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生关于佛门的理想、发展、作为和想法,可以用四句话告诉大家:第一,光荣归于佛陀;第二,成就归于大众;第三,利益归于常住;第四,功德归于信徒。因为我一生的事情很多,说来话长,但很难得和各位见面,我就谈自己一直很执著,也是为佛教坚持的一些想法。
什么叫“光荣归于佛陀”?我们出家了,我们的中心就是佛陀,我们的目标就是佛陀,我们的生命就是佛陀。
有一次,南京向社会大众宣布,大报恩寺里发现佛顶盖骨,好多人要看。其实佛顶盖骨不是用看的,佛的骨头、人的骨头都是一样,所不同的是,佛顶盖骨应该是在我们的心里,不必去看,我们要在自己的心里去找寻。
几十年来,我曾七访印度,为什么?我要找寻佛陀。我曾到过蓝毗尼园,希望在那里能发现佛陀的一些事迹;又跑到苦行林、尼连禅河边上找寻佛陀修道的事迹;也在佛陀的菩提树下、金刚座旁多次徘徊,甚至发愿:“就让我在这里死了吧,让我能和佛陀常在。”我在佛陀的说法台前、转法轮的塔前徘徊,也曾经跪在佛陀涅槃的拘尸罗城,流泪、哭泣着不忍离开。
我究竟有没有找到佛陀?七十多年的出家生活,佛陀没有跟我讲过话,甚至在梦中,我也不曾和佛陀交会。但是我心里感受到,佛陀就在我身边。我吃饭,他跟我一起吃饭;我走路,他跟我一起走路;我睡觉,他跟我一起睡觉。
在这个世间,我觉得我没有获得什么,我只要拥有佛陀就好。所以我常叫信徒跟着我说:“我是佛。”因为佛陀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谎,不会吵架、骂人、打人,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佛,就不会抽烟、喝酒、说谎、骂人、打人。
人人都有佛性,为什么不敢承认“我是佛”?我才感觉到,我们一直寻寻觅觅,原来佛陀就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假如自己有什么好,即便是些许的好事,也要把光荣归于佛陀;时刻都想做一点好事,供养佛陀;更要礼拜、赞美、观想,在身口意里,让佛陀跟我常在。
六十多年前,在弘扬佛法的路上,初出道的我,非佛语不讲、非佛事不做、非佛的文章不写,所以我这一生,自许“非佛不作”。甚至四十多年前创建佛光山,当局给佛教种种压力时,我也奋然不顾,要叫“佛光山”。为什么?我要打起招牌,一不做、二不休,我要与佛同在。所以我教信徒唱歌,成立“佛教歌咏队”;我办出版社,叫“佛教文化服务处”,后来改为“佛光出版社”,我一切都要冠上“佛”。甚至当时有一些年轻人跟随我,我鼓励男士们身上挂一个小别针,上面要有佛像。女孩子挂一条项链,要有佛陀的相片,我就是打起招牌让你认识。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只是表示我的信仰,表示“我是佛教徒”。佛陀给我们荣耀,助我们成长,我们也是一心皈命,所谓皈依佛,皈投他、依靠他,就是与佛陀同在。
各位同学,我们要时时刻刻以佛陀为中心、为榜样、为模范,把自己能表现的,统统奉献给佛陀,所有好的都是佛陀的。一个出家人能把自己好的、优秀的供养给佛陀,与佛陀共有,那么就算不能成佛,也是一个好的佛教弟子。
佛教徒一定要强调自己的修行和信仰。过去的大德也是如此,不是要去拜佛,他不肯走一步;不是要去看经,他不点灯,佛法就是自己的生命。
在我这一生岁月里,时光迅速,对于“佛光普照,法水长流”,觉得还是不够,还在努力和佛陀相应。
假如有些许的成就,都应该归于大众。我们没有个人,佛教是讲究僧团,僧团所有的作为都强调“众”,甚至连佛陀都说:“我是众中的一个。”没有众,就没有我,这是佛法。我们一定要有团体,要有大众。
六十年前我到台湾时,孤单一人,无亲无戚,没有同学、朋友,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甚至连单衣都没有了。仰仗佛教的僧团护持我,寺院收留我,给我日后弘法利生的因缘。
曾经有一个团体到佛光山访问,跟我见面的时候,他们介绍这位董事长有三千名员工,那位董事长有两万名员工,那位董事长有十万、八万员工……后来他问我:“你在佛光山有多少人?”
我说:“我们的出家人不多,只有一千多人,但是我的老板很多,有三百万到五百万。”
他说:“哦!怎么有这么多?”
我说:“他们都是我的信徒。”
他就问:“奇怪,你的信徒怎么会是你的老板?”
我说:“一盏灯,都是他们的供养;一朵花,都是他们的成就;一砖一瓦,都是来自十方的信徒。因为有他们才有这许多,我只是他们的服务员。”
所以每次在佛光山开信徒大会,面对几千上万人时,我都说:“各位老板,欢迎大家回来。让我们向你们报告,我们这一年做了什么。”我觉得把信徒看成老板、上司、领导,没有什么不当。再说,我能办大学、报纸、电台,在全世界建几百座寺庙,都是因为这许多老板的支持,才让我有这一切事业。
所以,假如建了一座寺庙,“这是大众成就的”;出了一份杂志、印了一本书,“这是大家帮忙的”。不管哪一件事情,少了大众,我能成功吗?因此,把成就跟大众分享,让我们的徒弟也好、信徒也好、住众也好,都成为我们的领导,成为我们的上司、老板。果能如此,我想佛法是很好弘扬的,一切事业都是很好办的。
有人问我:“你怎么管理你的僧团?”“管理”在现代很流行,学校管理、医院管理、工厂管理等,什么都讲究管理。其实管理事、管理钱都还容易,管理人很难。管理人也还容易,管理自己、管理心最难。我们要能把自己的心管理好。比方说,慈悲不可少,智慧、慧巧不可少,对人的尊重、恭敬不可少,耐力、发心不可少。把自己心中的宝藏发掘出来,上供十方诸佛,下供一切大众。一切成就,都是大家的。
近年来,我们在台湾兴建佛陀纪念馆,耗资庞大。我自己老了,力不从心,应该要传承,让年轻人来接棒。但是由谁来作业?谁来主持工程?我的要求是,谁有“无我”的观念,谁就可以建设佛陀纪念馆。什么叫“无我”的观念?这个佛陀纪念馆不是为你建的,你不能说“我要怎么样”,而是“大众要怎么样”,不可以把自己掺杂到里面,要重视大众。
要重视“众”、大众。所谓众缘和合、众擎易举,有“众”,才能成功。
有一些人对我很好奇,因为我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却能拥有今天的成就。向各位坦白,虽然我常到外国,但我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日语,甚至在台湾六十几年,也不会说台湾话;念经也不好,五音不全;什么神奇、灵异,统统都没有。我所有的,只是自己心里的一些能量,我不过是发挥能量而已。我不是要向各位宣传我自己,我只是向各位告白,在成功的背后,需要自己的奉献、牺牲,要服务。你不要想拥有,你要想去布施。过去陈履安先生跟随过我一段时期,他很聪明,他跟我说:“大师,我看得出你的一切成功,在一个‘给’字。”我那时候都没有注意到。我会说“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服务(给人方便)”,因为“给”很好,给就是舍,有舍才能得。其实我也没有东西给人,只有给人佛法、信心、欢喜、希望、服务。我有一颗“给”的心,即使没有钱,我可以给你说两句好话;我没有力量帮助你,但我可以给你表示一种尊重。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给”能放光,能发挥威力,因此要“给”。
我们佛教界,过去都叫信徒“你要布施,你要喜舍,你要服务、要慈悲、要帮助人”,这都是不对的。佛法是叫我们自己“我要去布施,我要给人,我要奉献”。
我再向各位告白,我的一生,除了年少时,最近几十年来,我没有多余的钱,没有跑过百货公司,没有买过东西,我什么都不要,有什么都给人。我没有银行存款,佛光山在全世界有几百座寺庙,也没有一片土地在我名下;不管走到哪里,我只有一根拐棍,拿着就走了,甚至有没有换洗的衣服我都不重视;我一生没有用过锁匙,房门也不锁,也没有抽屉,也不开橱子,我不要许多形相上的东西,但我真的没有吗?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我的。“以无为有”“以不要为有”,就是我的人生观。有,有限、有穷、有尽;无,无限、无穷、无尽。
不过,财富也不一定是金钱,思想、智慧、慈悲、耐力、精神、欢喜,都是财富。甚至不要说我,应该说我们出家人,只要自己提得起、放得下,我们心包太虚,全法界都是我们的。
出家了,我们还需要世间什么东西?家庭有家庭的经济,不需要我们负责,我们又不结婚,既然出家,除了佛教给我们弘法利生的使命,我们还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世俗也有所谓的“点滴归公”,所以,我们一切都是常住三宝的,都是公家的,我自己什么都不要。
“不要”不代表“没有”,我有一次到大陆来,坐下午的飞机,中午出席一场告别式。我是不做经忏的,但他是我的信徒,我要为他服务。他在我车上放了一个袋子,里面有五百万新台币。念经才十分钟,怎么要五百万那么多?我叫随从的人把它拿回去,说不可以收。但是他态度很坚决,还说:“不可以给佛光山,给你自己用。”我说不必,我很富有,为什么?因为我不用。用,反而会贫穷。后来我把钱拿去做公益基金。利益是常住的,不是我们的。这个观念很重要。
台湾的寺庙常有纠纷,比方师兄弟争一座寺庙,出家众和在家众也争管理权。我有几百座寺庙,我都不管,也没有纠纷。甚至于你们哪一个要寺庙,我都可以给你。我的徒众也是一样,你们哪一个要做住持,给你做。为什么?有寺庙没有用,寺庙里又没有钱,但要有佛法;有钱,就拿去办大学、报纸、电台,去布施、救济。所以没有人要寺庙,也没有纷争。有,有纷争;无,没有纷争。我们出家人的财富,就是“无”。
当我们有了佛法的成就、荣誉、赞美时,要知道,这些都不是我的,要归于信徒。当然现在的信徒慢慢地受教育了,他们也不计较虚名,要功德或者是争什么利益,所以“无名氏”很多。但是,对于佛祖,我们以心香一瓣供养;对于信徒,我们的成就、荣誉、赞美,都是因为信徒们的播种、耕耘,才会成长、开花结果,所以这份功德,当然要归于信徒。
我们是僧宝,我们是为人服务的,我们要学习布施、学习给人。常言“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但是慈悲不光是在嘴巴上说说而已,甚至我自己慢慢体会到,这个世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我不能放弃慈悲。我只要心中拥有一点慈悲,我就要给信徒,我就要“给”。
所以你们如果问我一生有什么奇特,都没有,就只有刚才简单的四句话:我的光荣给佛陀,我的成就给大众,我的利益给常住,我的功德给信徒,所以潇洒、解脱自在。人生不必追求往生,也不必追求将来要涅槃,把握每一个当下,活得自在,时时刻刻都欢喜快乐。
星云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