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旬，邓小平离开辽县西河头村，到达邢台西的营头镇小道沟村一二九师前方指挥所，与刘伯承会合。他们一起谋划主力部队东进，在平汉路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

东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标志着一二九师的抗日斗争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冀南，指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沧石路以南、漳河和卫河以北的河北省南部的广大平原地区。这一地区有邯郸、邢台、巨鹿、南宫等三十四个市县，人口六百五十余万，面积约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这里人口稠密，资源和物产丰富，是华北主要的粮、棉产区，因此敌我友三方争夺十分激烈。这里西依太行山，东临山东，是连接山西和山东两省的纽带和桥梁，周旋地区非常大。

一二九师开辟冀南，就是要打通晋冀豫和晋察冀、豫北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将山东根据地和太行山根据地连成一片。

四个月前，国民党军队从冀南地区撤退，大部分县城被南下的日军占领，这一地区即成为日军入侵中国腹地和转运军需物资的重要交通线。在邓小平到一二九师工作之前，为了开辟冀南，打断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一二九师先后派出孙继先任队长、胥光义任政治委员的挺进支队和以陈再道为司令员、李菁玉为政治委员的东进纵队等部队到达冀南的隆平、巨鹿等地开展工作。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二九师的任务是坚持晋东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向平原地区发展。我到时，刘伯承等同志已有布置，并且已开始派了干部和少数先遣部队去平原地区”。

邓小平到一二九师工作以后，为进一步加强冀南的军事力量和领导力量，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和刘伯承部署宋任穷率一二九师骑兵团和独立支队挺进冀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冀南平原上站稳脚跟。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他同刘伯承、徐向前在辽县分兵，向平原地区实施第一次较大规模战略展开时，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从山地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支人民军队“靠山起家、靠山吃饭”，长期在南方和北方的山区转战，没有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经验。

怎样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样在平原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对一二九师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一月间，刚到冀南的陈再道曾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感叹“在这平原上打仗，开展游击战争，地形条件真是个大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徐向前率部到达冀南的南宫时，也担心“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

五月十二日，邓小平到达冀西赞皇县黄北坪，巡视冀西地区党的工作和地方武装建设。

赞皇在冀西中部，既有山地，又有平原，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边区的中间地带。做好冀西的工作，对于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意义重大。对冀西的工作，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早在三月份，他和刘伯承就派出以桂干生为司令员、张贻祥为政治委员的游击支队，到冀西开辟工作。

桂干生、张贻祥率部到冀西后，配合中共冀豫晋省委和特委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扶植抗日政权，使冀西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李雪峰回忆说：那是“冀西工作自抗战以来最好的一段”。“在这里创造新的工作局面，不仅有条件，而且便于向北向南发展。我们在赞皇集中力量抓了一个月发动群众，以农会为中心，掀起了广大的农民运动，从农民抗日运动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使工作有了骨干，全县的抗日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省委抓住赞皇工作经验，组织冀西各县学习赞皇经验，并在晋冀豫区普遍推广，对转变全区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在赞皇县，邓小平听取了冀西特委、第一军分区和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及冀西游击队负责人关于游击队的发展、基干民兵营等情况的汇报，对冀西的工作作了较全面的考察。他对党在地方武装建设中怎样发挥更大的作用，怎样运用红军和八路军积累的游击战争的经验，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五月十九日，日军攻陷徐州。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的战略部署，对一二九师的兵力部署作出新的调整。他们决定，充分利用日军占领徐州后准备西进暂时无法集中更多兵力在华北战场的有利时机，除留一部兵力继续在晋东南和冀西发展游击战争外，将主力主要用于发展和巩固新开辟的冀南。

发展和巩固冀南，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扩大人民抗日武装，瓦解、争取各种地方杂色武装、伪组织和封建性的群众组织，打击反动会道门。冀南三十多个县的范围内，敌我友三方力量犬牙交错，杂色武装和会道门组织盘根错节。邯郸、邢台、威县、邱县、南和等县城，在日伪军手中。枣强、冀县、衡水、武邑、景县、阜城等地，由国民党军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的津浦游击纵队占据。在南宫、枣强、冀县、清河一带活动的“六离会” ，会员达八万余人，不单是个封建迷信会道门组织，而且为反动地主和汉奸所控制，与八路军为敌。

刘伯承、邓小平具体领导和指导了打击“六离会”反动首领、头目的斗争和收编地方武装的工作。

“六离会”的头目李耀庭是南宫人，曾在直系军阀部队当过中将旅长，全国抗战爆发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但是，“六离会”的成员多为本地受愚弄和被裹胁的农民群众，大部分人还是八路军争取、团结的对象。徐向前率部进入冀南后，对六离会采取的方针是“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

五月十一日，南宫以东及清河一带的“六离会”在李耀庭的操纵下，在张马村、小屯村附近袭击一二九师行经该地的津浦支队四十多人，杀死支队政治委员王育民等二十多人，制造了“张马事件”。

当天，刘伯承、邓小平收到徐向前发来的急电，报告“张马事件”的情况。他们立即复电徐向前，同意他提出的分化瓦解“六离会”的对策，指出：“应坚决打击、严惩首恶分子，对被裹胁参加的群众，着重于教育争取。” 五月十二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一二九师在解决“六离会”的同时，对该区伪组织内部，应灵活进行“争取、分化、孤立其领袖的工作，并须自己以抗日行动与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之，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 根据刘伯承、邓小平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徐向前派人做争取“六离会”的工作，要求他们停止危害抗日的行为。但以李耀庭为首的“六离会”的首领，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暗中纠集反动武装向八路军发起进攻。徐向前和陈再道、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指挥部队一举将其击溃，收缴其全部武器，随后处决李耀庭等反动首领，教育遣散其会众，取缔“六离会”，并做好善后工作。对“六离会”的处置，使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在冀南迅速建立起来，推动了冀南全局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中共冀南区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报告中，对处置“六离会”等反动会道门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工作“是一个大问题，基本上必须坚持瓦解会门的方针，但要看到它的群众基础与它号召群众的力量”。在总结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具体办法时，他特别谈到要“实施民主民生的改善，争取其下层”。 这些，无疑是抓住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根本性问题。

收编和改造杂色武装，是扩大人民抗日武装的一个重要措施。杂色武装的主要特点就是“杂”，即：政治目标杂，组织成分杂，内外关系杂，因而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买、利用的可能，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徐向前后来回忆说：“这些分散在敌后广大乡村间的武装力量，除极少数为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实际上代表着农民群众抗战图存的自发愿望，只要我们高举抗日旗帜，抛弃关门主义，大胆而积极地进行争取、收编、改造、溶化工作，就有可能把相当一部分武装争取过来，变成真正抗日的力量。”

邓小平对于收编和改造杂色武装的工作非常重视。徐向前到冀南不久，他就电告徐向前“收编杂色武装，必须加快步伐”。 当时，冀南势力较大的杂色武装有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和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等部。

段海洲是国民党党员，在冀南拉起一支有六千多人的队伍，骨干多系旧军人和土匪。陈再道率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后，曾向段海洲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段海洲表示愿与共产党和八路军合作抗战。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主力部队进入冀南后，段海洲看到八路军的队伍兵强马壮、声威远震，为保存实力一再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改编，参加抗战。徐向前到南宫不久，即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会见段海洲商谈收编“青年抗日义勇军团”的问题。经过谈判，采取收编时不拆散段部，保持其原有的干部和编制等办法，将“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改编为“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年纵队），段海洲任司令员，李聚奎为政治委员，徐深吉任副司令员。

不久，朱德、彭德怀指示将青年纵队改编成三个团，从一二九师抽五六个营级干部去工作，并要求邓小平去帮助指导。邓小平和李聚奎等领导指导对青年纵队进行了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多方面的改造工作。尽管在后来，青年纵队的一些旧军官和惯匪不愿受八路军纪律的约束拉了一些队伍走了，段海洲见国民党搞磨擦要收拾共产党也离开了，但大部分留在了八路军。

在收编段海洲部的同时，对赵辉楼部的收编、改造工作也在进行。赵辉楼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旧军官。他率领的“民众抗日自卫军”有三千多人，在孙继先、胥光义率一二九师挺进支队进入冀南时，曾初步接受改编，活动在束鹿、宁晋、藁城及石家庄一带。徐向前率部到冀南后，赵辉楼派政治部主任赵月舫来联系，要求改编。徐向前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将赵辉楼部改编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任命赵辉楼为司令员，赵月舫为政治委员。不久，该支队与汪乃贵支队合并为新的冀豫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劲旅，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赵辉楼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段海洲部和赵辉楼部的改编，对冀南地区杂色武装的收编和改造工作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到六月底，一二九师在冀南共收编正在分散进行抗日活动的县民团、保安团及其他游杂武装二万多人。

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冀南各级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和健全起来，根据地获得较大发展。五月下旬，为批驳国民党散布的轻视游击战争战略作用的观点，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文中在论证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时，特别提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

冀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迅速兴起，使原本对共产党、八路军一直深怀戒心的蒋介石更加不安，他害怕由日本侵略者占有整个河北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但又害怕河北被共产党控制。六月，蒋介石抬出早已不存在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任原属西北军的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民军总指挥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准备让他到河北“收复失地”，实则是要同共产党、八路军争夺冀南。

六月十八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离开小道沟村，回到辽县西河头村。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局面，推动冀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他们商定，由邓小平赴冀南，检查指导冀南部队的整编和政权建设工作。

七月二日，邓小平率特务二连的李连仲等二十余人赶赴冀南。途经晋冀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先遣支队）司令部驻地渡口时，邓小平给第三军分区的指战员们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战任务的报告。关于国内抗战形势，他分析日军占领徐州后其统帅部内部的“关东派”“海军派”和“少壮派”等对其战略方针的争论，指出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略意图。关于目前抗战的任务，他说：持久抗战是决定性的。中日战争不是几个城市而是更广阔的乡村问题。目前的任务，中心是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保卫华南，坚持华北抗战。他谈到发展抗日根据地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关系说：加强统一战线，要做到发展不忘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不忘发展。

七月五日，邓小平一行越过平汉铁路到达南宫。

南宫，位于冀南地区的北部，是平（北平）大（大名）公路线上一个重要县城。这里交通方便，商业发达，素有“小北平”之称。

邓小平到南宫后，立即向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李菁玉等了解情况，并在南宫召开了特委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讲话，分析抗战形势，指导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他指出：蒋介石的抗战，有可能转向妥协投降或片面抗战与妥协投降并存的极大危险。目前日军正忙于进攻武汉，华北兵力减少，是我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好机会。国民党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是想限制我军的发展，与我争夺地盘，我们要团结他共同抗战。但也必须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大力改编和整顿游杂武装和保安团队，以免被他人所利用。

在三八六旅七七一团驻地，邓小平与指战员谈话，向他们讲形势，指出开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特别强调部队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帮助组织地方武装；要求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面打仗、一面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鉴于部队到冀南后扩充较快，特别是收编了不少杂色武装，成分变得比较杂，部队的编制、领导力量和政治工作等都存在不少问题，邓小平立即着手领导和指导对冀南部队进行整编。

邓小平提出，整编中把老部队与新收编的部队混编，老部队作骨干，以老带新；把老部队副职和机关干部派到新编部队中去担任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以便从政治上、组织上掌握部队。为了解决新收编部队多、干部不够分配的矛盾，他提出，抽调一批班长集训后放到新部队中去当干部。

根据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需要和各部队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和徐向前制定了冀南部队的整编方案：东进纵队一、三团合编为新一团，拨归三八六旅建制；将汪乃贵支队与民众抗日自卫军改编的冀豫支队合编为新的冀豫支队，赵辉楼任支队长、赵月舫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支队长，属三八五旅建制；七七一团与东进纵队二团、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及青年纵队合编为新的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仍简称青年纵队）；将津浦支队和各军分区的基干队分别同所在地区县的民团、保安团及一部分游杂武装合编为东进纵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八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青年纵队由段海洲任司令员、李聚奎任政治委员、徐深吉任副司令员；东进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到十一月初，除被派出增援冀鲁边的六支队（津浦支队）和独立团保持原番号外，其余各支队分别整编为东进纵队一、二、三团。

经过整编，整个部队领导力量得到加强，政治工作也健全起来。由于每个部队都有老部队或有党的基础的部队做骨干，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通过改造和加强干部配备，保证了新收编的部队各级领导权包括基层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整编后，党组织在广大士兵中组织开展政治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使部队面貌迅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为了赶在鹿钟麟就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前在冀南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各级行政机构体系，以更好地适应冀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邓小平领导、指导加紧进行县级及县以下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

七月上旬，邓小平和在冀南的中共冀鲁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一起研究政权建设问题，决定：由中共冀鲁豫省委负责建立和改造各级政权，各部队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到各县协助地方党组织进行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并派最得力的干部到县一级政府去工作，清除政府中动摇的阻碍抗战与群众运动的分子，提拔积极分子，充实抗日民主政权。

到八月初，共任命包括冀南县长在内的共产党员县长二十六个，冀南县一级政权已基本被共产党和八路军所掌握。

至此，建立冀南地区统一的行政领导机构的条件已趋成熟。八月八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宋任穷收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来电。电报中除指出要加紧建立和巩固县政权外，还提出由杨秀林主持冀南政府的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八月十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宋任穷及冀鲁豫边区省委负责人研究提出立即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方案，拟定以杨秀林为公署主任。并当即通知在深县主持抗战学院工作的杨秀林到南宫，一起商量研究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及干部配备等各项具体事宜。

杨秀林，又名杨秀峰，河北迁安人。青年时期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九年赴法留学，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苏联学习。一九三四年回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投笔从戎，率领平津爱国青年到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组建起有几千人的冀西抗日游击队，任司令员。一九三八年五月，到冀南创办有近二千学员的河北抗战学院，培养抗战干部。

八月十四日，有冀南和正太路以南冀西五十一县军、政、民代表参加的各县代表会议在南宫召开，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选举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一些地方名流和国民党人士等在行政公署中担任重要职务。行政公署下设五个专署，辖五十一个县政权机构。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后，原冀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冀南区党委，李菁玉任书记。

八月二十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宋任穷等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工作的指示电。电报中提出，冀南新政府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一、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粮款向富人筹集及提出一部地方公款；二、组织秋收运动；三、规定二五减租办法；四、发布在敌人进攻时人民自卫与避难办法及空舍清野办法；五、发布人民防匪自卫办法；六、组织廉洁政府，规定各级政府人员生活费及公费。电报中提出，冀南新政府暂时不必向外面发宣言、通电，不要对外宣传过甚，但新政府在本地区内应即发布各种布告、法律、命令，以提高自己的威信，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

根据中央指示电的精神，邓小平和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一起研究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工作，拟定八项施政方针：一、动员冀南一切人力、物力、智力、财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二、拥护中央政府蒋介石及鹿钟麟领导，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三、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体同胞，建立坚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战到底；四、建立民主廉洁的、有工作能力的各县抗日政府、严惩贪官污吏；五、整理各县金融，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土货生产，击破日寇破坏我华北金融之毒计；六、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税收，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并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则下，安定民生，发挥抗战积极性；七、实施抗战教育，普遍组织民众于战委会、农工妇学商各会，及自卫队等抗日救国团体之内。八、肃清汉奸敌探，实行抗日戒严。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立即颁布这八项施政纲领，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实施的措施和办法。这是晋冀豫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制定颁布的第一个政纲，充分贯彻了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成为冀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的冀南人民抗日斗争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九月间，在冀南又建立了全区统一的农救总会、妇救总会、文救总会和总工会等群众抗日组织，配合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民众抗日。至此，冀南的党组织、政权、武装和群众团体都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止沧石公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形成规模。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八年整年是大发展时期，派了陈再道等人率领东进纵队去冀南，还派了一部分到津浦路以东的冀鲁边地区，宋任穷同志也派去冀南担任党的军政委员会（这是当时统一领导党、军的组织形式）主任。在地方党委（当时冀南区党委书记是李菁玉）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打开了局面，控制了津浦、平汉之间的大部分县城，同北面的冀中地区连接起来。”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伊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慕名来到冀南。他想了解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将士们是怎样在冀南建立起如此广大的根据地，又是怎样在这块大平原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

卡尔逊一行从延安出发，经过晋西北、晋察冀到达南宫。

七月的南宫，瓜果飘香，青纱帐一望无际。在一二九师师部的驻地，邓小平和徐向前热情接待了卡尔逊，向他介绍了一二九师在冀南的抗日斗争情况。

卡尔逊对徐向前并不陌生。半年前，他曾在辽县一二九师的师部同徐向前有过一次长谈。而和邓小平，他则是初次见面，他甚至把邓小平当成了“正在这里视察”的“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给卡尔逊留下的印象是鲜明而生动的。

卡尔逊后来回忆：“我们停留的两天，在谈话时，小鬼们就端来桃子、梨和苹果。”在他与徐向前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当他说他想具体知道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宣誓遵守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邓小平“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邓小平告诉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对外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卡尔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当时正值雨季，瓢泼大雨下了两天，卡尔逊一行不得不延迟他们在南宫的行程。卡尔逊对此反而感到庆幸，因为这使他“有更多机会与徐、邓二人交谈”。

邓小平在与卡尔逊的交谈中，除了谈中国的抗日，还谈到国际政治、军事局势，谈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异。邓小平表现出来的“不露声色的自信”让卡尔逊感佩不已。卡尔逊深深地感到：“这里的领导人”和“这些八路军”，“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邓小平对国际政局的了解程度，也出乎卡尔逊的意料。卡尔逊回忆：“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八个月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地无知啊！“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

后来，卡尔逊回到美国后还真的去查了资料，了解到美国曾把大量废铁卖给日本，日本用来制造枪炮炸弹。邓小平说的话得到了证实。

当时奉毛泽东之命陪同卡尔逊到华北敌后战场的刘白羽后来也回忆说，邓小平和卡尔逊在南宫“作了一次雨中长谈”。“那次，在游击区访问过程中，领导人一般都是介绍怎么发展游击战，怎样建立根据地，只有小平同志放眼世界，一针见血，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

几天的访问，使卡尔逊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全新的认识。

卡尔逊回国后，潜心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战略思想，于一九四〇年写成并在纽约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他在书中用不少笔墨写了邓小平，特别是详细描述了他在冀南同邓小平会面的情景和对邓小平的印象。他写道：“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灵敏。”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被外国出版物介绍到西方，许多西方人正是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八路军将领邓小平。

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正忙于领导筹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邓小平收到朱德、彭德怀的来电，通知他在九月五日前赶到八路军总部，然后同彭德怀一道去延安，参加将于九月二十日开始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为晋冀豫区的代表参加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八月十五日，邓小平又收到彭德怀的来电，告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前到九月十五日召开，要求他九月一日前赶到八路军总部。

八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到达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省屯留县故县镇。二十八日他同彭德怀从故县镇起程，沿着晋豫边游击支队负责保卫的秘密交通线，经壶关、陵川、高平、晋城、阳城、垣曲、渑池、西安，赴延安。

彭德怀、邓小平一行途经晋豫特委驻地阳城时，晋豫特委在县城组织了欢迎大会。他们在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部听取了工作汇报，并对游击支队如何发展、如何巩固晋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具体指导。

在阳城，一件小事让当地的老百姓记住了邓小平的名字。到阳城的当天，邓小平的马夫、老红军王兴芳到马店给马挂掌。他骑着马没注意把一位老大娘刮倒了，可自己并不以为然。邓小平知道此事后，严肃地批评他说：“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人民一心向往的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八路军战士，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人民部队。要爱护人民啊！如果我们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到那时，不要说打日本，恐怕自身都难保哇！”王兴芳知错就改，请求说：“邓政委，处分我吧！”邓小平说：“你应该给群众赔礼道歉。”邓小平从自己的路费中拿出一些钱给王兴芳，让他去看老大娘，并给老大娘治伤。

九月十一日，彭德怀、邓小平到达延安。

九月的陕北高原，秋意正浓。自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从云阳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到现在，邓小平离开陕北已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了。回到陕北，回到延安，宝塔山、延河水，使他感到格外亲切。

全国抗战一年多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前线浴血奋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全国人民受到鼓舞。但这一年多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围绕着如何领导抗战、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及抗战的前途等问题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提出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轻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右倾错误主张，在党内和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系统地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指出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使人们对抗战的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使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抗战的责任。

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七八月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要求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堂内召开。

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深入分析了抗日战争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特点，提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进步”；号召全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评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

十月六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言。他联系一二九师坚持敌后抗战的经验和体会，就抗战新的阶段的形势、华北抗战的任务、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在统一战线内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

关于华北抗战的任务，他说：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由上至下是可以的，但巩固必须由下至上，否则无法巩固。他用“山西的形式”和“晋冀察的内容”，生动地说明了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敌后抗战的关系。他说，形式是山西的，但主要内容是晋冀察的，必须注意山西形式。

关于发展游击战争问题，他指出：应从坚持华北抗战着眼来开展游击战。应以分支袭扰，集结主力出击。补充主力部队的方式仍应依靠游击队。地方武装、政府武装与正规军要改善双方关系，要真打游击。

关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抗日政权的建设，他说：对于国民党利用新叛徒反共，我党应给予制裁。方针是在某种条件下，联合旧派 来抵制国民党。抵制方式主要用群众力量，教育群众来反对国民党。一切政权的改革及参议会的建立，应完全把握在党手里，但不应排挤同情分子，应好好安置同情分子。

关于军队建设，他提出：要学习晋冀察整军精神，要注意实质，应放下架子，先充实基干，然后缩制变小。部队补充应依靠军队本身的努力。军队应协助地方党工作，将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搞好。

二十九日，他又在会上作《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介绍开创晋冀豫尤其是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初步经验，并就根据地以及建党、建政和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工作谈了看法。

邓小平的两次发言，没有局限于一二九师的工作，而是着眼于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和抗战全局的。他的第二次发言，使中共中央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更加了解，对其发展更为关注。六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向北方局、冀鲁豫区党委和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充分肯定一二九师在冀南工作的成绩。《指示》说：“我们听了冀南来延同志的报告以后，认为党在冀南获得了很大成绩：在平原在磨擦厉害的冀南区域坚持了游击战争，扩大和锻炼了党及八路军，部分地改造了政权，组织了群众运动。”

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守；二十七日，武汉沦陷。此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新的形势下，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调动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并将重点放在华北。为了抑制共产党和八路军所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壮大，蒋介石决定在敌后置三分之一的兵力，设立鲁苏、冀察战区，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不断升级。

一二九师开辟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因其战略地位重要，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成为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制造反共磨擦最早、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鹿钟麟到冀南出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反磨擦斗争由此开始。

鹿钟麟到冀南之初，中共冀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团结对敌、坚持华北抗战的愿望出发，对鹿钟麟采取了克制、忍让、争取的态度。但鹿钟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惜削弱抗日力量。他置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于不顾，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不断制造磨擦，全力排挤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地盘。

鹿钟麟到冀南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撤销共产党领导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将八路军开辟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划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他的这一企图遭到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坚决反对。但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八路军总部同意划出三个区作为鹿钟麟的河北省政府机关驻地。鹿钟麟对此并不满足，九月下旬怂恿枣强县会道门组织，向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团驻姚屯的一个连发起突然袭击，杀害十三名八路军战士。与此同时，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和胡和道部唆使会道门组织“白极会”包围枣强县城，扬言要“撤换县长驱走八路”。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战动总会解散。

这时，邓小平正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十月五日，他致电徐向前、宋任穷并告刘伯承：“枣强独立团被胡和道、‘六离会’ 围困事应抓紧给以军事打击，对鹿钟麟只说这是汉奸活动，不必先求其同意。” 徐向前领导冀南军民当即采取反击措施，坚决保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保证共产党的各专署专员、县长、区长照常行使权力。

冀南抗日根据地成了日军进攻华北的重点之一。日军按照其在华北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策略，陆续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及日本国内抽调七个师团又五个独立混成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并准备以重兵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冀南情势紧急。邓小平得到日寇即将大举“扫荡”消息后，心急如焚。十月十五日，他从延安急电徐向前、宋任穷并告左权、刘伯承，对冀南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提出四条建议：一、准备路东纵队下编两个等于旅的大支队，路西编成两个大支队。目前新部队应轮换集中训练，中心在巩固与提高战斗力。二、路东应用大力筹集一切款子，用提省款 控制流通券 基金与政府存款、募集救亡公债等方法实现之，以百万元为目标。三、加速解决冬季用品，并尽可能从路东运大批粮食到路西，或在太行山计划半年以上军粮。四、路东兵工器即运路西。

十一月六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

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从延安到达西安，准备返回太行前线。和他同行的有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杨尚昆等。他们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西安稍作停留后，二十七日经河南将前往华中检查工作的刘少奇送到河南渑池。十一月底，邓小平和杨尚昆到达长治，杨尚昆和从隰县来的林枫等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会合去了晋东南，邓小平回到故县镇八路军总部。

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日军抽调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三千七百余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对冀南进行第一次“扫荡”。一二九师主力陆续放弃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化整为零，分散在广大乡村游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指挥作战。杨秀峰率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一带活动。

一二九师在徐向前的统一指挥和冀南人民群众支援下，十六天中作战二十八次，歼敌六百余人，收复南宫、隆平、故城、临清等县城，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恩县、高唐等县城落入敌手，其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冀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的态势。到年底，日军继续向华北增兵，由十三个半师团增至二十二个师团。冀南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日军更大规模的“扫荡”。

十二月中旬，几个月来一直坐镇冀南指挥反“扫荡”作战的徐向前生了一场大病，身体虚弱不堪。远在太行的刘伯承闻讯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率一二九师直属队、三八六旅补充团和先遣支队三大队到达冀南威县张庄，直接指挥冀南和鲁西北的作战。

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十二月下旬，刘伯承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商议并报请八路军总部同意，对冀南地区的部队和负责人作出调整：将冀南军区和东进纵队分开，以加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任命宋任穷为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宏坤为副司令员。东进纵队仍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原师参谋长兼晋冀豫军区（对外称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专任晋冀豫军区（对外称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王树声为副司令员。原参谋处长李达任师参谋长。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夜，邓小平带领一同从延安回来的几个干部，从故县镇八路军总部出发，在官庄、内丘之间通过平汉路，于次日抵大寒砦与刘伯承会合。

一月三日，邓小平回到在威县张庄的一二九师师部。当时，师部正在召开军政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十一日，他在闭幕会上作结论报告。会议根据冀南的形势，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

之后，邓小平利用各种会议，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结合冀南的具体实际，就冀南抗日斗争的形势、统一战线问题以及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问题等，作了一系列深刻的阐述和明确的指示。

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冀南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的冀南行政座谈会上讲话，呼吁加强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和军政民之间的团结，坚持冀南艰苦抗战的局面。他说：

“冀南一年多的实际斗争证明：首先，政军民三位一体的团结是支持冀南抗战的有力保障。”“其次，是各阶级、各党派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应该是包括着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和军政民之间的团结。我们共产党坚持主张这样的团结，而且忠实于这样的团结。共产党不仅主张抗战中要团结，要合作，而且主张抗战后还要团结合作。”“希望冀南各方面都能求得更进步的合作，因为合作、团结才是支持冀南艰苦斗争局面的保障。”

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中共冀南区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的报告。

面对日本军队将战略进攻的重点放在华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华北制造反共磨擦的严峻局面，为了鼓舞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邓小平在报告中对华北尤其是冀南抗战的有利条件作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敌人重视华北，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日、伪、特等各方面来着手进攻华北，必须估计到这些严重的困难。但我们有支持华北抗战的优良条件：华北是全国抗战的一部分，有全国各战场的配合；有相当大的兵力，有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有相当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广大的回旋地区，民众斗争经验逐渐丰富；有比较强大的共产党与八路军，有充分的军事经验，并有创造根据地度过难关的经验；我党和八路军以及友党友军的力量逐渐加强。

他提出了冀南工作的方针：一、巩固与友军友党及各阶层的团结，减少磨擦。二、坚持并增强平原作战胜利的信心，加强各党派各军队的力量，培养游击队，改造地形，培养地方军事干部。三、加强群众工作。四、瓦解日伪军、汉奸伪政权。五、研究敌军进攻南宫与今日复犯的战法规律。

他进而对冀南发展武装的工作、群众工作、政府工作、党的工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把扩大八路军、组织游击队当作重要的任务，要加强党内军事教育，加强对于游击队的领导，逐渐提高其战斗力，使之逐渐正规化；群众工作必须有原则，须与友党友军在共同纲领下进行工作，用民主的方式取得民众的拥护；逐渐实现冀南政权的民主化，改造下级政权，使政府成为各阶层团结的核心；要巩固地发展党，加强党的纪律，发扬艰苦的工作作风，耐心地工作；要保持统一战线的形式与内容，要善于用合法斗争，切实做好工作。

这期间，邓小平在冀南接待了从鲁西北临清县来的青年黑伯理。黑伯理二十一岁，一九三八年底日军侵占了他的家乡，他和当地的一些青年找到地委书记张承先、县委书记柴杰臣等，谈了他们组织开展游击活动的想法。张承先和柴杰臣等当即派黑伯理和当地党组织的一名干部迅速赶往河北省威县一带与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请一二九师给予指导和支持。几十年后，黑伯理回忆说：当年他们“寻找到河北南部威县老虎张庄时，终于见到了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等同志”。邓小平热情而严肃地对他们说：

“你们在敌后大平原上活动，首先应该树立在平原上活动和作战同样可以取得胜利的信心。现在有的人说平原游击战是不可能的，更是难以持久，理由是华北大平原无天险可守，像冀南，冀中，冀鲁豫……都没‘井冈山’，有个太行山还远在这些地区的西边；而日本的武器精良，有汽车、坦克、飞机和大炮，我们武器落后，只有一些步枪和手榴弹，因此认为坚持平原游击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一贯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我们的最大靠山和力量的源泉。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就会形成‘一座高山和一片大海’，这些高山大海就可以把日寇围困起来，把他们置于死地。你们完全可以从现有的四五十人枪发展扩大，最后总会汇集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现在日寇占领了武汉，我们则回师敌后，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构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你们可以到津浦沿线，如高唐、夏津、齐河，向靠近济南的一些地方挺进，破坏敌人的交通，袭扰敌人，以支援前方抗击敌人。国民党不敢去的地方，我们共产党人硬是敢去！当然，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决心。”

一九三九年的新年刚过，日本军队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完成部署的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第二次“扫荡”开始了。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全力投入到领导冀南军民反“扫荡”的战斗中。

一月七日，日军集结第十师团主力及第一一〇、十四、二十七、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五个师团的主力三万余人，采取分路出动、东西夹击、稳步推进的战术，分十一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扑向冀南根据地，企图在冀县、南宫、威县地带消灭或驱逐八路军，控制冀南广大平原地区。

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在南宫商量研究反“扫荡”的对策。他们总结和分析部队进入冀南平原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认为平原作战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对劣势装备的八路军隐蔽进行大规模的集结和运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更不容易造成歼敌一路、击溃其他的态势。根据平原作战的特点，他们提出反“扫荡”的对策：“先溃后收拾”，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时间消耗敌人，再转入反攻，收拾局面。

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召集冀南区党委、军区和行署负责人开会，研究敌情和作战的初步部署。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加强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参战。要向广大群众和友军说明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冀南抗战的立场及作战的方式，以免引起群众对我军的误解和给友军制造磨擦的借口。 会议根据敌情和平原的地形特点，决定组织若干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相策应，保存有生力量，避实击虚，寻机集中力量歼敌。

一月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一二九师役字第三号命令，决定将在冀南和鲁西的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等，组成作战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域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疲惫、消耗敌人，限制敌人于少数点线之内，以控制广大乡村。

一月中下旬，西线石家庄、邢台、邯郸等据点的日军先后出动，逐渐向冀南中心区进犯，一路占领城镇要点，留置守备部队，修筑公路，边进边大肆烧杀，并建立伪政权。

冀南各作战集团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的指挥下，按照原定战术集结主力保持机动，分遣小部队与日军接触，寻机予以阻击、伏击，迟滞消耗进犯之敌。同时，不失时机地打击日军，使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一定代价。各作战集团相继袭击了宁晋、广平、肥乡、高唐、巨鹿等地日军，取得了一些战果。当日军主力进入冀南中心区后，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当即令冀南各集团主力转至敌人侧后，打击敌人的补给线和守备部队。

一月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电令在威县一带活动的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回师部商量作战问题。陈赓提出：日军在平原作战气焰嚣张，仗着有汽车和机枪、小炮，一发现八路军的部队就追，特别是在其受袭后对八路军更是穷追不舍，可以利用它这个特点搞个伏击。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赞成陈赓的提议。经过研究，决定把伏击地点定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

二月初，东线泊头、德州、聊城等据点的日军开始出动，在航空兵的掩护下，分路向冀南中心区推进，与西线日军形成对冀南根据地的夹击之势。二月九日，日军主力占据了冀南中心区的各个县城。

二月四日，三八六旅作战集团奉命集结于香城固。陈赓和政治委员王新亭指挥旅主力及六八八团在香城固附近的多沙地区设伏，派小部队向威县日军发起夜袭，诱其出动。

日军果然中计。十日中午十二时许，威县城内的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补充大队，出动汽车八辆，载一个加强步兵中队约二百余人，由一名大队长率领，向威县以南“扫荡”。当日军行至南草场附近时，埋伏在这里的三八六旅骑兵连突然出击，当场将日军大队长等打死，随后且战且走，诱敌进入三八六旅主力预伏的香城固地区，并切断其后路。至黄昏，三八六旅作战集团主力部队从三面阵地实施火力包围，经过八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日军二百余人。第二天，日军以两架飞机掩护，动用七十余辆汽车，载敌二千余人向香城固地区猛扑。此时，陈赓已率部转到邱县。日军向邱县追击时，陈赓又率部突然转移到馆陶以北地区，使敌人再次扑空。十三日，三八六旅主力渡过卫河转移至冠县地区集结、休整。

香城固战斗，首创平原伏击歼敌的典型战例，刘伯承称赞这是一次“模范的诱伏战” 。这一战斗打击了日军全面“扫荡”的计划，对于鼓舞冀南军民士气，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香城固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收到朱德、彭德怀发来的贺电：“香城固镇大捷，挫敌凶焰，嘉慰良深，特电嘉奖。惟冀南环境已转入艰难严重阶段，望能努力坚持，克服困难，争取大小胜利，以挽冀南危局。” 蒋介石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分别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嘉奖八路军三八六旅。

香城固战斗后，日军放弃寻歼冀南地区八路军主力的计划，改为分兵占领城镇，增设据点，加修工事，修筑公路，然后依托这些点线，使用快速部队分区进行反复的“扫荡”，企图摧毁冀南军民的抗日意志，驱逐八路军。

面对日军一次次的“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更加艰苦。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紧紧依靠冀南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和指挥军民机智勇敢地进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

二月十七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联名发出《关于坚持平原抗战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军事上“避实击虚，灵活机动”，“主要是打敌交通部队，不断袭扰敌人”，“暂避敌锋，必要时主力以团为单位游击。”并提出，要“发展普遍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不断接触敌人，以掩护配合基干队辗转机动。” 按照这一指示，冀南各作战集团适时化整为零，深入农村活动，断敌交通，打击敌人的出扰部队。

在冀南军民反“扫荡”期间，蒋介石乘机向冀南增兵。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他任命鹿钟麟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并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将原驻鲁南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调至冀南及冀鲁边区，划归鹿钟麟指挥。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委任石友三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二十九日，蒋介石正式颁布冀察战区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部，第十军团军团长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及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其中，驻豫北的朱怀冰部，是国民党军中力量较强的部队，蒋介石将其列入冀察战区，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进一步抑制、排斥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鹿钟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有了武装依靠，加紧策动破坏抗日政权，攻击八路军、游击队。这时，原来依靠根据地军民掩护，得以幸存于晋东南、豫北、冀西、直南、鲁西北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地方政权，也在鹿钟麟的统一部署下，向抗日政权和八路军进行武装挑衅。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处在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中，不得不两面作战。

一九三九年一月，邓小平从延安回到冀南后，和刘伯承、徐向前一面布置反“扫荡”作战，一面研究应对鹿钟麟、张荫梧、石友三等反共顽固分子制造的磨擦和挑衅。他们对这些主要的顽固分子的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鹿钟麟气焰正盛，很难争取；张荫梧手中握有军队，是河北反共顽固势力中最积极、最坚决的；只有石友三还有争取的可能。按照八路军总部提出的“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的原则，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等制定了“争取石友三，孤立鹿钟麟”的工作方针，决定由刘伯承、宋任穷重点做鹿钟麟的工作，邓小平、刘志坚 重点做石友三的工作。

邓小平首先派杨秀峰、刘志坚等多次到石友三的驻地同他商谈，接着又亲自去同他见面商谈，表明团结抗战的诚意，讨论合作事宜。

石友三的军团部驻扎在南宫县西桥村村西。一月十六日、二十五日，邓小平两次到西桥村，同石友三商谈冀南抗战问题，争取石友三走团结抗战的道路。邓小平在谈话中表明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希望石友三不搞磨擦，不做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为了打消石友三的顾虑，他在十六日同石友三会谈后，立即发表声明，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对友军工作方针是使之成为统一战线队伍，不是变成八路军”。 在二十五日的会谈中，邓小平还向石友三表示同意帮助他解决部分给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石友三声明，保证该部在鹿钟麟同八路军磨擦时保持中立，“不致与八路冲突”。 这样，在一段时间内，石友三部表现出一定的中立态度，从而为冀南军民反“扫荡”及反磨擦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就在刘伯承、邓小平分头做国民党顽固派工作的同时，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着重议的却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政策。此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由此，全国各地尤其在河北，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越来越多，局势愈加恶化。

二月一日，鹿钟麟和石友三致函一二九师，转达蒋介石电令，要求一二九师依照下列办法进行“调整”：一、所在地方行政权应一律交还各当地政府，以统一政权；二、在冀察鲁豫之各部队及游击队应分别受所在战区司令长官或总司令指挥，绝对服从命令，统一指挥系统，集中抗战力量。鹿钟麟还在已经有了民选县长的冀南数县，重新任命县长，从而使冀南绝大多数县出现了“双县长”、“双政府”的混乱局面。

二月五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就日益加剧的磨擦问题进行研究后，提出基本对策。这就是：一方面“绝不可放弃现得阵地”，坚持“继续发展已得阵地，不可逆来顺受”；同时利用顽固分子之间“争地盘”的矛盾，“从各方努力”争取和坚持同一些实力派的合作。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置共产党、八路军的忍让、劝告和合作态度于不顾，在冀南各地肆无忌惮地制造袭击八路军的事件。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其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钟麟部下的袭击。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及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全数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信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盗挖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处。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干部、侦察员数名。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敌人正在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冀察晋、晋东南等区，而我抗战阵线中，又因鹿钟麟、沈鸿烈之极端错误行动 ，引起严重的磨擦与纠纷，使华北抗战遇到莫大困难与危险”。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八路军“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继二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之后，又委任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并命令石友三“在万难中拿住冀局，以对付八路军”。原还持一定中立态度的石友三，得到蒋的委任后认为在冀南已站住了脚，便自食其言，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同时，蒋介石还拨款十二万元给鹿钟麟，让他在河北发展国民党组织。得到蒋介石的加委和拨款，这些磨擦“专家们”在冀南、冀西纠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扩展地盘，拼凑与人民对立的“第二政府”，欺压人民，屠杀八路军和共产党地方干部及家属，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邓小平利用多种场合和形式予以揭露和批评，并告诫根据地军民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统一战线的正确原则，既争取、团结又开展斗争。他还特别强调要发展共产党、八路军自己的阵地，指出：“如果没有我们的阵地，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是处处做不通的。”

从一月到三月，在反“扫荡”和反磨擦两条战线的紧张斗争中，邓小平在南宫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度过了一段极其艰苦的日子。他和刘伯承、徐向前领导和指挥冀南军民在同时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情况下，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战斗一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三千余人，粉碎日军对冀南根据地的十一路大“扫荡”及其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在反“扫荡”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邓小平作报告、写文章，及时总结开展平原游击战和反“扫荡”的经验，指导冀南军民在艰苦的环境中运用游击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三月十日，邓小平在冀南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召开的干部会上作《我们在新的环境下的工作》的报告，阐述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回答了在日军加紧“扫荡”的环境下党如何领导游击战争的问题。他说：

“在全国方面来说，敌人整个计划是企图进攻西北和西南，而华北是全国战争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敌人进攻西北的据点，所以必然要在进攻西北之前，对华北来一次‘扫荡’。”“敌人‘扫荡’华北，一定进攻冀南。敌人企图完全摧毁冀南和冀中的抗日根据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战术原则是运动游击战，特别是用普遍的游击战争来坚持冀南抗战，不断扰乱、疲惫和袭击敌人，打敌交通部队、运输队，包围县城，伏击它的增援部队，断绝敌人交通。拔下一个‘钉子’，地方就宽广一些，再继续拔。我们要不断地消灭和消耗敌人，但不为敌人所算，避免敌人消灭我们的企图。”

冀南抗日根据地还是一块年轻的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二九师刚进入冀南时，指战员们对于如何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还心中无数。一年多过去了，八路军不仅在冀南站住了脚，而且不断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写成《艰苦奋斗中的冀南》一文，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全文刊登。文章全面回顾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一年多来艰苦斗争的历程，总结了冀南军民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开展普遍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文中说：

“在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根据游击运动战的原则，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集结相当的兵力，主动地寻求运动战的机会，求得消灭敌之一路，击破敌之他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加强敌侧背之活动，以侦察钳制与消耗敌人之进攻部队。因为我们采取了这样的作战方式，所以才能制止敌于隆河以西至半月之久，迫使敌人不得不花去很高的代价和一个月的时间才将南宫占去。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大量地消耗敌人而未为敌人所算，敌人始终没有实现其消灭我军主力之企图。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于敌人军事占优势的条件下，寻求机会打击敌人，而取得香城固、安儿寨、大杨庄及南宫、巨鹿间的屡次胜利。”

文章强调，发展普遍的游击战争，是支持平原抗战的重要因素。文中说：

“还在敌人进攻之前，我们即已不止一次地指出，发展普遍的游击战争，是支持平原抗战的重要因素。八路军、冀南军区和军分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各专员公署、县政府，在培养游击队与自卫队的力量上，曾经尽了相当的努力。所以在敌人进攻中，在广大无边的原野，散布了无数的大小游击队，所有的县长和一部分区长都兼任了游击队长。这些游击队成了正规军的耳目和有力助手，成了民众保卫身家与国土直接的武装，成了政府领导民众、训练民众坚持抗战的核心，成了维护政府与摧毁伪政权的坚强力量。”

邓小平在文章中总结、提炼的在冀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使冀南军民对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有了更明确的战略战术指导，而且对其他抗日根据地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三月间，日军进攻的重点逐渐从平原转向山地，以六千多兵力开始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和顺、辽县、翼城、浮山、安泽等地进行“扫荡”。

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对一二九师今后的工作做了全面的研究和部署，确定一二九师对敌斗争的重点从冀南平原转向太行山区，决定刘伯承、邓小平返回太行山，徐向前留在冀南继续指挥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ftii5m3Wf53j7xylzPshzAP4P4+KjFC/vwTuu979OeWd6NvkqJdMjQknYh9lmN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