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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年轻，人生之路才刚开始，甚至可以说还未上路，因为你们还在学校，没有进入社会。进入社会才是真正踏上人生之路。
人生有三路：平坦道路、穷途末路、歧路岔路。绝对平坦之路是没有的。没有人一生是无风无浪、绝对平安的；如果有，一定是庸人，是不可能有任何进取和成就的人。穷途末路，也不是一般人的路，或者是作奸犯科之徒的路，或者是穷兵黩武、向外侵略的国家的路。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之路更多的是歧路、岔路。
在人生关节点上，在存在多种道路选择时，人一定要慎重。古人对歧路最为重视。《荀子·王霸》中记载杨朱哭衢途的故事：“杨朱哭衢途曰：此夫过举踬步而觉千里者夫！”一举足则成千年恨，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此之谓也。因为衢路是有多种通向的歧路，是可东可西可南可北的岔口。走错了，就会遗憾终生。《淮南子·说林训》讲的是同样的道理：“阳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这是人生之路。至于分别之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则不在此列。此处歧路，是朋友分别之路。
人的一生有时会有一些关节点，即道路选择。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一定要清醒，走正路而不能图捷径，更不能走邪路。误入歧途，幡然悔悟，回头是岸，则善莫大焉。你们能保证自己一生都是走在康庄大道上吗？不可能。我们是学马克思主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离经叛道，或者逃离马克思，都是事关我们理论生命的道路选择问题。在理论领域，岔口、歧路、岔路很多。尤其是当代西方思潮泛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遭到了一些人的贬损，是思想上可南可北可东可西、容易动摇之时，更应该注意道路和方向的选择。
当我听到有些学生轻生时，总有说不出的难过。我们应该对生命怀着某种敬畏，应该懂得生命的价值。生命本来就很短，对于很短的生命不知爱惜，反而自我毁灭，既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
我们要重视生命。因为它短暂，更要珍惜。因为它短暂，才显现它的价值。试想，如果人人长生不老，那人的生命有什么稀罕和可贵呢？人生苦短，这是中外古今的共识。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维斯拉瓦·辛波斯卡在一首题为《博物馆》的诗中写道：
这里有一把扇子——粉红的脸蛋哪里去了？
这里有几把剑——愤怒哪里去了？
……
王冠的寿命比头长。
手输给了手套。
右脚的鞋打败了脚。
至于我，你瞧，还活着。
和我的衣服的竞赛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这家伙战斗的意志超乎想象！
它多想在我离去之后继续存活！
“物是人非”，同样是中国诗人对生命短暂的感叹。放在博物馆里的东西，肯定比人活得长。任何东西进入博物馆都获得永恒，唯独人进不了博物馆，除非木乃伊。可木乃伊令人想到的是生命的短暂。人只能进入历史博物馆，而历史博物馆是历史，而非现实的人。
其实，不用去博物馆，只要举头四望你就可以发现生命的长度。它不如一棵树，不如一块岩石，不如一条河流，更不如一座小小的山丘。它也不如自己的创造物。你们家里或许有祖传的衣柜、挂钟，祖传的字画，甚至祖父母、太祖父母用过的遗物。你们的生命虽然也属于你们家的祖传，但与其他祖传物的生命相比，你们的生命最短。尽管如此，最有价值的却是人的生命，而非物。它虽然短暂，却是永恒物的创造者。人用最短暂的生命创造了物的永恒。这就是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当然，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同的。圣者与王者的历史定位，不在于生前富贵，而在于贡献。贵为高官，死后默默无闻者多矣。你们能数出古今多少宰相、多少状元的姓名？即使贵为帝王的，你们又能记住几人？除了专门的史学家，活在百姓心中的皇帝实在太少。“纣为无道，见称独夫，仲尼陪臣，谓之素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讲的就是生命的价值。你们要珍重生命，不仅为父母、为国家，更是为自己。充分发挥短暂生命可能包含的无限价值。
自杀，患严重抑郁症的自杀不在论列，因为这是一种病，我说的是正常人的自杀。如有些年轻人为情所困，因失恋而自杀，或为某种挫折而自杀。叔本华说过，当人感到自己面对的痛苦和困难超过自己生存的承受时，就会自杀。其实，这不能成为自杀的理由。自杀是自杀者的解脱，但却把痛苦的绞索套在了自己亲人的脖子上，使他们永远无法解脱。勇敢的一跳并非勇敢，而是怯懦，他们在困难面前失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些博士生因为论文未能通过或一时未能就业而自杀，则是更傻。因为这些都是能克服的困难。有自杀的决心而无修改论文的决心，难道自杀的代价比撰写论文付出的代价要小吗！
我知道你们学生中有些人痴迷星座，不知是自以为时尚追潮，还是真相信？如果一个学哲学的人相信这个千百年来不断被揭穿的迷信，那可学不好哲学。除非利用自己学到的一些哲学名词去当大师，加入骗子的行列。以《易经》行骗的风水师或大师不少，我都是一笑置之。这种玩意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方士、术士或江湖骗子玩过，除了骗骗想长生不死的帝王以外，终究成不了气候。
在中国词语中，命运虽然连用，但命与运不同。命具有不可改变的特色，它是注定的。这是一种迷信观点，相信天命或人命，都是一种迷信。没有人的人生际遇是由天命或自己出生的年月日决定的。运是一种机遇，它不同于命。命是内在的、不由自主地被决定的，实际上是对自己境遇的无可奈何的一种事后解释；而运则决定于一个人遇时、遇人或时代变化带来的机遇。中国人称之为走运。
1977年恢复高考对一些人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命。因为这个可能性是为每个知青提供的，可有的人抓住了这个机遇，有的人就错过了。为什么？因为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取决于自己。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同样的情况，对一些人是机遇，对另一些人就不是。所谓运气好，就是充分利用机遇提供的可能性，否则就会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我们不要相信命，但要充分抓住“运”。命是不可改变的，它削弱人的奋斗决心；运是可以变化的，时来运转。因此，运是时运，运取决于时。不改革开放，任何人都不会遇上变为亿万富翁的好运；不恢复高考，任何人都不会遇上进入大学学习的好运。
你们看看我们社会中一些亿万富翁就知道。他们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命好吗？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命都好，但不要说亿万富翁，就连一个万元户都没有。连傻瓜都知道，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为他们提供了发财的机遇。为什么越是发达地区，越是沿海地区，富翁越多，人们下海时都往广东、往深圳跑？不就是因为那里是改革试点区，商机多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首先出现在深圳难道是偶然的吗？同样星座，也可能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如果处在西北落后地区，可能就没有这个“命”，没有这个运。现在开发大西北，原来落后的西北地区，在发展的同时肯定会产生一批亿万富翁。他们会应运而生。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以生动的语言对迷信命运的农民讲过这个道理：“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当然是由于农民起来革命。也就是说条件变了，因而命都变了。不管什么星座，统统无用。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凡是大的变革就会改变一些人的命运。一些人走运，一些人倒霉；不管他们什么星座，不管他们是否同年同月同日生。因为条件变化，人的命运就会变化。运取决于时，是时代提供的条件，运是时运。但同样的条件不一定每个人都交好运，因为运还要依靠自己把握。一个人的运气，可以说是对时机的主体把握。被把握的时机就是机遇，好的机遇就是运气。一个智慧的人不要相信命，而要使机遇变为改变自己的时机。要善于抓住时变，不要白白放过。人的一生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偶然性。可偶然性不等于机遇，因为它可以被轻轻放过，也可以被抓住，抓住了就是机遇。学习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具有善于抓住有利时机的智慧。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名人包括明星，相信大师，求神拜佛，闭关坐禅。求神拜佛、闭关坐禅是个人私事，无可无不可，但拜大师实在没有必要。法力无边的“大师”不少是江湖骗子，专门欺骗那些钱多多。没有太多哲学思维的名人、富婆为风水师所骗的事，在内地和香港都有。这并不奇怪。相信命、相信星座和八字之类荒唐的人，肯定会受骗。
我推荐你们读一读唐代裴潾上的《谏宪宗服金丹疏》中的一段话：“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耶！”凡是自称能起死回生的大师，能指引迷津、知人休咎、祈祷免灾者，都是骗子之流。当然他们专门骗名人、骗明星，因为只要一人上钩，就是最有效果的广告。这就是他们必骗名人绝不会骗穷人的道理。
你们几个都是我的学生，但性格各不相同。据有的专家说，性格决定命运，思想决定生活。此话有理，但都只说对了一半。命运是非决定的，没有人出生时就被决定了一世的命运。命运是人生历程中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有偶然的机遇，也有各种主客观条件，但性格确实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一个心胸狭隘、固执、主观的人，或者软弱、马大哈性格的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发展方面都会受到障碍。相反，一个心胸开阔、办事认真、性格坚定的人，处理人际关系、就业或从事任何工作获得成就的概率肯定高于前者。
思想决定生活，也甚为有理。一个人所抱有的思想往往决定其行为和生活态度。一个悲观的人，不可能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也不会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往往无病呻吟，提不起精神；相反，一个乐观的人，行为是积极的，生活是快乐的、向上的，遇到困难可以自我化解。悲观者，每天都是阴暗情绪；乐观者，则天天阳光灿烂。在旅途中剩下半瓶水，一个悲观主义者想到的是“只有”半瓶水，而乐观主义者想到的是“还有”半瓶水。这个“只有”和“还有”的不同判断，可能就是决定他们能否继续走下去的意志分界线。人生旅途也是如此。有的人偶遇挫折就悲观失望，走上绝路；而有的人一生坎坷，却屡挫屡起。这是不同的思想在起作用。思想支柱就是精神支柱。它视之无形，实则力量巨大，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当然，性格与思想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但各有特点。性格相对稳定，甚至终生难改；而思想则往往随境遇变化而变化。性格的形成中有思想的参与，性格一旦形成就似乎固化；反过来，性格也会影响对一种思想的接纳或排斥。因此，思想好有利于塑造好的性格，而性格好也有利于接受有益的思想。
说到此，并没有完。如果性格决定命运，思想决定生活，那又是什么决定性格，什么决定思想？性格中是否有遗传成分，我们弄不清。但可以断言，性格决非“天性”、“本性”，更多是后天形成的。如果性格是天性，那人的命运就是前定的、不可改变的。这是变相的宿命论。同样，如果无法回答思想的来源，必然认同思想是人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我们就又回到了天赋观念的陈词滥调。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性格与思想的形成离不开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环境、人际交往和社会整体环境。其中家庭在幼儿甚至少年时期，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单亲家庭和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终日争吵的家庭和一个和睦相处的快乐家庭，对孩子性格形成的影响是大相径庭的。而入学后，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对青少年性格与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时性格趋向于定型，而思想的吸收也最为快捷和牢固。
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卢梭在其经典著作《爱弥儿》中对教育在性格和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做过深入的论述。虽然卢梭过分推崇顺从人的自然本性，但他还是主张让教育同生命一起开始，即从一开始生活，人就应该接受教育。应该教育孩子保护好自己，教育孩子经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不要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必要的时候，在冰岛的冰天雪地里或者马耳他岛的灼热的岩石上都能够生活。要持续不断地锻炼孩子，用各种各样的考验来磨砺他们的性情。教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烦恼和痛苦。通过这些考验，孩子便获得了力量。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虽有可议之处，但他主张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的观点，对于我们用应试教育来剥夺孩子的童年快乐，束缚孩子的自由发展，是有警戒意义的。
知识可以改变思想，习惯则与性格相伴。从小就应该特别关注良好习惯的养成。期待大学教育改变从小形成的习惯，是很难的。积习难改，性格终老。思想不同，它可以随着人的经历和受教育的程度而发生变化。改变习惯和性格比改变思想困难。我们可以育苗，但很难修理已经长成的大树。
我很羡慕你们，你们的学习条件比我年轻时好得多，你们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比我年轻时多得多。你们应该比我们老一辈有成就，否则你们对不起你们的时代。
生不逢时，是一些怀才不遇者的牢骚话；不过，也不是毫无道理。人确实有个逢时的问题。解放初，我知道最受尊敬和重用的是三八式、老延安。年轻人是嫩头青，当然不能担重任。可现在，省部级干部中50后、60后是常态。这是国家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表现，值得庆贺。当然，我们也有千千万万解放前或解放初参加工作的人，至今仍然是普通干部。甚至老延安、老红军，也不一定人人都有很高的职位。这就不简单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时代使然。
我记起在一本书中读到过，汉朝一个什么皇帝见执戟侍卫中有一须发皆白的长者，很是奇怪，问他何以这个年龄还干这个活？他回答说：陛下重用老臣时，臣正年少；可当陛下重用青年时，臣已年老。这就有个逢时与不逢时的问题。这种事，在生活中常见。就拿高校评职称来说，现在的教授、博导，三十多、四十多甚为常见。各种各样学者的光荣称号也是越来越多，为留住人才，各地相互竞争。现在，如果五十岁仍未评上高职，就坐不住了。可我们那辈人中，退休后仍是讲师的大有人在。至于评上教授时的年龄，五十多极为常见。我们那辈人中一些人虽然很有学问，但到退休时仍未当上教授、博导的，很多很多。我当过一阵子系主任，最难处理的就是这种事。这就有个逢时的问题。年轻人机遇好，碰上好时光，理应如此。如果现在高校评职称还像我们那辈人一样，职称变为安慰奖，评上不久就退休，于教育和科学的发展都极为不利。
时，并非单纯时间，而是时间中包含的社会内容。时，表现特定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水平。所谓逢时，就是时代提供给自己以最好的发展可能性。同一年龄段的人生活于同时，但不见得人人有相同的机遇，因为时与机遇是不同的。就如同1977年恢复高考时，成百万知识青年不可能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一样。生逢其时的人，有如何把“逢时”变为“机遇”，如何紧紧把握机遇、努力上进的问题；对于错过机遇、在原地踏步的人，又有如何安时处顺、淡定自然的问题。要不然，不逢时者或逢时而错过机遇者，就难以存活。逢时者如何“趁时”把握机遇，不逢时失去机遇者如何“安时”处世，都是人生哲学问题。
有的哲学家说，唯物主义是硬心肠的哲学，唯心主义是软心肠的哲学。唯物主义认为人死如灯灭，化为一缕青烟，回归自然，这多没情趣。如果人死后有灵魂，有另一个世界，可以照样和亲人相会，可以享受人世间同样的生活，多好呀。这样死亡就不可怕，只是由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你看《聊斋志异》中的鬼多痛快，可以恋爱，有情有义，比人间还好。没有对死亡的无奈，就没有神；没有对生的眷恋，没有对死亡化为无的恐惧，就没有鬼。鬼魂的存在给人以希望。神给人以自赎自救的希望，鬼给人在另一个世界永生的希望，而魂则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存。
有神论比无神论更能安慰群众，尤其是安慰痛苦的群众，原因正在于此。可是这种安慰是虚幻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只是在说完这些话以后，马克思才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为它如同止痛剂能够暂时解除人心灵的痛苦，但令人产生痛苦的世界依然存在。我们还是要相信唯物主义，不管死后如何回归自然。不管唯心主义如何心软，不管有神论如何给人以死后的乐趣，如何给人提供一个美妙的天堂，其终究只是个“故事”，从来没有人能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它是世世代代害怕死亡的人永远做不完的梦。把他们从梦中唤醒，他们说你是硬心肠。如果人人变为软心肠，期望有天堂，有阴间，有来世，人人可以相见于九泉，难道世界就会因此变得更好吗？不会。你看看宗教信仰盛行、人人祈祷、个个虔诚的国度，照样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两个不同宗教的斗争，相互往死里整，心肠一点都不软。
哲学与文学不同。哲学不能宣传来世，文学则可以有梦中相见。文学并非相信来世、灵魂、阴间，而是以此来抒发一种感情。苏轼梦亡妻的著名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梦中有深情，深情中有梦。感人至深，不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因为它是文学而不是哲学。
我对“明月夜，短松岗”的凄凉景象有一次切身感受。我在干校劳动时，有次从南昌回干校，正是月夜，从刘家站火车站下车到干校有十几里。途中一片荒野，没有人家。中途要经过一个坟地。短短的松树，就散落在一个个坟堆之间。在月色下，四周无声，凄清如许。我突然想起苏轼的“明月夜，短松岗”的悼亡词，我第一次为艺术的感染力所震撼。月夜独行，挥之不去。
你们问，应该如何对待读书。我只有两句话，一是认真读书，二是不迷信书。
首先是认真读书。你们是博士，当然应该认真读书，得多读，得读好。否则，何以为博？关于书的重要性，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学者都有过名言。书是人类文化和知识的文字载体，它凝结了先人和时人的知识和智慧。读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孔子总结过自己的经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思，当然重要，但不学而思是白搭，应该是学而思，以学为基础。
再者是不迷信书。亚圣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不是与孔子唱反调，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孟子说的不能尽信，不是说不信。尽信与不信不同，尽信是迷信。书是人写的，书中所言之事不一定全是事实，故而历史学分支之中存在考据学；书中所言之理不一定完全正确，有科学与不科学之分。列宁曾说过，只要几何定理触犯人们的利益，就有人企图推翻它，何况是与人们利益关系最大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呢？因此，读书必须用头脑读、有分析地读，不要盲目地相信书中所说的东西。毛泽东说过，除了科学，什么都不要信。科学就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性认识。而盲目相信古人的书、相信洋人的书、相信权威的书，不管他们说得对不对，照章全收，这就是迷信。正如毛泽东说的，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就是科学态度。读书要有科学态度。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迷信本本，即使马克思的本本也不迷信。这就牵涉到写文章著书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总是引用经典作家的话，以为引证就是证明，就是无可辩驳。这样对吗？我认为引证不等于证明，而只能对论证起一种辅助的作用。这种作用，庄子称为“重言”。重言不是论证，而是借助权威的言论以证明。
在对问题的分析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的引证是必要的。但这种引证必须建立在对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用引证代替论证。论证的特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自己时代面对的问题。引用切合自己分析的引证是有力量的，否则就是教条。列宁说过，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毛泽东是大力反对本本主义的。他说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但毛泽东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本本的重要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我们可以以马克思关于资本、货币、市场的分析为例。马克思说过，资本一到世间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沾满了肮脏的鲜血，在讲到货币时曾讲到以货币为中介会颠倒人与物的关系，使物质增值、人贬值，促使人产生拜金主义思想，而市场关系必然会导致资本的积累和贫富分化。这个理论当然是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逻辑说的。这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是单纯靠引证能解决的。引用者可以以此来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否定者则以为马克思的论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关，已经过时。这两种态度都是停留在以引证取代论证的水平上。我们应该从马克思的分析中，看到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货币、市场的本质，它们的运作方式及后果的；弄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挥资本、货币、市场的积极作用，避免它们的消极作用。这就不是单靠引证能做到的，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货币、市场的本质，它们的运作方式和后果及可能引发的问题。
引证往往容易削足适履，对号入座；应用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读你们的博士论文，往往感到引证太多，分析太少；别人的东西太多，自己的东西太少。单看论文后面的书目就吓人。我知道有些是作者虚张声势的疑兵阵，仿佛十面埋伏，实则是空营。不过，这不是做学问的好方法。读书如嚼馍，消化吸收是论证，原馍吐出是引证。我们要提倡论证，避免简单引证。
书本迷信与宗教迷信是两种不同的迷信。书本迷信是信书，以为书中的话句句是真理；宗教迷信则是信神，以为神是万能的。
迷信与信仰不同，信仰可以是无功利的，是出于内心对善和美好愿望的追求，而迷信则有所求。中国人的信神，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想发财拜赵公元帅，拜财神；求生育，拜送子观音。有所求，必许愿，仿佛神也会受贿，如世人一般。许愿就是对神行贿。
普通百姓求神，是求好运；坏人，则是做了坏事求心安，求免遭惩罚。北洋时代，杀人如麻的军阀，下野后多拜佛，有的成为居士，手捻佛珠，口念南无，如孙传芳、靳云鹏辈。当代中国，一些贪官特别迷信，简直匪夷所思。其中一些是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其迷信之荒唐比旧时代不识字的农村老妇更胜一筹。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迷信甚深，为求“平安”，他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里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项目的开工竣工，刘志军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据说此类人物并不少见，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有。他们养肥了一批风水大师，养肥了某些精通“易”术的所谓未卜先知的人物。还有财路不正、身家亿万的富人，由于内心不安，迷信至深。反倒是普通草根，吃安心饭，挣流汗钱，无非分之想，无昧心之事，虽文化水平不高，但不迷信，因心无愧怍，用不着提心吊胆，不怕半夜鬼敲门。
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是正相关关系，人从书中汲取正能量，增强自身的力量。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表明了这种正相关关系。而神的力量和人的力量是反相关关系。神在人心目中越有力量，人越没有力量。中国人说，人无法，求菩萨。凡是人能办到的事，人便不会求神。能做试管婴儿，有治不孕不育的妇产医师的地方，人们不会去求送子观音；能人工降雨，人们不会去求龙王爷；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家、财路正当的人，不会去求神拜佛，求菩萨保佑。
自古以来，相信风水的人不少。在旧社会，我也见过迷信风水的商人或官员。稍富裕点的人家，父母选择坟地，也会请风水师。这都不难理解，这是旧社会。旧社会是迷信的社会，因为人们唯一能诉求的就是神，而不是人；主宰命运的是神，而不是自我奋斗。不可理解的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风水之风仍然如此盛行。各种各样的大师不断出现，其中有的只有小学水平，有的是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只因巧舌如簧，能言善骗，少数达官贵人、明星名人便被忽悠得团团转。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3年5月10日发表了《中国官员通过风水寻求仕途捷径》的文章，看了令人脸红。文章介绍某地国资委官员认为自己屡受调查，是因为马路对面烟草公司门口有对外形凶恶的石狮子，然后这位干部便建造了一堵石头墙用来阻挡石狮子的煞气，还说“现在立了这个屏风，情况好多了”。作者评论说，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褪色，古代迷信卷土重来，占卜指南填满书店货架，算命的忙着提供有关星相和数字命理的昂贵咨询。企业巨头纷纷向风水大师寻求商业建议。这场神秘主义的复兴正在最不可能的领域吸引越来越虔诚的追求者：主张无神论的中国官场”。河北高邑县县委书记崔欣元在县委对面的马路中间放了一架退役的歼击机，以为这样他就能“飞”到中国权力的最高层。
我怀疑这是国外对我们的污蔑造谣，可我们自己的“国家行政学院”2007年对900多位公务员的调查报告中也说52%的县级公务员承认相信求签、相信面星相或解梦。我知道封建社会官员迷信的人有，但我从未读到在府县衙门里设置镇山石或各种避邪物的记载，衙门就是办公审案的地方。“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也算一代英主，此事至今为人诟病。而我们有些共产党的官员迷信超过封建社会的官员。说句实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为此感到羞愧。
如果我们的干部如此素质，能指望他们担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吗？难矣哉！由此我想到我们这些哲学家、理论家以及全国的思想政治教员，面对全国迷信大流行是如此无能为力。在全国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在报纸上也未见过有关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更不用说广泛的无神论教育。我们是不是失职？如果我们连面对最低级的迷信思潮都没有战斗力，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它何用！
迷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在2013年9月16日发表的一篇名为《人类为何如此迷信？》的文章（转载于《参考消息》2013年9月17日），专门讨论了这个迷信问题。作者说，自古以来迷信似乎是不分国界、不分文化传统的人类的通病。即使在现代社会，迷信仍然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根据调查，美国差不多有一半人说自己至少有一点迷信，有13%的美国人会对住在宾馆13层很介意，有9%的人会要求换房间。人类为什么会迷信？因为迷信的根源是缺乏控制力。人类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力，当某种重要的东西面临风险而结果又不确定的时候，迷信就被用来弥补这个缺口，让我们感觉更有信心。作者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迷信。风险越高，主观上能控制掌握的可能性就越少，就越会迷信。作者的这种解释，对我们理解中国贪官们的迷信心理很有启发。在中国，贪污腐败的确是高风险的行当，尤其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雷厉风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行动不断展开的情境下，更是如此。因此，他们没有别的保护伞，没有自恃的硬后台，只能求助于迷信。理解这一点，就能理解中国官员腐败与迷信同行，中国官员拜大师、信风水的原因了。
在论坛上，我们可以听到发言者为证明自己论断正确，往往说：“我深信。”有些博士论文中，作者为强调自己论点正确，也使用这句话：“我深信。”其实“我深信”只不过是“我深信”而已，不见得别人与你一样“深信”，因为别人深信的是你论证的逻辑力量和事实依据，而不是你的“我深信”。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区分“我深信”和使别人深信。真正有说服力的好文章不是“我深信”，而是别人深信。关于深信与不可深信的区别，列宁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听取统计学家们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信念’作出的论断。然而，申明自己的‘信念’并不总能说服别人。”多讲事实，少讲我深信。口吐莲花、捶胸顿足而没有任何事实的“我深信”之类的保证，切记不可深信。
在历史研究中，要让别人深信你的“我深信”，必须依据史料。我们反对单纯以史料取代史学的观点，但历史研究要不说空话，就必须依靠历史资料。历史资料是历史的信息。没有历史资料的历史学，如同没有建筑材料的纸糊房子。恩格斯是重视历史理论的，但他同样重视研究历史资料，不能空对空，不能以“我深信”来打发读者。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在发言中、在文章中，尤其在博士论文中，要少点“我深信”，多点事实和对事实的理论分析。这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道理。
这个问题在我们哲学领域中比较难，因为我们不是历史学科，我们很少运用材料，缺少实证性是我们学科的特点。但哲学同样存在“我深信”和使别人深信的问题。哲学是运用概念的学科，但概念推论以及关于它们相互关系的论证的强大力量在于其所具有的逻辑力量。逻辑力量同样是巨大的，它可以具有使人不可反驳的力量。黑格尔的《逻辑学》从存在出发的一环一环的概念关联，完全依靠的是逻辑力量。虽然其中存在勉强跳跃和牵强附会的地方，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是赞许的，因为它的逻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以逻辑形式反映了客观事实的进程。关于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以及其中各个概念之间关系，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说了一段总结性的话：“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同一、差别等等规律）——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一般进程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来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黑格尔的逻辑力量是事实力量的逻辑图影，无怪恩格斯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充满唯物主义的内容。
如果一篇博士论文，除了重复“我深信”的语句外，既没有事实的力量又没有逻辑的力量，要使别人深信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