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邓小平带着一小队人马，冒着凛冽的寒风，日夜兼程赶往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一二九师师部。他此行是赴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定下来的。张浩原名林育英，是党内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全国抗战开始后，他和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战前线。因患严重的脑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安排他回延安疗养。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任命。一月十六日，八路军总部公布这项任命。这时，邓小平还不到三十四岁，是当时八路军三个师中最年轻的师政治委员。

一二九师是由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和陕北红军的一部分改编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从陕西省富平县的庄里镇开赴山西前线。到山西后，一二九师先后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娘子关争夺战和太原保卫战。太原失守后，进入晋东南，担负起依托太行、太岳山区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担任这样一支主力部队的政治委员，参与主持这样一个战略区的工作，担子很重。邓小平曾担任红七军、红八军的政治委员和红七军前委书记，一九三六年后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积累了丰富的部队政治工作经验。他还具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一二九师深入太行前线，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要同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友军搞好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很重要的。

一月上旬，已受命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马牧村就开始考虑一二九师的工作。一月六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洪洞县高公村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精神，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在会上，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一起研究了一二九师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和发展太行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结束后，刘伯承随朱德到洛阳参加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参谋处秘书主任兼机要科长刘华清等护送下，从马牧村出发赴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刘华清后来回忆说：

“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从马牧村出发时，总部给我们搞了台汽车，全部人员都坐车出发。这是一辆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卡车，需要靠烧木炭行驶，质量很差，走着走着就抛锚。幸好司机是个老‘把式’，总能对付着开动。”“我们一路要经曲沃、翼城、阳城、晋城、高平等地，才能到达长治。山西的路窄窄的，坑坑洼洼，走了三天，好不容易才到了长治。这几天吃饭、住房都由彭真安排，他是山西人，地方政府人员比较熟，走到哪个县，都有人招待吃住，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警卫人员省事省心。到了长治，彭真就到了目的地，不跟我们走了，而我们则要继续向前走。”“我们到了武乡县时，没人接待，这下抓瞎了，我紧张极了。因为邓政委的行动要保密，不能找县长。我在武乡东村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先请邓政委住下来。”“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路途辛苦，很快睡着了，我却难以成眠，想着明天怎么搞，尤其是汽车千万别出事。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看司机发动汽车。果然汽车发动不着，捣腾好多遍，司机垂头丧气地告诉我，汽车坐不成了。请示邓政委后，我去县政府找马。县政府一个负责人说：‘多了不好搞，只能解决四五匹。’我带回四匹马，请邓政委和警卫员骑马，其余的徒步行军。剩下的都是山路，不算太远，只一天时间便赶到了辽县西河头第一二九师师部。”

邓小平到达西河头村的时间是一月十八日。当天，张浩主持召开师部直属班排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欢迎会，并在会上作了一二九师工作总结报告。欢迎会后，邓小平立刻向张浩和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等详细了解一二九师进入山西前线以来的情况。

作为政治委员，抓工作的切入点当然还是部队的政治工作。

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师营教导员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他连续两天在会上作报告，就目前抗战的形势和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以及部队作风建设、党的工作等作了全面的阐述。

关于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他强调要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性。在十二月会议刚结束不久他仍然强调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多月前，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实际上是要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这无疑给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抗战，制造了思想障碍。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争取抗战的胜利，最中心的问题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认识统一战线的实质，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纯洁性，要发展和巩固党，提高党中央的威信。

关于部队作风建设，他强调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他说：八路军就是红军转变过来的，同时也是国民革命军主力的一部分。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骨干，保持其战斗作风，以模范来影响友军。针对部队在不断补充和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暴露出的一些政治纪律松懈、军阀主义和忽视政治工作等错误现象，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统一战线斗争和部队多数分散行动的环境当中，要严明纪律，反对自由主义。

二十四日，一二九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主要谈干部和军队作风建设的问题。他提出党的干部应遵循“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仁至义尽，委曲求全”的十六字方针。他特别强调，干部学习非常重要，指出干部要经常上课，开讨论会，要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邓小平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思想新颖的讲话、报告，很快赢得了干部们的认可。二十四日，在司令部机要科工作的杨国宇在日记中写道：“政工会议完毕”，“看来师长不在家，就是邓主任主揽一切”。

就在师政治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主持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军人大会，由军法处宣判枪决强奸民女的一名战士。这名战士资格很老，有过不少战功，有群众到师部为他求情，要求减他的刑。有些干部战士也觉得对他判得重了，希望新来的政治委员手下留情。但是，邓小平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决不允许侵犯群众利益，这是我党我军铁的纪律！我们决不会宽容任何危害老百姓的犯罪行径！我们是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日，没有老百姓根本无法生存，更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反动派一直在群众中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诽谤，说我们是土匪。为了让人民看清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真面貌，每一个党员、官兵都应当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我们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整肃军纪，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

几十年后，邓小平当年的老部下对他的“严”仍记忆犹新。当时在师政治部工作的张香山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的话讲得很严厉，语气也很沉重，显示出他对破坏群众纪律的罪行处理得很果断。但说实话，当刚听完判决书的时候，我也觉得似乎判得重了一些，但在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又仔细地想了一想之后，感到确实非如此判决不行。”“小平同志紧紧抓住这次事件，亲自出席军人大会，对指战员进行一次深入的教育，这对于整饬全师的群众纪律，是大有作用的。”

当时一二九师独立支队（亦称秦赖支队）司令员秦基伟后来的回忆，还讲到了一些别的事。他说：

“小平同志善于抓典型。我们叫做枪打出头鸟，或者叫打一儆百。他在这一方面是特别严格的。如果谁犯了纪律，肯定要挨批评。一九三八年，根据地稍微稳定一点时，一些干部开始结婚。有一位高级干部结婚时，派警卫班到一个地主家里搬了一点家具。小平同志把这件事作为一种苗头在干部会上狠批了一顿，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一下子就把大家镇住了，没有人再敢重犯。”

当年一二九师的副师长徐向前，对这位新搭档的第一印象是“有魄力，才思敏捷，讲话实在，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一月二十七日晚，师长刘伯承在洛阳参加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后回到师部。第二天，从辽县拐儿镇民训处开会回来的邓小平在师部见到了刘伯承，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三年的亲密合作。

此前，邓小平与刘伯承虽然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相互是了解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些相近的经历。

刘伯承一八九二年生于四川省开县，比邓小平年长十二岁。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一九二七年冬，赴苏联学习。一九三〇年夏回国。

邓小平和刘伯承先后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一九三二年一月到达中央苏区。在瑞金，两位四川老乡首次见面。刘伯承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一九三二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刘伯承出任红军总参谋长。他们都因积极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李德军事指挥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而遭受打击。随后，先是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接着刘伯承也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职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长征中，一九三四年底，邓小平再一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几乎是在同时，刘伯承也被调回中革军委担任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他们一起参加了遵义会议，都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十二月，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承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一九三七年二月出任援西军司令员。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他们走到了一起。此后，他们一个作军事主官，一个作政治主官，“珠联璧合，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活剧” ，带出了一支威震中外的“刘邓大军”，也续写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友谊，留下了“刘邓不可分”的佳话。邓小平后来曾经说：

“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他们的老战友薄一波曾谈到过周恩来对他们两人的评价：

“一九五〇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一次闲谈，周恩来总理曾经问我，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同志共事多年，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不等我回答，周总理就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

薄一波自己也说：

“回忆小平同志在开辟晋冀鲁豫战略区的战斗岁月，在建党、建军、建政、作战诸多方面，都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我们敬重的一代伟人‘举重若轻’的战略家气度和才能。小平同志的这种才能和伯承同志的严谨、缜密相配合，相得益彰，使得刘邓成为当时我党我军高级干部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班子。”

太行山位于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古称“天下之脊”。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要，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一二九师深入太行山区，在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对于抗战全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日军继占领太原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又攻占了南京，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一度移至武汉。一九三八年一月，日军调整部署，将作战重心移向津浦路，企图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以实现其连贯南北战场、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为策应徐州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以夺取山西南半部和豫北为中心的“河北戡定作战”计划，集中兵力攻取华北。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进攻，一月十二日，八路军总部向全军提出“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

一二九师的指战员们严阵以待，积极进行开展更加艰苦的游击战争的各项准备。师部根据前一阶段派出工作团和组建游击支队的经验，决定继续实行分兵战略，将师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二兵力有步骤地分遣出去，以组建游击支队。师部还开办游击训练班，培训即将分遣出去的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训练班的主要教材由刘伯承撰写。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倪志亮等都曾到游击训练班讲课。

一月二十九日，八路军总部发布《关于目前抗战的局势及我军的战斗任务的训令》，对一二九师近期作战行动作出具体部署：一二九师应以五个营至两个团精干部队，位于平定、昔阳、和顺以东，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之山地，配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率部向获鹿、平定之间，积极打击消灭出扰运动之敌，并大规模地破坏正太铁路与石家庄以南之平汉路。为行动便利，三四四旅由一二九师首长指挥。

二月二日至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讨论部队组织与干部配备、部队新战士教育及干部教育以及派遣部队赴平汉铁路以东开辟根据地等问题。会议决定，师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东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的游击区。

部队分兵开展游击战争，需要地方党组织和干部的密切配合。而当时中共冀豫晋省委及各特委、县委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多年在北方地区从事白区工作，对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缺乏实践经验。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同北方局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李雪峰商量后，决定由刘伯承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一二九师高级干部会议，彭真和李雪峰主持召开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对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进行具体的部署与指导。

二月四日至六日，一二九师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刘伯承作军事报告，动员全师勇敢地挑起动员武装民众的担子，在整个太行山区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邓小平在会议讨论发言中，就进一步分兵发动群众，实行战略展开，开辟根据地和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作了分析和讲解。会议决定，继续将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的大部分散到各地，以连、排为单位，抓紧敌人大部队尚未进入太行山区的时机，开展游击活动，并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同时，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在彭真和李雪峰的主持下举行。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同师参谋长倪志亮和彭真、李雪峰等一起研究了怎样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问题，并谈了自己的体会和看法。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我对根据地问题一直不够明确，我问邓小平，什么叫根据地，怎样建立根据地？邓小平说，根据地首先是为抗日而建立的，要抗日就要有武装，因此根据地必须要有武装。根据地是一个地理区域，要使根据地在一个地区存在和发展，就要有政权，通过抗日政权来领导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根据地必须在群众发动起来，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才能建立和巩固，因此必须要有群众，这是基础。我们党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武装、政权和群众，缺一不可。”

邓小平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基本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吸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又是对几个月来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经验的总结。后来，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反复阐述这一思想，对一二九师的工作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听取了李雪峰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李雪峰后来回忆说：汇报中，他“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在组织地方撤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长远眼光和灵活的方法”。那时日军疯狂进攻，部队和机关经常转移。“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强调了撤退前能‘抓一把’就‘抓一把’，意思是征兵、征粮能搞多少就搞多少。”“小平同志严肃地说：你们不要那样搞，不要只顾一时利益。你们是高级干部，要有战略眼光。现在形势紧张，根本的问题是要搞根据地。你们地方组织应该向一二九师部队靠拢，确保安全。”

一二九师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后不久，一二九师师部和省委又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提出的创建根据地的三大问题：武装、政权、群众。刘伯承、邓小平、倪志亮和李雪峰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在武装建设方面，要把组建和发展游击队、自卫队放在突出地位；在政权建设上，要建立群众信任的、民主的抗日政权，要以各种名义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要使各种抗日进步分子经过训练后到区村政府中工作。关于群众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不要隔离和疏远任何人。

在统一高级干部和地方干部的思想认识之后，刘伯承、邓小平即迅速进行组建和部署游击支队的工作。

二月六日，决定由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领，以王振祥为团长、邓永耀为政委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开赴冀南，与马玉堂领导的独立支队等部，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

几天后，二月十日，指示在冀南的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从正规步兵中抽一个连作骨干，先扩充为营，三个月发展成团，作为冀南游击区的一个基干队，用八路军挺进支队的名义，指挥其他游击队协同作战。

二月九日，从师教导团抽出三十几名干部，由桂干生和张贻祥负责，组建八路军一二九师游击支队，到平（定）和（顺）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内丘段以西的晋冀地区活动。

二月十日，以教导团的两个连组成先遣支队，由张贤约任司令员、张南生任政治委员，到辽县以东，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的冀豫地区活动。

二月十七日，以七七一团的一个步兵连和教导团的部分干部组建独立游击支队，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涂锡道任政治委员，到白（圭）晋（城）公路以东、漳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的太行南部地区活动。

至此，一二九师六十四个连队中已经有四十一个连队被分遣到太行山各地，占领太行山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迅速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根据地。

二月中旬，日军为配合其津浦铁路沿线作战并企图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北，集中三万多兵力，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铁路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

当时，蒋介石正下令反攻太原。按照其《反攻太原计划》，第二战区将在山西的部队分为东、南、北三路军。朱德任东路军总指挥。东路军除八路军部队外，还有分别驻守黎城、襄垣、子洪口等地的友军李家钰、李默庵、曾万钟、武士敏、朱怀冰等部。八路军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配合友军向太原进攻，一二九师负责破袭正太铁路。

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在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后，立即进行部署，将分散活动的各主力部队适当集中。

二月十五日后，刘伯承和徐向前到担负主攻任务的三八六旅指导工作。邓小平留在师部负责联络指挥各游击支队袭扰敌人，侦察敌人动向。

就在各部队按照计划进行战前准备时，八路军总部改变了原定部署。二月十八日，朱德、彭德怀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统归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挥，向平定以东，井陉以西，西北夹击，相机占领娘子关、旧关。”

井陉西南的旧关，是井（陉）平（定）公路上日军的重要据点。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接到电令后，马上改变原计划，决定向正太路东段井陉进击，以七六九团袭击旧关，吸引井陉的援敌西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埋伏于旧关和井陉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

二月的太行山，天寒地冻，担负长生口伏击任务的七七一团、七七二团的指战员，连夜沿着崎岖的山路，衔枪疾走。二十二日凌晨，长生口战斗打响。经五小时激战，歼灭日军驻井陉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敌汽车五辆。

长生口战斗“迅速、坚决、突然”，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行动，对民众鼓舞很大。听说部队打了胜仗，周围村镇的群众争相送茶送饭，慰问部队，“争看胜利品和东洋兵”。

三月初，日军在山西军渡、碛口猛攻中国军队黄河防线，准备往南往西渡过黄河，进攻西安和陕甘宁边区，潼关、西安告急，绥德、延安紧急。三月二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收到毛泽东给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和各师负责人关于保卫

边区巩固河防的部署电。电报提出：

“一二九师应位于同蒲以东，布置侧面阵地，破坏铁路阻滞敌向潼关进攻，并策应林贺两师作战。如潼关西安危急，蒋有另调晋境国军主力渡河改任保卫西安之任务时，该师主力亦应准备西移，而留一部永久位于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仍在加紧部署部队的战略展开。按照朱德、彭德怀电报的精神，他们决定由以桂干生为司令员、张贻祥为政治委员的一二九师游击支队，到冀西去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冀西，指平汉铁路以西的河北省西部广大地区，有八九个县，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边区的中间地带，战略位置重要。

三月四日，邓小平在师部同前来领受任务的张贻祥谈话，对开展冀西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指示。他说：冀西对敌斗争复杂。到冀西后，首先要好好发动群众，尽快建立起党的组织，群众一发动起来，就好建立武装了。他指出：冀西地区要分两个层次发展游击队，首先是脱产的基干游击队，其次是不脱产的民兵游击队。应争取尽量搞些脱产的独立营，任务是配合主力，打击敌人，破坏铁路，割收电线。他还提出，地方武装还要逐步升级，以便发展为主力部队。

冀西的开辟，为随后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向冀南、豫北进行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也是在三月四日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主力从辽县出发，南移邯长路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拟伺机破袭邯长公路，伏击由邯郸沿邯长公路西犯的日军第一〇八师团。

邯长公路东起平汉线上的河北邯郸，西至山西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是日军的重要运输线，沿路要地均有日军把守。

邓小平一到驻地，便指示各级政治机关，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鼓动工作。他还在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的陪同下，亲自到驻扎在武乡韩壁村的七七一团作政治动员。陈赓在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热烈的战前动员场面：

“部队均忙于政治动员和战斗准备”，“激昂的口号声，像春雷一样响彻了韩壁的整个村庄。随便你去任何哪一个民房里观察，都可以看到那些民族战士们在擦枪，打草鞋，炒干粮，忙得不亦乐乎，这些现象说明了这次战斗必胜的先兆。”

三月十日深夜，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在辽县西河头的师部研究制定伏击战的作战方案。他们几经权衡，最终决定选择位于黎城和潞城之间神头岭下的神头村作为伏击日军的中心地区。具体部署为：以七六九团为左翼队，派其一小部袭击黎城，该团主力伏击涉县可能来援之敌；三八六旅的三个团（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补充团）为右翼队，在神头村附近三面埋伏，准备伏击潞城方向可能来援之敌；派人与友军曾万钟部联系，争取其配合。

三月十四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在同刘伯承一起进行作战部署后，前往沁县白家沟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参加总部会议。刘伯承留师部组织指挥战斗。

三月十六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到总部两天后，前线传来战斗捷报。这天的上午八时，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一二九师打响神头岭伏击战，至下午四时，战斗结束。此役共毙伤日军一千五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五百五十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六百余匹，我军伤亡二百四十余人。

神头岭伏击战有力地牵制、迟滞了日军在晋东南的行动。神头岭，成了日军的“伤心岭”。日军统帅部把这一仗当成八路军“典型的游击战术”分析研究，一二九师被日军视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可怕的对手。

而此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继丢掉临汾之后，又相继丢掉了汾阳、离石、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日军借此得寸进尺，打通了邯长公路和同蒲铁路南段，长驱直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

三月下旬，日军为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加大了运输补给。在邯长公路上，日军的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这时，阎锡山、卫立煌已无力抵抗来势凶猛的日军，退往黄河西岸。整个山西的国民党军，只剩下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钰部在长治一带。而蒋介石却命令一二九师“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显然，蒋介石是想把一二九师困在太行山区，达到假手日军消灭共产党的这支部队的目的。

一二九师的将士们原本也没打算离开太行山。从进入山西抗战前线那一天起，他们就抱定了“誓与华北共存亡”的坚定信念。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这支部队不变的目标。刘伯承、邓小平正在筹划着下一步如何发展壮大队伍，有效地打击日军。

三月二十一日，刘伯承动身去八路军总部开会，并出席在沁县小东岭由国共双方联合召开的东路军将领会议。邓小平和徐向前留下指挥部队作战。

据徐向前回忆，刘伯承走后，邓小平和他决定，“将部队东移，在涉县和东阳关之间，再打个伏击战”，伏击日军往返之运输部队，迟滞日军行动，破坏其西进的战略计划。经过周密研究，他们将伏击地点选在黎城县东阳关镇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

响堂铺是东阳关镇至涉县公路边上的一个小村镇，属涉县管辖。这段公路是日军极其重要的一条后方交通运输线，蜿蜒在峡谷之中，长约三十华里。公路以南是高山峻岭，海拔一千四百多米，不易攀登；公路以北为起伏高地，便于隐蔽和出击。峡谷底部是河滩，射击区域开阔，是理想的伏击战场。

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响堂铺一带运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东移途中，细雨霏霏，道路泥泞，春寒逼人。部队忍饥熬寒，冒雨行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我们的设伏地点，选在涉县和黎城之间的响堂铺一带，通道沿着干枯的河床延伸，南北两侧皆险山隘路，只要把东西两头一卡，敌人便无路可逃。我们以七七一团为右翼，伏于宽漳、后宽漳；七六九团为左翼，伏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并以小部兵力警戒涉县方向的援敌；七七二团作预备队，伏于右后方的马家拐，并警戒东阳关方向的援敌。小平同志率师直进驻佛堂沟，我的前沿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小山坡上。战前我和陈赓及团的干部，看了地形。小平同志和我到七六九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战斗动员。”

三十一日凌晨，邓小平率领师直属部队进到响堂铺以北的佛堂沟埋伏。上午八时半，日军第十师团的两个汽车队一百八十多辆汽车由部队掩护从黎城向响堂铺开来。当日军完全进入伏击圈后，伏击部队以猛烈的炮火袭击，日军一片惊惶失措。乘日军混乱之际，伏击部队发起冲击，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两小时激战，毙敌四百余人，毁敌汽车一百多辆，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迫击炮四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刘伯承对响堂铺伏击战非常赞赏，认为是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邓小平和徐向前得胜归来，刘伯承一见面就说：“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了这么大的胜仗。”

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协同指挥作战，配合默契，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接连取得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伏击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入侵晋东南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作战方法是第一流的。

在参与组织、指挥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实施战略展开的同时，邓小平还和刘伯承等一起悉心地指导、帮助冀豫晋省委加快恢复和建立各县党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全面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到三月中旬，在西起同蒲路、北至正太路，东至平汉路，南至黄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晋中、冀西、太南、冀豫和晋豫等五个特委，在沁县设立了省委办事处，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县委，平定、榆次、太谷、寿阳等县恢复和建立了抗日政权，和顺、辽县、榆社、黎城等县的抗日政权得到巩固。在省委和一二九师的领导、发动下，抗日群众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各县的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纷纷建立。到四月初，“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基本实现了省委提出的使共产党成为根据地的领导者，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者的目标。“晋东、冀西成为共产党、八路军控制掌握的根据地。”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使侵华日军在华北占领区感到了更大的威胁。四月四日，日军以第一〇八师团主力及第十六师团、二十师团和第一〇九师团、酒井旅团各一部共十余个联队三万多兵力，采用“分进合击”的方式，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八路军总部判断，日军这次围攻来势凶猛，规模较大，要求一二九师做好准备，与其他部队和国民党友军密切配合，粉碎敌人的围攻。

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较早就从缴获的日军文件和士兵家信中得到了日军围攻晋东南的情报。四月二日，他们按照八路军总部的部署，率一二九师主力进驻黎城县西井、南委泉、北委泉、源泉一带。

四月五日，他们商定：刘伯承、徐向前率师主力东移，在武涉大道西戍一带寻机歼敌；邓小平次日回辽县师后方指挥所，整顿各游击支队及地方武装，准备对付敌人的围攻。

邓小平四月六日返回辽县后，一面督促各游击支队和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建立健全党组织；一面派干部协同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布置落实根据地反围攻的准备工作。他还指导各县政府和各抗日救亡团体发动广大群众破坏道路，改造地形，增加进犯日军行动的困难，配合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粉碎日军的围攻。

大战在即。四月八日，邓小平和李雪峰在辽县西河头村召开全区各特委书记和各支队政委联席会议，讨论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反围攻作战的问题。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这是根据地创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联席会议后，各地县以村为单位，召开民众大会，揭露敌人的欺骗，解释粉碎敌人围攻的意义，宣传中国军队抗战的胜利，进行有力的鼓动，提高民众抗战的信心。各地动员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替军队抬伤兵，运粮食子弹，号召民众不替敌人带路，替自己军队带路，侦探敌情，报告自己的军队和政府，肃清汉奸，捉拿敌人的奸细。同时，破坏道路桥梁，破坏敌人交通。”“广大民众在反围攻中表现出空前的抗战热情，和抗日军队密切配合，初步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威力。”

四月九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辽县桐峪镇主持召开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反围攻作战。他们决定迅速将分散出去的部队相对集中起来，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人各路，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以打破敌人的围攻。会后，刘伯承和徐向前率三八六旅主力东移，寻机歼敌。邓小平率七六九团一部，在辽县牵制北、西两面来敌。

日军从四月十日开始，相继从榆次、平定、昔阳、元氏、赞皇出动，从东、西、北三面向晋东南根据地进攻。日军一踏进根据地，就遭到了迎头痛击。

四月十日晨，当从榆次出动的日军第一〇九师团二个大队分别进至马坊、关帝庙、牛川附近时，邓小平和倪志亮指挥在这一带活动的一二九师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七六九团一部、一一五师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部和一些地方武装，以游击战和运动防御战致其消耗、疲惫，阻止其深入根据地腹地。窜入辽县、武乡、沁县、榆次、太谷、祁县等地的日军，则遭到抗日游击队、地方自卫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不断阻击。

围攻根据地的日军部队遭到抗日武装的阻击和袭扰，再加上因广大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供给困难，很快陷入饥饿、疲惫和恐慌的境地。刘伯承、邓小平看到时机已到，决定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四月十一日，刘伯承、徐向前率师部到达辽县东南与黎城、武乡、涉县交界处的桐峪镇下截村。当晚，邓小平从辽县赶到下截村，和刘伯承、徐向前共同研究作战部署，决定寻机打一个歼灭战，将日军赶出太行山腹地。

四月十三日，进入武乡县的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第一一七联队，扑向榆社县城，但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无人无粮、道路被破坏、车辆不能通行的空城，只好重返武乡县城。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当即决定，集中力量击敌一部。十四日晚七时，他们向朱德、彭德怀发去急电，要求将在涉县以北外线的一二九师主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主力立即调回武乡地区，伺机歼灭侵入武乡地区的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的两个联队。朱德、彭德怀接电后，当即复电同意，指示他们截住这一路日军歼灭之。

四月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由武涉路经西井、蟠龙向武乡挺进，傍晚抵达武乡县城西北的东、西黄岩和东、西胡家垴一带，准备机动打击敌人。十六日拂晓，他们指挥部队在武乡以东长乐村一带，打响长乐村战斗。激战一天，至下午五时开始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二千二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步马枪一百余支、马十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长乐村之战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这次战斗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一二九师等部乘胜追击。四月二十七日，盘踞长治的敌第一〇八师团向南撤退，当其窜至长子以南的张店等地时，又遭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和决死第一纵队截击，被歼近一千人。至二十九日，日军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历时二十六天的反九路围攻作战，歼敌四千多人，不仅打破了日军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驱逐或消灭八路军的计划，而且收复和顺、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安泽、屯留、长子、高平、长治、壶关、晋城、阳城、沁水、黎城、潞城、襄垣、涉县等十九座县城，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八路军所控制，进一步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刘伯承后来说：

“粉碎敌九路围攻的胜利，使我们的脚跟在太行山上站得更稳了，使我党我军的威信更为提高，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更为高涨。”

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段作战经验时说：

“一九三八年进行了三次反‘扫荡’作战，其中尤以敌人调兵会攻徐州之前九路围攻晋东南之被粉碎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于邯长大道的伏击作战，打退了黎涉沿线敌人，光复了长治地区，伸向道清路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

就在一二九师取得反九路围攻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来电通告：张国焘公然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张国焘曾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一二九师的主力源自红四方面军。四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师部召集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和曾国华支队排长、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拥护，纷纷表示坚决团结在党中央的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反九路围攻作战取得胜利，邓小平和一二九师的指战员们并肩战斗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时，全国抗战进行了八个多月，整个华北的局势已经有所改变。

在敌后，除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外，八路军的其他部分，如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中共山东省委分别创建晋察冀、山东、晋西北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的大片地区。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台儿庄（今属山东枣庄市）一带同日军的作战中，一举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取得台儿庄大捷。

在山区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而冀鲁平原游击战争急待加强的情况下，并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军进行徐州会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失时机，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电报中说：

“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根据上述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到平原地区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是一个大胆而又非常重大的决策。

四月二十三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一起主持召开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电示精神，部署部队向冀南、豫北和平汉铁路沿线实施第二次战略展开。会议决定：将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编为左右两路纵队行动。左纵队为路东纵队，由徐向前率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第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部，向冀南平原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由陈赓和旅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率领三八六旅主力，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行动。陈锡联、谢富治率七六九团等部继续活动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并相机分兵向石家庄以东发展。会议决定成立晋冀豫军区，以便统一指挥各基干支队，在冀豫晋省委领导下同各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推动平汉路东游击战争的发展。会议同时决定：将一二九师领导机构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刘伯承、邓小平率前梯队指挥机关和三八六旅前出到邢台以西地区组织指挥山地和平原的对敌斗争。后梯队由倪志亮率领，留驻辽县附近筹划晋冀豫军区的组建工作。

会后，各部队自四月下旬开始陆续向预定地区展开。

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西河头村送走了到冀南开辟工作的徐向前。当天，刘伯承率前梯队离开辽县，向平汉路东开进，不久将一二九师的前方指挥部移至邢台以西的营头镇小道沟村。邓小平暂时留在辽县，领导、指导晋冀豫军区的组建和指导冀豫晋省委的工作。刘、徐、邓兵分三路，开始了一二九师新的战略展开。

这时，一二九师由出师时的三个团发展到六个团又六个游击支队，在活动地区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四月下旬，成立晋冀豫军区，对外称第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师参谋长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在晋中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和顺等地的独立支队编为第一军分区，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对外仍以秦赖支队名义活动。在平（定）辽（县）和（顺）公路以东、平汉铁路石家庄至内丘段以西、正太路以南、辽县至内丘段以北的游击支队编为第二军分区，桂干生任司令员，张贻祥任政治委员，对外仍以桂张支队名义活动。在辽县以东、平汉铁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漳河以北的先遣支队编为第三军分区，张贤约任司令员，张南生任政治委员，对外活动仍以先遣支队的名义。在榆社、武乡、黎城、襄垣等地的游击大队编为第四军分区，谢家庆任司令员，张国传任政治委员，对外仍以谢张大队名义活动。在白晋路以东、漳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长治、壶关、平顺、潞城、陵川、高平一带的赵涂支队编为第五军分区（亦称太南军分区），赵基梅任司令员，涂锡道任政治委员，对外仍以赵涂支队名义活动。这时，晋冀豫军区的基干武装也已由原来的几千人发展到二万人，由初期分散的小游击队发展为游击兵团。

在领导、指导组建晋冀豫军区的同时，邓小平对中共冀豫晋省委的工作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

中共冀豫晋省委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成立的。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确定华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据此，北方局重新调整所属各省委的工作区域，撤销平汉线省委，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先后派彭真、朱瑞为北方局驻冀豫晋省委代表，指导省委工作。省委成立时驻山西平定，后随一二九师师部进入辽县，对外称“一二九师编辑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守后，冀豫晋省委和一二九师先后派遣干部和部队工作团分赴晋中、晋东南、冀西、豫北一带建立地方武装，发展党组织。

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省委机关的组织机构建设。中共冀豫晋省委虽然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就宣布成立，但直到次年二月间才正式组建，组织机构并不健全。在邓小平的指导下，省委新设立秘书处、军事部。军事部和军区合署办公，在秘书处内设立秘书科、印刷科、交通科、管理科、特务大队和卫生所。在组织部内设立组织科、统计科、训练科，省委党校归入组织部管理。在宣传部内设立编审科、宣传科，《战斗》半月刊编辑部归入宣传部管理。宣传部创办了省委机关报《中国人报》，于五月一日正式出版。到五月初，中共冀豫晋省委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精干的组织机构。这年八月十九日，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八月一日发出的《关于改变敌后党的领导机关的通知》，决定冀豫晋省委改称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

其次是区、县组织的建设。邓小平要求省委大力发展党在全区的力量，健全县以上党的组织机构，形成全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他还向省委提议将最早开辟的在辽县以北地区和武乡县的原晋中、冀晋两个特委，以及辽县直属县和晋东特委的一半，合组为晋冀特委。省委按照他的提议，在五月初完成了合组晋冀特委的工作，并在全区大量吸收发展党员，到五月底全区已有八千五百多名党员。

邓小平要求省委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大力发展群众组织。不久，全区组织起了有六万多名会员的各级农会、有七千多名会员的各级工会，建立起了真正由党领导的达五万多人的自卫队。

到五月底，晋冀豫边区普遍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邓小平提出的创建根据地所需要的武装、政权、群众三个条件基本具备。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仅本身得到了切实的巩固，而且成为下一步扩大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可靠基地。

五月以后，邓小平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挥一二九师主力东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VHIAxI8GNDcQgJNvMLg8ynV0lmm40ZsG9nB98K7yemQgoneot5eNwRzTeaW19M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