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及冀豫支队、先遣纵队第二团、青年纵队第三团等部队返回太行山。师部设在距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潞城县北村不远的黎城县乔家庄。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的频繁“扫荡”，另一方面继续以很大一部分精力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反磨擦斗争从一九三八年起没有断过，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就很激烈，我们在太行、太岳和冀南地区面对着的国民党磨擦专家张荫梧、侯如墉、石友三、鹿钟麟、朱怀冰、庞炳勋等等，同阎锡山的磨擦也很多，南面还有中条山和豫北的大量国民党军队。这批磨擦专家每天都直接损害着我们。”

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不断升级，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出现新的危机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研究。北方局安排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四月十四日他动身去延安。

四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抵达延安。当天晚上，在延安北门外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所在地，邓小平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邀请邓小平和同时抵达延安的邓发、萧三 一起，到他的住处杨家岭吃晚饭。邓小平和邓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关系很好，他们被安排住在同一孔窑洞里。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在四月召开，由于周恩来去皖、浙一带工作，拟推迟到七月初开。

在延安等待开会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接触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来自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参加了一些会议和活动，从各个渠道对全国抗战的形势，对华北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感到：抗战两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敌后方与日军所进行的殊死的斗争，“因为交通的阻隔及某些特殊的障碍”，人们“至今尚未充分了解其真相”。作为一直战斗在敌后抗日前线的指挥员，他有责任“使国人较多地明了敌后方的各种问题”。 为此，他用半个多月的时间，于五月十五日写成《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

文章分析在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我拉锯争夺的游击区并存交织变化的状况，指出了敌后抗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文中说：

“由于敌人必须求得敌后方的面的占领，否则其进攻将遭到莫大之困难；由于我们必须坚持敌后方的斗争，否则我之抗战将遭到极大困难，这样，形成了敌后方的极端残酷与困难的斗争局面。更由于我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战，在停止敌之进攻后，还须经过较长期的相持阶段才能达到反攻的阶段，这更形成了敌后方的抗日斗争带着长期的艰苦性与残酷性。困难是多得很的，今天我们虽已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尚未达到最困难的时候。在必将到来的犬牙交错、进进出出的长期的残酷斗争中，抗日根据地有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缩小，作战上有时可能受到很大的限制，人力、物力、财力有时可能受到很大的摧残等等，这尤需我们具有最大的毅力与顽强性，不断地克服新的困难，以达胜利之途。”

文中强调，在不同的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

“足够地认识敌后方斗争的复杂性。必须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狡诈百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它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与巧妙的斗争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灵活的斗争策略。特别要依靠于团结、进步，依靠于民众，这是战胜敌人的基础。一成不变，顽固守旧，自起磨擦，逼翻民众，就是无异于帮助敌人，自取败亡。”

文章指出了反磨擦斗争的严重性：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专门与八路军磨擦，与人民磨擦，与进步力量磨擦，加紧破坏团结和统一”的倒行逆施行为，“已经给了敌后抗战以很大的损害”。正因为如此，“敌后方的问题，已到不能不严重提出的时候了。因为这不仅是敌后方的局部问题，而且是关系于抗战前途与民族兴亡的问题了”。

文章指出：“巩固团结统一，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在全国如是，在敌后方尤其如是。”并全面论述了在敌后如何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内部团结、统一的问题：

“第一，必须各方面具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纲领。即是说在敌后方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都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一切努力都是为着如何去战胜日本强盗，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第二，必须各方面具有互助互让的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求得相互间的亲密合作。所谓互助，就不是互相磨擦，造谣中伤，乘人之危，对消力量，而应减少不必要的磨擦，一致对敌。见人有危，加以援救；见人有难，加以帮助；见人有过，加以劝导；见人有功，加以奖励。所谓互让，就不是片面的投降，而是应以某一问题是否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国家，作为是否可以让步及确定让步程度之标准。”

“第三，必须各方面以民意为依归。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没有广大民众对于政府、军队的拥护，没有军政民的一致，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团结。”

“第四，不仅要有各党派、各军队之间的团结，而且要加强各阶级之间的团结。”

“第五，必须严防敌人的造谣欺骗与挑拨离间。敌人是一个以诡计多端、狡猾百出知名的帝国主义，深知我国团结之可怕，而且敌后方又是一个最接近敌人、敌人的影响最易侵入的地方。过去曾经有过一些意志不甚坚定的人，为敌人、汉奸、托派、敌探所鼓动，所诱惑，大造磨擦，破坏团结，甚至不惜为敌人当留声机，跟着敌人叫嚣‘防共’，‘防止赤化’等等无稽的谰言，并进行反对八路军、反对民众的行为，这是值得惋惜与警惕的。”

文章强调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政权建设的中心环节是真正具备民众基础。文中说：敌后方的政权问题，是一个敌我的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关系于能否坚持敌后抗战，关系于能否削弱敌力与增强自己，关系于民心之维系、抗战之胜利与民族之复兴。与敌人进行政权斗争的中心一环，在于谁能获得民众的拥护，谁能真正具备民众的基础。离开民众，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

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七十二期发表邓小平的这篇文章。由于文章中所谈到的都是“大家所关心的事”，并且用来自实践的生动事实和经验，回答了坚持敌后抗战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七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召开，断断续续，一直到八月二十五日结束。会议主要是总结两年抗战的经验，分析时局的特点，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工作路线以及召开党的七大等问题。周恩来、博古、张鼎丞等先后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既有同一性又有区别性，在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磨擦的问题上，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国民党退步、妨碍统一战线开展时的危险，是怕反磨擦破坏统一战线，不知道反磨擦的必要，忘记了区别性；在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

会议期间，适逢全国抗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七月七日，延安各界举行全国抗战两周年并公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大会，邓小平代表八路军前方将士发表激情洋溢的讲演。七月十六日，邓小平以这篇讲演稿为基础写成《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一文，在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理论刊物《群众》周刊（重庆版）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文章以生动的事实，向国统区的人民介绍了抗战两年来，八路军肩负民族使命，驰骋于华北战场，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绩和“赤诚为国”的精神。文章说：

事实证明了，八路军“没有辱没自己的使命。谁都知道八路军的武器是最坏的，生活是最穷困的，但它却能与装备最现代的日寇进行顽强的斗争，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钳制了敌人的九个师团，即占全国寇兵的四分之一的兵力，给予日寇以严重的打击与消耗。它配合了华北友军，协助了当地政府，动员与组织了广大的华北人民，从日寇、汉奸手上夺回广大的国土，创立了许多块的抗日根据地。它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没有一天不在与敌人战斗。它不断地打破敌人对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坚持着广大平原的游击战争；它始终至诚地执行着三民主义和统一团结的方针，实行了一些进步的设施，启发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依靠着这些，给了华北抗战以新的生命。因此，活跃的华北战线，给了全国各个战线以很大的助力，特别是在保卫西北的任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此抗战两周年纪念之际，八路军和华北人民献给全国同胞的，不但是它的光荣战绩，更主要的，还是它的一颗赤诚为国的心。华北的斗争日愈严重着，它将一如过去两年，准备在任何困难环境中，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奋斗。”

这时，晋冀豫区的形势不断恶化。七月，日军向晋东南地区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后，打通了祁县白圭到晋城的纵贯晋东南的白晋公路，并开始修筑白晋铁路，在沿途驻重兵，把晋东南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同时，日军还占领了邯郸到长治的邯长公路，太行区被分割为太北、太南两部分。这样，晋冀豫区实际被日军分割为四部分：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的太北区；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南的太南区；白晋路以西、中条山以北的太岳区；中条山及以南的晋豫区。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强对被分割地区党、政、军的领导，经请示中央同意，于八月初决定将邓小平任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分为太北军政委员会、太南军政委员会、晋东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太北军政委员会书记。

在日军分割封锁根据地的同时，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同国民党顽固分子张荫梧的斗争也白热化了。八月十二日，正当一二九师在同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张荫梧又一次在冀西制造磨擦。他派兵包围一二九师驻在赞皇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一二九师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他还大肆散布所谓“曲线救国论”，暗中与日军及皇协军进行勾结，与其秘密订立进攻八路军的协定，并扬言要先打完共产党、八路军然后打日本。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致电刘伯承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张荫梧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

十六日，刘伯承命令一二九师独立一团、青年纵队三团和冀南游击支队，由刘志坚、汪乃贵指挥，陈锡联、谢富治率领七七二团、七六九团配合，向张荫梧部发起反击。到二十四日，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全歼其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在河北第一个回合的反磨擦斗争中，一二九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同时也积累了反磨擦斗争的经验。

这次回延安开会，邓小平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和卓琳结婚了。这段姻缘是由邓发和其他一些朋友、战友热心促成的。

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邓小平和邓发在延安的机关合作社参加抗大总校秘书长欧阳毅和抗大政治部宣传科秘书陈珉的婚礼。邓发、欧阳毅都是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的老朋友。老朋友相见，又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时刻，邓小平的个人问题自然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时，邓小平过单身生活已经六年了。六年来，他戎马倥偬，根本无暇考虑自己的婚事。大家都觉得他该成个家了。邓发担当起帮助邓小平找一个妻子的任务，带着邓小平在延安保安处认识了卓琳。

卓琳，原名浦琼英。一九一六年四月生于云南省宣威县的一个工商业家庭。父亲浦在廷经营生产宣威火腿，是当时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军。一九二六年，浦在廷因为生意上的缘故，将全家从宣威搬到了昆明。在昆明，浦琼英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考入省立昆华女子中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一九三一年九月，北平举办一个全国运动会，十五岁的浦琼英被选为云南省代表队少年组六十米短跑的代表到北平参加运动会。她随云南代表队到达香港准备赴北平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运动会停办，代表队只好折返。一直想走出家门、走出云南的浦琼英决定只身前往北平求学。在征得家人同意后，她从香港经上海辗转到达北平，进入一个补习班学习。次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读书期间，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五年，她参加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三六年，浦琼英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在北京大学，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成为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外围组织的成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她和当时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选择投奔延安，投奔八路军。在当时已在延安工作的二姐浦代英的帮助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她和三姐浦石英一起到了延安，并一起考入陕北公学。三四个月后毕业，她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图书馆工作。一九三八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图书馆工作几个月后，组织上选送她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让她学成后到敌后从事抗日工作。从这时起，她改名为卓琳。

和邓小平认识时，卓琳二十三岁。五十多年后，她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夏天，邓小平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和他同住一个窑洞的好友邓发是个热心肠，他看邓小平还没有妻子，就热心地帮忙张罗。一有空闲，他就带邓小平到延安保安处去玩，因为在保安处工作的都是些年轻的女学生，我当时就在保安处工作。”

两人第一次见面，邓小平同卓琳谈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前两次婚姻的情况。第二次见面时，他诚恳地对卓琳说：“我有意要和你结婚。在前方战斗很辛苦。我年纪是大了些，又不大会说话。年纪大，这是我的缺点，但我希望能从别的方面弥补。”几句真诚实在的话，打动了卓琳。通过这两次谈话，卓琳“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是那么真诚，我就同意了。”

八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餐会。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能来的都来了。在这个聚餐会上，有两对新人举行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是孔原和许明。那天，新娘卓琳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做的卡其布制服。大家一起喝了酒，吃了饭。简单的红烧肉熬白菜，大家吃得是那么香，那么有味道。

婚礼后，邓小平和卓琳住在杨家岭战友们特意为他们腾出来的窑洞里。从这里开始，邓小平和卓琳相知相伴，患难与共，携手走过了五十八个春秋。

不久，邓小平就要带着卓琳一同上前线了。临行前，他们一同去向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告别。浦代英后来回忆说：“那天邓小平的情绪特别好，一改平时不太爱说话的习惯，和我们说了很多太行山前线的事情。我想，他的心是已经飞到那里去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邓小平带着卓琳回到太行前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卓琳见到了彭德怀，还见到了来这里开会的刘伯承。彭德怀和刘伯承用太行山最丰盛的饭菜为这对新人洗尘，欢迎从延安“娘家”嫁到太行山“婆家”的卓琳。

这一天，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后来对中国抗战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德国侵犯波兰，随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

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指出：“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能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没有如共产党所希望的那样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而是在日寇诱降、英美劝降下，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些顽固分子则乘势继续扩大磨擦，反共气焰更加嚣张。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九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回到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桐峪镇。

十月十三日至十八日，邓小平在师部主持召开一二九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并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反对妥协，反对投降。二十一日，邓小平从师部动身前往平汉路东，到各地各部队检查整军工作，指导和组织向部队指战员进行抗日反顽斗争形势和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

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将“政治限共”为主改为“军事限共”为主，图谋以军事进攻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顽固派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在晋冀豫地区，他们调整兵力，部署互相配合的三路反共大军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进攻：一路是其在太行山南部和中条山区的军队，从南面、西面包抄太行山南部与晋南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一路是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部进到太行山北部，配合鹿钟麟等，企图控制冀西地区，割断太行和冀南的联系，尔后进取冀南；一路是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石友三指挥的两个军和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等部，从东面向冀南、冀鲁豫攻击。

面对国民党对敌妥协投降、对共产党实行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的政策公开化，必须引导根据地军民在坚持抗战的同时，进行坚决的反妥协投降的斗争。

十一月三日，邓小平到达冀西赞皇，在黄北坪主持召开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作报告。他指出，如不努力反对妥协投降，则抗战“前途危险”。他阐述反对妥协投降与坚持抗战两者统一的关系说：“投降妥协必首先牺牲华北，故反妥协投降即是坚持华北抗战之一面，必须把‘反投降’、‘坚持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两种口号联系起来。”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冀西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提出冀西当前的工作方针和要求。他指出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从各方面与友党友军比进步”；“一切为着战争，发挥民力，巩固根据地”。他仍然强调要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提出要“争取落后知识分子”；“采取各种方法争取士绅”；“公开批评友军，帮助友军”，使其下层知道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以争取其下层和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

十一月中旬，邓小平穿越平汉路到达鲁西北地区视察，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主持地方和部队干部会议，对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提出意见。

这时，与河北一样，山西国民党顽固分子制造的投降妥协和反共气氛也越来越浓。全国抗战初期，特别是太原失守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为了稳定山西局势，曾积极支持山西新军和牺盟会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随着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影响的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新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相对独立的抗日武装力量，队伍遍布山西的东西南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是阎锡山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不能容忍的。他逐步暴露出反共、反人民的本来面目，山西形势开始逆转。一九三九年三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所谓“秋林会议”上，散布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并提出改变新军番号，归还建制，取消决死队，公然走向反共和投降妥协。 十一月，他开始加紧调派军队，准备向山西新军、牺盟会和抗日民主政府发动进攻。

十二月一日，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出所谓“冬季攻势”的电令，命令驻守在晋西的新军决死第二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向同蒲路的霍县至灵石段大举破击，而以他的晋绥军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等部作为预备队紧靠决死第二纵队行动。这时，日军已集结在灵石县韩信岭一带。决死第二纵队如果按照阎锡山的命令行动，势必陷入日军和阎锡山军队的夹击之中。决死第二纵队识破阎锡山的这一阴谋，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三日，阎锡山诬称决死第二纵队“叛变”，下令“讨伐”，并提出“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磨擦晋东南，收复晋东北”的行动口号。他调集晋绥军四个军又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围攻决死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惨杀隰县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亦即晋西事变。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标志之一。

晋西事变发生后，十二月八日至二十七日，驻扎在晋东南的阎锡山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的独立第八旅等部，联合国民党第四军、第十四军、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九十三军等部，乘机向活动在晋东南的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发动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五百余人，抓捕一千余人，还策动决死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三个多团暴乱反共。随后，阎锡山又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在晋西北向决死第四纵队和暂编第一师进攻。

晋西事变发生时，邓小平正在冀南各地各部队视察工作。十二月五日，他视察三八五旅、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并主持召开直南地委、豫北地委、冀南地委和鲁西北、馆陶等地干部联席会议，对抗敌、反顽的工作作了布置。之后，他立即赶回山西，十日回到桐峪镇。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很快对如何应对晋西事变作出明确的指示。十二月六日、九日，毛泽东、王稼祥两次致电八路军总部、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等，阐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指示八路军对山西旧军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继续争取阎锡山抗日；要求对阎军严加警戒，掩护与支援新军实行自卫，审慎而坚定地同阎锡山的反共行动进行必要的斗争。电报提出“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刘伯承、邓小平分析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晋东南后一二九师面临的形势，清楚地看出，蒋介石、阎锡山的企图是共同向北推进，建立反共联盟，夺取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把一二九师驱逐到正太、沧石路以北。同时，以多年同蒋介石、阎锡山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又看出，蒋介石、阎锡山之间的这种联盟是貌合神离，阎锡山想利用蒋介石的力量恢复他在晋东南的统治，蒋介石则想乘机把阎锡山的势力排挤出去，以他的中央军取而代之。基于以上分析，他们确定了集中打击孙楚等部、暂时中立太南蒋介石的中央军，巩固太岳、逐步恢复太南的工作思路。

十二月六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接到中央军委电报的当天，即签发命令，根据上述思路对部队部署作出调整，准备应对顽军和日军的进攻。

八日，他们乘日军调动之机，指挥发起邯（郸）长（治）战役，以打断日军分割太南、太北的封锁线，便于主力部队南下支援太南地区的反顽斗争。至二十五日战役结束，共毙伤日伪军七百余人，收复涉县、黎城两县城，拔掉响堂铺、井店等敌军据点二十三处，使太南、太北连成一片，巩固了根据地，改变了太南受敌顽夹击的不利形势。

同时，刘伯承、邓小平还按照中央军委十二月六日、九日电报的精神，要求各部队严加警戒，掩护与支援新军实行自卫。十日至十五日，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对阎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在给阎军以沉重打击后，转移至晋西北地区。十三日，驻在晋西北的决死第四纵队逮捕一批阴谋发动武装叛乱的反动军官，掌握了部队的领导权。在晋西北的新军工卫旅和暂编一师也进行清理内部的工作，纯洁了部队。一九四〇年一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和第三五八旅、新军决死第四纵队暂编第一师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弃城逃跑。

在晋东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同薄一波掌握的驻守太岳区的决死第一纵队相互配合，给进犯的阎军孙楚部以坚决还击。在晋西事变前，他们就支持薄一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将决死第一纵队中的旧军官全部调离部队，送抗大集中学习，使部队完全置于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晋西事变发生后，原在晋西南的新军政治保卫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冲破日军和阎军的重重包围进入太岳区。一九四〇年一月，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和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地区。这样，太岳地区的军事力量得以大大加强。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在太南地区的一二九师晋豫边支队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第一纵队并肩作战，恢复了太南的部分地方。

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不但没有达到他原定的消灭新军的目的，而且损兵折将，自身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他因手下的一批人投蒋的投蒋、投日的投日，而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抗日大局，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关系，在打退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后，主动提议和平解决两军冲突，并对他作了一些让步。经过谈判，双方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初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协议规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事变中，蒋介石不但不同阎锡山一致行动，反而乘隙而入。这使阎锡山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八路军提出的条件，将其军队西撤。这样，山西的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阎锡山在晋西北、晋东南的反动统治被摧毁了，晋西北、晋东南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原来由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共同组建、形式上隶属于阎锡山指挥的新军，从此同阎锡山脱离了一切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指挥下成为八路军序列内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到次年二月，决死第四纵队、工卫旅等加入八路军一二〇师序列，决死二纵队及政治保卫旅二〇九旅各一部、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及一部分地方干部，先后转移到太岳区与一纵队会师。之后，决死第一纵队经过整编后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决死第三纵队等加入一二九师序列。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阎锡山经过将近一年准备而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基本上被我们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粉碎了，阎锡山的如意算盘件件落了空。他原想通过事变重整旧军，但是在新军和八路军的反击下，旧军也遭到重创。他原想通过事变消灭新军、牺盟会和一切进步力量，但是事变后决死队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了一起，而且更加壮大了。”

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硝烟未散，河北的反共磨擦又进一步升级，国民党中央军相继在太北和冀南发起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肆进攻。

在冀西，十二月初进至赞皇地区的朱怀冰部，以“创造根据地、驱逐八路军”为口号，到处派兵争夺八路军已控制的地方，包围一二九师青年纵队和冀西游击队等部，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抢劫八路军粮食、物资。十二月下旬，朱怀冰还指示驻赞皇、元氏以西地区早已暗通日军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墉部及河北民军一部，向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部 发动武装进攻。同时，驻平汉路东束鹿、宁晋间的河北民军乔明礼部主力也开始向八路军挑衅。

在冀南，石友三部变本加厉地制造磨擦活动。他们到处抓兵收枪，强征粮款，袭击八路军分散活动的小部队，惨杀抗日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拉走已被八路军收编的某些新部队，并勾结日军，公开配合日军“扫荡”。石友三还一面令其独立第四旅由清河开到束鹿、宁晋地区；一面加强与鲁西顽固派势力联系，令国民党军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部由鲁西北向冀南延伸，企图与平汉路西及山东地区顽军连成一片，向驻冀南八路军大举进攻。

在国民党顽固派几路大军的围攻之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迎来了更加艰难的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强令太南、太岳地区的八路军一律撤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刘伯承、邓小平严正地拒绝了蒋介石逼一二九师退出太行山南部和太岳区的命令。

一月二十日，邓小平在桐峪镇召开的一二九师全师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揭露蒋介石集团对日投降妥协和积极反共的阴谋，要求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提高警惕。他指出：投降妥协是目前主要的危险。蒋介石集团“反共”、“防共”就是投降的准备。时局已到了严重危险的程度，局部分裂已成事实。他说：

“中国今天的抗战，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的任务是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如何争取时局好转。我们全体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都应该有高度的警惕性，准备应付随时可能来到的突然事变。突然事变可能有两种形式，一是全国下大雨，一是部分地到来。无论是哪种突变，我们都要做到：第一、要削弱投降派的力量，增强抗战力量，仍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尤其要巩固与发展八路军。第二，坚持统一战线，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第三，深入群众，加强群众工作。第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第五，加强锄奸工作。”

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担心反磨擦会发展成内战而影响抗战，他指出：现在的讨逆斗争，并不是内战，而是联合不愿投降的资产阶级继续回头抗战。这正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时局的发展，已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邓小平和刘伯承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既定的方针，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们决定先打晋东南反共最积极的阎锡山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部。他们先令陈赓率三八六旅及总部特务团等部队进入太岳区，统一指挥该区的决死队等部队，予进攻八路军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以严重打击，接着又主动派人去谈判，迫使第二十七军退回原地，制止蒋介石其他嫡系部队向临屯路北的进攻，巩固太岳根据地。然后，他们指挥太南地区的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第三纵队及民军第四团等，给孙楚部以连续打击，恢复太南部分地区。正如他们所预料的，孙楚被打，蒋介石嫡系部队果然按兵不动。于是，他们部署部队乘胜出击。陈锡联率三八五旅并指挥独立支队及三八六旅一部，在榆次东南地区将阎锡山暂编第二旅全部歼灭；独立支队及三八六旅一部联合榆社游击队等，在榆社以北地区将阎锡山新编第二师大部歼灭。

接着，他们部署反击盘踞在冀西的朱怀冰的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冀西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的中间地带，如果这一地区被朱怀冰部占领，几个根据地东西两边将被隔绝。朱怀冰一到冀西，就网罗当地的各种游杂武装，鼓动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墉部及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

为了孤立打击朱怀冰部，争取已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但仍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的鹿钟麟保持中立，新年刚过，刘伯承亲赴冀西与鹿钟麟、朱怀冰等会谈，表明八路军的严正立场。但这些磨擦“专家”们置若罔闻，继续策动对八路军新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指挥部队对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的顽固派军队进行反击。一月十二日，三八五旅主力和冀西游击队及冀中警备旅、冀中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团、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基干部队等，将罪恶昭著的侯如墉、乔明礼两部驻平汉路东西的部队共八千余人大部消灭。当八路军路西部队在肃清侯如墉残部时，日军为救援侯如墉，由赞皇、元氏、石家庄、获鹿、井陉、昔阳出动二千五百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分九路向赞皇以西的八路军合击。八路军当即与日军展开激战，在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后，撤出合围圈。侯如墉、乔明礼两部遭到沉重打击后，朱怀冰势单力薄，只好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于二月初同鹿钟麟一起南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准备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丁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并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国民党部队开到太南后，再联合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一月中旬，在冀南，盘踞在枣强、南宫一带的石友三部同日军往来密切，并与鹿钟麟、朱怀冰等部对晋冀豫根据地的进攻遥相配合，连续向驻冀南的一二九师部队挑衅，先后将一二九师东进纵队两个连和青年纵队一个排包围缴械。一月三十日，又以其暂编第三师、独立第四旅围攻驻清河西北的东进纵队第三团和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三十一日又向一二九师青年纵队第三团发动进攻。一二九师与石友三部的正面较量已不可避免。

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提出“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他进攻八路军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 二月二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布一二九师关于冀南反顽战役基本命令，令程子华、宋任穷统一指挥冀中、冀南军区部队，发动消灭石友三顽军、钳制高树勋部队的反顽战役。二月三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对石友三部应采取坚决彻底消灭政策，争取方针已不适用了。 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致电冀南军区，发布讨伐石友三的冀南战役政治保证命令，指出：“我军为了坚持冀南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不能不予汉奸石友三以回击。消灭石友三，就是消灭日本强盗的一部分。”

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桐峪镇附近的滩里村召开师作战会议，研究消灭顽军的部署。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做的《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报告的精神。他说：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对之，应不被这些现象所压倒。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抗日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接着他在讲话中指出：石友三流氓成性，反复无常，反共也最坚决，是我们目前的重点打击对象。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胜。

经过周密部署，二月九日，反击顽军的冀南战役打响了。

战役原定二月十一日开始，由于石友三部于九日率部秘密南窜，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宋任穷当即指挥冀南、冀中部队展开追击与堵截，战役就此发起。经三天激战，石友三主力伤亡严重，于十五日夜突围西窜。程子华和宋任穷立即令主力六个团在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十六日与顽军激战于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村。冀南部队的另外五个团和冀中军区的两个支队、津南自卫军等部，也由邱县东面向西南急进，截击西窜的石友三顽军。

十六日当天，刘伯承和邓小平致电程子华和宋任穷等，指示坚决消灭石友三顽军于卫河以西，强调“消灭石、高必须具有最大决心和顽强性”。

正当八路军乘胜追歼顽军之际，日军为掩护石友三部，由广平、邱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出动日伪军三千余人进至广平、邱县间的平固店一带，向八路军进攻。十八日，石友三部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退向河南清风东南地区，向丁树本、高树勋等部靠拢。这时，石友三部除被消灭、击溃七千余人外，尚有八千余人。由于日伪军的夹击，八路军只好停止追击，结束了冀南反顽战役。

这次战役，虽然没有全歼石友三部，但把石友三部逐出了冀南，基本上稳定了太岳区和太行山以南地区的局面。

春节刚过，蒋介石就开始发动对晋冀豫根据地新的进攻。他令鹿钟麟、朱怀冰、孙殿英等部，占据磁县、武安县、涉县、林县地区，与退至漳河以南的石友三部及山东的沈鸿烈等部相呼应，并增调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部、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部与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部向太南开进，准备向太行、冀南大举进犯。随后，他又调集十万余人的兵力，向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等地区进犯，企图将这些地区的八路军消灭或驱赶至沧石、正太铁路以北，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

八路军总部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要认真对付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新的进攻。这时，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军、七十一军尚在黄河以南，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还未北进；鹿钟麟在辞去河北省主席后，对搞磨擦已不甚积极；石友三部刚刚遭到打击，立足未稳；朱怀冰部远离太南顽军主力而突出于武安、涉县地区，比较孤单。刘伯承、邓小平等分析顽军的态势后，认为一二九师集中兵力反击朱怀冰和再次打击石友三等顽军的时机到了。

为配合一二九师的反顽作战，八路军总部再抽调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进入太行区。当时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晋东南遇到的情况比我们这里更为复杂一些，面临的国民党部队更多一些，山西、山东、河南的国民党部队，都在那里制造磨擦。这种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在那里一天也没停止过。朱怀冰进攻晋东南的时候，气焰嚣张得很，作战时居然有日本飞机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同时应付几个方面的顽军和日伪军，兵力被迫分得散一点，立时集中起来打朱怀冰还有不少困难。总部要求我们支援一部分兵力，共同把朱怀冰解决掉。”“赴晋东南的部队，是由一分区一团、四分区五团和冀中警备旅组成的，称为‘南下支队’。”

二月中旬，聂荣臻率“南下支队”从五台县出发，穿过正太路，经昔阳、和顺、辽县，于二十日到达一二九师司令部桐峪镇滩里村。

晋察冀部队的到来，使刘伯承、邓小平和一二九师的指战员都非常高兴。刘伯承和邓小平陪同到师部视察工作的朱德、彭德怀到村口迎接。

为了表示欢迎，并鼓舞根据地军民的反顽士气，刘伯承和邓小平还特地组织举行了一二九师部队和太行民兵的军事比武表演，历时七天，影响很大。刘伯承和邓小平陪同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检阅参加军事比武表演的部队和民兵，和当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一同观看军事比武表演。

二月十八日，朱怀冰部八十四团在冀南搞突然袭击，围攻驻磁县西贾壁村、大湾村的一二九师先遣支队一大队、磁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和驻武安县固义、徘徊镇的青年纵队第二团，打死打伤八路军指战员一百五十余人，并抢去价值二万七千余元的军用物品。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朱德和彭德怀立即在桐峪镇召集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开军事会议，作出消灭朱怀冰顽军的部署。

会后，刘伯承、邓小平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国民党军四十一军、七十一军尚未到达太南之际，利用石友三部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在平汉铁路以东进行卫东 战役，驱逐石友三部；在平汉铁路以西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部。并决定，卫东战役由程子华、宋任穷指挥；磁武涉林战役由邓小平、李达指挥。

作战前夕，延安的一个摄影队来到桐峪一二九师师部，拍摄反映前方指战员生活的纪录电影片。二月二十三日，摄影队邀请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一二九师的首长们到村外拍外景。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面对小小的摄影机，都显得局促、不自然。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杨国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同刘师长、邓政委、李参谋长及一科股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摄影师越叫我们自然一点，我们越不自然，结果拍不下去。刘师长对摄影师小徐（即徐肖冰）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说得邓政委也同大家一起笑起来而自然了”。

二月二十二日，一二九师发出卫东战役计划，提出具体的战役纲领。二十九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程子华、宋任穷，要求卫东作战部队，先打石友三、钳制高树勋、麻痹丁树本，实行各个击破。

二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磁武涉林作战命令。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一二九师司令部和中共晋冀豫区委在桐峪镇联合召开辽县、黎城、涉县士绅座谈会。群众团体代表、抗大总校学生代表和国际友人印度援华医药团安德华博士等列席会议，共八十余人。刘伯承、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刘伯承在讲话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罪行，号召各界人士打击公开和潜藏的国民党顽固派，团结一切进步力量，防止突发事变。邓小平在讲话中主要阐释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座谈会上，士绅和各界代表纷纷发言，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群情激奋。

当时，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共驻有国民党军队二万二千人，其中朱怀冰的九十七军有两个师共八千余人。八路军一二九师有十三个主力团，约二万四千余人，是朱怀冰部兵力的三倍左右。邓小平在同李达等研究作战计划时再次强调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

根据邓小平的布置，一二九师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利用顽军内部的矛盾，对驻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孙殿英等部做了很多工作，以争取他们在战役中保持中立，使一二九师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朱怀冰这股最顽固的势力。具体的作战部署是：以青年纵队、晋察冀军区两个团和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警备旅编成的南下支队组成中央队；以独立支队、第一二九师特务团、第三八六旅新编第一团一部组成右翼队；以先遣支队第一大队为左翼队；以独立游击支队在漳河以南古城至观台间，选择隘路要点设伏；另以八路军第二纵队指挥第三四四旅、第三八五旅、决死第三纵队等部，在壶关、陵川地区钳制长治以南的国民党军。

三月四日，磁武涉林战役打响的前一天，邓小平赶到武安县阳邑镇看望从冀南日夜兼程来太行山参加战斗的七七一团，对排以上干部进行战前动员，并提出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五日凌晨，邓小平踏着月色亲赴前线指挥战斗。二时整，邓小平一声令下，一二九师主力分左、中、右三路，向朱怀冰部发起猛烈进攻。右翼队穿插途中遇到孙殿英的部队，邓小平事前布置做的工作起了作用，孙部军官命令部队让开了道路。右翼队迅速通过孙部防区，攻占南王庄、齐家岭，关住了朱怀冰部突围的大门。中央队、左翼队从南北两面夹击朱怀冰部。朱怀冰部措手不及，溃不成军，丢下全部辎重和后方机关，慌乱地强渡漳河。

六日，邓小平签发一二九师命令，命令部队全线追击，不给朱怀冰顽军以喘息机会，坚决追歼顽军于漳河以南、林县科泉线以北地域。

七日，邓小平和李达率中央队渡过漳河，尾击六日夜向林县溃退之敌。八日拂晓，中央队在林县姚村一带截住朱怀冰部主力，前后夹击，经过七小时激战，将其消灭，磁武涉林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部及其他反动游杂武装一万余人，朱怀冰部几乎全军覆没，残部向林县以南溃逃。一二九师控制了邯（郸）长（治）公路以南，临淇、西平罗以北地区。

在邓小平和李达指挥发起磁武涉林战役的前一天，四日凌晨一时，程子华、宋任穷指挥冀南、冀中、冀鲁豫部队共十七个团的兵力，发起卫东战役。到十一日，共毙、俘石友三部三千六百多人，石友三残部窜至民权县以东陇海路两侧。

这时，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要求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石友三残部，八路军总部以抗日大局为重，同意了他的要求。双方经过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十日，邓小平和李达率中央队指挥机关、特务营及第一团的后方部队，到达林县科泉至魏家河一带。十一日，邓小平收到朱德和彭德怀关于八路军撤至临汾、屯留至河北大名线以北的命令。同日，程子华、宋任穷奉命停止追击石友三部。十六日，邓小平和李达在布置好善后工作之后，率部撤到漳河以北地区。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于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意义重大。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八路军在华北反磨擦斗争时说，打朱怀冰是华北根据地的一个决战。 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自打了朱怀冰，便确定建立华北政权，实行独立自主，从此形势反而好转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 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 彭德怀后来说，消灭朱怀冰一役“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到磁武涉林战役结束时，一二九师完全控制了冀南、太行、太岳等七十一个县约八百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全区武装力量发展到十一万人，战斗力大大提高。

在近两年的反磨擦斗争中，邓小平作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太行分局书记，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当时担任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秦基伟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作为一二九师政委和当时中共太行分局书记，对斗争的策略掌握得恰到好处，就是说，斗得有理、有利、有节。斗，但关系不破裂，斗到一定的时候就适可而止。在太行山当时的环境下，我感到怎样对付国民党顽军，对于我们发展太行山根据地关系太重要了，不是他们把我们吃掉，就是我们把他们消灭，就这么个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把他们消灭了，而不是他们把我们吃掉。”

两年后的一九四三年一月，邓小平这样总结他直接参与领导和指挥的反磨擦斗争：“这一阶段，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寇奸夹击的困难局面当中，一方面顽固派进行蛮横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另一方面敌人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积极配合顽固派向我们进攻。一九三九年冀南、太行、太岳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直至一九四〇年初，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英明的直接领导，人民的拥护，以及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打开了局面，既巩固了根据地，又巩固了国内的团结，打击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 jy58YYzpBm5Pz2ddwKGn4PngrKvq/VVuckgbTRNbOiynNdKCLdCb4fGo6dj/H9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