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第三个年头。日本在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逼降和政治引诱的同时，继续以主要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与日本侵略者针锋相对，中共中央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战略部署和布局，这就是：巩固西北、华北，发展华中，牢牢保持三区之间的战略通道，将整个华北直到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所在的晋东南地区正处在这个总布局的枢纽地位。四月上旬磁武涉林战役结束后不久，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进驻位于晋东南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区的山西黎城县北社村。

这时，日军正在加紧利用交通线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实施网状压缩包围。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已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冀南根据地分成若干小块。日军还计划修筑德石和邯济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在太行、太岳区，他们加紧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欲将太行、太岳两区分割成四块。同时，他们还在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等，严密封锁太行与冀南间的交通。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面临日军的压缩包围和条块分割严重威胁的同时，统一战线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晋西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虽然遭到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但并未放弃反共立场。他们与日伪相互勾结，制造“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等谣言，迷惑群众，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而在共产党、八路军内部，有一部分干部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抗日阵营，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已改变为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因而在一些地方曾一度实行了一些“左”的政策。

新的严峻的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紧迫任务。

二三月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决定和指示。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抗日进步力量、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要求“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黎城召开冀南、太行、太岳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朱德出席会议。会议总结华北地区自全国抗战以来二年零十个月的工作，提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政、建军三大建设任务，特别是通过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讨论，纠正了一些干部自晋西事变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严重的“左”的错误思想，在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争取时局好转等问题上统一了思想认识。

在第一次大会上，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将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任书记，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戎子和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工作。

这时，由于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濒于被割裂的境地，各种建设难以进行。要把三区联结成一块合乎战略要求的根据地，必须将三区的政权统一起来。中共中央的决定，对于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月二十二日，邓小平以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会上讲话，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和三区的政权问题、财经问题、建军问题等作了详细阐述。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西北、山东、晋冀豫、冀鲁豫、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北、苏中、苏南、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的政权。这些地区的县、村（乡）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但抗日民主政权整体上还处于初创阶段，各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并不平衡，不少地区都存在政权不统一的问题，有的地区包括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建政工作，主要就是要改变政权不统一的局面。邓小平在讲话中结合晋冀豫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政权，建立统一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必要性。他提议：行政机构统一的办法是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这个“联合办事处是一权力机关，用指示信方式实现政策法令之指导，以达实际上内部的统一”。鉴于当时晋冀豫根据地一些地方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的状况，他指出，政权改造，要“足够认识还没有群众基础的状况。目前阶段是准备工作，要以支部与农会改造为基础，秋收后再进行普遍的村选运动。”会议接受他的提议，决定先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作为向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的过渡。

发展经济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在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战胜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生产的积极性。因此，邓小平的讲话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财政经济问题。

他阐明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并提出要在新建立的联合办事处内设立财经委员会，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他说：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自给自足，这是完全可能的。要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合作社由贸易局完全批发，与大商人竞争，勿与小商人争”。财经委员会组织生产“要官民合办，奖励民办，借钱给人民办，也可借钱与富人开办，不征税或轻征税”。

他还详细阐述了包括统一财政、统一收支、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发挥银行的作用等一系列措施。

当时，建军的主要内容是继续整军。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较之红军时期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受到了影响；加之部队长期分散活动，作战频繁，教育和训练难以跟上，滋长了游击主义等一些不良倾向。为此，八路军总部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和六月两次发出训令，要求各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军。一二九师在一九三九年已经在大部分主力部队进行了整军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二月，八路军总部又发出继续整军的训令。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要在五月底以前补充好部队，要“用好干部，大力巩固新的部队”，要“创造规范部队”，具体标准是技术、战术、管理正规化。他要求干部“用党的办法，不是用个人的办法带部队”，要能团结部队，“不只在个人能吃苦”，要“反对流氓习气，反对游击主义”。针对游击主义习气问题，他明确提出，部队战术的“中心目标是对敌，向着敌人，向着铁道线，向着敌人据点”。他强调，整军的“每一计划，必须贯彻，反对官僚主义”。

黎城会议后，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后来说：“一九四〇年讨逆战争 后的冀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 前后的晋东南，都产生了政策上‘左’的错误，既损害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又帮助了敌人扩大其社会基础。一九四〇年四月黎城会议，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

在黎城会议前，针对侵华日军强化交通的“囚笼政策”，邓小平和刘伯承就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开始考虑一二九师主力展开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筹划白晋战役。黎城会议后，他们即迅速组织实施。

白晋战役的主要目的是破袭日军正在修建的白晋铁路。这条铁路，北起山西太谷城西的白圭镇，南至晋城，此时已修成了至沁州的北段，成为驻太原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向上党地区运送军火物资的补给线。按照日军的规划，这条铁路修成后全长达一百五十多公里，将像一把尖刀插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把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来。白晋铁路四周的平汉、正太、同蒲、道清等铁路，都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那样，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就会被条条铁路和公路分割得七零八落。

早在四月一日，刘伯承、邓小平就收到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各师及各军区的电报。电报指示各部队自四月十日起加紧向敌主要干线实行有计划的破坏，并明确由刘伯承、邓小平负责指挥一二九师破坏沧石路以南之沧（州）德（州）段和平汉路石（家庄）磁（县）段及白晋公路北段。 四月五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一二九师关于破坏敌铁路、公路部署的命令，令一二九师各部协同友邻部队“以残酷战争并领导广大民众彻底破毁铁路、公路及其穿入各分区的汽车路来保卫根据地。” 四月六日，邓小平在和刘伯承、李达一起研究破路对策时说：

“敌人这是要用白晋铁路把晋东南劈为两半，将来再修一条从临汾到邯郸的铁路，就把晋东南划成‘田’字形了。”“为了让全区军民对这一点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我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面向交通线’！”

四月下旬，日军为解除其侧背威胁，加快修通白晋铁路南段，以重兵进攻晋东南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高平、晋城、陵川一带，只留下其第三十六师团两个联队各一部守备已修好的北段。刘伯承、邓小平向八路军总部提出，发起白晋路破袭作战的时机到了。

五月二日，一二九师政治部发布《白晋铁路北段作战政治训令》。《训令》指出：敌人在华北方面加紧修筑铁路、公路，企图以铁路、公路为铁链，以据点为铁锁层层封锁围困我们，以便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反复“扫荡”，遂行其“囚笼政策”。在晋东南方面，我军必须迅速地进行大举破路，以粉碎敌人此种阴险的“囚笼政策”，巩固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五日二十时，他们指挥太行、太岳部队发起白晋战役。参加战役的各路部队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在一百多公里的铁路线上，展开了规模浩大的破袭作战。至七日战役结束，彻底破坏白晋铁路五十余公里，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炸毁火车一列，毙伤敌三百五十余人，夺取和烧毁敌人兵站储存的大批军用物资。

破袭白晋路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刘伯承、邓小平遂下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继续破路的任务交给了太行、太岳的地方兵团和游击队。五月七日，主力部队主动撤出白晋线。

白晋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囚笼政策”，粉碎了日军分割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图谋，取得了交通破袭作战的宝贵经验，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战胜日军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和斗志。

九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嘉勉取得白晋战役胜利的全体将士。电文中说：“白晋战役，赖诸同志指挥有方，全体将士戮力用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配合晋南友军，给予日寇以严重打击。” 六月二十六日，朱德、彭德怀再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嘉奖在白晋线继续坚持破袭作战的部队和游击队。

白晋战役结束后不久，五月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榆社潭村主持召开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白晋战役的经验。刘伯承在会上作白晋战役战术的总结。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精神。会后，邓小平一面继续协助刘伯承指挥破路作战，一面贯彻黎城会议的精神，领导和指导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

作为太行区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邓小平花了很大的精力抓根据地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作。在对敌斗争的严峻环境中和根据地分散的情况下，他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巩固与统一。他提出太行区“党的建设以进一步的求得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与一致为准则”。从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出发，他又强调党的巩固与统一“中心放在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上”。 黎城会议召开时，晋冀豫区内已建立了太行、太岳、太南、晋豫、冀南五个区党委。黎城会议决定，太南、晋豫两个区党委合并为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为适应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邓小平要求和指导四区党委，一方面继续做好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纠正一些“左”的做法；另一方面，开展整顿地方党组织和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发展党组织与巩固党组织结合起来。这些工作的全面展开，使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这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克服严重困难，争取时局好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建军工作主要是对一二九师、各个军区和军分区进行整编和训练。黎城会议后，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会议提出的“创造规范部队”的要求，对一二九师各部队、各军区和军分区重点进行军政整训和整编。主要是坚持严整统一的原则，缩小领导机关，充实战斗部队，健全各种组织，配备健全干部，制定各种制度，使机关无赘员、连队无空额，使部队在组织上加以巩固，战术修养上加以提高、巩固，增强战斗作风和战斗力。

五月五日，邓小平和蔡树藩发布《一二九师政治部建军整军训令》。《训令》指出：为了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与巩固进步力量，彻底完成创造模范党军的光荣伟大的任务，必须实行整编。《训令》要求，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各部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规定具体步骤，限期完成。

首先是进行政治整训。政治整训以阶级教育为中心，以干部教育为重点。干部教育是结合制度化的干部轮训进行的，利用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和供给、卫生、通信等训练班，培训大批干部。为配合政治整训，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一二九师颁布了《一二九师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支部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等。

为适应对敌斗争和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刘伯承、邓小平从六月七日到六月下旬集中组织进行了部队整编工作。除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建制不变外，将原属八路军第二纵队的新编第一旅划归一二九师建制，另外还新成立了新编第四旅、第七旅、第八旅、第九旅、第十旅、第十一旅等六个旅。同时，对军区、军分区也进行了调整，撤销晋冀豫军区，成立了太行、太岳两个军区。太行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太岳军区下辖三个军分区，冀南军区仍辖五个军分区。

这年年底，邓小平在总结全年工作时说：经过整编，“部队的组织性加强了，正规化的程度提高了”。

多年以后，当时任新编第四旅旅长的徐深吉还清楚地记得整编结束后邓小平同他的一次谈话。

那是一九四年六月，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进驻涉县常乐村不久，徐深吉率领刚刚由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整编的新四旅由山西榆社出发，开往冀南。途中路过涉县，邓小平通知他到师部谈话。邓小平对他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虽然被粉碎了，但投降的倾向仍很严重。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现在冀南、太行已没有国民党军队，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打日本帝国主义了。但必须认真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要把根据地建设好，要把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搞好。邓小平还说：在这次打朱怀冰部的战役中，大家都看到晋察冀军区部队一律穿着黄军装，整齐划一，精神振奋。我们部队打了胜仗，更要加强纪律性，反对游击习气，要加强部队军容、作风等方面的全面建设。要抓好军分区的工作，继续扩大地方武装，保证部队特别是新编四旅和三八五旅、三八六旅都要满员。

徐深吉还回忆：

“谈完话，邓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一起，同我共进午餐。下午，我快马加鞭赶回部队，立即向吴富善政委和其他领导干部传达了邓政委的重要指示。我们在行军途中，和供给处长张松平研究决定，给全旅干部、战士，每人做一身黄军装，发一个新挎包、一副新绑腿，并发动根据地人民群众，赶做新衣。一个月后，部队军容焕然一新。”

政治整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集中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政治整训过程中，特别注意因势利导，推进和加强部队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六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涉县温村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报告，结合从红军到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和经验，全面分析、指出了抗战发展的新情况下部队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新要求。他说：

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工作是由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决定的。首先，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战争的特点是长期战争。我们提出建军、建政、建党，积蓄人力、财力，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第二，我们的军队是在敌后方，而且是敌我必争的华北。这个斗争是一天天的残酷与困难，必须适合这一特点。第三，敌人要采用许多办法来腐化、毒化、削弱我们的民族力量，尤其是瓦解八路军。斗争是复杂的，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去战胜敌人。第四，抗日战争与内战不同，增加了友军。我们与他们的制度、阶级基础不同，过去是敌人，今天是朋友，要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要团结一切力量去战胜敌人。第五，由于社会成分的变动，我们的兵员又增加很多，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工作不能保守，既要发扬传统的力量，又要经常有新的创造。第六，全国抗战以来，我们的军队是先进的军队，影响社会，改造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对我们军队也有影响，其中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我们政治工作要善于在任何环境中锻炼部队，使我们的部队能立于不败之地。第七，由于抗战，部队分散，我们政治工作的特点是要求干部有独立的斗争能力和领导能力。

邓小平基于这一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这些新特点和新要求，结合多年来做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和一二九师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战时开展政治工作的具体原则。他说：

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战争胜利；党是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政治工作要保证战斗行动，主要指爱护战士、民众、根据地，保证军事技术提高，保证战争胜利，保证供给，保证卫生，保证兵站，保证本军的巩固与秘密；政治工作要适合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来进行工作，提出具体口号；政治工作要有计划性、准确性及有系统的不间断精神；政治工作要有高度的集中性与自动性；政治工作要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政治工作要发扬传统与新的创造。

军队整编工作完成后，八月一日，太行军区召开军区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建立统一的民兵制度，从军区到县逐级成立武装工作科，开展组织和发展民兵的工作。到八月下旬，太行区的民兵已发展到五万九千六百五十八人。

这时，山西新军已列入八路军的建制。邓小平对于这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部队的建设一直非常关注。他叮嘱薄一波：新军文化人多，热情高，是好事，但是，要让他们能吃苦，不怕死，还要到实战中去摔打，打上几仗就好了。后来，新军在多次对日作战中表现英勇，得到了锻炼，邓小平多次肯定他们做出的成绩。

建政工作主要是建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统一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的行政领导和法令政策。根据邓小平在黎城会议上的提议，八月一日，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在黎城县西井镇正式成立，由杨秀峰任主任，薄一波、戎伍胜任副主任。三日，太行军政委员会第六次常委会决定成立冀太联办行政委员会，并决定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领袖、士绅名流共二十七人为联办行政委员会委员。至此，辖一百一十五个县、抗战以来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晋冀豫边区有了统一的政权机构。

四个多月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为《党的生活》所写的《迎接一九四一》一文中特别指出，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成立，使“几个休戚相关的区域，联结成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根据地了。各种政治改革，财经、文化等建设工作，也在联办统一指导、统一计划之下，顺利进行了，群众工作更加深入了，抗日根据地更进一步地巩固了。”

冀太联办作为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还担负着边区的立法任务。冀太联办成立后，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制定颁布《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提出“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反映了各抗日阶级的共同意愿，成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政治和法规依据。

一二九师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建党、建军、建政的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破袭战一直没有停止。六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整编一新的一二九师主力转至平汉路西侧。这次作战的目标是破袭日军控制的平汉线邢台至沙河段铁路。

年初，日军为了控制平汉线邢台至沙河段铁路，切断太行、冀南的主要交通联系，修成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并在刘石岗、范下曹构筑据点，各由伪剿共第二路军高德林部的一个营进行守备。

为了粉碎日军封锁分割太行、冀南根据地的图谋，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发起武（安）沙（河）战役。

六月二十日夜，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和新编第十一旅三十二团开始向刘石岗和范下曹之敌发起攻击。高德林率六百余人出援，至下关村，突遭三八五旅十四团一部猛烈火力杀伤，被毙伤一百余人，逃回公司窑。二十一日，七六九团和三十二团相继攻克范下曹、刘石岗。与此同时，冀中警备旅袭击敌武安赵店的据点，破坏公路六公里。三十一团攻占伊郭村，破坏邢台至官庄段铁路五点五公里。这次战役共毙伤伪军约四百人，俘虏伪军连长以下一百六十九人，狠狠打击了高德林的嚣张气焰，使日军的图谋未能得逞。

六月二十二日，白晋铁路北段及辽县之敌四千余人，乘一二九师主力部队进行武沙战役之际，分三路向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腹地榆社、武乡和辽县以南地区进行“扫荡”。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三八五旅十三团及地方武装在内线不断予以截击、袭击。新编第一、第十、第十一旅同决死第三纵队各一部分分别袭击潞城、壶关、榆次、襄垣等地的日军，并对平（定）昔（阳）公路进行广泛的破袭，太岳部队对白晋铁路沁县南北段进行破袭。日军主力被迫于七月三日分头逃回辽县和沁县。另有日军一部在武乡以西的东村及榆社、管头等处筑碉修路，企图分割太行腹心地区。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三八五旅派遣小部队在这一线上展开连续的破袭作战，并以新编第十一旅一部连续截断平定到和顺的交通运输，予以配合，有力地打击与迟滞了日军的行动。

当太岳区部队向白晋线出击、配合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反“扫荡”之际，阎锡山的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部第六十一军的三个团，于七月初由晋西东渡汾河，乘机向太岳区进攻，并攻占了安泽县晋家山阵地。七月九日，太岳军区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以三八六旅七七二、十七团和决死第一纵队第二十五、第四十二、第三十八团等五个团予以反击，毙伤顽军一千三百余人，夺回晋家山阵地，保卫了太岳根据地。

从五月初以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太行、冀南军民灵活选择袭击点，连续进行大小破袭战数十次，使日军防不胜防，其交通运输陷于时断时续的半瘫痪状态。而且，日军被迫停修临邯铁路，计划修筑的邯济铁路无法动工，白晋铁路费时一年多仅修至夏店镇。这样，日军原拟将白晋铁路修通至晋城再南接道清铁路的计划被打破，其修筑德石铁路的进度也被迟滞。

进入六七月间，日军继续竭力推行“囚笼政策”，加强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守备，沿线严密封锁，并胁迫数千民工开始修筑德石铁路，企图以此割断冀中与冀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七月初，德石铁路由德州铺轨至小辛附近，路基也修到了青兰，日军防范措施也愈加严密。

七月，日军占领长治，并打通白晋线。日军利用平汉铁路割断了八路军山区根据地同平原根据地的联系，利用正太铁路割断了太行根据地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向被铁路线和公路线分割的各根据地轮番进行“扫荡”。在整个华北，日军如同在“织巨网”，企图用这张“巨网”覆盖华北。不将这张网撕碎，八路军会成为网中之鱼。据彭德怀后来回忆：“从一九四〇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在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

为了扭转华北根据地不断被割裂的危险局面，彭德怀等考虑，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一次大规模破袭战。这一设想早在四月份就开始酝酿。破袭重点定在正太铁路，因为横贯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成为隔阻太行和晋察冀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切断正太路，既可破坏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七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发起破袭正太路的战役。在战役命令发出前，彭德怀让左权先向刘伯承、邓小平等作了通报。据李达回忆：

“七月中旬，左权副参谋长从集总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同伯承、小平同志谈了彭德怀同志关于在最近准备打一个大仗的设想。我当时也在场。左副参谋长说，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兵力，集总首长准备组织发动一次对日军交通干线的破袭战役，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在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除一二九师和晋察冀部队外，一二〇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决死队都将参加作战。预计一二九师参加八个团的兵力。”“伯承和小平同志听了以后，欣然赞同。我听到这个设想，当然也是很高兴的。记得伯承和小平同志那一天还让我安排左副参谋长住了一夜。”

左权返回总部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召集李达及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黄镇等一起研究战役的准备工作。

七月二十二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等，下达《战役预备命令》。提出：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截断该线交通。同时“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的总兵力不应少于二十二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〇师四至六个团，并于十日前完成侦察、粮食、破路器材、部队调动等准备工作。

接到总部的命令后，刘伯承、邓小平同李达、蔡树藩、黄镇等再次开会研究一二九师的部署。会上，刘伯承布置李达将白晋战役以来各部队的破路经验收集整理出来印发部队。邓小平向蔡树藩和黄镇提出，针对部队的思想状况，特别是一部分干部在困难面前悲观动摇的右倾情绪，研究一个解决办法，也搞一个文件，同整理的破路经验一道印发，让部队提前做好思想和各方面的准备。当天，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关于准备进行正太战役的指示，提出“决集大军进行正太战役，求彻底毁灭该铁路”。指定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新编十旅、决一纵各两个团共八个团参加战役。指示中还特别提出，“参战部队在休养之十天内每人增加五分菜金”。

尽管作战指示只传达到旅一级，但一二九师的战士们从每天悄然增加的五分钱菜金预感到，又要打大仗了。

那时，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军饷和武器经常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补充。一九四〇年七月初，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提出“中央提示案”，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并将军队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同时，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上日军反复的“扫荡”和封锁，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经济日益困难，将士们一天只有几毛钱的菜金，有时连几毛钱也吃不上。只有到要打大仗的时候，才会增加一点点菜金。

八月四日，刘伯承、邓小平就部队作战的战略战术致电各兵团。指出：有时敌人向铁道两侧延伸的目的是使我集中注意伸出的公路和据点，达到其保护铁路的目的，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拐骗战术。必须认识敌人统治的基础在铁路，次为主要的公路。破袭重点也应放在铁路和主要公路，勿为敌人所拐骗。敌人由点线到面的方针在平汉线已经收到不少的成绩，总结起来敌人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应深刻研究这一经验教训，应坚决地向着敌占区和铁道交通线，对敌伸入之据点则应以小部坚决地、经常地、真正地接敌活动，对敌延伸之公路，以小部掩护自卫队破袭，特别不准敌人修成由南到北与铁道平行的汽车路。将基干军队和游击队不断输派，辗转破袭平汉线。

李达后来回忆说：“伯承和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对于日军的铁路和公路的战略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正确的分析，揭露了日军的‘拐骗术’在于把我军的注意力引向‘伸出的公路和据点’，以达到其保护铁路的目的；中肯地指出基层部队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恰恰是‘忽视了铁路的重点’；为求得对日交通战中的主动地位，则必须‘坚决地向着敌占区和交通线’进攻，‘不断地轮流辗转破袭平汉线’。这就为提高各级指挥员的战略意识和作战指导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打下了基础。”

八日，刘伯承、邓小平收到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发来的《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命令》规定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以主力八个团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破袭正太路西段即平定（含）至榆次段，重点在阳泉至张净镇段。对元氏以南至安阳段平汉线、德石路、同蒲线、白晋线等，应同时派部队破袭，阻敌向正太线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指示》指出，战役成果之大小取决于对正太铁路之破坏程度，并对破坏的主要对象、破坏的方法、顺序、注意事项和组织指挥作了详细布置。

正太铁路全长二百多公里，横贯太行山脉。日军在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担任守备。铁路两侧十至十五公里左右的重点地段筑有连成一线的外围据点，日军还经常以装甲火车巡逻，号称这是一条“钢铁封锁线”。破袭任务的艰巨，可想而知。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组织参战部队加紧进行战前各项准备工作，掀起练兵和练习爆破的热潮。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了解敌情，特别加强了战前的侦察工作。当时，一些旅干部“都化装去铁路沿线侦察了地形”。

十八日，他们将师前线指挥部移驻抵近正太路的石拐镇，并当即召集左、中、右三路破袭纵队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这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应注意的事项，特别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战时政治工作。他说：参战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很多，要派得力干部去组织带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安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二十日，他们率师前方指挥部进至广阳以南的明水头，将前方联络所设在上龙泉以南的马鞍桥。

二十日晚二十时整，一二九师参战的三路纵队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在正太路西段开始英勇的破路作战。时任三八六旅参谋长的周希汉后来回忆说：“八月二十日的夜特别宁静。由于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所以，部队在黄昏开进到敌人鼻子底下也未被发觉。但是这种宁静反而使人有些焦躁不安。等呀，等呀，终于把二十点熬到了。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打破了宁静。各路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正太路的车站和据点。”

当晚，在师前线指挥部的刘伯承、邓小平彻夜未眠，了解战况，指挥作战。

在这同时，担负正太铁路东段破袭任务的晋察冀军区，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指挥下，准时在该段铁路发起破袭；担负同蒲铁路北段破袭任务的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的指挥下，对该段铁路和铁路两侧的主要公路展开破袭。

随着战役的扩大，投入的兵力逐步增加，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二十二个团，结果实际参战的兵力超过了一百个团。参战的人民群众也越来越多。仅晋冀豫根据地这时就动员了七万多群众参战。二十二日，刘伯承、邓小平收到彭德怀、左权签发的第一份战斗通报，其中第一次使用了“百团大战”一词。电报中说：“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个团，于二十日晚开始战斗。序战已胜利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

二十三日，刘伯承、邓小平收到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陆定一发来的嘉奖和鼓励参战部队的电报。电报说：

“百团大战，由于我全体指战员，忠贞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英勇无双，果敢进击，在各交通线尤其在正太线上，已取得序战之伟大胜利，捷报传来，无任欣慰！特电嘉奖，仰即周知。”“望我全体将士，以无比之决心与毅力，发挥最高度之顽强性与机动性，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在现有序战胜利之基础上，猛烈扩大战果，完成战役任务！”

大规模战役，部队最容易产生松懈、厌战的情绪。二十四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陈赓、陈锡联、谢富治并告范子侠、赖际发、周希汉，要求各部队继续执行破袭作战的部署，强调要持久作战。电报指出：

“百团大战意义极大，坚持愈久胜利愈大，特别正太路的彻底破毁，将使华北战略上发生有利变化，因此集总令正太破击必须坚持至少半个月之久。根据现有敌情，片山旅团不会放弃榆次、辽县、和顺、昔阳而待平汉或同蒲、白晋抽兵增援，但敌援兵不会过大，故我有坚持半月之完全可能，必须以坚强信心完成战役彻底胜利。”

电报还提出，部队夺取正太路西段大部分据点之后，“任务在彻底摧毁铁路、桥梁、隧道、车站及一切术工物 ，拼命搬资材，使敌无法修复，并继续扩张战果。”

二十五日，一二九师参战部队攻克正太路上的狼峪、张净、芹泉等车站、据点及外围据点冶西。三十一日，又攻占正太路南的落摩寺据点。至此，正太路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均为一二九师控制。

在主力部队攻克据点的同时，各路由破袭队步兵、工兵和群众相结合组成的破路队，按照八路军总部提出的“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要求，在沿线炸桥梁、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迅速扩大战果。

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乘日军集中兵力向正太铁路南侧反击、北侧较为空虚的时机，以主力四个团主动向盂县周围之敌出击，攻克会里、上社、下社等六个日伪据点，歼敌二百余人。在此期间，八路军一二〇师对同蒲铁路忻县至太原段展开破袭，使日军难于继续从该线抽调兵力增援正太铁路。这迫使向正太铁路南侧反击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力，陆续回调寿阳、阳泉、盂县地区。

九月十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结束第一阶段作战。

八路军在正太路发动的大规模破袭战，重创了日军占领的交通命脉，使他们联络、运输中断，到处被动挨打，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当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国民党的报刊也纷纷发消息宣传百团大战。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奖。

九月十六日，八路军总部发出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命令各部队继续组织破坏日军交通线，摧毁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一二九师的任务是，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的日军据点，相机收复榆社、辽县两县城，并准备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歼灭可能由平定、辽县或白晋方面来援之敌。

榆社到辽县的公路是日军楔入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平辽公路的前锋段。日军早就想把这条公路再向榆社西南延伸，经武乡与白晋路连接，以达到增强其兵力的机动性和分割太行区的目的。榆辽公路上共有榆社、沿壁、石匣、管头等七个城镇和村落据点，由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池边大队主力守备，工事设施坚固。

接到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命令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一二九师各部队，趁正太路破袭战后日军东增西援顾此失彼、交通受阻、运输线接济不上，继续扩大战果，乘胜进行榆辽战役。

二十三日二十三时，他们指挥参战部队在榆社至辽县公路线上发起破袭战役。到二十四日，先后攻克沿壁、小岭底、铺上等据点。二十五日，又攻下榆社县城，并攻克南北李阳、寒王、凤居等据点。二十七日攻克石匣。二十九日攻克管头，辽县以西各据点的敌人被肃清。三十日，在榆社、红崖头、关地垴地区将由武乡东援之敌包围，歼敌三百余人。

三十一日晨，辽县日军四百余人猛攻狼牙山，进到铺上；由和顺南援的日军，在攻占寒王镇后，也在向辽县方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全歼被围由武乡东援之敌已不可能。刘伯承、邓小平经请示八路军总部批准，令部队撤出战斗，榆辽战役结束。

十月五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役基本结束。

百团大战连续两个阶段大规模的破袭和攻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十月六日起，华北日军调集数万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扫荡”。一直想在华北有一番作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叫嚷要彻底摧毁、消灭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

日军的报复“扫荡”首先从太行区开始。他们企图寻找八路军首脑机关和一二九师主力作战，或压缩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于其预定的辽县以南山地，为其下一步大合围创造条件。

十月十日，辽县、武乡、潞城、襄垣等地日军三千余人，分多路进犯浊漳河两岸地区，向辽县、涉县、潞城、武乡一带北方局机关、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主力所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军的这次报复性“扫荡”更加疯狂，手段更为残酷。在“扫荡”过程中，日军采用所谓“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牲畜和粮食即抢或焚毁，水井用后一律封埋或投毒，就连老百姓日常用的锅碗瓢盆和农具也给砸毁。日军企图将抗日根据地完全变成焦土。

日军来势凶猛。为了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总部的安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等部队，在地方武装和自卫队的配合下，在内线与日军周旋，节节抗击日军，使日军既找不到一二九师的主力作战，又不能长驱直入。

十九日，彭德怀和左权向晋察冀军区、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等部队下达《百团大战反“扫荡”计划》。指出：敌此次扫荡太北教训之一，就是敌残酷的烧杀，企图变我根据地为焦土。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在敌人采取空前毁灭政策的形势下，要密切配合，“以进行坚决的游击战为展开（方针），消耗疲劳敌人，求得部分的消灭敌人”。

二十日，日军调动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等部约一万人，“扫荡”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是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直属队及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麻田、王家峪、砖壁、左会间及涉县、偏城一带。日军由武安、辽县、武乡、潞城等地，分多路合击这些目标。

这次日军的“扫荡”时间间隔短、规模大，太行区部队各方面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反“扫荡”中比较被动，未能将主力转移到外线机动位置，不得不在内线作战。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主力部队辗转于太行山深处的峰峦沟谷之间，对日军的大“扫荡”进行坚决的抗击。从二十一日开始，他们指挥三八五旅十四团在桥上、人家岩阻击从辽县进犯麻田的日军，掩护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安全转移；指挥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分别在辽县、温城以南和武乡东田、韩壁一带阻击由辽县、武乡外出“扫荡”的日军。

尽管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全力阻击，但太行区仍不能摆脱被动的形势。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日军进到合击地区后，气焰嚣张，实行疯狂的“清剿”，抢掠物资，烧房杀人，许多村庄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片瓦无存。二十六日，日军又变更部署，再次进行分区“扫荡”。日军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约五百余人，由黄崖洞向左会、刘家咀地区进犯。

黄崖洞地处辽县、武乡县、黎城县交界地区，设在这里的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是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敌后建立的最大的武器弹药生产基地。

八路军总部决定集中一二九师主力歼灭该敌。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三八六旅赶赴黄崖洞。冈崎大队日军见八路军大队人马来援，很快撤到左会、刘家咀地区。在三八六旅的袭扰下，该大队又于二十八日被迫撤到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附近，准备夺道武乡，退回沁县。

二十九日下午，彭德怀从黎城赶到武乡县蟠龙镇石门村，亲自坐镇指挥。左权和刘伯承、邓小平等也先后赶来。当晚，彭德怀召集一二九师的师、旅干部开会，下达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编第十旅各一部，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部和决死第一纵队二十五、三十八团各一部，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炮兵团山炮连，于十月三十日凌晨四时对日军冈崎大队发起攻击。

刘伯承、邓小平冒雨赶到东庄、三角坡高地指挥战斗。这时后勤发生困难，邓小平立即召开地方干部会议，动员群众运送给养，抢救伤员，以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他还特别告诫各级指战员，要保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杨国宇在日记中写道：苞谷倒栽在地里，满地未收的黄豆被雨淋后趴在地下。许多村庄不见一个房子，连土地庙也被炸弹炸坏了。敌人的烧杀摧残根据地，伤悲惨状难以形容。“邓政委立即动员各部队，帮助群众收拾家屋和抢收庄稼，无论什么人都得到，不能偷懒。”

三十日凌晨四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发起勇猛的攻击，迅速突破日军的防御阵地，将其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地区。经多次白刃搏斗，将日军大量歼灭，少数日军逃到一个突出孤立的台地上，据险固守。

三十一日中午，日军一千五百多人的增援部队，在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逼近关家垴。刘伯承、邓小平按照总部的指示命令停止攻击，主力撤出战斗转移至新阵地，待机再战。

关家垴之仗打得十分艰苦，刘伯承、邓小平在战斗中表现

出必胜的决心与果敢。据杨国宇回忆：

“从四时开始到中午，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敌机狂轰滥炸，企图掩护其部队突围，我方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增大。当时刘邓的指挥所就设在距关家垴不远的小屋里。屋里除刘邓和几个参谋以外，别无他人。我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瞅空悄悄地进去探听消息。只见刘伯承正拿着话筒大声地说最后几句：‘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气冲冲地把话筒一摔。听旁边的参谋告诉我，对方是陈赓旅长，显然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这时，我看到小平同志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这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毫不犹豫地打下去。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这一仗，尽管我们十旅旅长范子侠也负了伤，但确实打得日寇丧魂落魄。据被日军抓去的民夫回来讲，日军在死尸堆里抱头痛哭。我们终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压倒了猖狂一时的敌人。这一仗之后，在我们内部传出一种说法，说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当然，这个‘怕’也并不是单纯的害怕，而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实际上，在这种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的又何止陈赓！”

关家垴之战，共歼灭日军四百多人，打死冈崎歉受和今富光藏两名大队长，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小股部队再也不敢轻易出动。

十一月三日，日军再次纠集重兵向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进行“扫荡”。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主力与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西营、东堡、堙里、大陌一线与敌展开激战，掩护总部机关向辽县五军寺一带安全转移。九日，一二九师主力攻克榆社城。十四日，“扫荡”太行区的日军被迫撤走。

这一时期，尽管在华北的八路军各部队反“扫荡”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日军取攻势，他们在兵力上仍占据优势。

十一月十日，北方局在辽县大林口村召开会议，研究时局和战略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分析敌我态势和局势说：日军逼我于华北一隅，战略上我军是被动的，除继续抗战外，还需友党、友军和我们自己力量的配合。不仅在组织工作上，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充分的准备。今后局势会更加严重，会有更大的“扫荡”。

他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二九师几次战役的得失，分析八路军在战术指导和作战等方面暴露出的弱点，并提出了一些有力的改进措施。他说：我们对敌估计还不够，敌在战术上进步很快，而我们在作战指导方面却没有足够估计敌人的战术，也没有估计到第三阶段来得这样快。关家垴战斗有战斗意义，但打得很勉强，干部伤亡很大。百团大战战绩不小，但同时暴露出了许多弱点，某些部队顽强性不够，主要是党和政治工作、战术修养不够。要提高部队的顽强性，敌连续“扫荡”，我们应有预备兵，应在敌“扫荡”中进行地方工作和扩兵工作。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之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更趋严重。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他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要求在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目的显然是要消灭或驱逐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此掀起。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指出时局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告诫全党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十一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为挽救目前时局危机，八路军、新四军应从各方面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十八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武乡县广志村主持召开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编十旅和师直营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总结讲话，着重阐述了部队如何应对危险局面的问题。他说：目前时局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是投降与反共内战的危险。但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利用各种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有可能扭转这一严重局面的。要继续抗战，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时局好转，就要爱护我们自己的力量，主要是爱护我们的党，爱护我们的军队，爱护根据地。要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要巩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搞好军民团结，执行政府政策。

他特别指出：

在内战危险时刻，要对反共亲日派提高警惕，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去做工作。要反对“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非常危险，要使其陷于孤立。右的方面，要克服悲观失望情绪。

自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抗战初期，由于过分估计了国民党抗日的一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了右倾错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事变以后，右倾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地方出现“左”的错误倾向，并成为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因此，邓小平在这个“内战危险时刻”强调要特别注意反对“左”的倾向。

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开始，日军继“扫荡”太行后，又抽调第三十七、四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六旅旅团各一部共约七千余人，对太岳区进行“扫荡”，以沁源县及其以北地区为其主要合击目标。日军沿途大烧、大抢、大杀，肆意摧残根据地。

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太岳军区，根据日军先合击而后分兵“清剿”的“扫荡”规律，避其锐气，打其弱点，以地方武装就地节节阻击，适时将主力分别转移于敌合击圈外之沁河东西两岸地区，寻机打击敌大股“清剿”部队。二十三日，沁西支队第四十二团在官滩地区一举毙伤日军一百多人。二十七日，第五十九团又在胡汉坪、马背一带与日军激战一日，毙伤日军一百六十余人。日军合击扑空，又屡遭打击，且不断受到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袭扰，不得不于十二月上旬分路撤退。

从十月到十二月初，太行区和太岳区军民经过两个月艰苦顽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日军发动的空前规模的报复“扫荡”。

十二月四日，一二九师司令部从涉县常乐村迁到赤岸村。赤岸村位于涉县城西北五公里的清漳河畔，只有二百余户人家，是太行山深处一个秀丽的小山村。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在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里。刘伯承和邓小平住在后院。

十二月五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告一段落，至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结束。刚刚在赤岸村安顿下来的邓小平，一面指导组织一二九师各参战部队总结百团大战的经验教训，一面开始思考和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

十二月十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发表公报，公布了百团大战前三个半月的战绩。公报说：“英勇卓绝空前之百团大战自八月二十日开始发动以来，至十二月五日止，连续作战，整整三个月又十五天”，“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余人，俘虏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俘虏伪军一万八千余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余人。

据一二九师司令部对战绩和损失的统计，在百团大战的三个阶段中，一二九师参战的四十个团，另与总部的两个团，与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十三万五千多名参战群众相互配合，共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二十九次，毙伤日伪军七千五百零七名，俘虏日军官兵七十名、伪军官兵四百一十二名，伪军反正四十四名。破坏铁路四百九十一里、公路一千零十五里，攻克摧毁日军碉堡五十九座、石桥七十八座、木桥一百零九座、水塔十四个、车站三十个、机器房五座。一二九师阵亡将士二千二百四十九名，五千一百一十三人负伤。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进入敌后抗战后第一次主动发起的大规模进攻战役，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百团大战不仅震动了全国，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当时美国合众社驻北平的记者，向国际上连续报道了百团大战的消息。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对百团大战做了这样的描述：“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对于百团大战，邓小平是这样评价的：

“从八月二十日起，我们全区的八路军、决死队参加了华北的百团大战，在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之下，我们达到了战役的目的，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缴获之多，胜利之大，也是空前的。”

邓小平对每次大的战役的总结，总是既充分肯定成绩和经验，又分析其不足和教训等。后来，他在总结一二九师的工作和战斗经验时，曾经指出百团大战始料未及的不利影响说：百团大战中我军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而且引起了日军对我军的严重注意，而后致力“剿共”，并提出了针对根据地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

艰苦奋战的一九四〇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前门拒虎、后门防狼的更为严重的局势。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喧嚣越来越厉害。遭到八路军百团大战沉重打击的日军吸取失败的教训，力谋对策。他们“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了各项治安措施”，准备“全力以赴进行一战”。

新年将至，又值一个大的战役将要结束。邓小平已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一项大的工作和战斗任务完成后，总要坐下来进行认真的回顾和思考，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在难得的战斗的空隙里，他撰写了长文《迎接一九四一年》，发表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二十六、二十七期合刊上。

文中说：“我们不可能对未来的一年作出详细的准确的估计，但一般的趋势是可以想象的。”“中国抗战，必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接近胜利。无论日寇用政治诱降，或用军事进攻以压迫我国投降，投降危险是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而亲日派制造投降运动、挑拨内战的活动，也必然是变本加厉的。”

邓小平对一九四一年形势发展的判断是准确的。在新的一年，迎接他和一二九师指战员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是更加艰难困苦的斗争任务。 s1UbkUFNDI1kbu2Yf3Gk5mMN+ObAaaPHYh18ZEl35igxpEDDlvOyPB1CLmTheX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