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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学哲学，首先要理解世界的客观本质，如果这个前提动摇了，其他重大哲学问题的解答就不可能正确。但同样重要的是，你们应该要理解人的本质，理解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理解人的本质，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即使你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同样超不出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我们今天探讨一下关于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个大题目，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相关，牵涉的问题也最多。这里我们从哲学角度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人的出现对世界究竟有何意义。
从广义上说，人也是动物，灵长类动物。世界上动物的品种是极其多样的，而且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品种消失，新的品种产生。例如，古代的恐龙。在生态环境恶化的当代，一些动物濒临灭绝的消息，时有所闻。人不同。人是世界上唯一的独特品种。虽然人也经历过进化的不同阶段，但人作为动物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存物，是唯一不能消失灭绝的动物。人的消失和其他动物某一品种的消失，意义完全不同。人是唯一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生存条件的动物，是有思想、能思维的动物。
人有肉体和精神，是两者的统一。其他动物基本上是肉体性的存在。高等动物也有某些意识和心理的萌芽，但仍然是动物性的本能意识与心理。人不仅有意识而且能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即自我意识；人不仅有心理，而且能分析和理解自己的心理，能调控自己的心理。特别重要的是，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以语言为载体，是具有创造性的、反复的、能动的思维过程。思想就是能让人的意识停下来只关注某一点，反复思考、思索的过程。它的成果是精神产品。王安石写作《泊船瓜洲》的推敲过程就表明人的思想的能动性：“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说，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是经过反复推敲才定下来的。原来用“过”字，又用“到”字，又用“入”字，均不满意，最后定为又“绿”江南岸。这就是思想，又思又想，即反复思索。
我们是人，都有思想，但我们多半停留在日常思维的水平，而日常思维往往是习惯性思维。早上起来穿衣、吃饭、上班、回家，一切完全按习惯行事。从早到晚，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我们的思想已经习惯化，而习惯是最无创造性的。我们的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都是思想史，不是思维习惯史；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都是思想家，他们不是习惯性思维而是创新性思维。一个按习惯思维的人，成不了思想家，也上不了思想史。人有思想，但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思想家。我们应该重视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地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科学性，而在于哲学智慧，它强调人是思想的动物。
人是肉体性存在，所以人受生物学规律支配。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体能是有限的，总之，一切肉体性存在都是有限的。世界奥运短跑冠军只是人间的冠军，在动物世界连兔子都跑不过。跳高冠军也跳不过跳蚤。跳蚤可以跳过自己身体的几百倍高的高度，而世界奥运跳高冠军跳不过自己身高的两三倍的高度。举重冠军无法与骆驼相比。人，就其肉体性存在而言，是无法与其他动物相比的，并不比其他动物优越。
人的肉体是不自由的。手的长度是有限的，所以单纯依靠手，拿不到距离一米远的东西。同样，单纯依靠脚，不可能周游世界。思想不同，思想具有创造性和自由性。手不长，可以发明工具延长手臂；脚走不远，可以发明火车、飞机。总之，一切肉体的限制都可以因为思想的发明和创造而得到克服。这就是有人的世界和无人的世界的根本区别。
人，不仅是从动物中提升出的一种源自动物又高出动物的新物种，而且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人，世界就失去了能了解世界自身的动物。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照我的解读，天地是自然物，它本无心，它不能了解自己，能了解天地的只有人。只有人，才了解天，懂得天行健；了解地，懂得厚德载物。这就等于“为天地立心”。有人的世界和无人的世界完全不同。无人的世界是自在的世界，按自然规律演化，而有人的世界是可以创造人化世界的世界。人化世界是双重规律的世界，不仅受自然规律支配，而且受社会规律支配。
人依存于世界又改变世界。人与世界共同变化。世界的人化与人因改变世界而发生的进步是共进的。不同的是，人的进步不是动物的进化，而是社会的产生、社会的进步。没有人化，就不会产生文化。文化是人化的结果。文化，是人改造世界的副产品。之所以说是副产品，是说人在创造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创造文化。副产品，毫无贬低之意，只是说人首先是生产生存的物质资料，然后才有文化活动。可是这个副产品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文化和文化活动，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就如同动物的觅食。如果这样，人就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独特品种，而是动物世界中多了一个“人”这种动物物种。人失去了人特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了他们产生和生存的必然性，这样，有人的世界和无人的世界便毫无区别。
意义、价值问题都与人这个“物种”的独特性相关。没有人对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就不能理解对象。然而，只有理解对象，才能有对对象意义的把握。同样一个对象，对不同的人意义可以完全不同。一棵树，对于一个植物学家和一个非植物学家来说，意义完全不同。植物学家可以说出许多关于树的道理和它对人生存的意义，而外行除了说它是树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理解越深，越能懂得对象的意义。价值也是如此。知道它的意义，也就知道它的价值，因为价值与意义不可分。连它的意义都不知道，何以知道它的价值呢？对于外行，也许一块真正的和田玉与一块石头差不多，根本无法分辨，因为他不理解对象，所以也不可能知道玉的意义，从而也不知道玉的价值。可是，只有人而无对象，也不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意义和价值都是关于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不存在树，当然也就不存在关于树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不存在和田玉，也就不存在和田玉的意义和价值。意义和价值都不能是纯主体的，也不能是纯客体的，而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可变的，因为主客体关系不是抽象的，它总是一定条件下的主客体关系。人类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是变动的。我小时候，甲鱼是最不值钱的，在我们家乡不能上桌待客，可现在却成为珍品。为什么？因为人们发现了它的营养价值。这种情况几乎天天都会发生。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处于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之中。
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发现，就是对一个原本不理解它的存在价值的东西，发现了它的存在价值，揭示了它的存在意义。人对对象的认识不能止于对规律的认识，而必须进入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这才知道它是什么，而且知道它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如果只认识虫草而不知道虫草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这不能算是对虫草的认识。只不过是认识虫草就是虫草而已，这是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凡是只知名而不知实的认识，都不可能进入价值和意义认识的层次。
人，是镶嵌在自然界王冠上的宝石。他改变了世界的纯自然进化，由自然史进入人类史；改变了自在世界的面貌，产生了人化世界。人化世界丰富多彩。这是我提醒你们研究人的出现的哲学意义的原因。要认真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理解人。人跪倒在自然面前，把自然神化，变为自然的奴仆，这是人类早期的不幸；可人若企图取代万能的上帝，以为人无所不能，这又是自然的灾难，归根结底还是人类自身的不幸。当人类由于自然的惩罚而真正陷于灭绝，世界还归无人的世界，这与恐龙或某种动物品种的消失可不是一回事，世界将真正变为一个寂寞的世界！
年轻人喜欢把我字挂在嘴上，我如何如何。但我劝你们，应该要有自我意识、重视自我，更应该从哲学高度懂得“我”的意义。否则，过分的自我是自己人生的一种灾难。
我是唯一的。世界上只有一个我，不会有第二个我。但我作为人的存在不是唯一，人的存在中包括每一个我，我只有在人的存在中才能成为我。我是唯一的我，而不是唯一的人。德国哲学家施蒂纳在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就把我的唯一性变为人的存在的唯一性，鼓吹极端个人主义，我之外的存在都是为我的存在，因而个人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实际上，“我”只有在“非我”中才能生存。“非我”中除物外，最重要的是“他人”。“我”只有生活在人中才能成为我。因而，我的自由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只要有两个人，彼此对对方的自由就是一种限制。同一宿舍就没有通宵吵闹的自由，在马路上就没有横冲直闯的自由。人也不可能幻想不依靠飞行器在太空中自由飞翔。这是外在条件的限制。《庄子·逍遥游》中描写的那条北海的鱼，化为大鹏，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在太空中自由飞翔。即使如此，庄子也承认大鹏的自由还是“有待”的，即“御风而行”。没有风，大鹏也难以乘风而行。“有待”即是条件。庄子追求“无待”即无条件的自由，这也只是庄子作为哲学家的一种追求而已。实际上，“无待”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不仅有外在限制，还有内在限制，即人自身的意志、能力对自由的限制。人可以在思想中认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可以狂思乱想，甚至妄想。实际上，人的幻想能力再大，“上穷碧落下黄泉”，可“碧落”和“黄泉”就是范围。无论艺术家、科幻小说家怎样自由思想，无论乌托邦主义者怎样构思未来，我们都可以发现人的思想的制约性，发现思想自由的限度。人的所思所想，无论怎样自由，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思想能力和认识能力的限度。
人的所思所想，可以分为“远见”、“短见”。有的人高瞻远瞩，有的人鼠目寸光。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不会因此每个人的思想的自由“度”就完全一样。有的人即使给他最充分的思想自由，仍然超不出鼻子底下的一些琐事。法律规定的思想自由权和人实际具有的自由思想力是不同的。前者是法律问题，后者是哲学问题。思想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能力。
自由主义最大的错误就是追求无条件的自由。自由不能是抽象的，也不是绝对好的东西。绝对自由祸害无穷。马路上的绝对自由就是车祸，婚姻的绝对自由就是家庭的解体。公民的绝对自由就是社会解体、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办不成任何一件大事。绝对自由的反面就是人人没有自由。正如民主一样，绝对民主就是专制。在某一宗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绝对民主就有可能是宗教极端主义对非教徒的专制；在种族歧视的国家，绝对民主就有可能是占国家人口多数的民族对少数族裔的专制。绝对民主就是绝对专制。在社会领域，自由、民主、人权都必须有规则，即有法律规定。
对我而言，我是唯一的，但每个人都是一个我；人不是唯一的，人是由无数个我组成的。因此，我请诸位注意，凡是强调我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除我之外，还有无数个我，即别人。只知道有我，不知道还有你和他的人，在哲学上是唯我主义，在道德上是绝对利己主义，而在政治思想上必然是绝对自由主义。在地球上不存在我是“唯一者”的王国，这只能存在于哲学的幻想中，可哲学家同样生活在你我他之中。鲁迅曾嘲笑这种人说，世界最好有三个人：除了我和我的爱人，至少还有一个卖烧饼的。
这个道理似乎中国帝王都懂。皇帝称孤、称寡，并非狂妄而是自谦自警，提醒不要因为失德无道而成为孤家寡人。孤家寡人就是独夫，也就是孟子说的未闻弑君只闻诛独夫。难道我们还要由于绝对个人主义而成为21世纪的孤家寡人吗？
列宁说要靠头脑工作，而不只是靠舌头来工作。可我们经常是靠舌头工作，说空话，不干实事。中国老百姓讽刺这种干部是“口号”挂在嘴上，“不准”贴在墙上，坏事落在行动上。
为老百姓干实事，是不能专靠舌头的，而必须依靠大脑。只依靠舌头，空话永远是空话。依靠大脑才能出点子，出好点子。要由大脑指挥舌头。如果让舌头指挥大脑，巧舌如簧，喋喋不休地说空话，则无一可用之策，无一可行之事。靠舌头，就是空谈误国；靠大脑，才能实干兴邦。可大脑是思维的器官，它自身不会产生思想。光靠拍脑袋是有害的。要充分发挥大脑的作用，必须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我们专业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科学的思维方法。
做实际工作要靠大脑。毛泽东说多谋善断，多谋，就是动脑子。我们搞哲学同样要依靠大脑。我的意思不是说其他人可以不用头脑思维。用大脑思维，不是哲学家的特点，而是人的共性。我说哲学家要用脑子，就是说哲学家要善于思索，善于辨明种种不同哲学思潮的本质，不要追风闻味，凡追风闻味者，往往是赶时髦，而非坚持真理。列宁就曾经批评当时俄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他们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以所谓探索之名为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学说所俘。他们不是用头脑思索哲学，而是追风闻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用旧的手套，结果掉入时髦唯心主义的陷阱。列宁把他们称为“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头脑如何思维这是一个脑科学问题，极其复杂，至今仍是黑箱，但大脑是思维器官，这个哲学命题不会因为脑科学仍在研究而不可信。因为医学证明，无论是脑梗塞、脑溢血或老年痴呆都影响正常思维，这说明大脑是思维器官这个哲学命题是不可能被推翻的。
我们要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头脑清醒。头脑清醒不是指大脑生理运行正常，而是指观点正确、思维清晰。技术可以依靠电脑，清醒的思维必须依靠头脑。你们要重视电脑，更要重视头脑；否则，永远成不了哲学家。
眼睛是视觉器官，没有眼睛就会失明。这一点谁都知道。可我们搞哲学的人不能只停留于此。对我们来说，眼睛包含太多的哲学问题。你用眼睛看到的对象，是否就是外在的真实的对象呢？为什么同样是用眼睛看，对同一对象可以形成无数不同的映象呢？康德关于物自体的学说，贝克莱关于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学说，以及现在风行一时的“一人一世界、世界就在你心中”等观念，都是重要的哲学问题。这就存在眼前世界和眼中世界，即心外的世界和心中的世界，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的问题。哲学路线上的分歧，从根本上说都离不开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千年，至今仍在争争吵吵。
我们今天不探讨这些问题，而只聊一个问题，即眼睛的问题。没有眼睛就会失明，就是盲人。可有眼睛照样可以失明。这种“失明”，我们称为“失察”，是失之“明察”。看问题可以有远见、有高见、有浅见、有短见，有的明察秋毫，有的目不见泰山。原因当然不在于眼睛的视觉功能，而在于对眼睛所感知的事实的不同判断。眼睛的生理功能就是看，作出判断的不是眼睛，而是思维。
中国人常说，知子莫若父。其实最不了解儿子的可能是父亲，不要看是在自己眼皮下长大的，但常常却因为爱蒙蔽了眼睛。天下真能看出自己儿子缺点的父亲并不多，看出缺点不为其辩护的父亲更不多。有人调侃说，恋爱时智商最低，是白痴。父母何尝不是如此。古今都证明，凡对子女溺爱的人，头脑是昏的，眼睛是瞎的。有的学者曾以明代宰辅杨士奇为例。杨是江西泰和人，出身寒门，早年为塾师，能做到宰辅，确实不易，说明他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可偏偏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看不明白。明明他儿子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有人告诉他，他就是不信，反以为是嫉妒，后来儿子犯罪被判重刑，他才后悔莫及。
什么是有色眼镜？自私是有色眼镜，溺爱是有色眼镜，各种各样的利益是有色眼镜。凡为利所蔽，就如同戴上有色眼镜，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不容易看清楚。所谓当局者迷，当局者，就是利益攸关方。千万别以为认识就只是用眼睛看。认识是复杂的，有知、有情、有意。认识活动不是单纯的看和反映，而是有着情感与意志参与的复杂过程。就情感而言，凡自私之心、溺爱之心等都影响认识。可以说，不出自公心、为私心所蔽，就不可能有科学认识。列宁说过，只要几何定理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就会有人要求修改。人的意志，同样参与认识活动。真理性认识是个艰苦过程，失败、再失败，历尽磨难，像唐僧取经一样，科学家为一件发明或发现终生奋斗的事例不少。在科学领域中，没有意志，半途而废，很难有所成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科学研究比喻为爬山，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可能攀到高峰，这是很有道理的。不畏艰险，就是意志坚定。
眼睛是感觉器官，是外界事物进入大脑的通道。一个人闭目塞听，通道不畅，当然影响认识。但有眼睛不一定就能形成正确的认识。一个人思想不对头，思想方法不对头，把事实放在他面前，他照样看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有失明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而同时会有一群眼睛明亮的大傻瓜。你们要保护眼睛，更要保护大脑。中国哲学把大脑称为“心”。我们不仅要用眼睛看，而且要用心思考。
我想起《六祖坛经》中神秀和慧能各做一偈争夺衣钵的故事。神秀的偈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慧能的偈则相反：“身非菩提树，心非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结果是神秀落选，慧能得传衣钵。我们普通人难以理解，何以慧能高于神秀。大概禅宗的禅在于玄。如果心外无物，心性本空，人类如何认识？我们无法按唯物主义原则来理解禅宗。我读《五灯会元》就读不懂。不过我还是说，坐禅谈玄，可供清谈，但绝不能治国、治事，也难治身。你们可以读点这方面的书，但不要入迷。你们一定要注意，心盲比目盲更不幸。
社会制度与日常生活有关系吗？当然有。日常生活中的不少规定往往可以表现社会制度的本质。在封建社会中，衣食住行都与等级制不可分。就说坐，名堂就很多。
小时候，父亲总是教我：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我不懂何谓坐相、何谓站相。我父亲从小当学徒，垂首侍立惯了。他的坐相与站相大概是学徒的规矩。后来，我读点历史书，知道点人情世故，才知道“坐”不简单，可以传达很多信息。如踞坐、前席、短坐，都表明不同的身份和态度。
《史记·高祖本纪》中载，刘邦因攻秦军，战不利。“西过高阳”，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求见，“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还有一段是记载秦末名将英布见刘邦的故事，说英布在叛楚归汉之时曾去见刘邦。“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英布见刘邦踞床见他，视为最大侮辱，甚至想自杀，可见踞坐是最为无礼。床，胡床，就是现在的椅子；踞坐，大概是两只脚叉开，显得傲慢无礼。
古人席地而坐，如果屁股离开后腿，上半身朝向对谈的人，即所谓“前席”，大概是恭敬之意。唐人李商隐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我们不管汉文帝是关心民生还是求长生之术，我们注意的是“虚前席”这个肢体语言表现的礼节，代表的意义。如果真有此事，可能收获不大，因称之“虚”前席，白白地浪费了宣室的夜半秘谈。
坐的学问大，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化的符号意义，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坐什么、如何坐，等级森严。皇帝坐的是龙椅，任何人都不能一试，哪怕是坐片刻，都得满门问斩，因为坐龙椅说明有叛逆之心。即使龙椅空了，太监经过龙椅仍然如同见皇帝一样毕恭毕敬。据说北宋时期，一品官员坐的是凳子，二品官员坐的是坐凳。有一个叫丁谓的大臣从一品降至二品。皇帝说赐坐，太监拿来凳子。他连忙说他是二品，太监马上换成坐凳。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以后，这套严格的等级排座的规矩没有了。但国家首脑会见，如何排座位，如何接见，仍然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两边侍立的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一点也乱不得。如果接见时叉开双腿或者来个二郎腿，是严重失礼，甚至成为外交事件。我们普通老百姓交往没有这么多规矩，但还是有些基本的东西。不会让来客傍坐，更不会让来客坐矮凳，自己坐沙发。除非是自己的晚辈，否则对来客绝不会如此。
坐，仅是一例而已。坐的方式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坐具从简单到如今品种繁多、高档华贵，都与社会发展变化相联系。透过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穿衣吃饭，既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又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社会发展和制度性变化，而且可以看到礼，包括礼仪、礼节、礼数在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一个不讲“礼”的社会，如同不讲“理”的社会一样，令人不快。
2013年9月6日参考消息有篇文章是转载英国《每日邮报》9月4日的文章，标题是《奥巴马踩桌照挨批》。该文章报道奥巴马在白宫办公室多次穿着鞋子把脚搁到桌子上，文章批评“奥巴马总统坐没有坐相”。
你们是哲学博士，不仅要会讲理，讲哲理；也要讲礼，讲人际交往之礼。有理、有礼，这样才显出你们的素质。
人情，是极具温馨的字眼。情感，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亲情、友情、爱情，历来为人称道。人而无情，岂可为人。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足见鲁迅爱子之心。但人情也有其消极方面。我不是说现在的人情债成为生活之累，这还是小事。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就极端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在中国，我们会犯一些错误，往往是受三姑六姨之累，被拖下水的。
在西方，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法律高于人情。可中国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伦理和人情。孔子曾与人争论父亲偷羊，儿子要不要告发的事。这是涉及法律与伦理关系的大事。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伦理置于法律之上。这个问题历来引起争议。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哲学教授史蒂芬·T·阿斯玛出版了名为《反对公平：赞成偏袒》的书，就认为“世间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认为亲亲相隐“并非自私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在情感上倾向亲情，而非倾向公平。他说，“在西方，无论是童话寓言、宗教文本，抑或哲学伦理，都鼓励人们淡化人情纽带，要求公平地分配各方权重。但我认为孔子的亲亲相隐原则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例，例如我开设的一个酒馆需要乐队，即使我哥哥的乐队的水平比另一支乐队的水平低，我仍然会优先照顾我哥哥”。作者在这里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人们的交往中，肯定有亲疏远近、朋友与路人之分。人们在困难中更自然地指望从亲人或朋友那里得到帮助，而不是从路人那里得到帮助。因此，毫无疑问，在情感上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里不存在法律问题，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公平问题。这是纯粹的私人交往，利益上的照顾与否只涉及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的个人关系，而不涉及法律规定的第三者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人际关系中就包含主体之间的情感关系。对亲人和朋友不可能没有情感上的偏爱，一视同仁只是说说而已。关键是情感倾向涉及的问题的性质。撇开问题的性质，抽象地争论情感因素在人际关系中是否应该被排除，难以说清。在涉及民族大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大义灭亲的原则，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铡包勉》久演不衰，成为保留剧目的原因正在于此。包公既依法处置侄子，又安慰劝说嫂子，严格执法，又低头赔情。
在不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情感偏向当然应该尊重。然而，当问题涉及法律，则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例如，名义上公开招标，但暗中却偏袒亲友，这就超出了情感因素的范围，涉及法律问题。包括高考、公务员考试等，都应该按规定办事。事先已为所有人设定共同标准，任何人在这个标准面前都应该平等。如果在标准面前以亲情为依据而摒弃共同标准，这种亲情偏向就是徇私。
徇私与“隐”不同。徇私是枉法，而“隐”是不主动举报。当“隐”成为包庇罪犯，则同样成为法律问题。在法庭上亲人可以不举证、不检举，但不能做伪证；可以对判决表示赞成或反对，或者对判决有情感上的期待，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审判。南非残奥运动员世界冠军皮斯托瑞斯枪杀女友的事，检察官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明是蓄意谋杀，而皮斯托瑞斯坚持是误杀。当时出庭旁听的父亲、哥哥、姐姐坚信是误杀。这种所谓“坚信”，往往是由于情感的原因，而非事实的依据。法律可以不采用，但不能认为他们的“坚信”有罪。
由于中国长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以其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故而中华民族具有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传统。这不利于法治建设。在情感与法律的相互关系上，法律应该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是名人、要人、亲人而徇私枉法。法律强调的是理，个人强调的是情；法律强调的是公平，情感强调的是偏袒。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围。如果法律以情为依据进行判决，就是徇情枉法；如果对判决的期待不存情感偏向，则是无情。
我遇到过一位农村学生，其就业选择颇费周折。按照他自己的志愿和条件，到高校比较合适，可父母、亲戚都希望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尤其是在本省、本市。有些人以为只要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就不仅可以抬头做人，而且会带来许多方便。如果碍于亲情，选择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首先要弄清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这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亲友之情置于法律之上。中国至今仍然是人情社会，如果为人情包围，很容易掉进人情陷阱。
中国语言中，性与情合组为“性情”。这不是单纯的词组，而是有着深刻道理的哲学范畴。
没有性，就没有情。人类的男女之情源自性，父子之情、父母之情、兄弟姐妹手足之情源自人的血缘关系。人的性欲、人的血缘关系都属于人的自然本性。只要是人，就有情欲；只要是人，就有血缘关系。因此，情是性的必然表现。性不可见，能见的是情。情是性的外在流露或迸发。
人不仅有自然之性，这就是男女之情、血缘之爱；人还有社会性，这种由人的社会性产生的情，则具有社会特性。人的爱国之情、乡土之情、朋友之情，都不是源于自然本性，而是后天的社会性情感。从爱好来说，人还可以对某种东西怀有特殊感情，爱之如命，如对舞蹈、对音乐、对文学、对京剧、对昆剧或其他剧种等。人可以各有所爱，甚至爱之成癖。这不是自然本性，而是在某种特殊境遇中形成的感情。“情有独钟”，是情不同于性之处。人的自然本性相近，而情则可“独钟”。比起那源自自然本性的自然之情，社会之情处于更高的层次。它体现人的文化素质和教养，反映社会文明和道德发展的水平。
无论中外，凡属感人之作都是歌颂情而非渲染性，把情放在性之上。我记得我读《唐宋传奇》之《李娃传》，就深为长安娼妓李娃与常州刺史荥阳公的公子的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所感动。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不怎么样，可由白居易一曲《长恨歌》中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上愿为连理枝”，而被塑造成为多情的风流皇帝。秦观之《鹊桥仙》，以七夕牛郎织女星相聚为喻，歌颂情胜于欲。下片中之“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为千古绝唱。人们喜欢《卖油郎独占花魁女》中的卖油郎，而痛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就是情与欲的选择。至于脍炙人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感情至深，同样如此。人的情爱源于欲，又高于欲，这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爱情不是动物的发情，而是人的感情。我们现在流行的床头加拳头的影片，与中外名著中的关于情爱的书写相比，高下立见。
我们重视情，当然不会无条件地贬低欲，欲不可纵，但不能废，应该以义制欲；情可感人但应有度，应该以理制情，即情不应该是非理性的。看到当代年轻人因恋爱而殉情，我总是想，我们的时代是新时代不是封建时代，封建时代殉情可以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在当代为失恋而殉情，则是一种错误的婚恋观。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代殉情者极少，而忘情、滥情甚至无情者则更多。
据说，大学生中谈恋爱的成功者极少，毕业后劳燕分飞者不罕见。这可以理解，恋爱时期本来就是一种选择，无可非议。而博士生中夫妇重新组合的也有所闻。这种情况与大学生谈恋爱不同，因为双方已经不是自由之身，各有家庭。因此，这种感情中更应该注重理性的思考，才不会成为情的奴隶。我们是老辈人，可能思想大大落后于时代。但以理制情的哲学原则，我以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
你们是博士，当然不能被归为庸人，你们是高水平的人。但是，文化水平高、学历高与一个人是否是庸人并非绝对对立的。是否是庸人，关键看如何处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
庸人，是没有远大理想、鼠目寸光的人。有理想、有信仰的人，必定是高瞻远瞩、不为一时得失而动摇的人。信仰和理想是精神支柱。而一些所谓“现实主义”者往往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的所谓现实就是眼前的现实，而不是发展着的现实。适应眼前现实，必然不讲原则，只讲当下有用。
马克思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两者是结合的。不包含理想的现实主义，往往就是将就眼前的事件，放弃原则；而没有现实基础的理想主义，往往是空想，是乌托邦。恩格斯说得很形象：“我们不应该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既要仰望天空，更要脚踏实地，否则会成为被侍女嘲笑因仰望天空而掉入泥坑的泰勒斯。
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中国是有过经验教训的。“大跃进”时的十年内超英赶美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空想，而不是理想。列宁说：“不这样把理想归结为事实，这些理想始终是天真的愿望，决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因此也决不可能实现。”我们现在的思想倾向，包括我们的博士生的思想倾向，值得注意的是缺乏理想主义，过于现实主义。他们把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乌托邦，当作笑谈。津津乐道的是手中握住的麻雀，嘲笑天空展翅的雄鹰。这种所谓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应被归于嘲笑理想的庸人之列。一个民族挤满了太多这样的庸人，必然缺少生机活力，这是民族的灾难。
最没有力量的国家，是人心涣散、理想缺失的国家。虽然人口众多，但若人心涣散，国家仍然是孱弱的。中国近代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是小国，但若人人怀有理想和信仰，国家仍然是不可征服的。列宁说过，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觉悟就包括对理想和信仰的坚持。我希望你们既有高学历、高水平，又有远大理想和抱负，才不会坠入庸人的行列。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的普通人比高学历的有学问的庸人，更受人尊重。
心胸狭隘，可能是性格问题，可能是眼界问题，但更可能是思维方法问题。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好忌妒的人，事事感到不痛快、不快乐，不可能健康，更不用说长寿。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一种哲学眼光。有这种眼光的人，是大气度的人，是永远乐观的人，也是最不容易患心理疾病的人。从这个角度说，思维方法的确重要。庄子说“病病者犹未病”，还说“外生则生存”，都是很好的药方。至于枚乘《七发》中的楚客为吴太子治疗的药方，则完全是哲学的方法。吴太子患的是心病，心病只有心药医。楚客的一席话使吴太子不药而愈，这大概就是近世的话疗。
当代西方有学者提倡治疗哲学，即哲学可以治疗疾病。有的说可以治抑郁症。能否治疗抑郁症，我不能断定，因为抑郁症是一种疾病，需要服药治疗。但我相信心情开朗、思维辩证、不钻牛角尖，对防止疾病，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疾病，肯定会有帮助。
我对孔子说的“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三句话，特别喜欢。我把它视为快乐哲学。智者，不信鬼神，不迷信命运，不信偶像，因而不惑。智者相信理性，能够分清是非，对事、对人能作出正确判断。不惑非常重要。庄子说：“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小的惑可以使人无法辨别方向，而大惑则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仁者不忧。人的忧，或忧富贵贫贱，或忧生死寿夭。仁者，不惧贫贱，不忧生死，何忧之有？勇者不惧。勇者并非勇于力，而是勇于心。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错误。胜人者有力，而胜己者才是内心真正坚强的勇者。我们常说，要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见义勇为、勇于战胜自己，这都与勇于对待自己有关。恃强凌弱者仅具匹夫之勇，见到更强者则成为懦夫。
存在主义是一种悲观厌世的哲学。如果我们信奉“我的存在是我最大的负担”，若烦、畏是人的本真，我们不可能过有意义的快乐的人生，最终只有自我了结完事。叔本华、尼采都是哲学的大家，但他们的哲学无助于人过快乐的生活。与其相信叔本华、尼采的悲愤疾世的哲学，我宁愿人们践行“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教导。
你们是不是有时会感到焦虑？焦虑是个心理学问题，但我们学哲学也应该懂得焦虑的本质和消除焦虑的方法。
并非任何焦虑都是坏事。正常的焦虑可以提高人的警惕性，可以促使人想方设法避免危险，可以成为行为的一种动力。焦虑是人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不应该焦虑的事过分焦虑，则是一种病态。这种事事焦虑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没有人没有过焦虑。消除不必要的焦虑的方法，可以是心理学的，也可以是哲学的。最简单的哲学思维方法就是善于计算事件发生的概率，而不能陷于“一切都有可能”、“万一”、“也许会”、“谁说得清楚”之类的思维方式。如果坐飞机心里怀有“可能”、“万一”，肯定一上飞机就七上八下。坐火车也是如此，甚至走在人行道上也可能有“万一”的时候。报纸上就有汽车冲上人行道把在车站候车的人撞死的报道。如果我们怀着“一切都有可能”的思维方式，就会终日惶惶不安。怎么办？应该具有计算概率的思维。
我们不能把危险的程度建立在“一切都有可能”、“万一”上，而应该建立在概率上。例如，每年飞机失事死亡的人数是多少，还不及汽车的千分之一。人行道上等车被撞的可能性是多少，几十年难遇。有过睡觉猝死的人，难道因此人人都不睡觉吗？实际上猝死的人数占正常死亡的人数的比例微乎其微，可以放心睡觉。凡事应该通过计算概率来确定应对方式。对应该焦虑的事，提高警觉性；对不应该焦虑的事，放心睡觉。要不，只能终日处于焦虑之中。
当然，这只是解除焦虑的思维方法，绝不是说可以无须防范概率小的偶然事件。人应该防范偶然性，但不能害怕偶然性。害怕偶然性，必然焦虑，因为人时刻都处在自己无法把握的偶然之中。为可能出现的危险担忧和对它进行防范是不同的。比如，坐飞机是安全的，但有偶然性，因此，坐飞机应该按照要求系好安全带。又如，猝死的概率是极小的，但应注意健康保护，检查身体，有心血管病、高血压要积极治疗。这是防范，与害怕猝死而终日惶惶不安完全不同。前者为万一而害怕一万，后者为万一而提高警惕，提防一万中出现“万分之一”。有哲学思维的人应该防范偶然，但不害怕偶然；提防万一，而不害怕万一。只有这样，才能安心生活。有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人 ，才是智者，有点哲学家的味道。
中国有个成语叫“杞人忧天”，语见《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这个成语故事是嘲笑那些瞎操心的人。杞人忧天固然可笑，天不会塌，可天上掉石头砸死人却是事实。2013年2月15日早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上空突然掉下重十吨的陨石，震塌房屋，震碎玻璃，近千人受伤。据科学记载，陨石是常见天文现象，是小行星相互撞击而产生的碎片。“天”时刻都在掉，不过掉下的不是“天”，而是天上星星的碎片。看来杞人忧天还真有点道理，然而我们因此要像古代杞国人那样天天惴惴不安吗？当然不必。陨石砸伤脑袋的概率，微乎其微。如果每天为此日夜担心，就近乎患焦虑症了。
年轻人血气方刚，年少气盛，容易狂放不羁，出语伤人。这不好。人应该学会谦虚，要学会谦虚。谦能得人，虚能容人。要实心实意地有谦虚之情，必须懂得为什么必须谦虚的道理。不懂谦虚之道的谦虚，往往是假装的。凡是假装的谦虚都会因人而异，因势而异。“一阔脸就变”，这不是谦虚，而是虚伪。谦虚与虚伪往往容易相混。你们是哲学博士，是高学历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并不太多，你们必须懂得谦虚。
从知识角度看，我们的水平是有限的。知识的海洋，浩瀚无际，专业各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种类繁多，哲学只是其中之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众多二级学科中的一种。即使你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极其丰富，一个人毕生研究马克思很不容易，还有恩格斯，如果要精通他们二人的思想就更不容易。从纵向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人物众多，流派纷呈。我看没有一个人敢言自己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理同样如此。老实说，其中一个原理的深入探讨都可能需要多年的努力。“学业有专攻”，我们不可能全能。至少应该懂得这一点。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谦虚点，不会目中无人。此其一。
从辩证法角度看，谦虚之道就是辩证法。中国古人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尺与丈相比，当然短；寸与分相比，当然是长。长短相较而存在。懂得辩证法的人，才会懂得谦虚。水太满则外溢，器具太满则不能盛物。你们是博士生，属于有学问的人，但不是什么都能。我以太阳和月亮为喻。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月亮的清光举头可见。但即使如此，它们仍然有照不到之处。灯烛之光，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太阳和月亮相比，但它可以照到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地方，例如桌子底下、地窖中或其他任何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角落。这就是说太阳和月亮无论怎样普照大地，由于高高在上，都会有照不到之处；灯烛无论怎样微弱，也可以照到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地方。古人说，“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众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无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我们从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人切莫自大，自大为臭。再伟大的人，也可能有失察之处；普通人，也可能有千虑之一得。如果认为博士毕业就高人一等，这就不懂哲学。
在人际关系中，谦虚的人最容易团结人，受人尊重，而狂妄自傲的人，最不招人待见。《易经》中说，“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可见谦虚的重要性，守天下、守国、守身都离不开谦虚。老子《道德经》中以水为喻教导人们应该谦虚：“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还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我已八十多，虽然阅人不多，阅世不深，但还是看到过凡是桀骜不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要记住我对你们说的，尽力做事，夹着尾巴做人，这是谦虚而不是怯懦。
真正有学问的人是谦虚的，因为他志存高远，目标远大。费希特在《论人的使命》中讲过这个道理，他说，“学者有理由成为最谦虚的人，因为摆在他面前的目标往往是遥远的，因为他应该达到一个崇高事业的理想境界，而这种理想境界他通常仅仅是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逐渐接近的”。最骄傲自大的人，往往是最没有学问的人。最自满的人，往往是半瓶醋。半瓶醋自以为是满瓶，故称为自满。真正满瓶就不会晃来晃去。
你们现在的消费观念和水平与我的子女读大学时的消费观念和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但基本的哲学道理应该相同。消费型社会面对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如何看待消费与节约的关系问题。
按发展生产来说，必须拉动需要，特别是内需；按治国教民来说，应该提倡节约。如何找到节约与发展生产、推动内需之间的平衡点，是个难题。问题是如何区分正当消费与奢侈。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可能存在分歧。经济学家着眼于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以需要为动力，以消费促生产，而哲学家则考虑过度消费对人、人性、人的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我看来，奢靡之风和过度消费不属于拉动内需的范围，是既不利于生产发展也不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的畸形消费。它就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虽然它能增加GDP，可这种GDP是不值得夸耀的。我们应该满足人的正常需要，包括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我们应该反对拉动内需旗帜下的奢靡之风。
情不可绝，欲不可灭，但必须以理制情，以理制欲。社会越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下的牟利引导，种种煽情纵欲之诱惑扑面而来。纵欲是对民族精神的戕伐。古人都知道欲不可纵，提倡节欲。“夫人生而有情，情发而为欲，物见于外，情动于中。物之感人也无穷，而情之所欲也无极。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灭天理矣。”“夫欲至无极，以寻难穷之物，虽有贤圣之姿，鲜不衰败。故修身治国也，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
《说苑》中也反复论述到情与欲的关系：“孔子曰：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在当今社会中，我们见到一些官员和老总的自我败亡之路，无不是在财与色上栽跟斗，即败于贪财纵欲，也就是古人说的“物至而人化”。
而今的博士生毕业没有条件可以奢侈，会有一段时期生活感到紧张。我说的话，这对你们生活条件改变后有好处，也算防患于未然。
人世间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死。没有死亡，就没有宗教。宗教就是创造一个不死的世界，让灵魂继续在另一世界存活。没有死，哲学就会失去最有智慧的部分。如何对待死亡，是哲学智慧的重要部分。如果没有死亡，庄子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价值。甚至可以说，全部中西哲学中许多重要内容都会因此失去光彩。使人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全力以赴的事，可不会有任何结果。对死亡的恐惧似乎是人的本能的一部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哲学家谈论生死几千年，宗教从产生起无时无刻不要求人从死亡中解脱，向往极乐世界或天堂，可人还是愿意留在人间。可不能由此得出没有必要讲生死观的结论。
对死的分析可以有两个角度：科学的角度和价值的角度。科学的角度容易讲清楚。像庄子说的，生死如日夜之常，是自然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今天，不把死亡看做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从本质上说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恩格斯还补充了一句，“生就意味着死”。生死相依，再蠢的人、再怕死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这是铁的规律。虽然曾经有过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有过汉武帝受李少君之骗的事，但人人会死，一个也不能少，毫无例外。
对死的科学分析是容易的，是无法否认的，最难的是价值判断。既然人终究必有一死，那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贤与愚、肖与不肖、好人与坏人、穷人与富人、达官贵人与贩夫走卒，最终都是坟头一个，有什么区别呢？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也说过，死亡是终结，而且对于死者来说，一切都随着他个人的死亡而丧失了全部价值。的确，人的死亡意味着人间一切的了结。人的价值被死亡所淹没。如果按照这种死亡观，人的生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最终必有一死。可我们要弄明白，死是生命的终结，但不是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终结。不是有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死了，他还活着”。
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人人不死，都与天地同老，与万物同春，那人的生存有什么意义？何必讨论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呢？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的产生，正在于人人有死，人生短促。如何在有限人生中尽一个做人的责任，这才产生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不死的东西不存在价值问题。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生与死的意义的不同认识。所谓“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讲的就是在短暂人生中的人生意义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好死不如赖活，又是一种理解。由于人皆有死而否定人生的意义，否定对生的价值判断，两眼一闭，管它怎么说呢。如果抱着这种生死观，为善为恶、好人坏人都是一样，反正人人归于一，最终都是死。这种生死观是最无道德、最无责任、最无担当的生死观。
死，是无可逃避的。由于有死亡而看破红尘或人未死而心先死，都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如果寻求解脱，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快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如果逃避死亡，寻求解脱，实际并未解脱，因为心存解脱之心，证明仍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真正的解脱应该是既认识死的必然性，又懂得生的价值。既热爱生命，又敢于走向死亡。这才是真正懂得生与死。孔子告诉他的学生，“不知生，焉知死”，这是充满智慧的回答。死是必然的，不需要探讨，不请自来，要紧的是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只有生的伟大，才有死的光荣；若生的卑鄙，则死的猥琐。
你们正年轻，如旭日东升，正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生与死的问题没有进入脑海中，不像我这个老头子。可是你们不仅是年轻人，还是一名哲学博士。作为哲学博士，你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生死观是哲学中的重大问题。不思考这个问题，不能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你们的哲学就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