平等率区党、政、军机关及掩护部队，乘着月光，从容有序地进入东峡的北口，徒步沿峡谷向南突围。二十九日上午，终于走出南口，向西转入阳城、垣曲交界的桦挝山。王新亭后来回忆说：

“再往西走，有个桦挝山，山高林密，无路可走，我们攀树上山、下山时像挂葡萄似的，拉着树倒着下，下到一条深沟里。沟底较平坦，还有一条河。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跳到敌人合击圈以外了。”“邓政委和我们在一起，共同战斗，共同生活，在河边露营，架锅做饭。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吃。”“我们隐蔽在野外，呆了两三天，敌人走远了，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行动。根据邓政委的指示，我将中条部队交给刘忠同志指挥，便随同邓政委回返太岳了。”

邓小平在王新亭的护送下返回岳北沁源县的阎寨村时，已经是六月中旬了。

六月二十日，太行、太岳反日军夏季“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六月二十四日，邓小平结束了在太岳、晋豫区的视察。当天晚上，在陈赓护送下，从天桥沟一带过白晋路，不久即到达北方局所在的武乡县王家峪村。

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邓小平出席彭德怀在王家峪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二十九日，他向会议作关于视察太岳、晋豫区工作情况的汇报，重点汇报了晋豫区的工作情况。

在谈太岳区的工作时，他特别强调了改善民生和搞好财政工作的问题。他说：太岳根据地开辟的最早，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整个工作进步不大。根本原因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有改善民生，合理负担的政策执行得不好。今年太岳区的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坚决执行中央减租减息的指示，用深入的群众工作来搞好财政工作，保证其他工作的完成。

在谈晋豫区工作时，他提出在敌占区开展工作，要防止出现“左”的错误。他指出：“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必须防止‘左’的现象发生，防止急躁情绪，执行好党的统战政策，对于该地区的伪组织暂时可以允许它的存在，待我脚跟站稳后再采取彻底打击的方针。”

会议肯定了邓小平的汇报和提出的意见。彭德怀在会上指出，晋豫区的具体工作要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进行。三十日，北方局根据邓小平的汇报拟写发出《对中条区工作的指示》。

邓小平在历时三个月的视察中，对太岳区特别是对晋豫区的对敌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回答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他的视察，对于太岳、晋豫两区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

“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抗日政府的负担面在太行区有了相当的扩大；冀南则在根据地变质 的条件下，顺利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太岳亦有不少成绩，并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山的局面。”

薄一波后来说：小平同志的这次视察，“对太岳根据地扭转困难局面和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岳北、岳南、中条很快联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合并后的太岳根据地，扩大到河南省的黄河以北，把白晋路、晋博路和同蒲路之间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成为支持山西和华北抗战的重要基地。”

六月底，邓小平回到黎城县南委泉一二九师师部的临时驻地。他从刘伯承等那里详细了解到左权牺牲的情况。他和刘伯承同左权都有同窗之谊，对左权的牺牲异常痛心。

左权生于一九〇五年，比邓小平小一岁。他们最早认识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左权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秀生被保送中山大学学习，分配在第一期第七组，邓小平是这个组的党小组长。不久，左权又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成了刘伯承的同班同学。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指战员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在辽县麻田村举行的悼念左权将军大会。第二天，他们在《新华日报》（华北版）联名发表《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

辽县是八路军总部长期驻扎的地方，左权与辽县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年的八月二十六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应广大民众的请求，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

日军在夏季“扫荡”结束后，已经感到用单纯的军事手段和反复“扫荡”的做法无法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因此，在夏季“扫荡”结束后不久，他们调整其战略部署，从六月二十五日开始实施为期四个月的所谓“夏防计划”。这一计划的要点是：着重加强据点攻势进行防御；在新占领区推行伪乡保制度，加紧对人民的统治；对伪军、伪组织人员进行清理，加强特务控制；在据点内大修仓库，准备秋后抢粮之用。

这时，晋冀鲁豫边区经过前一阶段反“扫荡”斗争，形势出现了一些有利的变化。日军的残酷统治使敌占区人民对日伪的不满和仇恨越来越深，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增多。由于占领区扩大、战线过长，日军兵力明显不足，只得利用伪军、伪组织进行统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除公开投敌者外，大部分先后撤走。

为抓住时机，尽快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和指导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在军事上继续采取“敌进我进”方针进行斗争的同时，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展开了对日军的全面斗争。

从七月上旬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的《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指令》的要求，邓小平和刘伯承从晋冀鲁豫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和指导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敌政治攻势。政治攻势的主要内容是：以两年胜利为中心口号，展开群众性的普遍宣传运动，揭露日军的各种阴谋，动摇和瓦解日伪军，提高人民的抗战胜利信心，争取敌占区群众心向抗战。为组织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建立起各级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县为重点，组织党政军各部门参加，使政治攻势与其他方面的斗争密切结合。

八月二十日前后，刘伯承、邓小平和薄一波分别发表谈话，号召全区军民参加政治攻势。二十日，邓小平在对《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发表的《政治攻势与敌占区同胞的关系》的谈话中指出：

“确实掌握华北，使华北成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利用伪军伪组织做统治的工具，这是敌人今天对华北的最主要的阴谋。”“敌占区同胞的灾难愈深，他们对祖国的怀念将愈切。目前我们所发动的政治攻势，就是要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反对敌人的掠夺，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就是保护国家的力量，以为将来配合反攻的准备。这里，敌占区同胞应该认清，政治攻势不仅是抗日军、抗日党派的事，更应是敌占区人民自己的工作，是伪军伪组织内中国同胞的工作。”“而今抗战道路更加艰苦，但胜利曙光已经在望，希望敌占区同胞与根据地人民密切结合，形成一个巨大的斗争力量，迎接行将到来的光辉灿烂的明天。”

八月二十四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联合发布《告敌占区同胞书》，号召敌占区人民支援抗战，对日军开展不合作运动。由于领导统一、动员广泛，根据地、游击区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投入了政治攻势。各种宣传品进入敌占区，有的张贴在伪县政府的布告栏里和日军的火车上，有的出现在敌占区的城墙上、日军指挥机关和宪兵队大院的门上。敌占区的同胞也行动起来，纷纷向八路军传递情报，掩护八路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帮助八路军收集日军的电线、电话线等资材。

敌后武工队的斗争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据李达回忆：“到一九四二年八月间，仅冀南、太行、太岳三个区，就有武工队四十二个，约一千四百人。他们活跃在敌人后方，就好像孙悟空钻进敌人的肚子里，搞得敌人不得安生，只好抽出一些兵力看家。”

为了推动敌后武工队的发展，规范武工队的工作，刘伯承、邓小平主持拟定《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的训令，对武工队的领导、机构、整训、使用、守则等作出具体规定。九月三日，一二九师政治部下达这个训令。

武工队在敌后更加活跃。武工队的活动方式很多，如召开群众会、抗属会、伪属会、士绅会、房东会、小学生会、情报会，进行个别宣传、慰劳抗属，交抗日朋友，访问士绅，访问帮头，帮助秋收，调查村庄，改选村政府，推行抗日法令，组织秘密游击小组，等等。还有些武工队利用赶集、唱戏等群众比较集中的场合，登台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动员民众，瓦解日伪政权。

敌占区群众劳役和经济负担十分沉重，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的斗争，成为武工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武工队和当地群众一起，运用各种方式同日军周旋，干扰他们抓壮丁、征粮，甚至直接截获被日伪征去的粮食返还群众。

在短短几个月内，晋冀鲁豫根据地敌后武工队开辟了一批新的游击根据地和不少小块隐蔽游击根据地。到一九四二年冬，这样的游击根据地已经相当普遍，为根据地进入恢复与再发展的新时期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后，敌后武工队的斗争形式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推广开来。武工队深入敌后，主力部队分散活动，群众性游击战争广泛发展，对于打破日军的“蚕食”和封锁，扭转根据地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彭德怀一九六三年在读书笔记中，对当年武工队的斗争形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武装工作队，是党、政、军、民的统一组织，它是政治觉悟最高、党的各项政策最熟悉，并有较丰富战斗经验的成员组成的。”他们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巧妙的结合起来，对打破敌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群众负担，都起了相当作用。”

日军在五月夏季大“扫荡”中疯狂地抢夺根据地的物资特别是粮食，致使根据地的经济、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夏季反“扫荡”结束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北方局的统一部署，领导和指导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进行了第二次精简工作。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四月的第一次精简，主要是减少军队和地方的脱产人员，充实基层，但还没有能够达到精简的全面目标。在反日军春季、夏季“扫荡”斗争中，仍然暴露出党、政、军机关较庞大而不能适应频繁作战和日益严重的敌后斗争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仅仅减少人员是不够的，还要把精兵简政同改变作风、爱护和培养民力、节约费用及增加生产结合起来。

在第二次精简工作中，邓小平和刘伯承把重点放在进一步调整机构、整编机关、改进机关作风和提高工作效率上。

在他们的统一部署下，太行军区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重新建立集体办公制度，继续合并一些工作性质和任务相近的部门，如作战与训练、侦察与情报、宣传与教育、统战工作与群众工作等部门都合并在一起了。并且，各部门、单位严格控制人员编制。李达后来回忆说：

“在精简过程中，也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总是想办法多要一些编制名额，或者擅自在定额之外增调人员。刘师长和邓政委对执行新编制、新制度是非常严格、一丝不苟的。为纠正此类现象，他们曾于一九四二年冬天专门发布了一个命令，指示各部队‘按照编制定额不许无故超编一人’。这样，精简的初步成果才得以巩固。”

为保证部队的稳定和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和刘伯承指示各军区，在整编中妥善安排好被精简的人员。太行、冀南两区有二千余名被精简的干部，一部分被分派充实到地方武装和区级以上武委会中，一部分被送到延安安排到抗大和陆军中学学习。同时，将六百六十多名年老体弱的干部交由地方政府作了妥善安置。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共安排了六千余名战士退伍，家在根据地的回原籍，家不在根据地的则介绍到根据地适合的地方安家落户。转业和退伍的军人，一般都参加了民兵、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组织，发挥作战和训练的骨干作用。

晋冀鲁豫区党委、边区政府在简政过程中，制定并执行了提高工作效能和爱护、培养、节省民力的简政方案。仅太行区在八月以前，县级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就减少了百分之十八，节省经费达百分之三十八。

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表扬。《新华日报》（华北版）和《解放日报》都集中介绍了他们的经验。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特别说到：“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李大章、李雪峰、刘伯承、蔡树藩组成，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晋豫、冀南四个区党委的工作。从这时起，邓小平逐步成为统一领导整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连年来，晋冀鲁豫边区在遭受日军残酷“扫荡”、“蚕食”和封锁的同时，又连续遭受旱灾、水灾、雹灾和蝗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四二年，秋粮大幅减产，许多地方收成仅二成左右，有的地方颗粒无收。急待救济的灾民达三十五万人。还有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七万多难民需要安置。全区军民衣食短缺，机关和部队给养近乎枯竭，战士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经常是饿着肚子同日伪军作战。

战胜灾荒，度过难关，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尽快好转，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关键。根本出路是发展生产。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方针，积极动员和领导边区军民努力开展生产自救。

一二九师的生产自救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了。一九四〇年，师专门增设了生产部，由曾经留学美国、专修畜牧的农业专家张克威担任部长，负责组织、指导部队的生产。

一九四二年春，当旱情刚刚露出苗头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就指示师政治部制定了一个帮助群众春耕和开展生产的规定。按照规定：旅和军分区设立指导春耕组织，团设立领导助耕组织，连成立助耕队，排以下成立助耕小组，指导和帮助农民群众春耕，特别是帮助群众切实解决缺乏牲畜、农具等具体困难。春耕期间停止向群众支差，严禁强迫租地、强借农具、欠款不还等现象。助耕部队坚持做到不吃群众饭食，不要报酬，不遗失损坏农具。

生产节约方面，师部向所属各旅、团下达生产指标，要求旅以上干部每人当年生产收入达到一百元，团以下每人六十元（包括节约在内）。部队除粮食、菜金和被服供给之外，从战士到师、旅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一元五角的津贴费。按当时的物价，一元五角钱只能买一把牙刷和一包牙粉。一个连队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和学习经费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元。

师领导和师部机关干部工作人员带头助耕。师直属队在李达参谋长的带领下，帮助群众突击运送粪肥、修筑漳河堤坝和平整河滩地。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只有一只手臂，仍率领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进行助耕劳动。到春耕结束时，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和直属队同群众一起整修了一千多亩河滩地，修筑了用工一万九千多个的堤坝。

在帮助群众春耕的同时，邓小平、刘伯承号召部队机关开荒种地。各级指战员和机关干部纷纷组织开荒队投入生产。师部机关的开荒队，在师部附近开垦出一百多亩荒地，种上各种蔬菜，获得了丰收。当时在师部机关担任支部书记的张贻祥后来回忆说：“虽然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大扫荡’很凶恶，但是我们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却更大，这一年师部机关的收成蛮不错。收的大萝卜，有的竟达六斤重，我们拿给邓政委看，他很高兴，说：‘这叫大萝卜王啦！’接着问还有没有，我说很多，他连声说好！”

几十年后，邓小平对这段艰苦的岁月仍记忆犹新。他曾对女儿说：

“一九四二年九月，刘少奇由华中回延安的途中经太行时，在赤岸的一二九师师部，我们请少奇吃饭，吃的东西只有干羊肉。”“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很久没吃肉了！”

虽然条件艰苦，但根据地军民都抱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李达后来回忆说：“尽管物质生活那么艰苦，可是精神生活仍然是丰富多彩的。军队与地方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首长和下级之间，充满着炽热的战斗友谊，艰苦的斗争环境，把大家团结得更加紧密了。”

对于部队来说，除了吃、穿和办公用品缺乏，还面临一个大的难题，就是武器弹药缺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建立起了兵工厂、修械所、炸弹所、子弹复装所等。这些工厂，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有二三十人，便于隐蔽和分散转移。有的兵工厂除了生产手榴弹、地雷和复装子弹外，还能制造步枪、掷弹筒，甚至试制成功了迫击炮和山炮弹。据李达回忆：

“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还给一二九师下达过制造步枪的任务：‘在不妨碍你们造地雷、手榴弹、子弹情况下，望尽量造一批步枪（越多越好）及三十节式机关枪预备筒（以一百个为限）送延安。’这些任务，我们都较好地完成了。”

据太行军区十一个单位的统计，一九四二年集体生产的价值达二百一十五万多元。此外，不少单位在参加集体生产之余，还在驻地房前屋后种了一些“自留地”，养鸡、羊、猪等家禽家畜，除上缴一部分外，余下的用来改善本单位的伙食。

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困难的情况下，十月八日，日军开始实施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华北的物力资源特别是粮食等重要物资，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进行连续不断的全面“扫荡”，寻歼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等等。

刘伯承、邓小平针对日军“扫荡”的规律性及其加强经济掠夺的图谋，及时部署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九月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等致电宋任穷、陈再道、王宏坤、刘志坚、陈赓，指示他们加速做好反“扫荡”、反经济掠夺、保卫秋收、保卫粮食的准备。

为加强后方机关的武装自卫能力，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关于机关军事化的指示。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各县、区普遍整顿机关的组织，加强机关人员的军事训练，制定作战方案，进行备战演习。全区军民开展了快收、快打、快藏粮食的群众运动。“保卫秋收，保卫粮食，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成为反“扫荡”政治动员的中心口号。

十月二十日，日伪军出动一万六千多兵力，开始对太行、太岳区进行大“扫荡”。二十一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致电各军区、军分区、各野战兵团，指出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区的“扫荡”可能是较长期的，主要目的仍是劫抢粮食。要求各军区、军分区、各野战兵团，以各种必要的手段和方法，应付与粉碎敌人持续的“扫荡”，特别应以高度的警惕检查督促粮食收藏，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动，截夺被敌抢运之粮。

“扫荡”太行区的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及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为主，连同伪军九千多人，以太行第二、第三军分区为重点，分别向和（顺）西、武（乡）东两个中心实施合击。进入根据地后，以大队为单位实施“清剿”，袭击抗日武装，捕捉民兵，杀害群众，大肆抢劫，并修筑临时运输线运送掠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太行区部队，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出击相结合，主力部队与游击队、人民武装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反“扫荡”作战，至十一月十二日，击退了日军对太行的“扫荡”。

“扫荡”太岳的日军为第六十九、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各一部，共七千多人。他们在合击岳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机关扑空后，即转入辗转“清剿”。岳北中心区沿交通线附近的群众在部队、民兵的掩护下，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转移。外线部队有力地袭击日军的后方，牵制日军的兵力。一支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抗征抗抢、保卫粮食；深入日伪据点，张贴标语传单，扩大政治宣传，动摇日伪军心。十月三十日，日军开始在岳北腹心地区沁源、阎寨、中峪店、交口、绵上等地构筑据点，加紧抢修临屯公路西段和安泽至亢驿间的交通运输线，企图长期“驻剿”。根据地军民开展反筑路斗争，以不断的袭击、破击活动，使日军无法实现其修路计划。分散活动的小部队与民兵不断伏击出没的日军和日伪军临时据点，使其行止不安。十一月十八日，日军主力相继撤离岳北根据地，留置一个大队及部分伪军困守沁源等据点，企图长期分割岳北地区。岳北军民开展了围攻沁源等据点日伪军的长期斗争。

在刘伯承、邓小平和太行分局的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晋冀豫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军的秋冬大“扫荡”，打破了其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有效地控制了根据地和部分敌占区的粮食及其他重要物资，为坚持太行、太岳根据地的长期斗争创造了条件。

到一九四二年底，形势开始好转。十二月，恰逢刘伯承五十岁寿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在赤岸村为刘伯承举行了祝寿活动。

共产党人不兴公开祝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举行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祝寿活动，就更为罕见。中共中央指示为刘伯承举行祝寿活动，不仅是为了表彰刘伯承突出的功绩，更重要的是为了振奋敌后抗日军民的斗志。

刘伯承不愿意宣传自己。祝寿活动前，一二九师《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派人采访他，请他谈自己的简历，被刘伯承一口回绝。采访者只好去请邓小平帮忙。邓小平对刘伯承说：“师长，我看您还是要讲啊！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简历，咋个祝寿嘛。再说，这也是工作。” 政委发了话，刘伯承只好执行。

十二月十六日（与刘伯承实际出生的日期十二月四日相差十二天），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数千军民聚集一堂，举行庆祝刘伯承师长五十寿辰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一二九师各部队、晋冀鲁豫各军区及各区党政领导机关派的代表外，还有八路军总部首长彭德怀、罗瑞卿、滕代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人杨秀峰等。大会由邓小平主持。

会上，邓小平发表祝词说：“今天庆祝你的五十寿辰，应该学习你的好学、谦虚、诚恳、严正的风格，艰苦奋斗、忠实革命的精神，在你引导下排除万难，战胜敌人，迎接新中国的曙光，走向新社会！”

贺电、贺诗、贺文如雪片般飞来。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等，都发来贺电、贺诗。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同刘伯承并肩战斗多年相知甚深的邓小平有感而发，撰写《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文，发表在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特刊上。文中真挚地写道：

“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

对于刘邓关系，一二九师的指挥员们太了解了。在他们眼里，刘邓就像一个人似的。部队重大的决策，都是他们一起研究作出的。每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在最后下决心之前，刘伯承都要请邓小平发表意见，并且常常在会议结束时宣布：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刘伯承不仅尊重作为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而邓小平，凡是刘伯承拍板作出的重要决定，包括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商量而由刘伯承单独作出的决定，他都坚决维护并密切配合落实。在刘伯承的支持下，邓小平不仅参与军事决策工作，与刘伯承共同部署指挥作战，还经常单独指挥一些大的战役。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社长的李普曾经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杨国宇后来回忆说：“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么不叫人敬重！敌人怕刘伯承，也怕邓小平，曾经把邓小平的相片，印发给部队。”

赤岸村为刘伯承祝寿的锣鼓声，透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一九四三年———新的战斗的一年，悄然而至。 7ZnT9r/yfKdjdCp69qpePJd4iFahZ8HQYa6Ldqh93TxXeNk5U3OSg135LZ1yGQ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