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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公元前6世纪，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成道后在灵山法会上拿出一朵花，面对大家一言不发。听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只有弟子大迦叶会心地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佛便高兴地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传予了大迦叶，大迦叶也便成了禅宗的始祖。又传承了多少代后，菩提达摩于北魏时东入中国说法度众，开创了中国的禅宗，此后，“禅”在中华大地上又发展为北宗神秀和南宗慧能两支。时至今日，由南宗派生出的“五家七宗”仅有临济、曹洞两个宗系得以传承。而星云大师正是以禅风自由而著称的临济宗门下第四十八代传人。要追溯这其中的因缘，还要从大师的童年说起。
王鲁湘： 大师今年已经是80了吧？
星云大师： 整80岁。
王鲁湘： 那大师入佛门有多少年了？
星云大师： 我12岁出家的，68年了。
王鲁湘： 大师，听说您童年时，由于父亲在外经商，母亲常常带着您在家里拜奉财神、观音，您的外婆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星云大师： 外婆是一个很慈祥、很随和的人，而且她负担着家里的责任，同时也很勤苦。因为她在神道教修炼，所以也有一些功力，那时候她常常晚上过夜练功，肚子里面哗啦哗啦地响叫，喉咙里也发出声音。我问外婆为什么会发出这声音，她说这是功夫。
王鲁湘： 大概就是气功吧？
星云大师： 什么功夫我就不知道了。不过等到我出家多年之后，我发现那些老和尚，还有我的师父，他们的肚子都不会叫，这些都是有道高僧，难道他们都没有功夫吗？于是后来再遇到外婆的时候，我说你肚子叫，对于生死能了脱吗？对于烦恼能减少吗？对于迷惑能开智慧吗？能明白吗？
王鲁湘： 那她怎么回答您呢？
星云大师： 她茫然。看到她茫然我就很得意：你看你修炼了几十年，我才问你几句话，你就不会回答。我当时就是这样得意地想的。后来我感到很对不起外婆，不管怎么样，她专注尊重人生的体能啊，虽然不是内心修行，但体能上能有一些变化，这也很难得嘛，为什么要去破坏它呢？所以自己一直对外婆很抱歉。
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的血腥屠城之下，成为了一座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一年之后，小星云跟随母亲来到这里，打探父亲的下落。也许是宿世佛缘，这趟旅行改变了星云一生的命运，当时年仅12岁的他毅然投入空门。半个世纪之后，在星云大师的资助与鼓励之下，著名油画家李自健先生创作了一幅名为《1937·南京大屠杀》的油画，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王鲁湘： 我想这幅画的创意应该来自于您，因为画中有个很引人注目的形象，就是一位僧人，他站在画的一边，面对这个奇惨无比的大屠杀景象。请问画面中那位年轻的僧人，是不是您的身影？
星云大师： 当然不是我，这个形象是李自健自己创造的。
王鲁湘： 您12岁出家时应该是1939年，当时正赶上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出家的？
星云大师： 就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我的父亲在大屠杀中与家人失散，我在1938年去寻找他，但始终没有音信。就这么一个因缘，遇到一个陌生的出家人，他说小朋友你要做和尚吗，因为我受外婆的影响，对于“做和尚”这句话不生疏，我就随便答应他了。不过答应也不是说立刻就要做和尚，只是有这么一个打算。
后来过了一会儿，有个大和尚来找我，他就是我的师父志开上人，他很慈悲很祥和，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讲：“小朋友，听说你要出家做和尚，你就拜我做师父吧。”我当时一想，刚才是我说要做和尚的，话已出口是不可更改的啊，于是我就说是的。他说你要出家必须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啊，我就去找了母亲，说自己要在这里出家。母亲不答应，说我带你出来，如果你不回家，家人、亲戚、邻居都会笑话的，我没有办法交代。我当时很难过，说不行，我已经答应了。最后我跟母亲一起来找我的师父。师父善于言辞，也很客观，他说小孩子要念书，做和尚也可以念书啊，母亲一听到念书，就妥协了。几十年之后，我也曾经追问过她：“当初你那么快就答应我跟师父出家，是什么原因？”她说：“听说你要念书。家里贫穷，也不能栽培你，出家可能也是另外一条道路啊，我不能阻碍你的前途，只好这么答应了。”
王鲁湘： 也许正是您母亲的这种坚毅隐忍激励了您。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在栖霞山上的故事。
星云大师： 栖霞山有禅堂，我们在禅堂里面参禅，还有理学院，我们在那里读书。常做的事情有很多，打柴、挑水，还要做工，所以工、勤、读通通都有。那时候小孩子都有勤劳的性格，乐此不疲，所以每天的日子都很好过啊！
王鲁湘： 听说您在15岁受具足戒的时候要烧戒疤，也就是烧出一个大洞，那应该是很疼很疼的，有些人受不了都会晕过去？
星云大师： 这个倒不会，因为那个时候有信心。我有信心、有决心将此身心供奉给佛祖，有了这个决心，所以疼痛就不是问题了。不过那个时候，临济宗是很专制的，常常打骂人。
王鲁湘： 就是人们说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星云大师： 不过现在知道那些老师都是很慈悲的，打人骂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你有仇恨，他是为了慈悲，故意地影响你、委屈你，让你在无理无情之下成长，这样将来到了有理有情的环境中，你还会不成功吗？
王鲁湘： 看得出星云大师对老师、对栖霞寺都是非常有感情的。听说有一次大师得了疟疾，您的师父知道后托人送了半碗咸菜给您吃。在当时，连年战火、民不聊生，栖霞寺更是一贫如洗，这半碗咸菜可以算得上是珍馐美味了。星云大师含着泪把这半碗咸菜吃了下去，内心非常感动，念念不忘师父对自己的善待，发愿一定要好好地弘扬佛法，用这样的一份心情，去报答师父对自己的关心跟照顾。
星云大师： 报答师父那是应该的。当时沦陷区的大学、师范、中学都撤退到大后方去了，很多的书留落世面没有人要，我们就把它抱回来，一分一秒地读书学习。这一点上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她识字不多，但我们念错字时她会纠正我们，告诉我们正确的句子该怎么念。我从她那里学会了几个字，看书方便很多。另外也要感谢三宝加持，让我在书和禅中找到了人类的生命。
1981年，54岁的星云大师终于在日本东京见到了阔别40年之久的母亲，弟子们亲切地叫她“老奶奶”，从那时起，大师常常带着“老奶奶”周游世界各地，为佛光信众讲经说法。
王鲁湘： 听说您的弟子们都叫您的母亲“老奶奶”，您也常常带着“老奶奶”周游世界各地，为佛光信众讲经说法，是这样的吗？
星云大师： 那是一次信徒聚会，大概有两三万人聚会，我就说：“我要出去讲话了，你在里边坐。”她很失望的样子，以为我要离开她了，又不知道要离开多久。我就说：“我出去讲话啊，你敢讲吗？”她说有什么不敢。我心里想，第一次到台湾，跟信徒见个面也好，就让她去跟信徒讲几句话。我母亲是大家闺秀，很有风度的，也非常的镇静，她跟大家举手示意，说：“各位信徒，你们跟随你们的师父信佛，将来成佛。我来台湾，也没有什么礼品送你们，现在只有把我的儿子送给你们吧。”
王鲁湘： 好像台下2万多人都非常热烈地鼓掌。
星云大师： 大家听了这句话很意外，也很感动。
如何去降服痛苦，获得欢乐，这是每一个世人都想追求的。当年佛陀释迦牟尼创始佛教，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相传，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是一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王子，但是他却有感于现实和人世的无常，并不想继承王位，反而对探讨人生痛苦的原因以及摆脱痛苦、获得解脱的途径和方法热衷不已。为此他抛弃了宫廷的舒适生活，一个人来到森林中，走上了出家修行之路。后来几经周折，他终于大彻大悟，解脱成佛，并创立了原始佛教。
王鲁湘： 佛祖当年也是因为考虑到人生的四苦，才发愿要普救众生，然后出家创立了佛教。在您看来，佛教的根本宗旨是什么？作为一种宗教、一种学术，或者一种智慧来说，佛教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星云大师： 释迦牟尼佛的主要目标是四教立心，对人进行教化，所以我想整个佛教的宗旨是为了让出家人离苦得乐。
王鲁湘： 佛教理解的苦与乐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星云大师： 在人世间，苦是人的一种真实的、现实的情况，比方说社会上有刀兵水火之苦，家庭里有爱恨情仇之苦，身体上有生老病死之苦，内心中有贪嗔愚痴之苦，所以大自然界也给予我们一些痛苦。当然，佛教不是以苦为目标，苦是一种情况，主要的是能够降服苦，能够以终苦为乐，所以佛教有很多终苦为乐的梵文。所谓乐，就是能自在、安心、平安、获得欢喜、获得逍遥，觉得人生和世界都很有意义。
王鲁湘： 过去我接触过一些僧人，也接触过一些佛教信徒，他们好像是把更多的信佛的精力放在生命结束以后，也就是关注死后的世界和这种轮回，反而把当下人生的种种事情放弃掉了。我读过太虚大师等高僧的一些著作，他们对中国佛教的这种状态，特别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信徒格外关注死后的世界这样一种状态，似乎不太满意。
星云大师： 人生当然有过去才有今生，有了今生也有来世。如果获得了今生，光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那就太遥远了，也不切实际，所以真正的发奋是活在当下，把当下的问题解决。现在的问题不解决，将来怎么解决呢？因此我们倡导人间佛教，也是佛陀的佛法，就是不偏重于神灵的、死后的世界，而是侧重于在现实的人生中去做事情的境界。
纵观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东汉的依附、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唐的鼎盛和宋元以后的衰微这四大时期。而近代以来，鉴于佛教衰落的趋势，一批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努力，其中“人间佛教”的提倡，开创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时代，而它的最早提出者，便是著名的太虚大师。
王鲁湘： 看到星云大师我就想起近一百年以来最著名的大师之一太虚大师，我觉得您在种种方面都可以说是太虚大师的继承人。太虚大师最早主张佛教改革，而且还提出佛教应该是一种人间的佛教、人生的佛教。
星云大师： 太虚大师是我最景仰的人。他提倡人间佛教，主张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适合现代佛教的需要。
王鲁湘： 太虚大师一生为这三大革命奔走呼号，而且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国非常困顿、苦恶，因此太虚大师认为佛教本身有一定责任，因为它没有承担起关注现实人生、拯救世逆的使命，所以太虚大师希望佛教界通过改革来承担起这种使命，使佛教重新回到人间，可惜毕生没有成功。您对太虚大师的这种作为有什么评价呢？
星云大师： 太虚大师的思想对于他生活的时代而言很新，加上他只有一些理论，没有寺庙这样的基础，所以难以成功。而且他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佛教界的反对。
王鲁湘： 好像元音法师等老一辈僧人就和太虚法师的意见不同。
星云大师： 是的，我也是一样，旧有的佛教也反对我。不过我的性格不是跟人对立的，我喜欢跟人相处，喜欢用慈悲。慈悲没有敌人，用慈悲容易感化人，用慈悲最后必定能胜利。我有四句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行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人生最大的美德是慈悲。所以宁可没有才干、没有学问，但是不能没有慈悲，慈悲心才是真正的美德。慈悲是没有敌人的，我们要给人欢喜、信心、希望、方便，这就是“四给”。
王鲁湘： 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包括对佛教进行改造的勇气，最后由您在台湾帮他实现了。
星云大师： 这也是我在成长嘛，一方面我也需要往前走啊，另一方面也感到这个时代的脚步不停，我必须要为佛教增添血液，重整佛教的生命，面对世界。不论是小乘的、南传的、大乘的、藏传的、中原的佛教，人间佛教就是要把最原始的佛陀时代到现代的佛教，融合起来，统摄起来。我们提倡人间佛教，实践布施、利行、同事、爱语，这才是今天人间及社会所需要的佛教。
明朝以后，曾经盛极一时的佛教在统治者的打压排挤下退隐山林，加之诸多寺院僧侣腐朽成风，到民国时期，佛教已成了“西学东渐”思潮里“封建、落后、迷信”的“集大成者”。又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处于末路关头的中国佛教亟待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在此时，刚满弱冠之年的星云就提出“不要想佛教能给我什么，要想我能为佛教做什么！”1949年，时任南京华藏寺监院的星云，带领僧侣救护队由南京出发，准备到上海登船，奔赴台湾。
星云大师： 刚到台湾，人地生疏，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救护了。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老和尚收留我，让我做他的秘书，帮他写稿，就这样在台湾住下了。在宜兰弘法期间，我也经常到台北编辑杂志。从《人生》《今日佛教》到《觉世旬刊》，前后有数十年的时间。每次从宜兰出发，要经过21个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车乘坐下来，鼻孔里经常都是黑黑的炭灰。
王鲁湘： 当时，台湾的民众几乎没有佛教的概念，老百姓虽然拜观音，但同时也会拜土地神、妈祖等等，一些佛教寺院甚至神佛不分，在殿堂里供起神像。但好在有一些佛教信徒很想听经文、学佛法，在与台北一山之隔的宜兰，几位在家居士会定期请高僧大德到此说法，听说您便是其中一位？
星云大师： 当时李决和老居士正在为宜兰人士找一位能讲经说法的老师来传播正信佛教，我见他慈眉善目，诚意殷殷，又见乡野僻地无人肯去，便一口答应。到达之后，只见在一个龙华派的小寺院里，有三家军眷各据一方，只剩下小小的一间佛殿。他们在佛殿旁边为我设立一个床位，要我留下来讲经，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王鲁湘： 当时的宜兰交通闭塞，经济条件更与台北相去甚远，凡是之前到过宜兰讲经的法师，便都喊着下不为例了。
星云大师： 我一去，那边就有信徒，就是一些年轻人来跟我学习文学、佛学，因此我觉得这是前途，这是希望，这是未来。虽然很穷，物质缺乏，但由于在那里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都很认真，很和睦，所以我很喜欢宜兰，一住就是几十年。
王鲁湘： 1955年，您发起了环岛弘法活动，宣传影印《大藏经》；在宜兰，您还主办了布教大会，热热闹闹地扎起弘法的彩车。在此期间，您还常到台湾的南部讲经说法，并先后设置了高雄佛教堂、佛教文化服务处。听说那段时间您一直在宜兰高雄两边跑？
星云大师： 从大陆到台湾去的出家人，大概有一两百人，都集中在台北，因为台北外省人比较多，语言比较通达，台北人的水准也高一点。相比之下，南部没有人去，因为那里语言不通，生活也比较落后一点。我去了那里以后，感觉到人情味很厚，我很喜欢那种本色的生活，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后来他们留我在那里，办佛学院、办学校、开山创丛林，就这样一步步做起来了。
王鲁湘： 实际上，您到台湾之后也遇到过很多的诱惑，但是您一直以改革佛教、弘扬佛法为己任，一直坚定不移地在佛教改革和佛法弘扬上走着自己的一条路。
星云大师： 当时有人看到我会舞文弄墨的，就来要我做编辑、做记者，那个时候因为穷，无立足之地，所以确实容易被诱惑。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有根基的，这个出家是不能回头的，“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连一个出家人都做不好，还要去做什么其他事业呢？所以我念念于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和尚做好。
中国是一个讲究修身养性、崇尚人伦道德的民族，五千年来，百家诸经无不推崇勤俭、忠义、守信、谦让、孝顺为美德，多少古圣先贤更是以之为修养、为传家宝。其中，更将“忍”视为人生最大的修养。在佛教，“忍辱”更是菩萨必修的德目之一。
我们反观今日的社会，种种乱象的根源，多是不能忍：忍不下一口气，于是恶言刀枪相向；忍受不了他人的春风得意，于是嫉妒诬陷；因不能忍受各项压力而放弃人生；因不能忍穷忍苦转而投机取巧、欺瞒诈骗。可以说，芸芸众生整日在不能忍当中汲汲营营、费尽心力，把生活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所以说，忍不但是人生一大修养，是修学菩萨道的德目，也是过快乐生活不可或缺的动力。
王鲁湘： 台湾有一部电影叫《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大师有一篇文章《我就这样忍了一生》，借用这个题目改了一个字，我读了以后觉得很有感慨。您年轻的时候，身处乱世，刚到台湾，孤身一人面对当时混乱的时局，这些时候固然有很多需要忍的事情，但是后来，当您已经成为大师，在信徒百万的情况之下，却说还有更多比以前更需要忍的事情，这让我有些不解，这时的忍是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来理解呢？
星云大师： 这样的忍是一种力量、一种智慧、一种担当。能忍才能化除一切问题，所以人在修行，第一需要学习的就是能忍。佛教讲忍，有三种层次：第一是生忍，就是为了生存，我必须忍受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饥渴苦乐，不能忍耐，我就不具备生活的条件。第二是法忍，是对心理上所产生的贪、嗔、痴、我见，能自制，能自我疏通、自我调适，也就是明白因缘，通达事理。第三是无生法忍，是忍而不忍的最高境界。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是个平等美好的世界，我能随处随缘地觉悟到无生之理，所以忍就是能认清世出世间的真相，而施以因应之道，这是一种无上的智能。对每一个人来说，忍都是不可少的。
王鲁湘： 您对忍的定义让我特别受启示。忍首先是一种大勇义，其次是一种大担当，最后还是一种大慈悲，实际上也就是佛教经常说的“忍、智、勇”这几个方面的集中表现，是方方面面的修行都达到某一境界之后，才能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忍。请问星云大师一生所忍的事情当中，有哪些是不得不忍的？
星云大师： 忍并非懦弱、退缩的压抑，而是一种忍辱负重的大智大勇，是能认识实相、敢于接受、直下担当、懂得化解的生活智能。好像是一位父亲回家，小孩子说“爸爸，你跪下来给我当马骑”，爸爸就很欢喜，但如果是别人提出要把他当马骑，他可能就会生气。因为面对自己的儿子时，他知道这是我的儿子，他爱我，我也爱他，他要我这样都是出于好意，所以我就很欢喜。
王鲁湘： 佛教所说的“忍”字和现在民间所说的那种带有一点犬儒哲学的“忍”相比较而言，比如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韩信忍胯下之辱，再比如“忍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等，是否有一些区别？
星云大师： 是有区别的。我们看过去的侠客，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苟且偷生，这其中就包含了忍的功夫。忍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大智慧、大力量、大勇敢。忍并不是说你骂我我不敢回口，你打我我也不敢还手，那是胆怯和懦弱的表现，甚至说明我也是一个坏人。因为对方给我一拳，甚至说把我杀掉而我没有任何反抗，这样的话对方会有因果，会有责任，会有负担。
王鲁湘： 谢谢大师，这对大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示，因为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中有很多关于忍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中的忍所包含的境界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
星云大师： 比如说忍气吞声的忍，它忍之于口，虽然不回答你，但是面色不好看。对于更有修养的人来说，忍之于面，脸上也是微笑的，但心里是不高兴的。你再忍下去，心里也很释怀也很不计较，当是儿戏一样，忍一口气风平浪静，这样也有很多好处的。
王鲁湘： 这个忍字和佛教当中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联系呢？
星云大师： 所谓的“退一步”，有时候要退步，有时候要向前，要看事情需要向前还是需要退后。
2006年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宗旨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就是要争取人类的一个“新六和”的愿景，即“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最终共同致力于一个和谐的世界”。此次论坛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合”之意，十分契合当今世界各国探求以和谐与合作为特征的世界永久和平之道的时代潮流，意味隽永、值得赞美。从论坛的宗旨不难看出佛教重视心的建设，倡导和谐与稳定的主张，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不谋而合。
王鲁湘： 星云大师，您觉得中国召开这样一次论坛，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星云大师： 我们希望政治界的人物要对佛教加深了解，因为佛教徒就像一个公司的员工，我只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就行，至于上面的董事会，上台下台我都不管，所以佛教徒不犯政治，不参与政治上的事务。现在的中国，政治成功，经济增长，社会安定，建设十分伟大，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人心怎样维系，社会秩序怎样建设，这时佛教可能会派上用场。
王鲁湘： 江泽民先生提出“与时俱进”，而佛教在对社会的贡献方面也是与时俱进的。您这一生的弘法事业，一直做的实际上也是与时俱进的事情。
星云大师： 不敢当。
王鲁湘： 您不断地让佛教适应我们现在的社会，解决一些当下的问题，包括利用很多当下的手段。请问您对我们中国的佛教，特别是内地的佛教，在与时俱进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星云大师： 现在佛教的与时俱进要从教育下手，要办佛教学院，要让僧才去念大学。没有人才，没有教育，光是一个躯壳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所以我自己办了好多的大学，我尽力培养僧才，让出家人有在北京大学毕业的，有在南京大学毕业的，我想他们出来了以后，在各个大学教书，既年轻，又有教育学术素养，这便为弘扬佛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人师表不仅仅是学问高人一等，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的人格道德做起，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不断地培养弘法人才，也就是“传教士”，这些人是不能跟一般人等而视之的，他们必须要具备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条件，得到更多的重视。
王鲁湘： 在我们的印象中，总以为僧人是在人生遇到困难、迷惑，或者是在绝望中出家，到寺院里逃避现实，其实这种认识并不正确。僧人出家就是要学习佛陀释迦牟尼，舍弃常人难以舍弃的欲望和诱惑，奉献自我，普度众生，忘我地投入社会，教化世人。事实上，出家人比我们常人更有着一种大丈夫的勇气和胸怀。
星云大师： 不敢当。出家人的责任一是弘法是家务，二是立生为事业。出家人一定要行菩萨道，所谓菩萨道，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如果一个人既不能上求佛道，又不能下化众生，那么他就不是菩萨。菩萨就是一个佛教徒，就等于做学生一样，大学生小学生不同，大菩萨小菩萨也不同，但都是菩萨。所以出家人要发菩萨心，这里的发就是开发，要开发我们的心田，开发我们的心地，地多了，田多了，就能种五谷，就能起房子，就能发财。所以发心、心地建设，这些都是出家人要做到的。
世界上的任何事业，如果缺少了年轻人的参与，将注定没有前途。佛陀释迦牟尼修行成道时，年方35；大名鼎鼎的法师唐玄奘去往天竺取经时，也才26岁。近几十年，佛教在台湾振兴，星云大师身边的年轻人同样功不可没。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寓传教于活动”的创新弘法形式才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佛教才逐步走向社会，深入人心。这些年轻人，对佛教的前途有着责无旁贷的使命感，而星云大师则更具有划时代的想象力和创意，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弘法之路。
王鲁湘： 星云大师深谙年轻人追求时尚的心理，便利用新科技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您就将幻灯投影仪用到了弘法的课堂上。在宜兰，大师又相继开办了一些长期的佛教事业，如幼儿园、学校，请年轻人来当教师；办佛教出版社，给年轻人学习各种文化、学做文章的机会。当他们参与进来后，自然就会觉得这里有他们的天地，便会全身心地发展起这项事业。
星云大师： 我知道佛教需要青年，佛教也本来就是青年的佛教，你看神明、诸神、城隍、玉皇大帝等，他们都有胡须，但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弥勒佛等都没有胡须。
王鲁湘： 都是青年的法师。
星云大师： 都是青年的样子。
王鲁湘： 回想20世纪60年代，在民风质朴的台湾宜兰，您这样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又为人热诚的年轻和尚，一定是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听说您到邮局去打电话的时候，邮局里那些接线生都是一些女生，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作来看您？
星云大师： 也不全是女生啦！不过那边有一条路叫中山路，我经常要上火车来去那里，走在那条路上，很多的店家确实都站到门口来看一看我这个和尚。我想大概是由于他们没有见过这么年轻的和尚，也没有看过走路这么有威仪的和尚，所以很好奇。不过等到我在那里常住了以后，大家都认识了，都如同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对我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中国佛教到了今天，能以这样一种姿态呈现在世界的面前，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回首我国明清两代，由于政治上的压迫，佛教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停滞、低迷期，转而变得世俗化，许多宗派更是名存而实亡。但可喜的是，虽然中国佛教几经沉浮，可它非但没有灭亡，反而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太虚大师、星云大师等一批高僧的呼号和努力，更是前所未有地让佛教跨洲越洋，推向了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世界。
时至今日，星云大师所创办的杂志刊物，创建的道场寺院，以及电台电视台、美术馆、出版社、基金会、医院等等各种组织遍布世界六大洲，信众更是百万有余。在大师的梵呗赞颂团里，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了黑人和白人的身影。这无疑显示出中国佛教的发展和复兴，正进入又一个高潮。
王鲁湘： 星云大师在弘法过程中间使用了前所未有却又通俗易懂的方式，您是最早利用现代传媒手段、科技手段的高僧。比如您借助电视、舞台和美术等手段，将足迹踏至世界各地，真正将佛教带向了人间，并且由于您使用电视弘法，还曾获得过台湾的金钟奖。您还举办了梵呗音乐演唱会，组织了佛教音乐的演唱队，而且已经演唱到全世界，将古老的佛教梵呗唱音，带到了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社会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星云大师： 我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想要把佛教介绍给别人，但是直接给的话难免显得枯燥无味，这样别人是不会接受的，所以要通过艺术、通过传播、通过教化。你刚才讲了，我在电视电台里面做过小说广播，我也拍过电影、电视，搞过唱片，成立过歌咏队和文艺班，带动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去学习佛教的梵呗唱音。我带他们到悉尼的歌剧院，到纽约的林肯中心，到洛杉矶的柯达戏院，甚至到过皇家戏院，如此一来，年轻人增加了见识，我也能把佛法普及出去，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王鲁湘： 是的。因为佛教的希望应该也是在年轻人身上，而您的这些形式恰恰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所以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间，您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也正是当年太虚法师所期盼的。当年太虚法师到日本和其他地方考察，他发觉有责任、有义务将全世界的佛教联合起来，同时把中华佛教弘扬出去，不过这些在当时只是停留在设想阶段，并没有做成。而您现在正是将佛教真正推向世界。您在世界很多国家，不论是传统佛教国家，还是没有佛教基础的国家，都建立了学会、寺院和道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设立在美国洛杉矶的西来寺，这应该是美国最大的一座中国寺庙。请问您向西方世界大力弘扬佛教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要在以基督教为传统的西方社会弘扬佛教呢？
星云大师： 文化是需要交流的。过去美国人到我们中国来，也兴办了很多大学，像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我觉得不到美国去办一所大学，岂不是有来无往？所以我在那边办了一所西来大学，并且得到了美国国家的承认。另外就是修建寺庙，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有这样的需要，而佛教正是应人的需要产生的，我们自然要救助人们的需要。比如现在美国的西来寺、澳大利亚的南天寺，还有非洲的南华寺，这些寺庙的规模都很大。其实寺庙的规模大小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里面所做的工作。来这些寺庙的当地人很多，本土化程度非常高，以南天寺为例，每天至少有50到100个澳大利亚人来做义工；再比如在西来寺，每次受戒皈依的信徒中，外国人至少占到三分之一。这样下去，或者50年，或者100年，我们也能将佛教推动到跟这些国家的基督教同等重要的地位，让更多的人选择它、喜欢它。
王鲁湘： 星云大师，刚才您说到在美国建立西来寺是让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东方的佛教智慧展示给西方人民，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智慧，另一方面也能让西方的芸芸众生在佛教的精神、佛陀的精神的指引下开悟。请问您觉得我们的佛教、佛陀的指引对于西方的文化，特别是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当年孙中山先生说过，“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他这个观点您认同吗？
星云大师： 当今的西方社会十分重视自由和民主。佛教的持戒，像五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你守持了五戒就不犯法，不犯法就能自由。所以我们佛教的戒律合乎西方的自由精神。另外民主，皈依三宝（佛、法、僧），人人都是佛，大地众生与佛平等，所以佛教和西方的自由平等的精神是一致的。至于科学，佛教是很科学的，因为佛教讲天文地理，讲人生，而不讲怪力乱神，也不讲无缘无故而得。比如说佛教讲因缘，所谓因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人之间相敬相爱、相争相逐、相善相恶的种种关系。这是非常科学的，因为科学研究一件东西必定具备很多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成事。所以佛教的教义现在很容易被西方人士所接受。
1964年，星云在高雄寿山寺内创办了寿山佛学院，招收了二十几名对佛教兴趣浓厚的青年。没想到，第二届、第三届过后，学生日渐增多，寿山寺已容纳不下了。星云随即决定，选址高雄县境内的大树乡麻竹园，开创佛光山。因此，开创佛光山，并不是要建立庙宇，而是为了兴办教育。现如今，佛光山本山规模宏大，拥有众多的建筑物，而其中最古老的建筑物不是寺庙，而是学校。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佛光山已是台湾最大的佛教道场和信众最多、最负盛名的佛教圣地。然而，42年前，这里本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山，由五座形如莲花瓣的小山头组成。慈惠法师第一眼看到这块地时，觉得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建道场，认为师父买这块地只是出于对濒临破产的原土地主人的慈悲心。
王鲁湘： 当时选择了一个湖来建佛光山道场，但是后来为什么放弃那个地方，而选择了更艰苦的山区呢？
星云大师： 本来是选在澄清湖，都已经要把那块地买下来开建了，这时有一位学生，在我们要签约的时候很欢喜地在旁边讲：“哎呀，我们在澄清湖建寺庙，以后“蒋总统”来都要到我们这里来看啊。”我一听，哎呀，我是借了这个澄清湖的光，所以“蒋总统”会来。我说不必，我有佛光，不要在澄清湖建了，到边远山区，佛光自然会引导着有缘人前来的。
王鲁湘： 不能本末倒置。
星云大师： 后来就选了这块不是很好的地，当时这里是一个没有人管理的地带，叫做麻竹园，土壤都是沙石，都随水土流失了，到处都是深坑，很乱很不平。不过没有关系，人定胜天。我们先把它填平，在上面种植树木，保护这些水土，不让它们继续流失。几十年来，我们对着一块没有用的荒山，可以说用了移山倒海的力量，把这个地平好做好，一栋一栋地慢慢盖房子。
王鲁湘： 当时，您心目中新的理想的佛教寺庙，应该是什么样的？
星云大师： 教育是本山一直不断努力的最大目标之一，也是本山开山最大的宗旨。因为本山不只是在教育方面有实际的教育机构，以及对信徒的教育活动，本山最大的目标是将佛光山建设成为学校化的十方丛林。如同极乐世界，微风吹动，鸟鸣水声，都在宣说法语一样。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目前比较显著的就是净土洞窟，那是将一部《阿弥陀经》，用艺术、美术、灯光、雕刻及音响等多门类艺术样式表现出来，为信徒游客解说。
王鲁湘： 今天的佛光山，占地百余公顷，气宇轩昂的殿堂院舍比比皆是。您是怎样在这里做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
星云大师： 一个理想的佛教世界，不仅是庄严圣洁的超然之境，而且也应当是佛说的欢喜自在、方便善巧，甚至是宾至如归的人间乐土，而不是教人望而却步的畏途。人间佛教不仅要明心见性，觉悟众生，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不离生活、不离现世、不离人生。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一句话：以人为本，就时间、空间、人间三问而言，重视此时、此地、此人。
王鲁湘： 整个佛光山最突出的标志，是一座高32米、由水泥铸成的金身接引大佛。请问大师，建这样一座大佛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星云大师： 以前有人批评佛光山的佛像用水泥制造，是一种粗糙的水泥文化。但我觉得建筑材料与时俱进，有所谓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如今已经到钢筋水泥的时代了，舍此他为，不亦怪哉！更何况我一生办事主张“要用智慧庄严，不用金钱堆砌”。我也可以用金、银、铜、铁来雕塑佛像，但如此一来，其他重要的建筑就无法进行。这么多年来，朝山的信徒心里拜的都是佛祖，而不是水泥，为什么有些人千里迢迢来到佛光山，却只看到水泥，没有看到佛祖？因为“毁谤”暴露了人性的弱点，正好成为我们的借镜。
王鲁湘： 您曾经说，盖佛光山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但是盖了篮球场特别有成就，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星云大师： 我喜爱篮球等运动，在佛学院就读时没有体育课程，我曾经偷偷地自制篮球架，险些被院方开除。刚到台湾时，民风保守，我带着学生去打篮球，不料学生却一直躲避。我非常感慨，我做学生时，老师不准我打球，我做老师后，学生不敢打球！这与当年台湾基督教盛行，而且正值戒严时期有关，言行有些许开放，佛教有稍许改革，均足以惊世骇俗，小至出家人戴手表、用钢笔、坐车子都会备受指摘。而我却教导学生打篮球、组织青年成立佛教歌咏队，因此更是被人视为异端，饱受恐吓。从到处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员频频监视，到大胆启用言论开放的学者讲课，被有关当局连番调查……毁谤连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愤难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来，心中又顿生动力，奋勇向前。
如今我冲破种种难关，回想过去种种，深感成功之道无他，只要凡事往大处、远处着想，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比较、计较，当因缘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现前。近五十岁时，我才在佛光山东山顶上建了一座篮球场，可说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事了！每天傍晚，我与沙弥们抢球上篮，玩得不亦乐乎。
王鲁湘： 您是在身体力行佛光山“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宗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佛教也可以如此的现代化，佛法给现代人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裨益。
星云大师： 我想寺庙必须位于社会教育的最顶端，它领导着大家向前走，是充实人生的一个精神堡垒、一个加油站，人们来加了油以后，可以在人生的前途上奔驰得更远。我也希望寺庙是一家百货公司，人们可以来这里，将文化精神的财富采购回家。寺庙还应是一个慈善机关，就力量所及救苦救难，这些都是应该要做的。就是因为有这些想法，所以才有了佛光山。到这里来的人遍布全世界，所以我们也要国际化、世界化。现在我们在世界建了几百座寺院，这些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
王鲁湘： 但是一切都是从佛光山开始的。
星云大师： 从佛光山开始。十方的因缘汇集到佛光山来，再由佛光普照到那边去。我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正如我为佛光山所订定的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我觉得肯给人的，肯服务的，肯助人一臂之力的，肯跟人结缘的，肯给人欢喜的，那就是佛的教示，佛在人间所给我们的教导。本山提倡人间佛教，坦白说，就是要让佛教落实在人间，让佛教落实在我们生活中，让佛教落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上。佛在哪里？在我的心里。净土在哪里？在我的心里。眼睛一闭，宇宙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这里。天下的人都舍我而去了，但我的佛祖在我心中，没有离开我。
四十多年来，佛光山虽然已成为海内外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漫步其中也无不感受到它的庄严肃穆、雄伟气派，但细究起来，整座山内却找不到一样昂贵的材料，更不用说稀世珍宝。慈惠法师曾想为大雄宝殿买一对10万台币的佛前装饰灯，星云大师却说，佛光山的弟子，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用金钱来堆积，要用智慧来做事，庄严可以用智慧来庄严。
王鲁湘： 有人评价，星云大师是“没学过建筑”的建筑师。像云居楼内，偌大的厅堂当中没有一根柱子，整个大厅一览无余，向上还有七个楼层，这样的结构连专业的建筑师都啧啧称奇。
星云大师： 在开山之初，我也请了一名建筑师帮我设计了一座寺院大楼的蓝图，当他将设计模型拿给我看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说道：“这栋大楼的建筑即使在一百年之后，还是很合乎时代潮流。”我当即告诉他：“一百年之后，我们都已经不在世间了，更何况，寺院建筑最重要的是庄严、实用，不在乎式样新潮。”因此后来，佛光山就没有再请过建筑师设计。
王鲁湘： 佛光山和世界佛光会，这么庞大的一个僧团组织，您是怎么把它管理得井然有序的？
星云大师： 我们这个人间佛教啊，就是给人欢喜，给家庭幸福，给社会秩序，给人间道德，慈悲为怀。这些都是好东西，买不到的，有了这些以后他们可以充实生活，充实生命，充实人生的所有。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有需要自然有志一同，于是就统统来参加了。所以他们都明白，要团结，要互相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服务。
王鲁湘： 而且大家都很爱护这个团队。
星云大师： 有志一同啊！
王鲁湘： 您在佛光山的规章制度中间，实现了现代企业的民主管理，而且您规定，佛光山的住持，任何一位均不可永久担任。您自己在58岁正当盛年的时候也身体力行，毅然将衣钵、主持之位传予您的弟子。当时很多弟子都跪求您把佛光山的事业带向一个更加伟大的前途，但是您好像就是按照规矩，坚决要照这个规矩办。这一点让我想起了美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就是一定要按照规矩来办，让制度来维护佛光山的长远。您当时是怎么考虑这个的？
星云大师： 这个也不是说我要考虑什么，不过是自然的性格、自然的道理、自然的社会规则，我只是服从这个自然的法则而已。无论什么都不是我的，这个是大众的嘛，让大家来做。我们不一定要占有，不一定要拥有，享有就好。
人间佛教不仅是根本教理的现代发展，也是佛教入世化、生活化的进一步发展。太虚大师曾说过：“中国佛教能在新世纪中成为世界性的佛学，非但要住持教理的人能够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真谛，依之以趣大乘行果，必须在人间行六度、四摄的菩萨道，以尽力推行佛教，利益人间一切事业。”如今，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向现代化快速推进，与之相应的，各种社会文化都面临着与其适应的问题。佛教也不例外，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与时俱进，把握当下。正如星云大师所说：“人间佛教的性格是重视生活的，重视人生的，尤其是在生活上注重‘平常心是道’的体验”。他强调佛教徒应有主动关心社会变迁的自觉，即所谓的“血液与大众分不开，脉搏与群众共跳跃”。这句看似描述党群关系或军民关系的话，实际上却是星云大师谈到推展佛教时对弟子的严格叮咛。
王鲁湘： 听星云大师讲佛法对所有人都是一种享受。在听讲的人中间，各种层次的人都有，但大家都觉得听得懂，听得亲切，请问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星云大师： 佛教有一个很高的理论叫“无我”。无我并不是说没有我，而是说不要执着，不要自私，不要以我为重点。要多想一想人家需要什么，大众需要什么，而不是我需要什么。对于别人需要的，我可以帮他增加一点，比如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这个“给”也是成功立业所必须的，你都不给别人，别人怎么给你呢？所以我的一生都遵循佛祖告诉我们的施舍、慈悲、给人，尽管做得不是很好，但我尽量去做。
王鲁湘： 半个多世纪里，星云大师一直潜心推进佛教的现代化、科技化，不分地域、种族，广建福田。您在台湾南部高雄县内亲手开创了佛光山，去过佛光山的所有人都会感受到这个道场的涉受力，感觉佛教有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前途。在佛光山的各个方面中，大家最受震动的一点就是，心灵在这里得到了净化和提升，而且是通过很多现代的形式和手段。请问星云大师，在现代的形式方面佛光山是怎么表现的？
星云大师： 目前的佛光山，已经成为了佛教的一个弘法基地，所以我们非常注重教育，以教育培养人才。现在办了四所大学、十几所佛教大学，另外，还有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等一系列的教育机构。除此之外，我们也办电台、报纸、出版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大藏经》进行重新标定，重新印刷，对佛教的历史文化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件比较不容易做的事情，为此我们花了几十年岁月，投注了许多人的心血。我们还成立了养老院、救济院、孤儿院，安贫救苦，使社会能得到一点温暖、和乐。
王鲁湘： 佛光山作为文化中心，有几个地方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梵呗赞颂团，它唱遍了整个世界，大家都为佛教音乐的庄严和神圣所感动。还有一个是美术馆，不论是在佛光山本山，还是其他地方，甚至在大觉寺里面都有美术馆。实际上就像佛教说的，六根的东西都调动起来弘扬佛法，这方面也是很大的一个创新。
星云大师： 我们尤其提倡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也就是声、口、意的“三好运动”，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一点推广到全世界。
王鲁湘： 您在弘法内容的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契理契机。其中契理好解释，而契机就是对各种不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接引方法，请问大师这方面是怎么做到的？
星云大师： 所谓契理容易契机难，因为机有很多种。不过，我们的寺院道场是一个百货公司，不打烊的。
王鲁湘： 24小时开门。
星云大师： 比如你的家里闹纠纷，半夜打来电话，我们也去帮着解决。你喜欢讨论佛法问题，可以到道场来；你喜欢吃素菜素饭，可以到道场来；你烦恼了，希望得到开示，可以到道场来；你要增加知识，也可以到我们的道场来。总之一句话，不论你有什么需要，不论你是什么人，哪怕你是其他宗教的教徒，天主教、基督教，什么教都不要紧，只要你愿意，总有佛法会给你办法的。
王鲁湘： 这就是所谓的“广开方便法门”。
星云大师： 是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的影响力已经漂洋过海，在东南亚、北美洲等多地都吸引了数万民众开始倾听佛法、学佛修佛。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更对这个小他二十岁的佛教改革家早有耳闻。随后在1989年，应赵老的邀请，星云大师率五百名僧信二众赴大陆探亲弘法。在一个月的行程里，大师无论走到哪里参观，只要一停脚、讲几句话，一大帮素昧平生的听众便围了上来。一时间，大陆刮起了一股“星云旋风”。
王鲁湘： 看过了台湾佛教在1949年以后逐渐地随着台湾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走向复兴，走向新生，走向世界的一个历程，我们回过来再看我们大陆的佛教。我们大陆的佛教也经历过不少坎坷和风风雨雨，现在也正面临着一个重新复兴的历史契机，在这点上呢，我觉得我们大陆的佛教应该向台湾的佛教进行学习。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佛教如何在复兴的过程中，使自己年轻化、现代化、知识化、与时俱进。这一方面，大师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星云大师： 大陆的佛教需要人才，所以要提倡教育，让教育与社会配合，让社会的有志青年不一定出家，但能从事佛教的弘法事业。这种弘法不但可以宣扬宗教，同时也是国家的道德基础。
王鲁湘： 它是全民的、国家的道德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打不好的话，在上面建起的这个大厦也不会很牢固。
星云大师： 过去孔子讲学，必说仁义礼智信。现在佛教则强调传播道德、提升人格、重视社会秩序、尊重社会的多样人性，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王鲁湘： 对，其他的东西不能替代它，法律不能替代它，甚至普通的一般的道德伦理也不能替代它。
星云大师： 今后，不管是政府、团体、宗教，还是各种文化，谁对社会进行服务，谁就能发扬光大，谁不能服务，谁就会慢慢萎缩。
王鲁湘： 大师曾经说过，说您一生中间最幸福的事情，第一是出家，第二是写作，这两件事情，您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您的著作，对世道人心有很大的助益。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佛教的三世因果，包括轮回，大师以后在轮回中间，您会选择做和尚还是选择从事其他职业？
星云大师： 当然是做和尚。
王鲁湘： 还是做和尚。
星云大师： 做和尚能给我一个为众生服务的良好机会。
星云大师一生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消除了寺庙佛教和人间烟火之间的鸿沟，把佛教从山林带到了社会，使佛教从寺庙走向了家庭，将唱颂的佛教变为了研究、学习的佛教。这无疑让佛教这一流传了2500年的古老宗教，在我们现代的信息社会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和意义。2007年9月9日，大陆的千年名刹寒山寺将一对“和合兄弟钟”中的“和平钟”送给了台湾佛光山。2008年元旦，海峡两岸同时敲响了108声祝福和祈愿，将菩提洒满人间。如今，已80多高龄的星云大师仍奔走在世界各地，他说，“忙，就是修行”。